響徹上海外灘91年的大鐘，將要暫時回到它的故鄉

“王琦瑤從化妝間的窗戶看見了外灘，白帶子似的一條。星期天的上午，太陽格外的好。海關大鐘噹噹地敲著，聲音在空氣裡散開，聽起來是曠遠的意境。江邊的人是如豆的大小，亮晶晶地移動。”

這是王安憶的小說《長恨歌》中的一段，也是對外灘大鐘最具意蘊的描繪。

對於大多數上海市民或遊人來說，即使在高樓林立的如今，恐怕也難以抗拒外灘大鐘所帶來的震撼。在許多時候，它幾乎成了上海的象徵，更見證了這座城市九十年來的歷史記憶。

△倫敦大本鐘、莫斯科紅場大鐘，上海外灘海關大鐘，出自同一家英國公司——JB喬伊斯鐘錶公司

1928年元旦，這座來自英國的大鐘在上海外灘敲響了第一聲，採用的報時樂曲則是倫敦威斯敏斯特宮的鐘聲。千家萬戶側耳傾聽，鐘聲傳遍了整個外灘。

歷史總是如此弔詭，這裡是為英國人所掌管的中國海關，在新近落成的大樓裡，總稅務司梅樂和將自己的名字刻在了四樓的玻璃窗上。這座完全依據英國國會大廈建造的鐘樓，也寄託了這位異國人對故鄉的思念。

△老照片中的海關大樓

似乎從一開始，這座大鐘就揹負著歷史的沉重，當那些左翼青年從外灘走過，耳旁是異國的鐘聲，他們大概會想到國族的衰微，想到半殖民地人民的屈辱。直到1949年，鐘樓上掛出了“歡迎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大上海”的標語，升起了上海灘第一面紅旗。

儘管如此，外灘鐘樓依然以它雄壯的風貌與悠揚的鐘聲，消解了其中可能包涵的政治意蘊，征服了往來上海灘的船舶和人們。在20世紀前期，外灘鐘樓被視為上海的地標和至高點，弄堂與洋樓是裝點這座城市的背景，其中最濃墨重彩的一筆，就是外灘的鐘樓。

這座鐘樓的生命史，也就是近現代上海的歷史。它經歷了孤島的淪陷，又見證瞭解放的新生，以及一次又一次的城市運動；它在英國人手中建成，遭受了日本人的炮火，最終才回到了中國人的手中。

△夜色下的外灘

歷史的變遷在上海留下了太多深沉的痕跡，只有大鐘卻巋然不動。但它也並非從未面臨危險。

1966年，一群紅衛兵闖入大樓，試圖砸碎大鐘，在海關幹部的力勸下才得以保全。只是報時的《威斯敏斯特鐘聲》改為了《東方紅》，為大鐘留下了革命年代的烙印。在八十年代，報時樂曲曾一度恢復或停止，直到新世紀，《東方紅》的鐘聲才重新響起，滿足了上海人民對記憶的追念。

從1927年8月，海關大鐘來到上海，至今已有90餘年。作為外灘的最高建築，鐘樓佇立在黃浦江邊，在鐘聲燈影的變化裡見證了一座城市跨世紀的變遷。上海是一個如此複雜又神祕的城市，關於她的記憶總可以牽連到方方面面：戀舊的老上海人掛念著金宇澄筆下的，發生在弄堂裡屬於小市民的上海故事，也沉醉於張愛玲慢慢講出的“海上傳奇”。但對於那些遊離於上海之外的異鄉人而言，外灘之上的萬國建築群，連帶著隔江遙望的東方明珠，始終是這個城市繁榮的過去與未來的象徵。

△作家金宇澄

當人們想要描繪上世紀二十年代，那個屬於遠東最大城市的黃金時代的故事時，總是要從這高聳的海關大鐘，與其下方江上來來往往的，冒著蒸汽青煙的外國輪船上開啟。這座大鐘是指引船舶航行的燈塔，萬國輪渡在威斯敏斯特的鐘聲中，將大千世界連同著滿船的貨物一同帶到這裡，使上海成為了一個“造在地獄上的天堂”，而雅俗善惡、二元混雜的海派文學便在這天堂中誕生，其中的都市景象與新潮湧動中漂泊著的個體，連同鐘樓的樂聲一起，成為了異鄉人的上海記憶。

漫步在黃浦江邊，夜跑或遛狗的上海人，與舉著相機在鐘樓下留念的遊人交織在一起，又融合在上海這座包容廣大的城市中，毫無突兀。只是在整點時分，《東方紅》的樂曲響起的時候，大家總會暫時停住，帶著平靜、驚訝或是欣喜的目光望著月夜下肅穆的鐘樓，短暫的停頓中，九十年的時光重疊在一起，人們共同進入了一座鐘的生命史。

與這座大鐘相伴的，還有四代守鍾人的故事。

魏雲寺先生負責維護和調校工作已經有二十餘年，被譽為全上海最守時的男人。每天他都會來到海關頂樓，攀上僅容一人通行的螺旋扶梯，為大鐘校正時間。正如他所說，“我自己是聽著東方紅長大，又在‘威斯敏斯特和聲’音樂中戀愛成家的。”如此重複而機械的工作，他不厭其煩地奉獻了自己最為美好的歲月，甚至幾乎不曾離開上海。即將退休的他依然關心大鐘的生命，在他看來，外灘的鐘聲就是上海人最溫暖的城市記憶，他也等待著下一任的守鍾人。

△守鍾人魏雲寺

到2019年，它已經無數次為人們喚醒上海的早晨。但服役了九十年的大鐘已經漸露疲態，甚至出現了停擺的事故。令人驚喜的是，當年負責生產這座大鐘的英國公司依然存在，經過雙方溝通，決定由英國廠家對大鐘進行全面檢查並出具評估報告，部分零件已經運往英國。

儘管它未來的命運依然難以預料，但在上海人看來，這座大鐘就是上海灘永恆的風景，是帶有煙火人氣的感動，就像王安憶筆下的主人公所期盼著的，“那海關大鐘還在敲，是煙消雲滅中的一個不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