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縱橫》2019年8月新刊現已上市，點擊文末“閱讀原文”即可在訂閱。
✪ 汪丁丁
《文化縱橫》微信：whzh_21bcr
【導讀】何謂幸福？在物質生活需要得到基本滿足之後，中國人繼續活著是為了什麼？作者認為，中國人的情感方式與生活方式之間的持久衝突，是“中國社會基本問題”的深刻表現形式。這一問題不得到解決或緩解，絕大多數中國人的幸福感來源就只好停留在物質生活維度之內，從而導致醉生夢死的人生觀和紙醉金迷的日常生活。在傳統缺失的當代困境中，由表及裡的是中國人的生活方式，自內向外的是中國人的情感方式。我們每一個人以這兩種方式生活，或有偶然機遇，可使我們由表及裡的過程與自內向外的過程頓悟為一。但這樣的機會太少，絕大多數中國人都無緣頓悟。要過上“第一手”的生活，獲得內心世界的真正自由，就必須徹底拋棄“二手貨”的人生。
文章選自《新政治經濟學講義:在中國思索正義、效率與公共選擇》，僅代表作者觀點。如原版轉發本文，請註明文獻出處和轉載來源。
每一箇中國人其實都無法迴避的基本問題的最膚淺形式，就是其在物質生活維度的表現。著名經濟史家麥迪森（Angus Maddison）曾預測中國的GDP將超過美國。那麼，“娜拉出走之後又怎樣？”幾十年來，這個問題對我而言揮之不去，這就意味著它是一個基本問題，或基本問題的一種表達。
我們知道，每一個現代人，包括每一箇中國人，活著，並不是以國民經濟總產值超過美國為人生目標的，因為這樣一個目標實在缺乏情感價值。美國人不在乎，中國人也不在乎，英語口語就是“so what”，意思是“然後呢？”
人生而為何？數千年來，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解答，當然，由於這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故每一解答都不能令人滿意。但大約2000年前人類的體會是，如果完全不解答這一問題，就更不能令人滿意。人類也提出過這樣一種見解：活著，這一過程本身就是活著的意義所在。
根據心理學和腦科學的研究，凡有“意義”的，一定伴隨情緒的波動。我們回想康德美學，所謂“壯美”，所謂“高尚”，所謂“風雨如晦，雞鳴不已”這樣的名句，無一例外激發我們情感波動。作為對比，我們很少因為看到“1+1=2”這樣的真理而有情緒波動。
這樣，人類的經驗，按照是否激發情緒波動，可分為兩類：其一是對個人有顯著意義的經驗，由於與個人密切相關而激發情緒波動；其二是對個人沒有顯著意義的經驗，不激發情緒波動。
與個人密切相關的經驗，又可按照人性之“個體性”和“群體性”分為兩類：其一，因為與個人的個體性密切相關而激發情緒波動；其二，因為與個人的群體性密切相關而激發情緒波動。
就讓我們首先考察“活著”之為一生命過程：首先有衣食住行等物質生活的需要；其次有家庭、友誼和社會交往這類社會生活的需要；最後，還有思想和心靈這類精神生活的需要。這三類需要若不能及時得到滿足，通常激發我們的情緒波動，依照穩定性以及從物質上升到精神的順序，構成一系列心智狀態。
根據馬斯洛的研究，一個人滿足了基本的物質生活需要之後，有更高層次的需要，直到最高層次“自我實現”之需要。問題是，一個人怎樣判定自己在某一層次的需要大致已經滿足？馬斯洛後來修正了自己的研究結論，旨在解答這一難題。他指出，較低層次的需要尚未甚至完全沒有滿足時，人類也可以有慾望去追求更高層次的需要之滿足。
經濟學家假設每一個人都是“不饜足的”，這當然意味著永不滿足，不論在哪一層次上的需要。基於常識，我們明白，任一給定的需要，例如某甲晚餐時需要吃龍蝦或對龍蝦的需要，有沒有足夠的時候？當然有，邊際效用隨消費量的增加而遞減，直到為零。
我們在富裕的西方社會見到許多人，收入和財富都遠高於中國的中產階級，但他們日常的生活很簡單。還有一些篤信宗教的朋友，熱衷於教堂的各種活動，個人生活非常簡樸。此外，我在夏威夷海灘常見到一些被稱為“流浪漢”的，睡在海邊草地上，從垃圾桶裡找食物，但身邊有書，甚至是很奇怪的哲學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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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何謂幸福？在物質生活需要得到基本滿足之後，中國人繼續活著是為了什麼？作者認為，中國人的情感方式與生活方式之間的持久衝突，是“中國社會基本問題”的深刻表現形式。這一問題不得到解決或緩解，絕大多數中國人的幸福感來源就只好停留在物質生活維度之內，從而導致醉生夢死的人生觀和紙醉金迷的日常生活。在傳統缺失的當代困境中，由表及裡的是中國人的生活方式，自內向外的是中國人的情感方式。我們每一個人以這兩種方式生活，或有偶然機遇，可使我們由表及裡的過程與自內向外的過程頓悟為一。但這樣的機會太少，絕大多數中國人都無緣頓悟。要過上“第一手”的生活，獲得內心世界的真正自由，就必須徹底拋棄“二手貨”的人生。
文章選自《新政治經濟學講義:在中國思索正義、效率與公共選擇》，僅代表作者觀點。如原版轉發本文，請註明文獻出處和轉載來源。
每一箇中國人其實都無法迴避的基本問題的最膚淺形式，就是其在物質生活維度的表現。著名經濟史家麥迪森（Angus Maddison）曾預測中國的GDP將超過美國。那麼，“娜拉出走之後又怎樣？”幾十年來，這個問題對我而言揮之不去，這就意味著它是一個基本問題，或基本問題的一種表達。
我們知道，每一個現代人，包括每一箇中國人，活著，並不是以國民經濟總產值超過美國為人生目標的，因為這樣一個目標實在缺乏情感價值。美國人不在乎，中國人也不在乎，英語口語就是“so what”，意思是“然後呢？”
人生而為何？數千年來，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解答，當然，由於這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故每一解答都不能令人滿意。但大約2000年前人類的體會是，如果完全不解答這一問題，就更不能令人滿意。人類也提出過這樣一種見解：活著，這一過程本身就是活著的意義所在。
根據心理學和腦科學的研究，凡有“意義”的，一定伴隨情緒的波動。我們回想康德美學，所謂“壯美”，所謂“高尚”，所謂“風雨如晦，雞鳴不已”這樣的名句，無一例外激發我們情感波動。作為對比，我們很少因為看到“1+1=2”這樣的真理而有情緒波動。
這樣，人類的經驗，按照是否激發情緒波動，可分為兩類：其一是對個人有顯著意義的經驗，由於與個人密切相關而激發情緒波動；其二是對個人沒有顯著意義的經驗，不激發情緒波動。
與個人密切相關的經驗，又可按照人性之“個體性”和“群體性”分為兩類：其一，因為與個人的個體性密切相關而激發情緒波動；其二，因為與個人的群體性密切相關而激發情緒波動。
就讓我們首先考察“活著”之為一生命過程：首先有衣食住行等物質生活的需要；其次有家庭、友誼和社會交往這類社會生活的需要；最後，還有思想和心靈這類精神生活的需要。這三類需要若不能及時得到滿足，通常激發我們的情緒波動，依照穩定性以及從物質上升到精神的順序，構成一系列心智狀態。
根據馬斯洛的研究，一個人滿足了基本的物質生活需要之後，有更高層次的需要，直到最高層次“自我實現”之需要。問題是，一個人怎樣判定自己在某一層次的需要大致已經滿足？馬斯洛後來修正了自己的研究結論，旨在解答這一難題。他指出，較低層次的需要尚未甚至完全沒有滿足時，人類也可以有慾望去追求更高層次的需要之滿足。
經濟學家假設每一個人都是“不饜足的”，這當然意味著永不滿足，不論在哪一層次上的需要。基於常識，我們明白，任一給定的需要，例如某甲晚餐時需要吃龍蝦或對龍蝦的需要，有沒有足夠的時候？當然有，邊際效用隨消費量的增加而遞減，直到為零。
我們在富裕的西方社會見到許多人，收入和財富都遠高於中國的中產階級，但他們日常的生活很簡單。還有一些篤信宗教的朋友，熱衷於教堂的各種活動，個人生活非常簡樸。此外，我在夏威夷海灘常見到一些被稱為“流浪漢”的，睡在海邊草地上，從垃圾桶裡找食物，但身邊有書，甚至是很奇怪的哲學書。
中國人均年收入已近萬美元，中產階級人均年收入應在5-10萬美元的水平，這是美國普通人的收入水平。如果中國人均收入在未來20年繼續倍增，中產階級收入水平可能是每年20萬美元。那時，我們在物質生活方面的需要是否基本滿足？如已基本滿足，我們繼續活著是為了什麼？你的回答只好在社會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維度上尋找。最終，你不能不承認，活著的理由主要在於精神生活。
全世界都一樣，經濟發展和收入增長的機會在長期將日益減少。中國人均收入是美國的 1/4，幸福感卻是可以高於美國的。我看到周圍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尤其是“90後”，越來越關注情感生活。我們可以繼續詢問，什麼樣的情感生活可帶來強烈和持久的幸福？你們或許回答是“愛情”。當然，柏拉圖式的愛情有強烈並且持久的幸福。日常生活中的愛情呢？我的一位朋友認為，首先，愛情並不常見，其次，愛情很容易蛻變。我的見解更深入一些，我認為愛情並不常見，是因為缺乏刻骨銘心的情感。
為什麼現代人的情感越來越膚淺？你們不妨檢索相關文獻，未必有明確的解答。刻骨銘心的愛或情感，首先要求有感受這種愛或情的能力。我推測，現代人很可能缺乏這種感受力，但是現代人的心靈常被認為比古代人更敏銳，對嗎？我認為是注意力的方向不一樣，現代人的注意力主要分佈於物質生活維度，聲光電色可以培養極敏銳的感受力，但內省能力普遍很差。古代人的注意力主要分佈於精神生活維度，並因此而關注身體的修煉，他們內省（包括身體的內感覺）的敏銳程度絕不低於或普遍高於現代人。
我記得在美國和中國都旁聽過這類談話，中國的兩名女生交談，興高采烈，說了許多我根本不明白什麼意思的事情，大多是純粹描述——然後他說……然後我說……然後他說……然後我說……美國的情境幾乎一模一樣，一系列說了之後，我不明白為什麼她們的談話就結束了。完全沒有任何思想，也沒有評論，甚至沒有因果關係。這就可以興高采烈嗎？這就有了某些幸福感？我認為充其量這是最膚淺的幸福感，而刻骨銘心的感情，或許她們早已沒有能力去感受了。
過去100年的時間裡，中國社會在物質生活維度取得了很大進步，在另外兩個維度尤其是精神生活維度則很難說有很大進步。這一演化過程，我稱為“效率原則”主導的時期。僅僅有足夠高的效率，不能解決每一箇中國人面對的基本問題。絕大多數中國人今天感受最深的，是發展機會的不平等和財富與收入的不平等，尤其是不平等程度正在迅速擴張。“正義”訴求之得不到滿足，已成為多數中國人幸福感不能增加的主要原因。
尤其是，“社會網絡”和“深層情感交流”的涵義，往往不服從效率原則。效率原則的應用固然改善物質生活條件，但這一改善是基於人與人之間充分激烈的競爭的，故而是有極高代價的，例如“都市冷漠”。假如中國大陸如臺灣那樣從傳統社會逐漸過渡到工業化和民主化的社會，那麼我相信，家庭、情感生活以及傳統中國的價值體系不致如此徹底地消失。
沿著社會生活的維度，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有三類：其一是以貨幣為媒介的，其二是以權力為媒介的，其三是以情感為媒介的。中國的市場經濟，由於傳統價值被徹底瓦解，金錢關係成為惟一重要的人際關係。我祖籍是浙江淳安，在浙江也去拜訪鄉村祠堂，祠堂修整一新，高大肅穆，空無一人。不僅祠堂裡面沒有人，村子裡也沒有人，凡有工作能力的人都到城市裡去了，所謂“鄉村的空洞化”。
韓國和日本在工業化過程中某種程度上也確實如此，但不是如此徹底，人與人之間仍有強烈的情感紐帶。宗法社會是以血緣為基礎的，你們或許認為，血緣關係是永遠存在的，為什麼沒有恢復宗法社會之可能呢？
首先請回憶梁漱溟的論述，中國宗法社會是倫理本位的，例如可以表達為“三綱五常”。顯然，這套綱常與效率原則有激烈衝突，故而在市場經濟的時代難以為繼。但是，其次，中國宗法社會還有餘英時闡述的那種內在超越式的人文關懷，在其指引下，中國人可以從精神生活得到極大滿足，而不必糾纏於社會生活維度的綱常倫理。我甚至認為，在中國傳統社會裡，對於那些真正獲得了內在超越能力的中國人，至少在他們追求精神自由的初期，綱常倫理反而成為嚴重的束縛。
中國人的情感方式與生活方式之間的持久衝突——這一陳述就是我想像中“中國社會基本問題”更高級的表現形式，即在社會生活維度上的表現形式。這一問題不得到解決或緩解，絕大多數中國人的幸福感來源就依舊只好停留在物質生活維度之內，從而導致醉生夢死的人生觀和紙醉金迷的日常生活。
在英文中，生活方式是the way of life，已經包含著情感和精神生活，但為強調我們中國人遇到的基本問題，我特別地使用了“情感方式”這一短語，即由內向外地體悟而獲得人生之意義，這樣一種認知過程典型地是傳統中國士人的。作為對比，英文“生活方式”這一短語所表達的，是一種由表及裡的認知過程，雖然最終也能獲得人生之意義。
我們當代中國人的困境在於，我們不是任何傳統之內的人，我們的傳統早已被摧毀了。因此，由表及裡的是我們的生活方式，自內向外的是我們的情感方式。我們每一個人以這兩種方式生活，或許有偶然的機遇，可使我們由表及裡的過程與自內向外的過程頓悟為一。但這樣的機會太少，遇見這樣機會的中國人太少。
絕大多數中國人無緣頓悟，只好在日常生活中尋自己的幸福。我們的日常生活與世界各地的日常生活一樣，是迅速西方化的。退居深山的生活不是日常生活。西方化或工業化或效率主導的日常生活是物質的，同時，我們還有自內向外的探索，目的也是尋自己的幸福，但它是情感的。
在西方傳統裡，蘇格蘭啟蒙時期道德哲學的“情感學派”，同時注重由表及裡和自內向外的探索，在斯密的表述中，成為三類重要的道德活動——仁慈、正義、謹慎，協調這三類活動之可能的衝突的，是合宜性。後者是整體之性質，因為，例如追逐金錢到何種程度就不再合宜，依賴於社會整體的狀況。西方社會1960年代以來，逐漸喪失了整體的“合宜性”標準。所以，斯密的合宜性在西方成為問題，或許是西方社會基本問題的一種表現形式。
情感，尤其是人與人之間的深層情感交往，之所以特別寶貴，是因為每一次這樣的交往都不可替代。情感關係的質是獨一無二的，例如，你無法想像你深愛的人建議你用另一種關係替代你和她/ 他的關係。事實上，我們都知道，恨並非愛的反義詞，因為恨和愛都是激情，很可能因同一種情感聯繫而發生。西方人常說，愛的反義詞是“感覺無差異”（feeling indifferent），冷漠是激情的反義詞。
我長期研讀和思考“幸福”問題，我的感受是，幸福無例外地要求人與人之間的深層情感交往，我沒有收集到任何“幸福案例”是僅僅基於豐裕的物質生活的。而當一個人追求深層情感交往時，他似乎必定要進入“幸福三維空間”中“心性”與“修養”這一平面內。在這裡，身體（物質生活的一部分）與心性（精神生活的一部分）交匯並達到自足狀態，這是中國士人的傳統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借用克里希那穆提的語言，這也是一種最終的自由，我們必須一起探索內心世界，為了要過“第一手”的生活，為了徹底拋棄“二手貨”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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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選自《新政治經濟學講義:在中國思索正義、效率與公共選擇》，僅代表作者觀點。如原版轉發本文，請註明文獻出處和轉載來源。
每一箇中國人其實都無法迴避的基本問題的最膚淺形式，就是其在物質生活維度的表現。著名經濟史家麥迪森（Angus Maddison）曾預測中國的GDP將超過美國。那麼，“娜拉出走之後又怎樣？”幾十年來，這個問題對我而言揮之不去，這就意味著它是一個基本問題，或基本問題的一種表達。
我們知道，每一個現代人，包括每一箇中國人，活著，並不是以國民經濟總產值超過美國為人生目標的，因為這樣一個目標實在缺乏情感價值。美國人不在乎，中國人也不在乎，英語口語就是“so what”，意思是“然後呢？”
人生而為何？數千年來，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解答，當然，由於這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故每一解答都不能令人滿意。但大約2000年前人類的體會是，如果完全不解答這一問題，就更不能令人滿意。人類也提出過這樣一種見解：活著，這一過程本身就是活著的意義所在。
根據心理學和腦科學的研究，凡有“意義”的，一定伴隨情緒的波動。我們回想康德美學，所謂“壯美”，所謂“高尚”，所謂“風雨如晦，雞鳴不已”這樣的名句，無一例外激發我們情感波動。作為對比，我們很少因為看到“1+1=2”這樣的真理而有情緒波動。
這樣，人類的經驗，按照是否激發情緒波動，可分為兩類：其一是對個人有顯著意義的經驗，由於與個人密切相關而激發情緒波動；其二是對個人沒有顯著意義的經驗，不激發情緒波動。
與個人密切相關的經驗，又可按照人性之“個體性”和“群體性”分為兩類：其一，因為與個人的個體性密切相關而激發情緒波動；其二，因為與個人的群體性密切相關而激發情緒波動。
就讓我們首先考察“活著”之為一生命過程：首先有衣食住行等物質生活的需要；其次有家庭、友誼和社會交往這類社會生活的需要；最後，還有思想和心靈這類精神生活的需要。這三類需要若不能及時得到滿足，通常激發我們的情緒波動，依照穩定性以及從物質上升到精神的順序，構成一系列心智狀態。
根據馬斯洛的研究，一個人滿足了基本的物質生活需要之後，有更高層次的需要，直到最高層次“自我實現”之需要。問題是，一個人怎樣判定自己在某一層次的需要大致已經滿足？馬斯洛後來修正了自己的研究結論，旨在解答這一難題。他指出，較低層次的需要尚未甚至完全沒有滿足時，人類也可以有慾望去追求更高層次的需要之滿足。
經濟學家假設每一個人都是“不饜足的”，這當然意味著永不滿足，不論在哪一層次上的需要。基於常識，我們明白，任一給定的需要，例如某甲晚餐時需要吃龍蝦或對龍蝦的需要，有沒有足夠的時候？當然有，邊際效用隨消費量的增加而遞減，直到為零。
我們在富裕的西方社會見到許多人，收入和財富都遠高於中國的中產階級，但他們日常的生活很簡單。還有一些篤信宗教的朋友，熱衷於教堂的各種活動，個人生活非常簡樸。此外，我在夏威夷海灘常見到一些被稱為“流浪漢”的，睡在海邊草地上，從垃圾桶裡找食物，但身邊有書，甚至是很奇怪的哲學書。
中國人均年收入已近萬美元，中產階級人均年收入應在5-10萬美元的水平，這是美國普通人的收入水平。如果中國人均收入在未來20年繼續倍增，中產階級收入水平可能是每年20萬美元。那時，我們在物質生活方面的需要是否基本滿足？如已基本滿足，我們繼續活著是為了什麼？你的回答只好在社會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維度上尋找。最終，你不能不承認，活著的理由主要在於精神生活。
全世界都一樣，經濟發展和收入增長的機會在長期將日益減少。中國人均收入是美國的 1/4，幸福感卻是可以高於美國的。我看到周圍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尤其是“90後”，越來越關注情感生活。我們可以繼續詢問，什麼樣的情感生活可帶來強烈和持久的幸福？你們或許回答是“愛情”。當然，柏拉圖式的愛情有強烈並且持久的幸福。日常生活中的愛情呢？我的一位朋友認為，首先，愛情並不常見，其次，愛情很容易蛻變。我的見解更深入一些，我認為愛情並不常見，是因為缺乏刻骨銘心的情感。
為什麼現代人的情感越來越膚淺？你們不妨檢索相關文獻，未必有明確的解答。刻骨銘心的愛或情感，首先要求有感受這種愛或情的能力。我推測，現代人很可能缺乏這種感受力，但是現代人的心靈常被認為比古代人更敏銳，對嗎？我認為是注意力的方向不一樣，現代人的注意力主要分佈於物質生活維度，聲光電色可以培養極敏銳的感受力，但內省能力普遍很差。古代人的注意力主要分佈於精神生活維度，並因此而關注身體的修煉，他們內省（包括身體的內感覺）的敏銳程度絕不低於或普遍高於現代人。
我記得在美國和中國都旁聽過這類談話，中國的兩名女生交談，興高采烈，說了許多我根本不明白什麼意思的事情，大多是純粹描述——然後他說……然後我說……然後他說……然後我說……美國的情境幾乎一模一樣，一系列說了之後，我不明白為什麼她們的談話就結束了。完全沒有任何思想，也沒有評論，甚至沒有因果關係。這就可以興高采烈嗎？這就有了某些幸福感？我認為充其量這是最膚淺的幸福感，而刻骨銘心的感情，或許她們早已沒有能力去感受了。
過去100年的時間裡，中國社會在物質生活維度取得了很大進步，在另外兩個維度尤其是精神生活維度則很難說有很大進步。這一演化過程，我稱為“效率原則”主導的時期。僅僅有足夠高的效率，不能解決每一箇中國人面對的基本問題。絕大多數中國人今天感受最深的，是發展機會的不平等和財富與收入的不平等，尤其是不平等程度正在迅速擴張。“正義”訴求之得不到滿足，已成為多數中國人幸福感不能增加的主要原因。
尤其是，“社會網絡”和“深層情感交流”的涵義，往往不服從效率原則。效率原則的應用固然改善物質生活條件，但這一改善是基於人與人之間充分激烈的競爭的，故而是有極高代價的，例如“都市冷漠”。假如中國大陸如臺灣那樣從傳統社會逐漸過渡到工業化和民主化的社會，那麼我相信，家庭、情感生活以及傳統中國的價值體系不致如此徹底地消失。
沿著社會生活的維度，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有三類：其一是以貨幣為媒介的，其二是以權力為媒介的，其三是以情感為媒介的。中國的市場經濟，由於傳統價值被徹底瓦解，金錢關係成為惟一重要的人際關係。我祖籍是浙江淳安，在浙江也去拜訪鄉村祠堂，祠堂修整一新，高大肅穆，空無一人。不僅祠堂裡面沒有人，村子裡也沒有人，凡有工作能力的人都到城市裡去了，所謂“鄉村的空洞化”。
韓國和日本在工業化過程中某種程度上也確實如此，但不是如此徹底，人與人之間仍有強烈的情感紐帶。宗法社會是以血緣為基礎的，你們或許認為，血緣關係是永遠存在的，為什麼沒有恢復宗法社會之可能呢？
首先請回憶梁漱溟的論述，中國宗法社會是倫理本位的，例如可以表達為“三綱五常”。顯然，這套綱常與效率原則有激烈衝突，故而在市場經濟的時代難以為繼。但是，其次，中國宗法社會還有餘英時闡述的那種內在超越式的人文關懷，在其指引下，中國人可以從精神生活得到極大滿足，而不必糾纏於社會生活維度的綱常倫理。我甚至認為，在中國傳統社會裡，對於那些真正獲得了內在超越能力的中國人，至少在他們追求精神自由的初期，綱常倫理反而成為嚴重的束縛。
中國人的情感方式與生活方式之間的持久衝突——這一陳述就是我想像中“中國社會基本問題”更高級的表現形式，即在社會生活維度上的表現形式。這一問題不得到解決或緩解，絕大多數中國人的幸福感來源就依舊只好停留在物質生活維度之內，從而導致醉生夢死的人生觀和紙醉金迷的日常生活。
在英文中，生活方式是the way of life，已經包含著情感和精神生活，但為強調我們中國人遇到的基本問題，我特別地使用了“情感方式”這一短語，即由內向外地體悟而獲得人生之意義，這樣一種認知過程典型地是傳統中國士人的。作為對比，英文“生活方式”這一短語所表達的，是一種由表及裡的認知過程，雖然最終也能獲得人生之意義。
我們當代中國人的困境在於，我們不是任何傳統之內的人，我們的傳統早已被摧毀了。因此，由表及裡的是我們的生活方式，自內向外的是我們的情感方式。我們每一個人以這兩種方式生活，或許有偶然的機遇，可使我們由表及裡的過程與自內向外的過程頓悟為一。但這樣的機會太少，遇見這樣機會的中國人太少。
絕大多數中國人無緣頓悟，只好在日常生活中尋自己的幸福。我們的日常生活與世界各地的日常生活一樣，是迅速西方化的。退居深山的生活不是日常生活。西方化或工業化或效率主導的日常生活是物質的，同時，我們還有自內向外的探索，目的也是尋自己的幸福，但它是情感的。
在西方傳統裡，蘇格蘭啟蒙時期道德哲學的“情感學派”，同時注重由表及裡和自內向外的探索，在斯密的表述中，成為三類重要的道德活動——仁慈、正義、謹慎，協調這三類活動之可能的衝突的，是合宜性。後者是整體之性質，因為，例如追逐金錢到何種程度就不再合宜，依賴於社會整體的狀況。西方社會1960年代以來，逐漸喪失了整體的“合宜性”標準。所以，斯密的合宜性在西方成為問題，或許是西方社會基本問題的一種表現形式。
情感，尤其是人與人之間的深層情感交往，之所以特別寶貴，是因為每一次這樣的交往都不可替代。情感關係的質是獨一無二的，例如，你無法想像你深愛的人建議你用另一種關係替代你和她/ 他的關係。事實上，我們都知道，恨並非愛的反義詞，因為恨和愛都是激情，很可能因同一種情感聯繫而發生。西方人常說，愛的反義詞是“感覺無差異”（feeling indifferent），冷漠是激情的反義詞。
我長期研讀和思考“幸福”問題，我的感受是，幸福無例外地要求人與人之間的深層情感交往，我沒有收集到任何“幸福案例”是僅僅基於豐裕的物質生活的。而當一個人追求深層情感交往時，他似乎必定要進入“幸福三維空間”中“心性”與“修養”這一平面內。在這裡，身體（物質生活的一部分）與心性（精神生活的一部分）交匯並達到自足狀態，這是中國士人的傳統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借用克里希那穆提的語言，這也是一種最終的自由，我們必須一起探索內心世界，為了要過“第一手”的生活，為了徹底拋棄“二手貨”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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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選自汪丁丁：《新政治經濟學講義：在中國思索正義、效率與公共選擇》，篇幅所限，內容有所刪節，註釋從略。圖片來源於網絡，如有侵權，敬請聯繫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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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選自《新政治經濟學講義:在中國思索正義、效率與公共選擇》，僅代表作者觀點。如原版轉發本文，請註明文獻出處和轉載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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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知道，每一個現代人，包括每一箇中國人，活著，並不是以國民經濟總產值超過美國為人生目標的，因為這樣一個目標實在缺乏情感價值。美國人不在乎，中國人也不在乎，英語口語就是“so what”，意思是“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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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心理學和腦科學的研究，凡有“意義”的，一定伴隨情緒的波動。我們回想康德美學，所謂“壯美”，所謂“高尚”，所謂“風雨如晦，雞鳴不已”這樣的名句，無一例外激發我們情感波動。作為對比，我們很少因為看到“1+1=2”這樣的真理而有情緒波動。
這樣，人類的經驗，按照是否激發情緒波動，可分為兩類：其一是對個人有顯著意義的經驗，由於與個人密切相關而激發情緒波動；其二是對個人沒有顯著意義的經驗，不激發情緒波動。
與個人密切相關的經驗，又可按照人性之“個體性”和“群體性”分為兩類：其一，因為與個人的個體性密切相關而激發情緒波動；其二，因為與個人的群體性密切相關而激發情緒波動。
就讓我們首先考察“活著”之為一生命過程：首先有衣食住行等物質生活的需要；其次有家庭、友誼和社會交往這類社會生活的需要；最後，還有思想和心靈這類精神生活的需要。這三類需要若不能及時得到滿足，通常激發我們的情緒波動，依照穩定性以及從物質上升到精神的順序，構成一系列心智狀態。
根據馬斯洛的研究，一個人滿足了基本的物質生活需要之後，有更高層次的需要，直到最高層次“自我實現”之需要。問題是，一個人怎樣判定自己在某一層次的需要大致已經滿足？馬斯洛後來修正了自己的研究結論，旨在解答這一難題。他指出，較低層次的需要尚未甚至完全沒有滿足時，人類也可以有慾望去追求更高層次的需要之滿足。
經濟學家假設每一個人都是“不饜足的”，這當然意味著永不滿足，不論在哪一層次上的需要。基於常識，我們明白，任一給定的需要，例如某甲晚餐時需要吃龍蝦或對龍蝦的需要，有沒有足夠的時候？當然有，邊際效用隨消費量的增加而遞減，直到為零。
我們在富裕的西方社會見到許多人，收入和財富都遠高於中國的中產階級，但他們日常的生活很簡單。還有一些篤信宗教的朋友，熱衷於教堂的各種活動，個人生活非常簡樸。此外，我在夏威夷海灘常見到一些被稱為“流浪漢”的，睡在海邊草地上，從垃圾桶裡找食物，但身邊有書，甚至是很奇怪的哲學書。
中國人均年收入已近萬美元，中產階級人均年收入應在5-10萬美元的水平，這是美國普通人的收入水平。如果中國人均收入在未來20年繼續倍增，中產階級收入水平可能是每年20萬美元。那時，我們在物質生活方面的需要是否基本滿足？如已基本滿足，我們繼續活著是為了什麼？你的回答只好在社會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維度上尋找。最終，你不能不承認，活著的理由主要在於精神生活。
全世界都一樣，經濟發展和收入增長的機會在長期將日益減少。中國人均收入是美國的 1/4，幸福感卻是可以高於美國的。我看到周圍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尤其是“90後”，越來越關注情感生活。我們可以繼續詢問，什麼樣的情感生活可帶來強烈和持久的幸福？你們或許回答是“愛情”。當然，柏拉圖式的愛情有強烈並且持久的幸福。日常生活中的愛情呢？我的一位朋友認為，首先，愛情並不常見，其次，愛情很容易蛻變。我的見解更深入一些，我認為愛情並不常見，是因為缺乏刻骨銘心的情感。
為什麼現代人的情感越來越膚淺？你們不妨檢索相關文獻，未必有明確的解答。刻骨銘心的愛或情感，首先要求有感受這種愛或情的能力。我推測，現代人很可能缺乏這種感受力，但是現代人的心靈常被認為比古代人更敏銳，對嗎？我認為是注意力的方向不一樣，現代人的注意力主要分佈於物質生活維度，聲光電色可以培養極敏銳的感受力，但內省能力普遍很差。古代人的注意力主要分佈於精神生活維度，並因此而關注身體的修煉，他們內省（包括身體的內感覺）的敏銳程度絕不低於或普遍高於現代人。
我記得在美國和中國都旁聽過這類談話，中國的兩名女生交談，興高采烈，說了許多我根本不明白什麼意思的事情，大多是純粹描述——然後他說……然後我說……然後他說……然後我說……美國的情境幾乎一模一樣，一系列說了之後，我不明白為什麼她們的談話就結束了。完全沒有任何思想，也沒有評論，甚至沒有因果關係。這就可以興高采烈嗎？這就有了某些幸福感？我認為充其量這是最膚淺的幸福感，而刻骨銘心的感情，或許她們早已沒有能力去感受了。
過去100年的時間裡，中國社會在物質生活維度取得了很大進步，在另外兩個維度尤其是精神生活維度則很難說有很大進步。這一演化過程，我稱為“效率原則”主導的時期。僅僅有足夠高的效率，不能解決每一箇中國人面對的基本問題。絕大多數中國人今天感受最深的，是發展機會的不平等和財富與收入的不平等，尤其是不平等程度正在迅速擴張。“正義”訴求之得不到滿足，已成為多數中國人幸福感不能增加的主要原因。
尤其是，“社會網絡”和“深層情感交流”的涵義，往往不服從效率原則。效率原則的應用固然改善物質生活條件，但這一改善是基於人與人之間充分激烈的競爭的，故而是有極高代價的，例如“都市冷漠”。假如中國大陸如臺灣那樣從傳統社會逐漸過渡到工業化和民主化的社會，那麼我相信，家庭、情感生活以及傳統中國的價值體系不致如此徹底地消失。
沿著社會生活的維度，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有三類：其一是以貨幣為媒介的，其二是以權力為媒介的，其三是以情感為媒介的。中國的市場經濟，由於傳統價值被徹底瓦解，金錢關係成為惟一重要的人際關係。我祖籍是浙江淳安，在浙江也去拜訪鄉村祠堂，祠堂修整一新，高大肅穆，空無一人。不僅祠堂裡面沒有人，村子裡也沒有人，凡有工作能力的人都到城市裡去了，所謂“鄉村的空洞化”。
韓國和日本在工業化過程中某種程度上也確實如此，但不是如此徹底，人與人之間仍有強烈的情感紐帶。宗法社會是以血緣為基礎的，你們或許認為，血緣關係是永遠存在的，為什麼沒有恢復宗法社會之可能呢？
首先請回憶梁漱溟的論述，中國宗法社會是倫理本位的，例如可以表達為“三綱五常”。顯然，這套綱常與效率原則有激烈衝突，故而在市場經濟的時代難以為繼。但是，其次，中國宗法社會還有餘英時闡述的那種內在超越式的人文關懷，在其指引下，中國人可以從精神生活得到極大滿足，而不必糾纏於社會生活維度的綱常倫理。我甚至認為，在中國傳統社會裡，對於那些真正獲得了內在超越能力的中國人，至少在他們追求精神自由的初期，綱常倫理反而成為嚴重的束縛。
中國人的情感方式與生活方式之間的持久衝突——這一陳述就是我想像中“中國社會基本問題”更高級的表現形式，即在社會生活維度上的表現形式。這一問題不得到解決或緩解，絕大多數中國人的幸福感來源就依舊只好停留在物質生活維度之內，從而導致醉生夢死的人生觀和紙醉金迷的日常生活。
在英文中，生活方式是the way of life，已經包含著情感和精神生活，但為強調我們中國人遇到的基本問題，我特別地使用了“情感方式”這一短語，即由內向外地體悟而獲得人生之意義，這樣一種認知過程典型地是傳統中國士人的。作為對比，英文“生活方式”這一短語所表達的，是一種由表及裡的認知過程，雖然最終也能獲得人生之意義。
我們當代中國人的困境在於，我們不是任何傳統之內的人，我們的傳統早已被摧毀了。因此，由表及裡的是我們的生活方式，自內向外的是我們的情感方式。我們每一個人以這兩種方式生活，或許有偶然的機遇，可使我們由表及裡的過程與自內向外的過程頓悟為一。但這樣的機會太少，遇見這樣機會的中國人太少。
絕大多數中國人無緣頓悟，只好在日常生活中尋自己的幸福。我們的日常生活與世界各地的日常生活一樣，是迅速西方化的。退居深山的生活不是日常生活。西方化或工業化或效率主導的日常生活是物質的，同時，我們還有自內向外的探索，目的也是尋自己的幸福，但它是情感的。
在西方傳統裡，蘇格蘭啟蒙時期道德哲學的“情感學派”，同時注重由表及裡和自內向外的探索，在斯密的表述中，成為三類重要的道德活動——仁慈、正義、謹慎，協調這三類活動之可能的衝突的，是合宜性。後者是整體之性質，因為，例如追逐金錢到何種程度就不再合宜，依賴於社會整體的狀況。西方社會1960年代以來，逐漸喪失了整體的“合宜性”標準。所以，斯密的合宜性在西方成為問題，或許是西方社會基本問題的一種表現形式。
情感，尤其是人與人之間的深層情感交往，之所以特別寶貴，是因為每一次這樣的交往都不可替代。情感關係的質是獨一無二的，例如，你無法想像你深愛的人建議你用另一種關係替代你和她/ 他的關係。事實上，我們都知道，恨並非愛的反義詞，因為恨和愛都是激情，很可能因同一種情感聯繫而發生。西方人常說，愛的反義詞是“感覺無差異”（feeling indifferent），冷漠是激情的反義詞。
我長期研讀和思考“幸福”問題，我的感受是，幸福無例外地要求人與人之間的深層情感交往，我沒有收集到任何“幸福案例”是僅僅基於豐裕的物質生活的。而當一個人追求深層情感交往時，他似乎必定要進入“幸福三維空間”中“心性”與“修養”這一平面內。在這裡，身體（物質生活的一部分）與心性（精神生活的一部分）交匯並達到自足狀態，這是中國士人的傳統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借用克里希那穆提的語言，這也是一種最終的自由，我們必須一起探索內心世界，為了要過“第一手”的生活，為了徹底拋棄“二手貨”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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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選自汪丁丁：《新政治經濟學講義：在中國思索正義、效率與公共選擇》，篇幅所限，內容有所刪節，註釋從略。圖片來源於網絡，如有侵權，敬請聯繫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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