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幕運動這類軍事政變，似乎技術要求更高，風險更大，陰陽兩謀，軟硬兩手，甚至殺人放火，白刀子進紅刀子出也並不稀奇，有時候跟混黑道沒有本質上的區別，總之這是一項刀尖上的運動，怕死的肯定是幹不了的!日本有尚武的傳統，因此從來就不缺好勇鬥狠的亡命之徒，所以玩這套玩的很成功。但是理論指導這類紙上談兵的玩意，向來都是抄襲中國，基本上沒有自己的創新，不過日本又是一個非常善於照貓畫虎的民族，而且畫的虎，足可以假亂真，甚至超越原創，形成自己的特色。
列強環視，槍炮威逼，彈丸之地的日本所感受的生存危機，比地大物博的中國要強烈千萬倍，因此憂患意識，進取之心使得日本人不得不接受列強的通商要求。在見識了近代工業文明後，日本人發現，昔日的老師中國落後了，拿西洋各國任何一樣東西都能把中國比下去，因此繼續跟中國學步是註定沒有前途的，所以應該學習西洋。中國的僵化的朝貢體系已經無法適應新形勢的發展了，日本要融入西方世界，在這樣的國際大背景下，對日本國國運產生深遠影響的“脫亞入歐”理論出爐了。
理論的東西，多數被看作是禁錮思想的緊箍咒，然而只要不是唯一的真理，不至於讓人反感，甚至還很受歡迎。有時候理論的東西，雖然不一定能有什麼實際的作用，但是至少提供了一個發展的方向，“脫亞入歐”就是具有這樣功能的理論，提出“脫亞入歐”口號的是日本近代著名的思想家福澤諭吉，他這套理論的提出，讓很多憂患意識強烈的日本人產生了共鳴，這套理論的核心主要倡導學習西洋，主張全盤西化。
福澤諭吉生於出身日本一個下級武士家庭，但是早年有機會出國，在西洋遊學的經歷讓他近距離的接觸了歐美各國發展的真實情況，面對工業文明，他深深的陶醉其中，繼而無限的仰慕，所謂“始驚”、“次醉”、“終狂”。回國後，他開始著書立說，鼓吹學習西方，宣揚文明開化，先後出版了《勸學篇》和《文明論之概略》，並提出了世界各國應該不論大小強弱，都要平等，他的理論中既有自強革新，文明開化的提法，又有民族自決與國家獨立的之說，對日本的民族感情和憂患意識都有所照顧。
1860年，福澤諭吉隨幕府官員乘船訪問美國，近距離接觸美國後，深為美國的繁榮富強和文明的程度所震動，豐富的物質，高度的文明，西裝革履，紳士風度，將身配武士刀，腳踏草鞋的日本使節甩了不知道幾條街了。而隨後他又隨團訪問歐洲各國，歐洲各國，風土人情，衣食住行不僅遠超落後的日本國，將天朝上國的中國也遠遠的比下去了。福澤一行不僅瞭解了歐美各國的衣食住行，見識了現代化的電燈、電話、電報等，也參觀了醫院、銀行、郵局等公共設施，更深入的瞭解了歐洲各國的議會制和現代化兵制。福澤諭吉覺得歐美這套太好了，日本要富強，要獨立，學習西洋刻不容緩。
1885年福澤諭吉在《時事新報》上發表《脫亞論》一文，在文中，他說：
“我日本國土雖位居亞細亞的東邊，但其國民的精神已脫去亞細亞的痼陋而移向西洋文明。然而不幸的是近鄰有兩個國家，一個叫支那，一個叫朝鮮。這兩國的人民為亞細亞流的政教風俗所培育，與我日本雖無大異，但或許是因為人種的由來有所不同，處於同樣的政教風俗中，其遺傳教育之旨卻有不同。日支韓三國相對而言，支韓更為相似，此兩國的共同之處就是不知國家改進之道，在交通便利的現世中對文明事物也並非沒有見聞，但卻視而不見，不為心動，戀戀於古風舊習，與千百年前的古代無異。
如今支那朝鮮對我日本沒有絲毫的助益，而且在西洋文明人看來，三國地理相接，有時甚至將三國同樣看待，以評價支韓的標準來評價日本也並非不可能。例如支那朝鮮的政府仍在實行古老的專制，西洋人就認為日本也是一個無法律的國家;支那朝鮮的士人惑溺很深不知科學為何物，西洋的學者就認為日本也是一個信奉陰陽五行的國家;支那人卑躬屈膝寡廉鮮恥，日本人的俠義就可能為之遮蔽;朝鮮人行刑場面殘酷，日本人也被懷疑為無情等等，這些事例不勝枚舉……間接地會成為我外交上的障礙，是我日本國一大不幸。故今日我國之上策，與其坐等鄰國開明而共興亞洲，毋寧不與他們為伍，而與西洋文明共進退;與支那朝鮮接觸時，也不必因為他們是鄰國就特別客氣，而以西洋人的方式處理即可。與惡人交友就難免惡名，我們要從內心裡謝絕亞細亞東方的惡友。”
這是福澤諭吉正式的提出了“脫亞入歐”理論，在文中對中國很輕蔑的稱為“支那”，對中國及朝鮮固守傳統，食古不化很是不以為然，認為中國已經淪為頑固、落後和野蠻的國家了，沒有可以師法的了，不僅不足學，當然不足畏。真正該向西洋列邦學習，而要立足於世界，掃除歐洲人對亞洲人的不佳印象就必須脫離東亞國家的行列，融入到歐洲國家。他的這套理論被日本政府奉為施政和改革的綱領，“脫亞入歐”也成為日本明治維新時期最流行的口號。
——【原創】《從甲午戰爭到戊戌政變》連載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