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晚唐的“牛李之爭”：世家的最後一搏和庶族的逆襲'
大唐的末日光景（四）：耗盡朝廷元氣的牛李之爭
大唐的末日光景（四）：耗盡朝廷元氣的牛李之爭
“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
這是晚唐文宗發出的一句哀嘆，宦官和藩鎮問題已經持續壓迫李唐近百年，而朝廷中樞的大臣們也跟著湊熱鬧，將偌大的朝廷折騰成了辯論賽現場，李唐的君王也成了兼職裁判。
奇怪的起因
唐憲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考生牛僧儒、李宗閔等人在“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制科考卷中，“指斥時政之失，言甚硬直，無所迴避”。宰相李吉甫認為這是將矛頭對準自己，於是跑到憲宗那裡哭訴，後者下令將全部主考官貶滴，牛僧孺和李宗閔也沒有受到提拔，雙方從此結下樑子。
客觀來說，幾個熱血青年議論一下時弊並無大錯，更何況他們參加的是“直言極諫”科考試，有一說一乃是該科本身的考試內容和制度本身所要求。唐憲宗也曾明說：“愛自近歲 … … 農者無以免艱食，學者無以通微言。立事之績未紀於庶士，乏才之嘆未輟於終食。 ”並特別要求考生“勿狠勿並，以稱聯意”。
大唐的末日光景（四）：耗盡朝廷元氣的牛李之爭
“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
這是晚唐文宗發出的一句哀嘆，宦官和藩鎮問題已經持續壓迫李唐近百年，而朝廷中樞的大臣們也跟著湊熱鬧，將偌大的朝廷折騰成了辯論賽現場，李唐的君王也成了兼職裁判。
奇怪的起因
唐憲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考生牛僧儒、李宗閔等人在“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制科考卷中，“指斥時政之失，言甚硬直，無所迴避”。宰相李吉甫認為這是將矛頭對準自己，於是跑到憲宗那裡哭訴，後者下令將全部主考官貶滴，牛僧孺和李宗閔也沒有受到提拔，雙方從此結下樑子。
客觀來說，幾個熱血青年議論一下時弊並無大錯，更何況他們參加的是“直言極諫”科考試，有一說一乃是該科本身的考試內容和制度本身所要求。唐憲宗也曾明說：“愛自近歲 … … 農者無以免艱食，學者無以通微言。立事之績未紀於庶士，乏才之嘆未輟於終食。 ”並特別要求考生“勿狠勿並，以稱聯意”。
牛、李等人正是遵從了憲宗的旨意而答卷的，既符合考試內容要求又符合考試製度要求。李吉甫身為執政宰相，本來完全可以而且應該容許這種指切，可是他卻肆意發揮，使用“一哭二鬧”的市井手段，將一場普通的考試釀造成一次科場大案。
所以真正的原因就是：李吉甫出身趙郡李氏，又是蔭庇人仕，對於科舉及庶族通過科舉而人仕懷有一種本能的痛恨（加之心胸狹隘），因此對於對方的風吹草動異常敏感。
李吉甫倒是沒過幾年就掛了，仇恨卻延續到了兒子李德裕身上，尤其在稀裡糊塗在外面待了幾年的牛李二人看來更是如此。
自此至唐宣宗大中三年（公元 849 年）結束，整整持續了 41 年。
總體來看，這是一場科舉進士和世家的戰爭，想來沒人反對。
凡事皆有始終。
緣起：世家的衰落和科舉的興起
世家曾經把持的中國的政治方向近一千年了，他們脫胎於西漢的功臣和宗室集團，發展於魏晉，在南北朝達到巔峰。他們不管壟斷了地方土地，也把持著朝廷的用人大權，曾經是皇權甚至改朝換代者也無可奈何的存在。
大唐的末日光景（四）：耗盡朝廷元氣的牛李之爭
“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
這是晚唐文宗發出的一句哀嘆，宦官和藩鎮問題已經持續壓迫李唐近百年，而朝廷中樞的大臣們也跟著湊熱鬧，將偌大的朝廷折騰成了辯論賽現場，李唐的君王也成了兼職裁判。
奇怪的起因
唐憲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考生牛僧儒、李宗閔等人在“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制科考卷中，“指斥時政之失，言甚硬直，無所迴避”。宰相李吉甫認為這是將矛頭對準自己，於是跑到憲宗那裡哭訴，後者下令將全部主考官貶滴，牛僧孺和李宗閔也沒有受到提拔，雙方從此結下樑子。
客觀來說，幾個熱血青年議論一下時弊並無大錯，更何況他們參加的是“直言極諫”科考試，有一說一乃是該科本身的考試內容和制度本身所要求。唐憲宗也曾明說：“愛自近歲 … … 農者無以免艱食，學者無以通微言。立事之績未紀於庶士，乏才之嘆未輟於終食。 ”並特別要求考生“勿狠勿並，以稱聯意”。
牛、李等人正是遵從了憲宗的旨意而答卷的，既符合考試內容要求又符合考試製度要求。李吉甫身為執政宰相，本來完全可以而且應該容許這種指切，可是他卻肆意發揮，使用“一哭二鬧”的市井手段，將一場普通的考試釀造成一次科場大案。
所以真正的原因就是：李吉甫出身趙郡李氏，又是蔭庇人仕，對於科舉及庶族通過科舉而人仕懷有一種本能的痛恨（加之心胸狹隘），因此對於對方的風吹草動異常敏感。
李吉甫倒是沒過幾年就掛了，仇恨卻延續到了兒子李德裕身上，尤其在稀裡糊塗在外面待了幾年的牛李二人看來更是如此。
自此至唐宣宗大中三年（公元 849 年）結束，整整持續了 41 年。
總體來看，這是一場科舉進士和世家的戰爭，想來沒人反對。
凡事皆有始終。
緣起：世家的衰落和科舉的興起
世家曾經把持的中國的政治方向近一千年了，他們脫胎於西漢的功臣和宗室集團，發展於魏晉，在南北朝達到巔峰。他們不管壟斷了地方土地，也把持著朝廷的用人大權，曾經是皇權甚至改朝換代者也無可奈何的存在。
▲曾經風流淡定的世家人物
然而，科舉的出現讓他們感到了後背發涼。
隋朝發明的科舉在當時只能說是察舉制的補充，隋煬帝本人也未見得多重視。進士在“累世公卿”們的壓制下都不得已投靠世家尋求庇護。
李世民的登基是個分水嶺，李氏乃關隴集團的領袖，得天下也有賴眾世家的幫襯，長子李建成與父親思想政治上保持一致，且交遊廣泛，手下多世家子弟。這本應該是世家勢力再次起勢之機，歷史卻因為突如其來的“玄武門之變”走向了截然不同的分叉口。
李世民也是世家子弟，卻在殘酷的統一戰爭中成為了庶族的代表，或者說二者身份兼而有之。他登基之後重用了許多庶族人士，因而引起了世家勢力的不滿，他們之間是一榮俱榮，一損皆損的利益共同體。自此武裝反抗此起彼伏，另一方面“天下士子不樂仕進”，這種不合作態度導致了雙方的貌合神離，因此李世民不得已保留了恩蔭制度，保持了世家在統治階級中的地位，同時加強了對庶族的扶持和科舉制度的發展推廣。
大唐的末日光景（四）：耗盡朝廷元氣的牛李之爭
“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
這是晚唐文宗發出的一句哀嘆，宦官和藩鎮問題已經持續壓迫李唐近百年，而朝廷中樞的大臣們也跟著湊熱鬧，將偌大的朝廷折騰成了辯論賽現場，李唐的君王也成了兼職裁判。
奇怪的起因
唐憲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考生牛僧儒、李宗閔等人在“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制科考卷中，“指斥時政之失，言甚硬直，無所迴避”。宰相李吉甫認為這是將矛頭對準自己，於是跑到憲宗那裡哭訴，後者下令將全部主考官貶滴，牛僧孺和李宗閔也沒有受到提拔，雙方從此結下樑子。
客觀來說，幾個熱血青年議論一下時弊並無大錯，更何況他們參加的是“直言極諫”科考試，有一說一乃是該科本身的考試內容和制度本身所要求。唐憲宗也曾明說：“愛自近歲 … … 農者無以免艱食，學者無以通微言。立事之績未紀於庶士，乏才之嘆未輟於終食。 ”並特別要求考生“勿狠勿並，以稱聯意”。
牛、李等人正是遵從了憲宗的旨意而答卷的，既符合考試內容要求又符合考試製度要求。李吉甫身為執政宰相，本來完全可以而且應該容許這種指切，可是他卻肆意發揮，使用“一哭二鬧”的市井手段，將一場普通的考試釀造成一次科場大案。
所以真正的原因就是：李吉甫出身趙郡李氏，又是蔭庇人仕，對於科舉及庶族通過科舉而人仕懷有一種本能的痛恨（加之心胸狹隘），因此對於對方的風吹草動異常敏感。
李吉甫倒是沒過幾年就掛了，仇恨卻延續到了兒子李德裕身上，尤其在稀裡糊塗在外面待了幾年的牛李二人看來更是如此。
自此至唐宣宗大中三年（公元 849 年）結束，整整持續了 41 年。
總體來看，這是一場科舉進士和世家的戰爭，想來沒人反對。
凡事皆有始終。
緣起：世家的衰落和科舉的興起
世家曾經把持的中國的政治方向近一千年了，他們脫胎於西漢的功臣和宗室集團，發展於魏晉，在南北朝達到巔峰。他們不管壟斷了地方土地，也把持著朝廷的用人大權，曾經是皇權甚至改朝換代者也無可奈何的存在。
▲曾經風流淡定的世家人物
然而，科舉的出現讓他們感到了後背發涼。
隋朝發明的科舉在當時只能說是察舉制的補充，隋煬帝本人也未見得多重視。進士在“累世公卿”們的壓制下都不得已投靠世家尋求庇護。
李世民的登基是個分水嶺，李氏乃關隴集團的領袖，得天下也有賴眾世家的幫襯，長子李建成與父親思想政治上保持一致，且交遊廣泛，手下多世家子弟。這本應該是世家勢力再次起勢之機，歷史卻因為突如其來的“玄武門之變”走向了截然不同的分叉口。
李世民也是世家子弟，卻在殘酷的統一戰爭中成為了庶族的代表，或者說二者身份兼而有之。他登基之後重用了許多庶族人士，因而引起了世家勢力的不滿，他們之間是一榮俱榮，一損皆損的利益共同體。自此武裝反抗此起彼伏，另一方面“天下士子不樂仕進”，這種不合作態度導致了雙方的貌合神離，因此李世民不得已保留了恩蔭制度，保持了世家在統治階級中的地位，同時加強了對庶族的扶持和科舉制度的發展推廣。
雖然由於唐太宗的雄才大略，由於唐初統治者的雄心勃勃昂揚向上等因素的作用，二者的矛盾並沒有公開和激化，但隨著歷史的推移，兩者之間的鬥爭也日趨尖銳激烈起來。
政策一會向著世家，一會偏向科舉，在長期的博弈之後，科舉終歸還是成為了朝堂的主流，至武則天時期，“天下第一大姓”的博陵崔氏子弟也跑來參加科考了。而後來出生宗室的“詩鬼”李賀，因為父親名字犯忌而被剝奪了了科考資格，當了許久不入流小官之後鬱鬱而終。
深入：藩鎮割據的深刻影響
話說“百年的王朝，千年的世家”，世家長久不衰的根本原因在於他們掌控的資源，尤其是土地資源。大地主莊園經濟自兩漢成型，和平年代搞土地兼併，戰時結塢自保，顧而在地方根深蒂固，雖無朝廷實封，卻形同獨立王國。
他們用聯姻和結盟的手段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既得利益群體，進而對朝廷大事形成了巨大影響力。
大唐的末日光景（四）：耗盡朝廷元氣的牛李之爭
“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
這是晚唐文宗發出的一句哀嘆，宦官和藩鎮問題已經持續壓迫李唐近百年，而朝廷中樞的大臣們也跟著湊熱鬧，將偌大的朝廷折騰成了辯論賽現場，李唐的君王也成了兼職裁判。
奇怪的起因
唐憲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考生牛僧儒、李宗閔等人在“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制科考卷中，“指斥時政之失，言甚硬直，無所迴避”。宰相李吉甫認為這是將矛頭對準自己，於是跑到憲宗那裡哭訴，後者下令將全部主考官貶滴，牛僧孺和李宗閔也沒有受到提拔，雙方從此結下樑子。
客觀來說，幾個熱血青年議論一下時弊並無大錯，更何況他們參加的是“直言極諫”科考試，有一說一乃是該科本身的考試內容和制度本身所要求。唐憲宗也曾明說：“愛自近歲 … … 農者無以免艱食，學者無以通微言。立事之績未紀於庶士，乏才之嘆未輟於終食。 ”並特別要求考生“勿狠勿並，以稱聯意”。
牛、李等人正是遵從了憲宗的旨意而答卷的，既符合考試內容要求又符合考試製度要求。李吉甫身為執政宰相，本來完全可以而且應該容許這種指切，可是他卻肆意發揮，使用“一哭二鬧”的市井手段，將一場普通的考試釀造成一次科場大案。
所以真正的原因就是：李吉甫出身趙郡李氏，又是蔭庇人仕，對於科舉及庶族通過科舉而人仕懷有一種本能的痛恨（加之心胸狹隘），因此對於對方的風吹草動異常敏感。
李吉甫倒是沒過幾年就掛了，仇恨卻延續到了兒子李德裕身上，尤其在稀裡糊塗在外面待了幾年的牛李二人看來更是如此。
自此至唐宣宗大中三年（公元 849 年）結束，整整持續了 41 年。
總體來看，這是一場科舉進士和世家的戰爭，想來沒人反對。
凡事皆有始終。
緣起：世家的衰落和科舉的興起
世家曾經把持的中國的政治方向近一千年了，他們脫胎於西漢的功臣和宗室集團，發展於魏晉，在南北朝達到巔峰。他們不管壟斷了地方土地，也把持著朝廷的用人大權，曾經是皇權甚至改朝換代者也無可奈何的存在。
▲曾經風流淡定的世家人物
然而，科舉的出現讓他們感到了後背發涼。
隋朝發明的科舉在當時只能說是察舉制的補充，隋煬帝本人也未見得多重視。進士在“累世公卿”們的壓制下都不得已投靠世家尋求庇護。
李世民的登基是個分水嶺，李氏乃關隴集團的領袖，得天下也有賴眾世家的幫襯，長子李建成與父親思想政治上保持一致，且交遊廣泛，手下多世家子弟。這本應該是世家勢力再次起勢之機，歷史卻因為突如其來的“玄武門之變”走向了截然不同的分叉口。
李世民也是世家子弟，卻在殘酷的統一戰爭中成為了庶族的代表，或者說二者身份兼而有之。他登基之後重用了許多庶族人士，因而引起了世家勢力的不滿，他們之間是一榮俱榮，一損皆損的利益共同體。自此武裝反抗此起彼伏，另一方面“天下士子不樂仕進”，這種不合作態度導致了雙方的貌合神離，因此李世民不得已保留了恩蔭制度，保持了世家在統治階級中的地位，同時加強了對庶族的扶持和科舉制度的發展推廣。
雖然由於唐太宗的雄才大略，由於唐初統治者的雄心勃勃昂揚向上等因素的作用，二者的矛盾並沒有公開和激化，但隨著歷史的推移，兩者之間的鬥爭也日趨尖銳激烈起來。
政策一會向著世家，一會偏向科舉，在長期的博弈之後，科舉終歸還是成為了朝堂的主流，至武則天時期，“天下第一大姓”的博陵崔氏子弟也跑來參加科考了。而後來出生宗室的“詩鬼”李賀，因為父親名字犯忌而被剝奪了了科考資格，當了許久不入流小官之後鬱鬱而終。
深入：藩鎮割據的深刻影響
話說“百年的王朝，千年的世家”，世家長久不衰的根本原因在於他們掌控的資源，尤其是土地資源。大地主莊園經濟自兩漢成型，和平年代搞土地兼併，戰時結塢自保，顧而在地方根深蒂固，雖無朝廷實封，卻形同獨立王國。
他們用聯姻和結盟的手段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既得利益群體，進而對朝廷大事形成了巨大影響力。
▲曾經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打破世家地位的是持續的割據和戰亂。無盡的戰亂極大的衝擊了地主莊園經濟，是他們不可避免的收到衝擊。而藩鎮則是被授予了人財物權的小王國，他們與盤踞地方的世家存在著你死我活的競爭關係，因而眾甚至連緩衝回血的機會都不給。
其實世家也好，藩鎮也罷，單個的勢力都不足以形成任何威脅，但形成整體後則是皇權都不敢攖其鋒芒的存在。
當藩鎮的持續存在壓縮了世家的生存空間之後，不可避免會影響到他們在廟堂的地位，畢竟被剝奪了土地的世家不過加大號對的書香門第罷了。
庶族的機會來了。
PK：廟堂太小，想來者多
對於牛僧儒、李宗閔而言，憑藉文章令當朝宰相失態，後來甚至代表科舉士子站上PK臺同世家出生的李德裕（李吉甫之子）正面對抗，已經是一種勝利。
若是在百年之前，他們怕是沒這個膽子。
而有意思的是，當世家的經濟基礎被逐漸消滅之後，曾經人才輩出的世家也人才凋零了起來，前文說到的李吉普親自對付兩個尚未成氣候的對手，的確有負先人“宰相肚裡能撐船”的教誨。之所以如此敏感而衝動，其實正是世家集團式微的表現。
大唐的末日光景（四）：耗盡朝廷元氣的牛李之爭
“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
這是晚唐文宗發出的一句哀嘆，宦官和藩鎮問題已經持續壓迫李唐近百年，而朝廷中樞的大臣們也跟著湊熱鬧，將偌大的朝廷折騰成了辯論賽現場，李唐的君王也成了兼職裁判。
奇怪的起因
唐憲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考生牛僧儒、李宗閔等人在“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制科考卷中，“指斥時政之失，言甚硬直，無所迴避”。宰相李吉甫認為這是將矛頭對準自己，於是跑到憲宗那裡哭訴，後者下令將全部主考官貶滴，牛僧孺和李宗閔也沒有受到提拔，雙方從此結下樑子。
客觀來說，幾個熱血青年議論一下時弊並無大錯，更何況他們參加的是“直言極諫”科考試，有一說一乃是該科本身的考試內容和制度本身所要求。唐憲宗也曾明說：“愛自近歲 … … 農者無以免艱食，學者無以通微言。立事之績未紀於庶士，乏才之嘆未輟於終食。 ”並特別要求考生“勿狠勿並，以稱聯意”。
牛、李等人正是遵從了憲宗的旨意而答卷的，既符合考試內容要求又符合考試製度要求。李吉甫身為執政宰相，本來完全可以而且應該容許這種指切，可是他卻肆意發揮，使用“一哭二鬧”的市井手段，將一場普通的考試釀造成一次科場大案。
所以真正的原因就是：李吉甫出身趙郡李氏，又是蔭庇人仕，對於科舉及庶族通過科舉而人仕懷有一種本能的痛恨（加之心胸狹隘），因此對於對方的風吹草動異常敏感。
李吉甫倒是沒過幾年就掛了，仇恨卻延續到了兒子李德裕身上，尤其在稀裡糊塗在外面待了幾年的牛李二人看來更是如此。
自此至唐宣宗大中三年（公元 849 年）結束，整整持續了 41 年。
總體來看，這是一場科舉進士和世家的戰爭，想來沒人反對。
凡事皆有始終。
緣起：世家的衰落和科舉的興起
世家曾經把持的中國的政治方向近一千年了，他們脫胎於西漢的功臣和宗室集團，發展於魏晉，在南北朝達到巔峰。他們不管壟斷了地方土地，也把持著朝廷的用人大權，曾經是皇權甚至改朝換代者也無可奈何的存在。
▲曾經風流淡定的世家人物
然而，科舉的出現讓他們感到了後背發涼。
隋朝發明的科舉在當時只能說是察舉制的補充，隋煬帝本人也未見得多重視。進士在“累世公卿”們的壓制下都不得已投靠世家尋求庇護。
李世民的登基是個分水嶺，李氏乃關隴集團的領袖，得天下也有賴眾世家的幫襯，長子李建成與父親思想政治上保持一致，且交遊廣泛，手下多世家子弟。這本應該是世家勢力再次起勢之機，歷史卻因為突如其來的“玄武門之變”走向了截然不同的分叉口。
李世民也是世家子弟，卻在殘酷的統一戰爭中成為了庶族的代表，或者說二者身份兼而有之。他登基之後重用了許多庶族人士，因而引起了世家勢力的不滿，他們之間是一榮俱榮，一損皆損的利益共同體。自此武裝反抗此起彼伏，另一方面“天下士子不樂仕進”，這種不合作態度導致了雙方的貌合神離，因此李世民不得已保留了恩蔭制度，保持了世家在統治階級中的地位，同時加強了對庶族的扶持和科舉制度的發展推廣。
雖然由於唐太宗的雄才大略，由於唐初統治者的雄心勃勃昂揚向上等因素的作用，二者的矛盾並沒有公開和激化，但隨著歷史的推移，兩者之間的鬥爭也日趨尖銳激烈起來。
政策一會向著世家，一會偏向科舉，在長期的博弈之後，科舉終歸還是成為了朝堂的主流，至武則天時期，“天下第一大姓”的博陵崔氏子弟也跑來參加科考了。而後來出生宗室的“詩鬼”李賀，因為父親名字犯忌而被剝奪了了科考資格，當了許久不入流小官之後鬱鬱而終。
深入：藩鎮割據的深刻影響
話說“百年的王朝，千年的世家”，世家長久不衰的根本原因在於他們掌控的資源，尤其是土地資源。大地主莊園經濟自兩漢成型，和平年代搞土地兼併，戰時結塢自保，顧而在地方根深蒂固，雖無朝廷實封，卻形同獨立王國。
他們用聯姻和結盟的手段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既得利益群體，進而對朝廷大事形成了巨大影響力。
▲曾經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打破世家地位的是持續的割據和戰亂。無盡的戰亂極大的衝擊了地主莊園經濟，是他們不可避免的收到衝擊。而藩鎮則是被授予了人財物權的小王國，他們與盤踞地方的世家存在著你死我活的競爭關係，因而眾甚至連緩衝回血的機會都不給。
其實世家也好，藩鎮也罷，單個的勢力都不足以形成任何威脅，但形成整體後則是皇權都不敢攖其鋒芒的存在。
當藩鎮的持續存在壓縮了世家的生存空間之後，不可避免會影響到他們在廟堂的地位，畢竟被剝奪了土地的世家不過加大號對的書香門第罷了。
庶族的機會來了。
PK：廟堂太小，想來者多
對於牛僧儒、李宗閔而言，憑藉文章令當朝宰相失態，後來甚至代表科舉士子站上PK臺同世家出生的李德裕（李吉甫之子）正面對抗，已經是一種勝利。
若是在百年之前，他們怕是沒這個膽子。
而有意思的是，當世家的經濟基礎被逐漸消滅之後，曾經人才輩出的世家也人才凋零了起來，前文說到的李吉普親自對付兩個尚未成氣候的對手，的確有負先人“宰相肚裡能撐船”的教誨。之所以如此敏感而衝動，其實正是世家集團式微的表現。
而廟堂就這麼大，宦官管著皇帝，藩鎮佔了地方，留給世家和庶族們的也就是這一畝三分地，與其說是世家與進士們的爭鬥，不如說根源在於勢族與庶族的勢不兩立，同時又將這種勢不兩立上升到自覺高度的緣故。
庶族被壓制並非一天兩天，算起他們的前輩在世家面前卑躬屈膝的經歷，這宿怨可就是血海深仇了。能夠逮到機會往死裡踩，他們自然是不會放過。
爭鬥終以“牛黨”苟延殘喘、“李黨”灰飛煙滅而告終，而此時大唐的喪鐘已經隱隱敲響了。
世家和庶族孰優孰劣，這是個問題。
最後的大唐名相
李德裕出生于山河日下的趙郡李氏，是晚唐的名相，也是“會昌中興”的實際締造者，在位期間他外攘回紇、內平澤潞、裁汰冗官、制馭宦官甚至剷平走火入魔的佛教，可謂功績顯赫，後官拜太尉，封為趙國公。他與唐武宗的君臣相知，也成為晚唐絕唱。
從功勞上看，牛黨貌似沒有什麼人可以與之相提並論；從為人上看，李德裕貌似也從未將所謂的“牛黨”當做死敵。
大唐的末日光景（四）：耗盡朝廷元氣的牛李之爭
“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
這是晚唐文宗發出的一句哀嘆，宦官和藩鎮問題已經持續壓迫李唐近百年，而朝廷中樞的大臣們也跟著湊熱鬧，將偌大的朝廷折騰成了辯論賽現場，李唐的君王也成了兼職裁判。
奇怪的起因
唐憲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考生牛僧儒、李宗閔等人在“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制科考卷中，“指斥時政之失，言甚硬直，無所迴避”。宰相李吉甫認為這是將矛頭對準自己，於是跑到憲宗那裡哭訴，後者下令將全部主考官貶滴，牛僧孺和李宗閔也沒有受到提拔，雙方從此結下樑子。
客觀來說，幾個熱血青年議論一下時弊並無大錯，更何況他們參加的是“直言極諫”科考試，有一說一乃是該科本身的考試內容和制度本身所要求。唐憲宗也曾明說：“愛自近歲 … … 農者無以免艱食，學者無以通微言。立事之績未紀於庶士，乏才之嘆未輟於終食。 ”並特別要求考生“勿狠勿並，以稱聯意”。
牛、李等人正是遵從了憲宗的旨意而答卷的，既符合考試內容要求又符合考試製度要求。李吉甫身為執政宰相，本來完全可以而且應該容許這種指切，可是他卻肆意發揮，使用“一哭二鬧”的市井手段，將一場普通的考試釀造成一次科場大案。
所以真正的原因就是：李吉甫出身趙郡李氏，又是蔭庇人仕，對於科舉及庶族通過科舉而人仕懷有一種本能的痛恨（加之心胸狹隘），因此對於對方的風吹草動異常敏感。
李吉甫倒是沒過幾年就掛了，仇恨卻延續到了兒子李德裕身上，尤其在稀裡糊塗在外面待了幾年的牛李二人看來更是如此。
自此至唐宣宗大中三年（公元 849 年）結束，整整持續了 41 年。
總體來看，這是一場科舉進士和世家的戰爭，想來沒人反對。
凡事皆有始終。
緣起：世家的衰落和科舉的興起
世家曾經把持的中國的政治方向近一千年了，他們脫胎於西漢的功臣和宗室集團，發展於魏晉，在南北朝達到巔峰。他們不管壟斷了地方土地，也把持著朝廷的用人大權，曾經是皇權甚至改朝換代者也無可奈何的存在。
▲曾經風流淡定的世家人物
然而，科舉的出現讓他們感到了後背發涼。
隋朝發明的科舉在當時只能說是察舉制的補充，隋煬帝本人也未見得多重視。進士在“累世公卿”們的壓制下都不得已投靠世家尋求庇護。
李世民的登基是個分水嶺，李氏乃關隴集團的領袖，得天下也有賴眾世家的幫襯，長子李建成與父親思想政治上保持一致，且交遊廣泛，手下多世家子弟。這本應該是世家勢力再次起勢之機，歷史卻因為突如其來的“玄武門之變”走向了截然不同的分叉口。
李世民也是世家子弟，卻在殘酷的統一戰爭中成為了庶族的代表，或者說二者身份兼而有之。他登基之後重用了許多庶族人士，因而引起了世家勢力的不滿，他們之間是一榮俱榮，一損皆損的利益共同體。自此武裝反抗此起彼伏，另一方面“天下士子不樂仕進”，這種不合作態度導致了雙方的貌合神離，因此李世民不得已保留了恩蔭制度，保持了世家在統治階級中的地位，同時加強了對庶族的扶持和科舉制度的發展推廣。
雖然由於唐太宗的雄才大略，由於唐初統治者的雄心勃勃昂揚向上等因素的作用，二者的矛盾並沒有公開和激化，但隨著歷史的推移，兩者之間的鬥爭也日趨尖銳激烈起來。
政策一會向著世家，一會偏向科舉，在長期的博弈之後，科舉終歸還是成為了朝堂的主流，至武則天時期，“天下第一大姓”的博陵崔氏子弟也跑來參加科考了。而後來出生宗室的“詩鬼”李賀，因為父親名字犯忌而被剝奪了了科考資格，當了許久不入流小官之後鬱鬱而終。
深入：藩鎮割據的深刻影響
話說“百年的王朝，千年的世家”，世家長久不衰的根本原因在於他們掌控的資源，尤其是土地資源。大地主莊園經濟自兩漢成型，和平年代搞土地兼併，戰時結塢自保，顧而在地方根深蒂固，雖無朝廷實封，卻形同獨立王國。
他們用聯姻和結盟的手段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既得利益群體，進而對朝廷大事形成了巨大影響力。
▲曾經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打破世家地位的是持續的割據和戰亂。無盡的戰亂極大的衝擊了地主莊園經濟，是他們不可避免的收到衝擊。而藩鎮則是被授予了人財物權的小王國，他們與盤踞地方的世家存在著你死我活的競爭關係，因而眾甚至連緩衝回血的機會都不給。
其實世家也好，藩鎮也罷，單個的勢力都不足以形成任何威脅，但形成整體後則是皇權都不敢攖其鋒芒的存在。
當藩鎮的持續存在壓縮了世家的生存空間之後，不可避免會影響到他們在廟堂的地位，畢竟被剝奪了土地的世家不過加大號對的書香門第罷了。
庶族的機會來了。
PK：廟堂太小，想來者多
對於牛僧儒、李宗閔而言，憑藉文章令當朝宰相失態，後來甚至代表科舉士子站上PK臺同世家出生的李德裕（李吉甫之子）正面對抗，已經是一種勝利。
若是在百年之前，他們怕是沒這個膽子。
而有意思的是，當世家的經濟基礎被逐漸消滅之後，曾經人才輩出的世家也人才凋零了起來，前文說到的李吉普親自對付兩個尚未成氣候的對手，的確有負先人“宰相肚裡能撐船”的教誨。之所以如此敏感而衝動，其實正是世家集團式微的表現。
而廟堂就這麼大，宦官管著皇帝，藩鎮佔了地方，留給世家和庶族們的也就是這一畝三分地，與其說是世家與進士們的爭鬥，不如說根源在於勢族與庶族的勢不兩立，同時又將這種勢不兩立上升到自覺高度的緣故。
庶族被壓制並非一天兩天，算起他們的前輩在世家面前卑躬屈膝的經歷，這宿怨可就是血海深仇了。能夠逮到機會往死裡踩，他們自然是不會放過。
爭鬥終以“牛黨”苟延殘喘、“李黨”灰飛煙滅而告終，而此時大唐的喪鐘已經隱隱敲響了。
世家和庶族孰優孰劣，這是個問題。
最後的大唐名相
李德裕出生于山河日下的趙郡李氏，是晚唐的名相，也是“會昌中興”的實際締造者，在位期間他外攘回紇、內平澤潞、裁汰冗官、制馭宦官甚至剷平走火入魔的佛教，可謂功績顯赫，後官拜太尉，封為趙國公。他與唐武宗的君臣相知，也成為晚唐絕唱。
從功勞上看，牛黨貌似沒有什麼人可以與之相提並論；從為人上看，李德裕貌似也從未將所謂的“牛黨”當做死敵。
會昌元年，武宗決定殺死楊嗣復等人，面對這樣千載難逢的機會，李德裕的選擇是跪求哭訴，終於打動武宗將兩人赦免。可見，李德裕只是從政治上、制度上否定科舉，並不計較牛黨中個人的行為。
歷朝歷代對他評價甚高，李商隱《會昌一品集》作序時，譽之為“萬古良相”。近代梁啟超將他與管仲、商鞅、諸葛亮、王安石、張居正並列，成為封建時代六大政治家之一。
大唐的末日光景（四）：耗盡朝廷元氣的牛李之爭
“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
這是晚唐文宗發出的一句哀嘆，宦官和藩鎮問題已經持續壓迫李唐近百年，而朝廷中樞的大臣們也跟著湊熱鬧，將偌大的朝廷折騰成了辯論賽現場，李唐的君王也成了兼職裁判。
奇怪的起因
唐憲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考生牛僧儒、李宗閔等人在“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制科考卷中，“指斥時政之失，言甚硬直，無所迴避”。宰相李吉甫認為這是將矛頭對準自己，於是跑到憲宗那裡哭訴，後者下令將全部主考官貶滴，牛僧孺和李宗閔也沒有受到提拔，雙方從此結下樑子。
客觀來說，幾個熱血青年議論一下時弊並無大錯，更何況他們參加的是“直言極諫”科考試，有一說一乃是該科本身的考試內容和制度本身所要求。唐憲宗也曾明說：“愛自近歲 … … 農者無以免艱食，學者無以通微言。立事之績未紀於庶士，乏才之嘆未輟於終食。 ”並特別要求考生“勿狠勿並，以稱聯意”。
牛、李等人正是遵從了憲宗的旨意而答卷的，既符合考試內容要求又符合考試製度要求。李吉甫身為執政宰相，本來完全可以而且應該容許這種指切，可是他卻肆意發揮，使用“一哭二鬧”的市井手段，將一場普通的考試釀造成一次科場大案。
所以真正的原因就是：李吉甫出身趙郡李氏，又是蔭庇人仕，對於科舉及庶族通過科舉而人仕懷有一種本能的痛恨（加之心胸狹隘），因此對於對方的風吹草動異常敏感。
李吉甫倒是沒過幾年就掛了，仇恨卻延續到了兒子李德裕身上，尤其在稀裡糊塗在外面待了幾年的牛李二人看來更是如此。
自此至唐宣宗大中三年（公元 849 年）結束，整整持續了 41 年。
總體來看，這是一場科舉進士和世家的戰爭，想來沒人反對。
凡事皆有始終。
緣起：世家的衰落和科舉的興起
世家曾經把持的中國的政治方向近一千年了，他們脫胎於西漢的功臣和宗室集團，發展於魏晉，在南北朝達到巔峰。他們不管壟斷了地方土地，也把持著朝廷的用人大權，曾經是皇權甚至改朝換代者也無可奈何的存在。
▲曾經風流淡定的世家人物
然而，科舉的出現讓他們感到了後背發涼。
隋朝發明的科舉在當時只能說是察舉制的補充，隋煬帝本人也未見得多重視。進士在“累世公卿”們的壓制下都不得已投靠世家尋求庇護。
李世民的登基是個分水嶺，李氏乃關隴集團的領袖，得天下也有賴眾世家的幫襯，長子李建成與父親思想政治上保持一致，且交遊廣泛，手下多世家子弟。這本應該是世家勢力再次起勢之機，歷史卻因為突如其來的“玄武門之變”走向了截然不同的分叉口。
李世民也是世家子弟，卻在殘酷的統一戰爭中成為了庶族的代表，或者說二者身份兼而有之。他登基之後重用了許多庶族人士，因而引起了世家勢力的不滿，他們之間是一榮俱榮，一損皆損的利益共同體。自此武裝反抗此起彼伏，另一方面“天下士子不樂仕進”，這種不合作態度導致了雙方的貌合神離，因此李世民不得已保留了恩蔭制度，保持了世家在統治階級中的地位，同時加強了對庶族的扶持和科舉制度的發展推廣。
雖然由於唐太宗的雄才大略，由於唐初統治者的雄心勃勃昂揚向上等因素的作用，二者的矛盾並沒有公開和激化，但隨著歷史的推移，兩者之間的鬥爭也日趨尖銳激烈起來。
政策一會向著世家，一會偏向科舉，在長期的博弈之後，科舉終歸還是成為了朝堂的主流，至武則天時期，“天下第一大姓”的博陵崔氏子弟也跑來參加科考了。而後來出生宗室的“詩鬼”李賀，因為父親名字犯忌而被剝奪了了科考資格，當了許久不入流小官之後鬱鬱而終。
深入：藩鎮割據的深刻影響
話說“百年的王朝，千年的世家”，世家長久不衰的根本原因在於他們掌控的資源，尤其是土地資源。大地主莊園經濟自兩漢成型，和平年代搞土地兼併，戰時結塢自保，顧而在地方根深蒂固，雖無朝廷實封，卻形同獨立王國。
他們用聯姻和結盟的手段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既得利益群體，進而對朝廷大事形成了巨大影響力。
▲曾經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打破世家地位的是持續的割據和戰亂。無盡的戰亂極大的衝擊了地主莊園經濟，是他們不可避免的收到衝擊。而藩鎮則是被授予了人財物權的小王國，他們與盤踞地方的世家存在著你死我活的競爭關係，因而眾甚至連緩衝回血的機會都不給。
其實世家也好，藩鎮也罷，單個的勢力都不足以形成任何威脅，但形成整體後則是皇權都不敢攖其鋒芒的存在。
當藩鎮的持續存在壓縮了世家的生存空間之後，不可避免會影響到他們在廟堂的地位，畢竟被剝奪了土地的世家不過加大號對的書香門第罷了。
庶族的機會來了。
PK：廟堂太小，想來者多
對於牛僧儒、李宗閔而言，憑藉文章令當朝宰相失態，後來甚至代表科舉士子站上PK臺同世家出生的李德裕（李吉甫之子）正面對抗，已經是一種勝利。
若是在百年之前，他們怕是沒這個膽子。
而有意思的是，當世家的經濟基礎被逐漸消滅之後，曾經人才輩出的世家也人才凋零了起來，前文說到的李吉普親自對付兩個尚未成氣候的對手，的確有負先人“宰相肚裡能撐船”的教誨。之所以如此敏感而衝動，其實正是世家集團式微的表現。
而廟堂就這麼大，宦官管著皇帝，藩鎮佔了地方，留給世家和庶族們的也就是這一畝三分地，與其說是世家與進士們的爭鬥，不如說根源在於勢族與庶族的勢不兩立，同時又將這種勢不兩立上升到自覺高度的緣故。
庶族被壓制並非一天兩天，算起他們的前輩在世家面前卑躬屈膝的經歷，這宿怨可就是血海深仇了。能夠逮到機會往死裡踩，他們自然是不會放過。
爭鬥終以“牛黨”苟延殘喘、“李黨”灰飛煙滅而告終，而此時大唐的喪鐘已經隱隱敲響了。
世家和庶族孰優孰劣，這是個問題。
最後的大唐名相
李德裕出生于山河日下的趙郡李氏，是晚唐的名相，也是“會昌中興”的實際締造者，在位期間他外攘回紇、內平澤潞、裁汰冗官、制馭宦官甚至剷平走火入魔的佛教，可謂功績顯赫，後官拜太尉，封為趙國公。他與唐武宗的君臣相知，也成為晚唐絕唱。
從功勞上看，牛黨貌似沒有什麼人可以與之相提並論；從為人上看，李德裕貌似也從未將所謂的“牛黨”當做死敵。
會昌元年，武宗決定殺死楊嗣復等人，面對這樣千載難逢的機會，李德裕的選擇是跪求哭訴，終於打動武宗將兩人赦免。可見，李德裕只是從政治上、制度上否定科舉，並不計較牛黨中個人的行為。
歷朝歷代對他評價甚高，李商隱《會昌一品集》作序時，譽之為“萬古良相”。近代梁啟超將他與管仲、商鞅、諸葛亮、王安石、張居正並列，成為封建時代六大政治家之一。
▲正氣凜然的李德裕雕像
而李德裕的結局也是非常悲慘的，他被親手提拔的宰相白敏中（白居易族弟，庶族代表）給直接打發到崖州（今天的海口），後來蘇東坡也去過，可惜這大唐最後的明相終究沒捱過這一劫，病死於異地他鄉。
說來中國文官的流放史，竟然無人比功高蓋世的李德裕更慘的了。
於李德裕的做人留一線不同，牛黨的作風完全是趕盡殺絕，這又是為何呢？
“股東”和“打工仔”
以今人的眼光而言，科舉帶動了社會階層之間的流動，構建了後來以鄉紳為骨幹的基層社會體系和成熟官僚體系，是一個歷史的進步。
可是筆者回顧歷史，貌似自五代之後中國並沒有真正超越前代，曾經的漢唐雄風也不再重現，甚至兩次被異族滅國，官員的道德水平也出現了雪崩式的滑坡，貪腐問題較之前代更加突出，漢奸也層出不窮。
其實區別的內因很簡單，這就是“股東”和“打工仔”的區別。
大唐的末日光景（四）：耗盡朝廷元氣的牛李之爭
“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
這是晚唐文宗發出的一句哀嘆，宦官和藩鎮問題已經持續壓迫李唐近百年，而朝廷中樞的大臣們也跟著湊熱鬧，將偌大的朝廷折騰成了辯論賽現場，李唐的君王也成了兼職裁判。
奇怪的起因
唐憲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考生牛僧儒、李宗閔等人在“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制科考卷中，“指斥時政之失，言甚硬直，無所迴避”。宰相李吉甫認為這是將矛頭對準自己，於是跑到憲宗那裡哭訴，後者下令將全部主考官貶滴，牛僧孺和李宗閔也沒有受到提拔，雙方從此結下樑子。
客觀來說，幾個熱血青年議論一下時弊並無大錯，更何況他們參加的是“直言極諫”科考試，有一說一乃是該科本身的考試內容和制度本身所要求。唐憲宗也曾明說：“愛自近歲 … … 農者無以免艱食，學者無以通微言。立事之績未紀於庶士，乏才之嘆未輟於終食。 ”並特別要求考生“勿狠勿並，以稱聯意”。
牛、李等人正是遵從了憲宗的旨意而答卷的，既符合考試內容要求又符合考試製度要求。李吉甫身為執政宰相，本來完全可以而且應該容許這種指切，可是他卻肆意發揮，使用“一哭二鬧”的市井手段，將一場普通的考試釀造成一次科場大案。
所以真正的原因就是：李吉甫出身趙郡李氏，又是蔭庇人仕，對於科舉及庶族通過科舉而人仕懷有一種本能的痛恨（加之心胸狹隘），因此對於對方的風吹草動異常敏感。
李吉甫倒是沒過幾年就掛了，仇恨卻延續到了兒子李德裕身上，尤其在稀裡糊塗在外面待了幾年的牛李二人看來更是如此。
自此至唐宣宗大中三年（公元 849 年）結束，整整持續了 41 年。
總體來看，這是一場科舉進士和世家的戰爭，想來沒人反對。
凡事皆有始終。
緣起：世家的衰落和科舉的興起
世家曾經把持的中國的政治方向近一千年了，他們脫胎於西漢的功臣和宗室集團，發展於魏晉，在南北朝達到巔峰。他們不管壟斷了地方土地，也把持著朝廷的用人大權，曾經是皇權甚至改朝換代者也無可奈何的存在。
▲曾經風流淡定的世家人物
然而，科舉的出現讓他們感到了後背發涼。
隋朝發明的科舉在當時只能說是察舉制的補充，隋煬帝本人也未見得多重視。進士在“累世公卿”們的壓制下都不得已投靠世家尋求庇護。
李世民的登基是個分水嶺，李氏乃關隴集團的領袖，得天下也有賴眾世家的幫襯，長子李建成與父親思想政治上保持一致，且交遊廣泛，手下多世家子弟。這本應該是世家勢力再次起勢之機，歷史卻因為突如其來的“玄武門之變”走向了截然不同的分叉口。
李世民也是世家子弟，卻在殘酷的統一戰爭中成為了庶族的代表，或者說二者身份兼而有之。他登基之後重用了許多庶族人士，因而引起了世家勢力的不滿，他們之間是一榮俱榮，一損皆損的利益共同體。自此武裝反抗此起彼伏，另一方面“天下士子不樂仕進”，這種不合作態度導致了雙方的貌合神離，因此李世民不得已保留了恩蔭制度，保持了世家在統治階級中的地位，同時加強了對庶族的扶持和科舉制度的發展推廣。
雖然由於唐太宗的雄才大略，由於唐初統治者的雄心勃勃昂揚向上等因素的作用，二者的矛盾並沒有公開和激化，但隨著歷史的推移，兩者之間的鬥爭也日趨尖銳激烈起來。
政策一會向著世家，一會偏向科舉，在長期的博弈之後，科舉終歸還是成為了朝堂的主流，至武則天時期，“天下第一大姓”的博陵崔氏子弟也跑來參加科考了。而後來出生宗室的“詩鬼”李賀，因為父親名字犯忌而被剝奪了了科考資格，當了許久不入流小官之後鬱鬱而終。
深入：藩鎮割據的深刻影響
話說“百年的王朝，千年的世家”，世家長久不衰的根本原因在於他們掌控的資源，尤其是土地資源。大地主莊園經濟自兩漢成型，和平年代搞土地兼併，戰時結塢自保，顧而在地方根深蒂固，雖無朝廷實封，卻形同獨立王國。
他們用聯姻和結盟的手段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既得利益群體，進而對朝廷大事形成了巨大影響力。
▲曾經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打破世家地位的是持續的割據和戰亂。無盡的戰亂極大的衝擊了地主莊園經濟，是他們不可避免的收到衝擊。而藩鎮則是被授予了人財物權的小王國，他們與盤踞地方的世家存在著你死我活的競爭關係，因而眾甚至連緩衝回血的機會都不給。
其實世家也好，藩鎮也罷，單個的勢力都不足以形成任何威脅，但形成整體後則是皇權都不敢攖其鋒芒的存在。
當藩鎮的持續存在壓縮了世家的生存空間之後，不可避免會影響到他們在廟堂的地位，畢竟被剝奪了土地的世家不過加大號對的書香門第罷了。
庶族的機會來了。
PK：廟堂太小，想來者多
對於牛僧儒、李宗閔而言，憑藉文章令當朝宰相失態，後來甚至代表科舉士子站上PK臺同世家出生的李德裕（李吉甫之子）正面對抗，已經是一種勝利。
若是在百年之前，他們怕是沒這個膽子。
而有意思的是，當世家的經濟基礎被逐漸消滅之後，曾經人才輩出的世家也人才凋零了起來，前文說到的李吉普親自對付兩個尚未成氣候的對手，的確有負先人“宰相肚裡能撐船”的教誨。之所以如此敏感而衝動，其實正是世家集團式微的表現。
而廟堂就這麼大，宦官管著皇帝，藩鎮佔了地方，留給世家和庶族們的也就是這一畝三分地，與其說是世家與進士們的爭鬥，不如說根源在於勢族與庶族的勢不兩立，同時又將這種勢不兩立上升到自覺高度的緣故。
庶族被壓制並非一天兩天，算起他們的前輩在世家面前卑躬屈膝的經歷，這宿怨可就是血海深仇了。能夠逮到機會往死裡踩，他們自然是不會放過。
爭鬥終以“牛黨”苟延殘喘、“李黨”灰飛煙滅而告終，而此時大唐的喪鐘已經隱隱敲響了。
世家和庶族孰優孰劣，這是個問題。
最後的大唐名相
李德裕出生于山河日下的趙郡李氏，是晚唐的名相，也是“會昌中興”的實際締造者，在位期間他外攘回紇、內平澤潞、裁汰冗官、制馭宦官甚至剷平走火入魔的佛教，可謂功績顯赫，後官拜太尉，封為趙國公。他與唐武宗的君臣相知，也成為晚唐絕唱。
從功勞上看，牛黨貌似沒有什麼人可以與之相提並論；從為人上看，李德裕貌似也從未將所謂的“牛黨”當做死敵。
會昌元年，武宗決定殺死楊嗣復等人，面對這樣千載難逢的機會，李德裕的選擇是跪求哭訴，終於打動武宗將兩人赦免。可見，李德裕只是從政治上、制度上否定科舉，並不計較牛黨中個人的行為。
歷朝歷代對他評價甚高，李商隱《會昌一品集》作序時，譽之為“萬古良相”。近代梁啟超將他與管仲、商鞅、諸葛亮、王安石、張居正並列，成為封建時代六大政治家之一。
▲正氣凜然的李德裕雕像
而李德裕的結局也是非常悲慘的，他被親手提拔的宰相白敏中（白居易族弟，庶族代表）給直接打發到崖州（今天的海口），後來蘇東坡也去過，可惜這大唐最後的明相終究沒捱過這一劫，病死於異地他鄉。
說來中國文官的流放史，竟然無人比功高蓋世的李德裕更慘的了。
於李德裕的做人留一線不同，牛黨的作風完全是趕盡殺絕，這又是為何呢？
“股東”和“打工仔”
以今人的眼光而言，科舉帶動了社會階層之間的流動，構建了後來以鄉紳為骨幹的基層社會體系和成熟官僚體系，是一個歷史的進步。
可是筆者回顧歷史，貌似自五代之後中國並沒有真正超越前代，曾經的漢唐雄風也不再重現，甚至兩次被異族滅國，官員的道德水平也出現了雪崩式的滑坡，貪腐問題較之前代更加突出，漢奸也層出不窮。
其實區別的內因很簡單，這就是“股東”和“打工仔”的區別。
前者的認知在於，不管自己能得到多少好處，公司（國家）的安定才是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世家往往有錢有地，枝繁葉茂，不至於見錢眼開，對於可能禍及家族名聲、發展乃至存亡的行為是投鼠忌器的；而後者顯然就不會有這個顧慮，他們沒有家族的支持，同時也沒有家族的牽掛，因而他們做事可以說百無禁忌，只要待遇合適，大不了換一個老闆，我想漢奸大抵是這樣認為的。
大唐的末日光景（四）：耗盡朝廷元氣的牛李之爭
“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
這是晚唐文宗發出的一句哀嘆，宦官和藩鎮問題已經持續壓迫李唐近百年，而朝廷中樞的大臣們也跟著湊熱鬧，將偌大的朝廷折騰成了辯論賽現場，李唐的君王也成了兼職裁判。
奇怪的起因
唐憲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考生牛僧儒、李宗閔等人在“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制科考卷中，“指斥時政之失，言甚硬直，無所迴避”。宰相李吉甫認為這是將矛頭對準自己，於是跑到憲宗那裡哭訴，後者下令將全部主考官貶滴，牛僧孺和李宗閔也沒有受到提拔，雙方從此結下樑子。
客觀來說，幾個熱血青年議論一下時弊並無大錯，更何況他們參加的是“直言極諫”科考試，有一說一乃是該科本身的考試內容和制度本身所要求。唐憲宗也曾明說：“愛自近歲 … … 農者無以免艱食，學者無以通微言。立事之績未紀於庶士，乏才之嘆未輟於終食。 ”並特別要求考生“勿狠勿並，以稱聯意”。
牛、李等人正是遵從了憲宗的旨意而答卷的，既符合考試內容要求又符合考試製度要求。李吉甫身為執政宰相，本來完全可以而且應該容許這種指切，可是他卻肆意發揮，使用“一哭二鬧”的市井手段，將一場普通的考試釀造成一次科場大案。
所以真正的原因就是：李吉甫出身趙郡李氏，又是蔭庇人仕，對於科舉及庶族通過科舉而人仕懷有一種本能的痛恨（加之心胸狹隘），因此對於對方的風吹草動異常敏感。
李吉甫倒是沒過幾年就掛了，仇恨卻延續到了兒子李德裕身上，尤其在稀裡糊塗在外面待了幾年的牛李二人看來更是如此。
自此至唐宣宗大中三年（公元 849 年）結束，整整持續了 41 年。
總體來看，這是一場科舉進士和世家的戰爭，想來沒人反對。
凡事皆有始終。
緣起：世家的衰落和科舉的興起
世家曾經把持的中國的政治方向近一千年了，他們脫胎於西漢的功臣和宗室集團，發展於魏晉，在南北朝達到巔峰。他們不管壟斷了地方土地，也把持著朝廷的用人大權，曾經是皇權甚至改朝換代者也無可奈何的存在。
▲曾經風流淡定的世家人物
然而，科舉的出現讓他們感到了後背發涼。
隋朝發明的科舉在當時只能說是察舉制的補充，隋煬帝本人也未見得多重視。進士在“累世公卿”們的壓制下都不得已投靠世家尋求庇護。
李世民的登基是個分水嶺，李氏乃關隴集團的領袖，得天下也有賴眾世家的幫襯，長子李建成與父親思想政治上保持一致，且交遊廣泛，手下多世家子弟。這本應該是世家勢力再次起勢之機，歷史卻因為突如其來的“玄武門之變”走向了截然不同的分叉口。
李世民也是世家子弟，卻在殘酷的統一戰爭中成為了庶族的代表，或者說二者身份兼而有之。他登基之後重用了許多庶族人士，因而引起了世家勢力的不滿，他們之間是一榮俱榮，一損皆損的利益共同體。自此武裝反抗此起彼伏，另一方面“天下士子不樂仕進”，這種不合作態度導致了雙方的貌合神離，因此李世民不得已保留了恩蔭制度，保持了世家在統治階級中的地位，同時加強了對庶族的扶持和科舉制度的發展推廣。
雖然由於唐太宗的雄才大略，由於唐初統治者的雄心勃勃昂揚向上等因素的作用，二者的矛盾並沒有公開和激化，但隨著歷史的推移，兩者之間的鬥爭也日趨尖銳激烈起來。
政策一會向著世家，一會偏向科舉，在長期的博弈之後，科舉終歸還是成為了朝堂的主流，至武則天時期，“天下第一大姓”的博陵崔氏子弟也跑來參加科考了。而後來出生宗室的“詩鬼”李賀，因為父親名字犯忌而被剝奪了了科考資格，當了許久不入流小官之後鬱鬱而終。
深入：藩鎮割據的深刻影響
話說“百年的王朝，千年的世家”，世家長久不衰的根本原因在於他們掌控的資源，尤其是土地資源。大地主莊園經濟自兩漢成型，和平年代搞土地兼併，戰時結塢自保，顧而在地方根深蒂固，雖無朝廷實封，卻形同獨立王國。
他們用聯姻和結盟的手段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既得利益群體，進而對朝廷大事形成了巨大影響力。
▲曾經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打破世家地位的是持續的割據和戰亂。無盡的戰亂極大的衝擊了地主莊園經濟，是他們不可避免的收到衝擊。而藩鎮則是被授予了人財物權的小王國，他們與盤踞地方的世家存在著你死我活的競爭關係，因而眾甚至連緩衝回血的機會都不給。
其實世家也好，藩鎮也罷，單個的勢力都不足以形成任何威脅，但形成整體後則是皇權都不敢攖其鋒芒的存在。
當藩鎮的持續存在壓縮了世家的生存空間之後，不可避免會影響到他們在廟堂的地位，畢竟被剝奪了土地的世家不過加大號對的書香門第罷了。
庶族的機會來了。
PK：廟堂太小，想來者多
對於牛僧儒、李宗閔而言，憑藉文章令當朝宰相失態，後來甚至代表科舉士子站上PK臺同世家出生的李德裕（李吉甫之子）正面對抗，已經是一種勝利。
若是在百年之前，他們怕是沒這個膽子。
而有意思的是，當世家的經濟基礎被逐漸消滅之後，曾經人才輩出的世家也人才凋零了起來，前文說到的李吉普親自對付兩個尚未成氣候的對手，的確有負先人“宰相肚裡能撐船”的教誨。之所以如此敏感而衝動，其實正是世家集團式微的表現。
而廟堂就這麼大，宦官管著皇帝，藩鎮佔了地方，留給世家和庶族們的也就是這一畝三分地，與其說是世家與進士們的爭鬥，不如說根源在於勢族與庶族的勢不兩立，同時又將這種勢不兩立上升到自覺高度的緣故。
庶族被壓制並非一天兩天，算起他們的前輩在世家面前卑躬屈膝的經歷，這宿怨可就是血海深仇了。能夠逮到機會往死裡踩，他們自然是不會放過。
爭鬥終以“牛黨”苟延殘喘、“李黨”灰飛煙滅而告終，而此時大唐的喪鐘已經隱隱敲響了。
世家和庶族孰優孰劣，這是個問題。
最後的大唐名相
李德裕出生于山河日下的趙郡李氏，是晚唐的名相，也是“會昌中興”的實際締造者，在位期間他外攘回紇、內平澤潞、裁汰冗官、制馭宦官甚至剷平走火入魔的佛教，可謂功績顯赫，後官拜太尉，封為趙國公。他與唐武宗的君臣相知，也成為晚唐絕唱。
從功勞上看，牛黨貌似沒有什麼人可以與之相提並論；從為人上看，李德裕貌似也從未將所謂的“牛黨”當做死敵。
會昌元年，武宗決定殺死楊嗣復等人，面對這樣千載難逢的機會，李德裕的選擇是跪求哭訴，終於打動武宗將兩人赦免。可見，李德裕只是從政治上、制度上否定科舉，並不計較牛黨中個人的行為。
歷朝歷代對他評價甚高，李商隱《會昌一品集》作序時，譽之為“萬古良相”。近代梁啟超將他與管仲、商鞅、諸葛亮、王安石、張居正並列，成為封建時代六大政治家之一。
▲正氣凜然的李德裕雕像
而李德裕的結局也是非常悲慘的，他被親手提拔的宰相白敏中（白居易族弟，庶族代表）給直接打發到崖州（今天的海口），後來蘇東坡也去過，可惜這大唐最後的明相終究沒捱過這一劫，病死於異地他鄉。
說來中國文官的流放史，竟然無人比功高蓋世的李德裕更慘的了。
於李德裕的做人留一線不同，牛黨的作風完全是趕盡殺絕，這又是為何呢？
“股東”和“打工仔”
以今人的眼光而言，科舉帶動了社會階層之間的流動，構建了後來以鄉紳為骨幹的基層社會體系和成熟官僚體系，是一個歷史的進步。
可是筆者回顧歷史，貌似自五代之後中國並沒有真正超越前代，曾經的漢唐雄風也不再重現，甚至兩次被異族滅國，官員的道德水平也出現了雪崩式的滑坡，貪腐問題較之前代更加突出，漢奸也層出不窮。
其實區別的內因很簡單，這就是“股東”和“打工仔”的區別。
前者的認知在於，不管自己能得到多少好處，公司（國家）的安定才是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世家往往有錢有地，枝繁葉茂，不至於見錢眼開，對於可能禍及家族名聲、發展乃至存亡的行為是投鼠忌器的；而後者顯然就不會有這個顧慮，他們沒有家族的支持，同時也沒有家族的牽掛，因而他們做事可以說百無禁忌，只要待遇合適，大不了換一個老闆，我想漢奸大抵是這樣認為的。
個人品性總有高下，筆者並非將所有世家和庶族納入這個範疇。但須知，只有背叛階級的個人，沒有背叛利益的階級，道德只能約束個體，對於整個階層而言他們就是這樣的存在。
我們也許高估了這些進士們的操守和水平。
科舉制度下的大唐進士們
孔子說“君子朋而不黨”，進士們卻有著結黨營私的本能。
然臣祖天寶末以仕進無他伎 , 勉強隨計 , 一舉登第。自後不於私家置《文選》 , 蓋惡其祖尚浮華 , 不根藝實 。然朝廷顯官 , 須是公卿子弟 。何者自小便習舉業 , 自熟朝廷間事 , 臺閣儀範 , 班行準則, 不教而自成 。寒士縱有出人之才 , 登第之後 , 始得一班一級 , 固不能熟習也 。則子弟成名不可輕矣 。”--《舊唐書》卷一八上《武宗紀》
這是李德裕給唐武宗上的眼藥水，意思是說：祖父天寶年間不得已參加科考，也中過進士，但此後就把《文選》（樑朝蕭統著，詩詞歌賦指導教材和唐朝應試必考項目）給雪藏了，因而這本書華而不實，於治國毫無裨益。（所以）進士階層就只會玩這些沒用的東西，遠不如世家子弟自小學習，熟悉朝廷事項，很多東西都不用教了，故而“朝廷顯官 , 須是公卿子弟 ”。
大唐的末日光景（四）：耗盡朝廷元氣的牛李之爭
“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
這是晚唐文宗發出的一句哀嘆，宦官和藩鎮問題已經持續壓迫李唐近百年，而朝廷中樞的大臣們也跟著湊熱鬧，將偌大的朝廷折騰成了辯論賽現場，李唐的君王也成了兼職裁判。
奇怪的起因
唐憲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考生牛僧儒、李宗閔等人在“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制科考卷中，“指斥時政之失，言甚硬直，無所迴避”。宰相李吉甫認為這是將矛頭對準自己，於是跑到憲宗那裡哭訴，後者下令將全部主考官貶滴，牛僧孺和李宗閔也沒有受到提拔，雙方從此結下樑子。
客觀來說，幾個熱血青年議論一下時弊並無大錯，更何況他們參加的是“直言極諫”科考試，有一說一乃是該科本身的考試內容和制度本身所要求。唐憲宗也曾明說：“愛自近歲 … … 農者無以免艱食，學者無以通微言。立事之績未紀於庶士，乏才之嘆未輟於終食。 ”並特別要求考生“勿狠勿並，以稱聯意”。
牛、李等人正是遵從了憲宗的旨意而答卷的，既符合考試內容要求又符合考試製度要求。李吉甫身為執政宰相，本來完全可以而且應該容許這種指切，可是他卻肆意發揮，使用“一哭二鬧”的市井手段，將一場普通的考試釀造成一次科場大案。
所以真正的原因就是：李吉甫出身趙郡李氏，又是蔭庇人仕，對於科舉及庶族通過科舉而人仕懷有一種本能的痛恨（加之心胸狹隘），因此對於對方的風吹草動異常敏感。
李吉甫倒是沒過幾年就掛了，仇恨卻延續到了兒子李德裕身上，尤其在稀裡糊塗在外面待了幾年的牛李二人看來更是如此。
自此至唐宣宗大中三年（公元 849 年）結束，整整持續了 41 年。
總體來看，這是一場科舉進士和世家的戰爭，想來沒人反對。
凡事皆有始終。
緣起：世家的衰落和科舉的興起
世家曾經把持的中國的政治方向近一千年了，他們脫胎於西漢的功臣和宗室集團，發展於魏晉，在南北朝達到巔峰。他們不管壟斷了地方土地，也把持著朝廷的用人大權，曾經是皇權甚至改朝換代者也無可奈何的存在。
▲曾經風流淡定的世家人物
然而，科舉的出現讓他們感到了後背發涼。
隋朝發明的科舉在當時只能說是察舉制的補充，隋煬帝本人也未見得多重視。進士在“累世公卿”們的壓制下都不得已投靠世家尋求庇護。
李世民的登基是個分水嶺，李氏乃關隴集團的領袖，得天下也有賴眾世家的幫襯，長子李建成與父親思想政治上保持一致，且交遊廣泛，手下多世家子弟。這本應該是世家勢力再次起勢之機，歷史卻因為突如其來的“玄武門之變”走向了截然不同的分叉口。
李世民也是世家子弟，卻在殘酷的統一戰爭中成為了庶族的代表，或者說二者身份兼而有之。他登基之後重用了許多庶族人士，因而引起了世家勢力的不滿，他們之間是一榮俱榮，一損皆損的利益共同體。自此武裝反抗此起彼伏，另一方面“天下士子不樂仕進”，這種不合作態度導致了雙方的貌合神離，因此李世民不得已保留了恩蔭制度，保持了世家在統治階級中的地位，同時加強了對庶族的扶持和科舉制度的發展推廣。
雖然由於唐太宗的雄才大略，由於唐初統治者的雄心勃勃昂揚向上等因素的作用，二者的矛盾並沒有公開和激化，但隨著歷史的推移，兩者之間的鬥爭也日趨尖銳激烈起來。
政策一會向著世家，一會偏向科舉，在長期的博弈之後，科舉終歸還是成為了朝堂的主流，至武則天時期，“天下第一大姓”的博陵崔氏子弟也跑來參加科考了。而後來出生宗室的“詩鬼”李賀，因為父親名字犯忌而被剝奪了了科考資格，當了許久不入流小官之後鬱鬱而終。
深入：藩鎮割據的深刻影響
話說“百年的王朝，千年的世家”，世家長久不衰的根本原因在於他們掌控的資源，尤其是土地資源。大地主莊園經濟自兩漢成型，和平年代搞土地兼併，戰時結塢自保，顧而在地方根深蒂固，雖無朝廷實封，卻形同獨立王國。
他們用聯姻和結盟的手段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既得利益群體，進而對朝廷大事形成了巨大影響力。
▲曾經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打破世家地位的是持續的割據和戰亂。無盡的戰亂極大的衝擊了地主莊園經濟，是他們不可避免的收到衝擊。而藩鎮則是被授予了人財物權的小王國，他們與盤踞地方的世家存在著你死我活的競爭關係，因而眾甚至連緩衝回血的機會都不給。
其實世家也好，藩鎮也罷，單個的勢力都不足以形成任何威脅，但形成整體後則是皇權都不敢攖其鋒芒的存在。
當藩鎮的持續存在壓縮了世家的生存空間之後，不可避免會影響到他們在廟堂的地位，畢竟被剝奪了土地的世家不過加大號對的書香門第罷了。
庶族的機會來了。
PK：廟堂太小，想來者多
對於牛僧儒、李宗閔而言，憑藉文章令當朝宰相失態，後來甚至代表科舉士子站上PK臺同世家出生的李德裕（李吉甫之子）正面對抗，已經是一種勝利。
若是在百年之前，他們怕是沒這個膽子。
而有意思的是，當世家的經濟基礎被逐漸消滅之後，曾經人才輩出的世家也人才凋零了起來，前文說到的李吉普親自對付兩個尚未成氣候的對手，的確有負先人“宰相肚裡能撐船”的教誨。之所以如此敏感而衝動，其實正是世家集團式微的表現。
而廟堂就這麼大，宦官管著皇帝，藩鎮佔了地方，留給世家和庶族們的也就是這一畝三分地，與其說是世家與進士們的爭鬥，不如說根源在於勢族與庶族的勢不兩立，同時又將這種勢不兩立上升到自覺高度的緣故。
庶族被壓制並非一天兩天，算起他們的前輩在世家面前卑躬屈膝的經歷，這宿怨可就是血海深仇了。能夠逮到機會往死裡踩，他們自然是不會放過。
爭鬥終以“牛黨”苟延殘喘、“李黨”灰飛煙滅而告終，而此時大唐的喪鐘已經隱隱敲響了。
世家和庶族孰優孰劣，這是個問題。
最後的大唐名相
李德裕出生于山河日下的趙郡李氏，是晚唐的名相，也是“會昌中興”的實際締造者，在位期間他外攘回紇、內平澤潞、裁汰冗官、制馭宦官甚至剷平走火入魔的佛教，可謂功績顯赫，後官拜太尉，封為趙國公。他與唐武宗的君臣相知，也成為晚唐絕唱。
從功勞上看，牛黨貌似沒有什麼人可以與之相提並論；從為人上看，李德裕貌似也從未將所謂的“牛黨”當做死敵。
會昌元年，武宗決定殺死楊嗣復等人，面對這樣千載難逢的機會，李德裕的選擇是跪求哭訴，終於打動武宗將兩人赦免。可見，李德裕只是從政治上、制度上否定科舉，並不計較牛黨中個人的行為。
歷朝歷代對他評價甚高，李商隱《會昌一品集》作序時，譽之為“萬古良相”。近代梁啟超將他與管仲、商鞅、諸葛亮、王安石、張居正並列，成為封建時代六大政治家之一。
▲正氣凜然的李德裕雕像
而李德裕的結局也是非常悲慘的，他被親手提拔的宰相白敏中（白居易族弟，庶族代表）給直接打發到崖州（今天的海口），後來蘇東坡也去過，可惜這大唐最後的明相終究沒捱過這一劫，病死於異地他鄉。
說來中國文官的流放史，竟然無人比功高蓋世的李德裕更慘的了。
於李德裕的做人留一線不同，牛黨的作風完全是趕盡殺絕，這又是為何呢？
“股東”和“打工仔”
以今人的眼光而言，科舉帶動了社會階層之間的流動，構建了後來以鄉紳為骨幹的基層社會體系和成熟官僚體系，是一個歷史的進步。
可是筆者回顧歷史，貌似自五代之後中國並沒有真正超越前代，曾經的漢唐雄風也不再重現，甚至兩次被異族滅國，官員的道德水平也出現了雪崩式的滑坡，貪腐問題較之前代更加突出，漢奸也層出不窮。
其實區別的內因很簡單，這就是“股東”和“打工仔”的區別。
前者的認知在於，不管自己能得到多少好處，公司（國家）的安定才是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世家往往有錢有地，枝繁葉茂，不至於見錢眼開，對於可能禍及家族名聲、發展乃至存亡的行為是投鼠忌器的；而後者顯然就不會有這個顧慮，他們沒有家族的支持，同時也沒有家族的牽掛，因而他們做事可以說百無禁忌，只要待遇合適，大不了換一個老闆，我想漢奸大抵是這樣認為的。
個人品性總有高下，筆者並非將所有世家和庶族納入這個範疇。但須知，只有背叛階級的個人，沒有背叛利益的階級，道德只能約束個體，對於整個階層而言他們就是這樣的存在。
我們也許高估了這些進士們的操守和水平。
科舉制度下的大唐進士們
孔子說“君子朋而不黨”，進士們卻有著結黨營私的本能。
然臣祖天寶末以仕進無他伎 , 勉強隨計 , 一舉登第。自後不於私家置《文選》 , 蓋惡其祖尚浮華 , 不根藝實 。然朝廷顯官 , 須是公卿子弟 。何者自小便習舉業 , 自熟朝廷間事 , 臺閣儀範 , 班行準則, 不教而自成 。寒士縱有出人之才 , 登第之後 , 始得一班一級 , 固不能熟習也 。則子弟成名不可輕矣 。”--《舊唐書》卷一八上《武宗紀》
這是李德裕給唐武宗上的眼藥水，意思是說：祖父天寶年間不得已參加科考，也中過進士，但此後就把《文選》（樑朝蕭統著，詩詞歌賦指導教材和唐朝應試必考項目）給雪藏了，因而這本書華而不實，於治國毫無裨益。（所以）進士階層就只會玩這些沒用的東西，遠不如世家子弟自小學習，熟悉朝廷事項，很多東西都不用教了，故而“朝廷顯官 , 須是公卿子弟 ”。
就事論事，對事不對人，這位宰相貌似並沒有說錯什麼，李德裕想改革的是科舉制度，而並非針對通過科舉入仕的庶族進士。
而據史料記載，當年的進士們結黨營私的情況相當嚴重。
嗣復與牛僧孺 、李宗閔皆權德輿貢舉門生 , 情義相得 , 進退取捨 , 多與之同 。--《舊唐書 》卷一七六 《楊嗣復傳 》
雲虞卿性柔佼 , 能阿附權幸以為奸利。每歲栓曹貢部 , 為舉選人馳走取科第，佔員闕 , 無不得其所欲 , 升沉取捨 , 出其脣吻。而李宗閔待之如骨肉 , 以能朋比唱和 , 故時號黨魁 。--同書同卷《楊虞卿傳》
李宗閔利用進士科結黨營私 , 史籍上記載得明明白白。
所謂屁股決定腦袋，出生決定立場，作為世家首要考慮的問題是家族的興衰，而入朝出仕則是他們光耀門楣以及爭取家族利益的途徑。因而李黨主張修改科舉，抑制藩鎮，牛黨則持全面反對意見。
但是在構成對皇權的威脅之前，各世家依舊是獨立的存在，門第有高下，卻無附屬關係，他們雖然是一個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利益集團，並不會為了某一家的利益去赴湯蹈火。
大唐的末日光景（四）：耗盡朝廷元氣的牛李之爭
“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
這是晚唐文宗發出的一句哀嘆，宦官和藩鎮問題已經持續壓迫李唐近百年，而朝廷中樞的大臣們也跟著湊熱鬧，將偌大的朝廷折騰成了辯論賽現場，李唐的君王也成了兼職裁判。
奇怪的起因
唐憲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考生牛僧儒、李宗閔等人在“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制科考卷中，“指斥時政之失，言甚硬直，無所迴避”。宰相李吉甫認為這是將矛頭對準自己，於是跑到憲宗那裡哭訴，後者下令將全部主考官貶滴，牛僧孺和李宗閔也沒有受到提拔，雙方從此結下樑子。
客觀來說，幾個熱血青年議論一下時弊並無大錯，更何況他們參加的是“直言極諫”科考試，有一說一乃是該科本身的考試內容和制度本身所要求。唐憲宗也曾明說：“愛自近歲 … … 農者無以免艱食，學者無以通微言。立事之績未紀於庶士，乏才之嘆未輟於終食。 ”並特別要求考生“勿狠勿並，以稱聯意”。
牛、李等人正是遵從了憲宗的旨意而答卷的，既符合考試內容要求又符合考試製度要求。李吉甫身為執政宰相，本來完全可以而且應該容許這種指切，可是他卻肆意發揮，使用“一哭二鬧”的市井手段，將一場普通的考試釀造成一次科場大案。
所以真正的原因就是：李吉甫出身趙郡李氏，又是蔭庇人仕，對於科舉及庶族通過科舉而人仕懷有一種本能的痛恨（加之心胸狹隘），因此對於對方的風吹草動異常敏感。
李吉甫倒是沒過幾年就掛了，仇恨卻延續到了兒子李德裕身上，尤其在稀裡糊塗在外面待了幾年的牛李二人看來更是如此。
自此至唐宣宗大中三年（公元 849 年）結束，整整持續了 41 年。
總體來看，這是一場科舉進士和世家的戰爭，想來沒人反對。
凡事皆有始終。
緣起：世家的衰落和科舉的興起
世家曾經把持的中國的政治方向近一千年了，他們脫胎於西漢的功臣和宗室集團，發展於魏晉，在南北朝達到巔峰。他們不管壟斷了地方土地，也把持著朝廷的用人大權，曾經是皇權甚至改朝換代者也無可奈何的存在。
▲曾經風流淡定的世家人物
然而，科舉的出現讓他們感到了後背發涼。
隋朝發明的科舉在當時只能說是察舉制的補充，隋煬帝本人也未見得多重視。進士在“累世公卿”們的壓制下都不得已投靠世家尋求庇護。
李世民的登基是個分水嶺，李氏乃關隴集團的領袖，得天下也有賴眾世家的幫襯，長子李建成與父親思想政治上保持一致，且交遊廣泛，手下多世家子弟。這本應該是世家勢力再次起勢之機，歷史卻因為突如其來的“玄武門之變”走向了截然不同的分叉口。
李世民也是世家子弟，卻在殘酷的統一戰爭中成為了庶族的代表，或者說二者身份兼而有之。他登基之後重用了許多庶族人士，因而引起了世家勢力的不滿，他們之間是一榮俱榮，一損皆損的利益共同體。自此武裝反抗此起彼伏，另一方面“天下士子不樂仕進”，這種不合作態度導致了雙方的貌合神離，因此李世民不得已保留了恩蔭制度，保持了世家在統治階級中的地位，同時加強了對庶族的扶持和科舉制度的發展推廣。
雖然由於唐太宗的雄才大略，由於唐初統治者的雄心勃勃昂揚向上等因素的作用，二者的矛盾並沒有公開和激化，但隨著歷史的推移，兩者之間的鬥爭也日趨尖銳激烈起來。
政策一會向著世家，一會偏向科舉，在長期的博弈之後，科舉終歸還是成為了朝堂的主流，至武則天時期，“天下第一大姓”的博陵崔氏子弟也跑來參加科考了。而後來出生宗室的“詩鬼”李賀，因為父親名字犯忌而被剝奪了了科考資格，當了許久不入流小官之後鬱鬱而終。
深入：藩鎮割據的深刻影響
話說“百年的王朝，千年的世家”，世家長久不衰的根本原因在於他們掌控的資源，尤其是土地資源。大地主莊園經濟自兩漢成型，和平年代搞土地兼併，戰時結塢自保，顧而在地方根深蒂固，雖無朝廷實封，卻形同獨立王國。
他們用聯姻和結盟的手段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既得利益群體，進而對朝廷大事形成了巨大影響力。
▲曾經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打破世家地位的是持續的割據和戰亂。無盡的戰亂極大的衝擊了地主莊園經濟，是他們不可避免的收到衝擊。而藩鎮則是被授予了人財物權的小王國，他們與盤踞地方的世家存在著你死我活的競爭關係，因而眾甚至連緩衝回血的機會都不給。
其實世家也好，藩鎮也罷，單個的勢力都不足以形成任何威脅，但形成整體後則是皇權都不敢攖其鋒芒的存在。
當藩鎮的持續存在壓縮了世家的生存空間之後，不可避免會影響到他們在廟堂的地位，畢竟被剝奪了土地的世家不過加大號對的書香門第罷了。
庶族的機會來了。
PK：廟堂太小，想來者多
對於牛僧儒、李宗閔而言，憑藉文章令當朝宰相失態，後來甚至代表科舉士子站上PK臺同世家出生的李德裕（李吉甫之子）正面對抗，已經是一種勝利。
若是在百年之前，他們怕是沒這個膽子。
而有意思的是，當世家的經濟基礎被逐漸消滅之後，曾經人才輩出的世家也人才凋零了起來，前文說到的李吉普親自對付兩個尚未成氣候的對手，的確有負先人“宰相肚裡能撐船”的教誨。之所以如此敏感而衝動，其實正是世家集團式微的表現。
而廟堂就這麼大，宦官管著皇帝，藩鎮佔了地方，留給世家和庶族們的也就是這一畝三分地，與其說是世家與進士們的爭鬥，不如說根源在於勢族與庶族的勢不兩立，同時又將這種勢不兩立上升到自覺高度的緣故。
庶族被壓制並非一天兩天，算起他們的前輩在世家面前卑躬屈膝的經歷，這宿怨可就是血海深仇了。能夠逮到機會往死裡踩，他們自然是不會放過。
爭鬥終以“牛黨”苟延殘喘、“李黨”灰飛煙滅而告終，而此時大唐的喪鐘已經隱隱敲響了。
世家和庶族孰優孰劣，這是個問題。
最後的大唐名相
李德裕出生于山河日下的趙郡李氏，是晚唐的名相，也是“會昌中興”的實際締造者，在位期間他外攘回紇、內平澤潞、裁汰冗官、制馭宦官甚至剷平走火入魔的佛教，可謂功績顯赫，後官拜太尉，封為趙國公。他與唐武宗的君臣相知，也成為晚唐絕唱。
從功勞上看，牛黨貌似沒有什麼人可以與之相提並論；從為人上看，李德裕貌似也從未將所謂的“牛黨”當做死敵。
會昌元年，武宗決定殺死楊嗣復等人，面對這樣千載難逢的機會，李德裕的選擇是跪求哭訴，終於打動武宗將兩人赦免。可見，李德裕只是從政治上、制度上否定科舉，並不計較牛黨中個人的行為。
歷朝歷代對他評價甚高，李商隱《會昌一品集》作序時，譽之為“萬古良相”。近代梁啟超將他與管仲、商鞅、諸葛亮、王安石、張居正並列，成為封建時代六大政治家之一。
▲正氣凜然的李德裕雕像
而李德裕的結局也是非常悲慘的，他被親手提拔的宰相白敏中（白居易族弟，庶族代表）給直接打發到崖州（今天的海口），後來蘇東坡也去過，可惜這大唐最後的明相終究沒捱過這一劫，病死於異地他鄉。
說來中國文官的流放史，竟然無人比功高蓋世的李德裕更慘的了。
於李德裕的做人留一線不同，牛黨的作風完全是趕盡殺絕，這又是為何呢？
“股東”和“打工仔”
以今人的眼光而言，科舉帶動了社會階層之間的流動，構建了後來以鄉紳為骨幹的基層社會體系和成熟官僚體系，是一個歷史的進步。
可是筆者回顧歷史，貌似自五代之後中國並沒有真正超越前代，曾經的漢唐雄風也不再重現，甚至兩次被異族滅國，官員的道德水平也出現了雪崩式的滑坡，貪腐問題較之前代更加突出，漢奸也層出不窮。
其實區別的內因很簡單，這就是“股東”和“打工仔”的區別。
前者的認知在於，不管自己能得到多少好處，公司（國家）的安定才是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世家往往有錢有地，枝繁葉茂，不至於見錢眼開，對於可能禍及家族名聲、發展乃至存亡的行為是投鼠忌器的；而後者顯然就不會有這個顧慮，他們沒有家族的支持，同時也沒有家族的牽掛，因而他們做事可以說百無禁忌，只要待遇合適，大不了換一個老闆，我想漢奸大抵是這樣認為的。
個人品性總有高下，筆者並非將所有世家和庶族納入這個範疇。但須知，只有背叛階級的個人，沒有背叛利益的階級，道德只能約束個體，對於整個階層而言他們就是這樣的存在。
我們也許高估了這些進士們的操守和水平。
科舉制度下的大唐進士們
孔子說“君子朋而不黨”，進士們卻有著結黨營私的本能。
然臣祖天寶末以仕進無他伎 , 勉強隨計 , 一舉登第。自後不於私家置《文選》 , 蓋惡其祖尚浮華 , 不根藝實 。然朝廷顯官 , 須是公卿子弟 。何者自小便習舉業 , 自熟朝廷間事 , 臺閣儀範 , 班行準則, 不教而自成 。寒士縱有出人之才 , 登第之後 , 始得一班一級 , 固不能熟習也 。則子弟成名不可輕矣 。”--《舊唐書》卷一八上《武宗紀》
這是李德裕給唐武宗上的眼藥水，意思是說：祖父天寶年間不得已參加科考，也中過進士，但此後就把《文選》（樑朝蕭統著，詩詞歌賦指導教材和唐朝應試必考項目）給雪藏了，因而這本書華而不實，於治國毫無裨益。（所以）進士階層就只會玩這些沒用的東西，遠不如世家子弟自小學習，熟悉朝廷事項，很多東西都不用教了，故而“朝廷顯官 , 須是公卿子弟 ”。
就事論事，對事不對人，這位宰相貌似並沒有說錯什麼，李德裕想改革的是科舉制度，而並非針對通過科舉入仕的庶族進士。
而據史料記載，當年的進士們結黨營私的情況相當嚴重。
嗣復與牛僧孺 、李宗閔皆權德輿貢舉門生 , 情義相得 , 進退取捨 , 多與之同 。--《舊唐書 》卷一七六 《楊嗣復傳 》
雲虞卿性柔佼 , 能阿附權幸以為奸利。每歲栓曹貢部 , 為舉選人馳走取科第，佔員闕 , 無不得其所欲 , 升沉取捨 , 出其脣吻。而李宗閔待之如骨肉 , 以能朋比唱和 , 故時號黨魁 。--同書同卷《楊虞卿傳》
李宗閔利用進士科結黨營私 , 史籍上記載得明明白白。
所謂屁股決定腦袋，出生決定立場，作為世家首要考慮的問題是家族的興衰，而入朝出仕則是他們光耀門楣以及爭取家族利益的途徑。因而李黨主張修改科舉，抑制藩鎮，牛黨則持全面反對意見。
但是在構成對皇權的威脅之前，各世家依舊是獨立的存在，門第有高下，卻無附屬關係，他們雖然是一個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利益集團，並不會為了某一家的利益去赴湯蹈火。
而庶族則截然相反，他們的問題在於出生卑微，當躋身於偌大的朝堂上時會出現本能的陌生感和危險意識，因而報團取暖後結黨營私其實是他們的天性。當小集團出現的時候，國家利益顯然就必須給團體利益讓路了，比如嚴黨、閹黨甚至東林黨，其首腦人物則可以稱之為“權奸”。
“牛黨”的本質也是這樣的小團體，作為第一次掌握政權中樞的庶族勢力集團，他們的內心異常忐忑，故而將競爭對手往死裡整以求心安。
故以為與批評進士科之李德裕相對立者即是新興、進步，是不妥的。以牛黨之行徑 , 與其說是擁護科舉，不如說是在維護團體利益 。
活在開元盛世的人們，肯定想象不到大唐的結局。
結語：都將灰飛煙滅
可笑的是，開元年間正是世家、庶族、宦官和藩鎮的齊心協力，方打造了中國封建史上最偉大的盛世，而現在朝廷式微，他們卻要分出個你死我活。
大唐的末日光景（四）：耗盡朝廷元氣的牛李之爭
“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
這是晚唐文宗發出的一句哀嘆，宦官和藩鎮問題已經持續壓迫李唐近百年，而朝廷中樞的大臣們也跟著湊熱鬧，將偌大的朝廷折騰成了辯論賽現場，李唐的君王也成了兼職裁判。
奇怪的起因
唐憲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考生牛僧儒、李宗閔等人在“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制科考卷中，“指斥時政之失，言甚硬直，無所迴避”。宰相李吉甫認為這是將矛頭對準自己，於是跑到憲宗那裡哭訴，後者下令將全部主考官貶滴，牛僧孺和李宗閔也沒有受到提拔，雙方從此結下樑子。
客觀來說，幾個熱血青年議論一下時弊並無大錯，更何況他們參加的是“直言極諫”科考試，有一說一乃是該科本身的考試內容和制度本身所要求。唐憲宗也曾明說：“愛自近歲 … … 農者無以免艱食，學者無以通微言。立事之績未紀於庶士，乏才之嘆未輟於終食。 ”並特別要求考生“勿狠勿並，以稱聯意”。
牛、李等人正是遵從了憲宗的旨意而答卷的，既符合考試內容要求又符合考試製度要求。李吉甫身為執政宰相，本來完全可以而且應該容許這種指切，可是他卻肆意發揮，使用“一哭二鬧”的市井手段，將一場普通的考試釀造成一次科場大案。
所以真正的原因就是：李吉甫出身趙郡李氏，又是蔭庇人仕，對於科舉及庶族通過科舉而人仕懷有一種本能的痛恨（加之心胸狹隘），因此對於對方的風吹草動異常敏感。
李吉甫倒是沒過幾年就掛了，仇恨卻延續到了兒子李德裕身上，尤其在稀裡糊塗在外面待了幾年的牛李二人看來更是如此。
自此至唐宣宗大中三年（公元 849 年）結束，整整持續了 41 年。
總體來看，這是一場科舉進士和世家的戰爭，想來沒人反對。
凡事皆有始終。
緣起：世家的衰落和科舉的興起
世家曾經把持的中國的政治方向近一千年了，他們脫胎於西漢的功臣和宗室集團，發展於魏晉，在南北朝達到巔峰。他們不管壟斷了地方土地，也把持著朝廷的用人大權，曾經是皇權甚至改朝換代者也無可奈何的存在。
▲曾經風流淡定的世家人物
然而，科舉的出現讓他們感到了後背發涼。
隋朝發明的科舉在當時只能說是察舉制的補充，隋煬帝本人也未見得多重視。進士在“累世公卿”們的壓制下都不得已投靠世家尋求庇護。
李世民的登基是個分水嶺，李氏乃關隴集團的領袖，得天下也有賴眾世家的幫襯，長子李建成與父親思想政治上保持一致，且交遊廣泛，手下多世家子弟。這本應該是世家勢力再次起勢之機，歷史卻因為突如其來的“玄武門之變”走向了截然不同的分叉口。
李世民也是世家子弟，卻在殘酷的統一戰爭中成為了庶族的代表，或者說二者身份兼而有之。他登基之後重用了許多庶族人士，因而引起了世家勢力的不滿，他們之間是一榮俱榮，一損皆損的利益共同體。自此武裝反抗此起彼伏，另一方面“天下士子不樂仕進”，這種不合作態度導致了雙方的貌合神離，因此李世民不得已保留了恩蔭制度，保持了世家在統治階級中的地位，同時加強了對庶族的扶持和科舉制度的發展推廣。
雖然由於唐太宗的雄才大略，由於唐初統治者的雄心勃勃昂揚向上等因素的作用，二者的矛盾並沒有公開和激化，但隨著歷史的推移，兩者之間的鬥爭也日趨尖銳激烈起來。
政策一會向著世家，一會偏向科舉，在長期的博弈之後，科舉終歸還是成為了朝堂的主流，至武則天時期，“天下第一大姓”的博陵崔氏子弟也跑來參加科考了。而後來出生宗室的“詩鬼”李賀，因為父親名字犯忌而被剝奪了了科考資格，當了許久不入流小官之後鬱鬱而終。
深入：藩鎮割據的深刻影響
話說“百年的王朝，千年的世家”，世家長久不衰的根本原因在於他們掌控的資源，尤其是土地資源。大地主莊園經濟自兩漢成型，和平年代搞土地兼併，戰時結塢自保，顧而在地方根深蒂固，雖無朝廷實封，卻形同獨立王國。
他們用聯姻和結盟的手段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既得利益群體，進而對朝廷大事形成了巨大影響力。
▲曾經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打破世家地位的是持續的割據和戰亂。無盡的戰亂極大的衝擊了地主莊園經濟，是他們不可避免的收到衝擊。而藩鎮則是被授予了人財物權的小王國，他們與盤踞地方的世家存在著你死我活的競爭關係，因而眾甚至連緩衝回血的機會都不給。
其實世家也好，藩鎮也罷，單個的勢力都不足以形成任何威脅，但形成整體後則是皇權都不敢攖其鋒芒的存在。
當藩鎮的持續存在壓縮了世家的生存空間之後，不可避免會影響到他們在廟堂的地位，畢竟被剝奪了土地的世家不過加大號對的書香門第罷了。
庶族的機會來了。
PK：廟堂太小，想來者多
對於牛僧儒、李宗閔而言，憑藉文章令當朝宰相失態，後來甚至代表科舉士子站上PK臺同世家出生的李德裕（李吉甫之子）正面對抗，已經是一種勝利。
若是在百年之前，他們怕是沒這個膽子。
而有意思的是，當世家的經濟基礎被逐漸消滅之後，曾經人才輩出的世家也人才凋零了起來，前文說到的李吉普親自對付兩個尚未成氣候的對手，的確有負先人“宰相肚裡能撐船”的教誨。之所以如此敏感而衝動，其實正是世家集團式微的表現。
而廟堂就這麼大，宦官管著皇帝，藩鎮佔了地方，留給世家和庶族們的也就是這一畝三分地，與其說是世家與進士們的爭鬥，不如說根源在於勢族與庶族的勢不兩立，同時又將這種勢不兩立上升到自覺高度的緣故。
庶族被壓制並非一天兩天，算起他們的前輩在世家面前卑躬屈膝的經歷，這宿怨可就是血海深仇了。能夠逮到機會往死裡踩，他們自然是不會放過。
爭鬥終以“牛黨”苟延殘喘、“李黨”灰飛煙滅而告終，而此時大唐的喪鐘已經隱隱敲響了。
世家和庶族孰優孰劣，這是個問題。
最後的大唐名相
李德裕出生于山河日下的趙郡李氏，是晚唐的名相，也是“會昌中興”的實際締造者，在位期間他外攘回紇、內平澤潞、裁汰冗官、制馭宦官甚至剷平走火入魔的佛教，可謂功績顯赫，後官拜太尉，封為趙國公。他與唐武宗的君臣相知，也成為晚唐絕唱。
從功勞上看，牛黨貌似沒有什麼人可以與之相提並論；從為人上看，李德裕貌似也從未將所謂的“牛黨”當做死敵。
會昌元年，武宗決定殺死楊嗣復等人，面對這樣千載難逢的機會，李德裕的選擇是跪求哭訴，終於打動武宗將兩人赦免。可見，李德裕只是從政治上、制度上否定科舉，並不計較牛黨中個人的行為。
歷朝歷代對他評價甚高，李商隱《會昌一品集》作序時，譽之為“萬古良相”。近代梁啟超將他與管仲、商鞅、諸葛亮、王安石、張居正並列，成為封建時代六大政治家之一。
▲正氣凜然的李德裕雕像
而李德裕的結局也是非常悲慘的，他被親手提拔的宰相白敏中（白居易族弟，庶族代表）給直接打發到崖州（今天的海口），後來蘇東坡也去過，可惜這大唐最後的明相終究沒捱過這一劫，病死於異地他鄉。
說來中國文官的流放史，竟然無人比功高蓋世的李德裕更慘的了。
於李德裕的做人留一線不同，牛黨的作風完全是趕盡殺絕，這又是為何呢？
“股東”和“打工仔”
以今人的眼光而言，科舉帶動了社會階層之間的流動，構建了後來以鄉紳為骨幹的基層社會體系和成熟官僚體系，是一個歷史的進步。
可是筆者回顧歷史，貌似自五代之後中國並沒有真正超越前代，曾經的漢唐雄風也不再重現，甚至兩次被異族滅國，官員的道德水平也出現了雪崩式的滑坡，貪腐問題較之前代更加突出，漢奸也層出不窮。
其實區別的內因很簡單，這就是“股東”和“打工仔”的區別。
前者的認知在於，不管自己能得到多少好處，公司（國家）的安定才是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世家往往有錢有地，枝繁葉茂，不至於見錢眼開，對於可能禍及家族名聲、發展乃至存亡的行為是投鼠忌器的；而後者顯然就不會有這個顧慮，他們沒有家族的支持，同時也沒有家族的牽掛，因而他們做事可以說百無禁忌，只要待遇合適，大不了換一個老闆，我想漢奸大抵是這樣認為的。
個人品性總有高下，筆者並非將所有世家和庶族納入這個範疇。但須知，只有背叛階級的個人，沒有背叛利益的階級，道德只能約束個體，對於整個階層而言他們就是這樣的存在。
我們也許高估了這些進士們的操守和水平。
科舉制度下的大唐進士們
孔子說“君子朋而不黨”，進士們卻有著結黨營私的本能。
然臣祖天寶末以仕進無他伎 , 勉強隨計 , 一舉登第。自後不於私家置《文選》 , 蓋惡其祖尚浮華 , 不根藝實 。然朝廷顯官 , 須是公卿子弟 。何者自小便習舉業 , 自熟朝廷間事 , 臺閣儀範 , 班行準則, 不教而自成 。寒士縱有出人之才 , 登第之後 , 始得一班一級 , 固不能熟習也 。則子弟成名不可輕矣 。”--《舊唐書》卷一八上《武宗紀》
這是李德裕給唐武宗上的眼藥水，意思是說：祖父天寶年間不得已參加科考，也中過進士，但此後就把《文選》（樑朝蕭統著，詩詞歌賦指導教材和唐朝應試必考項目）給雪藏了，因而這本書華而不實，於治國毫無裨益。（所以）進士階層就只會玩這些沒用的東西，遠不如世家子弟自小學習，熟悉朝廷事項，很多東西都不用教了，故而“朝廷顯官 , 須是公卿子弟 ”。
就事論事，對事不對人，這位宰相貌似並沒有說錯什麼，李德裕想改革的是科舉制度，而並非針對通過科舉入仕的庶族進士。
而據史料記載，當年的進士們結黨營私的情況相當嚴重。
嗣復與牛僧孺 、李宗閔皆權德輿貢舉門生 , 情義相得 , 進退取捨 , 多與之同 。--《舊唐書 》卷一七六 《楊嗣復傳 》
雲虞卿性柔佼 , 能阿附權幸以為奸利。每歲栓曹貢部 , 為舉選人馳走取科第，佔員闕 , 無不得其所欲 , 升沉取捨 , 出其脣吻。而李宗閔待之如骨肉 , 以能朋比唱和 , 故時號黨魁 。--同書同卷《楊虞卿傳》
李宗閔利用進士科結黨營私 , 史籍上記載得明明白白。
所謂屁股決定腦袋，出生決定立場，作為世家首要考慮的問題是家族的興衰，而入朝出仕則是他們光耀門楣以及爭取家族利益的途徑。因而李黨主張修改科舉，抑制藩鎮，牛黨則持全面反對意見。
但是在構成對皇權的威脅之前，各世家依舊是獨立的存在，門第有高下，卻無附屬關係，他們雖然是一個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利益集團，並不會為了某一家的利益去赴湯蹈火。
而庶族則截然相反，他們的問題在於出生卑微，當躋身於偌大的朝堂上時會出現本能的陌生感和危險意識，因而報團取暖後結黨營私其實是他們的天性。當小集團出現的時候，國家利益顯然就必須給團體利益讓路了，比如嚴黨、閹黨甚至東林黨，其首腦人物則可以稱之為“權奸”。
“牛黨”的本質也是這樣的小團體，作為第一次掌握政權中樞的庶族勢力集團，他們的內心異常忐忑，故而將競爭對手往死裡整以求心安。
故以為與批評進士科之李德裕相對立者即是新興、進步，是不妥的。以牛黨之行徑 , 與其說是擁護科舉，不如說是在維護團體利益 。
活在開元盛世的人們，肯定想象不到大唐的結局。
結語：都將灰飛煙滅
可笑的是，開元年間正是世家、庶族、宦官和藩鎮的齊心協力，方打造了中國封建史上最偉大的盛世，而現在朝廷式微，他們卻要分出個你死我活。
從兩次“中興”的經歷來看，李唐雖然沒有解決掉宦官和藩鎮兩大實際問題，但可見朝廷尚有一定的實力和號召力，但這些都將化為烏有。
而牛李之爭某種程度而言令皇帝進一步喪失對朝臣的信任，曾經內廷宦官黨派之爭互為表裡，然自甘露之變後（見筆者文章大唐的末日光景（三）：長期興風作浪的唐朝宦官），宦官們自成一氣，同類相聚，不再讓外朝大臣有所依附。雖然黨爭此後以後不再出現，然卻使得外朝大臣轉而依附擁有地方兵權的藩鎮，釀成崔胤結合朱全忠殺盡宦官之舉，朝政大權落入藩鎮手中，加速唐朝走上滅亡之路。
大唐的末日光景（四）：耗盡朝廷元氣的牛李之爭
“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
這是晚唐文宗發出的一句哀嘆，宦官和藩鎮問題已經持續壓迫李唐近百年，而朝廷中樞的大臣們也跟著湊熱鬧，將偌大的朝廷折騰成了辯論賽現場，李唐的君王也成了兼職裁判。
奇怪的起因
唐憲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考生牛僧儒、李宗閔等人在“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制科考卷中，“指斥時政之失，言甚硬直，無所迴避”。宰相李吉甫認為這是將矛頭對準自己，於是跑到憲宗那裡哭訴，後者下令將全部主考官貶滴，牛僧孺和李宗閔也沒有受到提拔，雙方從此結下樑子。
客觀來說，幾個熱血青年議論一下時弊並無大錯，更何況他們參加的是“直言極諫”科考試，有一說一乃是該科本身的考試內容和制度本身所要求。唐憲宗也曾明說：“愛自近歲 … … 農者無以免艱食，學者無以通微言。立事之績未紀於庶士，乏才之嘆未輟於終食。 ”並特別要求考生“勿狠勿並，以稱聯意”。
牛、李等人正是遵從了憲宗的旨意而答卷的，既符合考試內容要求又符合考試製度要求。李吉甫身為執政宰相，本來完全可以而且應該容許這種指切，可是他卻肆意發揮，使用“一哭二鬧”的市井手段，將一場普通的考試釀造成一次科場大案。
所以真正的原因就是：李吉甫出身趙郡李氏，又是蔭庇人仕，對於科舉及庶族通過科舉而人仕懷有一種本能的痛恨（加之心胸狹隘），因此對於對方的風吹草動異常敏感。
李吉甫倒是沒過幾年就掛了，仇恨卻延續到了兒子李德裕身上，尤其在稀裡糊塗在外面待了幾年的牛李二人看來更是如此。
自此至唐宣宗大中三年（公元 849 年）結束，整整持續了 41 年。
總體來看，這是一場科舉進士和世家的戰爭，想來沒人反對。
凡事皆有始終。
緣起：世家的衰落和科舉的興起
世家曾經把持的中國的政治方向近一千年了，他們脫胎於西漢的功臣和宗室集團，發展於魏晉，在南北朝達到巔峰。他們不管壟斷了地方土地，也把持著朝廷的用人大權，曾經是皇權甚至改朝換代者也無可奈何的存在。
▲曾經風流淡定的世家人物
然而，科舉的出現讓他們感到了後背發涼。
隋朝發明的科舉在當時只能說是察舉制的補充，隋煬帝本人也未見得多重視。進士在“累世公卿”們的壓制下都不得已投靠世家尋求庇護。
李世民的登基是個分水嶺，李氏乃關隴集團的領袖，得天下也有賴眾世家的幫襯，長子李建成與父親思想政治上保持一致，且交遊廣泛，手下多世家子弟。這本應該是世家勢力再次起勢之機，歷史卻因為突如其來的“玄武門之變”走向了截然不同的分叉口。
李世民也是世家子弟，卻在殘酷的統一戰爭中成為了庶族的代表，或者說二者身份兼而有之。他登基之後重用了許多庶族人士，因而引起了世家勢力的不滿，他們之間是一榮俱榮，一損皆損的利益共同體。自此武裝反抗此起彼伏，另一方面“天下士子不樂仕進”，這種不合作態度導致了雙方的貌合神離，因此李世民不得已保留了恩蔭制度，保持了世家在統治階級中的地位，同時加強了對庶族的扶持和科舉制度的發展推廣。
雖然由於唐太宗的雄才大略，由於唐初統治者的雄心勃勃昂揚向上等因素的作用，二者的矛盾並沒有公開和激化，但隨著歷史的推移，兩者之間的鬥爭也日趨尖銳激烈起來。
政策一會向著世家，一會偏向科舉，在長期的博弈之後，科舉終歸還是成為了朝堂的主流，至武則天時期，“天下第一大姓”的博陵崔氏子弟也跑來參加科考了。而後來出生宗室的“詩鬼”李賀，因為父親名字犯忌而被剝奪了了科考資格，當了許久不入流小官之後鬱鬱而終。
深入：藩鎮割據的深刻影響
話說“百年的王朝，千年的世家”，世家長久不衰的根本原因在於他們掌控的資源，尤其是土地資源。大地主莊園經濟自兩漢成型，和平年代搞土地兼併，戰時結塢自保，顧而在地方根深蒂固，雖無朝廷實封，卻形同獨立王國。
他們用聯姻和結盟的手段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既得利益群體，進而對朝廷大事形成了巨大影響力。
▲曾經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打破世家地位的是持續的割據和戰亂。無盡的戰亂極大的衝擊了地主莊園經濟，是他們不可避免的收到衝擊。而藩鎮則是被授予了人財物權的小王國，他們與盤踞地方的世家存在著你死我活的競爭關係，因而眾甚至連緩衝回血的機會都不給。
其實世家也好，藩鎮也罷，單個的勢力都不足以形成任何威脅，但形成整體後則是皇權都不敢攖其鋒芒的存在。
當藩鎮的持續存在壓縮了世家的生存空間之後，不可避免會影響到他們在廟堂的地位，畢竟被剝奪了土地的世家不過加大號對的書香門第罷了。
庶族的機會來了。
PK：廟堂太小，想來者多
對於牛僧儒、李宗閔而言，憑藉文章令當朝宰相失態，後來甚至代表科舉士子站上PK臺同世家出生的李德裕（李吉甫之子）正面對抗，已經是一種勝利。
若是在百年之前，他們怕是沒這個膽子。
而有意思的是，當世家的經濟基礎被逐漸消滅之後，曾經人才輩出的世家也人才凋零了起來，前文說到的李吉普親自對付兩個尚未成氣候的對手，的確有負先人“宰相肚裡能撐船”的教誨。之所以如此敏感而衝動，其實正是世家集團式微的表現。
而廟堂就這麼大，宦官管著皇帝，藩鎮佔了地方，留給世家和庶族們的也就是這一畝三分地，與其說是世家與進士們的爭鬥，不如說根源在於勢族與庶族的勢不兩立，同時又將這種勢不兩立上升到自覺高度的緣故。
庶族被壓制並非一天兩天，算起他們的前輩在世家面前卑躬屈膝的經歷，這宿怨可就是血海深仇了。能夠逮到機會往死裡踩，他們自然是不會放過。
爭鬥終以“牛黨”苟延殘喘、“李黨”灰飛煙滅而告終，而此時大唐的喪鐘已經隱隱敲響了。
世家和庶族孰優孰劣，這是個問題。
最後的大唐名相
李德裕出生于山河日下的趙郡李氏，是晚唐的名相，也是“會昌中興”的實際締造者，在位期間他外攘回紇、內平澤潞、裁汰冗官、制馭宦官甚至剷平走火入魔的佛教，可謂功績顯赫，後官拜太尉，封為趙國公。他與唐武宗的君臣相知，也成為晚唐絕唱。
從功勞上看，牛黨貌似沒有什麼人可以與之相提並論；從為人上看，李德裕貌似也從未將所謂的“牛黨”當做死敵。
會昌元年，武宗決定殺死楊嗣復等人，面對這樣千載難逢的機會，李德裕的選擇是跪求哭訴，終於打動武宗將兩人赦免。可見，李德裕只是從政治上、制度上否定科舉，並不計較牛黨中個人的行為。
歷朝歷代對他評價甚高，李商隱《會昌一品集》作序時，譽之為“萬古良相”。近代梁啟超將他與管仲、商鞅、諸葛亮、王安石、張居正並列，成為封建時代六大政治家之一。
▲正氣凜然的李德裕雕像
而李德裕的結局也是非常悲慘的，他被親手提拔的宰相白敏中（白居易族弟，庶族代表）給直接打發到崖州（今天的海口），後來蘇東坡也去過，可惜這大唐最後的明相終究沒捱過這一劫，病死於異地他鄉。
說來中國文官的流放史，竟然無人比功高蓋世的李德裕更慘的了。
於李德裕的做人留一線不同，牛黨的作風完全是趕盡殺絕，這又是為何呢？
“股東”和“打工仔”
以今人的眼光而言，科舉帶動了社會階層之間的流動，構建了後來以鄉紳為骨幹的基層社會體系和成熟官僚體系，是一個歷史的進步。
可是筆者回顧歷史，貌似自五代之後中國並沒有真正超越前代，曾經的漢唐雄風也不再重現，甚至兩次被異族滅國，官員的道德水平也出現了雪崩式的滑坡，貪腐問題較之前代更加突出，漢奸也層出不窮。
其實區別的內因很簡單，這就是“股東”和“打工仔”的區別。
前者的認知在於，不管自己能得到多少好處，公司（國家）的安定才是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世家往往有錢有地，枝繁葉茂，不至於見錢眼開，對於可能禍及家族名聲、發展乃至存亡的行為是投鼠忌器的；而後者顯然就不會有這個顧慮，他們沒有家族的支持，同時也沒有家族的牽掛，因而他們做事可以說百無禁忌，只要待遇合適，大不了換一個老闆，我想漢奸大抵是這樣認為的。
個人品性總有高下，筆者並非將所有世家和庶族納入這個範疇。但須知，只有背叛階級的個人，沒有背叛利益的階級，道德只能約束個體，對於整個階層而言他們就是這樣的存在。
我們也許高估了這些進士們的操守和水平。
科舉制度下的大唐進士們
孔子說“君子朋而不黨”，進士們卻有著結黨營私的本能。
然臣祖天寶末以仕進無他伎 , 勉強隨計 , 一舉登第。自後不於私家置《文選》 , 蓋惡其祖尚浮華 , 不根藝實 。然朝廷顯官 , 須是公卿子弟 。何者自小便習舉業 , 自熟朝廷間事 , 臺閣儀範 , 班行準則, 不教而自成 。寒士縱有出人之才 , 登第之後 , 始得一班一級 , 固不能熟習也 。則子弟成名不可輕矣 。”--《舊唐書》卷一八上《武宗紀》
這是李德裕給唐武宗上的眼藥水，意思是說：祖父天寶年間不得已參加科考，也中過進士，但此後就把《文選》（樑朝蕭統著，詩詞歌賦指導教材和唐朝應試必考項目）給雪藏了，因而這本書華而不實，於治國毫無裨益。（所以）進士階層就只會玩這些沒用的東西，遠不如世家子弟自小學習，熟悉朝廷事項，很多東西都不用教了，故而“朝廷顯官 , 須是公卿子弟 ”。
就事論事，對事不對人，這位宰相貌似並沒有說錯什麼，李德裕想改革的是科舉制度，而並非針對通過科舉入仕的庶族進士。
而據史料記載，當年的進士們結黨營私的情況相當嚴重。
嗣復與牛僧孺 、李宗閔皆權德輿貢舉門生 , 情義相得 , 進退取捨 , 多與之同 。--《舊唐書 》卷一七六 《楊嗣復傳 》
雲虞卿性柔佼 , 能阿附權幸以為奸利。每歲栓曹貢部 , 為舉選人馳走取科第，佔員闕 , 無不得其所欲 , 升沉取捨 , 出其脣吻。而李宗閔待之如骨肉 , 以能朋比唱和 , 故時號黨魁 。--同書同卷《楊虞卿傳》
李宗閔利用進士科結黨營私 , 史籍上記載得明明白白。
所謂屁股決定腦袋，出生決定立場，作為世家首要考慮的問題是家族的興衰，而入朝出仕則是他們光耀門楣以及爭取家族利益的途徑。因而李黨主張修改科舉，抑制藩鎮，牛黨則持全面反對意見。
但是在構成對皇權的威脅之前，各世家依舊是獨立的存在，門第有高下，卻無附屬關係，他們雖然是一個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利益集團，並不會為了某一家的利益去赴湯蹈火。
而庶族則截然相反，他們的問題在於出生卑微，當躋身於偌大的朝堂上時會出現本能的陌生感和危險意識，因而報團取暖後結黨營私其實是他們的天性。當小集團出現的時候，國家利益顯然就必須給團體利益讓路了，比如嚴黨、閹黨甚至東林黨，其首腦人物則可以稱之為“權奸”。
“牛黨”的本質也是這樣的小團體，作為第一次掌握政權中樞的庶族勢力集團，他們的內心異常忐忑，故而將競爭對手往死裡整以求心安。
故以為與批評進士科之李德裕相對立者即是新興、進步，是不妥的。以牛黨之行徑 , 與其說是擁護科舉，不如說是在維護團體利益 。
活在開元盛世的人們，肯定想象不到大唐的結局。
結語：都將灰飛煙滅
可笑的是，開元年間正是世家、庶族、宦官和藩鎮的齊心協力，方打造了中國封建史上最偉大的盛世，而現在朝廷式微，他們卻要分出個你死我活。
從兩次“中興”的經歷來看，李唐雖然沒有解決掉宦官和藩鎮兩大實際問題，但可見朝廷尚有一定的實力和號召力，但這些都將化為烏有。
而牛李之爭某種程度而言令皇帝進一步喪失對朝臣的信任，曾經內廷宦官黨派之爭互為表裡，然自甘露之變後（見筆者文章大唐的末日光景（三）：長期興風作浪的唐朝宦官），宦官們自成一氣，同類相聚，不再讓外朝大臣有所依附。雖然黨爭此後以後不再出現，然卻使得外朝大臣轉而依附擁有地方兵權的藩鎮，釀成崔胤結合朱全忠殺盡宦官之舉，朝政大權落入藩鎮手中，加速唐朝走上滅亡之路。
這場權力之爭並沒有贏家，在黃巢大軍“天街踏盡公卿骨”的暴行下，曾經主宰中國上千年的世家集團被從肉體上徹底消滅，消失在歷史的舞臺。
而殘存的“清流”們，後來多半被朱溫扔進了黃河，消失在“濁流”中，他們與兩宋重新屹立於廟堂的官僚集團們，完全沒有了傳承上的關係。
下文將繼續探討大唐在安史之亂後世家、庶族、宦官和藩鎮四派勢力的鬥爭和制衡，千瘡百孔的李唐王朝，何以還能堅持一個半世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