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在深圳市政協特別支持下，中國網政協頻道、議庫APP平臺特別製作改革開放40週年專題《深圳口述史》圖文系列報道，第三期推出《嘉瑞國際集團主席李遠發：我堅守著深圳，深圳滋養著我》。李遠發出生在一個條件並不寬裕的香港普通家庭，1986年，他跨過深圳河，與深圳共同發展30年。他這樣表達自己對深圳的感情：在日復一日的兩地穿梭中，擁有了兩個故鄉。
李遠發，1956年生於中國香港。1986年來深，現任嘉瑞國際控股有限公司主席、深圳市龍崗區政協委員、深圳市龍崗區總商會（工商聯）副會長、龍崗區專家聯誼會企業經營管理類組長等職務。率領企業榮獲龍崗區級、深圳市級、國家級多個獎項和技術認證，曾被深圳市委、市政府評為扶貧開發“規劃到戶、責任到人”愛心人士。
2016年4月20日，李遠發講述企業與深圳共同發展的三十年。
創業是一個大浪淘沙、千錘百煉的殘酷過程，參與過程的人前赴後繼，走到終點的人卻寥寥無幾。我想自己能夠堅持下來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不斷地捫心自問究竟能為市場和社會帶來什麼。
一
上世紀50年代，我出生在一個條件並不寬裕的香港普通家庭，在九個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七。為了不向父母伸手要零花錢，我從十二三歲起就到附近的工廠裡做“暑期工”。這種“天生天養”的童年經歷，不僅讓我早早體會到生活的艱辛，也讓我與後來從事的壓鑄領域結下不解之緣。
我一開始接觸這個行業，是在一個玩具廠裡跟著師傅做模具學徒。做了幾年之後，我萌生了自己開拓業務的想法。1976年，我和朋友一人出資2萬元，合夥買下一個小車床、小銑床，成立了我人生中的第一家模具廠，從事制鎖及服裝零部件的模具生產，自此走上了創業之路。
上世紀70年代的香港工業發展迅速，與之相關的鑄造業也呈現出一派生機勃勃的景象。國外市場的龐大需求在香港催生了大大小小的鑄造廠，大家爭相引進國外技術，從兩三臺壓鑄機器起步，業務集中在服裝週邊、玩具零部件等小五金範圍。不過大多數鑄造廠的生產水平都是取決於老師傅的手藝和經驗，條件簡陋不說，更沒有形成統一標準。為了提高生產水平，我於1980年又成立了一家壓鑄工廠——嘉瑞壓鑄製品廠，產品以時裝配件和電風扇配件為主。
在我創業之初，香港勞動力還比較廉價，有些工廠接單忙不過來的時候，還能招到些臨時工；有些家庭比較困難，也會從工廠裡接活回家補貼家用。當時的香港只有四百萬人口，基本上可以說是“全民就業”，找工作和創業的門檻都比較低。可是漸漸地，工業發展迅速和勞動力不足之間的矛盾開始凸顯出來。
那時香港的出口量非常大，特別是鐘錶、收音機、計算機等電子產品、玩具及服裝業的發展十分迅速。很多接單量巨大的工廠為了趕上一天三班倒、24小時連軸轉的生產速度，甚至還得“搶工人”——有些大公司專門安排了通勤巴士，廠房裡也裝了冷氣設備，即便如此也經常招不到足夠人手。
就在我為工人成本高昂發愁的時候，身邊越來越多的企業家朋友已經轉戰內地尋求更廣闊的發展空間。1986年，我做出了一個改變企業命運，也改變我人生軌跡的決定——跨過那條潮漲潮落的深圳河。
小時候我比較調皮，經常跑到離家很遠的地方遊玩。走著走著，就跨過那條寬寬的河，走到對岸的深圳去。那時的深圳很荒涼，也沒什麼工作可做，只是玩的次數多了，也就記住了去深圳的路。
後來，深圳改革開放了，我也做起了自己的事業。有時候，我也會到深圳去加工零部件，再拿回香港出口境外。當時深圳的人工真的很便宜。我記得一個人一天只要五塊錢，包吃包住後到手三塊半，還有很多人搶著來做。雖然不是很高端的工作，但是這樣的待遇在香港已經找不到人了。
再後來，越來越多的香港老闆看中了這裡的商機，紛紛把工廠轉移到內地。順應時代的大趨勢，我也成了湧向內地發展浪潮中的堅定一員。1986年，我把香港的生產基地轉移到西麗湖邊上的白芒村。由於擴建廠房，兩年後我又把廠房遷移到龍崗區平湖鎮，成立了嘉豐金屬製品廠，引進了新設備，並將產品打入歐美市場。
還記得剛來深圳的時候，從香港到深圳龍崗必須先坐火車到羅湖，再乘中巴或打的士，單程少說也要三個小時。當時到處都是狹窄的黃泥路，路面原本就坑坑窪窪，趕上下雨天更是泥濘難行。遇到汽車打滑，我們一車人還要冒雨下來推車。整個龍崗區連個像樣的酒店或招待所都沒有，我每次來辦完事，必須當天坐車返回羅湖過夜。建好了自己的廠房後，我才總算有個就近落腳的地方。
在那段艱苦的日子裡，我最幸福的時刻就是晚上工作完，和同事騎10分鐘自行車，到附近村子裡去吃宵夜。偶爾，我們幾個熟識的港商也會聚在一起，到羅湖的飯店聊聊最近的工作，或者去卡拉OK唱歌。那時候全國各地的人都來深圳找機會，卡拉OK的歌曲既有粵語也有普通話，我也是從那時候開始逐漸學會了普通話。
二
與在深圳發展的香港同行聚得多了，我們發現彼此面臨的很多問題是相通的。香港經過多年的發展，各行各業已經形成了一套既定的辦事標準和程序；而處於改革開放初期的深圳，在引進外資方面還在做很多新鮮的探索和嘗試，這對我們這些“人生地不熟”的港商就提出了很大挑戰。但同時，我們能清楚地感受到政府對於迅速發展經濟的堅定決心和迫切期望。
1988年，我剛到平湖的時候，地方政府就低價給了我兩萬平方米的面積辦廠。隨著公司生意越來越好，十年後我們的地方不夠用了。1998年，政府再次給我們批了五萬平方米搞擴建，對我們企業的發展給予了大力支持。
在當時來深圳闖蕩的港商群體中，也有一小部分人只想著賺快錢，鑽海關監管的空子，影響了我們這些以誠信為本的港商和地方政府之間的互信。為了改變這一狀況，政府主動組織海關和我們企業開會，加深我們雙方的瞭解，逐漸列出一個“信得過香港企業”的名單，在報關通關的過程中給予了我們很大便利。
每到盛夏6月，政府還會邀請組織我們參加一年一度的荔枝節。利用這一契機，政府官員不僅向我們介紹最新出臺的政策，更重要的是傾聽和解決我們面臨的實際問題。他們常會問我們：“地方夠不夠用啊？”“配套服務好不好啊？”“最近有什麼困難嗎？”這些話對我們而言絕不僅僅是簡單的寒暄，更是我們多年來堅守深圳的動力。
除了一一傾聽和解決我們各自面臨的困難，地方政府還十分支持港商群體的共同繁榮。1997年，我和二十幾個行業同僚成立了以港商為主的平湖商會，祕書處設在一個鐵皮房，不僅辦公地方狹小，設施也很簡陋。1999年，在平湖鎮政府領導的支持下，我們取得了近4000平方米的土地作為商會辦公新址。商會成員自籌1300多萬元，最終建成一幢集客房、西餐廳、游泳池、大中小型會議室、展廳為一體的一流鎮級商會大廈。有了新家的平湖商會，在政企溝通、營商、勞資關係等方面逐漸發揮出更大的作用。
早在1985年，我與幾位同行就成立了香港第一個行業學會——香港壓鑄學會（後更名為香港壓鑄業協會），目的是將外國的壓鑄技術引進香港，促進香港壓鑄技術的研究和開發。2008年，香港壓鑄業協會與香港鑄造業協會合併為香港壓鑄及鑄造業總會，成為香港鑄業界唯一的行業領導機構。而我，也有幸被推舉為總會的首任創會會長。
過去的經驗讓我深深體會到，行業協會在優化行業資源、溝通政府企業上的重要性。所以，在1997年平湖商會成立之時，我就積極參與並出任了商會第一屆理事。
在平湖商會成立僅僅3個月後，“鵬城名鎮——深圳市平湖鎮投資環境介紹會”就在深圳市五洲賓館召開了。介紹會迎來了海內外近千名客商，簽訂了5項投資協議，投資金額超過1.2億港元。而平湖商會會員以此為契機，一鼓作氣為平湖鎮引進了外資企業13家，這在當時已是一個很了不起的成績。
此外，商會還為港商辦了不少實事，包括為會員辦理了會員醫療證、出入當時特區檢查站的“優檢證”等。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優檢證”。因為當時通過沙灣海關要下車檢查，進出都十分耗時。自從有了“優檢證”，港商出入海關時就不用下車檢查耽誤時間了，給大家省了不少事。
2011年，平湖商會與平湖民營工業協會合二為一，由我擔任新一屆商會會長。隨後，平湖商會開始在一個更加廣闊的平臺發揮作用。我們不僅組織會員企業參觀互訪，彼此學習；還擴大會員隊伍，走訪會員企業並派送會員牌，引進新律師所、諮詢公司等服務會員項目。同時，商會還積極參與社會公益活動，帶領會員赴紫金扶貧捐資，一共募集到扶貧款近千萬元；還安排了慰問平湖部隊，並贈送了慰問金。
最初，平湖商會對我們這些深圳的“外鄉人”而言就像是凝心聚力的同鄉會；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它不僅成為溝通港商和政府的重要平臺，更成為回饋社會的寶貴渠道，讓我們在深圳不斷髮展壯大的同時，也給深圳的成長貢獻出力所能及的力量。
三
1997年香港迴歸，很多港商移民國外，而我出於對深圳未來發展的堅定信念，毅然選擇了留在這片土地上。7月1日那天，我恰好在內地出差，迴歸的慶祝儀式我還是後來在電視上回顧的。對我而言，香港迴歸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我的心情一直很平靜，內心反而產生了一種落地生根的踏實。
事實證明我的選擇是正確的。我的企業一直貼著時代發展的脈搏，乘著改革開放的東風，在發展的道路上不斷創新蛻變。1996年，我的公司成為一國際家居用品商的主要供貨商之一；1997年公司開始涉足汽車零部件壓鑄領域；1998年，我們率先推行了TQM（全面質量管理）管理系統，並開始研究和發展鎂合金壓鑄，獲得了多項國家專利。
三十年來，我見證著龍崗區滄海桑田般的變化——從過去的泥濘不堪，到現在的車水馬龍；從昔日的貧瘠荒蕪，到如今的綠樹成蔭，龍崗區完成了從農業社會向城市化社會過度的巨大轉變。隨著承辦大運會，建設國際低碳城等新變化不斷出現，龍崗區綠色發展的軌跡也越來越清晰，這對我的企業而言既是挑戰也是機遇。
創業是一個大浪淘沙、千錘百煉的殘酷過程——參與過程的人前赴後繼，走到終點的人卻寥寥無幾。我想自己能夠堅持下來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不斷地捫心自問究竟能為市場和社會帶來什麼。我堅信，壓鑄業未來必然是向高效節能的方向發展，必然是與維護環境的綠色價值息息相關。
所以我不斷關注環保，帶領企業成長為第一家實現從壓鑄到電鍍零排放汙水系統的綠色環保壓鑄企業，榮獲了香港工業獎之“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生產力獎”及“香港環保成就獎”。我們還與南京工業大學合力研發新技術，實現了表面處理工藝的綠化生產。我相信，在綠色蛻變之路上，我的企業將伴隨龍崗區的發展一路向前。
四
2008年爆發的那場次貸危機和歐債危機，嚴重影響到了製造業，壓鑄產業也未能倖免。經過危機席捲後的市場長期低迷，大批企業相繼倒閉。但是，我不僅帶領企業經受住了考驗，還沿著既定的目標不斷邁進。
那時，我們生產的產品已經涵蓋汽車零部件、電子通訊配件、傢俱配件、電器及其他各類鋅、鎂及鋁合金壓鑄件，我們的廠房面積更是達到30萬平方米，聘用了超過5000名員工。就在這不同尋常的一年，嘉瑞集團還榮登“2008福布斯中國潛力企業”榜，為企業頑強的生命力做出了最有力的註解。
有時候我和朋友們在一起談話，都覺得深圳這座城市變化得太快了。我們每五年去一次國外，基本上感覺不到任何不同；可是我們的客戶五年來一次深圳，卻幾乎完全不認得路了。而且這座城市還十分包容，無論你講白話還是普通話，無論你來自香港還是其他省份，它都給你一樣的溫暖。
現在，除了繼續潛心經營公司，我還一直關注和參與龍崗區的發展。作為龍崗區政協委員和龍崗區總商會副會長，我著力於對業界進行人力資源的培訓及開發，聯合龍崗區總商會、平湖商會和香港相關商會，共同舉辦高層次的學術和管理應用演講，促進行業人才隊伍的壯大，繼續為龍崗區的發展做出更大貢獻。
多年在此，我對深圳情真意切。其實，如果不以普通話的標準程度來評價的話，我基本上可以算得上一個深圳人。現在我在深圳停留的時間比在香港還要長，這座城市已經成了我生活和工作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這份深情不僅僅屬於我個人，也是屬於那些與我有相似經歷的無數港商。他們很多人已經落戶在深圳，早上過關去香港上班，晚上回到深圳居住——在日復一日的兩地穿梭中，擁有了兩個故鄉。
中國網政協頻道（議庫APP平臺）轉自《深圳口述史》叢書，部分內容有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