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農村去，到農村去！彷彿一聲聲低沉的魔咒從田野深處響起，越來越多的中國建築師被從城市的浮華中喚醒，他們懷揣各異的心思抱負，奔赴農村開始新一輪“上山下鄉”運動。
但是且慢！這些年來不正是這批建築師，在沒想明白城市的基本問題前就已把中國城市刷得近乎刷無可刷的麼？現在把目光又興致勃勃投向農村的他們，在沒琢磨清鄉土中國的諸多問題之前，能指望其在刷村時的表現比當初刷城時更好一些嗎？
如果說，中國當代的城市化進程至少還有若干舶來的藍圖可資借鑑的話，那麼，中國當代鄉村建設則因其複雜性和特殊性而絕無統一的範本以供因循。甚至，中國當代的鄉建問題是一張沒有標準答案的考卷，而只有時間，才是最終給每一位應試者打出成績的考官。
這一張鄉建考卷上，有三道基礎性大題不可不審，打算上山下鄉的“新知青”建築師們，準備好，請聽題：
到農村去，到農村去！彷彿一聲聲低沉的魔咒從田野深處響起，越來越多的中國建築師被從城市的浮華中喚醒，他們懷揣各異的心思抱負，奔赴農村開始新一輪“上山下鄉”運動。
但是且慢！這些年來不正是這批建築師，在沒想明白城市的基本問題前就已把中國城市刷得近乎刷無可刷的麼？現在把目光又興致勃勃投向農村的他們，在沒琢磨清鄉土中國的諸多問題之前，能指望其在刷村時的表現比當初刷城時更好一些嗎？
如果說，中國當代的城市化進程至少還有若干舶來的藍圖可資借鑑的話，那麼，中國當代鄉村建設則因其複雜性和特殊性而絕無統一的範本以供因循。甚至，中國當代的鄉建問題是一張沒有標準答案的考卷，而只有時間，才是最終給每一位應試者打出成績的考官。
這一張鄉建考卷上，有三道基礎性大題不可不審，打算上山下鄉的“新知青”建築師們，準備好，請聽題：
1、"城鄉二元 三農一體"——為什麼去？
農村，曾經是中國傳統農耕文明的基本空間形態；農業，曾經是中華文明的基本生產形態和組織形態；農民，也曾經是幾乎每一箇中國人的缺省身份。彷彿如魚在水，“三農”在中華傳統文明生態中根本不會成為“問題”。
“問題”出在文明生境發生了巨大“災變”——隨著19世紀中葉以工業文明為特徵的西方現代文明體的入侵，以農耕文明為特徵的中華傳統文明迅速瓦解，不得不被動開啟從農耕文明向工業文明轉型的“文明再造”的現代化進程。一個半世紀以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如此艱難曲折，時至今日仍未竟全功。
到農村去，到農村去！彷彿一聲聲低沉的魔咒從田野深處響起，越來越多的中國建築師被從城市的浮華中喚醒，他們懷揣各異的心思抱負，奔赴農村開始新一輪“上山下鄉”運動。
但是且慢！這些年來不正是這批建築師，在沒想明白城市的基本問題前就已把中國城市刷得近乎刷無可刷的麼？現在把目光又興致勃勃投向農村的他們，在沒琢磨清鄉土中國的諸多問題之前，能指望其在刷村時的表現比當初刷城時更好一些嗎？
如果說，中國當代的城市化進程至少還有若干舶來的藍圖可資借鑑的話，那麼，中國當代鄉村建設則因其複雜性和特殊性而絕無統一的範本以供因循。甚至，中國當代的鄉建問題是一張沒有標準答案的考卷，而只有時間，才是最終給每一位應試者打出成績的考官。
這一張鄉建考卷上，有三道基礎性大題不可不審，打算上山下鄉的“新知青”建築師們，準備好，請聽題：
1、"城鄉二元 三農一體"——為什麼去？
農村，曾經是中國傳統農耕文明的基本空間形態；農業，曾經是中華文明的基本生產形態和組織形態；農民，也曾經是幾乎每一箇中國人的缺省身份。彷彿如魚在水，“三農”在中華傳統文明生態中根本不會成為“問題”。
“問題”出在文明生境發生了巨大“災變”——隨著19世紀中葉以工業文明為特徵的西方現代文明體的入侵，以農耕文明為特徵的中華傳統文明迅速瓦解，不得不被動開啟從農耕文明向工業文明轉型的“文明再造”的現代化進程。一個半世紀以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如此艱難曲折，時至今日仍未竟全功。
中華文明的急劇轉型，必然撕裂傳統農耕文明的原有結構。所謂“城市化”，正是這一轉型過程的外在反映——從一產到二產的產業轉移、從農業人口到工業人口的變身與遷徙、從鄉村到城市的空間再造和社會重組。在整體資源極度匱乏的情況下，只能通過城鄉二元的剪刀差方式，盤剝農村資源廉價供給城市的現代化需求，中國城鄉原本一體化的文明組織從此分裂為二元對立的格局。在此消彼長的城鄉裂變力量作用下，自晚清開始，中國農村進入衰落的下行通道，及至1990年代因城市現代化進程的提速而爆炸式地加快抽取農村資源，終於突破既存農耕生態系統的臨界點導致系統失衡，從而使“三農”問題大範圍凸顯。
從文明生態的角度觀察，當代中國農村的凋敝圖景僅僅是一種空間表象，其背後是農產品價格過低，集體化農業生產體系崩解，青壯年農業人口流失，農村基層社會組織潰散，傳統農耕文化和鄉土技術失傳等一系列文明轉型期不可避免的嚴峻社會問題。面對中國當代鄉建領域的複雜性和矛盾性，城市型建築師習用的思維模式與設計工具無疑是失效的。
要破解中國當代的鄉建難題，就必須將“三農”問題視為一體考量。如果離開農業和農民，空談農村建設有害無益。“三農”問題的關鍵是“農業”（也泛指一切在農村地區可持續開發的產業），有業才會有人，樂業才會安居，安居才會顧及農村的環境品質。因此，鄉村建設，首先是產業建設，其次是社會建設，最後才是環境建設。建築師所設計的鄉村建築，假如徒具引人注目的物質軀殼，而看不到背後的人在哪裡、業在何方的話，那麼就不過是一場把鄉村當佈景的形式遊戲。
為什麼要“上山下鄉”？這是每一個準備投身鄉建工作的建築師首先要向自己提出的問題。在文明轉型進程行至中途、城市化潮流不可逆轉、“三農”問題尚無解決良策的當下，同一個“設計下鄉”的行動，可能反映了多種不同的價值取向——鄉愁排遣、文化責任、前衛姿態、公益情懷、風光借景、自由嚮往、藝術追求、生活趣味、社會理想、生態實驗……抑或，替資本進村“為王前驅”？
當下這一輪鄉建熱潮的直接動因，來自十八大之後放開農村土地流轉政策所帶來的對農村土地升值的普遍預期，無論是政府層面的加強農村土地規劃，還是個體層面各種涉農項目，概莫能外。因此，大多數建築師在本輪鄉建熱潮中充當的角色，不過是躍躍欲試準備過河下鄉的資本大軍的前哨探馬。可以預計，在城市資本對鄉土中國重新格式化的未來進程中，中國農村必將釋放出極大的機會空間和極多的空間機會，這對於建築師來說可能是又一場不亞於城市化建設機遇的饕餮盛宴。那麼赴宴之前，建築師們是否需要總結一下上一場筵席的經驗教訓，重新思考自己與資本力量的關係定位—是為虎作倀？還是與狼共舞？又或另闢蹊徑,亡羊補牢？
應該看到，中國農村的廣袤幅員、深厚歷史、多樣環境、豐厚物產，以及目前相對寬鬆的管理體制和城市資本尚未大規模進入前相對低廉的土地產權，都為中國建築師們提供了可供想象力恣意馳騁的盛大舞臺。中國現代化進程從工業文明向互聯網文明和生態文明的陡然躍遷，也從根本上改變了城鄉資源的傳統配置規則，使鄉土空間在網絡時代重新具有了足以在某些領域與城市開展競爭的潛力，亟待通過創造性的設計將其激發、呈現出來。
上文說到，“三農”問題的核心是“業”，而“業”的核心是資源，資源問題的核心則是交換——與城市的交換。交換的前提，是城市對鄉村的認同，而這種認同是物理的、也是心理的，是直感的、也是傳播的。城鄉認同空間的創造讓出城入鄉的建築師有機會大顯身手。在某些情況下，精心設計的特色空間可以成為將農村資源變現為城市消費品的“環境觸媒”。北京懷柔的北溝村和河南信陽的郝堂村就是兩個成功的案例：美國業餘建築師薩洋（Jim Spears）把北溝村口的琉璃瓦廠精心改造為設計型酒店，又將一戶荒棄的農宅重裝為一間特色麵館，吸引到包括比爾·蓋茨在內的大批國際遊客來此消費和投資，數年時間就顯著改變了北溝村的面貌；中國藝術家孫君和鄉建專家李昌平等人，通過村舍改造和內生型互助金融聯動的方式，把郝堂村整體打造成了中國最美鄉村，讓這個本無特殊景觀資源的村落一躍成為遠近聞名的旅遊熱點，從而把普通的農產品賣出了旅遊紀念品的價格，大幅提高了農民收入。
凡此種種，都證明了鄉建設計可以通過環境干預對農村的產業生態和社會生態產生積極影響。總體看來，只要牽住了產業和資源這個“三農”問題的牛鼻子，中國農村就還有浩瀚的可能性供建築師的創意設計自由鋪展，並對伺機虎視的城市資本“四兩撥千斤”。
到農村去，到農村去！彷彿一聲聲低沉的魔咒從田野深處響起，越來越多的中國建築師被從城市的浮華中喚醒，他們懷揣各異的心思抱負，奔赴農村開始新一輪“上山下鄉”運動。
但是且慢！這些年來不正是這批建築師，在沒想明白城市的基本問題前就已把中國城市刷得近乎刷無可刷的麼？現在把目光又興致勃勃投向農村的他們，在沒琢磨清鄉土中國的諸多問題之前，能指望其在刷村時的表現比當初刷城時更好一些嗎？
如果說，中國當代的城市化進程至少還有若干舶來的藍圖可資借鑑的話，那麼，中國當代鄉村建設則因其複雜性和特殊性而絕無統一的範本以供因循。甚至，中國當代的鄉建問題是一張沒有標準答案的考卷，而只有時間，才是最終給每一位應試者打出成績的考官。
這一張鄉建考卷上，有三道基礎性大題不可不審，打算上山下鄉的“新知青”建築師們，準備好，請聽題：
1、"城鄉二元 三農一體"——為什麼去？
農村，曾經是中國傳統農耕文明的基本空間形態；農業，曾經是中華文明的基本生產形態和組織形態；農民，也曾經是幾乎每一箇中國人的缺省身份。彷彿如魚在水，“三農”在中華傳統文明生態中根本不會成為“問題”。
“問題”出在文明生境發生了巨大“災變”——隨著19世紀中葉以工業文明為特徵的西方現代文明體的入侵，以農耕文明為特徵的中華傳統文明迅速瓦解，不得不被動開啟從農耕文明向工業文明轉型的“文明再造”的現代化進程。一個半世紀以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如此艱難曲折，時至今日仍未竟全功。
中華文明的急劇轉型，必然撕裂傳統農耕文明的原有結構。所謂“城市化”，正是這一轉型過程的外在反映——從一產到二產的產業轉移、從農業人口到工業人口的變身與遷徙、從鄉村到城市的空間再造和社會重組。在整體資源極度匱乏的情況下，只能通過城鄉二元的剪刀差方式，盤剝農村資源廉價供給城市的現代化需求，中國城鄉原本一體化的文明組織從此分裂為二元對立的格局。在此消彼長的城鄉裂變力量作用下，自晚清開始，中國農村進入衰落的下行通道，及至1990年代因城市現代化進程的提速而爆炸式地加快抽取農村資源，終於突破既存農耕生態系統的臨界點導致系統失衡，從而使“三農”問題大範圍凸顯。
從文明生態的角度觀察，當代中國農村的凋敝圖景僅僅是一種空間表象，其背後是農產品價格過低，集體化農業生產體系崩解，青壯年農業人口流失，農村基層社會組織潰散，傳統農耕文化和鄉土技術失傳等一系列文明轉型期不可避免的嚴峻社會問題。面對中國當代鄉建領域的複雜性和矛盾性，城市型建築師習用的思維模式與設計工具無疑是失效的。
要破解中國當代的鄉建難題，就必須將“三農”問題視為一體考量。如果離開農業和農民，空談農村建設有害無益。“三農”問題的關鍵是“農業”（也泛指一切在農村地區可持續開發的產業），有業才會有人，樂業才會安居，安居才會顧及農村的環境品質。因此，鄉村建設，首先是產業建設，其次是社會建設，最後才是環境建設。建築師所設計的鄉村建築，假如徒具引人注目的物質軀殼，而看不到背後的人在哪裡、業在何方的話，那麼就不過是一場把鄉村當佈景的形式遊戲。
為什麼要“上山下鄉”？這是每一個準備投身鄉建工作的建築師首先要向自己提出的問題。在文明轉型進程行至中途、城市化潮流不可逆轉、“三農”問題尚無解決良策的當下，同一個“設計下鄉”的行動，可能反映了多種不同的價值取向——鄉愁排遣、文化責任、前衛姿態、公益情懷、風光借景、自由嚮往、藝術追求、生活趣味、社會理想、生態實驗……抑或，替資本進村“為王前驅”？
當下這一輪鄉建熱潮的直接動因，來自十八大之後放開農村土地流轉政策所帶來的對農村土地升值的普遍預期，無論是政府層面的加強農村土地規劃，還是個體層面各種涉農項目，概莫能外。因此，大多數建築師在本輪鄉建熱潮中充當的角色，不過是躍躍欲試準備過河下鄉的資本大軍的前哨探馬。可以預計，在城市資本對鄉土中國重新格式化的未來進程中，中國農村必將釋放出極大的機會空間和極多的空間機會，這對於建築師來說可能是又一場不亞於城市化建設機遇的饕餮盛宴。那麼赴宴之前，建築師們是否需要總結一下上一場筵席的經驗教訓，重新思考自己與資本力量的關係定位—是為虎作倀？還是與狼共舞？又或另闢蹊徑,亡羊補牢？
應該看到，中國農村的廣袤幅員、深厚歷史、多樣環境、豐厚物產，以及目前相對寬鬆的管理體制和城市資本尚未大規模進入前相對低廉的土地產權，都為中國建築師們提供了可供想象力恣意馳騁的盛大舞臺。中國現代化進程從工業文明向互聯網文明和生態文明的陡然躍遷，也從根本上改變了城鄉資源的傳統配置規則，使鄉土空間在網絡時代重新具有了足以在某些領域與城市開展競爭的潛力，亟待通過創造性的設計將其激發、呈現出來。
上文說到，“三農”問題的核心是“業”，而“業”的核心是資源，資源問題的核心則是交換——與城市的交換。交換的前提，是城市對鄉村的認同，而這種認同是物理的、也是心理的，是直感的、也是傳播的。城鄉認同空間的創造讓出城入鄉的建築師有機會大顯身手。在某些情況下，精心設計的特色空間可以成為將農村資源變現為城市消費品的“環境觸媒”。北京懷柔的北溝村和河南信陽的郝堂村就是兩個成功的案例：美國業餘建築師薩洋（Jim Spears）把北溝村口的琉璃瓦廠精心改造為設計型酒店，又將一戶荒棄的農宅重裝為一間特色麵館，吸引到包括比爾·蓋茨在內的大批國際遊客來此消費和投資，數年時間就顯著改變了北溝村的面貌；中國藝術家孫君和鄉建專家李昌平等人，通過村舍改造和內生型互助金融聯動的方式，把郝堂村整體打造成了中國最美鄉村，讓這個本無特殊景觀資源的村落一躍成為遠近聞名的旅遊熱點，從而把普通的農產品賣出了旅遊紀念品的價格，大幅提高了農民收入。
凡此種種，都證明了鄉建設計可以通過環境干預對農村的產業生態和社會生態產生積極影響。總體看來，只要牽住了產業和資源這個“三農”問題的牛鼻子，中國農村就還有浩瀚的可能性供建築師的創意設計自由鋪展，並對伺機虎視的城市資本“四兩撥千斤”。
2、“城鄉共生 三村異略”——到哪裡建？
與地理上的“農村包圍城市”不同，當代文明的基調則是“城市包圍農村”。無論從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任何一個方面，農村都已淪為城市的附庸，傳統上脫離城市而自給自足的原生態鄉村社會已不復存在。在這樣的城市文明背景下，不再有純粹的“鄉土”問題，而必須納入“城鄉共同體”的認識框架。
如果為中國農村畫一幅資源價值地圖的話，那麼這幅地圖一定是不勻質的。由於對城市的高度依賴，鄉土資源的定價權被牢牢地控制在城市手中。因此，一個村社的資源價值基本取決於其與城市、特別是鄰近城市的供需關係。以“城鄉共同體”內資源價值的標準分類，中國只有“三個村子”——城村、鄉村、農村。
所謂“城村”，是“城中村”與“城邊村”的合稱。其共同的特點，就是既享有城市區域高昂的地價，又具有相對獨立的社會結構、空間結構和管理體系，成為“割據”於城市的特殊組織單位。城村一度被視為城市的“毒瘤”，每個城市政府都必欲拔之而後快，但事實上，對於因強調統一規劃和全覆蓋規劃而缺乏多樣性與冗餘度的中國當代城市來說，城村對涵納城市低收入人群、平衡城市社會生態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近年來，隨著城市地價的飆升，各地的城村改造大多成為權力意志攜資本力量與地方原住民勢力強硬碰撞的角鬥場，其中留給建築師進行創造和周旋的縫隙並不寬裕，許多富有想象力的改造方案最後都停留在紙面上無法實施。從設計屬性上看，城村早已不是“村”，而是一類特殊的“城”。
所謂“鄉村”，著重突出的是其“鄉”的屬性，簡言之，就是擁有對城市具有吸引力的“鄉野”環境資源、“鄉土”文化資源、“鄉居”生活資源和“鄉風”民俗資源，並有著便利交通優勢而能直接服務於城市的村社。由於佔據與城市互補性強的“鄉式”資源，絕大多數“鄉村”具有從一產向三產化經濟轉型的發展潛能，因此最受城市資本的青睞，也最能贏得對鄉土充滿浪漫想象的建築師群體的鐘情。現下媒體上流行的鄉建實踐，也多以“鄉村”為背景展開，但說到底，卻有事半功倍的借勢取巧之嫌——建築師的工作，不過是在鄉情濃郁的明信片上進行輕鬆的形式“點景”而已。若論起“點景”的工作，藝術家比建築師來得更為得心應手，也高明得更多：日本新瀉的越後妻有大地藝術展、歐寧在安徽黟縣的“碧山計劃”、渠巖在山西許村的“藝術修復鄉村”運動，其社會影響力都不是任何一個建築師主導的鄉建項目可以比擬的。既往經驗表明，對於“鄉村”中的“鄉建”，重要的並非點景或造景，而是“激活”資源，即通過有創造性的空間組織激發鄉村存量鄉土資源的系統活力。
所謂“農村”，就是高度依賴農業經濟而缺少特殊資源和其他收入來源的村社，屬於典型依附泛農產業的基本社會單元。“農村”在中國涉農地區佔比最高，而發展前景也最渺茫，其根本原因在於人為的工農業剪刀差造成農產品定價不合理，而長年人均低收入又令“農村”很難形成資本積累進行產業轉型。在城市居民的媒體認知上，當代中國“農村”的貧困、髒亂、劣質和枯燥長期被特色“鄉村”的自然美景與田園風光所掩蓋。無論是城市資本、藝術家、還是絕大多數建築師，也都長期對“農村”這個涉農地區的“第三世界”視而不見。但事實上，廣大的“農村”遠比地理位置和資源稟賦得天獨厚的“城村”和“鄉村”更需要鄉建的關懷，可惜深入真正的“農村”從事實踐的中國建築師堪稱寥若晨星。如果說，建築師的設計在“鄉村”是錦上添花的話，那麼在“農村”則稱得上是雪中送炭。
三“村”之中，“到哪裡建”是一個特別值得思考的問題。“城村”舞臺逼仄，“鄉村”名利雙收，而唯有“農村”才是鄉建工作真正的試金石。分清三“村”，讓我們對那些在“鄉村”附庸風雅卻聲稱自己解決了中國“農村”問題的建築師言論抱之一哂，也讓我們對謝英俊、無止橋團隊、穆鈞等真正在“農村”第一線從事鄉建工作的建築師們平添一分敬意。
到農村去，到農村去！彷彿一聲聲低沉的魔咒從田野深處響起，越來越多的中國建築師被從城市的浮華中喚醒，他們懷揣各異的心思抱負，奔赴農村開始新一輪“上山下鄉”運動。
但是且慢！這些年來不正是這批建築師，在沒想明白城市的基本問題前就已把中國城市刷得近乎刷無可刷的麼？現在把目光又興致勃勃投向農村的他們，在沒琢磨清鄉土中國的諸多問題之前，能指望其在刷村時的表現比當初刷城時更好一些嗎？
如果說，中國當代的城市化進程至少還有若干舶來的藍圖可資借鑑的話，那麼，中國當代鄉村建設則因其複雜性和特殊性而絕無統一的範本以供因循。甚至，中國當代的鄉建問題是一張沒有標準答案的考卷，而只有時間，才是最終給每一位應試者打出成績的考官。
這一張鄉建考卷上，有三道基礎性大題不可不審，打算上山下鄉的“新知青”建築師們，準備好，請聽題：
1、"城鄉二元 三農一體"——為什麼去？
農村，曾經是中國傳統農耕文明的基本空間形態；農業，曾經是中華文明的基本生產形態和組織形態；農民，也曾經是幾乎每一箇中國人的缺省身份。彷彿如魚在水，“三農”在中華傳統文明生態中根本不會成為“問題”。
“問題”出在文明生境發生了巨大“災變”——隨著19世紀中葉以工業文明為特徵的西方現代文明體的入侵，以農耕文明為特徵的中華傳統文明迅速瓦解，不得不被動開啟從農耕文明向工業文明轉型的“文明再造”的現代化進程。一個半世紀以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如此艱難曲折，時至今日仍未竟全功。
中華文明的急劇轉型，必然撕裂傳統農耕文明的原有結構。所謂“城市化”，正是這一轉型過程的外在反映——從一產到二產的產業轉移、從農業人口到工業人口的變身與遷徙、從鄉村到城市的空間再造和社會重組。在整體資源極度匱乏的情況下，只能通過城鄉二元的剪刀差方式，盤剝農村資源廉價供給城市的現代化需求，中國城鄉原本一體化的文明組織從此分裂為二元對立的格局。在此消彼長的城鄉裂變力量作用下，自晚清開始，中國農村進入衰落的下行通道，及至1990年代因城市現代化進程的提速而爆炸式地加快抽取農村資源，終於突破既存農耕生態系統的臨界點導致系統失衡，從而使“三農”問題大範圍凸顯。
從文明生態的角度觀察，當代中國農村的凋敝圖景僅僅是一種空間表象，其背後是農產品價格過低，集體化農業生產體系崩解，青壯年農業人口流失，農村基層社會組織潰散，傳統農耕文化和鄉土技術失傳等一系列文明轉型期不可避免的嚴峻社會問題。面對中國當代鄉建領域的複雜性和矛盾性，城市型建築師習用的思維模式與設計工具無疑是失效的。
要破解中國當代的鄉建難題，就必須將“三農”問題視為一體考量。如果離開農業和農民，空談農村建設有害無益。“三農”問題的關鍵是“農業”（也泛指一切在農村地區可持續開發的產業），有業才會有人，樂業才會安居，安居才會顧及農村的環境品質。因此，鄉村建設，首先是產業建設，其次是社會建設，最後才是環境建設。建築師所設計的鄉村建築，假如徒具引人注目的物質軀殼，而看不到背後的人在哪裡、業在何方的話，那麼就不過是一場把鄉村當佈景的形式遊戲。
為什麼要“上山下鄉”？這是每一個準備投身鄉建工作的建築師首先要向自己提出的問題。在文明轉型進程行至中途、城市化潮流不可逆轉、“三農”問題尚無解決良策的當下，同一個“設計下鄉”的行動，可能反映了多種不同的價值取向——鄉愁排遣、文化責任、前衛姿態、公益情懷、風光借景、自由嚮往、藝術追求、生活趣味、社會理想、生態實驗……抑或，替資本進村“為王前驅”？
當下這一輪鄉建熱潮的直接動因，來自十八大之後放開農村土地流轉政策所帶來的對農村土地升值的普遍預期，無論是政府層面的加強農村土地規劃，還是個體層面各種涉農項目，概莫能外。因此，大多數建築師在本輪鄉建熱潮中充當的角色，不過是躍躍欲試準備過河下鄉的資本大軍的前哨探馬。可以預計，在城市資本對鄉土中國重新格式化的未來進程中，中國農村必將釋放出極大的機會空間和極多的空間機會，這對於建築師來說可能是又一場不亞於城市化建設機遇的饕餮盛宴。那麼赴宴之前，建築師們是否需要總結一下上一場筵席的經驗教訓，重新思考自己與資本力量的關係定位—是為虎作倀？還是與狼共舞？又或另闢蹊徑,亡羊補牢？
應該看到，中國農村的廣袤幅員、深厚歷史、多樣環境、豐厚物產，以及目前相對寬鬆的管理體制和城市資本尚未大規模進入前相對低廉的土地產權，都為中國建築師們提供了可供想象力恣意馳騁的盛大舞臺。中國現代化進程從工業文明向互聯網文明和生態文明的陡然躍遷，也從根本上改變了城鄉資源的傳統配置規則，使鄉土空間在網絡時代重新具有了足以在某些領域與城市開展競爭的潛力，亟待通過創造性的設計將其激發、呈現出來。
上文說到，“三農”問題的核心是“業”，而“業”的核心是資源，資源問題的核心則是交換——與城市的交換。交換的前提，是城市對鄉村的認同，而這種認同是物理的、也是心理的，是直感的、也是傳播的。城鄉認同空間的創造讓出城入鄉的建築師有機會大顯身手。在某些情況下，精心設計的特色空間可以成為將農村資源變現為城市消費品的“環境觸媒”。北京懷柔的北溝村和河南信陽的郝堂村就是兩個成功的案例：美國業餘建築師薩洋（Jim Spears）把北溝村口的琉璃瓦廠精心改造為設計型酒店，又將一戶荒棄的農宅重裝為一間特色麵館，吸引到包括比爾·蓋茨在內的大批國際遊客來此消費和投資，數年時間就顯著改變了北溝村的面貌；中國藝術家孫君和鄉建專家李昌平等人，通過村舍改造和內生型互助金融聯動的方式，把郝堂村整體打造成了中國最美鄉村，讓這個本無特殊景觀資源的村落一躍成為遠近聞名的旅遊熱點，從而把普通的農產品賣出了旅遊紀念品的價格，大幅提高了農民收入。
凡此種種，都證明了鄉建設計可以通過環境干預對農村的產業生態和社會生態產生積極影響。總體看來，只要牽住了產業和資源這個“三農”問題的牛鼻子，中國農村就還有浩瀚的可能性供建築師的創意設計自由鋪展，並對伺機虎視的城市資本“四兩撥千斤”。
2、“城鄉共生 三村異略”——到哪裡建？
與地理上的“農村包圍城市”不同，當代文明的基調則是“城市包圍農村”。無論從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任何一個方面，農村都已淪為城市的附庸，傳統上脫離城市而自給自足的原生態鄉村社會已不復存在。在這樣的城市文明背景下，不再有純粹的“鄉土”問題，而必須納入“城鄉共同體”的認識框架。
如果為中國農村畫一幅資源價值地圖的話，那麼這幅地圖一定是不勻質的。由於對城市的高度依賴，鄉土資源的定價權被牢牢地控制在城市手中。因此，一個村社的資源價值基本取決於其與城市、特別是鄰近城市的供需關係。以“城鄉共同體”內資源價值的標準分類，中國只有“三個村子”——城村、鄉村、農村。
所謂“城村”，是“城中村”與“城邊村”的合稱。其共同的特點，就是既享有城市區域高昂的地價，又具有相對獨立的社會結構、空間結構和管理體系，成為“割據”於城市的特殊組織單位。城村一度被視為城市的“毒瘤”，每個城市政府都必欲拔之而後快，但事實上，對於因強調統一規劃和全覆蓋規劃而缺乏多樣性與冗餘度的中國當代城市來說，城村對涵納城市低收入人群、平衡城市社會生態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近年來，隨著城市地價的飆升，各地的城村改造大多成為權力意志攜資本力量與地方原住民勢力強硬碰撞的角鬥場，其中留給建築師進行創造和周旋的縫隙並不寬裕，許多富有想象力的改造方案最後都停留在紙面上無法實施。從設計屬性上看，城村早已不是“村”，而是一類特殊的“城”。
所謂“鄉村”，著重突出的是其“鄉”的屬性，簡言之，就是擁有對城市具有吸引力的“鄉野”環境資源、“鄉土”文化資源、“鄉居”生活資源和“鄉風”民俗資源，並有著便利交通優勢而能直接服務於城市的村社。由於佔據與城市互補性強的“鄉式”資源，絕大多數“鄉村”具有從一產向三產化經濟轉型的發展潛能，因此最受城市資本的青睞，也最能贏得對鄉土充滿浪漫想象的建築師群體的鐘情。現下媒體上流行的鄉建實踐，也多以“鄉村”為背景展開，但說到底，卻有事半功倍的借勢取巧之嫌——建築師的工作，不過是在鄉情濃郁的明信片上進行輕鬆的形式“點景”而已。若論起“點景”的工作，藝術家比建築師來得更為得心應手，也高明得更多：日本新瀉的越後妻有大地藝術展、歐寧在安徽黟縣的“碧山計劃”、渠巖在山西許村的“藝術修復鄉村”運動，其社會影響力都不是任何一個建築師主導的鄉建項目可以比擬的。既往經驗表明，對於“鄉村”中的“鄉建”，重要的並非點景或造景，而是“激活”資源，即通過有創造性的空間組織激發鄉村存量鄉土資源的系統活力。
所謂“農村”，就是高度依賴農業經濟而缺少特殊資源和其他收入來源的村社，屬於典型依附泛農產業的基本社會單元。“農村”在中國涉農地區佔比最高，而發展前景也最渺茫，其根本原因在於人為的工農業剪刀差造成農產品定價不合理，而長年人均低收入又令“農村”很難形成資本積累進行產業轉型。在城市居民的媒體認知上，當代中國“農村”的貧困、髒亂、劣質和枯燥長期被特色“鄉村”的自然美景與田園風光所掩蓋。無論是城市資本、藝術家、還是絕大多數建築師，也都長期對“農村”這個涉農地區的“第三世界”視而不見。但事實上，廣大的“農村”遠比地理位置和資源稟賦得天獨厚的“城村”和“鄉村”更需要鄉建的關懷，可惜深入真正的“農村”從事實踐的中國建築師堪稱寥若晨星。如果說，建築師的設計在“鄉村”是錦上添花的話，那麼在“農村”則稱得上是雪中送炭。
三“村”之中，“到哪裡建”是一個特別值得思考的問題。“城村”舞臺逼仄，“鄉村”名利雙收，而唯有“農村”才是鄉建工作真正的試金石。分清三“村”，讓我們對那些在“鄉村”附庸風雅卻聲稱自己解決了中國“農村”問題的建築師言論抱之一哂，也讓我們對謝英俊、無止橋團隊、穆鈞等真正在“農村”第一線從事鄉建工作的建築師們平添一分敬意。
3、“城鄉並流 三途同歸”——想怎麼幹？
不得不說，現階段中國建築師們對於新鄉土建築的設計是嚴重缺乏想象力的，這來源於他們不自覺地在自己的頭腦中預設了大片鄉建設計的禁區。絕大多數從小在城市裡泡大卻熱衷於鄉建的建築師們，對於城市有著某種從厭煩到逆反的情結。他們熱切地希望自己的鄉建設計，能夠表現出與城市截然相異、超然出塵的觀感，因此在設計時頻出重手，不把建築的鄉土味道表現到極致誓不甘休，“城市化形式”就此成了他們進行鄉建實踐的思想禁區。
從設計取向上看，當代中國的鄉建實踐可分為三大流派——文化流、技術流、社會流。
“文化流”顧名思義，是試圖用建築形式來塑造文化圖景，其中又可分為懷舊型的“鄉愁派”與激進型的“奇景派”。鄉愁型建築竭力從空間、造型、材料、色彩、工法上與周遭的傳統鄉土建築取得呼應，再輔以田野、老樹、池塘、禽畜、夕陽、古井、石輾、舊屋等配景，希望營造出雞犬新豐的時空錯覺；而奇景型建築則仗著在農村蓋房沒人審批而為所欲為，把在城市中實現不了的極端設計理想在鄉間付諸建造。無論是鄉愁派還是奇景派，“文化流”鄉建最大的軟肋是難以獲得村社鄰里的認同，鄉親們既無法被勾起石頭縫裡的鄉愁，也難以欣賞不開窗戶的光牆。這些以抵抗和逃避城市為號召的建築，實際最主要的作用，就是豐富了城市中建築媒體的報道種類並偶爾捕獲城裡人的眼球。
到農村去，到農村去！彷彿一聲聲低沉的魔咒從田野深處響起，越來越多的中國建築師被從城市的浮華中喚醒，他們懷揣各異的心思抱負，奔赴農村開始新一輪“上山下鄉”運動。
但是且慢！這些年來不正是這批建築師，在沒想明白城市的基本問題前就已把中國城市刷得近乎刷無可刷的麼？現在把目光又興致勃勃投向農村的他們，在沒琢磨清鄉土中國的諸多問題之前，能指望其在刷村時的表現比當初刷城時更好一些嗎？
如果說，中國當代的城市化進程至少還有若干舶來的藍圖可資借鑑的話，那麼，中國當代鄉村建設則因其複雜性和特殊性而絕無統一的範本以供因循。甚至，中國當代的鄉建問題是一張沒有標準答案的考卷，而只有時間，才是最終給每一位應試者打出成績的考官。
這一張鄉建考卷上，有三道基礎性大題不可不審，打算上山下鄉的“新知青”建築師們，準備好，請聽題：
1、"城鄉二元 三農一體"——為什麼去？
農村，曾經是中國傳統農耕文明的基本空間形態；農業，曾經是中華文明的基本生產形態和組織形態；農民，也曾經是幾乎每一箇中國人的缺省身份。彷彿如魚在水，“三農”在中華傳統文明生態中根本不會成為“問題”。
“問題”出在文明生境發生了巨大“災變”——隨著19世紀中葉以工業文明為特徵的西方現代文明體的入侵，以農耕文明為特徵的中華傳統文明迅速瓦解，不得不被動開啟從農耕文明向工業文明轉型的“文明再造”的現代化進程。一個半世紀以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如此艱難曲折，時至今日仍未竟全功。
中華文明的急劇轉型，必然撕裂傳統農耕文明的原有結構。所謂“城市化”，正是這一轉型過程的外在反映——從一產到二產的產業轉移、從農業人口到工業人口的變身與遷徙、從鄉村到城市的空間再造和社會重組。在整體資源極度匱乏的情況下，只能通過城鄉二元的剪刀差方式，盤剝農村資源廉價供給城市的現代化需求，中國城鄉原本一體化的文明組織從此分裂為二元對立的格局。在此消彼長的城鄉裂變力量作用下，自晚清開始，中國農村進入衰落的下行通道，及至1990年代因城市現代化進程的提速而爆炸式地加快抽取農村資源，終於突破既存農耕生態系統的臨界點導致系統失衡，從而使“三農”問題大範圍凸顯。
從文明生態的角度觀察，當代中國農村的凋敝圖景僅僅是一種空間表象，其背後是農產品價格過低，集體化農業生產體系崩解，青壯年農業人口流失，農村基層社會組織潰散，傳統農耕文化和鄉土技術失傳等一系列文明轉型期不可避免的嚴峻社會問題。面對中國當代鄉建領域的複雜性和矛盾性，城市型建築師習用的思維模式與設計工具無疑是失效的。
要破解中國當代的鄉建難題，就必須將“三農”問題視為一體考量。如果離開農業和農民，空談農村建設有害無益。“三農”問題的關鍵是“農業”（也泛指一切在農村地區可持續開發的產業），有業才會有人，樂業才會安居，安居才會顧及農村的環境品質。因此，鄉村建設，首先是產業建設，其次是社會建設，最後才是環境建設。建築師所設計的鄉村建築，假如徒具引人注目的物質軀殼，而看不到背後的人在哪裡、業在何方的話，那麼就不過是一場把鄉村當佈景的形式遊戲。
為什麼要“上山下鄉”？這是每一個準備投身鄉建工作的建築師首先要向自己提出的問題。在文明轉型進程行至中途、城市化潮流不可逆轉、“三農”問題尚無解決良策的當下，同一個“設計下鄉”的行動，可能反映了多種不同的價值取向——鄉愁排遣、文化責任、前衛姿態、公益情懷、風光借景、自由嚮往、藝術追求、生活趣味、社會理想、生態實驗……抑或，替資本進村“為王前驅”？
當下這一輪鄉建熱潮的直接動因，來自十八大之後放開農村土地流轉政策所帶來的對農村土地升值的普遍預期，無論是政府層面的加強農村土地規劃，還是個體層面各種涉農項目，概莫能外。因此，大多數建築師在本輪鄉建熱潮中充當的角色，不過是躍躍欲試準備過河下鄉的資本大軍的前哨探馬。可以預計，在城市資本對鄉土中國重新格式化的未來進程中，中國農村必將釋放出極大的機會空間和極多的空間機會，這對於建築師來說可能是又一場不亞於城市化建設機遇的饕餮盛宴。那麼赴宴之前，建築師們是否需要總結一下上一場筵席的經驗教訓，重新思考自己與資本力量的關係定位—是為虎作倀？還是與狼共舞？又或另闢蹊徑,亡羊補牢？
應該看到，中國農村的廣袤幅員、深厚歷史、多樣環境、豐厚物產，以及目前相對寬鬆的管理體制和城市資本尚未大規模進入前相對低廉的土地產權，都為中國建築師們提供了可供想象力恣意馳騁的盛大舞臺。中國現代化進程從工業文明向互聯網文明和生態文明的陡然躍遷，也從根本上改變了城鄉資源的傳統配置規則，使鄉土空間在網絡時代重新具有了足以在某些領域與城市開展競爭的潛力，亟待通過創造性的設計將其激發、呈現出來。
上文說到，“三農”問題的核心是“業”，而“業”的核心是資源，資源問題的核心則是交換——與城市的交換。交換的前提，是城市對鄉村的認同，而這種認同是物理的、也是心理的，是直感的、也是傳播的。城鄉認同空間的創造讓出城入鄉的建築師有機會大顯身手。在某些情況下，精心設計的特色空間可以成為將農村資源變現為城市消費品的“環境觸媒”。北京懷柔的北溝村和河南信陽的郝堂村就是兩個成功的案例：美國業餘建築師薩洋（Jim Spears）把北溝村口的琉璃瓦廠精心改造為設計型酒店，又將一戶荒棄的農宅重裝為一間特色麵館，吸引到包括比爾·蓋茨在內的大批國際遊客來此消費和投資，數年時間就顯著改變了北溝村的面貌；中國藝術家孫君和鄉建專家李昌平等人，通過村舍改造和內生型互助金融聯動的方式，把郝堂村整體打造成了中國最美鄉村，讓這個本無特殊景觀資源的村落一躍成為遠近聞名的旅遊熱點，從而把普通的農產品賣出了旅遊紀念品的價格，大幅提高了農民收入。
凡此種種，都證明了鄉建設計可以通過環境干預對農村的產業生態和社會生態產生積極影響。總體看來，只要牽住了產業和資源這個“三農”問題的牛鼻子，中國農村就還有浩瀚的可能性供建築師的創意設計自由鋪展，並對伺機虎視的城市資本“四兩撥千斤”。
2、“城鄉共生 三村異略”——到哪裡建？
與地理上的“農村包圍城市”不同，當代文明的基調則是“城市包圍農村”。無論從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任何一個方面，農村都已淪為城市的附庸，傳統上脫離城市而自給自足的原生態鄉村社會已不復存在。在這樣的城市文明背景下，不再有純粹的“鄉土”問題，而必須納入“城鄉共同體”的認識框架。
如果為中國農村畫一幅資源價值地圖的話，那麼這幅地圖一定是不勻質的。由於對城市的高度依賴，鄉土資源的定價權被牢牢地控制在城市手中。因此，一個村社的資源價值基本取決於其與城市、特別是鄰近城市的供需關係。以“城鄉共同體”內資源價值的標準分類，中國只有“三個村子”——城村、鄉村、農村。
所謂“城村”，是“城中村”與“城邊村”的合稱。其共同的特點，就是既享有城市區域高昂的地價，又具有相對獨立的社會結構、空間結構和管理體系，成為“割據”於城市的特殊組織單位。城村一度被視為城市的“毒瘤”，每個城市政府都必欲拔之而後快，但事實上，對於因強調統一規劃和全覆蓋規劃而缺乏多樣性與冗餘度的中國當代城市來說，城村對涵納城市低收入人群、平衡城市社會生態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近年來，隨著城市地價的飆升，各地的城村改造大多成為權力意志攜資本力量與地方原住民勢力強硬碰撞的角鬥場，其中留給建築師進行創造和周旋的縫隙並不寬裕，許多富有想象力的改造方案最後都停留在紙面上無法實施。從設計屬性上看，城村早已不是“村”，而是一類特殊的“城”。
所謂“鄉村”，著重突出的是其“鄉”的屬性，簡言之，就是擁有對城市具有吸引力的“鄉野”環境資源、“鄉土”文化資源、“鄉居”生活資源和“鄉風”民俗資源，並有著便利交通優勢而能直接服務於城市的村社。由於佔據與城市互補性強的“鄉式”資源，絕大多數“鄉村”具有從一產向三產化經濟轉型的發展潛能，因此最受城市資本的青睞，也最能贏得對鄉土充滿浪漫想象的建築師群體的鐘情。現下媒體上流行的鄉建實踐，也多以“鄉村”為背景展開，但說到底，卻有事半功倍的借勢取巧之嫌——建築師的工作，不過是在鄉情濃郁的明信片上進行輕鬆的形式“點景”而已。若論起“點景”的工作，藝術家比建築師來得更為得心應手，也高明得更多：日本新瀉的越後妻有大地藝術展、歐寧在安徽黟縣的“碧山計劃”、渠巖在山西許村的“藝術修復鄉村”運動，其社會影響力都不是任何一個建築師主導的鄉建項目可以比擬的。既往經驗表明，對於“鄉村”中的“鄉建”，重要的並非點景或造景，而是“激活”資源，即通過有創造性的空間組織激發鄉村存量鄉土資源的系統活力。
所謂“農村”，就是高度依賴農業經濟而缺少特殊資源和其他收入來源的村社，屬於典型依附泛農產業的基本社會單元。“農村”在中國涉農地區佔比最高，而發展前景也最渺茫，其根本原因在於人為的工農業剪刀差造成農產品定價不合理，而長年人均低收入又令“農村”很難形成資本積累進行產業轉型。在城市居民的媒體認知上，當代中國“農村”的貧困、髒亂、劣質和枯燥長期被特色“鄉村”的自然美景與田園風光所掩蓋。無論是城市資本、藝術家、還是絕大多數建築師，也都長期對“農村”這個涉農地區的“第三世界”視而不見。但事實上，廣大的“農村”遠比地理位置和資源稟賦得天獨厚的“城村”和“鄉村”更需要鄉建的關懷，可惜深入真正的“農村”從事實踐的中國建築師堪稱寥若晨星。如果說，建築師的設計在“鄉村”是錦上添花的話，那麼在“農村”則稱得上是雪中送炭。
三“村”之中，“到哪裡建”是一個特別值得思考的問題。“城村”舞臺逼仄，“鄉村”名利雙收，而唯有“農村”才是鄉建工作真正的試金石。分清三“村”，讓我們對那些在“鄉村”附庸風雅卻聲稱自己解決了中國“農村”問題的建築師言論抱之一哂，也讓我們對謝英俊、無止橋團隊、穆鈞等真正在“農村”第一線從事鄉建工作的建築師們平添一分敬意。
3、“城鄉並流 三途同歸”——想怎麼幹？
不得不說，現階段中國建築師們對於新鄉土建築的設計是嚴重缺乏想象力的，這來源於他們不自覺地在自己的頭腦中預設了大片鄉建設計的禁區。絕大多數從小在城市裡泡大卻熱衷於鄉建的建築師們，對於城市有著某種從厭煩到逆反的情結。他們熱切地希望自己的鄉建設計，能夠表現出與城市截然相異、超然出塵的觀感，因此在設計時頻出重手，不把建築的鄉土味道表現到極致誓不甘休，“城市化形式”就此成了他們進行鄉建實踐的思想禁區。
從設計取向上看，當代中國的鄉建實踐可分為三大流派——文化流、技術流、社會流。
“文化流”顧名思義，是試圖用建築形式來塑造文化圖景，其中又可分為懷舊型的“鄉愁派”與激進型的“奇景派”。鄉愁型建築竭力從空間、造型、材料、色彩、工法上與周遭的傳統鄉土建築取得呼應，再輔以田野、老樹、池塘、禽畜、夕陽、古井、石輾、舊屋等配景，希望營造出雞犬新豐的時空錯覺；而奇景型建築則仗著在農村蓋房沒人審批而為所欲為，把在城市中實現不了的極端設計理想在鄉間付諸建造。無論是鄉愁派還是奇景派，“文化流”鄉建最大的軟肋是難以獲得村社鄰里的認同，鄉親們既無法被勾起石頭縫裡的鄉愁，也難以欣賞不開窗戶的光牆。這些以抵抗和逃避城市為號召的建築，實際最主要的作用，就是豐富了城市中建築媒體的報道種類並偶爾捕獲城裡人的眼球。
相形之下，“技術流”鄉建則顯得頗為務實。“技術流”中也分為“綠建派”和“建構派”，前者強調對竹、木、夯土等鄉土原生材料的使用，並重視表現鄉土材料在節能和環保上的優越性；後者著重發掘和繼承鄉土建造技術和傳統工藝，推崇原生的技術美學。“技術流”鄉建的問題，通常會出在“炫低技”上。在“技術流”建築師眼中，似乎採用了適用於當地條件的低技術就佔據了道德高點，至於設計的空間品質和形式審美等等在農村就都可以將就。此外，低技操作還按照城市中的建築工藝標準來進行設計，也是“炫低技”型鄉建往往不成功的主要原因，例如，曾被一些建築師津津樂道的竹模板澆濤混凝土即屬此列。
“社會流”主張鄉村公共空間是社會組織的反映，並對農村的社會活動能夠產生導向性的影響。“社會流”鄉建的核心主旨在於通過空間建構來重建有異於城市社會組織形態的村社共同體。因此“社會流”鄉建致力於通過空間建設讓村社共同體成員具有強烈的內部認同感，而不是彰顯建築師的個人形式趣味。臺灣建築師黃聲遠是“社會流”鄉建的代表人物，他的宜蘭實踐關注於鄉村建築的在地性，以及村社公共空間系統的一致性、認同性與完善性。
“文化流”、“技術流”和“社會流”，構成了當代中國鄉建實踐的三條主線。其實，無論哪種價值流派，都不必為自己規定出明確的形式閾限。中國當代鄉村，既非一個獨立於城市之外的烏托邦，也非寄託既逝傳統的文化羈留之地，而是一個嘈雜混亂、新舊兼容、頹廢與活力同在的現代生境。對於準備“上山下鄉”的建築師來說，直面現實的勇氣要比任何浮華的想象力都更為重要。
收拾好行囊，去吧！廣闊天地，大有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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