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世界正面臨著新的轉折點，全球治理到了一個非常關鍵的時刻，天下大亂即“失序”開始明顯加快。首先是歐洲，歐洲治理出現嚴重問題。歐盟已經走過六十多年，到今天出現了拐點；其次是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也出現了問題；再次是中國還沒有具備領導世界新秩序的能力，但是美國已經把中國看作是挑戰現存秩序的威脅。
淡化美國的盟國體系
英國脫歐這件事給了我們一個強烈的信號，即不管美國、中國、歐盟，還是俄羅斯等，主觀上想構建的世界秩序，客觀上恐怕都很難建成；而客觀上形成的那個秩序，又往往不是我們主觀上想要的。新的變數不斷出現，比如英國公投，英國的精英層和領導人，都認為是走走樣子，不會真的脫歐。結果卡梅倫玩火玩過了頭，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英國脫歐公投結果剛剛出來的時候，抵達蘇格蘭訪問的特朗普在被問及如何看待這件事時表示：“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這一驚人的選票情況極具歷史意義！”特朗普認為英國脫歐公投的勝利就是他的勝利，下一步他也會在美國獲勝。特朗普獲得了2016年美國大選的勝利，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將成為世界政治的一個新開端，這個世界政治不是我們所熟悉的，完全是一種新的情況。
之前，我在布魯塞爾參加“歐洲看亞洲崛起”研討會，與會者包括來自美國、歐洲和亞洲的人士，大家在一起共同討論世界秩序。前國務委員戴秉國在該會上提出一個重要觀點，就是要淡化美國的盟國體系，並認為它最終應退出國際政治舞臺，這個觀點引起與會人員的熱議。為此，美方主持人提出了三個問題，叫所有在座的人舉手表態。
第一個問題：美國在世界上到底是干預太多還是太少，要不要繼續增加干預的力度；第二個問題：二戰之後的世界秩序是不是已經不適應今天的世界了，是否需要改變；第三個問題：美國的盟國體系是否不靈了，是不是需要改造。
當時在座的大部分是美國的盟國成員，他們的回答是：美國干預得太少了，需要進一步增加干預；戰後建立起來的世界秩序已經不適應今天的世界了，需要改造；美國的盟國體系已經不行了，無法再維持下去了。美方主持人對此結果十分驚愕，完全出乎意料。這個會議是在英國公投的前一週開的，如果放到現在再討論，恐怕答案還要嚴重得多。
綜上所述，可以這樣歸納，即我們研究世界秩序要探索新的方法，要有新的視角。用原來那種從大國主宰到大國領導的傳統模式來預測世界的未來趨勢，恐怕要出問題。比如這次英國脫歐，幾乎所有專家的預測都是錯的。
“亞歐合作”出現很多新課題
在上述背景下來看亞歐合作，就可以發現很多問題了。
首先，歐盟作為一個整體，現在正處在動盪、混亂、危機的狀態，它是不是更加需要與東亞特別是與中國合作？它與美國的離心傾向是否越來越大？這些都值得關注。
第二是貨幣問題，如果英鎊下跌、歐元也下跌，那麼世界最大的五種貨幣中就有兩種出現了危機，這很可能還會導致另外的三種貨幣出現混亂。如果整個貨幣體系發生混亂，國際資本出現大進大出的流量和流向變化，就會給亞歐合作帶來新的課題。這不是一般的經濟合作，而是貨幣和資本穩定性的戰略問題。
第三是英國退出歐盟以後，北約怎麼辦？歐盟和北約的關係怎麼辦？因為大部分歐盟國家和北約國家是重合的，而之前英國又是這兩個體系的核心成員，是美國在歐洲的主要支柱。英國退出歐盟之後，北約和歐盟是否還會堅持東擴？北約是否還要全球化？這些都值得關注，但在當前的情況下似乎是不可能的。
第四是亞歐合作、中歐合作出現新課題。比如原來歐盟跟中國談的問題，現在要變成英國和歐盟分別跟我們談了，如中國的市場地位問題。一旦歐盟出現多米諾骨牌效應（據說奧地利、荷蘭也要脫歐，還有一些國家也在望風而動），原來我們跟歐盟集體合作的一些項目，就要變成跟其中一些成員或者獨立的歐洲國家合作。對此我們要有準備。
第五是俄羅斯的角色發生變化。俄羅斯和歐盟關係本來不怎麼好，現在有可能轉暖。在歐盟一體化削弱的背景下，俄與歐盟的關係可能會發生變化，會變得更加合作。在前面所說的布魯塞爾的會議上，歐盟國家的人士就公開表示要與俄羅斯加強合作。
第六是在這種背景下出現中歐俄合作的可能性。我們要爭取把中俄合作擴大為中俄歐合作，當然這種聯手是美國不願意看到的。如果美歐日為一方，中俄為另一方，顯然在力量對比上後者是弱的。但是如果中俄歐為一方，美日為一方，這個格局就對中俄有利。目前只有日本站出來說要堅持美國領導的盟國體系，連美國人自己都不願意公開這麼說了。
最近，世界變得非常熱鬧，世界秩序、國際格局、亞歐合作等都發生了新的變化，整個歐亞大陸都出現了新的力量組合。英國脫歐、南海仲裁、土耳其政變、德國暴恐等，其中充滿了秩序變革的深刻內涵。儘管中國尚不具備塑造新秩序的能力，但是我們卻正在獲得改革世界秩序的難得機遇。因為中國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對世界秩序變化的適應性、包容性和創新性超過任何國家。
相對而言，美國如果抱守冷戰思維和零和遊戲，它就會在這新一輪秩序變化中失去機遇。以所謂“南海仲裁案”為例，美國試圖把仲裁庭的所謂裁決當作國際法強加在中國頭上，並據此對南海問題下結論。美國這麼做對其主導的秩序沒有任何好處，反倒是助長了濫用國際法的越權先例，破壞了國際海洋法公約的有效性，證明了美國把國際規則作為自己戰略工具的慣用手法。如果中美之間能夠就航行自由的規則細化進行對話，如果中國與其他聲索國之間能夠就南海地區的大陸架、毗鄰區、漁業資源權等概念的實際操作進行認真討論，南海不僅不一定成為危機策源地，反倒可能成為新的秩序生長點。進一步說，只要不把南海作為中美衝突的爆發點，它就可能成為中美之間合作的共同點。
（摘自《領導文萃》2016年12月下）
稿件來源：《世界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