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庚的微信頭像是書畫家的留墨：山高人為峰。像朴樹的《平凡之路》一樣，他曾經跨過山和大海，現在的活動範圍收縮到居住地，上海。
上世紀50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蘇皖地區大量棄兒湧向上海、南京、無錫等地。他們在襁褓中時，即被父母遺棄。福利院人滿為患，此後，大量孩子被送往河南、河北、山東，山西，更遠的內蒙古、遼寧，甚至黑龍江。
王海庚不是被丟棄的那個，而是1959年丟了妹妹。不是走丟的“丟”，是丟棄的“丟”。六口之家，妹妹離開後就變形了。1979年，他是最早出來尋親的人之一。父親彌留之際的榻前，沒能說出遺願，他懂。此後，被他不斷描摹、加粗。40年，王海庚從未熄滅心中找到妹妹的星火，但是再也沒有把中國走遍的氣力。
“雖然這輩子全家團聚的希望早已不復存在，但是，我曾經為此而努力了。我問心無愧。”尋找被遺棄的妹妹，以上海為據點，全國各地奔波的王海庚，已然成了“尋親通”。他幫助建立了中國第一個孤兒尋親網站，也打理很多後續工作，與寫了《震驚全國的棄兒尋親大行動》、《棄兒》的樊祥達（柳達）合作。幾十年尋覓無果，他最近幾年的心緒也發生了變化，“找不回來了。大概率沒有可能了。”
時不往復。少數找到親人的孤兒，被傳為佳話。而這裡面，沒有他的小妹。
破鏡未圓
尋親，在老大王海庚心中漚了整整40年。被遺棄妹妹的生日，他一直記得，一輩子。清明，他又去父親墓前。往事一幕幕，只不過始終沒有妹妹再現的一幕。
“父親彌留之際，眼睛怔怔地瞪著我，又是期盼，又有點可憐巴巴的，又很痛苦，反正就是說不出來的那個眼神，就怔怔地盯著我。淚水，不斷從他那飽經滄桑的臉上流淌下來，止都止不住。我給他擦掉，又流下來。我知道父親的心願。我說我一定努力，找我們的三妹；如果能找到三妹，我們一定會讓我們的母親晚年幸福的。我說了這兩個意思，父親過了一會兒就閉眼了。”
這是2001年王海庚說的話，父親那年撒手人寰。又18年過去了，他再也沒有提及這些。小妹的離去，就在王海庚7歲的某天，放學前的某時。他在地上打滾，向母親嚷著“我要妹妹”。看著母親“腫得像核桃一樣的雙眼”，他還是滾。
上海市育兒園收容名冊
小妹生於1958年6月2日，彼時一家人剛從江蘇老家農村準備移居上海，父親因故入獄。小妹出生時，醫院裡有個沒有子女的醫生，見他們家已有兩個女兒，母親又有殘疾，有意收養新生兒，母親斷然拒絕。此後，家中沒有收入來源，生活困頓不堪。無奈，母親請人將小女兒送於這家醫院走廊內，一併託人寫了一張出生日期的字條塞下，期望能讓那個曾有收養意願的人收養。
母親一人養著3個孩子，痛失小女，本就雙臂殘疾伸不直且有眼疾，終日以淚洗面的母親，不久即雙目失明。“那時候，她還不滿30歲。”
最小的妹妹走了。第二年，二妹被送回江蘇老家。三妹和自己乞求周圍的親戚給個飯吃。母親一人獨自過活。兩年，一切又難以為繼，四口人四面八方聚回來。
1979年，和親人闊別21年的父親返家，發現少了小女兒，一陣捶胸頓足，不斷自我埋怨。一家五口重聚。“這個時候，實現20多年全家骨肉重聚這個願望，就變得極為強烈。”
“你放心，我一定會找到她的。”這是王海庚當時應允父親的話。“實際上，從我妹妹走了以後，我們一刻也沒忘記她。”1979年，他即開始尋親之旅。直到現在，40年之久。
“這個破鏡破了以後，直到現在也沒圓過。也許這是永遠不可能的了，這一輩子也不可能了。”他想了想，換了說法，“這肯定的呀，因為我父親和二妹去世好多年了呀。”
前潮後浪
尋親，一波一波。王海庚說，高潮已經過去。說這話，他面前彷彿隔著浩渺煙波。眼前霧氣一片，始終不落一滴。
1979年，王海庚到妹妹離散的醫院找尋線索。20多年，時過境遷，沒有人提供有價值的信息。上世紀80年代初，隱約得知妹妹應該被送到派出所了，他開始寫信給距離醫院最近的、派出所所在區的公安分局。一頓查找，一無所獲。
“凡是派出所當年收容的，只會中轉一下，不會多呆。”王海庚在醫院附近的派出所查詢，得到了這樣的信息。他後來總結，發現孩子最多的，有幾個地方——火車站，西藏路、南京路鬧市，十六鋪碼頭等。
上海市兒童福利院原址：普育西路105號，原上海市育兒院
上海市育兒院內的流浪貓
1982年，王海庚把信寫給了普育西路105號——上海兒童福利院。他通過在福利院工作的同事的妹妹，在福利院塵封的材料中查尋，“翻來翻去，翻了幾天也沒翻到”。電腦化以後，以前的材料集中在電腦中。失散日期，前推後推幾個月，都沒有查到相關線索。“現在也不知道在哪裡。”
此前，都是零星的尋親。從遺棄地點摸索到育兒院，王海庚用了三年。1997年1月份，1960年代初出生、由無錫福利院送到河南豫東某縣的幾十名棄兒，聯繫了《江南晚報》。然後集體赴無錫尋親，雖然佔棄兒的整體比例很小，仍成為抱團尋親的開端。
上世紀80年代初，報紙可以登尋親啟事後，王海庚在江蘇《新華日報》、上海《新民晚報》均登載過。1981年、1982年、1983年、1985年，四次。100元一次。“收到過回信，只是南轅北轍。”寫信給他的棄兒不知全局，只知道自己是從上海福利院過來的，都誤以為自己是上海人。其實，上海不過是個中轉地而已。
一直到1995年底，訂閱《新民晚報》的30年間，王海庚每天都看報紙所有中縫，“我一張不漏地都把它剪下來，粘貼”。一共172個尋親啟事。“不相似的我也全部剪貼下來。”其中幾個相似的、疑似的，王海庚就寫信聯繫。
他回憶，2005年、2006年，2007年，2008年，在南京、宜興，無錫、杭州等地，都召開過規模特別大的尋親會。2007年、2008年，達到兩三千人的規模。前後幾十場尋親活動，都有他的身影，還參與組織了幾場，“現在已經沒有這樣的規模了，2010年以後就沒有了。”這些年前行者奠定的基礎，倒是流傳下來了。
尋親會現場，紅紅火火，恍恍惚惚。“你是無錫福利院出來的，我家妹妹也是。你被送到潼關了，我家妹妹也是。”兩相對照，看著相貌，鼻子、眼角稍微相似，就記下“疑似成功一對”。王海庚看淡了，“心理作用作祟，記下了，甚至認下了，文章也發佈了，一場千人尋親會，有時能有幾十對疑似親人，最後親子鑑定，很少成功的。”王海庚基本沒遇到過成功的。
2010年以後，他和一些早期尋親者逐步淡出了這個圈子，不認識新晉的尋親者了。早期尋親、發過尋親信息的二三千人（其中大部分都銷聲匿跡）的信息都掌握和核實過了，老母的血樣也早已入庫，隨著網絡的普及和尋親基因庫的建立，現在的他，不定期盯著增量中的“可疑對象”。
“既然知道了就放不下。”老母親在上，2017年才知道自己是養子的新晉尋親者呂政志，總是以出差為由，一次次從北京往上海跑。趁著養母在世，他希望倆老人能見一面。另外，“畢竟他們給了我生命，中國人的‘根’兒，最起碼我這個命從哪兒來的。”
又是一個春天，尋親潮漲。4月中下旬，呂政志和上海本地的志願者組織了一場棄兒掃村活動。
石沉大海
約見王海庚的地點在浦東新區蓮花路2號出口。他早已等候多時，我們在零星的人群中接了頭。從未謀面，他若有所指，“我一眼看著像你。”
因為，這樣的場景，他不止經歷了一次。
30多年前，王海庚通過尋親啟事聯繫上了河南某縣的疑似親人。車站很多人，清晨6點多鐘，一下火車，遠遠看見，其中有一個人，20多歲，靠在自行車邊上，當即斷定是她（可能的妹妹）。“我也不知道，就覺得肯定是她。冥冥之中，就覺得肯定是她了。”
對方也判斷是王海庚。“在人群中，譁一下奔過來了，抱住我就在車站痛哭。”哭完再對信息，發現根本不對。但是，信件來往期間，對方認定就是了，連發三封電報，“速來中原，速來中原，速來中原”。
山西也有個人。“我也是五八年出生的，我也是從上海出來的。‘哎呀，你快點到山西來。’我記得就為這個信息，我就千里迢迢趕到山西。”太行山深處，70裡山路彎彎曲曲，王海庚搭載毛驢車一程，借坐自行車一程，步行又幾十裡走完最後一程。見面後，一核對，“原來根本不是。”
半淞園派出所內“上海孤兒”的公共戶戶口簿
為啥就把我遺棄？為什麼是我？家裡肯定不止一個孩子，為什麼單單就是我？這是很多棄兒心中的不解之問。當下，尋親的棄兒從北方各省，湧到位於陸家浜路的半淞園派出所，中春路的兒童福利院。世殊時異，兩個曾留下他們哭聲的地方，也幾經搬遷。
“遺棄你其實是對你多了一份愛。”上海兒童福利院工作的瞿磊慶總是這樣安慰孤兒，“如果沒有父母當時的行為，也許自己早已餓死。至少，現在有子女，生活也不錯。”接觸的棄兒多了，瞿磊慶成了“孃家人”。
他自己也不忍心，戳穿很難找到親人的行為。“千里迢迢，甚至借錢也要來尋親。充滿信心，搞了半天，什麼都沒有，連資料都沒找到。”也有父母方主動的，“但是年紀大了，就連他們自己，都忘記了遺棄時間。”
“現在正繼續在努力尋找的人，包括了上海、南京、無錫等地福利院的，按照當年的比例，也就是百分之幾。”王海庚說。
曾經，他拉著吉林長春的一個孤兒，到查到的被遺棄地，楊浦區江浦路某弄的弄口，給他拍照。“不管怎麼說，你來看一看，當年你在這個弄口，被居民撿到，送到派出所，從此開始，你的人生就轉折了。”
從統計學概率來看，以百分之幾的概率，“要找百分之九十幾的父母，父母家人出面的概率也許也差不多，百分之幾與百分之幾相碰？”他讀到統計學博士的女兒告訴他，這是福利彩票頭等獎的概率。
喜後餘悲
馬永方曾在顓橋老街的橋頭和黃埔劇場舊址，久久佇立。
2017年10月份，胡晶晶找到了家人，她在電話裡對呂政志說，“大哥，我都沒享受到尋親的這個過程。”尋親的時間是一星期，七天。相形之下，馬永方等了58年。他記得，1961年2月16日，媽媽把8歲的自己遺棄在黃埔劇院，留下一句“長大了，要回來”。
2018年9月25日，身邊有著類似命運的趙錦康找到了分離57年的親人，馬永方坐不住了。就是站在顓橋上，他泛了黃的記憶又有了色彩。志願者在貼吧中聯繫到知情人，到地方文獻閱覽室查找蛛絲馬跡，與村史記錄者一同走訪。
1961年2月12日，媽媽帶著他於傍晚五六點，離開距村莊不遠的廟橋頭，籍著一條兩米多寬、四五米長的手搖擼小木船，漂了一夜，到了市區的姨媽家。媽媽帶他去黃浦江看渡輪，又去黃浦劇場看電影。他不知不覺睡著了，醒來後就只剩自己。
馬橋頭是當年上船的地點嗎？近60年後，莘莊馬家塘已經高樓聳立，居民也聚集到新住處。馬永方記得大姐、二姐的名字，馬永妹、馬小妹，也記得三哥的名字，馬永福。志願者在閔行區莘莊南馬村找到一家酷似之人，可是多次被趕出家門，也不願做DNA鑑定。這些，都被志願者瞞下了。馬永方心裡苦，苦等一個家人的認領。
央視公益尋人欄目 《等著我》
王海庚聽過馬永方，尋親久了，馬永方在圈子裡算一個“釘子戶”。他看過央視《等著我》尋親真人秀節目。
“電視裡的希望之門，都是能找到親人了，才能開嘛。”“不管怎麼說，在目前這樣的社會境況下，有這麼一些人，他明明知道你可能是農村的就算找到了，甚至於可能還要贍養父母，但還是矢志不渝——我要找到。就是孫悟空，也知道自己是從花果山裡蹦出來的。一個人，想知道自己的來源、知道自己的生命之源，實際上，是上天賦予人的一種本能。只不過有的人有力無處使，沒辦法。即便這樣，他們還是會尋找失落半個世紀的親情。”
“2005年以前找到的，親子鑑定大都沒做，有的屬誤認。”王海庚回顧以往，儘管近年DNA鑑定出來，但是，入庫基因依然少，而且存在不對稱。直到現在，反過來了。就算眉骨復刻般地相似，也要做鑑定求個“一錘定音”。
找不到妹妹的王海庚，這些年遊走，結交了分散於山東、京津、河南、浙江、上海、內蒙古等各地的一些摯友。每年照著心裡的地圖，聚聚散散。卻也留一點心思盯著每年新晉的尋親者。幾個大的福利院當年的孩子，都有不同的來源。有的甚至於涉及好幾個省份，尋找的難易度也大不一樣。“相對來說，能確定具體是哪個地方，當地志願者又比較活躍和規範的，希望會大一些。”
棄兒中，也有半途而廢的。1996年左右，嘉定一個吳大姐幫河南新鄉來認親的棄兒尋親，接她到嘉定（疑似）父母家。眼望嘉定農村的破敗房屋，她不願入住，宿在賓館，第二天竟不告而別。獨留聽說女兒來了的老母親，哭得稀里嘩啦。
淄博的劉遠軍（化名）到江蘇無錫認到親，隨即要求父母，“你們不要我，現在找到了，那就一年補償我一萬元錢”。
同是淄博的李愛國（化名），隨著尋親大潮找到蕪湖，蕪湖親人條件不差，一定要相認。認是認了，不過，李愛國家中妻子多年臥床，一家人靠低保過活。蕪湖這邊大哥要過生日，大姐家有孩子滿月，他又不知道怎麼應對。有人好不容易認到父母，每年家裡的大哥都會要錢，依據的是“你要養我們的父母”。
尋親路上的棄兒們大概沒來得及想也不知道，最初的激動過後，還能說什麼。也許大部分相認終究要回歸到白開水狀態，逢年過節，有個問候。道阻且長，他們依然沒有停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