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不是“競爭對手”？美媒：拜登和特朗普看法都是錯的
“拜登對中國的看法是錯的，特朗普也是錯的。”美國《週刊》網站3日以此為題刊文，分析美國政界近日激烈爭論的“中國是不是競爭對手”話題。
美國《週刊》網站3日稱，美國總統特朗普經常把中國稱為美國及其工人的威脅。資料圖 新華社發（沈霆攝）
拜登關於“中國不是美國競爭對手”的言論被批評“輕視中國威脅”，但他解釋說這番話的出發點是“相信美國人民”。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教授張家棟4日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在美國，對中國認識的分裂一直客觀存在，但是以前這對美國政策沒什麼大影響，因為中國地位低，美國可以等著、拖著，不至於出什麼問題，現在美國認為需要有一個結論指導對華政策。
拜登：中國不是競爭對手
特朗普：“天真”“愚蠢”
美國《週刊》網站3日稱，美國總統特朗普經常把中國稱為美國及其工人的威脅，包括民主黨人在內的一些重量級美國議員也這麼認為。但就在本週，美國前副總統、已宣佈參加2020年總統大選的拜登拋出了與此相反的觀點，他認為中國不對美國構成競爭。當地時間5月1日，拜登在艾奧瓦州參加競選活動時表示，“中國會吃掉我們的午餐？得了吧，夥計們!”他的理由是，中國“甚至還搞不定”南海爭端、與周邊國家的領土爭議和體制內的腐敗問題，“他們(中國)不是壞人。他們不是我們的競爭對手。”
拜登的說法遭到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的反對。5月2日，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聞網採訪時表示，拜登關於中國的看法很“天真”，“對於這麼天真並表示中國不是問題的人——如果拜登確實曾那麼說，那就是非常愚蠢的聲明。”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稱，當下的美國政府“非常非常重視來自中國的威脅”。另一位競爭2020年總統提名資格的民主黨人桑德斯表示，“假裝中國不是我們的主要經濟競爭對手是錯誤的。如果入主白宮，我們將修正貿易政策，贏得競爭。”
福克斯新聞稱，五角大樓也不認同拜登對中國的評價，美國國防部亞太事務助理部長薛瑞福3日談到拜登的涉華言論時表示，“我堅持我們國家安全戰略和國防戰略中的說法，即中國是‘一個戰略競爭對手’”。
面對批評，拜登方面的迴應是把美國人民誇讚了一番。據《華盛頓郵報》2日報道，拜登的發言人安德魯·貝茨發表聲明說，“拜登相信，通過投資美國的核心力量——即美國人民、經濟和史無前例最偉大的美國軍隊，美國可以贏得和所有人的競爭，包括中國。”
2020年美國大選的硝煙剛起，關於中國的話題不斷出現。5月1日，已宣佈不參加明年大選的美國前國務卿希拉里在參加電視節目時批評剛剛公佈的“穆勒報告”為特朗普團隊的“通俄”嫌疑洗地，並戲謔稱“俄羅斯明顯在支持共和黨，那麼我們民主黨為什麼不找中國支持呢？”
美媒：美國政壇很難對中國開展頭腦清醒的討論
“當下的現實使美國政壇很難對中國開展頭腦清醒的討論：中國能以各種相互重疊的方式既是美國的朋友又是美國的敵人”，美國《週刊》網站3日發表評論稱。文章說，美國經常有說法稱，對華貿易使美國從2000年以來喪失100萬至300萬藍領工作崗位，但重要的是要將此類統計數據置於合適背景下。從根本上來說，中國工人比美國工人“廉價”的問題無異於得州工人之於加州工人，中國只是比大多數國家更擅長玩國際貿易秩序的遊戲。從國家安全方面說，中國並非類似蘇聯的那種“意識形態擴張主義者”，中國正前所未有地需要進入全球市場，例如“一帶一路”倡議等項目並非圖謀主導世界，而是致力於為其未來穩定夯實基礎。
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教授張家棟4日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過去，美國關於中國的定位大概分為三派，共和黨更關注地緣政治角度，民主黨更關注政治制度視角，美國老百姓則無所謂。最近這幾年，這三派有一些趨同，都把中國定義為“戰略競爭對手”，但原因各不相同。這會影響美國政策的不確定性，可能一段時間，某個領導人某個黨派出於某一目標會突出中美關係的不同方向，過了這個階段可能又突出另一個方向，這對於走低中的中美關係不一定是壞事，但在中美關係向上時就是壞消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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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為中國正超越我們憂慮，找老總統支招，卡特一針見血
美國總統特朗普與多位前任的關係都很緊張，卻唯獨對現年94歲的卡特另眼相看。對“中國正超越我們”深感憂慮的特朗普近日致電卡特，就中美關係虛心求教。
這位中美建交見證人指出，“我們一直在打仗，而中國沒有將一分錢浪費在戰爭上，這就是他們在各個方面正走在我們前面的原因”。卡特簡潔而睿智的回答無疑點出了中美實力快速接近的一個重要原因——美國自身的過度擴張。
為什麼美國在擴張上樂此不疲，以至於最終“誤傷”了自己？
首先，作為全球霸主的美國將自身的國家利益定義為全球性的，而這使美國很難實現戰略集中。無論是奧巴馬政府的“亞太再平衡”，還是特朗普政府強調的“大國競爭”，都試圖將美國的戰略重心放到東亞，但克里米亞事件、“伊斯蘭國”崛起、敘利亞內戰、阿富汗戰爭等地區性危機一直在牽制著美國，使得其確立戰略重心的努力成效不彰。
其次，作為世界頭號軍事強國，美國從不避諱採用軍事手段維護自身的安全利益。而現代戰爭的標誌性特徵之一就是昂貴，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從經濟學的視角核算了伊拉克戰爭的真實成本，結果竟高達3萬億美元。正如卡特說的那樣，“如果拿出這3萬億美元用於美國的基礎設施建設，我們將擁有高速鐵路、不垮塌的橋樑、良好維護的道路，還能剩下2萬億美元。”
回溯起來，美國從一個實行孤立主義的地區大國走向全球並過度擴張，有一個歷史過程。美西戰爭和海約翰國務卿的兩次“門戶開放”照會是美國走出美洲的初次嘗試，兩次世界大戰則徹底確立了其全球霸主的地位。冷戰以來，美國一度因為越南戰爭的慘痛教訓而對海外干涉心有餘悸，這種“越南後遺症”後來上升為一種官方學說——“溫伯格-鮑威爾主義”，即只有在國家的核心安全利益受到威脅，並擁有清晰的作戰目標、動用壓倒性的軍事力量快速取得勝利、制定明確的撤出戰略的情況下，美國才可以進行海外軍事幹涉。
不過美國的審慎並未維持太久，海灣戰爭讓美軍重拾信心，開始相信依靠壓倒性的技術和火力優勢對敵人進行打擊是可行的。“9·11”事件和新保守主義的興起使美國人同仇敵愾，支持政府通過軍事行動打擊海外的恐怖主義勢力，美國大膽地同時進行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場戰爭。美國陷入戰爭泥潭、“伊斯蘭國”在戰後伊拉克的興起、“基地”組織和“塔利班”的死灰復燃都使美國重新思考自身的安全戰略，這才有了特朗普不顧一切要撤出敘利亞、阿富汗和也門的政策。
綜上所述，20世紀以來美國頻繁的對外干涉既有美國國家利益的需要，也有領導人政策選擇的失誤。窮兵黷武表面上推動美軍不斷更新軍事技術和武器裝備，維持了其世界軍事強國的地位，實際上給國內發展造成了沉重負擔。特朗普就“中國正超越我們”問計於卡特，可以看出瀰漫在美國政治界的那種對於“中國威脅”的恐慌。這種恐慌不僅來自於中美實力的快速接近，也源於兩國政治文化和意識形態迥異而導致的中國意圖在美國人眼中的不確定性。
其實，中國實力快速增長的祕訣恰恰是長期聚焦於國內發展。中美實力愈發接近主要是結構性因素使然，而不是中國刻意趕超的結果。美國當前最優的政策選項不是在各個領域對中國進行圍堵和遏制，而是像卡特建議和中國經驗所證實的那樣，反思自身的國家戰略，聚焦國內發展，避免過度擴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