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芝是草書典型

草書的出現，直承篆隸，比行書、楷書要早。梁武帝《草書狀》曰：“蔡邕雲：昔秦之時，諸侯爭長，羽檄相傳，望烽走驛，以篆隸難，不能救速，遂作赴急之書，今之草書也。”唐張懷瓘《書斷》說，章草是西漢史游所作，今草是東漢張芝所造。張芝，字伯英，臨池學書，池水盡墨，時人謂之“草聖”。

張芝作為草聖的意義，在於他已將作品從文字內容中脫離而使書法成為獨立的藝術形式。漢趙壹有文章《非草書》，盡說草書的不是，可從反面看出草書作為獨立藝術在當時之蔚然勃興。趙壹以為，草書只可博學餘暇，遊手於斯，如果只練草書，則近於矜伎，“善既不達於政，而拙無損於治”，非聖人之業，是“背經而趨俗，此非所以弘道興世也”。

在古代，張芝草書的地位最高。唐孫過庭《書譜》載王羲之自稱在書法上他只崇拜兩人，就是張芝和鍾繇，雲“頃尋諸名書，鍾張信為絕倫，其餘不足觀。”樑庾肩吾《書品》品評書家一百二十三人，以張芝、鍾繇、王羲之三人為“上之上”，而“伯英以稱聖居首”。

張芝的草書真跡在東晉的時候就已經很珍稀了。庾翼在給王羲之的信中就說到，“吾昔有伯英章草八紙，過江顛沛，遂乃亡失，常嘆妙跡永絕。”到唐朝的時候，已經沒有了真跡。唐太宗《晉書·王羲之傳贊》有曰：“伯英臨池之妙，無復餘蹤。”

《淳化閣帖》卷二載有張芝草書刻帖數篇，宋黃伯思《東觀餘論》認為，這些草書其實是唐朝草聖張旭寫的，只有其中那篇章草《芝白》帖“差近古，亦疑先賢模仿也”。

近來我臨習《淳化閣帖》上的草書，非常喜歡張芝的這幾篇草書，雖然不是張芝真跡，感覺這樣地道的草書讓人可以學習的東西太豐富，而且基本染不上壞習氣。《淳化閣帖》卷十前半部分的王獻之草書也頗類之。一些東西成為典型，大多是基於我們的美好想象，而且我們所想象到的，又會比真實更完美。以前我曾說到書法是斯文典型，那麼草書便可稱作書法典型，而這想象中的張芝草書，又可稱作草書典型了。——書齋舊主人識。

書法是斯文典型

吾友鄭關耳兄說到，金庸《俠客行》的主人公目不識丁，但能從書法套路中悟出上乘武功，後來覺得，金庸說的那套，其實和公孫龍差不多，原來書法和文字是可以分開的。我卻認為書法和文字是不可分的。

書法本身是獨立的藝術。雖然，我國文化傳統卻是很在意書法所寫的內容的，不僅僅是漢字字體書寫的準確，也包括所書文字的含義及書體形式的應用場合，乃至書法家的人品。單獨為書法而書法，始終不符合我國傳統欣賞習慣。

書法作為藝術，終是斯文儒雅之事。可以說，書法是斯文典型。我感覺書法離文人更近，而與藝術家則距離遠了一些。那些把書法聯繫上氣功、武術、畫符、表演等的江湖行為，就更是野路子了，與真正的書法藝術不能同日而語。

然而有些宣傳媒體對此類新聞好像頗為鍾愛。就像近來那自封世界華人藝術家協會主席的張克思，用所謂的“神州第一筆”寫了“中華第一龍”，在古代只能算是流浪江湖賣藝的營生而已。還有那所謂的中國著名藝術家張強教授在國內外搞的行為書寫，美其名曰“書法蹤跡學”（traceology），拿毛筆在女人身體上即興塗鴉，則基本上屬於走出國門的騙子的行徑。-書齋舊主人識。

張克思寫的“中華第一龍”

張強《行墨巴黎》的招貼

書法只是雜藝

三代而上，教詳於國；三代而下，教詳於家。北朝顏之推（公元531—約595年）著《顏氏家訓》二十篇。明王三聘《古今事物考》稱:“古今家訓，以此為祖。”明張璧《序》曰：“質而明，詳而要，平而不詭。蓋序致至終篇，罔不折衷今古，會理道焉，是可範矣。”明張一桂《序》曰：“其識該，其辭微，其心危，其慮詳，其稱名小而其指大，舉類邇而見義遠。”

顏之推是復聖顏子的第三十五代孫。顏之推在《序致第一》上說：“吾家風教，素為整密。”為《漢書》作注的顏師古即是顏之推的孫子。唐朝書法家顏真卿是顏之推的第六代孫，撰文並書《顏氏家廟碑》，談到顏氏的家學淵源，雲：“北齊給事黃門侍郎、待詔文林館、平原太守、隋東宮學士諱之推，字介，著家訓廿篇，冤魂志三卷，證俗音字五卷，文集卅卷，事具本傳。”

《顏氏家訓》之《雜藝篇第十九》中，把書法、繪畫、射箭、卜筮、算術、琴瑟、博弈、投壺等歸於一類，統稱之為“雜藝”。對於書法，作者認為真草書跡，微須留意即可，“然而此藝不須過精。夫巧者勞而智者憂，常為人所役使，更覺為累。韋仲將遺戒，深有以也。”《世說新語》載，韋誕字仲將，能書。魏明帝起殿，欲安榜，使仲將登梯題之。既下，頭鬢皓然。因敕兒孫：“勿復學書！”

有時候我也這樣認為，書法，比起道德學問來，只能算是表面膚淺的東西了。顏之推教訓得極是。士少而學問，長而議論，老而教訓，斯人也，其不虛生於天地間也乎！信夫斯言。-書齋舊主人讀書並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