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時期神祕又重要的機構：校事'
刺客（劇照）
校事，是三國時期的一個神祕又重要的機構，前代不見，後代亦不見，唯見於曹魏和孫吳兩朝，在當時上具有重要而又極其神祕的地位。而蜀漢在三國之中實力最弱，雖不設校事卻始終保持相對和睦狀態，這正說明蜀漢施政的高明之處。
校事又稱校事、典校、校事吏，其全稱為“典校諸官府及州郡文書”。關於校事官的性質，《資治通鑑》胡三省注云：“吳主權置校官，典校諸府及州郡文書，專任以為耳目。”我們知道，耳目之官即監察官。“權置”，即非常時期的臨時措置。“專任”，即專門委任。
根據胡三省的註釋理解：校事官，說得明白一點，即是“特工”。《太平御覽》：“校事官，始太祖(曹操)，欲廣耳目，使盧洪、趙達二人主刺舉。盧洪、趙達作為曹操的耳目，“主刺舉”，實際上正是兩個著名的“特工”
刺客（劇照）
校事，是三國時期的一個神祕又重要的機構，前代不見，後代亦不見，唯見於曹魏和孫吳兩朝，在當時上具有重要而又極其神祕的地位。而蜀漢在三國之中實力最弱，雖不設校事卻始終保持相對和睦狀態，這正說明蜀漢施政的高明之處。
校事又稱校事、典校、校事吏，其全稱為“典校諸官府及州郡文書”。關於校事官的性質，《資治通鑑》胡三省注云：“吳主權置校官，典校諸府及州郡文書，專任以為耳目。”我們知道，耳目之官即監察官。“權置”，即非常時期的臨時措置。“專任”，即專門委任。
根據胡三省的註釋理解：校事官，說得明白一點，即是“特工”。《太平御覽》：“校事官，始太祖(曹操)，欲廣耳目，使盧洪、趙達二人主刺舉。盧洪、趙達作為曹操的耳目，“主刺舉”，實際上正是兩個著名的“特工”
繡衣使者（與校事性質相同）
一、曹魏的校事
曹操始設校事的時間在其封魏公的建安十八年（213年）之後，校事並未因曹操的去世和曹丕稱帝而廢除。魏文帝時期，立“有妖言輒殺，而賞告者”之法，凶狡之徒日益增多。黃初初年，校事猖狂不法，直接受命於文帝，被校事劉慈告發者就以萬數。可見文帝同曹操一樣，竭力庇護校事，維護其權威。魏明帝時期，校事仍直接受君主節制，權力極大，宜陽典農劉龜一經校事檢舉其于禁內射兔，立即就被逮捕下獄。一些著名的校事頭目，如盧洪、趙達、劉慈、劉肇、尹模等人，均以凶殘的面目留於史冊。
曹魏校事是為適應戎馬倥惚的戰爭環境，穩定民心，強化軍隊紀律而設。然而，細察東漢末年的狀況，就會發現其中另有蹊蹺。秦漢以來，監察機構主要依靠御史大夫、司隸校尉等官吏來糾舉不法。在曹魏，傳統監察機構或是沒有設置，或是有名無實。建安初期，司隸校尉鍾繇一直在關中為曹操輸送糧草馬匹，並不在曹操身邊。另外，大名士鍾繇本傳中幾乎沒有一例糾舉不法之事。因此，鍾繇擔任司隸校尉是有名無實的。建安十三年（208年），擔任御史大夫的郗慮不領中丞、不領侍御史，實際上形同虛設。傳統監察機構不完備，又不能無人來察舉各種違法行為，於是校事應運而生。
刺客（劇照）
校事，是三國時期的一個神祕又重要的機構，前代不見，後代亦不見，唯見於曹魏和孫吳兩朝，在當時上具有重要而又極其神祕的地位。而蜀漢在三國之中實力最弱，雖不設校事卻始終保持相對和睦狀態，這正說明蜀漢施政的高明之處。
校事又稱校事、典校、校事吏，其全稱為“典校諸官府及州郡文書”。關於校事官的性質，《資治通鑑》胡三省注云：“吳主權置校官，典校諸府及州郡文書，專任以為耳目。”我們知道，耳目之官即監察官。“權置”，即非常時期的臨時措置。“專任”，即專門委任。
根據胡三省的註釋理解：校事官，說得明白一點，即是“特工”。《太平御覽》：“校事官，始太祖(曹操)，欲廣耳目，使盧洪、趙達二人主刺舉。盧洪、趙達作為曹操的耳目，“主刺舉”，實際上正是兩個著名的“特工”
繡衣使者（與校事性質相同）
一、曹魏的校事
曹操始設校事的時間在其封魏公的建安十八年（213年）之後，校事並未因曹操的去世和曹丕稱帝而廢除。魏文帝時期，立“有妖言輒殺，而賞告者”之法，凶狡之徒日益增多。黃初初年，校事猖狂不法，直接受命於文帝，被校事劉慈告發者就以萬數。可見文帝同曹操一樣，竭力庇護校事，維護其權威。魏明帝時期，校事仍直接受君主節制，權力極大，宜陽典農劉龜一經校事檢舉其于禁內射兔，立即就被逮捕下獄。一些著名的校事頭目，如盧洪、趙達、劉慈、劉肇、尹模等人，均以凶殘的面目留於史冊。
曹魏校事是為適應戎馬倥惚的戰爭環境，穩定民心，強化軍隊紀律而設。然而，細察東漢末年的狀況，就會發現其中另有蹊蹺。秦漢以來，監察機構主要依靠御史大夫、司隸校尉等官吏來糾舉不法。在曹魏，傳統監察機構或是沒有設置，或是有名無實。建安初期，司隸校尉鍾繇一直在關中為曹操輸送糧草馬匹，並不在曹操身邊。另外，大名士鍾繇本傳中幾乎沒有一例糾舉不法之事。因此，鍾繇擔任司隸校尉是有名無實的。建安十三年（208年），擔任御史大夫的郗慮不領中丞、不領侍御史，實際上形同虛設。傳統監察機構不完備，又不能無人來察舉各種違法行為，於是校事應運而生。
錦衣衛（與校事性質相同）
曹操選拔官吏雖不拘泥於品行，但也不信任大臣，多因猜忌而殺之。因此，“唯才是舉”政策導致了曹操對自己的屬下始終有強烈的不信任心理，對這些人的逆己行為十分敏感，常常毫不留情地剷除某些大臣，如荀彧、楊修、崔琰等人即遭此命運。曹魏的君臣關係從武帝曹操時期比較緊張並日益發展，到明帝曹睿時期最為嚴重，而校事設於武帝時期，盛於明帝時期。這不能說是一種偶然，這說明曹魏時期君臣關係與校事的產生和發展有著極為直接的關聯。由於校事橫行，文武臣僚均憂心忡忡，苟且自保。奮勇將軍程昱主動交出兵權後，居家養老，仍被人誣告謀反；右將軍徐晃直到晚年仍擔心禍從天降，小心謹慎，“不廣交援”，才得以善終。
校事依仗皇權擅作威福，故曹操設置校事不久，便遭到屬下的反對。《三國志·高柔傳》載：“時置校事盧洪、趙達等，使察群下，柔諫曰：
“設官分職，各有所司。今置校事，既非居上信下之旨。又達等數以憎愛擅作威福，宜檢治之。”
曹操因為校事“能刺舉而辨眾事”堅持實行此制。魏明帝時，侍中衛臻上疏曰：
“古制侵官之法，非惡其勤事也，誠以所益者小，所墮者大也。臣每察校事，類皆如此，懼群司將遂越職，以至陵遲矣。”
衛臻等大臣一致認為校事不合原有制度，要求將監察權歸復司隸校尉和御史中丞掌握，但以失敗告終。隨著曹氏的穩固，校事防範、刺探臣僚的職能已逐漸不合時宜，校事的地位日益發生動搖。三國鼎立局面形成後，戰事相對減少，德治教化的作用愈加重要，大批儒門世族地主進入中央高層部門。士民官吏一反忍氣吞聲的常態，對校事屢加指責。高平陵事件之後，高門大族司馬氏剷除曹氏黨羽，羽翼漸豐，君弱臣強之勢再次形成。校事終於面對著暗淡的前途，伴隨著曹魏君權的衰落，校事被司馬師裁撤而成為歷史的陳跡。
刺客（劇照）
校事，是三國時期的一個神祕又重要的機構，前代不見，後代亦不見，唯見於曹魏和孫吳兩朝，在當時上具有重要而又極其神祕的地位。而蜀漢在三國之中實力最弱，雖不設校事卻始終保持相對和睦狀態，這正說明蜀漢施政的高明之處。
校事又稱校事、典校、校事吏，其全稱為“典校諸官府及州郡文書”。關於校事官的性質，《資治通鑑》胡三省注云：“吳主權置校官，典校諸府及州郡文書，專任以為耳目。”我們知道，耳目之官即監察官。“權置”，即非常時期的臨時措置。“專任”，即專門委任。
根據胡三省的註釋理解：校事官，說得明白一點，即是“特工”。《太平御覽》：“校事官，始太祖(曹操)，欲廣耳目，使盧洪、趙達二人主刺舉。盧洪、趙達作為曹操的耳目，“主刺舉”，實際上正是兩個著名的“特工”
繡衣使者（與校事性質相同）
一、曹魏的校事
曹操始設校事的時間在其封魏公的建安十八年（213年）之後，校事並未因曹操的去世和曹丕稱帝而廢除。魏文帝時期，立“有妖言輒殺，而賞告者”之法，凶狡之徒日益增多。黃初初年，校事猖狂不法，直接受命於文帝，被校事劉慈告發者就以萬數。可見文帝同曹操一樣，竭力庇護校事，維護其權威。魏明帝時期，校事仍直接受君主節制，權力極大，宜陽典農劉龜一經校事檢舉其于禁內射兔，立即就被逮捕下獄。一些著名的校事頭目，如盧洪、趙達、劉慈、劉肇、尹模等人，均以凶殘的面目留於史冊。
曹魏校事是為適應戎馬倥惚的戰爭環境，穩定民心，強化軍隊紀律而設。然而，細察東漢末年的狀況，就會發現其中另有蹊蹺。秦漢以來，監察機構主要依靠御史大夫、司隸校尉等官吏來糾舉不法。在曹魏，傳統監察機構或是沒有設置，或是有名無實。建安初期，司隸校尉鍾繇一直在關中為曹操輸送糧草馬匹，並不在曹操身邊。另外，大名士鍾繇本傳中幾乎沒有一例糾舉不法之事。因此，鍾繇擔任司隸校尉是有名無實的。建安十三年（208年），擔任御史大夫的郗慮不領中丞、不領侍御史，實際上形同虛設。傳統監察機構不完備，又不能無人來察舉各種違法行為，於是校事應運而生。
錦衣衛（與校事性質相同）
曹操選拔官吏雖不拘泥於品行，但也不信任大臣，多因猜忌而殺之。因此，“唯才是舉”政策導致了曹操對自己的屬下始終有強烈的不信任心理，對這些人的逆己行為十分敏感，常常毫不留情地剷除某些大臣，如荀彧、楊修、崔琰等人即遭此命運。曹魏的君臣關係從武帝曹操時期比較緊張並日益發展，到明帝曹睿時期最為嚴重，而校事設於武帝時期，盛於明帝時期。這不能說是一種偶然，這說明曹魏時期君臣關係與校事的產生和發展有著極為直接的關聯。由於校事橫行，文武臣僚均憂心忡忡，苟且自保。奮勇將軍程昱主動交出兵權後，居家養老，仍被人誣告謀反；右將軍徐晃直到晚年仍擔心禍從天降，小心謹慎，“不廣交援”，才得以善終。
校事依仗皇權擅作威福，故曹操設置校事不久，便遭到屬下的反對。《三國志·高柔傳》載：“時置校事盧洪、趙達等，使察群下，柔諫曰：
“設官分職，各有所司。今置校事，既非居上信下之旨。又達等數以憎愛擅作威福，宜檢治之。”
曹操因為校事“能刺舉而辨眾事”堅持實行此制。魏明帝時，侍中衛臻上疏曰：
“古制侵官之法，非惡其勤事也，誠以所益者小，所墮者大也。臣每察校事，類皆如此，懼群司將遂越職，以至陵遲矣。”
衛臻等大臣一致認為校事不合原有制度，要求將監察權歸復司隸校尉和御史中丞掌握，但以失敗告終。隨著曹氏的穩固，校事防範、刺探臣僚的職能已逐漸不合時宜，校事的地位日益發生動搖。三國鼎立局面形成後，戰事相對減少，德治教化的作用愈加重要，大批儒門世族地主進入中央高層部門。士民官吏一反忍氣吞聲的常態，對校事屢加指責。高平陵事件之後，高門大族司馬氏剷除曹氏黨羽，羽翼漸豐，君弱臣強之勢再次形成。校事終於面對著暗淡的前途，伴隨著曹魏君權的衰落，校事被司馬師裁撤而成為歷史的陳跡。
司馬師（劇照）
二、東吳的校事
孫吳校事雖為中書小吏，但可以直彈宰相，拘押大臣，其監察活動在朝中引起巨大的恐慌，這在曹魏是聞所未聞的，左將軍朱據是孫權的女婿，竟也未能逃脫校事的魔掌，其危害較曹魏有過之而無不及。在百般無奈之際，元老大臣、太常潘濬竟要以將相之身和校事呂壹拼命。史書中提到的孫吳校事還有錢欽、秦博二人，但其活動卻無從考證。
孫吳始設校事的年代比較複雜，不像曹魏有比較明確的記載。《三國志·陸凱傳》雲：
“夫校事，吏民之仇也。先帝末年，雖有呂壹、錢欽，尋皆誅夷，以謝百姓。今復張立校曹，縱吏言事，是不尊先帝十八也”。
疏文中言校事橫行於“先帝（孫權）末年”，大約比曹魏晚三十年左右，且初不設於軍中。黃龍年間，校事呂壹典校文書，多所糾舉，甚至奏按丞相顧雍、左將軍朱據等。嘉禾年間，呂壹專橫跋扈達到了頂峰，“時典校事呂壹專威福，帝任之，群臣無敢言。”呂壹迫害朱據之事後，才逐漸引起孫權對呂壹罪惡的察覺，發出了“朱據見枉，況吏民乎”的感嘆，並開始窮治校事呂壹。
刺客（劇照）
校事，是三國時期的一個神祕又重要的機構，前代不見，後代亦不見，唯見於曹魏和孫吳兩朝，在當時上具有重要而又極其神祕的地位。而蜀漢在三國之中實力最弱，雖不設校事卻始終保持相對和睦狀態，這正說明蜀漢施政的高明之處。
校事又稱校事、典校、校事吏，其全稱為“典校諸官府及州郡文書”。關於校事官的性質，《資治通鑑》胡三省注云：“吳主權置校官，典校諸府及州郡文書，專任以為耳目。”我們知道，耳目之官即監察官。“權置”，即非常時期的臨時措置。“專任”，即專門委任。
根據胡三省的註釋理解：校事官，說得明白一點，即是“特工”。《太平御覽》：“校事官，始太祖(曹操)，欲廣耳目，使盧洪、趙達二人主刺舉。盧洪、趙達作為曹操的耳目，“主刺舉”，實際上正是兩個著名的“特工”
繡衣使者（與校事性質相同）
一、曹魏的校事
曹操始設校事的時間在其封魏公的建安十八年（213年）之後，校事並未因曹操的去世和曹丕稱帝而廢除。魏文帝時期，立“有妖言輒殺，而賞告者”之法，凶狡之徒日益增多。黃初初年，校事猖狂不法，直接受命於文帝，被校事劉慈告發者就以萬數。可見文帝同曹操一樣，竭力庇護校事，維護其權威。魏明帝時期，校事仍直接受君主節制，權力極大，宜陽典農劉龜一經校事檢舉其于禁內射兔，立即就被逮捕下獄。一些著名的校事頭目，如盧洪、趙達、劉慈、劉肇、尹模等人，均以凶殘的面目留於史冊。
曹魏校事是為適應戎馬倥惚的戰爭環境，穩定民心，強化軍隊紀律而設。然而，細察東漢末年的狀況，就會發現其中另有蹊蹺。秦漢以來，監察機構主要依靠御史大夫、司隸校尉等官吏來糾舉不法。在曹魏，傳統監察機構或是沒有設置，或是有名無實。建安初期，司隸校尉鍾繇一直在關中為曹操輸送糧草馬匹，並不在曹操身邊。另外，大名士鍾繇本傳中幾乎沒有一例糾舉不法之事。因此，鍾繇擔任司隸校尉是有名無實的。建安十三年（208年），擔任御史大夫的郗慮不領中丞、不領侍御史，實際上形同虛設。傳統監察機構不完備，又不能無人來察舉各種違法行為，於是校事應運而生。
錦衣衛（與校事性質相同）
曹操選拔官吏雖不拘泥於品行，但也不信任大臣，多因猜忌而殺之。因此，“唯才是舉”政策導致了曹操對自己的屬下始終有強烈的不信任心理，對這些人的逆己行為十分敏感，常常毫不留情地剷除某些大臣，如荀彧、楊修、崔琰等人即遭此命運。曹魏的君臣關係從武帝曹操時期比較緊張並日益發展，到明帝曹睿時期最為嚴重，而校事設於武帝時期，盛於明帝時期。這不能說是一種偶然，這說明曹魏時期君臣關係與校事的產生和發展有著極為直接的關聯。由於校事橫行，文武臣僚均憂心忡忡，苟且自保。奮勇將軍程昱主動交出兵權後，居家養老，仍被人誣告謀反；右將軍徐晃直到晚年仍擔心禍從天降，小心謹慎，“不廣交援”，才得以善終。
校事依仗皇權擅作威福，故曹操設置校事不久，便遭到屬下的反對。《三國志·高柔傳》載：“時置校事盧洪、趙達等，使察群下，柔諫曰：
“設官分職，各有所司。今置校事，既非居上信下之旨。又達等數以憎愛擅作威福，宜檢治之。”
曹操因為校事“能刺舉而辨眾事”堅持實行此制。魏明帝時，侍中衛臻上疏曰：
“古制侵官之法，非惡其勤事也，誠以所益者小，所墮者大也。臣每察校事，類皆如此，懼群司將遂越職，以至陵遲矣。”
衛臻等大臣一致認為校事不合原有制度，要求將監察權歸復司隸校尉和御史中丞掌握，但以失敗告終。隨著曹氏的穩固，校事防範、刺探臣僚的職能已逐漸不合時宜，校事的地位日益發生動搖。三國鼎立局面形成後，戰事相對減少，德治教化的作用愈加重要，大批儒門世族地主進入中央高層部門。士民官吏一反忍氣吞聲的常態，對校事屢加指責。高平陵事件之後，高門大族司馬氏剷除曹氏黨羽，羽翼漸豐，君弱臣強之勢再次形成。校事終於面對著暗淡的前途，伴隨著曹魏君權的衰落，校事被司馬師裁撤而成為歷史的陳跡。
司馬師（劇照）
二、東吳的校事
孫吳校事雖為中書小吏，但可以直彈宰相，拘押大臣，其監察活動在朝中引起巨大的恐慌，這在曹魏是聞所未聞的，左將軍朱據是孫權的女婿，竟也未能逃脫校事的魔掌，其危害較曹魏有過之而無不及。在百般無奈之際，元老大臣、太常潘濬竟要以將相之身和校事呂壹拼命。史書中提到的孫吳校事還有錢欽、秦博二人，但其活動卻無從考證。
孫吳始設校事的年代比較複雜，不像曹魏有比較明確的記載。《三國志·陸凱傳》雲：
“夫校事，吏民之仇也。先帝末年，雖有呂壹、錢欽，尋皆誅夷，以謝百姓。今復張立校曹，縱吏言事，是不尊先帝十八也”。
疏文中言校事橫行於“先帝（孫權）末年”，大約比曹魏晚三十年左右，且初不設於軍中。黃龍年間，校事呂壹典校文書，多所糾舉，甚至奏按丞相顧雍、左將軍朱據等。嘉禾年間，呂壹專橫跋扈達到了頂峰，“時典校事呂壹專威福，帝任之，群臣無敢言。”呂壹迫害朱據之事後，才逐漸引起孫權對呂壹罪惡的察覺，發出了“朱據見枉，況吏民乎”的感嘆，並開始窮治校事呂壹。
曹操（劇照）
呂壹於嘉禾六年（237年）開始受審，赤烏元年（238年）正式伏誅。校事呂壹的伏誅，並不意味著校事制度的廢除。孫權死後，諸葛恪拜太傅，才“罷視聽，息校官。”孫皓統治時期，校事復舊，“立校曹”，校事機構進一步獨立化。孫吳的校事雖設置稍晚，但延續的時間更長，僅孫權時期就有近三十年的時間，再加上孫皓統治時期的十餘年，校事在孫吳延續了近五十年。
關於孫吳設置校事的原因，宋人葉適曰：
“（孫）權有地數千裡，立國數十年，以力戰為強，以獨任為能，殘民以逞，終無毫髮愛利之意，身死而其後不可復振，操術使之然也。”
宋人葉適將孫權看作玩弄權術，“殘民”的暴君。孫權晚年以後，猜忌、殘暴的性格表現的日益明顯，《三國志·張溫傳》雲：
“權既陰衡溫稱美蜀政，又嫌其名大盛，眾庶炫惑，恐終不為己用，思有以中傷之，會暨豔事起，遂因此發舉，……幽之有司。”
另一方，吳國的孫氏只是江東土著，不在世家大族之列，在江東並沒有多少根基。至孫策時，一批出身淮泗地區的士人追隨其左右，給予孫策十分有力的支持，如彭城張昭、廬江周瑜、右北平程普、遼西韓當等。孫權繼立的初期，江東士人對孫氏的敵視、不合作態度，並無多少改變，文武重臣依然是清一色的淮泗人物。孫權也想延用江東士人，卻難以實現，如吳郡沈友弱冠博學，孫權也曾以禮聘請，最後卻因沈友“終不為己用”而殺之。
刺客（劇照）
校事，是三國時期的一個神祕又重要的機構，前代不見，後代亦不見，唯見於曹魏和孫吳兩朝，在當時上具有重要而又極其神祕的地位。而蜀漢在三國之中實力最弱，雖不設校事卻始終保持相對和睦狀態，這正說明蜀漢施政的高明之處。
校事又稱校事、典校、校事吏，其全稱為“典校諸官府及州郡文書”。關於校事官的性質，《資治通鑑》胡三省注云：“吳主權置校官，典校諸府及州郡文書，專任以為耳目。”我們知道，耳目之官即監察官。“權置”，即非常時期的臨時措置。“專任”，即專門委任。
根據胡三省的註釋理解：校事官，說得明白一點，即是“特工”。《太平御覽》：“校事官，始太祖(曹操)，欲廣耳目，使盧洪、趙達二人主刺舉。盧洪、趙達作為曹操的耳目，“主刺舉”，實際上正是兩個著名的“特工”
繡衣使者（與校事性質相同）
一、曹魏的校事
曹操始設校事的時間在其封魏公的建安十八年（213年）之後，校事並未因曹操的去世和曹丕稱帝而廢除。魏文帝時期，立“有妖言輒殺，而賞告者”之法，凶狡之徒日益增多。黃初初年，校事猖狂不法，直接受命於文帝，被校事劉慈告發者就以萬數。可見文帝同曹操一樣，竭力庇護校事，維護其權威。魏明帝時期，校事仍直接受君主節制，權力極大，宜陽典農劉龜一經校事檢舉其于禁內射兔，立即就被逮捕下獄。一些著名的校事頭目，如盧洪、趙達、劉慈、劉肇、尹模等人，均以凶殘的面目留於史冊。
曹魏校事是為適應戎馬倥惚的戰爭環境，穩定民心，強化軍隊紀律而設。然而，細察東漢末年的狀況，就會發現其中另有蹊蹺。秦漢以來，監察機構主要依靠御史大夫、司隸校尉等官吏來糾舉不法。在曹魏，傳統監察機構或是沒有設置，或是有名無實。建安初期，司隸校尉鍾繇一直在關中為曹操輸送糧草馬匹，並不在曹操身邊。另外，大名士鍾繇本傳中幾乎沒有一例糾舉不法之事。因此，鍾繇擔任司隸校尉是有名無實的。建安十三年（208年），擔任御史大夫的郗慮不領中丞、不領侍御史，實際上形同虛設。傳統監察機構不完備，又不能無人來察舉各種違法行為，於是校事應運而生。
錦衣衛（與校事性質相同）
曹操選拔官吏雖不拘泥於品行，但也不信任大臣，多因猜忌而殺之。因此，“唯才是舉”政策導致了曹操對自己的屬下始終有強烈的不信任心理，對這些人的逆己行為十分敏感，常常毫不留情地剷除某些大臣，如荀彧、楊修、崔琰等人即遭此命運。曹魏的君臣關係從武帝曹操時期比較緊張並日益發展，到明帝曹睿時期最為嚴重，而校事設於武帝時期，盛於明帝時期。這不能說是一種偶然，這說明曹魏時期君臣關係與校事的產生和發展有著極為直接的關聯。由於校事橫行，文武臣僚均憂心忡忡，苟且自保。奮勇將軍程昱主動交出兵權後，居家養老，仍被人誣告謀反；右將軍徐晃直到晚年仍擔心禍從天降，小心謹慎，“不廣交援”，才得以善終。
校事依仗皇權擅作威福，故曹操設置校事不久，便遭到屬下的反對。《三國志·高柔傳》載：“時置校事盧洪、趙達等，使察群下，柔諫曰：
“設官分職，各有所司。今置校事，既非居上信下之旨。又達等數以憎愛擅作威福，宜檢治之。”
曹操因為校事“能刺舉而辨眾事”堅持實行此制。魏明帝時，侍中衛臻上疏曰：
“古制侵官之法，非惡其勤事也，誠以所益者小，所墮者大也。臣每察校事，類皆如此，懼群司將遂越職，以至陵遲矣。”
衛臻等大臣一致認為校事不合原有制度，要求將監察權歸復司隸校尉和御史中丞掌握，但以失敗告終。隨著曹氏的穩固，校事防範、刺探臣僚的職能已逐漸不合時宜，校事的地位日益發生動搖。三國鼎立局面形成後，戰事相對減少，德治教化的作用愈加重要，大批儒門世族地主進入中央高層部門。士民官吏一反忍氣吞聲的常態，對校事屢加指責。高平陵事件之後，高門大族司馬氏剷除曹氏黨羽，羽翼漸豐，君弱臣強之勢再次形成。校事終於面對著暗淡的前途，伴隨著曹魏君權的衰落，校事被司馬師裁撤而成為歷史的陳跡。
司馬師（劇照）
二、東吳的校事
孫吳校事雖為中書小吏，但可以直彈宰相，拘押大臣，其監察活動在朝中引起巨大的恐慌，這在曹魏是聞所未聞的，左將軍朱據是孫權的女婿，竟也未能逃脫校事的魔掌，其危害較曹魏有過之而無不及。在百般無奈之際，元老大臣、太常潘濬竟要以將相之身和校事呂壹拼命。史書中提到的孫吳校事還有錢欽、秦博二人，但其活動卻無從考證。
孫吳始設校事的年代比較複雜，不像曹魏有比較明確的記載。《三國志·陸凱傳》雲：
“夫校事，吏民之仇也。先帝末年，雖有呂壹、錢欽，尋皆誅夷，以謝百姓。今復張立校曹，縱吏言事，是不尊先帝十八也”。
疏文中言校事橫行於“先帝（孫權）末年”，大約比曹魏晚三十年左右，且初不設於軍中。黃龍年間，校事呂壹典校文書，多所糾舉，甚至奏按丞相顧雍、左將軍朱據等。嘉禾年間，呂壹專橫跋扈達到了頂峰，“時典校事呂壹專威福，帝任之，群臣無敢言。”呂壹迫害朱據之事後，才逐漸引起孫權對呂壹罪惡的察覺，發出了“朱據見枉，況吏民乎”的感嘆，並開始窮治校事呂壹。
曹操（劇照）
呂壹於嘉禾六年（237年）開始受審，赤烏元年（238年）正式伏誅。校事呂壹的伏誅，並不意味著校事制度的廢除。孫權死後，諸葛恪拜太傅，才“罷視聽，息校官。”孫皓統治時期，校事復舊，“立校曹”，校事機構進一步獨立化。孫吳的校事雖設置稍晚，但延續的時間更長，僅孫權時期就有近三十年的時間，再加上孫皓統治時期的十餘年，校事在孫吳延續了近五十年。
關於孫吳設置校事的原因，宋人葉適曰：
“（孫）權有地數千裡，立國數十年，以力戰為強，以獨任為能，殘民以逞，終無毫髮愛利之意，身死而其後不可復振，操術使之然也。”
宋人葉適將孫權看作玩弄權術，“殘民”的暴君。孫權晚年以後，猜忌、殘暴的性格表現的日益明顯，《三國志·張溫傳》雲：
“權既陰衡溫稱美蜀政，又嫌其名大盛，眾庶炫惑，恐終不為己用，思有以中傷之，會暨豔事起，遂因此發舉，……幽之有司。”
另一方，吳國的孫氏只是江東土著，不在世家大族之列，在江東並沒有多少根基。至孫策時，一批出身淮泗地區的士人追隨其左右，給予孫策十分有力的支持，如彭城張昭、廬江周瑜、右北平程普、遼西韓當等。孫權繼立的初期，江東士人對孫氏的敵視、不合作態度，並無多少改變，文武重臣依然是清一色的淮泗人物。孫權也想延用江東士人，卻難以實現，如吳郡沈友弱冠博學，孫權也曾以禮聘請，最後卻因沈友“終不為己用”而殺之。
孫權（劇照）
赤壁之戰後，三國鼎立的局面初步形成。孫權逐漸把注意力轉向穩固江東內部的各項建設。隨著時間的推移，江東大族對孫氏的態度已有了明顯轉變，越來越多的江東士人出仕任職。而淮泗集團的傑出人物周瑜、魯肅等人相繼去世。於是，以淮泗集團為主體的孫吳開始了向以江東大族為主體的轉變，並呈現出取而代之的明顯趨勢。
擁有深厚社會基礎和經濟實力的江東大族，由於孫權的優撫和重用，其勢力迅猛發展，對孫吳以及淮泗集團的利益構成了嚴重威脅。《三國志·朱治傳》雲：“公族子弟及吳四姓多出仕郡，郡吏常以千數”，形成了吳人治吳的格局。為了控制江東大族的勢力，消除威脅，孫權置校事以充耳目，刺探臣民言行，以收鎮懾、制遏之效。孫權死後諸葛恪輔幼主孫亮時才下令“罷視聽，息校官”，暫時罷廢了校事。但孫皓稱帝后又恢復了校事，校事伴隨了孫吳政權的滅亡。
參考文獻：《三國志》、《三國會要》、《太平御覽》、《晉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