2002年的電影《時時刻刻》讓許許多多不曾讀過弗吉尼亞·伍爾夫（Virginia Woolf，1882-1941）的人，認識了這位英國女作家。在電影裡，由妮可·基德曼飾演的伍爾夫遊走在虛構與現實邊緣，在承受著巨大壓力的同時，感到被生活所深深束縛的痛苦，內心甚至渴求著死亡。現實中的伍爾夫也幾近如此：情緒不穩定、 精神時常崩潰、試圖自殺.......在1941年3月28日，76年前的今天，她用石頭填滿口袋，投入了位於住處附近的歐塞河，終年59歲。
1882年1月25日，伍爾夫出生於英國倫敦肯辛頓，海德公園門22號的一個再婚家庭。自幼在家接受教育的她心思細膩敏感。在13歲那年，母親去世讓她第一次精神崩潰。1904年，父親也離開了人世，伍爾夫試圖跳窗自殺。同年，她開始在報刊上發表書評和散文。3年後開始創作第一部小說《遠航》，講述了一個名叫雷切爾·溫雷克的女性的自我成長與發現的故事。
《達洛維夫人》是伍爾夫最知名的小說之一，也是她意識流創作的代表作。小說描述了達洛維夫人內心複雜變化的一天：想起舊情人彼得·沃爾士並與他相見、參加上層社會的聚會但感到孤獨、默默欽佩退伍軍人塞普蒂默斯·史密斯的自殺......伍爾夫用細膩優美的筆法，將達洛維夫人及其他人的自我掙扎躍然紙上。通過斯密斯和他妻子這兩個角色，小說還展現了戰爭對人們心靈的傷害，並使他們的生活變得支離破碎。《達洛維夫人》被視為意識流創作的代表作，並曾被時代雜誌評為“1923—2005百部最佳英文小說之一”。
伍爾夫不僅是一位才華橫溢的寫作者，更是一位孜孜不倦的讀者。她曾寫過許多關於閱讀的隨筆，評述簡·奧斯汀、笛福等作家和作品。在伍爾夫看來，奧斯汀的才華幾乎是完美的，她“完成了的小說中沒有失敗之作”，特別善於洞察瑣事之中的深意。伍爾夫認為笛福因《魯濱遜漂流記》一書而受到了太多“不公”待遇：人們似乎忘記了他的其他作品。
除此之外，伍爾夫還寫過多篇文章，講述了她眼中“閱讀”這一行為的特質，以及“普通讀者”這一身份背後的含義。在弗吉尼亞·伍爾夫逝世紀念日這一天，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願意與讀者們一起，回望作為作家的伍爾夫和作為讀者的伍爾夫。
“閱讀是自由的，只要遵循自己的直覺”
1000個讀者心中就有1000個哈姆雷特，對於閱讀，伍爾夫也持這一態度。在《應該怎樣讀書》一文中，她開篇便提出這樣一個觀點：一個人閱讀只要遵循自己的直覺，運用自己的判斷從而得出結論。這也是她能給別人的唯一一條閱讀建議。她補充道，只有在這一認識上達成共識，才可以對閱讀提出見解並不影響讀者獨立思考的能力。
對伍爾夫而言，閱讀是自由的，沒有約束——“似乎在任何地方，我們都會受到規範和習俗的約束——唯獨在閱讀上沒有”。讀者不需要讓“那些穿著厚長袍、大禮服的大師”告訴自己怎樣去閱讀，或者該讀什麼書，甚至是對所讀之書的價值做出評說。不過，自由並不意味著無視一切。她也認為，讀者不能“愚昧而無知地損耗精力”，而是要“適宜而紮實地培養自己的精力和才智”。
因此，人們首先要撇開閱讀的偏見，諸如“小說應該真實、詩歌應該虛假、傳記必須充滿溢美之詞、歷史必須加強我們的偏見”之類的觀點。其次，讀者可以嘗試與作者“合為一體”，成為作者思想上的同伴和隨行者。這要求你敞開心扉，在字裡行間中的微妙徵兆和暗示中，“進入一個別人領略不到的風景”。最後，她也強調了想象力在閱讀中的作用——這是一種與洞察力一樣重要的能力，“要想充分利用小說家——偉大的藝術家——給予你的一切，你不僅要具備敏銳的洞察力，還要有非常大膽的想象力”。
伍爾夫喜讀傳記和回憶錄，這兩者對於她而言，像是為穿越到過去搭建的“任意門”：人們可以短暫地待在英國，看到伊麗莎白時代的黑暗與輝煌交替，也可以去到伏爾泰、狄德羅的面前......而在區分了過去和當下後，讀者們又可以清醒地意識到現實的處境是如何。這一切就像是經歷了一次短暫的時空旅行。透過傳記和回憶錄，人們得以看到他人的生活，並對此產生諸多像“作者的人生會對其作品產生多大的影響”之類的問題，但這亦只能靠讀者自己來解答了。
讀書有用嗎？伍爾夫也想過這個問題，但她的看法是，不需要老想著靠閱讀實現某種目的，我們更應該追求閱讀這一行為的樂趣本身：“某些事業本身不就是值得追尋的嗎？追求不就是因為其本身的樂趣，而非其最後的結果嗎？讀書，難道不就是這些樂趣中的一個嗎？”
“普通讀者”是誰，又為何重要？
在伍爾夫的措辭中，“普通讀者”是一個耐人尋味、意味深長的詞。在文集《普通讀者》（共兩冊）中，她在開篇自序中點出了這一名詞的來源及含義：“普通讀者”來自18世紀英國詩人、評論家的塞繆爾·約翰遜在《格雷評傳》中的一句話——“能與普通讀者的意見不謀而合，對我來說是非常高興的事，詩歌的榮譽，在經過所有高雅的敏感和教條主義的評判之後，最終應該由那些未受文學偏見汙染的普通讀者的感覺來判定。”伍爾夫認為，這句話定義了“普通讀者”的性質——“未受文學偏見汙染”，並使他們的閱讀和喜惡更加重要起來——“判定詩歌的榮譽”。
伍爾夫認同約翰遜將“普通讀者”與批評家、學者區分開來的做法。她補充道，“普通讀者” 沒有受過太好的教育，上天也沒有慷慨地賦予他們太多天分，這也決定了他們閱讀目的的不同：不是為了傳授知識或者糾正某些觀點，而僅僅是為了自己的快樂。在《應該如何閱讀》一文中，伍爾夫強調，讀者不用強求自己擁有少數批評家才能獲得的高尚榮耀，但作為讀者依然有自己的責任和重要地位——“我們提出的標準和做出的評判，無形地成為作家賴以呼吸的一部分空氣。”在伍爾夫眼裡，“普通讀者”的聲音不僅會影響到作者的創作，甚至可以讓書籍變得更有影響力、更加豐富。這也是她心中的“普通讀者”值得為之奮鬥的目標，正如她在《貝內特先生和布朗太太》中提到的：“作家和讀者是一個創作共同體，讀者是作者潛在的迴應者和對話者，兩者之間存在一種友好的夥伴關係，一種親密而平等的無形聯盟。”
伍爾夫對“普通讀者”的理解，與約翰遜的理解亦稍有不同。在後者眼裡，“普通讀者”群體的特點是一種共通感悟，簡單理解便是一種對是非善惡的道德感知，例如對正義的崇拜、對暴力的厭惡等等簡單直覺。伍爾夫強調的卻是“普通讀者”身上的創造力——“普通讀者”和作家一樣，擁有一種本能的創造力，這使得他們在零碎的閱讀片段中創造出了一些整體性的東西，例如某位人物肖像、某幅時代圖景或者是某種藝術原理。
跟伍爾夫學做讀書筆記
從1906年起，在伍爾夫的周圍，逐漸形成了一個文藝和學術的中心，也就是著名的“布盧姆斯伯裡集團”。集團裡包括了當時文化界的大批重要人物，諸如作家福斯特、倫納德·伍爾夫（弗吉尼亞的丈夫）、文學批評家德斯蒙德·麥卡錫等人。除此之外，哲學家羅素、詩人T·S·艾略特、作家喬伊斯等人也與布盧姆斯伯裡團體交往甚密。
在聚會之外，伍爾夫還以讀者的身份寫了一些隨筆和文學評論，這些隨筆大多收錄在1925年和1933年出版的《普通讀者1》和《普通讀者2》中。我們可以在這些閱讀筆記中，直觀地看到伍爾夫對某些作家及作品的認識和看法，從她的閱讀軌跡中發掘和感知她的價值觀和文學理念。
伍爾夫將簡·奧斯汀稱為“最完美的女性藝術家”，她覺得奧斯汀不僅能寫出眾生本相，還能道出人生本質，簡·奧斯汀與她筆下的人物更遠地拉開距離，更多地把他們看作一個群體。說到詩人多蘿西·華茲華斯，伍爾夫也對她和她的作品給予盛讚：極有寫作天賦、作品優美而真實、細節毫髮畢現......伍爾夫對笛福彷彿不太滿意，稱其為“偉大的平鋪直敘者”，但對他寫的《魯濱遜漂流記》還是給予了盛讚。這部作品讓她頗感意外，因為並不按常理出牌。在閱讀之前，她以為這是一部反思社會和人類習慣的小說，但事實證明她錯了：“它是一部傑作......處處讓我們受到挫折和嘲笑......我們只好放棄先入之見，接受笛福自己想要告訴我們的一切。”
伍爾夫常常被認為是二十世紀現代主義與女性主義的先鋒，在《婦女與小說》一文中，她談到了女性作家及女性主義寫作。對於英國19世紀初女性小說的興起，她認為這是以無數法律上、習俗上和舉止上的細微變化為前提的。在受到若干教育後，中等或上等階級的女性可以自主選擇丈夫，並在不準寫作的禁令下偷偷進行文學創作。巧合的是，當時包括簡·奧斯汀在內的4位女作家，無一例外都選擇了寫小說，而在種種社會限制下，她們的人生經驗不可避免地存在狹隘的缺陷，她們的小說創作亦無法逃避這一影響。當歐洲另一邊的托爾斯泰可以與各階層的男男女女交往，過著自由自在的生活時，喬治·艾略特卻只能迫於“未婚同居”的壓力而在郊外獨自隱居。不過，以《簡·愛》《米德爾馬契》等作品為代表的女性小說，開始“意識到女人的存在——意識到一個為婦女的待遇而憤懣併為其權利而呼籲的女人的存在”。在伍爾夫看來，這已然是莫大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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