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治十八年（1661年），清世祖順治皇帝福臨駕崩。臨終前，順治皇帝將大清皇位傳給了皇三子玄燁，這就是歷史上赫赫有名的康熙大帝。同時，順治皇帝安排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鰲拜為輔政大臣，全力輔佐當時年僅8歲的康熙皇帝。

起初，這四人還能“遵循誓言，和衷共濟”，但是原本排名四人中最後一位的鰲拜，權勢不斷提升，逐步開始專權施政，並與年輕的康熙皇帝產生了巨大的矛盾，最終在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皇帝終於扳倒了鰲拜，這個他人生中第一個對手，將大權掌握在自己手中，也就此開創了一代盛世。

“康熙智擒鰲拜”的故事已然是家喻戶曉，人們在佩服康熙皇帝睿智和果敢的同時，對於專權的鰲拜卻將其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反覆的進行著批判，在眾多的影視和文學作品中，鰲拜也被刻畫成為了徹徹底底的反派角色。權臣、奸臣、亂臣的帽子，就這樣一頂又一頂的扣在了鰲拜頭上。

但是縱觀從順治十八年（1661年）康熙皇帝繼位到康熙八年（1669年）鰲拜集團倒臺這期間的政治時局，不得不說，這八年是大清王朝最為困難，也是最為艱苦的時期，正是專權的鰲拜，幾乎是一個人扛起了整個大清王朝，走過了這段最為艱難的歲月，而這一點卻為很多人所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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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四大臣共同輔政”到“鰲拜專政”，這是有著其歷史的必然性的。

順治十八年（1661年），彌留之際的順治皇帝安排了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鰲拜為輔政大臣，其中索尼為首輔大臣。之所以安排四位外臣輔佐年幼的康熙皇帝，也是順治皇帝及其母親孝莊太后充分吸取了多爾袞攝政專權的經驗教訓，因而沒有啟用愛新覺羅家族的皇室宗親，而是選用了四位親信大臣，目的就是通過“四輔臣擔當國事，裁決庶務，入白太后（孝莊）”來保證皇權的穩固。

儘管索尼等人接到順治皇帝留下的輔政旨意後甚是誠惶誠恐，但是在孝莊太后和諸位王公的勸說下，這四人還是接下人輔政的職責，並且在順治皇帝的靈位前進行了莊重的盟誓：

“茲者，先皇帝不以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鰲拜等為庸劣，遺詔寄託，保翊衝主。索尼等誓協忠誠，共生死，輔佐政務，不私親戚，不計怨仇，不聽旁人及兄弟子侄教唆之言，不求無義之富貴，不私往來諸王、貝勒等府，受其饋遺，不結覺羽，不受賄賂，惟以忠心，仰報先皇帝大恩。若復為身謀，有諱斯誓，上天殛罰，奪算凶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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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四大臣輔政”並沒有很好的得到貫徹和執行，相對應的是朝堂之上逐漸形成了“鰲拜一人輔政”以及後來的“鰲拜專政”的政治局面。

造成這種局面的根本原因就要從這四大輔政大臣的出身說起。

索尼，滿洲正黃旗旗人；蘇克薩哈，滿洲正白旗人；遏必隆，滿洲鑲黃旗人；鰲拜，滿洲鑲黃旗人。

雖然正黃旗、鑲黃旗、正白旗，這個時候已經都歸皇帝親自統領，並且是共同位列“上三旗”的序列，可以說對外這四人的根本利益的出發點是一致的，但是在他們內部，兩黃旗與正白旗的矛盾自皇太極繼位初期就已經產生了，經過這麼多年的發展，特別是經過多爾袞專政時期的發酵，已經是根深蒂固了。

所以，在這輔政四大臣中，索尼、遏必隆、鰲拜很自然的就站在了一起，將蘇克薩哈孤立了起來，因而蘇克薩哈從一開始就遭到了其他三人的共同打壓和排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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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不僅僅是其他三位輔政大臣，朝中大部分官員對於蘇克薩哈都非常的牴觸，特別是首輔大臣索尼，是打心眼裡看不上、也看不起蘇克薩哈。

而這與蘇克薩哈的經歷密切相關。蘇克薩哈出身於正白旗，曾經是多爾袞的部下，事實上蘇克薩哈還是多爾袞最為信賴和倚重的親信官員。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蘇克薩哈在多爾袞死後，立馬投靠了鄭親王濟爾哈朗等人組成的清算多爾袞集團的陣營中，主動檢舉揭發多爾袞及其黨羽，使得多爾袞集團在短時間內迅速的覆亡。而蘇克薩哈也因為此，得到了順治皇帝的喜愛，獲得了不斷的封賞，最終名列輔政大臣之列。

然而，以索尼為首的以及朝中大部分存有正義感的官員對於蘇克薩哈這樣“賣主求榮”的行為是非常的不屑，畢竟當年索尼面對多爾袞的威逼利誘，即便是生命受到了威脅也沒有出賣豪格及兩黃旗的同僚，這就使得索尼始終站在了蘇克薩哈的對立面上。鰲拜和遏必隆在這個問題上也與索尼保持了一致意見，而蘇克薩哈也明白這一點，所以蘇克薩哈實際上是長期處於有職務無職權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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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開蘇克薩哈，剩下的三位輔政大臣都是出自於兩黃旗。

要知道，正黃旗和鑲黃旗，自皇太極登基後金大汗之初，與阿濟格、多爾袞、多鐸兄弟進行了“黃白互換”之後，一直作為滿清政權最高統治者的直屬勢力。可以說兩黃旗無論是對內、對外都是始終站在一個陣營中，除了旗幟和衣服不一樣，利益出發點是完全一致的。

雖然索尼是首輔大臣，但是此時的索尼年老多病，長期處於告病狀態，在朝堂之上的鰲拜就自然而然就成為了其代言人和權力行使人，況且索尼和鰲拜本就自當年擁立豪格為帝時就已經結為了“八拜之交”，關係非常密切。

遏必隆那就更不用說了，他與鰲拜本就都屬於鑲黃旗。遏必隆的崛起更多的是仰仗他的父親、努爾哈赤“開國五大臣”排第二位的額亦都的名望和地位，再加上遏必隆本就是有勇無謀，所以也是長期依附於同為名門之後的鰲拜，唯鰲拜馬首是瞻。

這樣我們就不難發現，儘管按照順治皇帝的旨意，是要“四大臣共同輔政”，但是索尼年老多病、蘇克薩哈備受排擠、遏必隆毫無主見，鰲拜獨掌大權也就變為了順理成章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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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治皇帝留給康熙皇帝的，實際上是一個徹徹底底的爛攤子。

儘管在四大輔政大臣內部存在著一些矛盾和問題，但是歷史並沒有給他們留下時間和機會去優先處理他們內部之間的問題，縱觀當時大清王朝的政治時局，他們要面對的，或者說鰲拜面對的是一個去千瘡百孔、百廢待興的爛攤子。

這所要面對的第一個問題就是遍佈南方各地的殘存抵抗力量。

在西南地區，包括雲南、貴州、四川甚至是緬甸境內，南明最後一個政權即永曆政權的殘餘已經同張獻忠的大西政權殘部進行了匯合，由孫可望統一指揮，威脅著清朝對於西南地區的統治；在湖北、四川交界的長江三峽地區，李自成大順政權的殘餘夔東十三家依然沒有被徹底消滅；為以鄭成功為首的鄭氏集團，依然控制著福建的臺澎金夏，正在積極籌備準備收復臺灣，並且與南明的永曆政權形成掎角之勢，直接威脅江南地區。

除了軍事上的反抗力量，自多爾袞推行圈地令、剃髮令、投充法、逃人法、禁關令、屠城令等“六大弊政”以來，滿漢矛盾開始變得異常尖銳。與此同時這個時期以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為代表的部分漢族地主階級和士大夫階層對於清朝統治的抵制和排斥也越來越嚴重。這些問題的產生更是直接威脅到了王朝統治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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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外部反抗的越來越激烈的同時，大清王朝的內部也出現了非常嚴重的問題。

多爾袞專政時期，為了快速的實現清朝對於全國的統治，實行了對於明朝官員全盤接收的政策，這就使得自明朝中後期開始在官場上瀰漫的貪腐之風非但沒有得到根除，反而是愈演愈烈，不僅明朝的官員貪腐照舊，就連原本“單純正直”的滿洲、蒙古官員也迅速墮落。並且在多爾袞時期是滿漢官員並座設官，使得清朝初年的官員隊伍變得異常的臃腫和龐大，不僅辦事效率極為低下，還給國家財政帶來了沉重的負擔。

更為致命的是，整個國家經過多年的戰亂已經是民生凋敝、滿目瘡痍，百姓的生活條件極為艱苦，而清朝的財政狀況也面臨著巨大的危機，崇禎朝時期政府財政勉強可以破千萬兩白銀，而在順治末年，由於南方地區政局的動盪和人口的劇減，使得國庫每年的收入只有八九百萬兩，朝廷處於嚴重的入不敷出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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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正是順治皇帝去世後，康熙皇帝以及掌握大權的四為輔政大臣，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鰲拜所要面對的殘酷現實，這些問題的存在威脅到的是整個國家的生死存亡，在這一點上四位輔政大臣達成了共識，而鰲拜更是非常清楚的明白，如何處理掉這些問題以穩定整個國家的安穩才是當務之急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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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鰲拜的牽頭努力，讓大清王朝渡過了這段最為艱難的歲月。

鰲拜首先在軍事上做出了重要的調整，停止了大規模的軍事行動。

康熙剛剛繼位後，鄭成功被“逼得”率兵前去收復臺灣，永曆皇帝也被吳三桂勒死，孫可望投降滿清，其餘的反抗力量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打擊，而鰲拜等人也就此宣佈“刀槍入庫，馬放南山”，開始對全國的軍事行動進行節制。

按照鰲拜自己的說法：

“從此大兵得以休息，糧餉不致糜費。宣詔中外，鹹使聞知。”

儘管鰲拜是行伍出身，又是“第一巴圖魯”，鰲拜並不像多爾袞一樣，通過戰爭來提升擴充自己的集團勢力，提升實力和影響力。鰲拜等人非常明白，這個時候的仗再打下去，國家的財政承擔不起，並且還會遭到廣大漢民族群眾更為激烈的反抗和反對，將更加不利於國家的安穩。因而就此放棄了窮兵黷武的鎮壓以及向外擴張，而是將重心放在了整頓吏治和恢復國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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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頓吏治方面，鰲拜嚴格執行多爾袞在1647年頒佈的 “四格六法”的官員考績辦法，通過考核不斷淘汰不合格官員，提高辦事效率。

“四格”是從“操守”、“政績”、“才能”、“年齡”等四個方面對官員做出評價； “六法”是從官員的“不謹”、“疲軟無為”、“浮躁”、“才力不足”、“年老”、“有疾”等六個方面考評、處理不稱職的官員。僅1667年一年之內，鰲拜就將563名官員革職，裁撤了各省大小衙門官吏3849名，極大的精簡的官員隊伍。

鰲拜還專門頒佈法令，監督地方督撫一級的封疆大吏的施政，並且對於官員的貪汙腐敗行為，要求“從重治理”。與此同時，鰲拜還一舉革除了大清王朝歷史上最為強大的宦官勢力集團——內官十三衙門，這也為大清王朝自始至終都沒有出現過宦官干政的局面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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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發展經濟，恢復生產方面，鰲拜更是做出的積極而又巨大的貢獻。

首先，鰲拜積極推行獎勵墾荒，其中最為重要的一項政策就是“湖廣填四川”。

當年鰲拜跟著肅親王豪格遠證四川，親眼見證了四川在經歷了張獻忠“人間地獄”般的統治以及大清與大西攻伐決戰之後，已經是十室九空、民生繼位凋敝的慘狀。於是鰲拜下令：

“無論本省、外省文武官員，有能招民三十家入川、安插成都各州縣者，量與紀錄一次；有能招民六十家者，量與紀錄二次；或至百家者，不論俸滿，即準升轉”。

通過鼓勵、支持向四川進行移民開墾，使得四川一躍成為全國人口大省，同時為四川的經濟恢復與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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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就是鰲拜實施的“更名田”制度。

康熙八年（1669年），鰲拜下令：

“查故明廢藩田房，給與原種之人，令其耕種，照常徵糧。”

“將無人承種餘田，招民開墾。”

“更名田”涉及到的是兩種性質的土地，第一種是明朝皇室和藩王的土地，第二種是無主荒地，將這些土地分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進行耕種，而涉及“更名田”的土地範圍遍及全國共計有超過20萬公頃，佔到全國當時可耕種面積的二十分之一。因此，“更名田”制度在極大的緩解了滿清政權統治階層與廣大農民矛盾的同時，也將有效的促進了社會生產發展。只不過在具體執行的過程中，出現了各種偏差，使得這項政策真正貫徹實施的土地面積不足一半，大部分都為執行政策的地方官員和八旗子弟中飽私囊了。

即便如此“更名田”依舊得到了史學界的一致肯定，也成為了鰲拜一生中在經濟政策領域上的亮點，同時這也是鰲拜最後的高光時刻，因為在推行“更名田”制度僅僅兩個月之後，鰲拜就被康熙智擒拿下了，“鰲拜專政”時期，也就此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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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康熙皇帝用他訓練培養的布庫少年們將鰲拜拿下，但是作為“滿洲第一勇士”，被譽為“第一巴圖魯”的鰲拜還是掙脫開了控制，脫下了上衣，露出了一身的傷疤，就連康熙皇帝都為之動容，最終將對鰲拜的死刑，改為了囚禁。

鰲拜一身的傷痕是他功勳的見證，從皇太極時期起，鰲拜便躍馬揚鞭為大清王朝的一統江山立下了汗馬功勞，從攻克皮島，到鬆錦大戰，再到揮師入關剿滅李自成、征討張獻忠，這些樁樁件件都少不了鰲拜的付出。

然而更為重要的是，鰲拜不僅通過自己的戰功替康熙他們愛新覺羅家族打下了江山，更是用自己的努力扛著大清王朝走過了最為困難的八年時光，換句話說，也正是鰲拜等輔政大臣的共同努力，才沒有讓剛剛入關、立足未穩的大清王朝就此覆滅，這更是鰲拜一生最值得肯定的功績。

只是鰲拜沒有選擇錯了方式，最終才導致了自己的倒臺。而在被康熙囚禁兩個月之後，鰲拜便鬱鬱而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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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的康熙皇帝為自己能夠除掉鰲拜而感到無比的驕傲和興奮，並將其作為自己人生的第一件功績加以炫耀。

然而，人到中年的康熙皇帝終於明白了鰲拜的功績與付出，但是礙於情面，只是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將鰲拜的家人洗脫了罪名，進行了重新的錄用。而在康熙去世後，雍正皇帝繼位之後，更是馬上為鰲拜平反昭雪，恢復其名譽和地位，重新讓其家人襲承其爵位。

就這樣鰲拜重新獲得了皇室的認可，也算是為鰲拜在清朝時期的名分做出了蓋棺定論，看到這樣的結局，九泉之下的鰲拜也應該會感到一絲欣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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