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發：
諾貝爾獎的主旨是獎勵給那些在物理、化學、醫學和生理學上有最重大發現的人，獎給在文學界創作出具有理想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在當下，在世界範圍內，諾貝爾獎仍是是所頒獎的領域內最重要的獎項。
諾貝爾獎的主題詞，是“發現”、“創新”，事實上，這也當是我們當下教育的主旨。
但諷刺的現實是，我們的教育卻在為考試所綁架，考試分數成了孩子學習優劣的標誌。
學習是數牛毛還是認識一頭牛？
在當下，我們的考試，考的都是課本知識，其分數多寡並不反映孩子學習的全部。如果把整個學生階段的知識體系比作一頭牛，課本里的一個一個知識點就是牛毛。孩子們的學習就如同認識這頭牛，只要掌握了牛的總體骨架、特徵，見到這牛的時候能夠認識，就可以了，至於牛身上的每一根牛毛，如果不是做專門的研究，就完全沒有必要讓孩子去數，
不僅浪費孩子的精力，更可能限制了他們的發展，人的精力畢竟是有限的，顧此只有失彼，你把精力浪費在無謂的事情上，正事自然就無法去幹。
如果我們單純用考試分數測評孩子學習，就得讓孩子傾盡全力去數清牛身上到底有多少根毛，數不清牛毛的根數，就無法考一百分，就得不了第一名。數牛毛教育的結果就是要麼我們的孩子只會數牛毛，考個滿分；要麼就是再也不願數牛毛——厭學，製造出一個差生。
以考試、分數為目標的教育，就是把教材知識全部刻進孩子腦子裡的教育，這種教育，不是把教材當成“例子”，讓學生學會“漁魚”，而是把學生的大腦當成硬盤，將大大小小的“魚鱉蝦蟹”全裝進去。這樣教育出來的學生，只不過是個會呼吸的電腦，知識再多，也只是機械的舊知識、死知複合，不會“發現”，沒有創新，就像“書本里種不莊稼”一樣，考試的分數再高也不會堆出諾貝爾獎。
你的孩子所接受的教育
可能是在浪費生命
我們來認識一個下面這個諾貝爾獎得主：
中村修二，2014年度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
因研發藍光LED而獲得2014年度諾貝爾物理學獎的中村修二
- 出身普通漁民家庭，考試能力也平平，上了日本三流大學德島大學;
- 他動手能力非常強：上午調儀器，下午做實驗;
- 自學能力非常強：中村對物理學具有深刻的理解，但他完全是靠自學而來的。他讀的德島大學甚至沒有物理系。
他曾經犀利地抨擊了當下東亞的教育體制：認為當前整個東亞教育效率低下，是在浪費生命！我們來看看他的觀點：
你習以為常的教育模式
還停留在19世紀
在十九世紀之前，教育其實是個類似手工業的學徒制，不管是東方的私塾還是西方的家庭教師。但是隨著科目的增加和對受基本教育的勞動人口的需求，出現了所謂的 K-12(也就是我們亞洲的普通中小學)教育制度。
現代各國的標準教育模式，是我們已經以為天經地義的幾個基本要素：
- 早上七八點鐘走進教學樓;
- 在長達40-60分鐘的課程中全程坐著聽課，在課堂上，教師負責講，學生負責聽;
- 穿插在課程之間的有午餐以及體育課的時間;
- 放學後，學生回家做作業。
在標準化課程表的禁錮下，原本浩瀚而美不勝收的人類思想領域被人為地切割成了一塊塊，一塊塊便於管理的部分，並被稱為”學科”。同樣，原本行雲流水、融會、融會貫通的概念被分成了成了一個個單獨的”課程單元”。
這個模式，是在18世紀是由普魯士人最先實施的。是他們最先發明瞭我們如今的課堂教學模式。普魯士人的初衷並不是教育出能夠獨立思考的學生，而是大量炮製忠誠且易於管理的國民，他們在學校裡學到的價值觀讓他們服從包括父母、老師和教堂在內的權威，當然，最終要服從國王。
當然，普魯士教育體系在當時的很多方面都具有創新意義。這樣的教育體系讓上萬人成了中產階級，為德國成為工業強國提供了至關重要的原動力。基於當時的技術水平，要在普魯士王國實現人人都接受教育的目標，最經濟的方法或許就是採用普魯士教育體制。
然而，該體制阻礙了學生進行更為深入的探究，對他們獨立思考的能力有害無益。不過，在19世紀，高水平的創造力邏輯思維能力也許不如思想上服從指揮、行動上掌握基本技能那麼重要。
在19世紀上半葉，美國基本照搬了普魯士的教育體系，就像在普魯士一樣，這一舉措能夠大力推動中產階級的構建，使他們有能力在蓬勃發展的工業領域謀得一份工作。除了美國，這個體系在十九世紀也被其他歐洲國家仿效，並推廣到歐美以外其他國家。
但是，如今的經濟現狀已經不再需要順從且遵守紀律的勞動階層，相反，它對勞動者的閱讀能力、數學素養和人文底蘊的要求越來越高。
當今社會需要的是具有創造力、充滿好奇心並能自我引導的終身學習者，需他們有能力提出新穎的想法並付諸實施，不幸的是，普魯士教育體的目標與這一社會需求恰恰相反。如今的教育完全忽視了人與人之間異常美妙的多樣性與細微差別，而正是這些多樣性性與細差別讓人們在智力、想象力和天賦方面各不相同。
扭曲的現代東亞教育
東亞三國在19世紀末為了追趕西方列強而開始引進這種現代教育制度時，又不可避免地由於自己的儒家傳統和科舉制度，而對這個制度作出了潛意識的扭曲和偏重。
1、對大學入學考試和科舉制度的混淆
東亞國家對大學入學考試，總是會和他們長期的科舉傳統混在一起。古代社會對創造力沒有那麼大的需求，所以科舉是個很好的制度，以最小的衝突完成了社會管理者的選拔，且完成了一個以智力取代門閥的準繩的建立。
如果要和科舉模擬的話，現在的對應物應當是公務員考試或者某些大公司的入職考試。因為這些考試和科舉一樣，是需要選拔出已經訓練有素的成年人，馬上就可以從事某些工作。
而大學入學考試，目標則是要選出可塑性強而又有志曏者進行下一步的教育，這樣的人要好像從熔爐裡取出的液態玻璃，可以旋轉拉長，可塑性極強。而科舉考試得到的人員，則要像上了釉彩的出窯瓷器，馬上就可以使用，但是如果你做什麼改動，不是破裂就是刮傷。
此外，考試是個用處非常有侷限的工具。古代的科舉對人才的遺漏盡人皆知，而現代不管哪種考試，能考得出考生的興趣、志向、想象力和實際操作能力的有哪些呢？即使是已經看起來最客觀最可衡量的數學考試，也會遺失很多東西。
可汗學院創始人薩爾曼可汗舉了代數為例子。在學習代數時，學生們多半隻專注於在考試中獲得高分，考試的內容僅僅是各單元學習中最重要的部分。考生們只記住了一大堆X和y，只要將X和y代入死記硬背的公式，就可以得到它們的值。考試中的X和y體現不出代數的力量及其重要性。代數的重要性及魅力之處在於，所有這些X和y代表的是無窮的現象和觀點。
美國的教育制度以雙保險的方式抑制學生在在考試上過分浪費精力：其一，SAT的考分只是錄取考慮的諸因素中的一項，過於重視SAT是不明智的;其二，SAT每年有6次報考機會。
而我們國家現在的教育制度則以加倍的方式促使學生浪費青春：其一，考試分數是錄取與否的決定性因素；其二，一年一度的考試。
複習，是扼殺學生創造力的最大手段
說起復習的重要性，人們經常會引用”學而時習之”, 這個”習”就是複習。但是，孔子時代與今天社會有個巨大差異，是學習的內容。孔子時代的主要學習內容是”禮”，扮演者唯反覆演練才可達到效果。
但是，人類的社會生活演化到近現代，學習的主要內容由”禮”轉變為認知。認知是拓展和變化的，其本質是創造或學習新的東西。如果教育過度強化複習，是產生不出創新人才的。
而且，正如保羅葛蘭素所說的”即使在最好的高中裡學到的知識，和大學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以文科為例，那幾本高中需要反覆誦讀的歷史課本上的知識，和隨便幾本大學歷史系必讀書比起來如何?至於數學呢，即使是中學數學都掌握很好了，還沒有學到十七世紀就出現的微積分。
何況，隨著知識的爆炸，1900年所有的數學知識可以塞進1000本書裡，到2000年已經需要10萬卷書了(德夫林《數學猶聊天》)。可見，花了人一生中精力最充沛的幾年時間反覆學習這麼有限的知識，是多麼低效的學習法啊。
這幾年有個流行的一萬小時理論，對反覆練習好像是個理論上的支持。但是，這種論述的多在【認知複雜性】較低的活動，如象棋、鋼琴、籃球、出租車駕駛、拼寫。但是，對於【認知複雜性】較高的活動，如創作、管理等作用就很難找到足夠的證據。其實，這一點反而可以用來說明，為什麼鋼琴小提琴這類技藝的訓練在西方業已式微，而在東亞國家卻大為興盛。
這類十九世紀就已經蔚為大成的技藝，特點是難度訓練階梯比較固定，知識總量也已經限定，只需要多加練習即可，而且學習的進度，又可以通過曲目難度或考級來衡量。這正好切合了東亞偏愛的學習法。
所以東亞國家的琴童家長，多半既沒有音樂愛好也不瞭解古典音樂背景知識，卻讓孩子花了大量時間練習，其內在出發點，就好像著名笑話中那位因為路燈比較亮，就只在路燈下找鑰匙的愚人一樣。
物質稀缺匱乏心態下的教育
所以學生如果長期處在考試的競爭壓力下，自然也就不可能有長遠的自我成長計劃，而只能把心思集中在將會決定一生道路的一次次考試上。
東亞國家從幼兒園開始到大學的學習卡位戰和爭奪戰，其實質是對有限的高質量教育資源的爭奪，為何這個地區的爭奪會達到這樣的火熱程度呢？那也許要歸咎於長期物質匱乏導致的稀缺心態。
稀缺是東亞民族特有的狀況。因為這些國家幾千年來都是水稻密集型種植經濟，一方面是可以在同等耕地情況下養活更多人，一方面當然是需要付出更多勞動和忍受更大擁擠。
東亞民族特有的匱乏和焦慮心態，不管是東南亞的土著民，歐美人，甚至非洲人，都無法理解。
所以對於教育資源，如果是狹義地理解為配備良好的教室、高階教師之類的，那確實是有限的，對於長期處於稀缺的心理狀態的東亞人來說，是一定要參與爭奪的。
但是，實際上，孩子要成才，更重要的教育資源，其實是各自家庭的文化背景、價值觀的言傳身教、志向和視野的潛移默化，那根本和那種”你上了這個學校我就上不了”那樣的零和博弈無關了。
而且，如果家長在稀缺心態的驅動下，讓孩子從小沉浸在補習班和題海里，希望能先去搶到眼前看起來很稀缺的學校資源，也許從長遠來看，就反而浪費了孩子最大的資源-有無限可能性的少年時光和天生的好奇心，那就是愛之適足以害之了。
當下的教育制度
和工廠流水線沒什麼兩樣
在二十世紀初，泰勒制(Taylorism)在美國產業界盛行一時。泰勒認為、管理的根本目的在於提高效率。為此，他採取了制定工作定額、選擇最好的工人、實施標準化管理、實施刺激性的付酬制度、強調僱主與工人合作的”精神革命”等。
這就將工人的潛能發揮到無以復加的程度，有人形容，在實行泰勒制的工廠裡，找不出一個多餘的工人，每個工人都像機器一樣一刻不停地工作。泰勒理論的前提是把作為管理對象的”人”看作是”經濟人”，利益驅動是該學派用以提高效率的主要法寶。現代最著名的泰勒制工廠莫過於富士康了。從報道中大家也可以猜想到這種高壓環境對工人心理的影響。
而如果把東亞教育制度和泰勒制工廠來對比的話，我們會發現幾乎是一一對應的關係，制定很高的學習量和需要考核的大量知識點、選擇成績好的學生組成重點學校、全國統一的考核標準、大量考試形成的刺激性獎懲、還有學校內部的各種打雞血活動。學校目標也是要發揮學生的潛能，每一分鐘都要致力於得到最好的成績。
所以批評這種教育體系的人經常說，孩子好像是流水在線的工業製品，或者說，學生是老師的童工，他們的成績就成為老師的績效，所以師生的利益關係經常不是一致的，是相反的。這並不是簡單的激憤之詞，而是有一定的內在邏輯。
當然，因為東亞國家的勤勞傳統，孩子們這麼辛苦，如果確有效果，也不是不能接受。但問題就在於這個有效性上。
這種教育上的泰勒制，本質上是把學生當成體力工作者來對待。對於體力工作者，因為他們的工作狀態是可見的，所以工廠管理比較容易，對他們的要求是”把事情做對”，而不是”做對的事情”。
而現代學生呢，我覺得更像德魯克所定義的”知識工作者” (知識工作者不生產有形的東西，而是生產知識、創意和信息，誰也看不出他們到底在想些什麼)，而且從培養目的上也是要大多成為知識工作者。學生時代的真正成果，不是他們交上去的作業和考卷，而是他們所真正學習到和思考的內容。這些在技術上是無法進行嚴密的督導的。
所以要成為好學生，不是像體力勞動者一樣忠實地完成老師的作業，而是要像知識工作者一樣，具有有效性，也就是”做好該做的事情”。好學生一定得做到：要自我決定學習的側重，衡量自己知識的掌握度，管理自己的學習時間。這就需要具有極大的主動性和自由度。
所以，悲劇的是，由於東亞教育體制的工業時代基因，他們是用訓練體力勞動者的做法，來培養他們心目中未來的學者和企業家，這不免就南轅北轍了。
東亞的教育體制，一方面，養活了龐大的低效率又思想陳舊的各類公私教育機構（這一點類似蘇聯工業集團），另一方面，通過對學歷的看重，佔據社會中高階層的，多半都是最適應這個體制者，而這個階層又通過在應試教育上的更多支出，保證自己的下一代在這個考試體系中也能脫穎而出，從而把自己在社會地位上的優勢又傳給了下一代（這一點又有點像種姓制度）。
這個急需改革的體制，就這樣在各個社會集團的共謀下愈發僵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