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藤詩織成為一名“公眾人物”，是在2017年10月的記者招待會上。她依據自身遭遇性侵經歷寫成的紀實作品《黑箱》在日本出版，反響複雜。無論如何，這使她成為日本第一名公開長相和姓名控訴性侵的女性，也是“日本#MeToo第一人”。
"伊藤詩織成為一名“公眾人物”，是在2017年10月的記者招待會上。她依據自身遭遇性侵經歷寫成的紀實作品《黑箱》在日本出版，反響複雜。無論如何，這使她成為日本第一名公開長相和姓名控訴性侵的女性，也是“日本#MeToo第一人”。
伊藤詩織
2017年，正是“#MeToo”運動星星之火、初始燎原的一年。從娛樂圈到體育界、文化界與傳媒出版界，從美國到中國，全球的女性被鼓勵站出來指控性侵。從世界的尺度來看，這波聲浪高低不一，“#MeToo”在日本的沉寂，令伊藤詩織的發聲顯得孤獨而又嘹亮。
2018年6月，BBC報道伊藤事蹟的紀錄片《日本之恥》上映。經由西方主流媒體的傳播中介，這位亞洲女性的呼聲終於發酵成為全球關注的事件。
伊藤詩織的《黑箱》從日文變為中文，僅耗時一年半。上市4個月，書已加印兩次。在圖書出版較為低迷的情境下，這部生逢其時的作品已算得上“暢銷”。
《實名指控性侵後她出書叩問社會 伊藤詩織：我不是完美受害者》（新京報“我們視頻”出品）
《黑箱》被稱作“非虛構版《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中國讀者也常將伊藤詩織與《房思琪》的作者、臺灣小說家林奕含並舉。兩本在“#MeToo”期間陸續面世的作品均依託現實經歷，描述了女性受害者的心碎時刻，使性侵犯的話題“出圈”“破壁”，令“走出房間的大象”成為激起廣泛關注與持續討論的社會事件。
在書寫與言說創痛持續引發轟動之時，她們的形象亦透過網絡廣為流傳。分別被貼上“美女記者”和“美女作家”標籤的二人，既符合人們對於亞洲女孩的審美，也被“完美受害者”的期待而損耗。
在性侵犯的敘事中，“美麗”往往被視為一種過錯。小說裡，施暴者李國華說：“都是你的錯，你太美了。”現實中，施暴者山口敬之則在郵件中寫，“這樣漂亮的女生半裸著爬到床上，自然而然會發生點什麼”。
翻轉美麗、柔弱與順從刻板印象，成為女性終止沉默、學習憤怒的爆破點。只是，伊藤詩織與林奕含人生的後續走向截然不同。林奕含成書後的自殺已成絕響，而身為記者的伊藤詩織則沒有迂迴，從親歷者到書寫者，她將個人遭遇轉化為公共經驗來訴說，至今仍在走維權的艱難之路，試圖藉此推動日本司法部門及警察改變對類似性侵事件的處理程序。
伊藤詩織去過臺灣，也知道林奕含的故事。私密性、恥辱感與陳情的二次傷害，令任何置身其中的人都有權脆弱。
“如果我沒有記者的背景，也許我做不了這些。但作為一個記者，如果連我都不敢說的話，那還有誰呢？”
採寫 | 新京報記者 董牧孜
"伊藤詩織成為一名“公眾人物”，是在2017年10月的記者招待會上。她依據自身遭遇性侵經歷寫成的紀實作品《黑箱》在日本出版，反響複雜。無論如何，這使她成為日本第一名公開長相和姓名控訴性侵的女性，也是“日本#MeToo第一人”。
伊藤詩織
2017年，正是“#MeToo”運動星星之火、初始燎原的一年。從娛樂圈到體育界、文化界與傳媒出版界，從美國到中國，全球的女性被鼓勵站出來指控性侵。從世界的尺度來看，這波聲浪高低不一，“#MeToo”在日本的沉寂，令伊藤詩織的發聲顯得孤獨而又嘹亮。
2018年6月，BBC報道伊藤事蹟的紀錄片《日本之恥》上映。經由西方主流媒體的傳播中介，這位亞洲女性的呼聲終於發酵成為全球關注的事件。
伊藤詩織的《黑箱》從日文變為中文，僅耗時一年半。上市4個月，書已加印兩次。在圖書出版較為低迷的情境下，這部生逢其時的作品已算得上“暢銷”。
《實名指控性侵後她出書叩問社會 伊藤詩織：我不是完美受害者》（新京報“我們視頻”出品）
《黑箱》被稱作“非虛構版《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中國讀者也常將伊藤詩織與《房思琪》的作者、臺灣小說家林奕含並舉。兩本在“#MeToo”期間陸續面世的作品均依託現實經歷，描述了女性受害者的心碎時刻，使性侵犯的話題“出圈”“破壁”，令“走出房間的大象”成為激起廣泛關注與持續討論的社會事件。
在書寫與言說創痛持續引發轟動之時，她們的形象亦透過網絡廣為流傳。分別被貼上“美女記者”和“美女作家”標籤的二人，既符合人們對於亞洲女孩的審美，也被“完美受害者”的期待而損耗。
在性侵犯的敘事中，“美麗”往往被視為一種過錯。小說裡，施暴者李國華說：“都是你的錯，你太美了。”現實中，施暴者山口敬之則在郵件中寫，“這樣漂亮的女生半裸著爬到床上，自然而然會發生點什麼”。
翻轉美麗、柔弱與順從刻板印象，成為女性終止沉默、學習憤怒的爆破點。只是，伊藤詩織與林奕含人生的後續走向截然不同。林奕含成書後的自殺已成絕響，而身為記者的伊藤詩織則沒有迂迴，從親歷者到書寫者，她將個人遭遇轉化為公共經驗來訴說，至今仍在走維權的艱難之路，試圖藉此推動日本司法部門及警察改變對類似性侵事件的處理程序。
伊藤詩織去過臺灣，也知道林奕含的故事。私密性、恥辱感與陳情的二次傷害，令任何置身其中的人都有權脆弱。
“如果我沒有記者的背景，也許我做不了這些。但作為一個記者，如果連我都不敢說的話，那還有誰呢？”
採寫 | 新京報記者 董牧孜
《黑箱: 日本之恥》，（日）伊藤詩織 著，譯者: 匡匡，版本: 中信出版集團·雅眾文化 2019年4月
伊藤詩織的中國之旅
“因為每次講到那些經歷，
我的身體都會變得很冷”
就在這個月，伊藤詩織踏上了為期十天的中國之旅，從上海到杭州、北京和成都。
"伊藤詩織成為一名“公眾人物”，是在2017年10月的記者招待會上。她依據自身遭遇性侵經歷寫成的紀實作品《黑箱》在日本出版，反響複雜。無論如何，這使她成為日本第一名公開長相和姓名控訴性侵的女性，也是“日本#MeToo第一人”。
伊藤詩織
2017年，正是“#MeToo”運動星星之火、初始燎原的一年。從娛樂圈到體育界、文化界與傳媒出版界，從美國到中國，全球的女性被鼓勵站出來指控性侵。從世界的尺度來看，這波聲浪高低不一，“#MeToo”在日本的沉寂，令伊藤詩織的發聲顯得孤獨而又嘹亮。
2018年6月，BBC報道伊藤事蹟的紀錄片《日本之恥》上映。經由西方主流媒體的傳播中介，這位亞洲女性的呼聲終於發酵成為全球關注的事件。
伊藤詩織的《黑箱》從日文變為中文，僅耗時一年半。上市4個月，書已加印兩次。在圖書出版較為低迷的情境下，這部生逢其時的作品已算得上“暢銷”。
《實名指控性侵後她出書叩問社會 伊藤詩織：我不是完美受害者》（新京報“我們視頻”出品）
《黑箱》被稱作“非虛構版《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中國讀者也常將伊藤詩織與《房思琪》的作者、臺灣小說家林奕含並舉。兩本在“#MeToo”期間陸續面世的作品均依託現實經歷，描述了女性受害者的心碎時刻，使性侵犯的話題“出圈”“破壁”，令“走出房間的大象”成為激起廣泛關注與持續討論的社會事件。
在書寫與言說創痛持續引發轟動之時，她們的形象亦透過網絡廣為流傳。分別被貼上“美女記者”和“美女作家”標籤的二人，既符合人們對於亞洲女孩的審美，也被“完美受害者”的期待而損耗。
在性侵犯的敘事中，“美麗”往往被視為一種過錯。小說裡，施暴者李國華說：“都是你的錯，你太美了。”現實中，施暴者山口敬之則在郵件中寫，“這樣漂亮的女生半裸著爬到床上，自然而然會發生點什麼”。
翻轉美麗、柔弱與順從刻板印象，成為女性終止沉默、學習憤怒的爆破點。只是，伊藤詩織與林奕含人生的後續走向截然不同。林奕含成書後的自殺已成絕響，而身為記者的伊藤詩織則沒有迂迴，從親歷者到書寫者，她將個人遭遇轉化為公共經驗來訴說，至今仍在走維權的艱難之路，試圖藉此推動日本司法部門及警察改變對類似性侵事件的處理程序。
伊藤詩織去過臺灣，也知道林奕含的故事。私密性、恥辱感與陳情的二次傷害，令任何置身其中的人都有權脆弱。
“如果我沒有記者的背景，也許我做不了這些。但作為一個記者，如果連我都不敢說的話，那還有誰呢？”
採寫 | 新京報記者 董牧孜
《黑箱: 日本之恥》，（日）伊藤詩織 著，譯者: 匡匡，版本: 中信出版集團·雅眾文化 2019年4月
伊藤詩織的中國之旅
“因為每次講到那些經歷，
我的身體都會變得很冷”
就在這個月，伊藤詩織踏上了為期十天的中國之旅，從上海到杭州、北京和成都。
伊藤詩織在給讀者簽名中文版《黑箱》，北京單向空間（愛琴海店）。
這是她第一次面對如此眾多的中國讀者，甚至在日本也不曾有這樣盛大的輪番會面。“在日本，並不會有這麼大的場地，這麼多人去關注這本書”，伊藤詩織在一場活動中感嘆。僅在三天半的北京行程裡，她參加了兩場爆滿的講座，一輪“一席”演講，接受了極度密集的採訪以及拍攝。她將這回中國行當做一次“田野”，“希望也會有一些素材和選題”。
伊藤詩織畢竟是一名自由記者。
2015年，26歲的伊藤在日本遭TBS電視臺駐華盛頓分局的局長山口敬之迷姦以來，雖數度經歷身心崩潰，但工作一直不曾停滯。她從埃塞俄比亞回國不久，剛放下手頭有關非洲女性割禮傳統的紀錄片拍攝，就走上7月8日的日本法庭，與四年不見的山口敬之做了對峙。
她的案件仍未結束。2015年提出的刑事案件以“不起訴”告終，如今已轉成民事案件，山口要求她賠償一億三千萬日元。不過，民事化令“整件事情變得透明，不像以前那樣被層層包裹住”。
見到《新京報》記者時，伊藤正在休息間隙。她在水池裡放了熱水，將腳和手放進去，溫暖身體。她略顯疲憊，像電視新聞記者那樣微笑，為這份額外的等待表達歉意：“因為每次講到那些經歷，我的身體都會變得很冷。”
“性，人人都會進行性愛，人人都有性別，那是我們存在的基礎，那是我們最基本的組成部分。我經常使用‘房子’這個比喻。如果我是一座房子，如果這座房子的基礎受到了侵害，是很難重建日常生活的。”
在上海站的演講中，伊藤詩織對身體的自主權做了一個非常符合“現代人”邊界感的表述。她是一個有西方教育背景的日本女孩，十五六歲時，為了看到更多世界而孤身來到美國，“如果只會日語，我的世界將被侷限和被禁錮在充滿日本心理的地方”。像小鎮青年來“北漂”那樣，在美國以及歐洲的經歷讓她獲得了更多可能性，以及與更廣闊世界的交流方法。
"伊藤詩織成為一名“公眾人物”，是在2017年10月的記者招待會上。她依據自身遭遇性侵經歷寫成的紀實作品《黑箱》在日本出版，反響複雜。無論如何，這使她成為日本第一名公開長相和姓名控訴性侵的女性，也是“日本#MeToo第一人”。
伊藤詩織
2017年，正是“#MeToo”運動星星之火、初始燎原的一年。從娛樂圈到體育界、文化界與傳媒出版界，從美國到中國，全球的女性被鼓勵站出來指控性侵。從世界的尺度來看，這波聲浪高低不一，“#MeToo”在日本的沉寂，令伊藤詩織的發聲顯得孤獨而又嘹亮。
2018年6月，BBC報道伊藤事蹟的紀錄片《日本之恥》上映。經由西方主流媒體的傳播中介，這位亞洲女性的呼聲終於發酵成為全球關注的事件。
伊藤詩織的《黑箱》從日文變為中文，僅耗時一年半。上市4個月，書已加印兩次。在圖書出版較為低迷的情境下，這部生逢其時的作品已算得上“暢銷”。
《實名指控性侵後她出書叩問社會 伊藤詩織：我不是完美受害者》（新京報“我們視頻”出品）
《黑箱》被稱作“非虛構版《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中國讀者也常將伊藤詩織與《房思琪》的作者、臺灣小說家林奕含並舉。兩本在“#MeToo”期間陸續面世的作品均依託現實經歷，描述了女性受害者的心碎時刻，使性侵犯的話題“出圈”“破壁”，令“走出房間的大象”成為激起廣泛關注與持續討論的社會事件。
在書寫與言說創痛持續引發轟動之時，她們的形象亦透過網絡廣為流傳。分別被貼上“美女記者”和“美女作家”標籤的二人，既符合人們對於亞洲女孩的審美，也被“完美受害者”的期待而損耗。
在性侵犯的敘事中，“美麗”往往被視為一種過錯。小說裡，施暴者李國華說：“都是你的錯，你太美了。”現實中，施暴者山口敬之則在郵件中寫，“這樣漂亮的女生半裸著爬到床上，自然而然會發生點什麼”。
翻轉美麗、柔弱與順從刻板印象，成為女性終止沉默、學習憤怒的爆破點。只是，伊藤詩織與林奕含人生的後續走向截然不同。林奕含成書後的自殺已成絕響，而身為記者的伊藤詩織則沒有迂迴，從親歷者到書寫者，她將個人遭遇轉化為公共經驗來訴說，至今仍在走維權的艱難之路，試圖藉此推動日本司法部門及警察改變對類似性侵事件的處理程序。
伊藤詩織去過臺灣，也知道林奕含的故事。私密性、恥辱感與陳情的二次傷害，令任何置身其中的人都有權脆弱。
“如果我沒有記者的背景，也許我做不了這些。但作為一個記者，如果連我都不敢說的話，那還有誰呢？”
採寫 | 新京報記者 董牧孜
《黑箱: 日本之恥》，（日）伊藤詩織 著，譯者: 匡匡，版本: 中信出版集團·雅眾文化 2019年4月
伊藤詩織的中國之旅
“因為每次講到那些經歷，
我的身體都會變得很冷”
就在這個月，伊藤詩織踏上了為期十天的中國之旅，從上海到杭州、北京和成都。
伊藤詩織在給讀者簽名中文版《黑箱》，北京單向空間（愛琴海店）。
這是她第一次面對如此眾多的中國讀者，甚至在日本也不曾有這樣盛大的輪番會面。“在日本，並不會有這麼大的場地，這麼多人去關注這本書”，伊藤詩織在一場活動中感嘆。僅在三天半的北京行程裡，她參加了兩場爆滿的講座，一輪“一席”演講，接受了極度密集的採訪以及拍攝。她將這回中國行當做一次“田野”，“希望也會有一些素材和選題”。
伊藤詩織畢竟是一名自由記者。
2015年，26歲的伊藤在日本遭TBS電視臺駐華盛頓分局的局長山口敬之迷姦以來，雖數度經歷身心崩潰，但工作一直不曾停滯。她從埃塞俄比亞回國不久，剛放下手頭有關非洲女性割禮傳統的紀錄片拍攝，就走上7月8日的日本法庭，與四年不見的山口敬之做了對峙。
她的案件仍未結束。2015年提出的刑事案件以“不起訴”告終，如今已轉成民事案件，山口要求她賠償一億三千萬日元。不過，民事化令“整件事情變得透明，不像以前那樣被層層包裹住”。
見到《新京報》記者時，伊藤正在休息間隙。她在水池裡放了熱水，將腳和手放進去，溫暖身體。她略顯疲憊，像電視新聞記者那樣微笑，為這份額外的等待表達歉意：“因為每次講到那些經歷，我的身體都會變得很冷。”
“性，人人都會進行性愛，人人都有性別，那是我們存在的基礎，那是我們最基本的組成部分。我經常使用‘房子’這個比喻。如果我是一座房子，如果這座房子的基礎受到了侵害，是很難重建日常生活的。”
在上海站的演講中，伊藤詩織對身體的自主權做了一個非常符合“現代人”邊界感的表述。她是一個有西方教育背景的日本女孩，十五六歲時，為了看到更多世界而孤身來到美國，“如果只會日語，我的世界將被侷限和被禁錮在充滿日本心理的地方”。像小鎮青年來“北漂”那樣，在美國以及歐洲的經歷讓她獲得了更多可能性，以及與更廣闊世界的交流方法。
伊藤詩織《黑箱》原版。
值得留意的是，伊藤詩織的亞洲聲音，很大程度上是透過英語發出的。BBC為伊藤詩織紀錄片所取的第一個名字是《強姦之國》，這個說法顯然欠妥，伊藤詩織為此做過一番爭取，最終定名《日本之恥》。“日本的刑法已經110年沒有改變過了，此前強姦罪的最低判刑是3年。我拍這個片子之前，日本將要舉行討論改變刑法的國會會議。BBC這個片子確實幫到我了，刑法做出了一點點改變，把最低年限改成了5年”，伊藤詩織說。
“在日本，施行性侵害的人都是位於權力頂層的、擁有強大力量的人，所以在底層的女性很難有發言的機會。”
在遭遇不幸時，伊藤詩織仍是一個新聞實習生；4年後，她則以專業記者的經驗和力量，成為一個試圖撬動社會“黑箱”、傳達“#MeToo”理念的人。如媒體人郭小寒所說，她彷彿是“有自己的方式方法可以去組織這樣的鬥爭的”。
如同所有的運動一樣，“#MeToo”不是一場完美的運動，但它真切普及了一些此前欠缺公開表述的性觀念：沒有同意，就是性侵：“only Yes means Yes”；不要期待“完美受害者”，停止譴責受害者；大部分性侵案不關乎性企圖，而關乎權力。
開口難說“不”的亞洲女孩
“假如我選擇沉默，
我就沒法活到今天”
“滾”。
來到中國的伊藤詩織，饒有趣味地練習中國朋友教會她的第一個“髒字”，並表示“日語也需要這樣強有力的詞彙。”
因為日語缺乏明確表達拒絕、不同意的詞彙，我們很難區分“拒絕”和“欲擒故縱”。哪怕非要說“不”，也會給人很有禮貌的感覺。在伊藤詩織與山口討論性暴力案件的日文郵件中，她無法不使用謙辭敬語。而在遭遇侵犯時的憤怒控訴也顯得無效，“他有一句話激怒了我，他說：你生氣起來還是很可愛的啊。那一瞬間，我感覺我的控制權好像被奪走了。”
伊藤說，“所以哪怕是語言，我都覺得我們是被限制了。我覺得日語應該也引進‘fuck off’這種詞，或者把中文裡的‘滾’翻譯成日語。”道理正如寫過非虛構作品《中國在樑莊》和《出樑莊記》的梁鴻所言，“日常話語反倒是最能阻礙文明的發展”。
在北京站，伊藤詩織與梁鴻、郭小寒的對話中，亞洲女性從傳統到現代的生存處境得以串聯。最新的“全球性別差異排名”現實，中國位列103位，日本更糟，第110位。性別觀念未必與經濟同步發展。
一百年前，中國女性解放是轟轟烈烈，今天女性經濟地位提升，女權話語傳播更廣。但性別背後歷史的盤根錯節，存在階級與城鄉隔膜。“雖然我們面對的是一個現代的社會，但每一個人都生活在傳統裡面”，每個處在代際斷層中的人都面臨與原生環境的割裂、共情與重新連接。
"伊藤詩織成為一名“公眾人物”，是在2017年10月的記者招待會上。她依據自身遭遇性侵經歷寫成的紀實作品《黑箱》在日本出版，反響複雜。無論如何，這使她成為日本第一名公開長相和姓名控訴性侵的女性，也是“日本#MeToo第一人”。
伊藤詩織
2017年，正是“#MeToo”運動星星之火、初始燎原的一年。從娛樂圈到體育界、文化界與傳媒出版界，從美國到中國，全球的女性被鼓勵站出來指控性侵。從世界的尺度來看，這波聲浪高低不一，“#MeToo”在日本的沉寂，令伊藤詩織的發聲顯得孤獨而又嘹亮。
2018年6月，BBC報道伊藤事蹟的紀錄片《日本之恥》上映。經由西方主流媒體的傳播中介，這位亞洲女性的呼聲終於發酵成為全球關注的事件。
伊藤詩織的《黑箱》從日文變為中文，僅耗時一年半。上市4個月，書已加印兩次。在圖書出版較為低迷的情境下，這部生逢其時的作品已算得上“暢銷”。
《實名指控性侵後她出書叩問社會 伊藤詩織：我不是完美受害者》（新京報“我們視頻”出品）
《黑箱》被稱作“非虛構版《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中國讀者也常將伊藤詩織與《房思琪》的作者、臺灣小說家林奕含並舉。兩本在“#MeToo”期間陸續面世的作品均依託現實經歷，描述了女性受害者的心碎時刻，使性侵犯的話題“出圈”“破壁”，令“走出房間的大象”成為激起廣泛關注與持續討論的社會事件。
在書寫與言說創痛持續引發轟動之時，她們的形象亦透過網絡廣為流傳。分別被貼上“美女記者”和“美女作家”標籤的二人，既符合人們對於亞洲女孩的審美，也被“完美受害者”的期待而損耗。
在性侵犯的敘事中，“美麗”往往被視為一種過錯。小說裡，施暴者李國華說：“都是你的錯，你太美了。”現實中，施暴者山口敬之則在郵件中寫，“這樣漂亮的女生半裸著爬到床上，自然而然會發生點什麼”。
翻轉美麗、柔弱與順從刻板印象，成為女性終止沉默、學習憤怒的爆破點。只是，伊藤詩織與林奕含人生的後續走向截然不同。林奕含成書後的自殺已成絕響，而身為記者的伊藤詩織則沒有迂迴，從親歷者到書寫者，她將個人遭遇轉化為公共經驗來訴說，至今仍在走維權的艱難之路，試圖藉此推動日本司法部門及警察改變對類似性侵事件的處理程序。
伊藤詩織去過臺灣，也知道林奕含的故事。私密性、恥辱感與陳情的二次傷害，令任何置身其中的人都有權脆弱。
“如果我沒有記者的背景，也許我做不了這些。但作為一個記者，如果連我都不敢說的話，那還有誰呢？”
採寫 | 新京報記者 董牧孜
《黑箱: 日本之恥》，（日）伊藤詩織 著，譯者: 匡匡，版本: 中信出版集團·雅眾文化 2019年4月
伊藤詩織的中國之旅
“因為每次講到那些經歷，
我的身體都會變得很冷”
就在這個月，伊藤詩織踏上了為期十天的中國之旅，從上海到杭州、北京和成都。
伊藤詩織在給讀者簽名中文版《黑箱》，北京單向空間（愛琴海店）。
這是她第一次面對如此眾多的中國讀者，甚至在日本也不曾有這樣盛大的輪番會面。“在日本，並不會有這麼大的場地，這麼多人去關注這本書”，伊藤詩織在一場活動中感嘆。僅在三天半的北京行程裡，她參加了兩場爆滿的講座，一輪“一席”演講，接受了極度密集的採訪以及拍攝。她將這回中國行當做一次“田野”，“希望也會有一些素材和選題”。
伊藤詩織畢竟是一名自由記者。
2015年，26歲的伊藤在日本遭TBS電視臺駐華盛頓分局的局長山口敬之迷姦以來，雖數度經歷身心崩潰，但工作一直不曾停滯。她從埃塞俄比亞回國不久，剛放下手頭有關非洲女性割禮傳統的紀錄片拍攝，就走上7月8日的日本法庭，與四年不見的山口敬之做了對峙。
她的案件仍未結束。2015年提出的刑事案件以“不起訴”告終，如今已轉成民事案件，山口要求她賠償一億三千萬日元。不過，民事化令“整件事情變得透明，不像以前那樣被層層包裹住”。
見到《新京報》記者時，伊藤正在休息間隙。她在水池裡放了熱水，將腳和手放進去，溫暖身體。她略顯疲憊，像電視新聞記者那樣微笑，為這份額外的等待表達歉意：“因為每次講到那些經歷，我的身體都會變得很冷。”
“性，人人都會進行性愛，人人都有性別，那是我們存在的基礎，那是我們最基本的組成部分。我經常使用‘房子’這個比喻。如果我是一座房子，如果這座房子的基礎受到了侵害，是很難重建日常生活的。”
在上海站的演講中，伊藤詩織對身體的自主權做了一個非常符合“現代人”邊界感的表述。她是一個有西方教育背景的日本女孩，十五六歲時，為了看到更多世界而孤身來到美國，“如果只會日語，我的世界將被侷限和被禁錮在充滿日本心理的地方”。像小鎮青年來“北漂”那樣，在美國以及歐洲的經歷讓她獲得了更多可能性，以及與更廣闊世界的交流方法。
伊藤詩織《黑箱》原版。
值得留意的是，伊藤詩織的亞洲聲音，很大程度上是透過英語發出的。BBC為伊藤詩織紀錄片所取的第一個名字是《強姦之國》，這個說法顯然欠妥，伊藤詩織為此做過一番爭取，最終定名《日本之恥》。“日本的刑法已經110年沒有改變過了，此前強姦罪的最低判刑是3年。我拍這個片子之前，日本將要舉行討論改變刑法的國會會議。BBC這個片子確實幫到我了，刑法做出了一點點改變，把最低年限改成了5年”，伊藤詩織說。
“在日本，施行性侵害的人都是位於權力頂層的、擁有強大力量的人，所以在底層的女性很難有發言的機會。”
在遭遇不幸時，伊藤詩織仍是一個新聞實習生；4年後，她則以專業記者的經驗和力量，成為一個試圖撬動社會“黑箱”、傳達“#MeToo”理念的人。如媒體人郭小寒所說，她彷彿是“有自己的方式方法可以去組織這樣的鬥爭的”。
如同所有的運動一樣，“#MeToo”不是一場完美的運動，但它真切普及了一些此前欠缺公開表述的性觀念：沒有同意，就是性侵：“only Yes means Yes”；不要期待“完美受害者”，停止譴責受害者；大部分性侵案不關乎性企圖，而關乎權力。
開口難說“不”的亞洲女孩
“假如我選擇沉默，
我就沒法活到今天”
“滾”。
來到中國的伊藤詩織，饒有趣味地練習中國朋友教會她的第一個“髒字”，並表示“日語也需要這樣強有力的詞彙。”
因為日語缺乏明確表達拒絕、不同意的詞彙，我們很難區分“拒絕”和“欲擒故縱”。哪怕非要說“不”，也會給人很有禮貌的感覺。在伊藤詩織與山口討論性暴力案件的日文郵件中，她無法不使用謙辭敬語。而在遭遇侵犯時的憤怒控訴也顯得無效，“他有一句話激怒了我，他說：你生氣起來還是很可愛的啊。那一瞬間，我感覺我的控制權好像被奪走了。”
伊藤說，“所以哪怕是語言，我都覺得我們是被限制了。我覺得日語應該也引進‘fuck off’這種詞，或者把中文裡的‘滾’翻譯成日語。”道理正如寫過非虛構作品《中國在樑莊》和《出樑莊記》的梁鴻所言，“日常話語反倒是最能阻礙文明的發展”。
在北京站，伊藤詩織與梁鴻、郭小寒的對話中，亞洲女性從傳統到現代的生存處境得以串聯。最新的“全球性別差異排名”現實，中國位列103位，日本更糟，第110位。性別觀念未必與經濟同步發展。
一百年前，中國女性解放是轟轟烈烈，今天女性經濟地位提升，女權話語傳播更廣。但性別背後歷史的盤根錯節，存在階級與城鄉隔膜。“雖然我們面對的是一個現代的社會，但每一個人都生活在傳統裡面”，每個處在代際斷層中的人都面臨與原生環境的割裂、共情與重新連接。
《出樑莊記》，作者: 梁鴻，版本: 理想國 | 臺海出版社 2016年9月
梁鴻說，在中國農村社會面臨性侵，一個未成年女孩子的選擇可能是隱忍，而已婚婦女則可能用激烈的玩笑、更露骨的語言去表達所謂的反抗。然而，無論如何，都要面對來自於長輩、熟人以及街邊路人的一樣眼光。
在《出樑莊記》的最後一章，梁鴻鄰村的小女孩被60歲的鄰居老頭性侵了。反覆掙扎後，奶奶選擇不報案。派出所所長和醫生朋友說，這類事情在農村發生的比率非常高，大部分都沒有報案。“儘管我們擁有了足夠的現代意識、現代法律知識、所謂的民主、正義，但具體的人在面對生存、話語及場域的巨大壓力時，沒有辦法，都是蒼白的。所以真的是社會的‘黑箱’”，梁鴻認為。
在發達國家日本，情況同樣不容樂觀。只有百分之四的性侵受害者會選擇報警，百分之九十六的人甚至都不能去尋求公道。伊藤詩織說，“這意味著什麼呢？你周圍有很多人承受了這樣的痛苦，而且會持續很長時間。”
對於“黑箱”的揭示，也因此呼應著更多層面。不只是針對性侵案發現場的不可見，以及調查機構與司法體系中更為巨大的“黑箱”。還包括一種難以直面的結構性力量，這個結構包含著權力，也包含最日常的、無意識的東西。這些都是無法被理論輕易消解之物。
置身生活之內，性侵受害者要如何自處？事件之後，伊藤詩織也經歷了抑鬱症、PTSD等反應。“有人對我說：如果你把它講出來，它就會毀了你的生活。所以某種程度上說，我知道我的後果。但是，假如我選擇沉默，我就沒法活到今天。”
去年在韓國，一位韓國受害者支援組織阿姨的話讓伊藤恍然大悟：
“這是跟我說的，她說，‘你做得很好，你做了最棒的事情，你從那個現場逃走了，你洗澡了，你活到了今天。’當我聽到這句話，就抑制不住哭了起來。我一直告訴自己，也告訴身邊的人，‘這不是我的錯’。但是我一直沒有機會對自己說，‘我已經做到最好了’。”
“我覺得我最需要聽到的一句話就是，‘行了，夠了，你已經做到最好了。’”
專訪伊藤詩織
"伊藤詩織成為一名“公眾人物”，是在2017年10月的記者招待會上。她依據自身遭遇性侵經歷寫成的紀實作品《黑箱》在日本出版，反響複雜。無論如何，這使她成為日本第一名公開長相和姓名控訴性侵的女性，也是“日本#MeToo第一人”。
伊藤詩織
2017年，正是“#MeToo”運動星星之火、初始燎原的一年。從娛樂圈到體育界、文化界與傳媒出版界，從美國到中國，全球的女性被鼓勵站出來指控性侵。從世界的尺度來看，這波聲浪高低不一，“#MeToo”在日本的沉寂，令伊藤詩織的發聲顯得孤獨而又嘹亮。
2018年6月，BBC報道伊藤事蹟的紀錄片《日本之恥》上映。經由西方主流媒體的傳播中介，這位亞洲女性的呼聲終於發酵成為全球關注的事件。
伊藤詩織的《黑箱》從日文變為中文，僅耗時一年半。上市4個月，書已加印兩次。在圖書出版較為低迷的情境下，這部生逢其時的作品已算得上“暢銷”。
《實名指控性侵後她出書叩問社會 伊藤詩織：我不是完美受害者》（新京報“我們視頻”出品）
《黑箱》被稱作“非虛構版《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中國讀者也常將伊藤詩織與《房思琪》的作者、臺灣小說家林奕含並舉。兩本在“#MeToo”期間陸續面世的作品均依託現實經歷，描述了女性受害者的心碎時刻，使性侵犯的話題“出圈”“破壁”，令“走出房間的大象”成為激起廣泛關注與持續討論的社會事件。
在書寫與言說創痛持續引發轟動之時，她們的形象亦透過網絡廣為流傳。分別被貼上“美女記者”和“美女作家”標籤的二人，既符合人們對於亞洲女孩的審美，也被“完美受害者”的期待而損耗。
在性侵犯的敘事中，“美麗”往往被視為一種過錯。小說裡，施暴者李國華說：“都是你的錯，你太美了。”現實中，施暴者山口敬之則在郵件中寫，“這樣漂亮的女生半裸著爬到床上，自然而然會發生點什麼”。
翻轉美麗、柔弱與順從刻板印象，成為女性終止沉默、學習憤怒的爆破點。只是，伊藤詩織與林奕含人生的後續走向截然不同。林奕含成書後的自殺已成絕響，而身為記者的伊藤詩織則沒有迂迴，從親歷者到書寫者，她將個人遭遇轉化為公共經驗來訴說，至今仍在走維權的艱難之路，試圖藉此推動日本司法部門及警察改變對類似性侵事件的處理程序。
伊藤詩織去過臺灣，也知道林奕含的故事。私密性、恥辱感與陳情的二次傷害，令任何置身其中的人都有權脆弱。
“如果我沒有記者的背景，也許我做不了這些。但作為一個記者，如果連我都不敢說的話，那還有誰呢？”
採寫 | 新京報記者 董牧孜
《黑箱: 日本之恥》，（日）伊藤詩織 著，譯者: 匡匡，版本: 中信出版集團·雅眾文化 2019年4月
伊藤詩織的中國之旅
“因為每次講到那些經歷，
我的身體都會變得很冷”
就在這個月，伊藤詩織踏上了為期十天的中國之旅，從上海到杭州、北京和成都。
伊藤詩織在給讀者簽名中文版《黑箱》，北京單向空間（愛琴海店）。
這是她第一次面對如此眾多的中國讀者，甚至在日本也不曾有這樣盛大的輪番會面。“在日本，並不會有這麼大的場地，這麼多人去關注這本書”，伊藤詩織在一場活動中感嘆。僅在三天半的北京行程裡，她參加了兩場爆滿的講座，一輪“一席”演講，接受了極度密集的採訪以及拍攝。她將這回中國行當做一次“田野”，“希望也會有一些素材和選題”。
伊藤詩織畢竟是一名自由記者。
2015年，26歲的伊藤在日本遭TBS電視臺駐華盛頓分局的局長山口敬之迷姦以來，雖數度經歷身心崩潰，但工作一直不曾停滯。她從埃塞俄比亞回國不久，剛放下手頭有關非洲女性割禮傳統的紀錄片拍攝，就走上7月8日的日本法庭，與四年不見的山口敬之做了對峙。
她的案件仍未結束。2015年提出的刑事案件以“不起訴”告終，如今已轉成民事案件，山口要求她賠償一億三千萬日元。不過，民事化令“整件事情變得透明，不像以前那樣被層層包裹住”。
見到《新京報》記者時，伊藤正在休息間隙。她在水池裡放了熱水，將腳和手放進去，溫暖身體。她略顯疲憊，像電視新聞記者那樣微笑，為這份額外的等待表達歉意：“因為每次講到那些經歷，我的身體都會變得很冷。”
“性，人人都會進行性愛，人人都有性別，那是我們存在的基礎，那是我們最基本的組成部分。我經常使用‘房子’這個比喻。如果我是一座房子，如果這座房子的基礎受到了侵害，是很難重建日常生活的。”
在上海站的演講中，伊藤詩織對身體的自主權做了一個非常符合“現代人”邊界感的表述。她是一個有西方教育背景的日本女孩，十五六歲時，為了看到更多世界而孤身來到美國，“如果只會日語，我的世界將被侷限和被禁錮在充滿日本心理的地方”。像小鎮青年來“北漂”那樣，在美國以及歐洲的經歷讓她獲得了更多可能性，以及與更廣闊世界的交流方法。
伊藤詩織《黑箱》原版。
值得留意的是，伊藤詩織的亞洲聲音，很大程度上是透過英語發出的。BBC為伊藤詩織紀錄片所取的第一個名字是《強姦之國》，這個說法顯然欠妥，伊藤詩織為此做過一番爭取，最終定名《日本之恥》。“日本的刑法已經110年沒有改變過了，此前強姦罪的最低判刑是3年。我拍這個片子之前，日本將要舉行討論改變刑法的國會會議。BBC這個片子確實幫到我了，刑法做出了一點點改變，把最低年限改成了5年”，伊藤詩織說。
“在日本，施行性侵害的人都是位於權力頂層的、擁有強大力量的人，所以在底層的女性很難有發言的機會。”
在遭遇不幸時，伊藤詩織仍是一個新聞實習生；4年後，她則以專業記者的經驗和力量，成為一個試圖撬動社會“黑箱”、傳達“#MeToo”理念的人。如媒體人郭小寒所說，她彷彿是“有自己的方式方法可以去組織這樣的鬥爭的”。
如同所有的運動一樣，“#MeToo”不是一場完美的運動，但它真切普及了一些此前欠缺公開表述的性觀念：沒有同意，就是性侵：“only Yes means Yes”；不要期待“完美受害者”，停止譴責受害者；大部分性侵案不關乎性企圖，而關乎權力。
開口難說“不”的亞洲女孩
“假如我選擇沉默，
我就沒法活到今天”
“滾”。
來到中國的伊藤詩織，饒有趣味地練習中國朋友教會她的第一個“髒字”，並表示“日語也需要這樣強有力的詞彙。”
因為日語缺乏明確表達拒絕、不同意的詞彙，我們很難區分“拒絕”和“欲擒故縱”。哪怕非要說“不”，也會給人很有禮貌的感覺。在伊藤詩織與山口討論性暴力案件的日文郵件中，她無法不使用謙辭敬語。而在遭遇侵犯時的憤怒控訴也顯得無效，“他有一句話激怒了我，他說：你生氣起來還是很可愛的啊。那一瞬間，我感覺我的控制權好像被奪走了。”
伊藤說，“所以哪怕是語言，我都覺得我們是被限制了。我覺得日語應該也引進‘fuck off’這種詞，或者把中文裡的‘滾’翻譯成日語。”道理正如寫過非虛構作品《中國在樑莊》和《出樑莊記》的梁鴻所言，“日常話語反倒是最能阻礙文明的發展”。
在北京站，伊藤詩織與梁鴻、郭小寒的對話中，亞洲女性從傳統到現代的生存處境得以串聯。最新的“全球性別差異排名”現實，中國位列103位，日本更糟，第110位。性別觀念未必與經濟同步發展。
一百年前，中國女性解放是轟轟烈烈，今天女性經濟地位提升，女權話語傳播更廣。但性別背後歷史的盤根錯節，存在階級與城鄉隔膜。“雖然我們面對的是一個現代的社會，但每一個人都生活在傳統裡面”，每個處在代際斷層中的人都面臨與原生環境的割裂、共情與重新連接。
《出樑莊記》，作者: 梁鴻，版本: 理想國 | 臺海出版社 2016年9月
梁鴻說，在中國農村社會面臨性侵，一個未成年女孩子的選擇可能是隱忍，而已婚婦女則可能用激烈的玩笑、更露骨的語言去表達所謂的反抗。然而，無論如何，都要面對來自於長輩、熟人以及街邊路人的一樣眼光。
在《出樑莊記》的最後一章，梁鴻鄰村的小女孩被60歲的鄰居老頭性侵了。反覆掙扎後，奶奶選擇不報案。派出所所長和醫生朋友說，這類事情在農村發生的比率非常高，大部分都沒有報案。“儘管我們擁有了足夠的現代意識、現代法律知識、所謂的民主、正義，但具體的人在面對生存、話語及場域的巨大壓力時，沒有辦法，都是蒼白的。所以真的是社會的‘黑箱’”，梁鴻認為。
在發達國家日本，情況同樣不容樂觀。只有百分之四的性侵受害者會選擇報警，百分之九十六的人甚至都不能去尋求公道。伊藤詩織說，“這意味著什麼呢？你周圍有很多人承受了這樣的痛苦，而且會持續很長時間。”
對於“黑箱”的揭示，也因此呼應著更多層面。不只是針對性侵案發現場的不可見，以及調查機構與司法體系中更為巨大的“黑箱”。還包括一種難以直面的結構性力量，這個結構包含著權力，也包含最日常的、無意識的東西。這些都是無法被理論輕易消解之物。
置身生活之內，性侵受害者要如何自處？事件之後，伊藤詩織也經歷了抑鬱症、PTSD等反應。“有人對我說：如果你把它講出來，它就會毀了你的生活。所以某種程度上說，我知道我的後果。但是，假如我選擇沉默，我就沒法活到今天。”
去年在韓國，一位韓國受害者支援組織阿姨的話讓伊藤恍然大悟：
“這是跟我說的，她說，‘你做得很好，你做了最棒的事情，你從那個現場逃走了，你洗澡了，你活到了今天。’當我聽到這句話，就抑制不住哭了起來。我一直告訴自己，也告訴身邊的人，‘這不是我的錯’。但是我一直沒有機會對自己說，‘我已經做到最好了’。”
“我覺得我最需要聽到的一句話就是，‘行了，夠了，你已經做到最好了。’”
專訪伊藤詩織
在接受新京報專訪的伊藤詩織
1
記者身份，讓人更有勇氣講述性侵創痛
新京報：你會覺得，是記者的背景讓你更有勇氣講述創痛嗎？
伊藤詩織：現在我也在想，如果我是別的職業，我還會這樣做嗎？我不知道。我相信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態度和方法來走出性侵傷害。有些人會接著生活，有些人也許閉口不提。但對我來說，“面對真相”那才是我。如果我沒有記者的背景，也許我做不了這些。但作為一個記者，如果連我都不敢說的話，那還有誰呢？
我對自己的承諾是，讓別人知道我的名字不是受害者，我的名字只是伊藤。如果我繼續做下去，無論如何人們會記住我的工作，這也許需要時間，但卻是我的信念。
新京報：你正從一個“受害者”、“倖存者”，成為更有力量的發聲者乃至社會活動者。你把自己“公共化”了，而“走向公共”，似乎也更有效地幫助你從中恢復？經過苦難，你似乎很好地踐行著自我重建，我能這麼說嗎？
伊藤詩織：不，當我工作的時候，我很有活力，因為我熱愛我所做的，比如寫書，拍攝報道敘利亞的紀錄片，這就是為什麼我可以繼續做這些事情的原因。在某種程度上，我認為這是一種支持，也是處理創傷的一種方式。我離不開工作，不能總是作為受害者去追憶曾經發生的一切。儘可能從遠處看問題，對我來說更容易。但我無法逃離現實。這就是我的故事，這就是發生在我身上的一切。
"伊藤詩織成為一名“公眾人物”，是在2017年10月的記者招待會上。她依據自身遭遇性侵經歷寫成的紀實作品《黑箱》在日本出版，反響複雜。無論如何，這使她成為日本第一名公開長相和姓名控訴性侵的女性，也是“日本#MeToo第一人”。
伊藤詩織
2017年，正是“#MeToo”運動星星之火、初始燎原的一年。從娛樂圈到體育界、文化界與傳媒出版界，從美國到中國，全球的女性被鼓勵站出來指控性侵。從世界的尺度來看，這波聲浪高低不一，“#MeToo”在日本的沉寂，令伊藤詩織的發聲顯得孤獨而又嘹亮。
2018年6月，BBC報道伊藤事蹟的紀錄片《日本之恥》上映。經由西方主流媒體的傳播中介，這位亞洲女性的呼聲終於發酵成為全球關注的事件。
伊藤詩織的《黑箱》從日文變為中文，僅耗時一年半。上市4個月，書已加印兩次。在圖書出版較為低迷的情境下，這部生逢其時的作品已算得上“暢銷”。
《實名指控性侵後她出書叩問社會 伊藤詩織：我不是完美受害者》（新京報“我們視頻”出品）
《黑箱》被稱作“非虛構版《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中國讀者也常將伊藤詩織與《房思琪》的作者、臺灣小說家林奕含並舉。兩本在“#MeToo”期間陸續面世的作品均依託現實經歷，描述了女性受害者的心碎時刻，使性侵犯的話題“出圈”“破壁”，令“走出房間的大象”成為激起廣泛關注與持續討論的社會事件。
在書寫與言說創痛持續引發轟動之時，她們的形象亦透過網絡廣為流傳。分別被貼上“美女記者”和“美女作家”標籤的二人，既符合人們對於亞洲女孩的審美，也被“完美受害者”的期待而損耗。
在性侵犯的敘事中，“美麗”往往被視為一種過錯。小說裡，施暴者李國華說：“都是你的錯，你太美了。”現實中，施暴者山口敬之則在郵件中寫，“這樣漂亮的女生半裸著爬到床上，自然而然會發生點什麼”。
翻轉美麗、柔弱與順從刻板印象，成為女性終止沉默、學習憤怒的爆破點。只是，伊藤詩織與林奕含人生的後續走向截然不同。林奕含成書後的自殺已成絕響，而身為記者的伊藤詩織則沒有迂迴，從親歷者到書寫者，她將個人遭遇轉化為公共經驗來訴說，至今仍在走維權的艱難之路，試圖藉此推動日本司法部門及警察改變對類似性侵事件的處理程序。
伊藤詩織去過臺灣，也知道林奕含的故事。私密性、恥辱感與陳情的二次傷害，令任何置身其中的人都有權脆弱。
“如果我沒有記者的背景，也許我做不了這些。但作為一個記者，如果連我都不敢說的話，那還有誰呢？”
採寫 | 新京報記者 董牧孜
《黑箱: 日本之恥》，（日）伊藤詩織 著，譯者: 匡匡，版本: 中信出版集團·雅眾文化 2019年4月
伊藤詩織的中國之旅
“因為每次講到那些經歷，
我的身體都會變得很冷”
就在這個月，伊藤詩織踏上了為期十天的中國之旅，從上海到杭州、北京和成都。
伊藤詩織在給讀者簽名中文版《黑箱》，北京單向空間（愛琴海店）。
這是她第一次面對如此眾多的中國讀者，甚至在日本也不曾有這樣盛大的輪番會面。“在日本，並不會有這麼大的場地，這麼多人去關注這本書”，伊藤詩織在一場活動中感嘆。僅在三天半的北京行程裡，她參加了兩場爆滿的講座，一輪“一席”演講，接受了極度密集的採訪以及拍攝。她將這回中國行當做一次“田野”，“希望也會有一些素材和選題”。
伊藤詩織畢竟是一名自由記者。
2015年，26歲的伊藤在日本遭TBS電視臺駐華盛頓分局的局長山口敬之迷姦以來，雖數度經歷身心崩潰，但工作一直不曾停滯。她從埃塞俄比亞回國不久，剛放下手頭有關非洲女性割禮傳統的紀錄片拍攝，就走上7月8日的日本法庭，與四年不見的山口敬之做了對峙。
她的案件仍未結束。2015年提出的刑事案件以“不起訴”告終，如今已轉成民事案件，山口要求她賠償一億三千萬日元。不過，民事化令“整件事情變得透明，不像以前那樣被層層包裹住”。
見到《新京報》記者時，伊藤正在休息間隙。她在水池裡放了熱水，將腳和手放進去，溫暖身體。她略顯疲憊，像電視新聞記者那樣微笑，為這份額外的等待表達歉意：“因為每次講到那些經歷，我的身體都會變得很冷。”
“性，人人都會進行性愛，人人都有性別，那是我們存在的基礎，那是我們最基本的組成部分。我經常使用‘房子’這個比喻。如果我是一座房子，如果這座房子的基礎受到了侵害，是很難重建日常生活的。”
在上海站的演講中，伊藤詩織對身體的自主權做了一個非常符合“現代人”邊界感的表述。她是一個有西方教育背景的日本女孩，十五六歲時，為了看到更多世界而孤身來到美國，“如果只會日語，我的世界將被侷限和被禁錮在充滿日本心理的地方”。像小鎮青年來“北漂”那樣，在美國以及歐洲的經歷讓她獲得了更多可能性，以及與更廣闊世界的交流方法。
伊藤詩織《黑箱》原版。
值得留意的是，伊藤詩織的亞洲聲音，很大程度上是透過英語發出的。BBC為伊藤詩織紀錄片所取的第一個名字是《強姦之國》，這個說法顯然欠妥，伊藤詩織為此做過一番爭取，最終定名《日本之恥》。“日本的刑法已經110年沒有改變過了，此前強姦罪的最低判刑是3年。我拍這個片子之前，日本將要舉行討論改變刑法的國會會議。BBC這個片子確實幫到我了，刑法做出了一點點改變，把最低年限改成了5年”，伊藤詩織說。
“在日本，施行性侵害的人都是位於權力頂層的、擁有強大力量的人，所以在底層的女性很難有發言的機會。”
在遭遇不幸時，伊藤詩織仍是一個新聞實習生；4年後，她則以專業記者的經驗和力量，成為一個試圖撬動社會“黑箱”、傳達“#MeToo”理念的人。如媒體人郭小寒所說，她彷彿是“有自己的方式方法可以去組織這樣的鬥爭的”。
如同所有的運動一樣，“#MeToo”不是一場完美的運動，但它真切普及了一些此前欠缺公開表述的性觀念：沒有同意，就是性侵：“only Yes means Yes”；不要期待“完美受害者”，停止譴責受害者；大部分性侵案不關乎性企圖，而關乎權力。
開口難說“不”的亞洲女孩
“假如我選擇沉默，
我就沒法活到今天”
“滾”。
來到中國的伊藤詩織，饒有趣味地練習中國朋友教會她的第一個“髒字”，並表示“日語也需要這樣強有力的詞彙。”
因為日語缺乏明確表達拒絕、不同意的詞彙，我們很難區分“拒絕”和“欲擒故縱”。哪怕非要說“不”，也會給人很有禮貌的感覺。在伊藤詩織與山口討論性暴力案件的日文郵件中，她無法不使用謙辭敬語。而在遭遇侵犯時的憤怒控訴也顯得無效，“他有一句話激怒了我，他說：你生氣起來還是很可愛的啊。那一瞬間，我感覺我的控制權好像被奪走了。”
伊藤說，“所以哪怕是語言，我都覺得我們是被限制了。我覺得日語應該也引進‘fuck off’這種詞，或者把中文裡的‘滾’翻譯成日語。”道理正如寫過非虛構作品《中國在樑莊》和《出樑莊記》的梁鴻所言，“日常話語反倒是最能阻礙文明的發展”。
在北京站，伊藤詩織與梁鴻、郭小寒的對話中，亞洲女性從傳統到現代的生存處境得以串聯。最新的“全球性別差異排名”現實，中國位列103位，日本更糟，第110位。性別觀念未必與經濟同步發展。
一百年前，中國女性解放是轟轟烈烈，今天女性經濟地位提升，女權話語傳播更廣。但性別背後歷史的盤根錯節，存在階級與城鄉隔膜。“雖然我們面對的是一個現代的社會，但每一個人都生活在傳統裡面”，每個處在代際斷層中的人都面臨與原生環境的割裂、共情與重新連接。
《出樑莊記》，作者: 梁鴻，版本: 理想國 | 臺海出版社 2016年9月
梁鴻說，在中國農村社會面臨性侵，一個未成年女孩子的選擇可能是隱忍，而已婚婦女則可能用激烈的玩笑、更露骨的語言去表達所謂的反抗。然而，無論如何，都要面對來自於長輩、熟人以及街邊路人的一樣眼光。
在《出樑莊記》的最後一章，梁鴻鄰村的小女孩被60歲的鄰居老頭性侵了。反覆掙扎後，奶奶選擇不報案。派出所所長和醫生朋友說，這類事情在農村發生的比率非常高，大部分都沒有報案。“儘管我們擁有了足夠的現代意識、現代法律知識、所謂的民主、正義，但具體的人在面對生存、話語及場域的巨大壓力時，沒有辦法，都是蒼白的。所以真的是社會的‘黑箱’”，梁鴻認為。
在發達國家日本，情況同樣不容樂觀。只有百分之四的性侵受害者會選擇報警，百分之九十六的人甚至都不能去尋求公道。伊藤詩織說，“這意味著什麼呢？你周圍有很多人承受了這樣的痛苦，而且會持續很長時間。”
對於“黑箱”的揭示，也因此呼應著更多層面。不只是針對性侵案發現場的不可見，以及調查機構與司法體系中更為巨大的“黑箱”。還包括一種難以直面的結構性力量，這個結構包含著權力，也包含最日常的、無意識的東西。這些都是無法被理論輕易消解之物。
置身生活之內，性侵受害者要如何自處？事件之後，伊藤詩織也經歷了抑鬱症、PTSD等反應。“有人對我說：如果你把它講出來，它就會毀了你的生活。所以某種程度上說，我知道我的後果。但是，假如我選擇沉默，我就沒法活到今天。”
去年在韓國，一位韓國受害者支援組織阿姨的話讓伊藤恍然大悟：
“這是跟我說的，她說，‘你做得很好，你做了最棒的事情，你從那個現場逃走了，你洗澡了，你活到了今天。’當我聽到這句話，就抑制不住哭了起來。我一直告訴自己，也告訴身邊的人，‘這不是我的錯’。但是我一直沒有機會對自己說，‘我已經做到最好了’。”
“我覺得我最需要聽到的一句話就是，‘行了，夠了，你已經做到最好了。’”
專訪伊藤詩織
在接受新京報專訪的伊藤詩織
1
記者身份，讓人更有勇氣講述性侵創痛
新京報：你會覺得，是記者的背景讓你更有勇氣講述創痛嗎？
伊藤詩織：現在我也在想，如果我是別的職業，我還會這樣做嗎？我不知道。我相信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態度和方法來走出性侵傷害。有些人會接著生活，有些人也許閉口不提。但對我來說，“面對真相”那才是我。如果我沒有記者的背景，也許我做不了這些。但作為一個記者，如果連我都不敢說的話，那還有誰呢？
我對自己的承諾是，讓別人知道我的名字不是受害者，我的名字只是伊藤。如果我繼續做下去，無論如何人們會記住我的工作，這也許需要時間，但卻是我的信念。
新京報：你正從一個“受害者”、“倖存者”，成為更有力量的發聲者乃至社會活動者。你把自己“公共化”了，而“走向公共”，似乎也更有效地幫助你從中恢復？經過苦難，你似乎很好地踐行著自我重建，我能這麼說嗎？
伊藤詩織：不，當我工作的時候，我很有活力，因為我熱愛我所做的，比如寫書，拍攝報道敘利亞的紀錄片，這就是為什麼我可以繼續做這些事情的原因。在某種程度上，我認為這是一種支持，也是處理創傷的一種方式。我離不開工作，不能總是作為受害者去追憶曾經發生的一切。儘可能從遠處看問題，對我來說更容易。但我無法逃離現實。這就是我的故事，這就是發生在我身上的一切。
伊藤詩織在講述中落淚。
所以，有好日子和壞日子。我當然也有壞日子。我很高興來到中國，現在我們談論的是未來，但談論未來，就必須涉及我身上曾發生的一切……談論這些令我身體變冷。物理上，它一直在影響我。
上週一，第一次法庭聽證會時，我必須在四年後第一次面對山口敬之先生。我簡直無法想象和他站在同一個房間裡，我的身體會有什麼反應。我得為它做準備，但事實上沒辦法準備。不過，我撐到了最後。我會用熱水來溫手腳，做瑜伽來暖身體，我在這吃了很多辣食，這讓我感覺好些。
2
中日之別：中國年輕人更關注性侵平權
新京報：在中國的十日“田野”，你會走訪許多城市。同為東亞國家，你覺得中日女性處境有何異同？你的中國讀者，與日本讀者又有何不同？
伊藤詩織：我發現中國和日本的情況有多麼相似，但在許多問題上也有不同。不過，我對中國的觀察和研究才剛剛開始。
中國的活動來了許多讀者，他們都支持我。這非常暖心，像一個大家庭，很有力量。我很驚訝來了很多男士，很多年輕人，大家都很專注。這跟日本的情況很不同，我在日本討論平權時，參與者大多是年長的人。這個現象是個謎，我也沒有答案。也許因為他們退休了有時間？在上海我遇見一個女孩買了20本書，說要把書送給她所有的男性朋友。我很激動看到同輩讀者，畢竟這關乎我們的未來。
前幾年，每次我回到日本都覺得不安全，會收到恐嚇信息。我不得不偽裝自己，隱藏自己的身份。但去年夏天起，我不再這麼做了。突然間，我意識到自己要躲藏多久？那些想要攻擊我的人究竟是誰？令人驚訝的是，之後人們開始在日本的街道上認出我，分享他們的故事，傾訴他們的感受。日本人和陌生人說話是不太常見的，但他們確實這樣做了。我從來沒在街上聽到過任何負面的評論，沒人當面教訓我。於是我意識到，謾罵都發生在網上，而不是現實世界。
新京報：日本的情色文化之中有種強姦文化。比如AV或漫畫會從男性視角出發，將其呈現為女性性滿足的表達。這種態度如何影響了現實中的日本男女？
伊藤詩織：其實這幾年已有所改變。我不認為這是一種很流行的文化。如你所說，從前7-11或全家那樣的便利店都會販賣色情雜誌，但現在這些被禁止了。
外國人也許會覺得日本的性很開放，因為我們有很多色情作品，但事實上並非如此。性仍然是一個不太好討論的東西，性教育也是如此。然而色情作品卻又如此易得，這就是不平衡的地方，也造成了外界的誤解。當我們很容易獲得色情或者色情暴力圖片，卻缺乏很好的性教育時，男士們也許會認為這是對待女性的正確方法，這也是非常恐怖的地方。我們需要在一點上達成共識，“only Yes means Yes”.
新京報：這也跟亞洲社會對於女性的期待有關。你為什麼會關注到非洲割禮這一習俗？
伊藤詩織：由於與一位朋友的結識，我開始做關於非洲割禮的紀錄片。日本人並不熟悉割禮，儘管在英國、東亞等不同地方都存在這種風俗，許多女人都曾遭受這種折磨。割禮與宗教信仰並無必然關聯，切割也分不同的類型，但割除女性陰蒂的目的，在於防止女人去享受性高潮，人們還會將陰道縫合，直到女人結婚後再切開。
在西非塞拉利昂有90%的女人（被迫）接受割禮，而餘下沒有經受過割禮的女人則會被視為不完整的女人，不完美的女人。在日本，雖然我們不會割除女性的生殖器，但是“做一個完美女人”的概念卻是根深蒂固。在中國，甚至在世界各地都是如此。”
3
女權主義者之間，有等級差異和代溝？
新京報：你會把自己界定為女權主義者嗎？
伊藤詩織：是的，我是一個女權主義者。我也是最近才意識到。我成長的社會缺少關於女權的教導，我也不曾發出過疑問，但發出疑問才是解決之道。
新京報：你是如何理解女權主義的？
伊藤詩織：有些人覺得女權主義者一定討厭男人，女權主義者一定不穿胸罩等等。但對我來說，女權就是要做自己。當人們因為性別不同而被區別對待，就是時候讓我來發聲了。不能因為性別，你就得到不同或者更少的機會，這不公平。也不僅僅是女性，而是作為一個人能成為什麼。也許我的看法和別的女權主義者不同。日本有些很優秀的女權主義者，他們有些人是作家，有些人是教授，有些人是運動員，但因為日本的等級制度，不同年齡的女權主義者很難交流。
新京報：代際差異，如何造成了女權主義者的分歧？
伊藤詩織：我在臺灣時，發現不同年齡層的人都在討論相同的問題，但在日本並非如此。我有位臺灣朋友，是一家性別平權媒體的發起人，她跟我說，臺灣在亞洲中算很開放，在女權運動上也有進展。她在媒體上寫了一些比較生活化的女權觀點，但另一位身為“第二代”女權主義者的朋友看見這類書寫時就會很不滿，覺得“從前我們的反抗多麼熱血，而你僅僅是坐在電腦跟前寫東西？這算什麼”。然而，當我朋友邀請了那位長者去她的工作室看一看，聊一聊時，她們就變成了可以交流的朋友。
性別平權，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方法。比如，英國曾需要用很激進的方法來做出改變。但在今天，我們有不同的方法和媒介來講出我們的故事，我們不一定需要遊行或是燒燬大樓。我提到太多過去的方法，儘管日本沒有這樣一種時代。每一代人方法不同，我們需要彼此尊敬，一起交流，應該更開放，更簡單，應該忘掉等級制度。
作者 | 董牧孜
編輯 | 西西、李永博
校對 | 薛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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