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日內瓦公約》，世界各國不得虐待俘虜，不能射殺醫務兵、老人以及和孩子等無抵抗能力的人員，同時不能殺害雙方的談判人員，也就是"兩國交兵，不斬來使"，這是現代戰爭中基本所有國家都得遵守的一條規則，違反《日內瓦公約》會受到國際社會的譴責以及各種壓力，處理不好，先前取得的優勢都會化為烏有，在這個條約的框架下，大規模侵犯人權的現代戰爭很少發生。
人權在現代很受重視，但在封建社會可沒有人權可講，古代版的“日內瓦公約”，沒有規定不能殺害俘虜及相關人員，相反，殺俘虜、屠城的事經常發生，例如白起坑殺四十萬趙軍戰俘，揚州十日等，大量戰俘和平民慘遭殺害，古代戰爭雖然不能像現代戰爭那樣尊重人權，但卻很尊重雙方的使者，即“兩軍交戰，不斬來使”的不成文規定，充滿血與火的古代戰爭狠起來連敵方的婦孺、老人都殺精光，使者也是對方的人馬，為何卻享有如此“人性化”的待遇？
“兩軍交戰，不斬來使”來源於春秋時期的宋國華元作為使者隻身前往楚軍軍營談判，要求楚軍撤圍宋國都城，兩國停戰，而華元則作為人質到楚國居住，這一規則逐漸演變為“兩軍交戰，不斬來使。”
在處於白熱化的戰爭中，使者是雙方交流的媒介，負責傳達己方的意思給對方，如果連對方的使者都不能倖免，表明已經沒有了和解的可能。對處於弱勢的己方來說可能會帶來“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局面，或者會引起對方激烈的反抗，如明朝嘉靖年間，蒙古想要和明朝通商，便派石天爵、滿受禿等為使節與明朝洽談，由於是世仇，結果大明不分緣由，直接將這些使節全部斬於市，蒙古大汗俺答漢大怒，不待入秋便大軍直犯邊境，給明朝帶來了極大的邊境困擾。
另外兩方的將軍也明白，戰爭是政治的延伸，本質是利益訴求不一致，政治家談不攏了，就只能戰場上見，需要通過戰爭來獲取所需的利益，例如常見的一些邊境問題引起的戰爭。
再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再次伐兵，戰爭只是手段，軍事是為政治服務的，將軍的士兵在戰場上流血，馬革裹屍還，最後可能連個撫卹金都拿不到，所以將軍們是很不願意打仗的，能和解最好不過，沒有必要殺了對方的使者，引起對方的反感，斷了和談這條後路。還有就是一些政治家只是為了給對方增加些壓力，並不想擴大事態，小打小鬧之後，便會回到談判桌上，如果那個將軍不識相把使者殺了，最後只會成為政治的犧牲品，所以聰明的將軍看到對方來使，都不會不問緣由就殺。
使者往往是沒有惡意的，沒有攻擊性，他的目的只是為了傳遞信息，如果殺掉這麼一個手無寸鐵之人，是會被人看不起的，在道德層議論層面會處於下風。
這一情況尤其是在注重禮儀的春秋時期特別嚴重，在那時候打仗十分講究“規矩”，打仗如君子之交，參考宋襄公和楚國的作戰，本來宋襄公可以在楚軍渡河時候半渡擊之，完全可以取得勝利，或者在楚軍為列好隊列時進攻亦可沖垮楚軍，但宋襄公卻認為這樣不仁義，不合禮法，最終宋軍慘敗，古代連打仗這樣的國家生死大事都可以講仁義，還有理由殺一個手無寸鐵的使節嗎？
雖說到了戰國時期，這種戰爭禮儀已經被丟了七零八落，但不斬來使卻沒有丟，古人認為打仗要靠勇氣和自信，尤其是基層官兵，是要在戰場上見血的，如果主帥把來使殺了，會顯得己方不是正義之師，大軍出征還會怕怕一個小小的使者，士氣上輸一籌，士兵在戰場上便會多一分心裡負擔，相反，這可能還會給敵軍增加士氣，認為對方軍隊無道無良，連前去傳遞信息的使者都殺，士氣便會大振。
花剌子模是十一世紀時候的強國，而當時的蒙古也蒸蒸日上，四處征戰，成吉思汗為了籌取軍費請求與花剌子模通商，可花剌子模國王摩訶見錢眼開，殺了蒙古的商隊，吃了大便宜的花剌子模還不滿足，認為自己強大了，還把後面派出處理危機的蒙古使者也殺了，蒙古軍隊大怒，第二年便出兵花剌子模，最終花剌子模滅國滅族。
當然，不殺使者也不是絕對的，殺使者也會起到鼓勵己方的作用，不過大都是發生在抵抗侵略的情況下。
例如蒙古人攻打南宋釣魚城的時候，為了減少傷亡，就讓使者進城勸宋軍投降，但宋軍卻把使者的頭砍了下來掛在城頭上，以表決心，大大鼓舞了士氣，併成功把蒙古大汗蒙哥擊斃。又如東漢時期的將領耿恭被匈奴包圍，匈奴人很敬佩耿恭，便派使者勸降，許諾美人、金錢，耿恭民族氣節高尚，親自把使者殺了，在城頭上把使者屍體烤了，這也是岳飛《滿江紅》“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的出處。
使者能夠不被殺，自身的才能和膽量也是十分出眾的，能憑藉三寸不爛之舌遊刃於刀鋒之間，諸葛亮就曾在江東舌戰群儒，說服孫權聯劉抗曹，張儀遊說六國，實施連橫戰略，張騫、班超出使西域等。
古代“兩軍交戰，不斬來使”雖然不是絕對的，但大多數情況下交戰雙方還是會遵守這條不成文規定，不然以後誰敢當使者，處於政治需要、軍事需要、禮儀需要，往往“兩軍交戰，不斬來使。”
文：飛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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