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上看，人工智能對一部分職業造成衝擊是大勢所趨，那麼，如何避免被人工智能的大潮衝入失業大軍中呢？
或者說，如何在人工智能大規模應用後，保持現有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呢？
有觀點認為，應當保障社會中下層民眾的基本收入。換言之，就是保障基本收入，這其實早已不是什麼新觀點，說穿了就是政府給社會中下層被人工智能衝擊的老百姓發福利。
在當代西方學者掌握政治經濟學格局的大背景下，保障收入很容易被貶低為“社會主義”或福利國家的大規模擴張，而遭到唯市場論者的抨擊。
不過，從實踐上看，保障基本收入確實能為那些無法謀生的人保證統一的收入，使社會中下層民眾依然有購買力去消費。既能為經濟增長提供動力，又能緩解越來越尖銳的貧富差距矛盾。
在鐵流看來，單純保障基本收入的做法，很容易變成政府花錢養懶漢，這一點在歐洲的福利政策上已經被成功應驗了。何況，上世紀60年代中國的社會實踐已經證明，吃“大鍋飯”的路是走不通的，而且還會在一定程度上挫傷生產積極性（不絕對，有的生產隊組織得當，領導有方反而生產效率更高），只有通過完善激勵制度，才能激發人們的工作熱情和創造力。
完善激勵制度是與保障基本收入保障相配套的舉措，比如實行類似員工集體持股，類似於大公司向員工給予股份，讓員工人人成為“公司的主人”，政府可以通過給每一個達到18週歲的公民購買“多元化的股權投資組合”以賦予他們“基本資金”。
為了避免蘇聯解體時將國家分給的股份被肆意賤賣和少數民眾的不理性套現高消費，如果受益人如果想要將這筆投資套現或用於奢侈高消費，將會被政府所阻止，只能以細水長流的方式獲取紅利。
不過，這種做法雖然對西方發達國家而言，可能具有一定可行性和效果，但對中國而言卻全然無用。因為這些舉措的前提條件是執行這些策略的國家必須是發達國家，政府或者是民間財團有充足的財力來支撐。
中國則是發展中國家，還不具備成為“福利國家”的條件。中國作為“世界工廠”，在人工智能和機器人變革大潮中受到的衝擊比美國更大。一項研究表明，從1995年到2002年，全球有2200萬個製造業崗位消失。與此同時，製造業產出增長了30%。
如果中國無法邁過這道坎，將會在社會上形成類似於法國大革命時期“無套褲漢”這樣的社會群體。對於白領而言，教育、醫療、住房這新時代的“三座大山”也會使其不堪重負。未富先老、人均壽命的延長和生育率下降又使一對處在工作年齡的夫妻不僅要養活自己的孩子，還要供養自己父母、祖父母和外祖父母，承重的負擔會使人們在人工智能和機器人變革的大潮下幾乎不具備抵禦風險的能力。
以史為鑑，從原始社會到農業文明，再由農業文明跨越到工業文明，每一次文明的躍遷，都不是新技術簡單地去加強和提高已有的社會生產與生活過程，而是在此之上開拓出了全新的疆域。這種開拓對於傳統常常具有顛覆性影響，從而徹底改變社會的方方面面。而即將道路的人工智能革命同樣會對很多傳統造成顛覆性影響。
這種影響到底將社會導向何方？還是讓時間給出答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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