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春明有一個當村長的父親，由於自小看著父親如何努力工作去改變村莊的命運，於是，不論是童年還是少年時代，仲春明就有了一種執念：長大後做村長。
在大學畢業後經歷了城市和國外的學習、工作、生活，兜兜轉轉後，仲春明又回到了老家溧陽市鄉村，做起了鄉村旅遊的投資。鄉黨們稱他為村長，他自嘲這也算是子承父業。
仲春明是美岕品牌創始人，溧陽南山花園旅遊發展有限公司董事長，也是江蘇省常州市鄉村旅遊協會會長。他說：“鄉村旅遊的快速發展，正在成為一個極具誘惑力的創業方向，我也是被這樣的誘惑，吸引到了鄉村。”
儘管如此，他也認為，要客觀地看到，其實，在鄉村，還存在很多處於困難狀態的項目。比如，有些地方差不多5年前就投資的兩個大項目，前期資金達到五六千萬元，但各種阻礙因素導致項目至今沒有起色。還有其他一些鄉村項目，因為做不下去了，無奈只能找人尋求合作。
仲春明說，在政府的推動下，現在有大量的新項目潮水一般湧向農村，包括政府投資的田園鄉村項目，但沒有把村莊產業真正建起來。所以，怎麼樣使村莊活得更好，還是一件值得思考的事情。
以下內容為仲春明關於10多年在鄉村投資經歷的自述：
搞鄉村旅遊，光有情懷活不下去
我不能代表鄉村，但我這個企業是存活在鄉村的企業，已經和村莊深深地融合在一起了。我來到鄉村，其實是為了鄉村旅遊而來。產業興旺是鄉村振興戰略的基礎。目前來說，鄉村旅遊是村莊“活化”或者產業興旺的一種類型。
現在城鄉發展不平衡，需要有一個載體來平衡、流動。我覺得，鄉村旅遊正是這樣一個城鄉要素流通的重要平臺和載體。從這麼多年來的個人體會來看，鄉村旅遊正進入一個快速演進的變化當中。
第一，原來的農家樂向精品民宿快速發展；第二，原來搞的一些農業採摘、農業觀光，正在向大地藝術轉變；第三，原來鄉村搞的一些度假村、鄉村酒店，正在朝著綜合體發展，這個綜合體除了基本吃住行之外，還會增加一些複合的項目，比如農事體驗、科普教育，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夠更好地滿足都市人的需求；第四，由原來的景點旅遊轉化成全域旅遊。
現在的鄉村旅遊，一說起來，都是詩和遠方，且有著各種各樣的故事，有藝術家、工匠、佛系人生，還有老外，不論是為了愛情還是親子等，都讓人目不暇接，產生了極大誘惑力。但這些故事的本質，只是一個情懷的包裝，主要還是為了推廣宣傳。
鄉村旅遊作為一個小眾產業，不管是有情懷的都市人，還是在鄉村謀生計的農民，做這個東西終究是為了經營和謀生。首先，我們要能夠在村莊活著，然後才能有各種情懷。否則，光有情懷，在鄉村是不可能存活下去的。
因此，在村莊普遍呈現空心化的當下，鄉村創客如何在鄉村活下去，並且活得越來越好，就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因為只有他們活好了，村莊才能更好地活著。
來到鄉村之後，我也一直在思考一些問題，看到中國城鄉發展的快速演進變化，我也要思考我在這裡的角色：現在究竟誰才是新型職業農民？如果沒有新型職業農民，傳統的村莊、村民，是不具有發展前途的。
華師大有一個博士，正好在做這個課題，把溧陽作為一個點進行一些調研。他統計整個長三角的數據得出的結論是，新型職業農民，就是主要以農業收入為生的，有新技術、新商業模式、新市場方向的一個群體。統計後發現，其實有百分之六七十的比例，原來都不是本地的村民，有的是當兵回來的，有的是原來外出包工頭賺了錢回來的，也有大學生回來的，也有一些技術人員、科技人員回來的，真正本土的農民轉變成新型職業農民的比例非常低，最多就30%左右。
新型職業農民還是一個農民的概念，如果再放大一點，放大到鄉村創客，就不一定完全是以農業收入作為在鄉村生存的主要來源，比如做旅遊、做電商、做美學藝術等，若是放大到這樣一個鄉村創客的群體，那麼原來的本土農民比例就更低了，90%以上的鄉村創客還是一個外來的群體。
所以，村莊怎麼樣去阻止衰落的進程，誰才是主力，誰才是關鍵的因素？其實，無非是政府、企業和創客這三者。
相對來說，政府推動的鄉村振興，更多的體現在外觀、形象的變化上，比如，村莊的面貌、環境，這些變化比較大，但它內在的產業仍然沒有產生根本性變化。企業來到鄉村之後，是為了生存而進行經營活動的，所以它會使村莊的產業發生變化。就像我們來到這邊之後，村子裡的整個產業結構就發生了變化，一個鄉村旅遊項目收入，就遠遠高於他們所有的農業產業收入。而作為一些小的創客來說，他們是跑龍套的，哪裡起來了，就會跟風過去。
所以，在我的感覺當中，現在活化村莊的主體格局，基本上是政府在搭臺，企業在唱戲，一些創客在跑龍套。
鄉村旅遊十年投資換來的感悟
在農村投資這十年，我覺得，我是痛並快樂著，其中關鍵因素有包括：
第一，有缺陷的農村土地制度，我們會不會成為犧牲品。
在城市化的進程當中，國有建設用地由房產商去開發，背後是有政府信譽的背書。但在農村，所謂的“三權分立”，其實是把土地權利搞得更加的複雜，究竟這個土地是誰的，村委會、承包方、經營方，都無法單獨代表。
所以，當企業要做這樣的項目，需要村裡土地的時候，雖然流轉過來了，有些是以租代徵的方式，但說實話，我們的心裡始終是不踏實的，還是會遇到很多問題。當我們做好了，老百姓就說“這個地是我的，對不起，我要收回了”，你怎麼辦？
在農村，村委會又不是一級政府，不是一個強力部門，無法幫助企業擺平土地事宜。
所以，土地的“三權分立”沒有真正解決農村的產權問題。
第二，要在鄉村活下去，企業需揹負更大的資金和人才壓力。
鄉村項目因為其產權制度缺陷，就導致這類項目不能夠形成有清晰產權的資產，而這部分資產就不能抵押，資金流動性就會變差，做項目滾動發展的能力就會降低。
雖然現在政府也開始通過設立基金的方式來給予一些支持，但畢竟是杯水車薪，最終還是需要搞商業化融資，才能夠推動大規模發展，而商業化融資需要抵押，這一前提是需要有清晰的產權為基礎。
像我們這樣一個1.8億元的投資，在基礎設施上投了大量的錢，流轉農民的土地需要資金，基礎道路、各種各樣的景觀都需要投資，這些東西全部都沒有可抵押的產權，錢就只能沉澱在這裡，很難收回來，只有靠核心產品，慢慢來收回投資，這對企業來說，有非常大的壓力。
另外，目前的趨向是，年輕人都往城裡跑、不願意來鄉村工作，所以鄉村的人才非常缺失，尤其是年輕人不願意做服務工作，所以我們現在的主力工作人員，基本上都是由留守鄉村的婦女、老人構成。即使提高一定比例的收入，鄉村交通條件也有所改善，但在當今價值多元化的時代，畢竟來說，讓年輕人長期待在這裡，還是存在一些難度的。
企業進入農村是直接把城市的文明植入到鄉村，企業是通過員工，藉助平時跟村民的交往，不斷地推動兩種文明融合在一起。我們是儘量把企業該做的，做得更好，但這種衝突仍然還是會存在，因為有些觀念是一時半會改變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