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紀念屈原說”影響最大
也最受現代學者懷疑
端午節在中國是一個古老的節日，時當農曆仲夏五月五日。它的成型，說法較多。一般認為最遲至西晉，端午已成節俗，根據是周處《風土記》曾記載：“仲夏端午，烹鶩角黍。注云：端，始也，謂五月初五也。”又有“端午造百索係臂”、“端午採艾，懸於戶上”等說法。而其最早的習俗，如五月浴蘭之類，甚至可上溯至戰國以前。同時端午又是一個重要的節日，其影響力可和清明、中秋相提並論，此三節和春節一起被稱為中國傳統四大節日。端午節在歷史上有很多稱謂，如端五、重五、端陽、天中節、浴蘭節、蒲節、女兒節、五月節等。僅從稱呼之多，也不難想見端午節之影響力。
關於端午節的起源和早期功能，此又是一個聚訟紛紜而又難有定論的話題。總的來說，有紀念屈原（伍子胥、曹娥）說，辟邪說，古代越人新年說、祭祀龍圖騰說、效仿勾踐操演水師說以及綜合起源說等。其中，“紀念屈原說”流傳最廣，影響最大，但也最受現代學者懷疑。相對來說學者們往往更傾向於辟邪說或綜合起源說。由於討論端午的起源並非本文的目的，所以我們在此並不詳論。令筆者感興趣的問題是：1、為何較晚起的紀念說和食粽習俗會最終成為端午節的主流觀念和重要習俗？2、眾多的端午起源說有沒有共同事項（基因或原型）？如果有，又是什麼？3、根據以上兩點可得出什麼結論？此結論是否能反映民俗文化尤其是節日文化發展演變的某種規律。下面就談談對這些問題的思考。
端午節民俗活動的一個共同點：
爭鬥與辟邪
端午節有很多民俗活動，稱之為節俗。代表性的有吃粽子（角黍）、賽龍舟、射柳、飲雄黃酒、鬥百草、配五色印（或帶五色縷）、掛蒲劍、採艾懸戶等。這些看似無關的民俗中，其實有著共同的思維特點，即競賽和爭鬥。
賽龍舟又稱競渡，是歷史悠久而廣泛開展的端午民俗活動，無江河的地方則有旱龍船的習俗，後人認為起源也和屈原相關，宗懍《荊楚歲時記》雲：
是日(五月五日)競渡。按五月五日競渡，俗謂屈原投汨羅日，人傷其死，故並命舟揖以拯之。至今競渡，是其遺俗。
這裡提到競渡（後來演變為“賽龍舟”）和屈原的關係，這一風俗，流傳至今。競渡為參賽雙方的競賽，這毫無疑義。民間為競勝而至有互毆者，唐代張建封的《競渡歌》就為我們描繪了一幅唐代的風俗畫。
五月五日天晴明，楊花繞江啼曉鶯。使君未出郡齋外，江上早聞齊和聲。……鼓聲三下紅旗開，兩龍躍出浮水來。棹影斡波飛萬劍，鼓聲劈浪鳴千雷。鼓聲漸急標將近，兩龍望標目如瞬。坡上人呼霹靂驚，竿頭彩掛虹蜺暈。前船搶水已得標，後船失勢空揮橈。瘡眉血首爭不定，輸岸一朋心似燒。只將輸贏分罰賞，兩岸十舟五來往。須臾戲罷各東西，競脫文身請書上。
在這種競渡民俗活動的背後，其實反映了古人原始儀式中的辟邪厭勝習俗，是另一形式的爭鬥。《武林競渡略》說龍船競渡中有拋桃符兵罐的行為，“桃符兵罐二物，船人臨賽擲之以祈勝，非也，桃符能殺百鬼，乃禳災之具。”可知最初五月劃龍船和厭勝辟邪相關，而此種行為用了原始思維中的鎮壓思維，據江紹原先生分析，最初的五月放舟可能是單純的禳災巫術，並非一定須兩舟或數舟比賽，後來逐漸演變為競渡風俗，但從賽前雙方舉行巫術的舉動，則仍有原始巫術的痕跡，競渡的勝方應被認為是很吉利的。
辟邪和鎮壓巫術，在上古世界各地的人群中，是比較普遍的儀式行為。古人之所以選擇五月來禳解，是和古人以5月5日為惡日的觀念相關的。《後漢書·禮儀志》雲：“仲夏之月，萬物方盛。日夏至，陰氣萌作，恐物不茂……故以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為門戶飾，以難止惡氣。”《荊楚歲時記》也雲：“五月俗稱惡月，多禁忌曝床薦席及忌蓋屋。”“五月五日四民並踏百草，又有鬥百草之戲，採艾以為人，懸門戶上，以禳毒氣。”有惡氣惡鬼自然要祛除禳解，這和龍船競渡的原始思維是一樣的。
除了賽龍舟，端午的鬥百草和射柳等，也和爭鬥相關。《荊楚歲時記》已有五月五日四民鬥百草的記載，《隋唐嘉話》記載，唐中宗朝安樂公主為贏得鬥草之勝利，竟派人到南海祈洹寺割取維摩詰塑像上的鬍鬚，而此鬍鬚原是謝靈運的，謝臨刑行前將自己的美須佈施給了該寺供塑像用。可見唐代鬥草遊戲非常流行。文學上最有名的鬥草作品大概要算北宋晏殊的《破陣子》詞：“巧笑東鄰女伴，採香徑裡逢迎。疑怪昨宵春夢好，原是今朝鬥草贏，笑從雙臉生。”鬥草有兩種玩法，可稱文鬥和武鬥。文鬥是女孩各自才來花草，互相比賽所擁有的花草和名字，紅樓夢第六十二回寫香菱、芳官等人鬥百草可為代表。武鬥則是將草葉之莖互相拉扯以比試強度。不管是哪種玩法，都和爭鬥相關則無異。
射柳的起源較晚，主要流行於北方，清朱彝尊《日下舊聞》述射柳之法雲：“今因遼俗。重五日，插柳球場為兩行，當射者以尊卑序，各以帕識其枝，去地約數寸，削其皮而白之。先以一人馳馬前導，後馳馬以無羽橫鏃箭射之。既斷柳又以手接而馳去者為上，斷而不能接去者次之。或斷其青處及中而不能斷與不能中者為負。每射，必伐鼓以助其氣。”遼金尚武，故有此俗，一如南人競渡之划船比賽。
此外，端午還有采藥和鑄鏡習俗，藥是用來療疾的，銅鏡在中國古人的思維中有辟邪的功能。顯而易見，端午採藥和鑄鏡有辟邪鎮壓的意識存在。
再者，端午的一些食俗如飲端午酒（包括雄黃酒、菖蒲酒）之類，也有同樣的闢病驅蟲功能。高廉《遵生八箋》雲：“五日午時飲菖蒲雄黃酒，闢除百病，而禁百蟲。”
在這些端午起源說法的背後，有一個共同的結構，即競爭或爭鬥的行為和思維。這也是很多現代學者不認同端午節直接源於屈原，而傾向於辟邪說或多種起源說的原因。
端午食粽、祭奠伍子胥曹娥與鑄鏡
從陰陽對立到和合
歷史上的文本，大多都認為端午節因拯救或紀念屈原而來，今天民間說到端午節，大家仍然首先提到的是屈原。媒體的推波助瀾，也加深了這種觀念。其實此種認識的由來，源遠流長。成書於南朝梁代吳均的《續齊諧記》雲：“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竹筒儲米，投水祭之。漢建武中，長沙區回，見人自稱三閭大夫，謂回曰：‘嘗見祭甚善，但常患蛟龍所竊，今若有惠，當以楝樹葉塞其上，以五彩絲縛之，此二物蛟龍所憚也。’回依言，後乃復見感之，今人五日作粽子，帶五色絲及楝葉，皆是汨羅之遺風也。”前面所引南朝的宗檁的《荊楚歲時記》和《武陵競渡略》，也都是把端午節與屈原聯繫在一起。
據以上資料可知，大約從魏晉開始，人們已經將端午的一些節俗如競渡及食粽等行為和屈原聯繫起來，其聯繫的根據是民間傳說屈原5月5日投江，而端午正好在5月5日，競渡正為營救屈原。人民同情屈原，認為像他這樣的賢人不該有這樣的結局，所以大家紛紛划著小船去營救。唐代劉禹錫《競渡曲》雲：“競渡始武陵（今湖南常德市），至今舉楫相和之音鹹呼‘何在’，斯招屈之義也。”沒能拯救屈原，便開始了民間祭祀，以紀念其不屈的靈魂，這可以說很順理成章的。由此，端午的一些節俗，如吃粽子，纏五色絲等，也和屈原發生了關係，竹筒貯米（粽子的另一形式）是為了保證食物為屈原所得而不為蛟龍所食，五色絲和楝葉塞其上也是為了驅龍。這樣，原來的風俗經過新的解釋，就獲得了新的意義。
在另外的一些地區，端午祭祀的不是屈原，而是伍子胥或曹娥。《荊楚歲時記》杜公瞻的注：概括了競渡由來三種版本，即吳地紀念伍子胥和越地紀念曹娥以及越王勾踐操練水軍的演化。可見其中紀念說的影響甚廣，今天江浙地區的端午民俗中，有些地方就有紀念伍子胥和曹娥的活動。伍子胥事見《左傳》、《史記》等，他助吳伐楚、助吳伐越，均大勝之，是一個忠臣。因受到越國的離間和姦臣伯嚭的讒言陷害，最終被吳王夫差賜死，死後被扔進錢塘江。伍子胥不屈的靈魂化作錢塘江的濤神，每月準時而來，民間傳說湧潮時能看見伍子胥白馬素車站于濤頭之上。曹娥則是因為父親死於迎接濤神伍子胥的衝浪（弄潮）活動，投江尋找父親屍體而死的孝女。
在這一禮俗的演變軌跡中，爭鬥的痕跡猶清晰可辨，“競渡”仍然是一種競爭，但整個內涵卻已悄然發生了某種變化，將前述主要帶有巫術色彩的厭勝禳解的儀式過程，轉變成了正義與邪惡的較量，並逐漸形成為以見賢思齊為主的紀念活動。在這一轉變的背後，弘揚正義，鞭撻醜惡的思想赫然顯現其中。這種轉變的背後，其實是人文教化對原始巫術思維的取代。雖說是取代，但仍保存了爭鬥的痕跡。其他一些節俗的演化，同樣反映出這樣的一個特點，例如端午食俗的變化，即可見一斑：
端午食粽，是保存至今的端午習俗，前引《續齊諧記》就認為和祭祀屈原有關，然據一些學者考證，粽最早乃北方食物，其俗與屈原未必有關。《玉燭寶典》引周處《風土記》：先此二節（夏至、端午）一日，又以菰葉裹粘米。雜以粟，以淳濃灰汁煮之令熟，二節日所尚啖也。裹黏米一名粽，一曰角黍，蓋取陰陽尚包裹未散之象也。又《齊民要術》引《風土記》注云：“俗先以二節一日，用菰葉裹黍米，以淳濃灰汁煮之，令爛熟，於五月五日、夏至啖之。粘黍，一名粽，一名角黍，蓋取陰陽尚相裹未分散之時象也。”可見晉代已有食粽習俗。此兩處所引內容基本相同，只是第一則給人的感覺是以粘米和粟為陰陽，而第二則以菰葉和黍米相裹為陰陽。
《玉燭寶典》又載：“又煮肥龜令極熟，名曰俎龜粘米，擘擇去骨，加盬豉、苦酒、蘇蓼，名為葅龜，並以薤薺，用為朝食。龜骨表肉裹，外陽內陰之形，皆所以依像而放，將氣養和，輔贊時節也。”此則以龜和米為作為陰陽，同時龜的骨肉又外陽內陰。
以上食粽和龜的記載，都提到了陰陽，陰陽在古可本為矛盾對立之物的總稱，自然包含競爭之義，但這裡“未散”、“養和”似乎都在強調統一，已暗示出一些信息。
另外古代端午之鑄鏡習俗，據學者考證，唐代以前通常在五月丙午日，由於古代以干支計時，丙午日並非每年五月都有，再加上“午”與“五”通，端午節本身也經歷了一個從五月午日到五月五日的演變過程。故有學者認為，唐代以後，鑄鏡時間已主要在五月五日。
之所以要在五月丙午鑄鏡，有人以為在古人的觀念中，五月丙午日午時，一年的陽氣會達到極致，能在五月丙午日午時獲得天地純陽之火鑄器，就具備了陽的力量。這種觀點是有根據的，五月本屬夏中，在《周易》後天八卦中，夏至所在的五月屬於“離”卦，“離”為火，為日。丙午又屬火周易的觀念奇數為陽，五月五日屬於兩陽相重，也代表陽氣的旺盛。但這裡有一個問題值得注意，即文獻中經常提到的江心鑄鏡的例子，白居易《百鍊鏡》雲：“百鍊鏡，鎔範非常規，日辰處所靈且祈。江心波上舟中鑄，五月五日日午時。瓊粉金膏磨瑩已，化為一片秋潭水……”另《唐國史補》記載：“揚州舊貢江心鏡，五月五日揚子江中所鑄也。或言無有百鍊者，或至六七十煉則已，易破難成，往往有自鳴者。”這些記載都將鑄鏡地點指向水中--江心，如果說丙午或五日代表陽，則江水當為陰，應可理解。前面提到五月是個陰陽相爭的月份，同時也是一個陰陽轉換的時節，這是一個自然的過程，銅鏡要具有辟邪的功能，僅具備陽剛的力量恐怕是不夠的，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因此五月鑄鏡，可能是要取其陰陽調和義。只有水火相濟，才能符合和諧之道而無往不勝。這是中國古代哲學的基本思想。
這樣，上古的巫術鎮壓禳解思維，逐漸演變為陰陽的對立和諧思想，並與紀念正直高尚，不與黑暗勢力合作的賢人的精神合流，端午節的內涵就逐漸豐富起來，教育功能和娛樂功能都得到了加強。
端午節日內涵有一個轉化的過程
從端午節俗的變化中，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其一，端午的儀式功能經歷了從爭鬥到逐漸和諧的轉化，當然這種和諧並非為和而和，而是來自於陰陽觀念的對立統一，是既對立又和諧。其二，儀式功能背後的思維經歷了原始巫術思維到人文教化（如紀念屈原或其他先賢的高風亮節，正義戰勝邪惡的信仰等）的轉化。如果我們再考察清明和重陽等節日，這第二點具有共同性。清明經歷了從祓禊到緬懷的轉化，而重陽則經歷了辟邪到敬老的轉化。
產生這一演變的原因，除了前述陰陽既對立又和諧思想的影響外，還和古代思想文化的演變密切相關，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認為世界文化都經歷過一個軸心時代，這是一個文化覺醒和突破的時代。這個時代，古希臘出現了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古印度出現了釋迦牟尼，中國出現了老子、孔子等哲人。從中國的情況看，商周之交往往被一些學者看作某種分水嶺。商以前，為巫覡時代。商代比較重視祭祀，而所祭之帝則被理解為本族的保護神，所以商人認為受命於天，故紂王滅亡時會有“我生不有命在天？”（《西伯戡黎》）的疑問。周代則人文思想勃興，故有“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左傳·僖公五年》）之說。周朝初年，周公制禮作樂，春秋時代，已發展為禮樂時代。從巫覡到禮樂，恐怖與神祕的意識越來越淡，道德人文的成分越來越濃厚。特別自孔子以後，士大夫有“不語怪力亂神”的傳統。那些原始的觀念被大量整合到儒家經典如《周易》、《禮記》中而加以理性的解釋。秦漢統一後，士大夫和官員的化民成俗的自覺文化意識，又不斷地進入民間小傳統。這樣在節慶儀式中，便既有大小傳統雜糅的各種觀念，也有了上述討論的節日內涵明顯的轉化痕跡。
開發端午的體育、保健、文教
基層文化治理等現代價值模式
今天的社會已進入信息時代，人們的生活方式與過去農業社會時代相比已經有了巨大的差別，但重建節日文化，仍應考察傳統社會節日演變的文化軌跡，重視歷史遺產，這是因為文化心理的影響是長期的。這其中，娛樂性和人文性始終不可或缺。以筆者之見，對傳統節日中一些仍有積極意義的內容，應充分挖掘其內涵並賦予新的意義。
就端午節俗而言，既然集體的儀式中隱含著競賽爭鬥的心理，那麼傳統的賽龍舟等節俗就應予保留。賽龍舟活動前可根據不同的地方歷史，增加紀念先賢和鄉賢的儀式，而並不一定要侷限於紀念屈原或伍子胥等，以使這一傳統民俗既具有現代的體育價值，又具有飲水思源、重視文化傳承的教育意義。
另外，射柳這一傳統體育項目，也可考慮在公園等遊樂場所恢復開展。一方面現代人生活壓力大，工作節奏快，因時因地開展體育運動，有益於身心健康。作為一種勞動工作後的調整，平靜流逝的日子中的短暫宴樂，節日的娛樂和休閒功能是必不可少的。現在雖有射擊射箭俱樂部，但屬於白領運動，侷限性大。另外古代射禮中的價值觀也可以借鑑，《禮記·射義》雲：“射求正諸己，己正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指出君子在面對問題時，應該首先尋找主觀原因，而不是藉口客觀環境。孔子云：“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提倡君子之間的文明競爭。對這些思想加以現代闡釋，如合法有序競爭、誠信經營、提高專業水準、提升自我內涵等，是建設社會主義新文化的一種很好手段。
此外，端午節的一些衛生觀念如喝雄黃酒、炙艾草等，雖然在現代醫學發達的今天，已顯得落伍。但在這一天普及醫學知識，強調中國古代的養生智慧，卻是有利無害的。不妨在這節日增添養生普及的內容，提醒大家關注一下自己的身體。現在一方面看病難、就醫貴依然困擾著很多人，另一方面則有相當一部分人為了事業“成功”不顧身體頑強“拼搏”。在這一天多關心一下自己的身體，反思一下人生意義，應該也是必要的。
最後再強調一下，包括端午在內的傳統節日建設必須注重實踐層面的工作。筆者以為，首先可從文藝先行，如端午節的傳統文藝應景活動有“關公戲”和“鍾馗戲”等，關羽是忠義的化身，鍾馗則是嫉惡如仇的正義的象徵，都具有扶正祛邪的正能量。這些戲曲在今天可開發出有益的價值。可積極地利用網絡多媒體技術，以動漫、視頻等形式進行節日文化的創意工作，這樣的作品成本低，普及率高，群眾性強。筆者所在的學校曾和有社會責任感的藝術家們合作，在上海青浦金澤地區政府的支持下，搞了一塊儀式教育的實驗場所，以重建節日形式和田野戲劇為載體，嘗試學院教育與民間文化的對接互動，組織本科一個院系的同學和鄉民共同演習傳統節慶儀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學生和鄉民彼此都有收穫。另外筆者所居住的社區，也在街道組織下年年搞端午的節日文化活動，民眾的參與度比較高。但怎樣讓這一活動更具可持續性和民間自發性，仍是值得研究的問題。總之，隨著文化建設的深入，理論建設依然重要，實踐方面的工作也變得越來越緊迫。這一點，需要逐漸形成社會的共識。
作者為上海戲劇學院教授
主編：王多
圖片編輯：雍凱
題圖來源：視覺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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