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到西北跟拍5箇中國爺們3年:這片土地決定了人們為什麼要唱歌
音樂紀錄片《大河唱》歷時三年,終於面世,
在今年戛納電影節上進行了世界首映。
在國內上映幾天來,好評如潮,
有人說它“每一幀畫面都帶有泥土氣息”。
這部片子因民族搖滾音樂人蘇陽而起。
他也是全片的敘事線索,
影片以他串起了四個西北民間藝人的故事,
他們分別從事陝北說書、秦腔、皮影和花兒,
這些都是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
也都深深影響過蘇陽的音樂創作。
影片由清華大學清影工作室操刀,
這個工作室曾出品過《我在故宮修文物》《喜馬拉雅天梯》等爆款紀錄片。
幾個清華學霸沿黃河出發,從源頭無人區到入海口,
跨越70萬平方公里,
與拍攝對象同吃同住同勞動,
三年裡積累了1600小時的生活影像,
和幾十萬字的田野筆記,
最後凝聚成一部90分鐘的紀錄片。
一條採訪了音樂人蘇陽和影片導演楊植淳,
聽他們講述了創作初衷,
“音樂只是外殼,內核是這片土地上的人。
什麼是河?河其實就是人,
再浩瀚的黃河,
都是由每一滴水和每一粒沙來組成的。”
自述 蘇陽、楊植淳 編輯 陳星
自述 蘇陽
《大河唱》是我們聊著聊著、聊出來的一部電影。
最早是2016年5月份,我想做一個叫做“黃河今流”的藝術項目。我一直對西北民歌感興趣,從2000年開始,十幾年來不斷去黃河沿線採風,積累了很多資料,想用演唱會、藝術展和圖書出版的方式,系統地展現一下我瞭解的西北民間音樂。
就是在策劃這個項目的時候,我和我的朋友一起聊,看一塊能做點什麼。那天下午我們決定拍一部紀錄片,把我採風的那些音樂都帶出來了。緊接著我就給出了推薦的民間藝人的名單。2016年7月,片方就請了一個音樂人類學的教授進行了前期調研,三個月之後,片子就開拍了。
真正開拍以後,慢慢發現,其實這些被採風的民間藝術家才是最有趣的。最後,我退居二線,變成了片子裡的一個線索人物,負責把他們的故事串聯起來。
看了片子,我才瞭解了他們的私生活
片子裡的四個民間藝人,都是我認識十年以上的老朋友。
秦腔班主張進來,在銀川很有名,我90年代中期就聽說過他。因為我媳婦當時也是秦腔劇團的,他們等於是同行。張進來是最大的一個班主,每天都在演出,我媳婦那個團好多人下班之後偷偷跑到張進來那裡去搭班,賺點外快。
陝北說書人劉世凱,我們是在酒桌上認識的。我下去採風,和一個朋友喝酒,他在文化館上班,天天往鄉下跑,蒐集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資料。我問,有沒有唱小曲唱得特別好的,他推薦了劉世凱。打了電話,老劉就來了,來了之後不喝酒,只唱歌,我們留了聯繫方式,後來我沒事就老去他家,聽他唱歌。
環縣皮影在西北皮影裡面是代表。過年的時候,每天天一黑,皮影班子就會在街上挨家挨戶地演。那次,我一晚上看了十幾個攤子,老魏就是其中一個。他算是唱的比較好的,在當地也有點名氣,我就跟他搭訕。
當天晚上他就把我領到縣城旁邊一個小旅館,坑坑窪窪的,伸手不見五指,賣給我好幾張他自己刻的盤。他挺有商業頭腦的。我們認識了以後,他沒事就給我打電話,老兜售他的各種皮影資料給我。
花兒歌手是我專門去寧夏固原找的。以前認識那些花兒歌手要麼年紀大了,要麼去世了。偶爾有一次過年吃飯,一個搞音樂的朋友跟我說,他的高中同學就會唱花兒。我說,叫過來一起喝酒啊。一般花兒歌手喝完酒都會唱,那天玩的特別晚,我就這樣認識了馬風山。
決定拍片之後,我挨個去跟他們打招呼,說會有人去拍攝你們,感覺他們還挺願意被拍的。
拍之前拍攝團隊沒有定性,自始至終沒有劇本,就是發生了什麼就記錄下什麼。所以素材量很大,有1600個小時,剪成成片是90分鐘。
他們每個人的私生活我都瞭解得特別少。看了成片,我才知道原來老劉結過兩次婚,兩個老婆都去世了。每次去他家我就奇怪,怎麼老婆一直不在,但我也沒好意思問。
我們在一起基本就是唱唱歌,講講段子,不說自己,也不聊什麼很正經的事情。我在北京搞樂隊、出專輯這些事,我也沒跟他們說過。在他們眼裡,我可能就是一個普通的民歌愛好者吧。沒事就跟他們一起呆著,吃吃飯,聽聽音樂,幫他們整理整理資料。
有一次我在銀川演出,他們四個人都去了。老劉聽我唱《珍珠捲簾》,說蘇老師嗓子挺好,但是唱的不如他。我想是因為我口音不準,他覺得不正宗。老魏和張進來好像沒有表過態,但是馬風山還挺喜歡聽的。
中國人有自己獨特的節奏感
片子一開頭,就放了我和一個鼓手對於一首曲子的節奏應該怎麼打的爭論。我們說到西方人的節奏和中國人的節奏的區別,這實際上也是我做音樂一直以來在思考的問題。
大家可能以為,中國人的音樂節奏感差。其實不是中國人沒有節奏感,是中國人的節奏感的表現方式不一樣。我們的語言的節奏本身不是規規矩矩、方方正正的,而是不規則的。而我們的音樂的節奏,正是從我們語言的節奏中來的。
我寫過一首歌叫《像草一樣》,裡面有一段曲子的節拍和韻律來自秦腔,用到了秦腔的“苦音”,是介於兩個音之間的半音,這個東西很微妙,會說陝西話的人可能更能理解。
其實中國很多民歌的調子,都是從當地方言裡來的。每個地方的人有自己獨特的呼吸,說每一句話的節奏、呼吸都是不一樣的。這是不能被簡單量化規範的。
陝北人唱信天游唱得正宗,因為他說陝北話,一開口就是那個口音派生出來的那個調子。“賀蘭山下一馬平川,花落花又開”用普通話念出來就不是西北的韻味兒,用寧夏話唱出來就成了秦腔。
從民歌開始,我終於學會了唱自己的歌
我一開始是搞搖滾的。大家提到我,可能覺得我是“西北民族風”的代言人。但其實我出生在浙江,7歲半才來到銀川。15、16歲的時候去西安上學,成年以後就變成了一個徹頭徹尾的西北人,浙江話完全聽不懂了,一到飯點兒就想吃麵條。
1995年我結完婚,23歲,自己組了個樂隊,在迪廳演出。那是寧夏第一支搖滾樂隊,我們主要模仿西方搖滾樂,比如槍炮與玫瑰、Bon Jovi、恐怖海峽等等。那時候我披著長髮,夢想著成為一個重金屬吉他手,基本上就是賈樟柯《站臺》裡的那種小城文藝青年。
做了幾年,我的音樂走到了令人厭倦的套路。我寫了幾十首歌,但是如果把唱詞去掉,聽起來和一個普普通通的國外樂隊沒什麼不同。我開始想辦法找一些不一樣的東西來聽,2000年前後,因為偶然的一些機會就接觸到了民歌。
我第一次嘗試改編民歌是2002年的《寧夏川》。其實靈感來自我小時候經常聽到的一首民歌,裡面有一句經典唱詞:寧夏川,兩頭尖,東靠黃河西靠賀蘭山,金川銀川米糧川。
我親眼看到,寧夏很多地方自然條件其實是很苦的,從地名就可以看出來:大水坑、喊叫水、草泥窪……
金川銀川米糧川,這麼富庶的景象,應該是人們的一個美好的願望吧?我順著就寫了這樣的詞:寧夏川,兩頭尖,黃河的水流富兩岸,盼只盼那個吃飯不靠天。
這首歌一唱出來,就很受歡迎,大家都在臺下跟我一起唱。從此之後,我就開始有意識地去尋找和了解西北的民間音樂,並且把民歌的元素運用在我的音樂中。
2004年,我寫出了《賀蘭山下》,這是我自己比較偏愛的一首作品。實際上這首歌受到了秦腔的影響。
我最喜歡的秦腔是《下河東》裡的“三十六哭”、《斬李廣》中的“七十二個再不能”,還有《斬單童》。這三個都是秦腔的代表作,分別斬了三個大將,全都是悲劇,我覺得表現力上比搖滾樂更真摯更徹底。
後來老狼介紹我簽約了唱片公司,2006年我發行了我的第一張專輯《賢良》。裡面同名單曲《賢良》很多人都特別喜歡。
其實這首歌嚴格來說不算原創,脫胎於一首花兒《十勸人心》,“石榴子開花嘛葉葉子黃呀,姨娘嘛教子女賢良”,歌詞主要勸誡人們孝敬父母,兄弟和善,不要賭博酗酒。
我就順著那兩句開頭的歌詞往下寫,主歌的旋律也還是那個旋律,副歌部分有我自己的創新。
《大河唱》裡面拍到了我和民間藝人一起唱民歌的場景,大家可以看到我很多歌曲的原始面貌是什麼樣子的。
唱出《詩經》裡的中國
2008年的夏天,我去了甘肅鬆鳴巖的“花兒會”。這種“花兒會”就像《大河唱》裡拍的那樣,漫山遍野的綠草坡上,人們從四面八方聚集起來,接龍比賽一樣,一唱唱好幾天“花兒”。
我們現在說話是文本的,但是花兒、信天游的語言方式是“賦比興”的。比如一首非常流行的花兒《袖筒裡捅了個千里眼》:“哎袖筒裡捅的是千里眼呀,遠山照成個近山,阿哥是孔雀虛空裡懸呀,尕連手呀,尕妹是才開的牡丹……”
阿哥自己比作孔雀,尕妹比作牡丹,是非常美的意象,也是花兒中最常見的意象。我第一次聽海原縣最有名的花兒歌手、七十多歲的馬生林唱花兒時,他唱道:“二尺八的棉帽頭上戴,恐怕北山的雪來……尕妹是牡丹花園裡長,二阿哥是空中的鳳凰,懸來懸去沒妄想,吊死到牡丹樹上……”
我後來把這個意象化用到了《鳳凰》這首歌裡:“尕妹妹牡丹我花園裡長,二阿哥是空中的個鳳凰,我懸來懸去的,個沒妄想。”
再比如花兒裡的“大眼睛令”:“出去了大門往樹上看,喜鵲兒盤窩,我把我的大眼睛想著。”
看到喜鵲曼妙的飛姿,想起自己大眼睛的戀人。這種思念的心情,如果換一種敘述,可能就需要幾十個字、幾百個字才能說清楚,可是一句“比興”,就好像一下子畫了一幅畫給你,展現出一種獨特的效果。
專家說,“賦比興”是《詩經》開始就有的傳統。不能說我採風採到的這些民歌一定和《詩經》有關,但是《詩經》總結了那個時代的語言特點,而這些特點在民歌裡留存下來。
“賦比興”也是非常中國的一種語言表達方式。西方人不是這樣的,他們想要什麼就直接說出來了,我們總是要藉助比興,比較含蓄委婉。
大河在我們所有人的心裡
2018年7月,我去南美哥倫比亞參加了麥德林國際詩歌節,在那裡我們完成了《大河唱》最後一場戲的拍攝。
麥德林國際詩歌節是世界四大詩歌節之一,有28年的歷史。這是他們第一次邀請中國音樂人蔘加開幕式,我的演出被放在壓軸位置。
麥德林邀請我的原因之一是他們特別注重文字方面的表述。2018年詩歌節的主題是迴歸本土信仰,可能正好契合長久以來我的那些音樂作品的意味。
我唱了一首《胸膛》。這首歌從思維和表達方式上都是受花兒的影響,但是音樂形式上完全變掉了。我沒有用嗩吶、大鼓,只用了一把吉他。
“一對對山鷹打了一仗,翅膀就折了,不知道跌落的那一個,疼的是翅膀嗎?胸膛。一對對羊羔回到了圈,媽媽只舔了一個,不知道剩下的那一個,冷的是身上嗎?胸膛……”
那一場演出,是我參加過的所有音樂節裡最熱烈的一場演出。我唱的中文歌詞,南美觀眾當然是完全不懂的。他們對於什麼是花兒也沒有任何概念。這個時候打動他們的,應該就是音樂本質的東西了。
演出結束之後,詩歌節的主席老伯伯上臺,非常激動地說,大河在你心裡,大河在我心裡,大河在我們所有人心裡。後來,我們就用了“The River In Me”作為電影的英文名字。
這個片子裡的每一個人,包括我,都是吃著黃河水長大的。什麼是河?河其實就是人,再浩瀚的黃河,都是由每一滴水、每一粒沙來組成的。就像我2017年的新歌《河床》裡唱的那樣,“日月星辰,不停輪轉,生在塵埃,誰能回到塵埃……”
一粒沙看似微小,卻蘊藏著無窮的能量。
自述 楊植淳
我是北京人,18歲上大學以前沒去過西北。之前印象裡,西北都是張藝謀、陳凱歌電影拍的那樣,是一種狂野的暴土狼煙的感覺。
我第一次見拍攝對象、道情皮影班班主老魏的時候,他正在演一出皮影戲。結束了之後我坐在他的三蹦子車後頭,要跟他回家住。車從21國道駛出,一直在山路上繞來繞去,路邊都是漆黑一片。
往遠處看,群山被月亮照亮,山頂似乎泛著白光。我才意識到在夜晚,月亮其實也是很重要的一個光源。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西北真正的模樣,它是非常溫柔的一個狀態。
提到西北,不能不說黃河,我們這部片子也叫做《大河唱》。黃河在我們腦子裡的固定印象就是壺口瀑布那一段,渾濁的,澎湃的。但其實真實的黃河遠遠不止不是這樣。
它最開始的地方是一條清澈的小河流,然後一直流下來,中間也有很平靜的河段,也有很奔騰的河段。
到了入海口的時候,那個地方其實是一片油田,油田旁邊有一片蘆葦蕩,蘆葦蕩的遠處還有一些石油的磕頭機。
《大河唱》實際上是清華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的一個影像人類學課題,我們全程採用人類學做田野調查的方式拍攝:與被拍攝對象同吃同住,每天一起床就開拍,一直拍到睡覺。像種地一樣,把攝影機買在土裡,真實記錄下所發生的一切。
魏宗富是我的主要跟拍對象之一。他們家在山裡,地方大,我們住他閒置的窯洞。因為我們隨時隨地拍攝,他們家就相當於多了一個人,我們要無時無刻去關照他們的感受,所以要學會怎麼跟他去交流,要進入到他的生活中去。
一開始還好,拍了一段時間之後,我就感覺出來,他稍微有點不耐煩了。他不能理解我們這個片子為什麼要拍這麼長的時間。有一天,他就問我,小楊,咱們這片子大概要拍多久?
他是一個四代傳下來的皮影藝人,其實是渴望得到外界的關注和認可的。我想了想,找了一個紀錄片給他看,焦波的《鄉村裡的中國》。我告訴他,這片子大概也拍這麼長,貫穿你這一年,展示你怎麼去演皮影,你的生活。
從那之後,他就覺得這事對他來說很有意義,也很配合我們的工作。
回來之後,我還繼續跟他們保持聯繫,老魏有時候來北京,我都會去接待一下。他還會經常問我意見。有時候他被請出去做活動,他沒辦法判斷這個是真假,就會問我這個人是不是騙子。比如有人給他發一個信息,是錄一段視頻,要求“10s到30s”,老魏說這個“s”是什麼意思,我就跟他說,是秒的意思。
後來老魏收到非遺辦的邀請去上海演皮影戲,聯絡的時候,因為他的口音的問題,沒有辦法溝通,我就一直幫他聯繫。到上海之後,我也帶著他,去演出、去玩。這件事過後,我倆有了一種同甘共苦的感覺。
拍完殺青的那一天,我坐老魏的三蹦子車離開。當時豔陽高照,整個大地被照的特別亮,風沙也刮在臉上。我戴著耳機打開了一首蘇陽的歌,那首歌叫《喊歌》,中間有一段唱腔是喊出來的。那段唱腔跟老魏唱的道情皮影戲中的一個段落的曲調是一模一樣的。我聽到那段的時候,眼眶一下子就紅了。
現在回想起來,我在西北足足呆了2年的時間。拍攝的間隙,我經常站在山上,一邊吃東西一邊看著風景,覺得自己就像一動物,特別自由自在。
我也第一次意識到人和腳下這片土地的關係。你解決你生存生活的一切源頭就是這片土地,就是山下那條河。它們決定了你有沒有飯吃。對你世世代代生活在這裡的人而言,它們是偉大的,也是神祕的,恐怖的。
在這些人身上,我也看到了還活著的傳統文化。幾千年來,他們的生活方式一直沒有變,還是依託在這片土地上耕作而生活,依舊去唱歌、看戲。遇到困難了,仍延續一種非常原始的做法去祈求上蒼,用最樸素的願望去安慰內心。
這些人才是我們最關注的對象。《大河唱》裡講述的音樂只是一個外殼,把這層外殼剝掉之後,我們想讓觀眾看到的是這些人和這些人的生活,這樣我們才能理解,他們到底為何而唱,又在唱著一些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