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一輩子要經歷很多事。其實，能夠記住的事不是很多。這次去綏芬河，我記住了她，一位少女，她的名字叫嘎麗亞。
嘎麗亞的名字，是我同哈爾濱市作家孫文、林楊、張健夫到綏芬河採訪哈爾濱市呼蘭區走出去企業家陳英意外知道的。
為了歡迎我們一行，陳英特意安排我們下榻在綏芬河天長山裡面的“大木屋”別墅，據當地人講，這裡是為了適應國際貿易的需要，專門為招商引資，接待國內外友人而修建的。
“大木屋”別墅依山傍水，整個建築全是木結構，晨有鳥喧，晚伴蟲鳴。橋邊野草花,水巷夕陽斜。數峰無語天接水,萬壑有聲含晚籟。我們一行四個人過去雖然經常走南闖北，享此待遇與美景還是頭一次。
清晨，我們行走在湖邊正賞心悅目的時候，正在北京出差的作家謝幕打來電話，告訴我們一定去看看嘎麗亞。並且告訴我：嘎麗亞是綏芬河的一名女抗日英雄，回來後，一定寫一篇文章。幾天裡，在綏芬河期間，處處留意有關嘎麗亞傳說，打聽她的故事，過去腦海裡一直沒有嘎麗亞形象，現在漸漸地嘎麗亞清晰在屏幕上。
她是那樣地美，那樣地善良，那樣地讓人心疼。
一個人，一輩子要經歷很多事。其實，能夠記住的事不是很多。這次去綏芬河，我記住了她，一位少女，她的名字叫嘎麗亞。
嘎麗亞的名字，是我同哈爾濱市作家孫文、林楊、張健夫到綏芬河採訪哈爾濱市呼蘭區走出去企業家陳英意外知道的。
為了歡迎我們一行，陳英特意安排我們下榻在綏芬河天長山裡面的“大木屋”別墅，據當地人講，這裡是為了適應國際貿易的需要，專門為招商引資，接待國內外友人而修建的。
“大木屋”別墅依山傍水，整個建築全是木結構，晨有鳥喧，晚伴蟲鳴。橋邊野草花,水巷夕陽斜。數峰無語天接水,萬壑有聲含晚籟。我們一行四個人過去雖然經常走南闖北，享此待遇與美景還是頭一次。
清晨，我們行走在湖邊正賞心悅目的時候，正在北京出差的作家謝幕打來電話，告訴我們一定去看看嘎麗亞。並且告訴我：嘎麗亞是綏芬河的一名女抗日英雄，回來後，一定寫一篇文章。幾天裡，在綏芬河期間，處處留意有關嘎麗亞傳說，打聽她的故事，過去腦海裡一直沒有嘎麗亞形象，現在漸漸地嘎麗亞清晰在屏幕上。
她是那樣地美，那樣地善良，那樣地讓人心疼。
嘎麗婭，一個生在綏芬河、長在綏芬河的17歲中俄混血少女，為了綏芬河的解放，走上戰火紛飛的戰場勸降日軍而犧牲。她沒有墳墓和傳記，她沒有烈士的名份。但是，卻是俄羅斯總統普京為她紀念碑親筆題詞。
1928年2月18日，嘎麗婭出生於綏芬河市。父親張煥新是中國人，一位樸實的山東農民，早年的“跑崴子”來到綏芬河。她的母親菲涅.是烏克蘭人。
嘎麗婭取俄名嘎麗婭·瓦西里耶夫娜·杜別耶娃，家人叫她嘎拉。嘎麗婭幼年和少年是在溫暖的家庭關愛中無憂無慮中度過的， 14歲那年，在綏芬河露西亞俄喬學校畢業，1943年1月10日，留校代理音樂課、日語課，兩個星期後回家幫助父親打理生意。
嘎麗婭受過正規的教育，又生活在多民族中，與日本鄰居相處，她輕鬆地學會了中國，俄國，日本三國語言。她1.70米左右的身材，眉清目秀、端莊、秀麗，時值17歲豆蔻年華，在綏芬河是十分靚麗的少女。
1945年8月9日，是一個不平凡的一天，蘇聯150多萬軍隊從東、北、西三個方向，在4000多公里 的戰線上越過中蘇、中蒙邊境，向日本關東軍發動突然襲擊。當時的綏芬河市城區被蘇軍攻克，但是，躲在天山要塞內的日軍還在負偶頑抗。這個要塞內除了有以石島長吉為首的450名日軍，還有佳浸磨街長帶領的150名日本百姓，蘇軍幾次攻擊未果，傷亡不少。
位於綏芬河市天長山海拔719米，1934年日本侵略者就把綏芬河作為軍事禁區，在這裡修築要塞，天長山成為了日本關東軍對陣蘇聯的東部防線，在當時號稱“東方馬其諾防線”。
夏日，綠色蔥蘢，如果不是當地人介紹，根本想不到這是亞洲最大要塞群。
要塞裡的日本婦女和兒童面臨與日軍同歸於盡的命運，蘇軍不忍平民在戰爭中傷亡，在對天山要塞發起進攻前，決定找個懂日語的人前去勸說日軍保全要塞裡婦女兒童的生命，繳械投降。一位負責人向在場的人們詢問：“誰會說日俄兩種語言？”，不知是誰用俄語回答了一句：“嘎麗婭·杜別耶娃會說日語。”綏芬河幾千人口，是個小鎮，嘎麗婭人很出眾，很多人都認識她，大家把目光投在她身上。
嘎麗婭和蘇聯人談過後，走到母親跟前平靜地說：“媽媽，紅軍軍官讓我當翻譯，跟他們上山去勸日軍投降”。嘎麗婭的母親不同意，嘎麗婭很鎮靜地說：“不要緊的，要塞裡面還有我的日本同學呢。”據後來的證據表明，要塞裡有些日本小孩確實是嘎麗婭的朋友。
現在我想，嘎麗婭當時或許想日本人垮臺了，此行有蘇聯紅軍的保護，不會有危險；或許，她抱定去死的決心，危險也要轉告她的日本鄰居和夥伴應該走出山洞，免得傷及婦幼無辜。後人，根本無從知曉她究竟想什麼，只知道當時她是那麼從容鎮靜，嘎麗婭的母親默默地把自己頭上的花頭巾摘下來，戴在心愛的女兒頭上，望著女兒向天長山走去。
嘎麗婭這一走，再也沒有回來。從此，她走進了綏芬河人的心中，走進了傳說，走進了永恆，走進了歷史。
嘎麗婭曾經到天長山要塞一共去了三次，第二次去時，日本軍官說再給一些時間準備，答應下午3時放下武器投降。當她第三次去的時候，日軍突然開槍，將同去的蘇軍打死，將嘎麗婭被拖進山洞。
準備進攻的蘇軍在山下等了一個晚上不見人下來，知道壞事了，於是，下令炮轟。1945年8月15日，天長山要塞的日軍投降，僅餘26名士兵，其餘人全部死在戰火中。戰鬥結束後，不見嘎麗婭身影，人們在山上找到了嘎麗婭的紅頭巾。
一個人，一輩子要經歷很多事。其實，能夠記住的事不是很多。這次去綏芬河，我記住了她，一位少女，她的名字叫嘎麗亞。
嘎麗亞的名字，是我同哈爾濱市作家孫文、林楊、張健夫到綏芬河採訪哈爾濱市呼蘭區走出去企業家陳英意外知道的。
為了歡迎我們一行，陳英特意安排我們下榻在綏芬河天長山裡面的“大木屋”別墅，據當地人講，這裡是為了適應國際貿易的需要，專門為招商引資，接待國內外友人而修建的。
“大木屋”別墅依山傍水，整個建築全是木結構，晨有鳥喧，晚伴蟲鳴。橋邊野草花,水巷夕陽斜。數峰無語天接水,萬壑有聲含晚籟。我們一行四個人過去雖然經常走南闖北，享此待遇與美景還是頭一次。
清晨，我們行走在湖邊正賞心悅目的時候，正在北京出差的作家謝幕打來電話，告訴我們一定去看看嘎麗亞。並且告訴我：嘎麗亞是綏芬河的一名女抗日英雄，回來後，一定寫一篇文章。幾天裡，在綏芬河期間，處處留意有關嘎麗亞傳說，打聽她的故事，過去腦海裡一直沒有嘎麗亞形象，現在漸漸地嘎麗亞清晰在屏幕上。
她是那樣地美，那樣地善良，那樣地讓人心疼。
嘎麗婭，一個生在綏芬河、長在綏芬河的17歲中俄混血少女，為了綏芬河的解放，走上戰火紛飛的戰場勸降日軍而犧牲。她沒有墳墓和傳記，她沒有烈士的名份。但是，卻是俄羅斯總統普京為她紀念碑親筆題詞。
1928年2月18日，嘎麗婭出生於綏芬河市。父親張煥新是中國人，一位樸實的山東農民，早年的“跑崴子”來到綏芬河。她的母親菲涅.是烏克蘭人。
嘎麗婭取俄名嘎麗婭·瓦西里耶夫娜·杜別耶娃，家人叫她嘎拉。嘎麗婭幼年和少年是在溫暖的家庭關愛中無憂無慮中度過的， 14歲那年，在綏芬河露西亞俄喬學校畢業，1943年1月10日，留校代理音樂課、日語課，兩個星期後回家幫助父親打理生意。
嘎麗婭受過正規的教育，又生活在多民族中，與日本鄰居相處，她輕鬆地學會了中國，俄國，日本三國語言。她1.70米左右的身材，眉清目秀、端莊、秀麗，時值17歲豆蔻年華，在綏芬河是十分靚麗的少女。
1945年8月9日，是一個不平凡的一天，蘇聯150多萬軍隊從東、北、西三個方向，在4000多公里 的戰線上越過中蘇、中蒙邊境，向日本關東軍發動突然襲擊。當時的綏芬河市城區被蘇軍攻克，但是，躲在天山要塞內的日軍還在負偶頑抗。這個要塞內除了有以石島長吉為首的450名日軍，還有佳浸磨街長帶領的150名日本百姓，蘇軍幾次攻擊未果，傷亡不少。
位於綏芬河市天長山海拔719米，1934年日本侵略者就把綏芬河作為軍事禁區，在這裡修築要塞，天長山成為了日本關東軍對陣蘇聯的東部防線，在當時號稱“東方馬其諾防線”。
夏日，綠色蔥蘢，如果不是當地人介紹，根本想不到這是亞洲最大要塞群。
要塞裡的日本婦女和兒童面臨與日軍同歸於盡的命運，蘇軍不忍平民在戰爭中傷亡，在對天山要塞發起進攻前，決定找個懂日語的人前去勸說日軍保全要塞裡婦女兒童的生命，繳械投降。一位負責人向在場的人們詢問：“誰會說日俄兩種語言？”，不知是誰用俄語回答了一句：“嘎麗婭·杜別耶娃會說日語。”綏芬河幾千人口，是個小鎮，嘎麗婭人很出眾，很多人都認識她，大家把目光投在她身上。
嘎麗婭和蘇聯人談過後，走到母親跟前平靜地說：“媽媽，紅軍軍官讓我當翻譯，跟他們上山去勸日軍投降”。嘎麗婭的母親不同意，嘎麗婭很鎮靜地說：“不要緊的，要塞裡面還有我的日本同學呢。”據後來的證據表明，要塞裡有些日本小孩確實是嘎麗婭的朋友。
現在我想，嘎麗婭當時或許想日本人垮臺了，此行有蘇聯紅軍的保護，不會有危險；或許，她抱定去死的決心，危險也要轉告她的日本鄰居和夥伴應該走出山洞，免得傷及婦幼無辜。後人，根本無從知曉她究竟想什麼，只知道當時她是那麼從容鎮靜，嘎麗婭的母親默默地把自己頭上的花頭巾摘下來，戴在心愛的女兒頭上，望著女兒向天長山走去。
嘎麗婭這一走，再也沒有回來。從此，她走進了綏芬河人的心中，走進了傳說，走進了永恆，走進了歷史。
嘎麗婭曾經到天長山要塞一共去了三次，第二次去時，日本軍官說再給一些時間準備，答應下午3時放下武器投降。當她第三次去的時候，日軍突然開槍，將同去的蘇軍打死，將嘎麗婭被拖進山洞。
準備進攻的蘇軍在山下等了一個晚上不見人下來，知道壞事了，於是，下令炮轟。1945年8月15日，天長山要塞的日軍投降，僅餘26名士兵，其餘人全部死在戰火中。戰鬥結束後，不見嘎麗婭身影，人們在山上找到了嘎麗婭的紅頭巾。
戰後，天長山要塞投降的26名日軍被遣送回國。蘇軍也很快撤離。在那個年代，誰會關心一個死在炮火中的平民百姓啊，嘎麗婭的死成了一個懸疑，更沒有人追認她為烈士。
在綏芬河當地簡史稿中只有“張煥新的混血姑娘三次上天長山勸降”的一句，沒有任何具體記述，所有歷史檔案都沒有。嘎麗婭在人間留下的只有一張她15歲時與其長兄張國列攝於1943年的合影。張國列先把這張照片贈給朋友米蘇林，嘎麗婭犧牲後，米蘇林又送回到了嘎麗婭母親手裡，並由她一直帶在身邊。
三十多年後，一位叫菲多爾琴科的蘇聯軍官，因這次勸降行動而獲得一枚紅星勳章。他曾兩次在電視節目中講述了嘎麗婭的事蹟，並認為勳章應該屬於嘎麗婭。時隔60年，嘎麗婭才回到綏芬河，綏芬河市人民紀念著“和平使者”嘎麗婭，以她的名字建立了的公園。雕塑了她青銅塑像，嘎麗婭塑像步履堅定，手中揮舞著媽媽留給她的花頭巾，回頭望著家鄉。
英雄無悔，歷史銘記。綏芬河人民沒有忘記自己的女兒，他們在和平公園修建嘎麗亞紀念碑，闢建了紀念館，供後來人瞻仰紀念。2015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空政文工團，黑龍江省委宣傳部共同推出了獻禮音樂劇《嘎麗婭》，向遠去硝煙中的和平使者致敬。
美麗的綏芬河，物華天寶人傑地靈，戰爭時期，這裡的人民不屈不撓，為了和平事業而獻身。
今天的綏芬河人民，最早進行改革開放，為了國家經濟繁榮，敢為人先，走向世界。
綏芬河 ，美麗的山城，雖然我只來過一次。我卻是記住了這個城市，記住了嘎麗婭，記住了天長山，記住了呼蘭二八鎮長山村走出去的農民企業家陳英。
一個人，一輩子要經歷很多事。其實，能夠記住的事不是很多。這次去綏芬河，我記住了她，一位少女，她的名字叫嘎麗亞。
嘎麗亞的名字，是我同哈爾濱市作家孫文、林楊、張健夫到綏芬河採訪哈爾濱市呼蘭區走出去企業家陳英意外知道的。
為了歡迎我們一行，陳英特意安排我們下榻在綏芬河天長山裡面的“大木屋”別墅，據當地人講，這裡是為了適應國際貿易的需要，專門為招商引資，接待國內外友人而修建的。
“大木屋”別墅依山傍水，整個建築全是木結構，晨有鳥喧，晚伴蟲鳴。橋邊野草花,水巷夕陽斜。數峰無語天接水,萬壑有聲含晚籟。我們一行四個人過去雖然經常走南闖北，享此待遇與美景還是頭一次。
清晨，我們行走在湖邊正賞心悅目的時候，正在北京出差的作家謝幕打來電話，告訴我們一定去看看嘎麗亞。並且告訴我：嘎麗亞是綏芬河的一名女抗日英雄，回來後，一定寫一篇文章。幾天裡，在綏芬河期間，處處留意有關嘎麗亞傳說，打聽她的故事，過去腦海裡一直沒有嘎麗亞形象，現在漸漸地嘎麗亞清晰在屏幕上。
她是那樣地美，那樣地善良，那樣地讓人心疼。
嘎麗婭，一個生在綏芬河、長在綏芬河的17歲中俄混血少女，為了綏芬河的解放，走上戰火紛飛的戰場勸降日軍而犧牲。她沒有墳墓和傳記，她沒有烈士的名份。但是，卻是俄羅斯總統普京為她紀念碑親筆題詞。
1928年2月18日，嘎麗婭出生於綏芬河市。父親張煥新是中國人，一位樸實的山東農民，早年的“跑崴子”來到綏芬河。她的母親菲涅.是烏克蘭人。
嘎麗婭取俄名嘎麗婭·瓦西里耶夫娜·杜別耶娃，家人叫她嘎拉。嘎麗婭幼年和少年是在溫暖的家庭關愛中無憂無慮中度過的， 14歲那年，在綏芬河露西亞俄喬學校畢業，1943年1月10日，留校代理音樂課、日語課，兩個星期後回家幫助父親打理生意。
嘎麗婭受過正規的教育，又生活在多民族中，與日本鄰居相處，她輕鬆地學會了中國，俄國，日本三國語言。她1.70米左右的身材，眉清目秀、端莊、秀麗，時值17歲豆蔻年華，在綏芬河是十分靚麗的少女。
1945年8月9日，是一個不平凡的一天，蘇聯150多萬軍隊從東、北、西三個方向，在4000多公里 的戰線上越過中蘇、中蒙邊境，向日本關東軍發動突然襲擊。當時的綏芬河市城區被蘇軍攻克，但是，躲在天山要塞內的日軍還在負偶頑抗。這個要塞內除了有以石島長吉為首的450名日軍，還有佳浸磨街長帶領的150名日本百姓，蘇軍幾次攻擊未果，傷亡不少。
位於綏芬河市天長山海拔719米，1934年日本侵略者就把綏芬河作為軍事禁區，在這裡修築要塞，天長山成為了日本關東軍對陣蘇聯的東部防線，在當時號稱“東方馬其諾防線”。
夏日，綠色蔥蘢，如果不是當地人介紹，根本想不到這是亞洲最大要塞群。
要塞裡的日本婦女和兒童面臨與日軍同歸於盡的命運，蘇軍不忍平民在戰爭中傷亡，在對天山要塞發起進攻前，決定找個懂日語的人前去勸說日軍保全要塞裡婦女兒童的生命，繳械投降。一位負責人向在場的人們詢問：“誰會說日俄兩種語言？”，不知是誰用俄語回答了一句：“嘎麗婭·杜別耶娃會說日語。”綏芬河幾千人口，是個小鎮，嘎麗婭人很出眾，很多人都認識她，大家把目光投在她身上。
嘎麗婭和蘇聯人談過後，走到母親跟前平靜地說：“媽媽，紅軍軍官讓我當翻譯，跟他們上山去勸日軍投降”。嘎麗婭的母親不同意，嘎麗婭很鎮靜地說：“不要緊的，要塞裡面還有我的日本同學呢。”據後來的證據表明，要塞裡有些日本小孩確實是嘎麗婭的朋友。
現在我想，嘎麗婭當時或許想日本人垮臺了，此行有蘇聯紅軍的保護，不會有危險；或許，她抱定去死的決心，危險也要轉告她的日本鄰居和夥伴應該走出山洞，免得傷及婦幼無辜。後人，根本無從知曉她究竟想什麼，只知道當時她是那麼從容鎮靜，嘎麗婭的母親默默地把自己頭上的花頭巾摘下來，戴在心愛的女兒頭上，望著女兒向天長山走去。
嘎麗婭這一走，再也沒有回來。從此，她走進了綏芬河人的心中，走進了傳說，走進了永恆，走進了歷史。
嘎麗婭曾經到天長山要塞一共去了三次，第二次去時，日本軍官說再給一些時間準備，答應下午3時放下武器投降。當她第三次去的時候，日軍突然開槍，將同去的蘇軍打死，將嘎麗婭被拖進山洞。
準備進攻的蘇軍在山下等了一個晚上不見人下來，知道壞事了，於是，下令炮轟。1945年8月15日，天長山要塞的日軍投降，僅餘26名士兵，其餘人全部死在戰火中。戰鬥結束後，不見嘎麗婭身影，人們在山上找到了嘎麗婭的紅頭巾。
戰後，天長山要塞投降的26名日軍被遣送回國。蘇軍也很快撤離。在那個年代，誰會關心一個死在炮火中的平民百姓啊，嘎麗婭的死成了一個懸疑，更沒有人追認她為烈士。
在綏芬河當地簡史稿中只有“張煥新的混血姑娘三次上天長山勸降”的一句，沒有任何具體記述，所有歷史檔案都沒有。嘎麗婭在人間留下的只有一張她15歲時與其長兄張國列攝於1943年的合影。張國列先把這張照片贈給朋友米蘇林，嘎麗婭犧牲後，米蘇林又送回到了嘎麗婭母親手裡，並由她一直帶在身邊。
三十多年後，一位叫菲多爾琴科的蘇聯軍官，因這次勸降行動而獲得一枚紅星勳章。他曾兩次在電視節目中講述了嘎麗婭的事蹟，並認為勳章應該屬於嘎麗婭。時隔60年，嘎麗婭才回到綏芬河，綏芬河市人民紀念著“和平使者”嘎麗婭，以她的名字建立了的公園。雕塑了她青銅塑像，嘎麗婭塑像步履堅定，手中揮舞著媽媽留給她的花頭巾，回頭望著家鄉。
英雄無悔，歷史銘記。綏芬河人民沒有忘記自己的女兒，他們在和平公園修建嘎麗亞紀念碑，闢建了紀念館，供後來人瞻仰紀念。2015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空政文工團，黑龍江省委宣傳部共同推出了獻禮音樂劇《嘎麗婭》，向遠去硝煙中的和平使者致敬。
美麗的綏芬河，物華天寶人傑地靈，戰爭時期，這裡的人民不屈不撓，為了和平事業而獻身。
今天的綏芬河人民，最早進行改革開放，為了國家經濟繁榮，敢為人先，走向世界。
綏芬河 ，美麗的山城，雖然我只來過一次。我卻是記住了這個城市，記住了嘎麗婭，記住了天長山，記住了呼蘭二八鎮長山村走出去的農民企業家陳英。
一個人，一輩子要經歷很多事。其實，能夠記住的事不是很多。這次去綏芬河，我記住了她，一位少女，她的名字叫嘎麗亞。
嘎麗亞的名字，是我同哈爾濱市作家孫文、林楊、張健夫到綏芬河採訪哈爾濱市呼蘭區走出去企業家陳英意外知道的。
為了歡迎我們一行，陳英特意安排我們下榻在綏芬河天長山裡面的“大木屋”別墅，據當地人講，這裡是為了適應國際貿易的需要，專門為招商引資，接待國內外友人而修建的。
“大木屋”別墅依山傍水，整個建築全是木結構，晨有鳥喧，晚伴蟲鳴。橋邊野草花,水巷夕陽斜。數峰無語天接水,萬壑有聲含晚籟。我們一行四個人過去雖然經常走南闖北，享此待遇與美景還是頭一次。
清晨，我們行走在湖邊正賞心悅目的時候，正在北京出差的作家謝幕打來電話，告訴我們一定去看看嘎麗亞。並且告訴我：嘎麗亞是綏芬河的一名女抗日英雄，回來後，一定寫一篇文章。幾天裡，在綏芬河期間，處處留意有關嘎麗亞傳說，打聽她的故事，過去腦海裡一直沒有嘎麗亞形象，現在漸漸地嘎麗亞清晰在屏幕上。
她是那樣地美，那樣地善良，那樣地讓人心疼。
嘎麗婭，一個生在綏芬河、長在綏芬河的17歲中俄混血少女，為了綏芬河的解放，走上戰火紛飛的戰場勸降日軍而犧牲。她沒有墳墓和傳記，她沒有烈士的名份。但是，卻是俄羅斯總統普京為她紀念碑親筆題詞。
1928年2月18日，嘎麗婭出生於綏芬河市。父親張煥新是中國人，一位樸實的山東農民，早年的“跑崴子”來到綏芬河。她的母親菲涅.是烏克蘭人。
嘎麗婭取俄名嘎麗婭·瓦西里耶夫娜·杜別耶娃，家人叫她嘎拉。嘎麗婭幼年和少年是在溫暖的家庭關愛中無憂無慮中度過的， 14歲那年，在綏芬河露西亞俄喬學校畢業，1943年1月10日，留校代理音樂課、日語課，兩個星期後回家幫助父親打理生意。
嘎麗婭受過正規的教育，又生活在多民族中，與日本鄰居相處，她輕鬆地學會了中國，俄國，日本三國語言。她1.70米左右的身材，眉清目秀、端莊、秀麗，時值17歲豆蔻年華，在綏芬河是十分靚麗的少女。
1945年8月9日，是一個不平凡的一天，蘇聯150多萬軍隊從東、北、西三個方向，在4000多公里 的戰線上越過中蘇、中蒙邊境，向日本關東軍發動突然襲擊。當時的綏芬河市城區被蘇軍攻克，但是，躲在天山要塞內的日軍還在負偶頑抗。這個要塞內除了有以石島長吉為首的450名日軍，還有佳浸磨街長帶領的150名日本百姓，蘇軍幾次攻擊未果，傷亡不少。
位於綏芬河市天長山海拔719米，1934年日本侵略者就把綏芬河作為軍事禁區，在這裡修築要塞，天長山成為了日本關東軍對陣蘇聯的東部防線，在當時號稱“東方馬其諾防線”。
夏日，綠色蔥蘢，如果不是當地人介紹，根本想不到這是亞洲最大要塞群。
要塞裡的日本婦女和兒童面臨與日軍同歸於盡的命運，蘇軍不忍平民在戰爭中傷亡，在對天山要塞發起進攻前，決定找個懂日語的人前去勸說日軍保全要塞裡婦女兒童的生命，繳械投降。一位負責人向在場的人們詢問：“誰會說日俄兩種語言？”，不知是誰用俄語回答了一句：“嘎麗婭·杜別耶娃會說日語。”綏芬河幾千人口，是個小鎮，嘎麗婭人很出眾，很多人都認識她，大家把目光投在她身上。
嘎麗婭和蘇聯人談過後，走到母親跟前平靜地說：“媽媽，紅軍軍官讓我當翻譯，跟他們上山去勸日軍投降”。嘎麗婭的母親不同意，嘎麗婭很鎮靜地說：“不要緊的，要塞裡面還有我的日本同學呢。”據後來的證據表明，要塞裡有些日本小孩確實是嘎麗婭的朋友。
現在我想，嘎麗婭當時或許想日本人垮臺了，此行有蘇聯紅軍的保護，不會有危險；或許，她抱定去死的決心，危險也要轉告她的日本鄰居和夥伴應該走出山洞，免得傷及婦幼無辜。後人，根本無從知曉她究竟想什麼，只知道當時她是那麼從容鎮靜，嘎麗婭的母親默默地把自己頭上的花頭巾摘下來，戴在心愛的女兒頭上，望著女兒向天長山走去。
嘎麗婭這一走，再也沒有回來。從此，她走進了綏芬河人的心中，走進了傳說，走進了永恆，走進了歷史。
嘎麗婭曾經到天長山要塞一共去了三次，第二次去時，日本軍官說再給一些時間準備，答應下午3時放下武器投降。當她第三次去的時候，日軍突然開槍，將同去的蘇軍打死，將嘎麗婭被拖進山洞。
準備進攻的蘇軍在山下等了一個晚上不見人下來，知道壞事了，於是，下令炮轟。1945年8月15日，天長山要塞的日軍投降，僅餘26名士兵，其餘人全部死在戰火中。戰鬥結束後，不見嘎麗婭身影，人們在山上找到了嘎麗婭的紅頭巾。
戰後，天長山要塞投降的26名日軍被遣送回國。蘇軍也很快撤離。在那個年代，誰會關心一個死在炮火中的平民百姓啊，嘎麗婭的死成了一個懸疑，更沒有人追認她為烈士。
在綏芬河當地簡史稿中只有“張煥新的混血姑娘三次上天長山勸降”的一句，沒有任何具體記述，所有歷史檔案都沒有。嘎麗婭在人間留下的只有一張她15歲時與其長兄張國列攝於1943年的合影。張國列先把這張照片贈給朋友米蘇林，嘎麗婭犧牲後，米蘇林又送回到了嘎麗婭母親手裡，並由她一直帶在身邊。
三十多年後，一位叫菲多爾琴科的蘇聯軍官，因這次勸降行動而獲得一枚紅星勳章。他曾兩次在電視節目中講述了嘎麗婭的事蹟，並認為勳章應該屬於嘎麗婭。時隔60年，嘎麗婭才回到綏芬河，綏芬河市人民紀念著“和平使者”嘎麗婭，以她的名字建立了的公園。雕塑了她青銅塑像，嘎麗婭塑像步履堅定，手中揮舞著媽媽留給她的花頭巾，回頭望著家鄉。
英雄無悔，歷史銘記。綏芬河人民沒有忘記自己的女兒，他們在和平公園修建嘎麗亞紀念碑，闢建了紀念館，供後來人瞻仰紀念。2015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空政文工團，黑龍江省委宣傳部共同推出了獻禮音樂劇《嘎麗婭》，向遠去硝煙中的和平使者致敬。
美麗的綏芬河，物華天寶人傑地靈，戰爭時期，這裡的人民不屈不撓，為了和平事業而獻身。
今天的綏芬河人民，最早進行改革開放，為了國家經濟繁榮，敢為人先，走向世界。
綏芬河 ，美麗的山城，雖然我只來過一次。我卻是記住了這個城市，記住了嘎麗婭，記住了天長山，記住了呼蘭二八鎮長山村走出去的農民企業家陳英。
一個人，一輩子要經歷很多事。其實，能夠記住的事不是很多。這次去綏芬河，我記住了她，一位少女，她的名字叫嘎麗亞。
嘎麗亞的名字，是我同哈爾濱市作家孫文、林楊、張健夫到綏芬河採訪哈爾濱市呼蘭區走出去企業家陳英意外知道的。
為了歡迎我們一行，陳英特意安排我們下榻在綏芬河天長山裡面的“大木屋”別墅，據當地人講，這裡是為了適應國際貿易的需要，專門為招商引資，接待國內外友人而修建的。
“大木屋”別墅依山傍水，整個建築全是木結構，晨有鳥喧，晚伴蟲鳴。橋邊野草花,水巷夕陽斜。數峰無語天接水,萬壑有聲含晚籟。我們一行四個人過去雖然經常走南闖北，享此待遇與美景還是頭一次。
清晨，我們行走在湖邊正賞心悅目的時候，正在北京出差的作家謝幕打來電話，告訴我們一定去看看嘎麗亞。並且告訴我：嘎麗亞是綏芬河的一名女抗日英雄，回來後，一定寫一篇文章。幾天裡，在綏芬河期間，處處留意有關嘎麗亞傳說，打聽她的故事，過去腦海裡一直沒有嘎麗亞形象，現在漸漸地嘎麗亞清晰在屏幕上。
她是那樣地美，那樣地善良，那樣地讓人心疼。
嘎麗婭，一個生在綏芬河、長在綏芬河的17歲中俄混血少女，為了綏芬河的解放，走上戰火紛飛的戰場勸降日軍而犧牲。她沒有墳墓和傳記，她沒有烈士的名份。但是，卻是俄羅斯總統普京為她紀念碑親筆題詞。
1928年2月18日，嘎麗婭出生於綏芬河市。父親張煥新是中國人，一位樸實的山東農民，早年的“跑崴子”來到綏芬河。她的母親菲涅.是烏克蘭人。
嘎麗婭取俄名嘎麗婭·瓦西里耶夫娜·杜別耶娃，家人叫她嘎拉。嘎麗婭幼年和少年是在溫暖的家庭關愛中無憂無慮中度過的， 14歲那年，在綏芬河露西亞俄喬學校畢業，1943年1月10日，留校代理音樂課、日語課，兩個星期後回家幫助父親打理生意。
嘎麗婭受過正規的教育，又生活在多民族中，與日本鄰居相處，她輕鬆地學會了中國，俄國，日本三國語言。她1.70米左右的身材，眉清目秀、端莊、秀麗，時值17歲豆蔻年華，在綏芬河是十分靚麗的少女。
1945年8月9日，是一個不平凡的一天，蘇聯150多萬軍隊從東、北、西三個方向，在4000多公里 的戰線上越過中蘇、中蒙邊境，向日本關東軍發動突然襲擊。當時的綏芬河市城區被蘇軍攻克，但是，躲在天山要塞內的日軍還在負偶頑抗。這個要塞內除了有以石島長吉為首的450名日軍，還有佳浸磨街長帶領的150名日本百姓，蘇軍幾次攻擊未果，傷亡不少。
位於綏芬河市天長山海拔719米，1934年日本侵略者就把綏芬河作為軍事禁區，在這裡修築要塞，天長山成為了日本關東軍對陣蘇聯的東部防線，在當時號稱“東方馬其諾防線”。
夏日，綠色蔥蘢，如果不是當地人介紹，根本想不到這是亞洲最大要塞群。
要塞裡的日本婦女和兒童面臨與日軍同歸於盡的命運，蘇軍不忍平民在戰爭中傷亡，在對天山要塞發起進攻前，決定找個懂日語的人前去勸說日軍保全要塞裡婦女兒童的生命，繳械投降。一位負責人向在場的人們詢問：“誰會說日俄兩種語言？”，不知是誰用俄語回答了一句：“嘎麗婭·杜別耶娃會說日語。”綏芬河幾千人口，是個小鎮，嘎麗婭人很出眾，很多人都認識她，大家把目光投在她身上。
嘎麗婭和蘇聯人談過後，走到母親跟前平靜地說：“媽媽，紅軍軍官讓我當翻譯，跟他們上山去勸日軍投降”。嘎麗婭的母親不同意，嘎麗婭很鎮靜地說：“不要緊的，要塞裡面還有我的日本同學呢。”據後來的證據表明，要塞裡有些日本小孩確實是嘎麗婭的朋友。
現在我想，嘎麗婭當時或許想日本人垮臺了，此行有蘇聯紅軍的保護，不會有危險；或許，她抱定去死的決心，危險也要轉告她的日本鄰居和夥伴應該走出山洞，免得傷及婦幼無辜。後人，根本無從知曉她究竟想什麼，只知道當時她是那麼從容鎮靜，嘎麗婭的母親默默地把自己頭上的花頭巾摘下來，戴在心愛的女兒頭上，望著女兒向天長山走去。
嘎麗婭這一走，再也沒有回來。從此，她走進了綏芬河人的心中，走進了傳說，走進了永恆，走進了歷史。
嘎麗婭曾經到天長山要塞一共去了三次，第二次去時，日本軍官說再給一些時間準備，答應下午3時放下武器投降。當她第三次去的時候，日軍突然開槍，將同去的蘇軍打死，將嘎麗婭被拖進山洞。
準備進攻的蘇軍在山下等了一個晚上不見人下來，知道壞事了，於是，下令炮轟。1945年8月15日，天長山要塞的日軍投降，僅餘26名士兵，其餘人全部死在戰火中。戰鬥結束後，不見嘎麗婭身影，人們在山上找到了嘎麗婭的紅頭巾。
戰後，天長山要塞投降的26名日軍被遣送回國。蘇軍也很快撤離。在那個年代，誰會關心一個死在炮火中的平民百姓啊，嘎麗婭的死成了一個懸疑，更沒有人追認她為烈士。
在綏芬河當地簡史稿中只有“張煥新的混血姑娘三次上天長山勸降”的一句，沒有任何具體記述，所有歷史檔案都沒有。嘎麗婭在人間留下的只有一張她15歲時與其長兄張國列攝於1943年的合影。張國列先把這張照片贈給朋友米蘇林，嘎麗婭犧牲後，米蘇林又送回到了嘎麗婭母親手裡，並由她一直帶在身邊。
三十多年後，一位叫菲多爾琴科的蘇聯軍官，因這次勸降行動而獲得一枚紅星勳章。他曾兩次在電視節目中講述了嘎麗婭的事蹟，並認為勳章應該屬於嘎麗婭。時隔60年，嘎麗婭才回到綏芬河，綏芬河市人民紀念著“和平使者”嘎麗婭，以她的名字建立了的公園。雕塑了她青銅塑像，嘎麗婭塑像步履堅定，手中揮舞著媽媽留給她的花頭巾，回頭望著家鄉。
英雄無悔，歷史銘記。綏芬河人民沒有忘記自己的女兒，他們在和平公園修建嘎麗亞紀念碑，闢建了紀念館，供後來人瞻仰紀念。2015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空政文工團，黑龍江省委宣傳部共同推出了獻禮音樂劇《嘎麗婭》，向遠去硝煙中的和平使者致敬。
美麗的綏芬河，物華天寶人傑地靈，戰爭時期，這裡的人民不屈不撓，為了和平事業而獻身。
今天的綏芬河人民，最早進行改革開放，為了國家經濟繁榮，敢為人先，走向世界。
綏芬河 ，美麗的山城，雖然我只來過一次。我卻是記住了這個城市，記住了嘎麗婭，記住了天長山，記住了呼蘭二八鎮長山村走出去的農民企業家陳英。
一個人，一輩子要經歷很多事。其實，能夠記住的事不是很多。這次去綏芬河，我記住了她，一位少女，她的名字叫嘎麗亞。
嘎麗亞的名字，是我同哈爾濱市作家孫文、林楊、張健夫到綏芬河採訪哈爾濱市呼蘭區走出去企業家陳英意外知道的。
為了歡迎我們一行，陳英特意安排我們下榻在綏芬河天長山裡面的“大木屋”別墅，據當地人講，這裡是為了適應國際貿易的需要，專門為招商引資，接待國內外友人而修建的。
“大木屋”別墅依山傍水，整個建築全是木結構，晨有鳥喧，晚伴蟲鳴。橋邊野草花,水巷夕陽斜。數峰無語天接水,萬壑有聲含晚籟。我們一行四個人過去雖然經常走南闖北，享此待遇與美景還是頭一次。
清晨，我們行走在湖邊正賞心悅目的時候，正在北京出差的作家謝幕打來電話，告訴我們一定去看看嘎麗亞。並且告訴我：嘎麗亞是綏芬河的一名女抗日英雄，回來後，一定寫一篇文章。幾天裡，在綏芬河期間，處處留意有關嘎麗亞傳說，打聽她的故事，過去腦海裡一直沒有嘎麗亞形象，現在漸漸地嘎麗亞清晰在屏幕上。
她是那樣地美，那樣地善良，那樣地讓人心疼。
嘎麗婭，一個生在綏芬河、長在綏芬河的17歲中俄混血少女，為了綏芬河的解放，走上戰火紛飛的戰場勸降日軍而犧牲。她沒有墳墓和傳記，她沒有烈士的名份。但是，卻是俄羅斯總統普京為她紀念碑親筆題詞。
1928年2月18日，嘎麗婭出生於綏芬河市。父親張煥新是中國人，一位樸實的山東農民，早年的“跑崴子”來到綏芬河。她的母親菲涅.是烏克蘭人。
嘎麗婭取俄名嘎麗婭·瓦西里耶夫娜·杜別耶娃，家人叫她嘎拉。嘎麗婭幼年和少年是在溫暖的家庭關愛中無憂無慮中度過的， 14歲那年，在綏芬河露西亞俄喬學校畢業，1943年1月10日，留校代理音樂課、日語課，兩個星期後回家幫助父親打理生意。
嘎麗婭受過正規的教育，又生活在多民族中，與日本鄰居相處，她輕鬆地學會了中國，俄國，日本三國語言。她1.70米左右的身材，眉清目秀、端莊、秀麗，時值17歲豆蔻年華，在綏芬河是十分靚麗的少女。
1945年8月9日，是一個不平凡的一天，蘇聯150多萬軍隊從東、北、西三個方向，在4000多公里 的戰線上越過中蘇、中蒙邊境，向日本關東軍發動突然襲擊。當時的綏芬河市城區被蘇軍攻克，但是，躲在天山要塞內的日軍還在負偶頑抗。這個要塞內除了有以石島長吉為首的450名日軍，還有佳浸磨街長帶領的150名日本百姓，蘇軍幾次攻擊未果，傷亡不少。
位於綏芬河市天長山海拔719米，1934年日本侵略者就把綏芬河作為軍事禁區，在這裡修築要塞，天長山成為了日本關東軍對陣蘇聯的東部防線，在當時號稱“東方馬其諾防線”。
夏日，綠色蔥蘢，如果不是當地人介紹，根本想不到這是亞洲最大要塞群。
要塞裡的日本婦女和兒童面臨與日軍同歸於盡的命運，蘇軍不忍平民在戰爭中傷亡，在對天山要塞發起進攻前，決定找個懂日語的人前去勸說日軍保全要塞裡婦女兒童的生命，繳械投降。一位負責人向在場的人們詢問：“誰會說日俄兩種語言？”，不知是誰用俄語回答了一句：“嘎麗婭·杜別耶娃會說日語。”綏芬河幾千人口，是個小鎮，嘎麗婭人很出眾，很多人都認識她，大家把目光投在她身上。
嘎麗婭和蘇聯人談過後，走到母親跟前平靜地說：“媽媽，紅軍軍官讓我當翻譯，跟他們上山去勸日軍投降”。嘎麗婭的母親不同意，嘎麗婭很鎮靜地說：“不要緊的，要塞裡面還有我的日本同學呢。”據後來的證據表明，要塞裡有些日本小孩確實是嘎麗婭的朋友。
現在我想，嘎麗婭當時或許想日本人垮臺了，此行有蘇聯紅軍的保護，不會有危險；或許，她抱定去死的決心，危險也要轉告她的日本鄰居和夥伴應該走出山洞，免得傷及婦幼無辜。後人，根本無從知曉她究竟想什麼，只知道當時她是那麼從容鎮靜，嘎麗婭的母親默默地把自己頭上的花頭巾摘下來，戴在心愛的女兒頭上，望著女兒向天長山走去。
嘎麗婭這一走，再也沒有回來。從此，她走進了綏芬河人的心中，走進了傳說，走進了永恆，走進了歷史。
嘎麗婭曾經到天長山要塞一共去了三次，第二次去時，日本軍官說再給一些時間準備，答應下午3時放下武器投降。當她第三次去的時候，日軍突然開槍，將同去的蘇軍打死，將嘎麗婭被拖進山洞。
準備進攻的蘇軍在山下等了一個晚上不見人下來，知道壞事了，於是，下令炮轟。1945年8月15日，天長山要塞的日軍投降，僅餘26名士兵，其餘人全部死在戰火中。戰鬥結束後，不見嘎麗婭身影，人們在山上找到了嘎麗婭的紅頭巾。
戰後，天長山要塞投降的26名日軍被遣送回國。蘇軍也很快撤離。在那個年代，誰會關心一個死在炮火中的平民百姓啊，嘎麗婭的死成了一個懸疑，更沒有人追認她為烈士。
在綏芬河當地簡史稿中只有“張煥新的混血姑娘三次上天長山勸降”的一句，沒有任何具體記述，所有歷史檔案都沒有。嘎麗婭在人間留下的只有一張她15歲時與其長兄張國列攝於1943年的合影。張國列先把這張照片贈給朋友米蘇林，嘎麗婭犧牲後，米蘇林又送回到了嘎麗婭母親手裡，並由她一直帶在身邊。
三十多年後，一位叫菲多爾琴科的蘇聯軍官，因這次勸降行動而獲得一枚紅星勳章。他曾兩次在電視節目中講述了嘎麗婭的事蹟，並認為勳章應該屬於嘎麗婭。時隔60年，嘎麗婭才回到綏芬河，綏芬河市人民紀念著“和平使者”嘎麗婭，以她的名字建立了的公園。雕塑了她青銅塑像，嘎麗婭塑像步履堅定，手中揮舞著媽媽留給她的花頭巾，回頭望著家鄉。
英雄無悔，歷史銘記。綏芬河人民沒有忘記自己的女兒，他們在和平公園修建嘎麗亞紀念碑，闢建了紀念館，供後來人瞻仰紀念。2015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空政文工團，黑龍江省委宣傳部共同推出了獻禮音樂劇《嘎麗婭》，向遠去硝煙中的和平使者致敬。
美麗的綏芬河，物華天寶人傑地靈，戰爭時期，這裡的人民不屈不撓，為了和平事業而獻身。
今天的綏芬河人民，最早進行改革開放，為了國家經濟繁榮，敢為人先，走向世界。
綏芬河 ，美麗的山城，雖然我只來過一次。我卻是記住了這個城市，記住了嘎麗婭，記住了天長山，記住了呼蘭二八鎮長山村走出去的農民企業家陳英。
一個人，一輩子要經歷很多事。其實，能夠記住的事不是很多。這次去綏芬河，我記住了她，一位少女，她的名字叫嘎麗亞。
嘎麗亞的名字，是我同哈爾濱市作家孫文、林楊、張健夫到綏芬河採訪哈爾濱市呼蘭區走出去企業家陳英意外知道的。
為了歡迎我們一行，陳英特意安排我們下榻在綏芬河天長山裡面的“大木屋”別墅，據當地人講，這裡是為了適應國際貿易的需要，專門為招商引資，接待國內外友人而修建的。
“大木屋”別墅依山傍水，整個建築全是木結構，晨有鳥喧，晚伴蟲鳴。橋邊野草花,水巷夕陽斜。數峰無語天接水,萬壑有聲含晚籟。我們一行四個人過去雖然經常走南闖北，享此待遇與美景還是頭一次。
清晨，我們行走在湖邊正賞心悅目的時候，正在北京出差的作家謝幕打來電話，告訴我們一定去看看嘎麗亞。並且告訴我：嘎麗亞是綏芬河的一名女抗日英雄，回來後，一定寫一篇文章。幾天裡，在綏芬河期間，處處留意有關嘎麗亞傳說，打聽她的故事，過去腦海裡一直沒有嘎麗亞形象，現在漸漸地嘎麗亞清晰在屏幕上。
她是那樣地美，那樣地善良，那樣地讓人心疼。
嘎麗婭，一個生在綏芬河、長在綏芬河的17歲中俄混血少女，為了綏芬河的解放，走上戰火紛飛的戰場勸降日軍而犧牲。她沒有墳墓和傳記，她沒有烈士的名份。但是，卻是俄羅斯總統普京為她紀念碑親筆題詞。
1928年2月18日，嘎麗婭出生於綏芬河市。父親張煥新是中國人，一位樸實的山東農民，早年的“跑崴子”來到綏芬河。她的母親菲涅.是烏克蘭人。
嘎麗婭取俄名嘎麗婭·瓦西里耶夫娜·杜別耶娃，家人叫她嘎拉。嘎麗婭幼年和少年是在溫暖的家庭關愛中無憂無慮中度過的， 14歲那年，在綏芬河露西亞俄喬學校畢業，1943年1月10日，留校代理音樂課、日語課，兩個星期後回家幫助父親打理生意。
嘎麗婭受過正規的教育，又生活在多民族中，與日本鄰居相處，她輕鬆地學會了中國，俄國，日本三國語言。她1.70米左右的身材，眉清目秀、端莊、秀麗，時值17歲豆蔻年華，在綏芬河是十分靚麗的少女。
1945年8月9日，是一個不平凡的一天，蘇聯150多萬軍隊從東、北、西三個方向，在4000多公里 的戰線上越過中蘇、中蒙邊境，向日本關東軍發動突然襲擊。當時的綏芬河市城區被蘇軍攻克，但是，躲在天山要塞內的日軍還在負偶頑抗。這個要塞內除了有以石島長吉為首的450名日軍，還有佳浸磨街長帶領的150名日本百姓，蘇軍幾次攻擊未果，傷亡不少。
位於綏芬河市天長山海拔719米，1934年日本侵略者就把綏芬河作為軍事禁區，在這裡修築要塞，天長山成為了日本關東軍對陣蘇聯的東部防線，在當時號稱“東方馬其諾防線”。
夏日，綠色蔥蘢，如果不是當地人介紹，根本想不到這是亞洲最大要塞群。
要塞裡的日本婦女和兒童面臨與日軍同歸於盡的命運，蘇軍不忍平民在戰爭中傷亡，在對天山要塞發起進攻前，決定找個懂日語的人前去勸說日軍保全要塞裡婦女兒童的生命，繳械投降。一位負責人向在場的人們詢問：“誰會說日俄兩種語言？”，不知是誰用俄語回答了一句：“嘎麗婭·杜別耶娃會說日語。”綏芬河幾千人口，是個小鎮，嘎麗婭人很出眾，很多人都認識她，大家把目光投在她身上。
嘎麗婭和蘇聯人談過後，走到母親跟前平靜地說：“媽媽，紅軍軍官讓我當翻譯，跟他們上山去勸日軍投降”。嘎麗婭的母親不同意，嘎麗婭很鎮靜地說：“不要緊的，要塞裡面還有我的日本同學呢。”據後來的證據表明，要塞裡有些日本小孩確實是嘎麗婭的朋友。
現在我想，嘎麗婭當時或許想日本人垮臺了，此行有蘇聯紅軍的保護，不會有危險；或許，她抱定去死的決心，危險也要轉告她的日本鄰居和夥伴應該走出山洞，免得傷及婦幼無辜。後人，根本無從知曉她究竟想什麼，只知道當時她是那麼從容鎮靜，嘎麗婭的母親默默地把自己頭上的花頭巾摘下來，戴在心愛的女兒頭上，望著女兒向天長山走去。
嘎麗婭這一走，再也沒有回來。從此，她走進了綏芬河人的心中，走進了傳說，走進了永恆，走進了歷史。
嘎麗婭曾經到天長山要塞一共去了三次，第二次去時，日本軍官說再給一些時間準備，答應下午3時放下武器投降。當她第三次去的時候，日軍突然開槍，將同去的蘇軍打死，將嘎麗婭被拖進山洞。
準備進攻的蘇軍在山下等了一個晚上不見人下來，知道壞事了，於是，下令炮轟。1945年8月15日，天長山要塞的日軍投降，僅餘26名士兵，其餘人全部死在戰火中。戰鬥結束後，不見嘎麗婭身影，人們在山上找到了嘎麗婭的紅頭巾。
戰後，天長山要塞投降的26名日軍被遣送回國。蘇軍也很快撤離。在那個年代，誰會關心一個死在炮火中的平民百姓啊，嘎麗婭的死成了一個懸疑，更沒有人追認她為烈士。
在綏芬河當地簡史稿中只有“張煥新的混血姑娘三次上天長山勸降”的一句，沒有任何具體記述，所有歷史檔案都沒有。嘎麗婭在人間留下的只有一張她15歲時與其長兄張國列攝於1943年的合影。張國列先把這張照片贈給朋友米蘇林，嘎麗婭犧牲後，米蘇林又送回到了嘎麗婭母親手裡，並由她一直帶在身邊。
三十多年後，一位叫菲多爾琴科的蘇聯軍官，因這次勸降行動而獲得一枚紅星勳章。他曾兩次在電視節目中講述了嘎麗婭的事蹟，並認為勳章應該屬於嘎麗婭。時隔60年，嘎麗婭才回到綏芬河，綏芬河市人民紀念著“和平使者”嘎麗婭，以她的名字建立了的公園。雕塑了她青銅塑像，嘎麗婭塑像步履堅定，手中揮舞著媽媽留給她的花頭巾，回頭望著家鄉。
英雄無悔，歷史銘記。綏芬河人民沒有忘記自己的女兒，他們在和平公園修建嘎麗亞紀念碑，闢建了紀念館，供後來人瞻仰紀念。2015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空政文工團，黑龍江省委宣傳部共同推出了獻禮音樂劇《嘎麗婭》，向遠去硝煙中的和平使者致敬。
美麗的綏芬河，物華天寶人傑地靈，戰爭時期，這裡的人民不屈不撓，為了和平事業而獻身。
今天的綏芬河人民，最早進行改革開放，為了國家經濟繁榮，敢為人先，走向世界。
綏芬河 ，美麗的山城，雖然我只來過一次。我卻是記住了這個城市，記住了嘎麗婭，記住了天長山，記住了呼蘭二八鎮長山村走出去的農民企業家陳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