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博物學文化》，劉華傑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
作者：楊雪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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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階博物學要從“生地”做起，二階則要從“遠方”著眼。
對“生地”的熟悉，在我們遠行時，能幫助我們辨別新土地的鳥獸草木，將異鄉轉變為心安之所。而對“遠方”博物學文化和研究方法的掌握，在我們返歸本土文化時，能激勵我們識別出它獨特的價值，建立起將之深入雕刻並推向世界的能力。
博物學（natural history）是一門對自然事物進行命名、描述、分類、編目的學問，也是一種人與自然打交道的日常實踐，包括觀察、聆聽、品嚐、採集、收藏等活動。在人類各民族的夙昔，博物學不僅是一方土地滋養一方人的知識和技術前提，還是不同民族構建其獨特世界觀和文化圖景的一項基本資源。以各種形式流傳下來的博物學文本和經驗一方面反映了人類一度賴以生存的致知模式，另一方面彰顯著文化多樣性，以及不同文化在彼此遭遇中迸發的創造性。
既然曾經存在著多元的博物學文化形態，為什麼我們要首先了解“西方博物學文化”呢？
01
西方文化塑造了我們今天熟知的“自然”概念，最早將“自然”作為一個統一的、有別於人類的對象做系統化探究。同樣，西方學者最早運用現代學科框架和方法審視自身的博物學遺產。這本《西方博物學文化》中大多數工作正是建立在上述基礎上：通過接觸西方歷史上的一階博物學記載，同時吸收以西方為主的二階博物學研究專著和評論，從技術哲學、社會學、民族誌、殖民科學、編史學、性別研究、環境哲學等角度來探析具體人物、時期和問題。
西方博物學的編史工作從啟蒙時代就開始了。在“理性”“進步”的啟蒙觀念主導下，主流對博物學文化與歷史的理解皆以積累真知、破除迷信的“進步史觀”為基調，以文明對野蠻擴張和管理的“西方中心論”為主線。到20世紀上半葉，科學史學科在誕生之初就注意到了博物學，將其歷史與近代新興的科學學科作比較，呈現出來的仍是典型的輝格史：博物學要麼為科學奠基，要麼阻礙科學發展。20世紀下半葉起，科學史領域“外史”與“內史”的分野、人類學視角的引入、福柯對歷史不連續性的哲學闡釋等等，改變和豐富了學者對西方博物學傳統的考察進路，更注重將特定的博物學實踐放置於當時當地的文化整體中去考量，將博物學作為一種平行於專門科學、具有獨立話語體系的文化現象來審視。
儘管全球範圍對博物學的研究才剛開始，但西方學術界已經積累了許多二階成果，吸納了不同的研究綱領和方法，這正是中國學者可以充分利用的資源。《西方博物學文化》主編、北京大學教授劉華傑在引言部分說，中國古代的博物內容極其豐富、分散，在缺乏參照系的情況下，要評估這些內容，並與同行、公眾達成共識和有效溝通，都非常困難。因此，中國學者研究博物學文化的更好進路是“先外後內”，釐清西方博物學的發展脈絡，學習西方博物學研究的各種範式，有了這一基礎，回探我國的博物學文化與歷史，會更有助於我們自我理解、與他者對話。
02
《西方博物學文化》的章節涉及從古希臘到20世紀的博物學內容和語境，以人物研究為主。全書24章按主題分為四編。
第一編始於西方博物學的兩位開創者：亞里士多德和塞奧弗拉斯特，二者為博物致知方式奠定了自然主義基調。這一編談及的人物均為其時代核心問題的敏銳參與者。近代早期，培根在勾勒“新哲學”時，將博物學置於基礎地位。約翰·雷的工作促成了17世紀英國博物學學科範式的形成，他的神學作品是博物學與自然神學緊密融合的典範。同生於1707年的林奈和布豐為後來者建立了標準，代表了不同的自然探索進路。19世紀的華萊士和格雷都積極迴應“達爾文革命”，在糅合進化論與自身專業中發展出獨特的政治和神學理論。
第二編從家園延伸到遠方，從主流轉移至邊緣。博物主體不僅有皇家學會主席，也有普通愛好者。參與博物不僅以帝國殖民為名號，也以藝術品位為標語。在歐洲、男性、精英主導的科學世界裡，美洲和大洋洲的博物文化衝擊著博物學家的傳統認知，公眾和女性的博物實踐促進了學科專業化和文化興盛，標示著社會整體的風尚氣質。
第三編介紹的四位美國人：梭羅、繆爾、利奧波德、卡森各有截然不同的文化身份。梭羅以“公民的不服從權利”的政治主張而聞名，繆爾以其熱情的自然寫作被後人稱為“山間的吟遊詩人”，利奧波德的生態實踐擔得起“野生動物管理之父”的頭銜，卡森在生命科學的學科體制內發表了大量專著和雜文，激發了廣泛讀者對自然的興趣。但他們最基本的身份都是博物學家。正因為其紮實的個人觀察和深刻的博物情懷，在美國20世紀的環境保護運動中，他們皆是舉足輕重的精神領袖。
第四編關注文化碰撞、乃至全球化背景下的博物交流，聚焦這一過程中圖像、媒介、教育、學科發展等方面的差異與變革，引出博物學與生態文明建設的關係。我們去理解異鄉的博物學文化，是為了反觀我們的鄉土，同樣，回望歷史上的博物學，是為了審視當下的生存境況。
03
從細節走向整體西方博物學沒有固有的“本質”。《西方博物學文化》一書無意於勾勒出博物學在西方歷史上清晰、完整的脈絡，但它吸收了對傳統歷史敘事的種種批評，在書寫中綜合了內外史視角，借鑑了人文社科方法，儘量避免時代錯置和以今釋古。
儘管該書主要由人物研究構成，但這絕不意味著西方自然知識是由遺世獨立的個體在頭腦中構想出來的。選文揭示的內容恰恰相反：博物學是不同社會地位的人協同合作的產物，是各種自然事物、機構、集體與人類反覆磋商的結果。博物學家與其他生命形式對話，與標本、圖像、實驗演示以及前人的書本對話，與陌生的異域文化對話，他（她）要置身於宮廷、協會、大學、花園、博物館、圖書館、實驗室和荒野之中，要將自己套入同行者所認同的服飾、情緒表達和人際交往模式中，要彙集多方力量來保證自己獲得知識和技巧得到承認，得到傳續。只有零散的細節研究才能揭示這些內容。
細節雖然瑣碎，但它有利於重建一段歷史“橫切面”的整體性。選文關注特定時期的博物學如何賦予時人生活以意義，如何與彼時彼地的社會習俗、技藝水平、交往策略交織在一起。知識的生產和傳播總是嵌套在一定的社會和文化條件中，這本書描述的就是這些條件的多樣性，以此探悉博物活動在漫長世紀中浸透於人類心靈與物質世界的廣度。和一階博物學實踐一樣，二階的研究也要把眾多致力於理解細節的努力蟻集起來，才有可能獲得對人類與自然關係的整全印象。
這本書不僅面向科學史相關的專業學者，也面向不熟悉博物學文獻的廣泛讀者。藉助一些有代表性的案例和故事，書中的章節反映出不同時期的人如何看待人這個物種在自然界的位置，而這種看法是每一個社會構建其道德氛圍和政治秩序的基本要素。對於每一位思考今日人類地位和倫理的讀者，這本書應是開卷有益。我們在日常生活中觀察花草、傾聽鳥鳴，或在故紙堆中翻找古老的自然記錄和博物抒懷，最終都是為了延續前人可敬的生存智慧，以新的價值觀重建博物學。
一階博物學要從“生地”做起，二階則要從“遠方”著眼。對“生地”的熟悉，在我們遠行時，能幫助我們辨別新土地的鳥獸草木，將異鄉轉變為心安之所。而對“遠方”博物學文化和研究方法的掌握，在我們返歸本土文化時，能激勵我們識別出它獨特的價值，建立起將之深入雕刻並推向世界的能力。對於西方博物學文化，我們還有無數的細節研究可以補充，而對於中國的博物傳統，有待融貫中西、理論紮實的後來者推進。
梭羅曾在哈佛畢業紀念冊上讚美自己的家鄉康科德：“你的名字將成為我在異鄉的通行證。”這句話對於一階和二階的博物學活動都將適用：博物學是我們在異鄉的通行證，上面印刻著全球化時代我們對土地傳統的珍視，印刻著對文化多樣性的理解和嚮往，印刻著中西文化深度交流的資質。
[本文選自《中國科學報》 (2019-05-31 第7版 書評)，轉載請聯繫作者獲取授權，並註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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