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爾木市的將軍樓主題公園內，有座漢白玉的半身雕像，一位將軍身著戎裝，目光堅毅，凝視遠方。經常有軍人和當地少數民族群眾前來憑弔，滿懷敬意地把哈達搭在將軍的雕像上。
這位將軍，就是被譽為“青藏公路之父”和“格爾木市奠基人”的慕生忠。
當領導的哲學
在修路的過程中，慕生忠總是身先士卒，站在最危險、最困難的地方。修路伊始，他就在自己的鐵杴把上刻了“慕生忠之墓”5個字。他說：“如果我死在這條路上了，這就是我的墓碑。路修到哪裡，就把我埋在哪裡，我的頭一定要朝著拉薩的方向。”
在修建格爾木附近青藏公路上的天涯橋時，河水奔騰咆哮，橋面離水面有30米。橋建好了，工程師鄧鬱清跳上第一輛汽車要試橋的承載能力和安全性。他想，自己是橋的設計者，有責任來完成這項危險的任務，就算出了意外，“交待”在了這裡，也是職責所在。慕生忠一把將他拉下來，自己坐了上去：“像我這種土八路出身的政委，今日死了，今日就有人來接替；明日死了，明天就有人來接替。你是咱們唯一的工程師，萬一有個閃失，再沒有第二個了。”當滿載著麵粉的大卡車緩緩通過天涯橋後，工人們把鍋碗瓢盆敲得震天響，慕生忠、鄧鬱清和司機三個人緊緊地抱在一起，熱淚縱橫。
在這支築路隊伍中，無論是軍是民，無論職務的高低，人人都得幹活，18磅的鐵錘，每人一次掄80下，他本人也不例外。慕生忠還有一個獨特的辨別幹部的辦法——見面握手，誰的手上沒有老繭和血泡就不是好乾部，誰的老繭越厚，他就越喜歡誰。
青藏公路修到沱沱河時，河裡的過水路面被洪水沖毀了。慕生忠二話不說，第一個跳進冰冷的雪水河中撈石頭搶修路面。大家一個勁地勸他上岸，不用親自下水。但慕生忠始終站在河最深、水最急的地方帶領工人們一起搶修。不用命令，不用動員，人們紛紛跳進水中，霎時形成了一堵人牆。10個小時過去了，等路修好了，慕生忠的雙腳已腫得穿不上鞋子。大家心疼地說：“今天讓政委受苦了。”慕生忠笑著說：“我受點苦，可是價值大。今天200人幹了500人的活。數學上1+1=2，可在哲學上1+1可能等於3，等於4，甚至更多。在最困難的時刻領導站在前頭，一個人就可能頂幾個人用。這就是生活中的辯證法。”
穩定隊伍的哲學
當年慕生忠帶領人馬來到格爾木時，它只是地圖上的一個地名，舉目四望，荒野茫茫，看不見一棵喬木。
慕生忠將軍並不是只知道埋頭修路，他的目光看得很遠，很遠。當初在他的擘畫中，就是要把格爾木建成一個花園式的城市。因為，無論是鞏固好格爾木作為進藏物資轉運基地的地位，還是在青藏公路修通後，進一步提升公路等級、養護好公路，都需要一支穩定的幹部職工隊伍，而要穩定這支隊伍，就要讓他們在一座宜居的高原新城裡生活。
從1954年4月開始，慕生忠就組織民工，把從湟源等地拉來的14萬株樹苗種在了格爾木。作為政委，他是善於做政治工作的，他號召人們，“我們要安下心，紮下根，準備在盆地當第一代祖先！”“要在世界屋脊上開闢一條平坦的大路，要在柴達木盆地建設起一座美麗的花園！”
在創建格爾木基地時，他發起了一個“共產主義禮拜六”的活動。每個禮拜六，他以身作則，拿著鋤頭、笤帚，和幹部群眾一起開渠引水，種菜種樹，打掃衛生，建設美麗的戈壁新城。
從慕生忠擔任青藏公路管理局局長時的一份講話材料中可以看出，1957年時，格爾木已經出現了義務勞動路、青年路、共產主義禮拜六路、敦噶路、二馬路等5條大街，植樹36萬株。“綠化這個城市，使它披上綠色的服裝，永遠青春年少。”是他心中美好的願景。
不僅如此，慕生忠將軍鄭重提出要解決職工生存的基本問題。首先是“修建宿舍，消滅帳篷，使職工居住下來”；再者，“職工家屬願意來的我們歡迎並且給予就業生產的機會”；他還提出，要“開辦職工子弟小學，讓孩子們有書讀。這樣才會使職工安心於高原工作和發揮他們的積極性。”最為傳神的是將軍對此作出的解釋：“我認為，要做好一個同志的工作，必須做好他老婆的工作；要做好他老婆的工作，又必須從他的孩子做起。”
話語是幽默的，心是緊貼著群眾的。住房、就業、教育，不正是今天大力倡導要關注的民生問題嗎？將軍不愧是政委出身，要穩定隊伍，他一下就抓住了問題的關鍵所在。
如今，當我們漫步在格爾木的將軍樓公園，漫步在望柳莊，慕生忠將軍他們這第一代格爾木人種下的楊樹、柳樹已蔚然成蔭，很多樹已經粗得連一個成年人都合抱不過來了。現在的格爾木已經是戈壁上一座“半城綠樹半城樓”的現代化城市。
慕將軍離開了我們，但他那些有關哲學的故事，依舊在這座城市裡流傳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