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前，日本和美國間曾爆發過一場芯片戰爭。通過這場戰爭，人們意識到掌握重組全球產業鏈能力的重要性。當下中美貿易爭端之際，華為、中興、大疆等中國高科技企業遭遇美國政府封殺危機之時，那場科技戰爭又能帶給人們怎樣的啟示？
總體而言，日美芯片戰爭的核心是國際政治經濟學。1974年，日本企業在政府推動下，整合人才資源，打破企業壁壘，協作攻關提升日本半導體芯片的技術水平。1980年，日本攻下30%的半導體內存市場。1985年，日本的市場份額超過50%。同年，英特爾宣佈退出DRAM存儲業務，與日本企業的半導體芯片競爭致使其虧損1.73億，且屬於上市以來首次虧損。
在上述背景下，硅谷的科技公司成立了半導體行業協會（簡稱SIA），試圖通過遊說政府應對日本企業的進攻。然而無論是將行業資本所得稅稅率從49%降低至28%，或是推動養老金進入風險投資領域都沒能有效阻止日本對全球半導體內存市場的侵蝕。然而到了1985年6月，SIA提出了一個新觀點：美國半導體行業削弱將給國家安全帶來重大風險，因為半導體技術是超級電子技術的基礎，而後者又是超級武器技術的關鍵。
因此，美國一改政府權力不應染指企業經營活動的做法，在1986年春認定日本對美國只讀存儲器傾銷；9月，簽署《美日半導體協議》，要求日本保證5年內國外公司獲得20%日本的半導體市場份額；不僅如此，美國還對日本出口的3億美元芯片徵收100%懲罰性關稅，並否定日本企業富士通收購美國仙童半導體公司。
從以上條款來看，沒有一條可以直接幫助美國發展自己的半導體，事實也是如此。硅谷超過7成的企業退出了半導體存儲芯片行業，至今美國的市場佔有率徘徊在20%左右。但是日本的半導體芯片產業又的確被打擊了，從1986年的40%一路跌到2011年的15%，其中DRAM最高點時有80%，到了2010年僅剩10%。
丟失的市場被韓國三星拿走了。1990年代，三星面臨美國發起的反傾銷訴訟，但三星的公關團隊遊說了美國政府，表示如果三星不能正常製造芯片，日本企業佔有的市場只會更多。因此，三星僅被美國象徵性地徵收了0.74%的反傾銷稅，三星“雙向型數據通選”的DRAM方案還獲得了美國半導體標準化委員會認可，成為與PC處理器匹配的內存，搭上時代快車蠶食了日本被迫吐出來的市場份額。
可見，美國政治經濟戰爭並非要讓其國內某一產業發展壯大，直接目的在於摧毀強力競爭者的產業經濟，而中國作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有充足的理由讓美國警惕。這場貿易爭端中，美國經濟是否受損並不關鍵，核心目的是將世界第一經濟體競爭者踢下山。值得警惕的是，此次貿易爭端中針對中國企業發出安全警告的都是美國國土安全部，幾乎是日美芯片戰爭美國出手干預那一刻的重演。
同時，人們應當深刻意識到，多年來全球市場本身也在發生劇烈的變化，全球產業鏈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如今美國並非全球最大的消費電子市場，工信部信息顯示，2018年，中國是全球最大消費電子生產國、出口國和消費國。因此，面對美國咄咄逼人的手段，中國企業應當積極開發本國市場和廣大發展中國家市場；爭取歐盟等發達國家市場；採取相應的反制措施，警惕第三方得利；引進國內外尖端人才，進一步提高自主研發實力。
對美國而言，將中國企業列入限制交易名單既有長恨，又有短謀。一方面，美國不願意看到中國企業引領全球關鍵技術發展，因此要在全球範圍內打擊相關企業；另一方面，美國也將打擊中國企業作為迫使中國在貿易談判中讓步的籌碼，衝擊中國堅守原則底線的意志。對於中國而言，這些遭遇則是在科技強國道路上必然要面臨的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