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中日時隔7年重啟戰略對話，透露哪些信息'

8月10日，中國外交部副部長樂玉成和日本外務事務次官秋葉剛男在日本長野縣共同主持新一輪中日戰略對話。雙方再次確認，將積極落實中日領導人大阪會晤達成的重要共識，努力構建契合新時代要求的中日關係。

分析人士指出，中斷7年的中日戰略對話再次重啟，表明雙方政治互信不斷加強，也為中日關係的進一步改善創造條件。此次對話，一是為習主席明年可能訪日鋪路，二是在東北亞局勢出現波瀾、美國特朗普政府單邊主義行徑使主要國家間關係受到衝擊的背景下，為中日溝通戰略意圖搭建平臺，“相互照亮”，共同應對挑戰。

重新“起擺”

訪日期間，樂玉成於8日、9日在東京分別會見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國家安全保障局長谷內正太郎、自民黨幹事長二階俊博和前首相福田康夫，並同日本知名專家學者座談。10日，他與日方共同主持新一輪中日戰略對話。

樂玉成在參與上述活動期間表示，中日邦交正常化40多年來的風雨歷程表明，中日和則兩利、合則兩利，對抗不符合雙方利益。雙方不應相互較量，而要相互照亮，共同發光發熱，為動盪不定的世界注入更多穩定性和正能量。他還說，要“增強項，補短板”，推動兩國關係取得更大發展。

有觀點認為，在現代國家關係體系中，戰略對話往往是成熟、良性的兩國關係的必要組成部分。中日恢復擱置7年的戰略對話，是兩國關係重回正軌並穩步向前發展的新跡象。對話顯示了兩國就未決問題尋求新共識的真誠意願，為進一步改善和發展兩國關係提供了助力。

上海外國語大學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廉德瑰介紹，2005年中日戰略對話誕生時，恰逢中日關係低潮期。由於當時日本小泉政府在歷史、領土等問題上的錯誤言行，中日關係走低，諸多正常雙邊交流受阻。可見兩國創設這一對話的初衷，就是為了消除誤解，克服政治障礙，確定兩國戰略互惠關係的基本框架和重要內涵。

從2005年到2012年，中日之間共舉行13輪戰略對話。其間，兩國關係出現過改善態勢，也經歷過惡化過程。儘管中日戰略對話不能完全決定兩國關係的整體走向，但它確實幫助兩國減少了不必要的戰略衝突和戰略消耗，使北京和東京通過相互溝通來理解對方戰略意圖，增信釋疑，不斷為關係的穩定發展確立新座標。

遺憾的是，2012年民主黨野田佳彥政府悍然將釣魚島“國有化”的荒謬行為，使該對話一度“停擺”。最近幾年，隨著中日關係出現回暖跡象，兩國間雖然開展了很多高級別對話（如高層經濟交流等），但意義更為重大的戰略對話機制卻一直沒有“起擺”。

外交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教授、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周永生表示，戰略對話的重啟是中日關係持續改善的表現。兩國政府間各種聯絡機制，溝通對話大約有90個左右。隨著關係轉圜，中日之間政府首腦層級的訪問和交流也得到恢復。眼下，兩國副部級戰略對話重啟，某種程度上意味著雙邊溝通與對話機制基本上都得到恢復，只差國家元首的相互訪問了。

精準施策

在周永生看來，戰略對話重啟也反映了中日在雙邊關係、地區乃至國際局勢方面，確確實實存在戰略溝通和交流的需要。

先看雙邊關係層面。

2017年，安倍政府對華釋放積極信號，在“一帶一路”、亞投行等方面轉變立場。緊接著，2018年李克強總理訪日、安倍訪華，標誌著偏離軌道的中日關係重回正軌，呈現出改善發展的良好勢頭。

今年6月底，習主席在大阪會見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雙方達成十點共識。這是推動中日關係改善發展相當全面的共識，也是在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背景下達成的重要政治成果。會晤期間，安倍邀請習主席明年春天對日本進行國事訪問，習主席原則接受邀請。

周永生說，為了推動元首會晤取得良好效果，中日需要大量政策摸底、政策探討，把脈雙邊關係發展的大方向，找準雙方合作的著力點，精準施策。從這個意義上說，中日戰略對話重啟恰逢其時，為明年兩國領導人會面、引領雙邊關係走向鋪路。

綜觀中日關係大局，目前雙方都步入發展新階段，各自面臨新的挑戰和機遇。

從政治上看，上海社科院國家高端智庫資深專家、上海交大日本研究中心顧問王少普指出，日本改善對華關係的深刻原因，在於意識到國際格局發生重大變化。日本學界認為，伴隨中國的崛起，新時代將以中美兩大經濟體的競合關係為主要特點——不同於冷戰時期的美蘇爭霸，中美既存在對抗，又存在經濟、信息等領域的交流和廣泛的共同利益。

因此，過去唯美國是從的日本，其外交課題也隨之生變。概括起來有兩條：第一，尋求維繫與美國盟主的安全合作的同時，與中國發展積極的關係。第二，昔日的美國作為“自由世界領袖”，承擔同盟義務，但奉行“美國優先”的特朗普政府一改美國傳統外交的做法，令日本感到舊有狀態難以維持，故而產生與中國走近的需求。

從經濟上看，中日發展階段不一，經貿互補性依舊很強。近年來，從日本養老行業巨頭進軍中國，到中國互聯網企業搶灘日本，中日經貿合作從傳統制造業向醫療康養、互聯網、金融服務等新產業、新領域拓展，新商機不斷湧現。充分挖掘合作潛力，推動經貿合作提質升級，做大互利共贏的“蛋糕”，成為中日工商界的普遍訴求。

在人文合作方面，今年是“中日青少年交流促進年”，雙方正在開展修學旅遊等形式多樣的互訪交流。未來5年，雙方將安排3萬名青少年實現交流互訪。這將為新時代的中日關係打下良好的民意基礎。

美國財經新聞網CNBC指出，中日近年來在扭轉雙邊緊張關係方面取得重大進展。關係升溫的原因有很多，除了特朗普的“美國優先”政策加速了亞洲最大經濟體之間的和解之外，中日作為近鄰在經濟上的相互依賴，對未來的共同關注等，都讓它們意識到在競爭同時大力合作的必要性。

廉德瑰認為，戰略對話還有助於雙方在歷史問題、領土爭端等方面管控矛盾分歧，妥處複雜敏感問題。日方應繼續謹慎對待歷史等重大原則問題，鞏固中日政治互信，為構建契合新時代要求的中日關係排除干擾。

求破短板

再看地區和國際層面。最近一段時間對中日合作會產生影響的主要有四件事：日韓矛盾、朝鮮問題、美國擬在亞洲部署中程導彈，以及愈演愈烈的全球貿易保護主義逆風。它們構成了中日戰略溝通的幾大重點。

就東北亞地區局勢而言，周永生認為，近日不安定因素頻繁顯現，關乎中日切身利益。日本和韓國因為慰安婦、勞工判決、火控雷達照射等問題，陷入關係惡性循環的死結，走向了經濟制裁、相互對抗的道路。

日韓激烈“互掐”，將對東亞地區和平穩定，對推動中日韓自貿協定、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的談判帶來重大負面影響。因此，中國通過戰略對話，摸清日本對韓政策的底線，對於瞭解和掌握日韓關係動態，促進日韓關係恢復到正常軌道，是十分必要的。

在周永生看來，樂玉成提到要“增強項，補短板”。一塊很大的短板在於，如今東北亞地區缺乏自貿機制，區域經濟一體化合作遲遲得不到有效推進，落後於歐洲、北美和非洲。這種情況壓制了中日韓互相利用對方市場的潛能，阻礙了三國藉助對方國家外力獲得進一步增長的可能性。如果領導人有政治遠見，應當合力填補這一空缺。日韓也應當回到理性解決矛盾的軌道上來，早日促成自貿區建立。

周永生說，雖然美國總統特朗普9日在白宮表示，“日韓明明是同盟國，卻將美國逼入艱難立場”，要求儘快改善關係，但實際上美國未必願意真心調停矛盾，而更願意看到日本對韓打壓。主要原因在於，兩年來美國認為文在寅政府和朝鮮關係過於密切，有些方面突破了美國的底線，所以美國想借東京之手給首爾一些教訓。廉德瑰則認為，美國想“坐山觀虎鬥”，因為當韓國受到壓力，就可能因為求助美方介入撮合而對華盛頓做出讓步，如此一來美國在亞洲部署中程導彈就有了呼應。

王少普認為，美國因素在東北亞經濟合作中的影響確實不可小視。中日韓自貿區談了多年未取得成果，美國插手是一個重要原因，導致一些貨幣互換協議和金融安排被迫中斷。

在朝鮮問題上，廉德瑰說，朝鮮連日來頻繁進行發射活動，令日本神經緊張。而對美國而言，並不擔心“短程導彈”，只關心洲際導彈。因此對於日本在“朝鮮導彈問題”、“綁架問題”上提出的訴求，美國並不上心，也不主動。這導致目前日本對朝外交陷入困境，需要藉助中國的力量。而從區域安全角度來說，中日雙方也有必要就朝鮮半島等問題坦誠交換意見。

就美國揚言在亞洲部署中程導彈一事，與澳大利亞、韓國的“推脫”不同，日本保持了沉默，其態度令人捉摸不透。不過，日本媒體並不看好在本國部署中程導彈。此前，日本《朝日新聞》推測稱，若美國的中程導彈在日部署，日本就會處於美中衝突前沿；如果部署的導彈射程覆蓋俄羅斯遠東及西伯利亞地區，還可能影響俄日關係及和平條約談判。王少普認為，美國的部署意向得到不少亞洲盟友國家抵制，並可能在亞太遇到相當大的困難。

就國際局勢而言，周永生指出，美國到處挑起貿易爭端，中國、日本等多國都成為受害對象。美國還連連施壓，迫使日本與其在9月達成雙邊貿易協議。特朗普上臺以來，貿易保護主義、單邊主義抬頭，衝擊自由貿易和多邊體系，讓世界經濟揹負下行壓力。在此形勢下，雙方應攜手維護自由貿易體制，推動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使中日關係成為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的重要積極因素。

在專家看來，“一帶一路”倡議為實現中日多邊合作開創新契機，成為新增長點。安倍2017年提出要實現中方倡議與印太戰略的對接。緊接著，日方通過參加首屆第三方市場合作論壇、“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等活動，進一步明確合作意願。去年，中日簽署了50多個合作協議，金額超過180億美元，充分說明這一合作完全可以成為中日互利共贏、共同發展的新平臺和“試驗田”。

總而言之，如同早稻田大學現代中國研究所所長青山瑠妙所言，中日作為亞洲大國，能就各種地區問題交換意見，對於亞洲的穩定非常重要。在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中日需要進一步加強合作，為動盪不定的世界增添符合時代潮流的積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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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目主編：楊立群 文字編輯：楊立群 題圖來源：視覺中國 圖片編輯：徐佳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