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鑑才:國美首屆書法專業教育追憶。十餘位藝術大家教三人！

金鑑才/圖文

轉瞬四十年過去，往事如煙，漸不復省記，只有那些深刻影響過我的片斷，還清晰地印在記憶中。

第一次聽到浙江美院創辦書法專業的消息，大約在1962年的冬季，吳茀之先生向我說起的，我那時是附中四年級的學生，一心準備報考國畫系花鳥專業，因此並未在意。到臨近畢業的1963年初夏，我從蘇州洞庭東山實習歸來，吳先生告訴我：國畫系人物、山水、花鳥專業都暫停招生，他和潘天壽先生都建議我報考書法專業，具體情況讓我找陸維釗先生了解。我感覺很突然，思想上一時轉不過來，認為單純學書法專業，沒什麼前途，因此興趣不大。

我找到潘先生，他聽完我的訴述，笑著說：“書法可不簡單呢，不光要寫好字，還要有很高的文化修養，要學的東西很多，你不要小看了。辦這個專業意義重大，日本人現在很驕傲，說中國已經沒有書法了，今後學書法得上日本去。因此周總理指示，要儘快培養出一批書法專業人才，與日本競賽。文化部決定把這個任務交給我們學校，因為現在一般中文大學缺乏書法師資，相比之下，我們還有幾個老先生，特別象陸維釗先生，既是古典文學專家，書法又寫得好，可以帶出幾個人來。現在真正懂書法的人已經不多，張宗祥先生、沈尹默先生都八十多歲了，如果再不抓緊，那真要後繼無人了。學書法同畫畫並不矛盾，書法基礎不好，畫也不可能畫得好。你學了幾年繪畫，又愛好文學，書法也有點底子，所以我覺得比較合適。趁現在年輕的時候多學點東西，對你沒有壞處。你真想畫畫，學五年書法是不會委屈你的；我擔心的倒不是你現在不想學書法，而是學了書法以後不想畫畫了呢。”

也許是吳茀之先生事先打了招呼，陸維釗先生已經掌握了我的思想情況，因此我一進去，他就開門見山地說：潘先生決定辦書法專業，叫我負責，這個擔子很重。書法在過去只是文人們業餘搞搞的，它同文學的關係比美術更密切，應該說辦在中文系就更合適一些，現在由美院來辦，而且要辦成一個專業，從古到今沒有先例，究竟應該怎麼教、怎麼學，我心裡還不是很有把握。你如果缺少興趣，就不必勉強。我今天只想告訴你一句話：潘先生下決心辦這個專業，我接受這副擔子，都不是因為興趣。這是國家交給我們的一個任務，是為國家培養接班人的，對我們這些老先生來講，叫做責無旁貸。

聽了兩位先生的教誨，我心情愉快地報考了書法專業。與我一起報考的，還有我附中的兩位同班同學：李文采和沈坤年。考試的內容相當簡單，每人寫兩張不同書體的字，畫一個印稿，句讀一段古文，當時也不必參加全國文化統考。聽說原計劃招收3-5名學生，外面還有一些報名的考生，有的基礎比我們好得多，後來卻沒有能參加考試。全國首屆書法本科專業的招生工作就這樣突然煞了車。結果只錄取了我和李文采兩名學生。

我們享有特殊優厚的待遇：每人佔有兩張大課桌，一間比其他班級寬敞得多的教室（這或許也是為老先生們考慮），一支無與倫比的師資隊伍和內容充實的課程安排：

潘天壽--草書

陸維釗--專業主持人（科主任）。古典文學、寫作、隸書、書法理論

諸樂三--篆書、篆刻（漢印）

朱家濟--古代漢語、寫作、楷書、行書、書法理論

沙孟海--篆刻（古璽）、印學史論（篆刻史）、古文字學

方介堪--篆刻（漢玉印）

陸儼少、顧坤伯、童中燾--山水畫副課

陸抑非--花鳥畫副課

方增先、王慶明--人物畫副課

劉　江--篆刻助教

章祖安--寫作助教

此外，還有學校規定必修的共同課：現代文學（王心祺）、古代文學（盧鴻基）、藝術概論（沈潤棠）、人體解剖學（嚴默罕）、外語（林達川）、體育（王笏良）。這些雖是全校性的大課，但到課率依然很高，很少有學生逃課的現象。只有外語（我選學日語），因為林先生討厭講語法，進行了約三個禮拜就中止了，我找上門去請教，他送給我一本《日漢小詞典》，讓我自學，而我也終於沒有堅持下來。

陸維釗先生對我們的要求非常嚴：上課鈴響後必須進入教室，他自己以身作則，響鈴前就候在門外，鈴聲一過，跨進教室，轉手就把門關上，任何人不得再進去。規矩一出，所有老先生、中青年教師（更不必說我們這些學生），凡是來書法專業上課，都一律執行，沒有人違背的。

一開課我就捱了陸維釗先生的批評。我當時用的一方大約十公分左右的小硯臺，是附中時畫工筆用的，蓄墨很少，磨墨也極不便。陸先生見了很不滿意地說：你這樣子怎麼學書法？第二天下午陸先生髮現我桌子上擺的還是那方小硯臺時，非常氣憤地說：“我知道你不想學書法，難道我強迫你了？你為什麼故意作對？你不想學現在就可以走，用不著跟我來這一套！我追到門外向他解釋：我手頭實在沒有錢，等發了助學金，馬上去買硯臺。陸先生沉默了好一會，然後輕聲對我說：“你跟我來１我跟著先生走出校門，一直到達他韶華巷家中，他翻了半天才從一堆舊書下找出一個大硯臺，大約有十來斤重，再用網袋裝好，然後示意我坐下，以非常溫和的語調對我說：“今天我的態度很不好，而且是錯怪你的，我向你道歉。我沒料到你經濟這麼困難。你暫時不必買硯臺了，先把這揹回去用。”先生的這方大硯臺在我的課桌上足足用了兩年，直到1965年夏一位畢業離校的同學送了我一方硯臺，才把它歸還給陸先生。在這期間，陸先生又曾經計劃讓我刻國畫系的詩文講義，幫我補貼學習費用，後來怕影響我的學業，又取消了。他是一位嚴師，但又對學生體貼入微，我們在感受他嚴厲的同時，也享受著他的慈愛。吳茀之先生曾說：“陸維釗先生不僅學問好、書法好，而且品格非常高。要好好向他學，全面向他學。他為了辦書法班，到上海採購碑帖，大熱天站著在書庫裡翻找，那麼多天，結果兩條腿都成疾了。”

陸維釗先生在教學上對我們寄望極高，他給我們設計的古典文學課，體系龐大，教學也很傳統，從四書五經開始，先讀《大學》、《左傳》，要求用舊時的木刻本，而且要沒有標點過的。為此我專門回到鄉下，跑了好幾個村子，才借到了一套，結果還是硃筆圈點過的。陸先生一句句教著我們朗讀：“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沒多久，全校都傳開了，同學們還給我和文采分別取了“金秀才”、“李古董”的綽號，一時議論紛紛，而陸先生卻依然一往情深地沉浸在自己精心籌劃的體系中，陸續給我們下發《詩經》、《中國文學史》之類講義，還把自己收藏的一些線裝書送給我們。他還要求我們每週做兩篇短文，一篇用白話，一篇用文言。白話文由章祖安老師批改，文言文則由陸先生親自批改，而且逐字逐句批點得相當嚴格。我的感受，先生是想通過施加重壓，把我們儘快培養成確實擔當得起繼承中國書法博大傳統這一歷史重任的合格人才。由於當時特殊的政治環境，以及不久發生的“文化大革命”，又由於我自己才智和努力不足，至今拿不出一點可以告慰先生的成果。但從先生對我們的教育中，我們至少領悟了：書法專業人才應該具備什麼樣的品格和文化素質。

1964年夏，隨著政治思想界對“封資修”的批判，書法專業的去留，成了系、院領導的一道大難題。為此國畫系領導指示我以個人名義去找潘天壽先生，要求撤消書法專業，以減輕各方面對系、院領導的壓力。潘先生聽了我的“意見”後，非常惱火地說：“這不是你的意見。他們為什麼自己不來找我？我是院長，我承擔責任，書法科不能撤消。辦這個專業，是中央定的，周總理有指示，誰也沒有權利撤。”接著，潘先生仔細詢問了書法專業的教學狀況後說：“我再同陸維釗先生商量一下，四書五經可以不讀，但古漢語一定要學。”最後，潘先生還表示：“現在你們只有草書還沒有人教，我來給你們上草書課。”我又提起書法專業畢業後的出路問題，先生笑了：“全國有那麼多博物館、圖書館，都需要這方面人才。再說陸維釗先生那麼大年紀了，到時也要有人接班。以後的工作我可以擔保，你根本不用擔心。”當1968年我畢業時，潘先生還被戴著“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在“牛棚”裡受著折磨。

由於潘先生的堅決抵制，撤書法專業的風波總算平息下去了。接著，潘先生開始親自來給我們上課，講課內容是《草訣歌》。他對我們說：“書法我是票友，不內行，因此就只能教你們認幾個草字。”他還多次提到，學書法要多向朱家濟先生請教，朱先生才是行家。潘天壽先生平時給人的印象是寡於言辭，講起課來則滔滔不絕，旁徵博引，四處逢源，內容極其廣泛，雖然直到第三週才言歸“草訣歌”這個正題，但他海闊天空式的講演，大大開拓了我們的思維空間，一下子把我們引入到一個廣袤無際的藝術領域，採英擷華，真可謂俯拾皆是。在這場合，從潘先生身上，我才真正領略了大師的風采。

朱家濟先生是外聘教授，出身書香門第，是沈尹默北京大學時的學生，我曾經聽張宗祥先生說，朱先生是當時很少幾個可以與馬一浮先生“談談”的人之一。又有一次我向朱先生請教“馮唐易老”的典故，他隨口就能背出原文，而且講得出在《資治通鑑》第幾卷，我事後經過核對，幾乎一字不差。這位老先生的脾氣有點特別，遇到我們提問或回答有不正確，他的第一反應就是“胡說”二字。他說話絕少，教我們《古代漢語》，從來不講解，只讓我們自己讀原文，甚至要我們少看註釋。當我提出不看註釋無法讀懂時，他竟然說：“你要讀懂它幹什麼？”表露出一副十分驚訝的神態。我向他請教詩詞作法，他只說：“多讀”，後來送給我一部《詩韻合璧》，還規定我只準查字韻，不準看上面的例詞、例句。我們請他講解一下某件名作的好處，他思考半天，只回答了“好就好在沒法說”一句話。我問：“書法在書卷氣之外還有哪些要求？”他就反問我：“書法除了書卷氣，你說還能有什麼？”他學問那麼好，卻不寫論文，我們都為他惋惜，他卻說：“該說的古人都說了，我還有什麼好寫１他的這些話，我一直覺得無法理解，今天細細咀嚼，才逐漸體悟到其中的深刻涵義。朱家濟先生在指導我們書法訓練時，特別強調“下笨功夫”，他認為趙孟頫“以最高的天資服從最嚴的法度”，是書法家的典範。同時他又用王安石《遊褒禪山記》中“求思之深而無不在”的話，啟發我從各種生活實踐中去獲取對書法生命的深層感悟。

沙孟海先生是朱家濟先生浙江博物館的同事，也是外聘教授，以治學嚴謹著稱。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大概他正在研究執筆的問題，有一次向我打聽了朱先生生前對執筆、中鋒的看法後，突然站起來驚喜地說：“原來如此！我與他在一個辦公室面對面坐了幾十年，一直不好意思問他。”他對朱先生謙虛若此，使我深受感動。沙先生沒有給我們講過書法課，他所授的篆刻史和古文字學（主要內容是說文部首和三十五舉），章節分明，從上課鈴停下到下課鈴響起，整個課堂雖然只有我們兩三個學生（劉江先生一般也來聽講），卻始終洋溢著他中氣十足的聲音，我們則拼命作筆記，誰也不肯稍擔因此，他就成了惟一一個沒有在課堂上作過示範的老師。我終身難忘的是：1984年義烏文化局派我去請沙先生為新落成的劇院、電影院題字，到杭後聽說先生得了癌症，第二天就要上北京動手術。我趕去看望，他問起時，我不慎說出了題字的事，他掙扎著從病床上起來，我和師母怎麼也勸不住，先生還責備師母：“他是專為這件事來的，如果不完成，叫他回去怎麼交代。”我曾問過先生為什麼用熟宣紙寫招牌字，他說：“生宣紙容易滲化，工人刻起來不方便。”

諸樂三先生注重實際，他總是明確指示我們，漢印中哪幾方是最好的，我們習作中哪些地方有毛病，又親自動筆為我們設計或修改印稿。先生在講授篆刻中很少涉及純理論的問題，就與他的為人一樣樸實無華。在我的記憶中，他經常用的就是“團得攏”和“蒼蒼茫茫”這樣兩個詞，前者是指章法，要求印面上的每個字甚至每個筆畫，不論距離遠近，都要互相顧盼照應；後者是指刀法和筆法，要求有渾厚古拙的意趣，切忌平滑。諸先生教我們寫篆書時，特別推重吳昌碩的墨法，主張把墨磨得很濃，濃得同稀糊一樣，以增加行筆的澀逆之勢，使點畫容易見金石氣。

方介堪先生是專為我們傳授漢玉印的外聘教授。只來了一個學期，課時也不多。他沒有講理論，總是不斷地向我們示範。他的用刀很特別：執刀一如執筆，行刀自上而下，憑著腕的指揮微微左右攪動，這與書法的用筆幾乎完全一致，卻與慣見的衝刀、切刀不同，非常適合表達漢玉印的韻致，很有書卷氣、文人味。我問這刀法的名稱，他即自命曰：“走刀法”。先生刻白文印從不起稿，只在塗黑的印面上用刀劃出個大概位置，就開始奏刀，他認為這有利避免雕琢氣。

1964年，書法專業又招了第二屆三名學生，大約主要是為了減輕老先生的壓力，我們兩屆5位同學合成一個班級上課。但在同年12月，我們與全校同學一起下到上虞縣參加社教運動，這一去就是半年。1965年5月回校後，又接著去中村軍訓。1966年6月就發生了“文化大革命”，教學遂告中斷。因此原定五年的學制，對我來說，真正在校接受課堂教育也只有二年半的時間。

上世紀六十年代發生在浙江美術學院的首次書法專業教育，具有其明顯的優勢：擁有一支實力強大的權威性師資隊伍；制訂有明確的培養目標；有系統的教學計劃和實施方案，重視文化修養和基礎訓練；有嚴格的教學程序和課堂紀律。

認真回顧總結一下以培養大學本科生為目標的這首次書法專業教育的全過程，我們不難發現，無論是作為主導者的潘天壽先生或是作為主持人的陸維釗先生，從一開始就確立有一條通向終極目標的明確的教育思路，那就是：（1）在教與學的關係上，把教放在第一位。一流的教師才能帶出一流的學生；嚴格施教才能帶動認真求學；經典的教材才能從本質上提高學生的鑑別能力；身教重於言教，突出教師課堂示範的必要性。（2）在質與量的關係上，把質放在第一位。控制招生規模以提高單位質量；因人制宜地選擇教材，找準突破點，不要求面面俱到地博臨群帖；充分發揮教師專長。（3）在文化修養與專業技能的關係上，把文化修養放在第一位。認識中華文化才能真正從本質上認識中國書法；文化修養是書法家可持續發展的基礎；文化水準決定了書法作品主題內涵的深度和廣度。（4）在實踐與理論的關係上，把實踐放在第一位。實踐知識是鑑別、掌握和應用已有理論成果的基本前提；以歷代最優秀的實踐成果去檢驗汗牛充棟的古今書法理論，是避免理論誤導的最好辦法；正確的實踐才能造成正確的理論。（5）在技法基礎和藝術創作的關係上，把技法基礎放在第一位。練就一身高超的手段才有望達到高遠的目標。（6）在繼承與創新的關係上，把繼承放在第一位。只有在充分繼承前人創新成果的基礎上，才能有的放矢地找準自己藝術創作的突破口。這六個方面歸結到一點，就是面向長遠目標，加強基礎建設。這一思路，對今天的本科教學，我以為仍具有重要的參照價值。

這是中國書法史上第一次書法專業的教育實踐，也是一次成功的實踐。雖然因客觀歷史條件的阻礙，它沒有能完成預定的教學內容，但卻基本上達到了培養書法專業人才的預定目標。這個專業的創辦所引起的全國性輿論效應，以及它對中國當代書法的復興和書法教育的開展所起到的承接和推動作用，應該不會有人持否定的態度。

摘自《高等書法教育四十年》（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