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似輝煌的“鎮江大捷”，卻是讓大明王朝深受其累的“鎮江大劫”'
明天啟元年（1621年），遊擊將軍毛文龍僅僅率領一支200人左右的奇兵，在內應陳良策的幫助下，趁機攻克了守備空虛的鎮江，俘獲後金將領佟養正父子，史稱“鎮江大捷”。
消息傳到北京，可謂是舉朝震動。自明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努爾哈赤以“七大恨”起兵伐明以來，後金軍隊是奪撫順、下清河，激戰薩爾滸，接連攻克開元、鐵嶺，之後更是奪取了明朝在遼東的統治中心遼陽和瀋陽，可以說大小戰事未嘗一敗。而明朝這面不僅是損兵折將，更是喪失了遼河以東的大片土地和人口，明朝在關外的統治也已經是岌岌可危。
而正是這樣一次令人驚喜的“鎮江大捷”，成為了明軍在遼東戰場對於後金軍隊的首勝，打破了後金軍隊不可戰勝的神話，極大的提振了遼東軍隊的士氣，也讓毛文龍成為了朝廷官員口中的“英雄”。當時明朝的首輔葉向高就稱讚毛文龍：
“毛文龍收復鎮江，人情踴躍，而或恐其寡弱難支，輕舉取敗，此亦老長考慮。但用兵之道，貴在出奇，班超以三十六人定西域，耿恭以百人守疏勒，皆奇功也。”
明天啟元年（1621年），遊擊將軍毛文龍僅僅率領一支200人左右的奇兵，在內應陳良策的幫助下，趁機攻克了守備空虛的鎮江，俘獲後金將領佟養正父子，史稱“鎮江大捷”。
消息傳到北京，可謂是舉朝震動。自明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努爾哈赤以“七大恨”起兵伐明以來，後金軍隊是奪撫順、下清河，激戰薩爾滸，接連攻克開元、鐵嶺，之後更是奪取了明朝在遼東的統治中心遼陽和瀋陽，可以說大小戰事未嘗一敗。而明朝這面不僅是損兵折將，更是喪失了遼河以東的大片土地和人口，明朝在關外的統治也已經是岌岌可危。
而正是這樣一次令人驚喜的“鎮江大捷”，成為了明軍在遼東戰場對於後金軍隊的首勝，打破了後金軍隊不可戰勝的神話，極大的提振了遼東軍隊的士氣，也讓毛文龍成為了朝廷官員口中的“英雄”。當時明朝的首輔葉向高就稱讚毛文龍：
“毛文龍收復鎮江，人情踴躍，而或恐其寡弱難支，輕舉取敗，此亦老長考慮。但用兵之道，貴在出奇，班超以三十六人定西域，耿恭以百人守疏勒，皆奇功也。”
（圖片來源於網絡）
然而，“鎮江大捷”只是一場戰鬥的勝利，但卻是戰略上的一次重大“失敗”，因為它伴隨而來的是熊廷弼與王化貞的“經撫不和”達到了頂點，遼東政局就此陷入混亂。而在此之後遼東戰場遭遇的一系列劇變更是證明了這場意外的“鎮江大捷”，最終成為了讓大明王朝深受其累的“鎮江大劫”。
明天啟元年（1621年），遊擊將軍毛文龍僅僅率領一支200人左右的奇兵，在內應陳良策的幫助下，趁機攻克了守備空虛的鎮江，俘獲後金將領佟養正父子，史稱“鎮江大捷”。
消息傳到北京，可謂是舉朝震動。自明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努爾哈赤以“七大恨”起兵伐明以來，後金軍隊是奪撫順、下清河，激戰薩爾滸，接連攻克開元、鐵嶺，之後更是奪取了明朝在遼東的統治中心遼陽和瀋陽，可以說大小戰事未嘗一敗。而明朝這面不僅是損兵折將，更是喪失了遼河以東的大片土地和人口，明朝在關外的統治也已經是岌岌可危。
而正是這樣一次令人驚喜的“鎮江大捷”，成為了明軍在遼東戰場對於後金軍隊的首勝，打破了後金軍隊不可戰勝的神話，極大的提振了遼東軍隊的士氣，也讓毛文龍成為了朝廷官員口中的“英雄”。當時明朝的首輔葉向高就稱讚毛文龍：
“毛文龍收復鎮江，人情踴躍，而或恐其寡弱難支，輕舉取敗，此亦老長考慮。但用兵之道，貴在出奇，班超以三十六人定西域，耿恭以百人守疏勒，皆奇功也。”
（圖片來源於網絡）
然而，“鎮江大捷”只是一場戰鬥的勝利，但卻是戰略上的一次重大“失敗”，因為它伴隨而來的是熊廷弼與王化貞的“經撫不和”達到了頂點，遼東政局就此陷入混亂。而在此之後遼東戰場遭遇的一系列劇變更是證明了這場意外的“鎮江大捷”，最終成為了讓大明王朝深受其累的“鎮江大劫”。
（圖片來源於網絡）
所謂的“鎮江大捷”，發起的原因卻是一場徹頭徹尾的“奪權大戰”。
明天啟元年（1621年），努爾哈赤率領後金軍隊大舉進攻，先克瀋陽，後佔遼陽，在佔領明朝在遼東政治統治中心的同時，徹底將明朝的勢力驅逐出了遼河以東。
由於前任遼東經略袁應泰在遼陽城破時自縊殉國，新任遼東經略薛國用此時又是告病在家，這就使得被提拔到遼東巡撫位置上的王化貞得到了施展的機會。
王化貞，,明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二甲第四名進士出身，而與王化貞同榜的狀元就是後來大名鼎鼎的崇禎朝時期的首輔周延儒。然而儘管取得了非常不錯的科舉名次，王化貞卻並沒有進入翰林院，在明朝的政治體制下，這就意味著王化貞基本失去了升任六部堂官進而升入內閣的資格，對他來說最好的歸宿只能是在地方任上有所作為。
剛剛接手遼東巡撫職務的王化貞可以用盡職盡責來形容。一方面，他進駐廣寧，收容難民，安撫百姓，恢復生產，迅速穩定了遼瀋之戰後混亂的遼東局勢；另一方面，他西撫蒙古部落，東御後金軍隊，暫時性的維持了戰局的平衡。
也正是因為王化貞突出的表現，當時朝中不少大臣向天啟皇帝進諫直接讓王化貞擔任遼東經略，全面主持遼東工作。
明天啟元年（1621年），遊擊將軍毛文龍僅僅率領一支200人左右的奇兵，在內應陳良策的幫助下，趁機攻克了守備空虛的鎮江，俘獲後金將領佟養正父子，史稱“鎮江大捷”。
消息傳到北京，可謂是舉朝震動。自明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努爾哈赤以“七大恨”起兵伐明以來，後金軍隊是奪撫順、下清河，激戰薩爾滸，接連攻克開元、鐵嶺，之後更是奪取了明朝在遼東的統治中心遼陽和瀋陽，可以說大小戰事未嘗一敗。而明朝這面不僅是損兵折將，更是喪失了遼河以東的大片土地和人口，明朝在關外的統治也已經是岌岌可危。
而正是這樣一次令人驚喜的“鎮江大捷”，成為了明軍在遼東戰場對於後金軍隊的首勝，打破了後金軍隊不可戰勝的神話，極大的提振了遼東軍隊的士氣，也讓毛文龍成為了朝廷官員口中的“英雄”。當時明朝的首輔葉向高就稱讚毛文龍：
“毛文龍收復鎮江，人情踴躍，而或恐其寡弱難支，輕舉取敗，此亦老長考慮。但用兵之道，貴在出奇，班超以三十六人定西域，耿恭以百人守疏勒，皆奇功也。”
（圖片來源於網絡）
然而，“鎮江大捷”只是一場戰鬥的勝利，但卻是戰略上的一次重大“失敗”，因為它伴隨而來的是熊廷弼與王化貞的“經撫不和”達到了頂點，遼東政局就此陷入混亂。而在此之後遼東戰場遭遇的一系列劇變更是證明了這場意外的“鎮江大捷”，最終成為了讓大明王朝深受其累的“鎮江大劫”。
（圖片來源於網絡）
所謂的“鎮江大捷”，發起的原因卻是一場徹頭徹尾的“奪權大戰”。
明天啟元年（1621年），努爾哈赤率領後金軍隊大舉進攻，先克瀋陽，後佔遼陽，在佔領明朝在遼東政治統治中心的同時，徹底將明朝的勢力驅逐出了遼河以東。
由於前任遼東經略袁應泰在遼陽城破時自縊殉國，新任遼東經略薛國用此時又是告病在家，這就使得被提拔到遼東巡撫位置上的王化貞得到了施展的機會。
王化貞，,明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二甲第四名進士出身，而與王化貞同榜的狀元就是後來大名鼎鼎的崇禎朝時期的首輔周延儒。然而儘管取得了非常不錯的科舉名次，王化貞卻並沒有進入翰林院，在明朝的政治體制下，這就意味著王化貞基本失去了升任六部堂官進而升入內閣的資格，對他來說最好的歸宿只能是在地方任上有所作為。
剛剛接手遼東巡撫職務的王化貞可以用盡職盡責來形容。一方面，他進駐廣寧，收容難民，安撫百姓，恢復生產，迅速穩定了遼瀋之戰後混亂的遼東局勢；另一方面，他西撫蒙古部落，東御後金軍隊，暫時性的維持了戰局的平衡。
也正是因為王化貞突出的表現，當時朝中不少大臣向天啟皇帝進諫直接讓王化貞擔任遼東經略，全面主持遼東工作。
（圖片來源於網絡）
然而閣臣劉一燝卻不這樣認為，作為堅定的“挺熊派”，他再一次力諫熊廷弼出任遼東經略：
“使廷弼在遼，當不至此。”
在劉一燝鼎力支持下，當初彈劾熊廷弼的言官此時也紛紛站出來支持熊廷弼。最終，天啟皇帝聽從了劉一燝等人的建議，重新啟用了熊廷弼經略遼東。
而熊廷弼在面見天啟皇帝的時候，也提出了自己的“三方佈置策”：
“廣寧用馬步列壘河上，以形勢格之，綴敵全力；天津、登、萊各置舟師，乘虛入南衛，動搖其人心，敵必內顧，而遼陽可復。於是登、萊議設巡撫如天津，以陶朗先為之；而山海特設經略，節制三方，一事權。”
按照熊廷弼的規劃，遼東戰場的明軍應繼續“主守”，並且做到三方協同：其一，重兵鎮守廣寧，與後金對峙；其二，在登、萊設巡撫，並從海上襲擾後金進行前置，使其收尾不能相顧；其三，經略坐鎮山海關統籌全局。三方力量相互配合，並在準備工作完成後，出擊合圍，必能取得勝利。
熊廷弼的“三方佈置策”可以說是“對症下藥”，這是基於當時遼東戰局形勢以及明朝和後金之間軍事力量對比的正確判斷，是非常切合實際的。
然而，熊廷弼的“三方佈置策”自始至終都沒有得到貫徹和實施，原因就在於王化貞的反對和抵制。
明天啟元年（1621年），遊擊將軍毛文龍僅僅率領一支200人左右的奇兵，在內應陳良策的幫助下，趁機攻克了守備空虛的鎮江，俘獲後金將領佟養正父子，史稱“鎮江大捷”。
消息傳到北京，可謂是舉朝震動。自明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努爾哈赤以“七大恨”起兵伐明以來，後金軍隊是奪撫順、下清河，激戰薩爾滸，接連攻克開元、鐵嶺，之後更是奪取了明朝在遼東的統治中心遼陽和瀋陽，可以說大小戰事未嘗一敗。而明朝這面不僅是損兵折將，更是喪失了遼河以東的大片土地和人口，明朝在關外的統治也已經是岌岌可危。
而正是這樣一次令人驚喜的“鎮江大捷”，成為了明軍在遼東戰場對於後金軍隊的首勝，打破了後金軍隊不可戰勝的神話，極大的提振了遼東軍隊的士氣，也讓毛文龍成為了朝廷官員口中的“英雄”。當時明朝的首輔葉向高就稱讚毛文龍：
“毛文龍收復鎮江，人情踴躍，而或恐其寡弱難支，輕舉取敗，此亦老長考慮。但用兵之道，貴在出奇，班超以三十六人定西域，耿恭以百人守疏勒，皆奇功也。”
（圖片來源於網絡）
然而，“鎮江大捷”只是一場戰鬥的勝利，但卻是戰略上的一次重大“失敗”，因為它伴隨而來的是熊廷弼與王化貞的“經撫不和”達到了頂點，遼東政局就此陷入混亂。而在此之後遼東戰場遭遇的一系列劇變更是證明了這場意外的“鎮江大捷”，最終成為了讓大明王朝深受其累的“鎮江大劫”。
（圖片來源於網絡）
所謂的“鎮江大捷”，發起的原因卻是一場徹頭徹尾的“奪權大戰”。
明天啟元年（1621年），努爾哈赤率領後金軍隊大舉進攻，先克瀋陽，後佔遼陽，在佔領明朝在遼東政治統治中心的同時，徹底將明朝的勢力驅逐出了遼河以東。
由於前任遼東經略袁應泰在遼陽城破時自縊殉國，新任遼東經略薛國用此時又是告病在家，這就使得被提拔到遼東巡撫位置上的王化貞得到了施展的機會。
王化貞，,明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二甲第四名進士出身，而與王化貞同榜的狀元就是後來大名鼎鼎的崇禎朝時期的首輔周延儒。然而儘管取得了非常不錯的科舉名次，王化貞卻並沒有進入翰林院，在明朝的政治體制下，這就意味著王化貞基本失去了升任六部堂官進而升入內閣的資格，對他來說最好的歸宿只能是在地方任上有所作為。
剛剛接手遼東巡撫職務的王化貞可以用盡職盡責來形容。一方面，他進駐廣寧，收容難民，安撫百姓，恢復生產，迅速穩定了遼瀋之戰後混亂的遼東局勢；另一方面，他西撫蒙古部落，東御後金軍隊，暫時性的維持了戰局的平衡。
也正是因為王化貞突出的表現，當時朝中不少大臣向天啟皇帝進諫直接讓王化貞擔任遼東經略，全面主持遼東工作。
（圖片來源於網絡）
然而閣臣劉一燝卻不這樣認為，作為堅定的“挺熊派”，他再一次力諫熊廷弼出任遼東經略：
“使廷弼在遼，當不至此。”
在劉一燝鼎力支持下，當初彈劾熊廷弼的言官此時也紛紛站出來支持熊廷弼。最終，天啟皇帝聽從了劉一燝等人的建議，重新啟用了熊廷弼經略遼東。
而熊廷弼在面見天啟皇帝的時候，也提出了自己的“三方佈置策”：
“廣寧用馬步列壘河上，以形勢格之，綴敵全力；天津、登、萊各置舟師，乘虛入南衛，動搖其人心，敵必內顧，而遼陽可復。於是登、萊議設巡撫如天津，以陶朗先為之；而山海特設經略，節制三方，一事權。”
按照熊廷弼的規劃，遼東戰場的明軍應繼續“主守”，並且做到三方協同：其一，重兵鎮守廣寧，與後金對峙；其二，在登、萊設巡撫，並從海上襲擾後金進行前置，使其收尾不能相顧；其三，經略坐鎮山海關統籌全局。三方力量相互配合，並在準備工作完成後，出擊合圍，必能取得勝利。
熊廷弼的“三方佈置策”可以說是“對症下藥”，這是基於當時遼東戰局形勢以及明朝和後金之間軍事力量對比的正確判斷，是非常切合實際的。
然而，熊廷弼的“三方佈置策”自始至終都沒有得到貫徹和實施，原因就在於王化貞的反對和抵制。
（圖片來源於網絡）
實際上，熊廷弼還沒有到任遼東，兩人之前的爭鬥就已經開始了。
王化貞主張將明軍分佈在遼河西岸，沿河設防，抵禦後金。然而熊廷弼卻認為遼河不比長江、黃河，根本夠不上“天險”，應該堅決貫徹“三方佈置策”，固守廣寧。
“河窄難恃，堡小難容，今日但宜固守廣寧。若駐兵河上，兵分則力弱，敵輕騎潛渡，直攻一營，力必不支。一營潰，則諸營俱潰，西平諸戍亦不能守。河上止宜置遊徼兵，更番出入，示敵不測，不宜屯聚一處，為敵所乘。自河抵廣寧，止宜多置烽堠；西平諸處止宜稍置戍兵，為傳烽哨探之用。而大兵悉聚廣寧，相度城外形勢，掎角立營，深壘高柵以俟。蓋遼陽去廣寧三百六十里，非敵騎一日能到，有聲息，我必預知。斷不宜分兵防河，先為自弱之計也。”
朝廷最終採用的是熊廷弼的方略，然而這卻極大的刺激了王化貞，畢竟此時的熊廷弼還未正式上任就開始對自己指手畫腳，心中本就非常憤恨，更重要的是王化貞的戰略方案被駁回使其在朝中的顏面盡失。而兩人之間的矛盾也就此產生。
之後，熊廷弼和王化貞又因為明朝“四方援軍”的名字問題，展開了爭論。王化貞將其命名為“平遼”軍隊，而熊廷弼則認為：
“遼人未叛，乞改為‘平東’或‘徵東’，以慰其心。”
這樣的隔空“嘴仗”，從熊廷弼被尚未到達遼東開始，就在持續進行，並且是愈演愈烈。
明天啟元年（1621年），遊擊將軍毛文龍僅僅率領一支200人左右的奇兵，在內應陳良策的幫助下，趁機攻克了守備空虛的鎮江，俘獲後金將領佟養正父子，史稱“鎮江大捷”。
消息傳到北京，可謂是舉朝震動。自明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努爾哈赤以“七大恨”起兵伐明以來，後金軍隊是奪撫順、下清河，激戰薩爾滸，接連攻克開元、鐵嶺，之後更是奪取了明朝在遼東的統治中心遼陽和瀋陽，可以說大小戰事未嘗一敗。而明朝這面不僅是損兵折將，更是喪失了遼河以東的大片土地和人口，明朝在關外的統治也已經是岌岌可危。
而正是這樣一次令人驚喜的“鎮江大捷”，成為了明軍在遼東戰場對於後金軍隊的首勝，打破了後金軍隊不可戰勝的神話，極大的提振了遼東軍隊的士氣，也讓毛文龍成為了朝廷官員口中的“英雄”。當時明朝的首輔葉向高就稱讚毛文龍：
“毛文龍收復鎮江，人情踴躍，而或恐其寡弱難支，輕舉取敗，此亦老長考慮。但用兵之道，貴在出奇，班超以三十六人定西域，耿恭以百人守疏勒，皆奇功也。”
（圖片來源於網絡）
然而，“鎮江大捷”只是一場戰鬥的勝利，但卻是戰略上的一次重大“失敗”，因為它伴隨而來的是熊廷弼與王化貞的“經撫不和”達到了頂點，遼東政局就此陷入混亂。而在此之後遼東戰場遭遇的一系列劇變更是證明了這場意外的“鎮江大捷”，最終成為了讓大明王朝深受其累的“鎮江大劫”。
（圖片來源於網絡）
所謂的“鎮江大捷”，發起的原因卻是一場徹頭徹尾的“奪權大戰”。
明天啟元年（1621年），努爾哈赤率領後金軍隊大舉進攻，先克瀋陽，後佔遼陽，在佔領明朝在遼東政治統治中心的同時，徹底將明朝的勢力驅逐出了遼河以東。
由於前任遼東經略袁應泰在遼陽城破時自縊殉國，新任遼東經略薛國用此時又是告病在家，這就使得被提拔到遼東巡撫位置上的王化貞得到了施展的機會。
王化貞，,明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二甲第四名進士出身，而與王化貞同榜的狀元就是後來大名鼎鼎的崇禎朝時期的首輔周延儒。然而儘管取得了非常不錯的科舉名次，王化貞卻並沒有進入翰林院，在明朝的政治體制下，這就意味著王化貞基本失去了升任六部堂官進而升入內閣的資格，對他來說最好的歸宿只能是在地方任上有所作為。
剛剛接手遼東巡撫職務的王化貞可以用盡職盡責來形容。一方面，他進駐廣寧，收容難民，安撫百姓，恢復生產，迅速穩定了遼瀋之戰後混亂的遼東局勢；另一方面，他西撫蒙古部落，東御後金軍隊，暫時性的維持了戰局的平衡。
也正是因為王化貞突出的表現，當時朝中不少大臣向天啟皇帝進諫直接讓王化貞擔任遼東經略，全面主持遼東工作。
（圖片來源於網絡）
然而閣臣劉一燝卻不這樣認為，作為堅定的“挺熊派”，他再一次力諫熊廷弼出任遼東經略：
“使廷弼在遼，當不至此。”
在劉一燝鼎力支持下，當初彈劾熊廷弼的言官此時也紛紛站出來支持熊廷弼。最終，天啟皇帝聽從了劉一燝等人的建議，重新啟用了熊廷弼經略遼東。
而熊廷弼在面見天啟皇帝的時候，也提出了自己的“三方佈置策”：
“廣寧用馬步列壘河上，以形勢格之，綴敵全力；天津、登、萊各置舟師，乘虛入南衛，動搖其人心，敵必內顧，而遼陽可復。於是登、萊議設巡撫如天津，以陶朗先為之；而山海特設經略，節制三方，一事權。”
按照熊廷弼的規劃，遼東戰場的明軍應繼續“主守”，並且做到三方協同：其一，重兵鎮守廣寧，與後金對峙；其二，在登、萊設巡撫，並從海上襲擾後金進行前置，使其收尾不能相顧；其三，經略坐鎮山海關統籌全局。三方力量相互配合，並在準備工作完成後，出擊合圍，必能取得勝利。
熊廷弼的“三方佈置策”可以說是“對症下藥”，這是基於當時遼東戰局形勢以及明朝和後金之間軍事力量對比的正確判斷，是非常切合實際的。
然而，熊廷弼的“三方佈置策”自始至終都沒有得到貫徹和實施，原因就在於王化貞的反對和抵制。
（圖片來源於網絡）
實際上，熊廷弼還沒有到任遼東，兩人之前的爭鬥就已經開始了。
王化貞主張將明軍分佈在遼河西岸，沿河設防，抵禦後金。然而熊廷弼卻認為遼河不比長江、黃河，根本夠不上“天險”，應該堅決貫徹“三方佈置策”，固守廣寧。
“河窄難恃，堡小難容，今日但宜固守廣寧。若駐兵河上，兵分則力弱，敵輕騎潛渡，直攻一營，力必不支。一營潰，則諸營俱潰，西平諸戍亦不能守。河上止宜置遊徼兵，更番出入，示敵不測，不宜屯聚一處，為敵所乘。自河抵廣寧，止宜多置烽堠；西平諸處止宜稍置戍兵，為傳烽哨探之用。而大兵悉聚廣寧，相度城外形勢，掎角立營，深壘高柵以俟。蓋遼陽去廣寧三百六十里，非敵騎一日能到，有聲息，我必預知。斷不宜分兵防河，先為自弱之計也。”
朝廷最終採用的是熊廷弼的方略，然而這卻極大的刺激了王化貞，畢竟此時的熊廷弼還未正式上任就開始對自己指手畫腳，心中本就非常憤恨，更重要的是王化貞的戰略方案被駁回使其在朝中的顏面盡失。而兩人之間的矛盾也就此產生。
之後，熊廷弼和王化貞又因為明朝“四方援軍”的名字問題，展開了爭論。王化貞將其命名為“平遼”軍隊，而熊廷弼則認為：
“遼人未叛，乞改為‘平東’或‘徵東’，以慰其心。”
這樣的隔空“嘴仗”，從熊廷弼被尚未到達遼東開始，就在持續進行，並且是愈演愈烈。
（圖片來源於網絡）
王化貞，當時的職務是遼東巡撫，兼右僉都御史，是朝廷正四品的官員；而熊廷弼，是遼東經略，掛兵部尚書銜，兼右副都御史，官居正二品，是明朝在遼東地區的最高行政和軍事長官，同時也是王化貞的上司。然而王化貞卻敢與熊廷弼針鋒相對，最為重要的原因還是在於朝中有人支持，而他的支持者便是王化貞當年的科舉的主考官、朝中首輔葉向高，以及與熊廷弼素來關係不和的兵部尚書張鶴鳴。
正是在這二人的支持下，王化貞才敢肆無忌憚的挑戰熊廷弼的權威，與此同時，王化貞也迫切的需要一場戰鬥的勝利來進一步鞏固自己在遼東的地位，進而限制熊廷弼對於遼東軍隊的控制力和影響力。於是王化貞趁著熊廷弼尚未到任山海關，在並未告知其的情況下，派毛文龍冒險出兵，只是誰也沒有想到，毛文龍真的會“陰錯陽差”的取得“鎮江大捷”。
明天啟元年（1621年），遊擊將軍毛文龍僅僅率領一支200人左右的奇兵，在內應陳良策的幫助下，趁機攻克了守備空虛的鎮江，俘獲後金將領佟養正父子，史稱“鎮江大捷”。
消息傳到北京，可謂是舉朝震動。自明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努爾哈赤以“七大恨”起兵伐明以來，後金軍隊是奪撫順、下清河，激戰薩爾滸，接連攻克開元、鐵嶺，之後更是奪取了明朝在遼東的統治中心遼陽和瀋陽，可以說大小戰事未嘗一敗。而明朝這面不僅是損兵折將，更是喪失了遼河以東的大片土地和人口，明朝在關外的統治也已經是岌岌可危。
而正是這樣一次令人驚喜的“鎮江大捷”，成為了明軍在遼東戰場對於後金軍隊的首勝，打破了後金軍隊不可戰勝的神話，極大的提振了遼東軍隊的士氣，也讓毛文龍成為了朝廷官員口中的“英雄”。當時明朝的首輔葉向高就稱讚毛文龍：
“毛文龍收復鎮江，人情踴躍，而或恐其寡弱難支，輕舉取敗，此亦老長考慮。但用兵之道，貴在出奇，班超以三十六人定西域，耿恭以百人守疏勒，皆奇功也。”
（圖片來源於網絡）
然而，“鎮江大捷”只是一場戰鬥的勝利，但卻是戰略上的一次重大“失敗”，因為它伴隨而來的是熊廷弼與王化貞的“經撫不和”達到了頂點，遼東政局就此陷入混亂。而在此之後遼東戰場遭遇的一系列劇變更是證明了這場意外的“鎮江大捷”，最終成為了讓大明王朝深受其累的“鎮江大劫”。
（圖片來源於網絡）
所謂的“鎮江大捷”，發起的原因卻是一場徹頭徹尾的“奪權大戰”。
明天啟元年（1621年），努爾哈赤率領後金軍隊大舉進攻，先克瀋陽，後佔遼陽，在佔領明朝在遼東政治統治中心的同時，徹底將明朝的勢力驅逐出了遼河以東。
由於前任遼東經略袁應泰在遼陽城破時自縊殉國，新任遼東經略薛國用此時又是告病在家，這就使得被提拔到遼東巡撫位置上的王化貞得到了施展的機會。
王化貞，,明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二甲第四名進士出身，而與王化貞同榜的狀元就是後來大名鼎鼎的崇禎朝時期的首輔周延儒。然而儘管取得了非常不錯的科舉名次，王化貞卻並沒有進入翰林院，在明朝的政治體制下，這就意味著王化貞基本失去了升任六部堂官進而升入內閣的資格，對他來說最好的歸宿只能是在地方任上有所作為。
剛剛接手遼東巡撫職務的王化貞可以用盡職盡責來形容。一方面，他進駐廣寧，收容難民，安撫百姓，恢復生產，迅速穩定了遼瀋之戰後混亂的遼東局勢；另一方面，他西撫蒙古部落，東御後金軍隊，暫時性的維持了戰局的平衡。
也正是因為王化貞突出的表現，當時朝中不少大臣向天啟皇帝進諫直接讓王化貞擔任遼東經略，全面主持遼東工作。
（圖片來源於網絡）
然而閣臣劉一燝卻不這樣認為，作為堅定的“挺熊派”，他再一次力諫熊廷弼出任遼東經略：
“使廷弼在遼，當不至此。”
在劉一燝鼎力支持下，當初彈劾熊廷弼的言官此時也紛紛站出來支持熊廷弼。最終，天啟皇帝聽從了劉一燝等人的建議，重新啟用了熊廷弼經略遼東。
而熊廷弼在面見天啟皇帝的時候，也提出了自己的“三方佈置策”：
“廣寧用馬步列壘河上，以形勢格之，綴敵全力；天津、登、萊各置舟師，乘虛入南衛，動搖其人心，敵必內顧，而遼陽可復。於是登、萊議設巡撫如天津，以陶朗先為之；而山海特設經略，節制三方，一事權。”
按照熊廷弼的規劃，遼東戰場的明軍應繼續“主守”，並且做到三方協同：其一，重兵鎮守廣寧，與後金對峙；其二，在登、萊設巡撫，並從海上襲擾後金進行前置，使其收尾不能相顧；其三，經略坐鎮山海關統籌全局。三方力量相互配合，並在準備工作完成後，出擊合圍，必能取得勝利。
熊廷弼的“三方佈置策”可以說是“對症下藥”，這是基於當時遼東戰局形勢以及明朝和後金之間軍事力量對比的正確判斷，是非常切合實際的。
然而，熊廷弼的“三方佈置策”自始至終都沒有得到貫徹和實施，原因就在於王化貞的反對和抵制。
（圖片來源於網絡）
實際上，熊廷弼還沒有到任遼東，兩人之前的爭鬥就已經開始了。
王化貞主張將明軍分佈在遼河西岸，沿河設防，抵禦後金。然而熊廷弼卻認為遼河不比長江、黃河，根本夠不上“天險”，應該堅決貫徹“三方佈置策”，固守廣寧。
“河窄難恃，堡小難容，今日但宜固守廣寧。若駐兵河上，兵分則力弱，敵輕騎潛渡，直攻一營，力必不支。一營潰，則諸營俱潰，西平諸戍亦不能守。河上止宜置遊徼兵，更番出入，示敵不測，不宜屯聚一處，為敵所乘。自河抵廣寧，止宜多置烽堠；西平諸處止宜稍置戍兵，為傳烽哨探之用。而大兵悉聚廣寧，相度城外形勢，掎角立營，深壘高柵以俟。蓋遼陽去廣寧三百六十里，非敵騎一日能到，有聲息，我必預知。斷不宜分兵防河，先為自弱之計也。”
朝廷最終採用的是熊廷弼的方略，然而這卻極大的刺激了王化貞，畢竟此時的熊廷弼還未正式上任就開始對自己指手畫腳，心中本就非常憤恨，更重要的是王化貞的戰略方案被駁回使其在朝中的顏面盡失。而兩人之間的矛盾也就此產生。
之後，熊廷弼和王化貞又因為明朝“四方援軍”的名字問題，展開了爭論。王化貞將其命名為“平遼”軍隊，而熊廷弼則認為：
“遼人未叛，乞改為‘平東’或‘徵東’，以慰其心。”
這樣的隔空“嘴仗”，從熊廷弼被尚未到達遼東開始，就在持續進行，並且是愈演愈烈。
（圖片來源於網絡）
王化貞，當時的職務是遼東巡撫，兼右僉都御史，是朝廷正四品的官員；而熊廷弼，是遼東經略，掛兵部尚書銜，兼右副都御史，官居正二品，是明朝在遼東地區的最高行政和軍事長官，同時也是王化貞的上司。然而王化貞卻敢與熊廷弼針鋒相對，最為重要的原因還是在於朝中有人支持，而他的支持者便是王化貞當年的科舉的主考官、朝中首輔葉向高，以及與熊廷弼素來關係不和的兵部尚書張鶴鳴。
正是在這二人的支持下，王化貞才敢肆無忌憚的挑戰熊廷弼的權威，與此同時，王化貞也迫切的需要一場戰鬥的勝利來進一步鞏固自己在遼東的地位，進而限制熊廷弼對於遼東軍隊的控制力和影響力。於是王化貞趁著熊廷弼尚未到任山海關，在並未告知其的情況下，派毛文龍冒險出兵，只是誰也沒有想到，毛文龍真的會“陰錯陽差”的取得“鎮江大捷”。
（圖片來源於網絡）
鎮江之戰，一場戰鬥的“大捷”，卻是遼東戰局的“大劫”。
努爾哈赤佔領遼河以東，實施了非常殘酷的民族壓迫政策，遼東地區漢族百姓不堪其辱因而紛紛揭竿而起，反抗後金的統治。而在鎮壓漢族百姓的起義過程中，表現最為活躍的並不是當時的滿洲人，而是以李永芳、佟養正等漢人將領，因而他們也招致了遼東地區漢族百姓甚至是漢族官員們的強烈不滿。於是王化貞打著配合、接應起義軍的名義，派遣毛文龍出兵，尋求戰果。
明天啟元年（1621年），毛文龍率領一支由毛承祿、尤景和、王輔、陳忠等一百九十七人組成的奇兵，沿海岸線低調前行，一路上先收復了豬島、海洋島、長山島、廣鹿島等二千餘里沿海島嶼。
明天啟元年（1621年），遊擊將軍毛文龍僅僅率領一支200人左右的奇兵，在內應陳良策的幫助下，趁機攻克了守備空虛的鎮江，俘獲後金將領佟養正父子，史稱“鎮江大捷”。
消息傳到北京，可謂是舉朝震動。自明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努爾哈赤以“七大恨”起兵伐明以來，後金軍隊是奪撫順、下清河，激戰薩爾滸，接連攻克開元、鐵嶺，之後更是奪取了明朝在遼東的統治中心遼陽和瀋陽，可以說大小戰事未嘗一敗。而明朝這面不僅是損兵折將，更是喪失了遼河以東的大片土地和人口，明朝在關外的統治也已經是岌岌可危。
而正是這樣一次令人驚喜的“鎮江大捷”，成為了明軍在遼東戰場對於後金軍隊的首勝，打破了後金軍隊不可戰勝的神話，極大的提振了遼東軍隊的士氣，也讓毛文龍成為了朝廷官員口中的“英雄”。當時明朝的首輔葉向高就稱讚毛文龍：
“毛文龍收復鎮江，人情踴躍，而或恐其寡弱難支，輕舉取敗，此亦老長考慮。但用兵之道，貴在出奇，班超以三十六人定西域，耿恭以百人守疏勒，皆奇功也。”
（圖片來源於網絡）
然而，“鎮江大捷”只是一場戰鬥的勝利，但卻是戰略上的一次重大“失敗”，因為它伴隨而來的是熊廷弼與王化貞的“經撫不和”達到了頂點，遼東政局就此陷入混亂。而在此之後遼東戰場遭遇的一系列劇變更是證明了這場意外的“鎮江大捷”，最終成為了讓大明王朝深受其累的“鎮江大劫”。
（圖片來源於網絡）
所謂的“鎮江大捷”，發起的原因卻是一場徹頭徹尾的“奪權大戰”。
明天啟元年（1621年），努爾哈赤率領後金軍隊大舉進攻，先克瀋陽，後佔遼陽，在佔領明朝在遼東政治統治中心的同時，徹底將明朝的勢力驅逐出了遼河以東。
由於前任遼東經略袁應泰在遼陽城破時自縊殉國，新任遼東經略薛國用此時又是告病在家，這就使得被提拔到遼東巡撫位置上的王化貞得到了施展的機會。
王化貞，,明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二甲第四名進士出身，而與王化貞同榜的狀元就是後來大名鼎鼎的崇禎朝時期的首輔周延儒。然而儘管取得了非常不錯的科舉名次，王化貞卻並沒有進入翰林院，在明朝的政治體制下，這就意味著王化貞基本失去了升任六部堂官進而升入內閣的資格，對他來說最好的歸宿只能是在地方任上有所作為。
剛剛接手遼東巡撫職務的王化貞可以用盡職盡責來形容。一方面，他進駐廣寧，收容難民，安撫百姓，恢復生產，迅速穩定了遼瀋之戰後混亂的遼東局勢；另一方面，他西撫蒙古部落，東御後金軍隊，暫時性的維持了戰局的平衡。
也正是因為王化貞突出的表現，當時朝中不少大臣向天啟皇帝進諫直接讓王化貞擔任遼東經略，全面主持遼東工作。
（圖片來源於網絡）
然而閣臣劉一燝卻不這樣認為，作為堅定的“挺熊派”，他再一次力諫熊廷弼出任遼東經略：
“使廷弼在遼，當不至此。”
在劉一燝鼎力支持下，當初彈劾熊廷弼的言官此時也紛紛站出來支持熊廷弼。最終，天啟皇帝聽從了劉一燝等人的建議，重新啟用了熊廷弼經略遼東。
而熊廷弼在面見天啟皇帝的時候，也提出了自己的“三方佈置策”：
“廣寧用馬步列壘河上，以形勢格之，綴敵全力；天津、登、萊各置舟師，乘虛入南衛，動搖其人心，敵必內顧，而遼陽可復。於是登、萊議設巡撫如天津，以陶朗先為之；而山海特設經略，節制三方，一事權。”
按照熊廷弼的規劃，遼東戰場的明軍應繼續“主守”，並且做到三方協同：其一，重兵鎮守廣寧，與後金對峙；其二，在登、萊設巡撫，並從海上襲擾後金進行前置，使其收尾不能相顧；其三，經略坐鎮山海關統籌全局。三方力量相互配合，並在準備工作完成後，出擊合圍，必能取得勝利。
熊廷弼的“三方佈置策”可以說是“對症下藥”，這是基於當時遼東戰局形勢以及明朝和後金之間軍事力量對比的正確判斷，是非常切合實際的。
然而，熊廷弼的“三方佈置策”自始至終都沒有得到貫徹和實施，原因就在於王化貞的反對和抵制。
（圖片來源於網絡）
實際上，熊廷弼還沒有到任遼東，兩人之前的爭鬥就已經開始了。
王化貞主張將明軍分佈在遼河西岸，沿河設防，抵禦後金。然而熊廷弼卻認為遼河不比長江、黃河，根本夠不上“天險”，應該堅決貫徹“三方佈置策”，固守廣寧。
“河窄難恃，堡小難容，今日但宜固守廣寧。若駐兵河上，兵分則力弱，敵輕騎潛渡，直攻一營，力必不支。一營潰，則諸營俱潰，西平諸戍亦不能守。河上止宜置遊徼兵，更番出入，示敵不測，不宜屯聚一處，為敵所乘。自河抵廣寧，止宜多置烽堠；西平諸處止宜稍置戍兵，為傳烽哨探之用。而大兵悉聚廣寧，相度城外形勢，掎角立營，深壘高柵以俟。蓋遼陽去廣寧三百六十里，非敵騎一日能到，有聲息，我必預知。斷不宜分兵防河，先為自弱之計也。”
朝廷最終採用的是熊廷弼的方略，然而這卻極大的刺激了王化貞，畢竟此時的熊廷弼還未正式上任就開始對自己指手畫腳，心中本就非常憤恨，更重要的是王化貞的戰略方案被駁回使其在朝中的顏面盡失。而兩人之間的矛盾也就此產生。
之後，熊廷弼和王化貞又因為明朝“四方援軍”的名字問題，展開了爭論。王化貞將其命名為“平遼”軍隊，而熊廷弼則認為：
“遼人未叛，乞改為‘平東’或‘徵東’，以慰其心。”
這樣的隔空“嘴仗”，從熊廷弼被尚未到達遼東開始，就在持續進行，並且是愈演愈烈。
（圖片來源於網絡）
王化貞，當時的職務是遼東巡撫，兼右僉都御史，是朝廷正四品的官員；而熊廷弼，是遼東經略，掛兵部尚書銜，兼右副都御史，官居正二品，是明朝在遼東地區的最高行政和軍事長官，同時也是王化貞的上司。然而王化貞卻敢與熊廷弼針鋒相對，最為重要的原因還是在於朝中有人支持，而他的支持者便是王化貞當年的科舉的主考官、朝中首輔葉向高，以及與熊廷弼素來關係不和的兵部尚書張鶴鳴。
正是在這二人的支持下，王化貞才敢肆無忌憚的挑戰熊廷弼的權威，與此同時，王化貞也迫切的需要一場戰鬥的勝利來進一步鞏固自己在遼東的地位，進而限制熊廷弼對於遼東軍隊的控制力和影響力。於是王化貞趁著熊廷弼尚未到任山海關，在並未告知其的情況下，派毛文龍冒險出兵，只是誰也沒有想到，毛文龍真的會“陰錯陽差”的取得“鎮江大捷”。
（圖片來源於網絡）
鎮江之戰，一場戰鬥的“大捷”，卻是遼東戰局的“大劫”。
努爾哈赤佔領遼河以東，實施了非常殘酷的民族壓迫政策，遼東地區漢族百姓不堪其辱因而紛紛揭竿而起，反抗後金的統治。而在鎮壓漢族百姓的起義過程中，表現最為活躍的並不是當時的滿洲人，而是以李永芳、佟養正等漢人將領，因而他們也招致了遼東地區漢族百姓甚至是漢族官員們的強烈不滿。於是王化貞打著配合、接應起義軍的名義，派遣毛文龍出兵，尋求戰果。
明天啟元年（1621年），毛文龍率領一支由毛承祿、尤景和、王輔、陳忠等一百九十七人組成的奇兵，沿海岸線低調前行，一路上先收復了豬島、海洋島、長山島、廣鹿島等二千餘里沿海島嶼。
（圖片來源於網絡）
就在此時，毛文龍接到了兩個天大的好消息：其一，鎮江目前守備空虛，城中大部分兵力已經外出去鎮壓起義，屠戮不願歸降的漢族百姓，城中僅有守將佟養正及1000多兵馬守衛；其二，此時的鎮江中軍陳良策願意作為內應，引毛文龍入城。於是毛文龍當機立斷，決定偷襲鎮江。
毛文龍的行動非常順利，面對突如其來的進攻，後金軍隊完全沒有任何準備，守將佟養正被當場生擒，毛文龍順利佔領了鎮江。而這也給當時在後金腹地的漢族百姓及起義軍以極大鼓舞，包括寬奠、湯站、險山在內的鎮江周圍數個城堡相繼歸降毛文龍，一時間“數百里之內，望風歸附”，“歸順之民，繩繩而來”。
明天啟元年（1621年），遊擊將軍毛文龍僅僅率領一支200人左右的奇兵，在內應陳良策的幫助下，趁機攻克了守備空虛的鎮江，俘獲後金將領佟養正父子，史稱“鎮江大捷”。
消息傳到北京，可謂是舉朝震動。自明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努爾哈赤以“七大恨”起兵伐明以來，後金軍隊是奪撫順、下清河，激戰薩爾滸，接連攻克開元、鐵嶺，之後更是奪取了明朝在遼東的統治中心遼陽和瀋陽，可以說大小戰事未嘗一敗。而明朝這面不僅是損兵折將，更是喪失了遼河以東的大片土地和人口，明朝在關外的統治也已經是岌岌可危。
而正是這樣一次令人驚喜的“鎮江大捷”，成為了明軍在遼東戰場對於後金軍隊的首勝，打破了後金軍隊不可戰勝的神話，極大的提振了遼東軍隊的士氣，也讓毛文龍成為了朝廷官員口中的“英雄”。當時明朝的首輔葉向高就稱讚毛文龍：
“毛文龍收復鎮江，人情踴躍，而或恐其寡弱難支，輕舉取敗，此亦老長考慮。但用兵之道，貴在出奇，班超以三十六人定西域，耿恭以百人守疏勒，皆奇功也。”
（圖片來源於網絡）
然而，“鎮江大捷”只是一場戰鬥的勝利，但卻是戰略上的一次重大“失敗”，因為它伴隨而來的是熊廷弼與王化貞的“經撫不和”達到了頂點，遼東政局就此陷入混亂。而在此之後遼東戰場遭遇的一系列劇變更是證明了這場意外的“鎮江大捷”，最終成為了讓大明王朝深受其累的“鎮江大劫”。
（圖片來源於網絡）
所謂的“鎮江大捷”，發起的原因卻是一場徹頭徹尾的“奪權大戰”。
明天啟元年（1621年），努爾哈赤率領後金軍隊大舉進攻，先克瀋陽，後佔遼陽，在佔領明朝在遼東政治統治中心的同時，徹底將明朝的勢力驅逐出了遼河以東。
由於前任遼東經略袁應泰在遼陽城破時自縊殉國，新任遼東經略薛國用此時又是告病在家，這就使得被提拔到遼東巡撫位置上的王化貞得到了施展的機會。
王化貞，,明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二甲第四名進士出身，而與王化貞同榜的狀元就是後來大名鼎鼎的崇禎朝時期的首輔周延儒。然而儘管取得了非常不錯的科舉名次，王化貞卻並沒有進入翰林院，在明朝的政治體制下，這就意味著王化貞基本失去了升任六部堂官進而升入內閣的資格，對他來說最好的歸宿只能是在地方任上有所作為。
剛剛接手遼東巡撫職務的王化貞可以用盡職盡責來形容。一方面，他進駐廣寧，收容難民，安撫百姓，恢復生產，迅速穩定了遼瀋之戰後混亂的遼東局勢；另一方面，他西撫蒙古部落，東御後金軍隊，暫時性的維持了戰局的平衡。
也正是因為王化貞突出的表現，當時朝中不少大臣向天啟皇帝進諫直接讓王化貞擔任遼東經略，全面主持遼東工作。
（圖片來源於網絡）
然而閣臣劉一燝卻不這樣認為，作為堅定的“挺熊派”，他再一次力諫熊廷弼出任遼東經略：
“使廷弼在遼，當不至此。”
在劉一燝鼎力支持下，當初彈劾熊廷弼的言官此時也紛紛站出來支持熊廷弼。最終，天啟皇帝聽從了劉一燝等人的建議，重新啟用了熊廷弼經略遼東。
而熊廷弼在面見天啟皇帝的時候，也提出了自己的“三方佈置策”：
“廣寧用馬步列壘河上，以形勢格之，綴敵全力；天津、登、萊各置舟師，乘虛入南衛，動搖其人心，敵必內顧，而遼陽可復。於是登、萊議設巡撫如天津，以陶朗先為之；而山海特設經略，節制三方，一事權。”
按照熊廷弼的規劃，遼東戰場的明軍應繼續“主守”，並且做到三方協同：其一，重兵鎮守廣寧，與後金對峙；其二，在登、萊設巡撫，並從海上襲擾後金進行前置，使其收尾不能相顧；其三，經略坐鎮山海關統籌全局。三方力量相互配合，並在準備工作完成後，出擊合圍，必能取得勝利。
熊廷弼的“三方佈置策”可以說是“對症下藥”，這是基於當時遼東戰局形勢以及明朝和後金之間軍事力量對比的正確判斷，是非常切合實際的。
然而，熊廷弼的“三方佈置策”自始至終都沒有得到貫徹和實施，原因就在於王化貞的反對和抵制。
（圖片來源於網絡）
實際上，熊廷弼還沒有到任遼東，兩人之前的爭鬥就已經開始了。
王化貞主張將明軍分佈在遼河西岸，沿河設防，抵禦後金。然而熊廷弼卻認為遼河不比長江、黃河，根本夠不上“天險”，應該堅決貫徹“三方佈置策”，固守廣寧。
“河窄難恃，堡小難容，今日但宜固守廣寧。若駐兵河上，兵分則力弱，敵輕騎潛渡，直攻一營，力必不支。一營潰，則諸營俱潰，西平諸戍亦不能守。河上止宜置遊徼兵，更番出入，示敵不測，不宜屯聚一處，為敵所乘。自河抵廣寧，止宜多置烽堠；西平諸處止宜稍置戍兵，為傳烽哨探之用。而大兵悉聚廣寧，相度城外形勢，掎角立營，深壘高柵以俟。蓋遼陽去廣寧三百六十里，非敵騎一日能到，有聲息，我必預知。斷不宜分兵防河，先為自弱之計也。”
朝廷最終採用的是熊廷弼的方略，然而這卻極大的刺激了王化貞，畢竟此時的熊廷弼還未正式上任就開始對自己指手畫腳，心中本就非常憤恨，更重要的是王化貞的戰略方案被駁回使其在朝中的顏面盡失。而兩人之間的矛盾也就此產生。
之後，熊廷弼和王化貞又因為明朝“四方援軍”的名字問題，展開了爭論。王化貞將其命名為“平遼”軍隊，而熊廷弼則認為：
“遼人未叛，乞改為‘平東’或‘徵東’，以慰其心。”
這樣的隔空“嘴仗”，從熊廷弼被尚未到達遼東開始，就在持續進行，並且是愈演愈烈。
（圖片來源於網絡）
王化貞，當時的職務是遼東巡撫，兼右僉都御史，是朝廷正四品的官員；而熊廷弼，是遼東經略，掛兵部尚書銜，兼右副都御史，官居正二品，是明朝在遼東地區的最高行政和軍事長官，同時也是王化貞的上司。然而王化貞卻敢與熊廷弼針鋒相對，最為重要的原因還是在於朝中有人支持，而他的支持者便是王化貞當年的科舉的主考官、朝中首輔葉向高，以及與熊廷弼素來關係不和的兵部尚書張鶴鳴。
正是在這二人的支持下，王化貞才敢肆無忌憚的挑戰熊廷弼的權威，與此同時，王化貞也迫切的需要一場戰鬥的勝利來進一步鞏固自己在遼東的地位，進而限制熊廷弼對於遼東軍隊的控制力和影響力。於是王化貞趁著熊廷弼尚未到任山海關，在並未告知其的情況下，派毛文龍冒險出兵，只是誰也沒有想到，毛文龍真的會“陰錯陽差”的取得“鎮江大捷”。
（圖片來源於網絡）
鎮江之戰，一場戰鬥的“大捷”，卻是遼東戰局的“大劫”。
努爾哈赤佔領遼河以東，實施了非常殘酷的民族壓迫政策，遼東地區漢族百姓不堪其辱因而紛紛揭竿而起，反抗後金的統治。而在鎮壓漢族百姓的起義過程中，表現最為活躍的並不是當時的滿洲人，而是以李永芳、佟養正等漢人將領，因而他們也招致了遼東地區漢族百姓甚至是漢族官員們的強烈不滿。於是王化貞打著配合、接應起義軍的名義，派遣毛文龍出兵，尋求戰果。
明天啟元年（1621年），毛文龍率領一支由毛承祿、尤景和、王輔、陳忠等一百九十七人組成的奇兵，沿海岸線低調前行，一路上先收復了豬島、海洋島、長山島、廣鹿島等二千餘里沿海島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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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此時，毛文龍接到了兩個天大的好消息：其一，鎮江目前守備空虛，城中大部分兵力已經外出去鎮壓起義，屠戮不願歸降的漢族百姓，城中僅有守將佟養正及1000多兵馬守衛；其二，此時的鎮江中軍陳良策願意作為內應，引毛文龍入城。於是毛文龍當機立斷，決定偷襲鎮江。
毛文龍的行動非常順利，面對突如其來的進攻，後金軍隊完全沒有任何準備，守將佟養正被當場生擒，毛文龍順利佔領了鎮江。而這也給當時在後金腹地的漢族百姓及起義軍以極大鼓舞，包括寬奠、湯站、險山在內的鎮江周圍數個城堡相繼歸降毛文龍，一時間“數百里之內，望風歸附”，“歸順之民，繩繩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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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要特別說明一下，佟養正這個人可是真的不一般，毛文龍這一舉險些改變了清朝此後近百年的歷史。
佟養正父子被俘後，押送回京被處以極刑，然而佟養正最重要的一個兒子佟圖賴成為了“漏網之魚”。佟圖賴是漢軍八旗的主要領導，為清軍入關、定鼎中原立下了汗馬功勞。而他的子女們則是更加的不簡單，他的女兒嫁給了順治皇帝，生下了康熙皇帝；兩個兒子佟國綱和佟國維，以及他們的孩子鄂倫岱、法海、隆科多等，均是康雍兩朝的重臣；而佟國維的兩個女兒先後嫁給了康熙皇帝，其中孝懿仁皇后佟佳氏是雍正的養母，愨惠皇貴妃佟佳氏撫養過乾隆皇帝。可以說如果佟圖賴也在此戰中死去，那麼清朝之後的歷史也就將徹底改寫。當然，這些都是後話。
明天啟元年（1621年），遊擊將軍毛文龍僅僅率領一支200人左右的奇兵，在內應陳良策的幫助下，趁機攻克了守備空虛的鎮江，俘獲後金將領佟養正父子，史稱“鎮江大捷”。
消息傳到北京，可謂是舉朝震動。自明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努爾哈赤以“七大恨”起兵伐明以來，後金軍隊是奪撫順、下清河，激戰薩爾滸，接連攻克開元、鐵嶺，之後更是奪取了明朝在遼東的統治中心遼陽和瀋陽，可以說大小戰事未嘗一敗。而明朝這面不僅是損兵折將，更是喪失了遼河以東的大片土地和人口，明朝在關外的統治也已經是岌岌可危。
而正是這樣一次令人驚喜的“鎮江大捷”，成為了明軍在遼東戰場對於後金軍隊的首勝，打破了後金軍隊不可戰勝的神話，極大的提振了遼東軍隊的士氣，也讓毛文龍成為了朝廷官員口中的“英雄”。當時明朝的首輔葉向高就稱讚毛文龍：
“毛文龍收復鎮江，人情踴躍，而或恐其寡弱難支，輕舉取敗，此亦老長考慮。但用兵之道，貴在出奇，班超以三十六人定西域，耿恭以百人守疏勒，皆奇功也。”
（圖片來源於網絡）
然而，“鎮江大捷”只是一場戰鬥的勝利，但卻是戰略上的一次重大“失敗”，因為它伴隨而來的是熊廷弼與王化貞的“經撫不和”達到了頂點，遼東政局就此陷入混亂。而在此之後遼東戰場遭遇的一系列劇變更是證明了這場意外的“鎮江大捷”，最終成為了讓大明王朝深受其累的“鎮江大劫”。
（圖片來源於網絡）
所謂的“鎮江大捷”，發起的原因卻是一場徹頭徹尾的“奪權大戰”。
明天啟元年（1621年），努爾哈赤率領後金軍隊大舉進攻，先克瀋陽，後佔遼陽，在佔領明朝在遼東政治統治中心的同時，徹底將明朝的勢力驅逐出了遼河以東。
由於前任遼東經略袁應泰在遼陽城破時自縊殉國，新任遼東經略薛國用此時又是告病在家，這就使得被提拔到遼東巡撫位置上的王化貞得到了施展的機會。
王化貞，,明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二甲第四名進士出身，而與王化貞同榜的狀元就是後來大名鼎鼎的崇禎朝時期的首輔周延儒。然而儘管取得了非常不錯的科舉名次，王化貞卻並沒有進入翰林院，在明朝的政治體制下，這就意味著王化貞基本失去了升任六部堂官進而升入內閣的資格，對他來說最好的歸宿只能是在地方任上有所作為。
剛剛接手遼東巡撫職務的王化貞可以用盡職盡責來形容。一方面，他進駐廣寧，收容難民，安撫百姓，恢復生產，迅速穩定了遼瀋之戰後混亂的遼東局勢；另一方面，他西撫蒙古部落，東御後金軍隊，暫時性的維持了戰局的平衡。
也正是因為王化貞突出的表現，當時朝中不少大臣向天啟皇帝進諫直接讓王化貞擔任遼東經略，全面主持遼東工作。
（圖片來源於網絡）
然而閣臣劉一燝卻不這樣認為，作為堅定的“挺熊派”，他再一次力諫熊廷弼出任遼東經略：
“使廷弼在遼，當不至此。”
在劉一燝鼎力支持下，當初彈劾熊廷弼的言官此時也紛紛站出來支持熊廷弼。最終，天啟皇帝聽從了劉一燝等人的建議，重新啟用了熊廷弼經略遼東。
而熊廷弼在面見天啟皇帝的時候，也提出了自己的“三方佈置策”：
“廣寧用馬步列壘河上，以形勢格之，綴敵全力；天津、登、萊各置舟師，乘虛入南衛，動搖其人心，敵必內顧，而遼陽可復。於是登、萊議設巡撫如天津，以陶朗先為之；而山海特設經略，節制三方，一事權。”
按照熊廷弼的規劃，遼東戰場的明軍應繼續“主守”，並且做到三方協同：其一，重兵鎮守廣寧，與後金對峙；其二，在登、萊設巡撫，並從海上襲擾後金進行前置，使其收尾不能相顧；其三，經略坐鎮山海關統籌全局。三方力量相互配合，並在準備工作完成後，出擊合圍，必能取得勝利。
熊廷弼的“三方佈置策”可以說是“對症下藥”，這是基於當時遼東戰局形勢以及明朝和後金之間軍事力量對比的正確判斷，是非常切合實際的。
然而，熊廷弼的“三方佈置策”自始至終都沒有得到貫徹和實施，原因就在於王化貞的反對和抵制。
（圖片來源於網絡）
實際上，熊廷弼還沒有到任遼東，兩人之前的爭鬥就已經開始了。
王化貞主張將明軍分佈在遼河西岸，沿河設防，抵禦後金。然而熊廷弼卻認為遼河不比長江、黃河，根本夠不上“天險”，應該堅決貫徹“三方佈置策”，固守廣寧。
“河窄難恃，堡小難容，今日但宜固守廣寧。若駐兵河上，兵分則力弱，敵輕騎潛渡，直攻一營，力必不支。一營潰，則諸營俱潰，西平諸戍亦不能守。河上止宜置遊徼兵，更番出入，示敵不測，不宜屯聚一處，為敵所乘。自河抵廣寧，止宜多置烽堠；西平諸處止宜稍置戍兵，為傳烽哨探之用。而大兵悉聚廣寧，相度城外形勢，掎角立營，深壘高柵以俟。蓋遼陽去廣寧三百六十里，非敵騎一日能到，有聲息，我必預知。斷不宜分兵防河，先為自弱之計也。”
朝廷最終採用的是熊廷弼的方略，然而這卻極大的刺激了王化貞，畢竟此時的熊廷弼還未正式上任就開始對自己指手畫腳，心中本就非常憤恨，更重要的是王化貞的戰略方案被駁回使其在朝中的顏面盡失。而兩人之間的矛盾也就此產生。
之後，熊廷弼和王化貞又因為明朝“四方援軍”的名字問題，展開了爭論。王化貞將其命名為“平遼”軍隊，而熊廷弼則認為：
“遼人未叛，乞改為‘平東’或‘徵東’，以慰其心。”
這樣的隔空“嘴仗”，從熊廷弼被尚未到達遼東開始，就在持續進行，並且是愈演愈烈。
（圖片來源於網絡）
王化貞，當時的職務是遼東巡撫，兼右僉都御史，是朝廷正四品的官員；而熊廷弼，是遼東經略，掛兵部尚書銜，兼右副都御史，官居正二品，是明朝在遼東地區的最高行政和軍事長官，同時也是王化貞的上司。然而王化貞卻敢與熊廷弼針鋒相對，最為重要的原因還是在於朝中有人支持，而他的支持者便是王化貞當年的科舉的主考官、朝中首輔葉向高，以及與熊廷弼素來關係不和的兵部尚書張鶴鳴。
正是在這二人的支持下，王化貞才敢肆無忌憚的挑戰熊廷弼的權威，與此同時，王化貞也迫切的需要一場戰鬥的勝利來進一步鞏固自己在遼東的地位，進而限制熊廷弼對於遼東軍隊的控制力和影響力。於是王化貞趁著熊廷弼尚未到任山海關，在並未告知其的情況下，派毛文龍冒險出兵，只是誰也沒有想到，毛文龍真的會“陰錯陽差”的取得“鎮江大捷”。
（圖片來源於網絡）
鎮江之戰，一場戰鬥的“大捷”，卻是遼東戰局的“大劫”。
努爾哈赤佔領遼河以東，實施了非常殘酷的民族壓迫政策，遼東地區漢族百姓不堪其辱因而紛紛揭竿而起，反抗後金的統治。而在鎮壓漢族百姓的起義過程中，表現最為活躍的並不是當時的滿洲人，而是以李永芳、佟養正等漢人將領，因而他們也招致了遼東地區漢族百姓甚至是漢族官員們的強烈不滿。於是王化貞打著配合、接應起義軍的名義，派遣毛文龍出兵，尋求戰果。
明天啟元年（1621年），毛文龍率領一支由毛承祿、尤景和、王輔、陳忠等一百九十七人組成的奇兵，沿海岸線低調前行，一路上先收復了豬島、海洋島、長山島、廣鹿島等二千餘里沿海島嶼。
（圖片來源於網絡）
就在此時，毛文龍接到了兩個天大的好消息：其一，鎮江目前守備空虛，城中大部分兵力已經外出去鎮壓起義，屠戮不願歸降的漢族百姓，城中僅有守將佟養正及1000多兵馬守衛；其二，此時的鎮江中軍陳良策願意作為內應，引毛文龍入城。於是毛文龍當機立斷，決定偷襲鎮江。
毛文龍的行動非常順利，面對突如其來的進攻，後金軍隊完全沒有任何準備，守將佟養正被當場生擒，毛文龍順利佔領了鎮江。而這也給當時在後金腹地的漢族百姓及起義軍以極大鼓舞，包括寬奠、湯站、險山在內的鎮江周圍數個城堡相繼歸降毛文龍，一時間“數百里之內，望風歸附”，“歸順之民，繩繩而來”。
（圖片來源於網絡）
這裡要特別說明一下，佟養正這個人可是真的不一般，毛文龍這一舉險些改變了清朝此後近百年的歷史。
佟養正父子被俘後，押送回京被處以極刑，然而佟養正最重要的一個兒子佟圖賴成為了“漏網之魚”。佟圖賴是漢軍八旗的主要領導，為清軍入關、定鼎中原立下了汗馬功勞。而他的子女們則是更加的不簡單，他的女兒嫁給了順治皇帝，生下了康熙皇帝；兩個兒子佟國綱和佟國維，以及他們的孩子鄂倫岱、法海、隆科多等，均是康雍兩朝的重臣；而佟國維的兩個女兒先後嫁給了康熙皇帝，其中孝懿仁皇后佟佳氏是雍正的養母，愨惠皇貴妃佟佳氏撫養過乾隆皇帝。可以說如果佟圖賴也在此戰中死去，那麼清朝之後的歷史也就將徹底改寫。當然，這些都是後話。
（圖片來源於網絡）
“鎮江大捷”消息傳到北京，隨之而來的就是如開頭中所描述的滿朝歡騰，與此同時，朝廷還命天津以及登、萊等地發水師二萬以接應文龍，並命令王化貞和熊廷弼對後金展開“反攻”。
然而熊廷弼沒有輕舉妄動，從天津以及登、萊出發的水師更是選擇了觀望，這些有著多年戰鬥經驗的將領非常清楚，毛文龍的動作太大了，而他的實力又太弱了，努爾哈赤的報復性行動必然會馬上展開。果然，毛文龍在鎮江立足未穩，阿敏和皇太極就率領著三萬八旗軍拍馬趕到，毛文龍根本無力招架，只得退過鴨綠江，逃到朝鮮境內。
毛文龍拍拍屁股走了，而他也僅僅是帶走了約為兩三萬人的難民和百姓，更多的遼東漢民卻儼然進入了人間地獄，包括鎮江在內的所有歸順毛文龍的城鎮、堡壘，無一例外的被後金軍隊屠城，僅鎮江一地被屠戮的百姓就有三萬人之多。之後，努爾哈赤更是下令，將所有沿海地區的漢族百姓全部遷到內陸地區，一時間，遼東沿海地區的百姓是哭聲震天、哀嚎遍野。
明天啟元年（1621年），遊擊將軍毛文龍僅僅率領一支200人左右的奇兵，在內應陳良策的幫助下，趁機攻克了守備空虛的鎮江，俘獲後金將領佟養正父子，史稱“鎮江大捷”。
消息傳到北京，可謂是舉朝震動。自明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努爾哈赤以“七大恨”起兵伐明以來，後金軍隊是奪撫順、下清河，激戰薩爾滸，接連攻克開元、鐵嶺，之後更是奪取了明朝在遼東的統治中心遼陽和瀋陽，可以說大小戰事未嘗一敗。而明朝這面不僅是損兵折將，更是喪失了遼河以東的大片土地和人口，明朝在關外的統治也已經是岌岌可危。
而正是這樣一次令人驚喜的“鎮江大捷”，成為了明軍在遼東戰場對於後金軍隊的首勝，打破了後金軍隊不可戰勝的神話，極大的提振了遼東軍隊的士氣，也讓毛文龍成為了朝廷官員口中的“英雄”。當時明朝的首輔葉向高就稱讚毛文龍：
“毛文龍收復鎮江，人情踴躍，而或恐其寡弱難支，輕舉取敗，此亦老長考慮。但用兵之道，貴在出奇，班超以三十六人定西域，耿恭以百人守疏勒，皆奇功也。”
（圖片來源於網絡）
然而，“鎮江大捷”只是一場戰鬥的勝利，但卻是戰略上的一次重大“失敗”，因為它伴隨而來的是熊廷弼與王化貞的“經撫不和”達到了頂點，遼東政局就此陷入混亂。而在此之後遼東戰場遭遇的一系列劇變更是證明了這場意外的“鎮江大捷”，最終成為了讓大明王朝深受其累的“鎮江大劫”。
（圖片來源於網絡）
所謂的“鎮江大捷”，發起的原因卻是一場徹頭徹尾的“奪權大戰”。
明天啟元年（1621年），努爾哈赤率領後金軍隊大舉進攻，先克瀋陽，後佔遼陽，在佔領明朝在遼東政治統治中心的同時，徹底將明朝的勢力驅逐出了遼河以東。
由於前任遼東經略袁應泰在遼陽城破時自縊殉國，新任遼東經略薛國用此時又是告病在家，這就使得被提拔到遼東巡撫位置上的王化貞得到了施展的機會。
王化貞，,明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二甲第四名進士出身，而與王化貞同榜的狀元就是後來大名鼎鼎的崇禎朝時期的首輔周延儒。然而儘管取得了非常不錯的科舉名次，王化貞卻並沒有進入翰林院，在明朝的政治體制下，這就意味著王化貞基本失去了升任六部堂官進而升入內閣的資格，對他來說最好的歸宿只能是在地方任上有所作為。
剛剛接手遼東巡撫職務的王化貞可以用盡職盡責來形容。一方面，他進駐廣寧，收容難民，安撫百姓，恢復生產，迅速穩定了遼瀋之戰後混亂的遼東局勢；另一方面，他西撫蒙古部落，東御後金軍隊，暫時性的維持了戰局的平衡。
也正是因為王化貞突出的表現，當時朝中不少大臣向天啟皇帝進諫直接讓王化貞擔任遼東經略，全面主持遼東工作。
（圖片來源於網絡）
然而閣臣劉一燝卻不這樣認為，作為堅定的“挺熊派”，他再一次力諫熊廷弼出任遼東經略：
“使廷弼在遼，當不至此。”
在劉一燝鼎力支持下，當初彈劾熊廷弼的言官此時也紛紛站出來支持熊廷弼。最終，天啟皇帝聽從了劉一燝等人的建議，重新啟用了熊廷弼經略遼東。
而熊廷弼在面見天啟皇帝的時候，也提出了自己的“三方佈置策”：
“廣寧用馬步列壘河上，以形勢格之，綴敵全力；天津、登、萊各置舟師，乘虛入南衛，動搖其人心，敵必內顧，而遼陽可復。於是登、萊議設巡撫如天津，以陶朗先為之；而山海特設經略，節制三方，一事權。”
按照熊廷弼的規劃，遼東戰場的明軍應繼續“主守”，並且做到三方協同：其一，重兵鎮守廣寧，與後金對峙；其二，在登、萊設巡撫，並從海上襲擾後金進行前置，使其收尾不能相顧；其三，經略坐鎮山海關統籌全局。三方力量相互配合，並在準備工作完成後，出擊合圍，必能取得勝利。
熊廷弼的“三方佈置策”可以說是“對症下藥”，這是基於當時遼東戰局形勢以及明朝和後金之間軍事力量對比的正確判斷，是非常切合實際的。
然而，熊廷弼的“三方佈置策”自始至終都沒有得到貫徹和實施，原因就在於王化貞的反對和抵制。
（圖片來源於網絡）
實際上，熊廷弼還沒有到任遼東，兩人之前的爭鬥就已經開始了。
王化貞主張將明軍分佈在遼河西岸，沿河設防，抵禦後金。然而熊廷弼卻認為遼河不比長江、黃河，根本夠不上“天險”，應該堅決貫徹“三方佈置策”，固守廣寧。
“河窄難恃，堡小難容，今日但宜固守廣寧。若駐兵河上，兵分則力弱，敵輕騎潛渡，直攻一營，力必不支。一營潰，則諸營俱潰，西平諸戍亦不能守。河上止宜置遊徼兵，更番出入，示敵不測，不宜屯聚一處，為敵所乘。自河抵廣寧，止宜多置烽堠；西平諸處止宜稍置戍兵，為傳烽哨探之用。而大兵悉聚廣寧，相度城外形勢，掎角立營，深壘高柵以俟。蓋遼陽去廣寧三百六十里，非敵騎一日能到，有聲息，我必預知。斷不宜分兵防河，先為自弱之計也。”
朝廷最終採用的是熊廷弼的方略，然而這卻極大的刺激了王化貞，畢竟此時的熊廷弼還未正式上任就開始對自己指手畫腳，心中本就非常憤恨，更重要的是王化貞的戰略方案被駁回使其在朝中的顏面盡失。而兩人之間的矛盾也就此產生。
之後，熊廷弼和王化貞又因為明朝“四方援軍”的名字問題，展開了爭論。王化貞將其命名為“平遼”軍隊，而熊廷弼則認為：
“遼人未叛，乞改為‘平東’或‘徵東’，以慰其心。”
這樣的隔空“嘴仗”，從熊廷弼被尚未到達遼東開始，就在持續進行，並且是愈演愈烈。
（圖片來源於網絡）
王化貞，當時的職務是遼東巡撫，兼右僉都御史，是朝廷正四品的官員；而熊廷弼，是遼東經略，掛兵部尚書銜，兼右副都御史，官居正二品，是明朝在遼東地區的最高行政和軍事長官，同時也是王化貞的上司。然而王化貞卻敢與熊廷弼針鋒相對，最為重要的原因還是在於朝中有人支持，而他的支持者便是王化貞當年的科舉的主考官、朝中首輔葉向高，以及與熊廷弼素來關係不和的兵部尚書張鶴鳴。
正是在這二人的支持下，王化貞才敢肆無忌憚的挑戰熊廷弼的權威，與此同時，王化貞也迫切的需要一場戰鬥的勝利來進一步鞏固自己在遼東的地位，進而限制熊廷弼對於遼東軍隊的控制力和影響力。於是王化貞趁著熊廷弼尚未到任山海關，在並未告知其的情況下，派毛文龍冒險出兵，只是誰也沒有想到，毛文龍真的會“陰錯陽差”的取得“鎮江大捷”。
（圖片來源於網絡）
鎮江之戰，一場戰鬥的“大捷”，卻是遼東戰局的“大劫”。
努爾哈赤佔領遼河以東，實施了非常殘酷的民族壓迫政策，遼東地區漢族百姓不堪其辱因而紛紛揭竿而起，反抗後金的統治。而在鎮壓漢族百姓的起義過程中，表現最為活躍的並不是當時的滿洲人，而是以李永芳、佟養正等漢人將領，因而他們也招致了遼東地區漢族百姓甚至是漢族官員們的強烈不滿。於是王化貞打著配合、接應起義軍的名義，派遣毛文龍出兵，尋求戰果。
明天啟元年（1621年），毛文龍率領一支由毛承祿、尤景和、王輔、陳忠等一百九十七人組成的奇兵，沿海岸線低調前行，一路上先收復了豬島、海洋島、長山島、廣鹿島等二千餘里沿海島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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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此時，毛文龍接到了兩個天大的好消息：其一，鎮江目前守備空虛，城中大部分兵力已經外出去鎮壓起義，屠戮不願歸降的漢族百姓，城中僅有守將佟養正及1000多兵馬守衛；其二，此時的鎮江中軍陳良策願意作為內應，引毛文龍入城。於是毛文龍當機立斷，決定偷襲鎮江。
毛文龍的行動非常順利，面對突如其來的進攻，後金軍隊完全沒有任何準備，守將佟養正被當場生擒，毛文龍順利佔領了鎮江。而這也給當時在後金腹地的漢族百姓及起義軍以極大鼓舞，包括寬奠、湯站、險山在內的鎮江周圍數個城堡相繼歸降毛文龍，一時間“數百里之內，望風歸附”，“歸順之民，繩繩而來”。
（圖片來源於網絡）
這裡要特別說明一下，佟養正這個人可是真的不一般，毛文龍這一舉險些改變了清朝此後近百年的歷史。
佟養正父子被俘後，押送回京被處以極刑，然而佟養正最重要的一個兒子佟圖賴成為了“漏網之魚”。佟圖賴是漢軍八旗的主要領導，為清軍入關、定鼎中原立下了汗馬功勞。而他的子女們則是更加的不簡單，他的女兒嫁給了順治皇帝，生下了康熙皇帝；兩個兒子佟國綱和佟國維，以及他們的孩子鄂倫岱、法海、隆科多等，均是康雍兩朝的重臣；而佟國維的兩個女兒先後嫁給了康熙皇帝，其中孝懿仁皇后佟佳氏是雍正的養母，愨惠皇貴妃佟佳氏撫養過乾隆皇帝。可以說如果佟圖賴也在此戰中死去，那麼清朝之後的歷史也就將徹底改寫。當然，這些都是後話。
（圖片來源於網絡）
“鎮江大捷”消息傳到北京，隨之而來的就是如開頭中所描述的滿朝歡騰，與此同時，朝廷還命天津以及登、萊等地發水師二萬以接應文龍，並命令王化貞和熊廷弼對後金展開“反攻”。
然而熊廷弼沒有輕舉妄動，從天津以及登、萊出發的水師更是選擇了觀望，這些有著多年戰鬥經驗的將領非常清楚，毛文龍的動作太大了，而他的實力又太弱了，努爾哈赤的報復性行動必然會馬上展開。果然，毛文龍在鎮江立足未穩，阿敏和皇太極就率領著三萬八旗軍拍馬趕到，毛文龍根本無力招架，只得退過鴨綠江，逃到朝鮮境內。
毛文龍拍拍屁股走了，而他也僅僅是帶走了約為兩三萬人的難民和百姓，更多的遼東漢民卻儼然進入了人間地獄，包括鎮江在內的所有歸順毛文龍的城鎮、堡壘，無一例外的被後金軍隊屠城，僅鎮江一地被屠戮的百姓就有三萬人之多。之後，努爾哈赤更是下令，將所有沿海地區的漢族百姓全部遷到內陸地區，一時間，遼東沿海地區的百姓是哭聲震天、哀嚎遍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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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的熊廷弼對於所謂的“鎮江大捷”沒有表現出任何的喜悅，不僅僅是處於對遼東百姓的同情，更多的還是對於自己“三方佈置策”被徹底破壞的一種惱怒與無奈。
“三方兵力未集，文龍發之太早，致敵恨遼人，屠戮四衛軍民殆盡，灰東山之心，寒朝鮮之膽，奪河西之氣，亂三方並進之謀，誤屬國聯絡之算，目為奇功，乃奇禍耳！”
在熊廷弼看來，王化貞和毛文龍的擅自行動，儘管取得了戰術上勝利，但卻是戰略上的重大失敗。
首先，熊廷弼的一直主張對於朝鮮進行拉攏，使其與明軍共同對抗後金，而此時後金在鎮江的報復性的屠戮行為，極大的刺激了朝鮮，並且此時的戰火已經延伸到了鴨綠江邊，給予了朝鮮以極大的震撼力與軍事威懾力，也使得朝鮮在出兵協助明朝進攻後金上產生了嚴重的消極情緒。
其次，熊廷弼的“三方佈置策”，將鎮江地區作為重要的戰略根據地，其一位將在協同行動中給予後金以牽制作用，然而此時的鎮江及遼東沿海地區在經歷此劫難後，不僅是人跡罕至，設施全無，更是讓後金增加了防禦力量，增加了奇襲與牽制的難度。
再次，毛文龍先勝後敗，嚴重打擊了遼東地區漢族百姓以及漢族起義軍的鬥志，剛剛燃起的鬥爭火種也就此被撲滅了下去。
然而，“鎮江大捷”所產生的後續影響遠沒有結束，而他所產生的最大的負面作用便是徹底激化了熊廷弼和王化貞之間的矛盾，進而使得“經撫不和”開始公開化。
明天啟元年（1621年），遊擊將軍毛文龍僅僅率領一支200人左右的奇兵，在內應陳良策的幫助下，趁機攻克了守備空虛的鎮江，俘獲後金將領佟養正父子，史稱“鎮江大捷”。
消息傳到北京，可謂是舉朝震動。自明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努爾哈赤以“七大恨”起兵伐明以來，後金軍隊是奪撫順、下清河，激戰薩爾滸，接連攻克開元、鐵嶺，之後更是奪取了明朝在遼東的統治中心遼陽和瀋陽，可以說大小戰事未嘗一敗。而明朝這面不僅是損兵折將，更是喪失了遼河以東的大片土地和人口，明朝在關外的統治也已經是岌岌可危。
而正是這樣一次令人驚喜的“鎮江大捷”，成為了明軍在遼東戰場對於後金軍隊的首勝，打破了後金軍隊不可戰勝的神話，極大的提振了遼東軍隊的士氣，也讓毛文龍成為了朝廷官員口中的“英雄”。當時明朝的首輔葉向高就稱讚毛文龍：
“毛文龍收復鎮江，人情踴躍，而或恐其寡弱難支，輕舉取敗，此亦老長考慮。但用兵之道，貴在出奇，班超以三十六人定西域，耿恭以百人守疏勒，皆奇功也。”
（圖片來源於網絡）
然而，“鎮江大捷”只是一場戰鬥的勝利，但卻是戰略上的一次重大“失敗”，因為它伴隨而來的是熊廷弼與王化貞的“經撫不和”達到了頂點，遼東政局就此陷入混亂。而在此之後遼東戰場遭遇的一系列劇變更是證明了這場意外的“鎮江大捷”，最終成為了讓大明王朝深受其累的“鎮江大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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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鎮江大捷”，發起的原因卻是一場徹頭徹尾的“奪權大戰”。
明天啟元年（1621年），努爾哈赤率領後金軍隊大舉進攻，先克瀋陽，後佔遼陽，在佔領明朝在遼東政治統治中心的同時，徹底將明朝的勢力驅逐出了遼河以東。
由於前任遼東經略袁應泰在遼陽城破時自縊殉國，新任遼東經略薛國用此時又是告病在家，這就使得被提拔到遼東巡撫位置上的王化貞得到了施展的機會。
王化貞，,明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二甲第四名進士出身，而與王化貞同榜的狀元就是後來大名鼎鼎的崇禎朝時期的首輔周延儒。然而儘管取得了非常不錯的科舉名次，王化貞卻並沒有進入翰林院，在明朝的政治體制下，這就意味著王化貞基本失去了升任六部堂官進而升入內閣的資格，對他來說最好的歸宿只能是在地方任上有所作為。
剛剛接手遼東巡撫職務的王化貞可以用盡職盡責來形容。一方面，他進駐廣寧，收容難民，安撫百姓，恢復生產，迅速穩定了遼瀋之戰後混亂的遼東局勢；另一方面，他西撫蒙古部落，東御後金軍隊，暫時性的維持了戰局的平衡。
也正是因為王化貞突出的表現，當時朝中不少大臣向天啟皇帝進諫直接讓王化貞擔任遼東經略，全面主持遼東工作。
（圖片來源於網絡）
然而閣臣劉一燝卻不這樣認為，作為堅定的“挺熊派”，他再一次力諫熊廷弼出任遼東經略：
“使廷弼在遼，當不至此。”
在劉一燝鼎力支持下，當初彈劾熊廷弼的言官此時也紛紛站出來支持熊廷弼。最終，天啟皇帝聽從了劉一燝等人的建議，重新啟用了熊廷弼經略遼東。
而熊廷弼在面見天啟皇帝的時候，也提出了自己的“三方佈置策”：
“廣寧用馬步列壘河上，以形勢格之，綴敵全力；天津、登、萊各置舟師，乘虛入南衛，動搖其人心，敵必內顧，而遼陽可復。於是登、萊議設巡撫如天津，以陶朗先為之；而山海特設經略，節制三方，一事權。”
按照熊廷弼的規劃，遼東戰場的明軍應繼續“主守”，並且做到三方協同：其一，重兵鎮守廣寧，與後金對峙；其二，在登、萊設巡撫，並從海上襲擾後金進行前置，使其收尾不能相顧；其三，經略坐鎮山海關統籌全局。三方力量相互配合，並在準備工作完成後，出擊合圍，必能取得勝利。
熊廷弼的“三方佈置策”可以說是“對症下藥”，這是基於當時遼東戰局形勢以及明朝和後金之間軍事力量對比的正確判斷，是非常切合實際的。
然而，熊廷弼的“三方佈置策”自始至終都沒有得到貫徹和實施，原因就在於王化貞的反對和抵制。
（圖片來源於網絡）
實際上，熊廷弼還沒有到任遼東，兩人之前的爭鬥就已經開始了。
王化貞主張將明軍分佈在遼河西岸，沿河設防，抵禦後金。然而熊廷弼卻認為遼河不比長江、黃河，根本夠不上“天險”，應該堅決貫徹“三方佈置策”，固守廣寧。
“河窄難恃，堡小難容，今日但宜固守廣寧。若駐兵河上，兵分則力弱，敵輕騎潛渡，直攻一營，力必不支。一營潰，則諸營俱潰，西平諸戍亦不能守。河上止宜置遊徼兵，更番出入，示敵不測，不宜屯聚一處，為敵所乘。自河抵廣寧，止宜多置烽堠；西平諸處止宜稍置戍兵，為傳烽哨探之用。而大兵悉聚廣寧，相度城外形勢，掎角立營，深壘高柵以俟。蓋遼陽去廣寧三百六十里，非敵騎一日能到，有聲息，我必預知。斷不宜分兵防河，先為自弱之計也。”
朝廷最終採用的是熊廷弼的方略，然而這卻極大的刺激了王化貞，畢竟此時的熊廷弼還未正式上任就開始對自己指手畫腳，心中本就非常憤恨，更重要的是王化貞的戰略方案被駁回使其在朝中的顏面盡失。而兩人之間的矛盾也就此產生。
之後，熊廷弼和王化貞又因為明朝“四方援軍”的名字問題，展開了爭論。王化貞將其命名為“平遼”軍隊，而熊廷弼則認為：
“遼人未叛，乞改為‘平東’或‘徵東’，以慰其心。”
這樣的隔空“嘴仗”，從熊廷弼被尚未到達遼東開始，就在持續進行，並且是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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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化貞，當時的職務是遼東巡撫，兼右僉都御史，是朝廷正四品的官員；而熊廷弼，是遼東經略，掛兵部尚書銜，兼右副都御史，官居正二品，是明朝在遼東地區的最高行政和軍事長官，同時也是王化貞的上司。然而王化貞卻敢與熊廷弼針鋒相對，最為重要的原因還是在於朝中有人支持，而他的支持者便是王化貞當年的科舉的主考官、朝中首輔葉向高，以及與熊廷弼素來關係不和的兵部尚書張鶴鳴。
正是在這二人的支持下，王化貞才敢肆無忌憚的挑戰熊廷弼的權威，與此同時，王化貞也迫切的需要一場戰鬥的勝利來進一步鞏固自己在遼東的地位，進而限制熊廷弼對於遼東軍隊的控制力和影響力。於是王化貞趁著熊廷弼尚未到任山海關，在並未告知其的情況下，派毛文龍冒險出兵，只是誰也沒有想到，毛文龍真的會“陰錯陽差”的取得“鎮江大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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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江之戰，一場戰鬥的“大捷”，卻是遼東戰局的“大劫”。
努爾哈赤佔領遼河以東，實施了非常殘酷的民族壓迫政策，遼東地區漢族百姓不堪其辱因而紛紛揭竿而起，反抗後金的統治。而在鎮壓漢族百姓的起義過程中，表現最為活躍的並不是當時的滿洲人，而是以李永芳、佟養正等漢人將領，因而他們也招致了遼東地區漢族百姓甚至是漢族官員們的強烈不滿。於是王化貞打著配合、接應起義軍的名義，派遣毛文龍出兵，尋求戰果。
明天啟元年（1621年），毛文龍率領一支由毛承祿、尤景和、王輔、陳忠等一百九十七人組成的奇兵，沿海岸線低調前行，一路上先收復了豬島、海洋島、長山島、廣鹿島等二千餘里沿海島嶼。
（圖片來源於網絡）
就在此時，毛文龍接到了兩個天大的好消息：其一，鎮江目前守備空虛，城中大部分兵力已經外出去鎮壓起義，屠戮不願歸降的漢族百姓，城中僅有守將佟養正及1000多兵馬守衛；其二，此時的鎮江中軍陳良策願意作為內應，引毛文龍入城。於是毛文龍當機立斷，決定偷襲鎮江。
毛文龍的行動非常順利，面對突如其來的進攻，後金軍隊完全沒有任何準備，守將佟養正被當場生擒，毛文龍順利佔領了鎮江。而這也給當時在後金腹地的漢族百姓及起義軍以極大鼓舞，包括寬奠、湯站、險山在內的鎮江周圍數個城堡相繼歸降毛文龍，一時間“數百里之內，望風歸附”，“歸順之民，繩繩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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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要特別說明一下，佟養正這個人可是真的不一般，毛文龍這一舉險些改變了清朝此後近百年的歷史。
佟養正父子被俘後，押送回京被處以極刑，然而佟養正最重要的一個兒子佟圖賴成為了“漏網之魚”。佟圖賴是漢軍八旗的主要領導，為清軍入關、定鼎中原立下了汗馬功勞。而他的子女們則是更加的不簡單，他的女兒嫁給了順治皇帝，生下了康熙皇帝；兩個兒子佟國綱和佟國維，以及他們的孩子鄂倫岱、法海、隆科多等，均是康雍兩朝的重臣；而佟國維的兩個女兒先後嫁給了康熙皇帝，其中孝懿仁皇后佟佳氏是雍正的養母，愨惠皇貴妃佟佳氏撫養過乾隆皇帝。可以說如果佟圖賴也在此戰中死去，那麼清朝之後的歷史也就將徹底改寫。當然，這些都是後話。
（圖片來源於網絡）
“鎮江大捷”消息傳到北京，隨之而來的就是如開頭中所描述的滿朝歡騰，與此同時，朝廷還命天津以及登、萊等地發水師二萬以接應文龍，並命令王化貞和熊廷弼對後金展開“反攻”。
然而熊廷弼沒有輕舉妄動，從天津以及登、萊出發的水師更是選擇了觀望，這些有著多年戰鬥經驗的將領非常清楚，毛文龍的動作太大了，而他的實力又太弱了，努爾哈赤的報復性行動必然會馬上展開。果然，毛文龍在鎮江立足未穩，阿敏和皇太極就率領著三萬八旗軍拍馬趕到，毛文龍根本無力招架，只得退過鴨綠江，逃到朝鮮境內。
毛文龍拍拍屁股走了，而他也僅僅是帶走了約為兩三萬人的難民和百姓，更多的遼東漢民卻儼然進入了人間地獄，包括鎮江在內的所有歸順毛文龍的城鎮、堡壘，無一例外的被後金軍隊屠城，僅鎮江一地被屠戮的百姓就有三萬人之多。之後，努爾哈赤更是下令，將所有沿海地區的漢族百姓全部遷到內陸地區，一時間，遼東沿海地區的百姓是哭聲震天、哀嚎遍野。
（圖片來源於網絡）
此時的熊廷弼對於所謂的“鎮江大捷”沒有表現出任何的喜悅，不僅僅是處於對遼東百姓的同情，更多的還是對於自己“三方佈置策”被徹底破壞的一種惱怒與無奈。
“三方兵力未集，文龍發之太早，致敵恨遼人，屠戮四衛軍民殆盡，灰東山之心，寒朝鮮之膽，奪河西之氣，亂三方並進之謀，誤屬國聯絡之算，目為奇功，乃奇禍耳！”
在熊廷弼看來，王化貞和毛文龍的擅自行動，儘管取得了戰術上勝利，但卻是戰略上的重大失敗。
首先，熊廷弼的一直主張對於朝鮮進行拉攏，使其與明軍共同對抗後金，而此時後金在鎮江的報復性的屠戮行為，極大的刺激了朝鮮，並且此時的戰火已經延伸到了鴨綠江邊，給予了朝鮮以極大的震撼力與軍事威懾力，也使得朝鮮在出兵協助明朝進攻後金上產生了嚴重的消極情緒。
其次，熊廷弼的“三方佈置策”，將鎮江地區作為重要的戰略根據地，其一位將在協同行動中給予後金以牽制作用，然而此時的鎮江及遼東沿海地區在經歷此劫難後，不僅是人跡罕至，設施全無，更是讓後金增加了防禦力量，增加了奇襲與牽制的難度。
再次，毛文龍先勝後敗，嚴重打擊了遼東地區漢族百姓以及漢族起義軍的鬥志，剛剛燃起的鬥爭火種也就此被撲滅了下去。
然而，“鎮江大捷”所產生的後續影響遠沒有結束，而他所產生的最大的負面作用便是徹底激化了熊廷弼和王化貞之間的矛盾，進而使得“經撫不和”開始公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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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撫不和”，致使廣寧慘敗，關外盡失。
原本不懂軍事的王化貞，卻因為毛文龍的一場“鎮江大捷”而名聲鵲起，與此同時，朝中的首輔葉向高和兵部尚書張鶴鳴，更是開始有恃無恐的支持王化貞，掣肘熊廷弼。在他們看來，遼東並不是只有熊廷弼一人懂軍事，王化貞指揮打仗也是一把好手，要不怎麼會有“鎮江大捷”呢。
在此情形下，熊廷弼則徹底成為了“光桿司令”，朝廷在遼東的十四萬大軍，全部在王化貞手下，熊廷弼除了從關內帶來的五千兵馬，在遼東地區的一兵一卒都無法調動，空有經略頭銜。
不僅如此，熊廷弼既要面對的是王化貞對他的針鋒相對，又要面對張鶴鳴的排擠和掣肘，總而言之就是王化貞的奏請全部批准，熊廷弼的請求和建議全部駁回。無奈之下的熊廷弼只能哀嘆：
“臣以東西南北所欲殺之人，而適遘事機難處之會。諸臣能為封疆容則容之，不能為門戶容則去之，何必內借閣部，外借撫道以相困？”
“經、撫不和，恃有言官；言官交攻，恃有樞部；樞部佐鬥，恃有閣臣。臣今無望矣。”
明天啟元年（1621年），遊擊將軍毛文龍僅僅率領一支200人左右的奇兵，在內應陳良策的幫助下，趁機攻克了守備空虛的鎮江，俘獲後金將領佟養正父子，史稱“鎮江大捷”。
消息傳到北京，可謂是舉朝震動。自明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努爾哈赤以“七大恨”起兵伐明以來，後金軍隊是奪撫順、下清河，激戰薩爾滸，接連攻克開元、鐵嶺，之後更是奪取了明朝在遼東的統治中心遼陽和瀋陽，可以說大小戰事未嘗一敗。而明朝這面不僅是損兵折將，更是喪失了遼河以東的大片土地和人口，明朝在關外的統治也已經是岌岌可危。
而正是這樣一次令人驚喜的“鎮江大捷”，成為了明軍在遼東戰場對於後金軍隊的首勝，打破了後金軍隊不可戰勝的神話，極大的提振了遼東軍隊的士氣，也讓毛文龍成為了朝廷官員口中的“英雄”。當時明朝的首輔葉向高就稱讚毛文龍：
“毛文龍收復鎮江，人情踴躍，而或恐其寡弱難支，輕舉取敗，此亦老長考慮。但用兵之道，貴在出奇，班超以三十六人定西域，耿恭以百人守疏勒，皆奇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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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鎮江大捷”只是一場戰鬥的勝利，但卻是戰略上的一次重大“失敗”，因為它伴隨而來的是熊廷弼與王化貞的“經撫不和”達到了頂點，遼東政局就此陷入混亂。而在此之後遼東戰場遭遇的一系列劇變更是證明了這場意外的“鎮江大捷”，最終成為了讓大明王朝深受其累的“鎮江大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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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鎮江大捷”，發起的原因卻是一場徹頭徹尾的“奪權大戰”。
明天啟元年（1621年），努爾哈赤率領後金軍隊大舉進攻，先克瀋陽，後佔遼陽，在佔領明朝在遼東政治統治中心的同時，徹底將明朝的勢力驅逐出了遼河以東。
由於前任遼東經略袁應泰在遼陽城破時自縊殉國，新任遼東經略薛國用此時又是告病在家，這就使得被提拔到遼東巡撫位置上的王化貞得到了施展的機會。
王化貞，,明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二甲第四名進士出身，而與王化貞同榜的狀元就是後來大名鼎鼎的崇禎朝時期的首輔周延儒。然而儘管取得了非常不錯的科舉名次，王化貞卻並沒有進入翰林院，在明朝的政治體制下，這就意味著王化貞基本失去了升任六部堂官進而升入內閣的資格，對他來說最好的歸宿只能是在地方任上有所作為。
剛剛接手遼東巡撫職務的王化貞可以用盡職盡責來形容。一方面，他進駐廣寧，收容難民，安撫百姓，恢復生產，迅速穩定了遼瀋之戰後混亂的遼東局勢；另一方面，他西撫蒙古部落，東御後金軍隊，暫時性的維持了戰局的平衡。
也正是因為王化貞突出的表現，當時朝中不少大臣向天啟皇帝進諫直接讓王化貞擔任遼東經略，全面主持遼東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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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閣臣劉一燝卻不這樣認為，作為堅定的“挺熊派”，他再一次力諫熊廷弼出任遼東經略：
“使廷弼在遼，當不至此。”
在劉一燝鼎力支持下，當初彈劾熊廷弼的言官此時也紛紛站出來支持熊廷弼。最終，天啟皇帝聽從了劉一燝等人的建議，重新啟用了熊廷弼經略遼東。
而熊廷弼在面見天啟皇帝的時候，也提出了自己的“三方佈置策”：
“廣寧用馬步列壘河上，以形勢格之，綴敵全力；天津、登、萊各置舟師，乘虛入南衛，動搖其人心，敵必內顧，而遼陽可復。於是登、萊議設巡撫如天津，以陶朗先為之；而山海特設經略，節制三方，一事權。”
按照熊廷弼的規劃，遼東戰場的明軍應繼續“主守”，並且做到三方協同：其一，重兵鎮守廣寧，與後金對峙；其二，在登、萊設巡撫，並從海上襲擾後金進行前置，使其收尾不能相顧；其三，經略坐鎮山海關統籌全局。三方力量相互配合，並在準備工作完成後，出擊合圍，必能取得勝利。
熊廷弼的“三方佈置策”可以說是“對症下藥”，這是基於當時遼東戰局形勢以及明朝和後金之間軍事力量對比的正確判斷，是非常切合實際的。
然而，熊廷弼的“三方佈置策”自始至終都沒有得到貫徹和實施，原因就在於王化貞的反對和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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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熊廷弼還沒有到任遼東，兩人之前的爭鬥就已經開始了。
王化貞主張將明軍分佈在遼河西岸，沿河設防，抵禦後金。然而熊廷弼卻認為遼河不比長江、黃河，根本夠不上“天險”，應該堅決貫徹“三方佈置策”，固守廣寧。
“河窄難恃，堡小難容，今日但宜固守廣寧。若駐兵河上，兵分則力弱，敵輕騎潛渡，直攻一營，力必不支。一營潰，則諸營俱潰，西平諸戍亦不能守。河上止宜置遊徼兵，更番出入，示敵不測，不宜屯聚一處，為敵所乘。自河抵廣寧，止宜多置烽堠；西平諸處止宜稍置戍兵，為傳烽哨探之用。而大兵悉聚廣寧，相度城外形勢，掎角立營，深壘高柵以俟。蓋遼陽去廣寧三百六十里，非敵騎一日能到，有聲息，我必預知。斷不宜分兵防河，先為自弱之計也。”
朝廷最終採用的是熊廷弼的方略，然而這卻極大的刺激了王化貞，畢竟此時的熊廷弼還未正式上任就開始對自己指手畫腳，心中本就非常憤恨，更重要的是王化貞的戰略方案被駁回使其在朝中的顏面盡失。而兩人之間的矛盾也就此產生。
之後，熊廷弼和王化貞又因為明朝“四方援軍”的名字問題，展開了爭論。王化貞將其命名為“平遼”軍隊，而熊廷弼則認為：
“遼人未叛，乞改為‘平東’或‘徵東’，以慰其心。”
這樣的隔空“嘴仗”，從熊廷弼被尚未到達遼東開始，就在持續進行，並且是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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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化貞，當時的職務是遼東巡撫，兼右僉都御史，是朝廷正四品的官員；而熊廷弼，是遼東經略，掛兵部尚書銜，兼右副都御史，官居正二品，是明朝在遼東地區的最高行政和軍事長官，同時也是王化貞的上司。然而王化貞卻敢與熊廷弼針鋒相對，最為重要的原因還是在於朝中有人支持，而他的支持者便是王化貞當年的科舉的主考官、朝中首輔葉向高，以及與熊廷弼素來關係不和的兵部尚書張鶴鳴。
正是在這二人的支持下，王化貞才敢肆無忌憚的挑戰熊廷弼的權威，與此同時，王化貞也迫切的需要一場戰鬥的勝利來進一步鞏固自己在遼東的地位，進而限制熊廷弼對於遼東軍隊的控制力和影響力。於是王化貞趁著熊廷弼尚未到任山海關，在並未告知其的情況下，派毛文龍冒險出兵，只是誰也沒有想到，毛文龍真的會“陰錯陽差”的取得“鎮江大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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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江之戰，一場戰鬥的“大捷”，卻是遼東戰局的“大劫”。
努爾哈赤佔領遼河以東，實施了非常殘酷的民族壓迫政策，遼東地區漢族百姓不堪其辱因而紛紛揭竿而起，反抗後金的統治。而在鎮壓漢族百姓的起義過程中，表現最為活躍的並不是當時的滿洲人，而是以李永芳、佟養正等漢人將領，因而他們也招致了遼東地區漢族百姓甚至是漢族官員們的強烈不滿。於是王化貞打著配合、接應起義軍的名義，派遣毛文龍出兵，尋求戰果。
明天啟元年（1621年），毛文龍率領一支由毛承祿、尤景和、王輔、陳忠等一百九十七人組成的奇兵，沿海岸線低調前行，一路上先收復了豬島、海洋島、長山島、廣鹿島等二千餘里沿海島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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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此時，毛文龍接到了兩個天大的好消息：其一，鎮江目前守備空虛，城中大部分兵力已經外出去鎮壓起義，屠戮不願歸降的漢族百姓，城中僅有守將佟養正及1000多兵馬守衛；其二，此時的鎮江中軍陳良策願意作為內應，引毛文龍入城。於是毛文龍當機立斷，決定偷襲鎮江。
毛文龍的行動非常順利，面對突如其來的進攻，後金軍隊完全沒有任何準備，守將佟養正被當場生擒，毛文龍順利佔領了鎮江。而這也給當時在後金腹地的漢族百姓及起義軍以極大鼓舞，包括寬奠、湯站、險山在內的鎮江周圍數個城堡相繼歸降毛文龍，一時間“數百里之內，望風歸附”，“歸順之民，繩繩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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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要特別說明一下，佟養正這個人可是真的不一般，毛文龍這一舉險些改變了清朝此後近百年的歷史。
佟養正父子被俘後，押送回京被處以極刑，然而佟養正最重要的一個兒子佟圖賴成為了“漏網之魚”。佟圖賴是漢軍八旗的主要領導，為清軍入關、定鼎中原立下了汗馬功勞。而他的子女們則是更加的不簡單，他的女兒嫁給了順治皇帝，生下了康熙皇帝；兩個兒子佟國綱和佟國維，以及他們的孩子鄂倫岱、法海、隆科多等，均是康雍兩朝的重臣；而佟國維的兩個女兒先後嫁給了康熙皇帝，其中孝懿仁皇后佟佳氏是雍正的養母，愨惠皇貴妃佟佳氏撫養過乾隆皇帝。可以說如果佟圖賴也在此戰中死去，那麼清朝之後的歷史也就將徹底改寫。當然，這些都是後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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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江大捷”消息傳到北京，隨之而來的就是如開頭中所描述的滿朝歡騰，與此同時，朝廷還命天津以及登、萊等地發水師二萬以接應文龍，並命令王化貞和熊廷弼對後金展開“反攻”。
然而熊廷弼沒有輕舉妄動，從天津以及登、萊出發的水師更是選擇了觀望，這些有著多年戰鬥經驗的將領非常清楚，毛文龍的動作太大了，而他的實力又太弱了，努爾哈赤的報復性行動必然會馬上展開。果然，毛文龍在鎮江立足未穩，阿敏和皇太極就率領著三萬八旗軍拍馬趕到，毛文龍根本無力招架，只得退過鴨綠江，逃到朝鮮境內。
毛文龍拍拍屁股走了，而他也僅僅是帶走了約為兩三萬人的難民和百姓，更多的遼東漢民卻儼然進入了人間地獄，包括鎮江在內的所有歸順毛文龍的城鎮、堡壘，無一例外的被後金軍隊屠城，僅鎮江一地被屠戮的百姓就有三萬人之多。之後，努爾哈赤更是下令，將所有沿海地區的漢族百姓全部遷到內陸地區，一時間，遼東沿海地區的百姓是哭聲震天、哀嚎遍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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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的熊廷弼對於所謂的“鎮江大捷”沒有表現出任何的喜悅，不僅僅是處於對遼東百姓的同情，更多的還是對於自己“三方佈置策”被徹底破壞的一種惱怒與無奈。
“三方兵力未集，文龍發之太早，致敵恨遼人，屠戮四衛軍民殆盡，灰東山之心，寒朝鮮之膽，奪河西之氣，亂三方並進之謀，誤屬國聯絡之算，目為奇功，乃奇禍耳！”
在熊廷弼看來，王化貞和毛文龍的擅自行動，儘管取得了戰術上勝利，但卻是戰略上的重大失敗。
首先，熊廷弼的一直主張對於朝鮮進行拉攏，使其與明軍共同對抗後金，而此時後金在鎮江的報復性的屠戮行為，極大的刺激了朝鮮，並且此時的戰火已經延伸到了鴨綠江邊，給予了朝鮮以極大的震撼力與軍事威懾力，也使得朝鮮在出兵協助明朝進攻後金上產生了嚴重的消極情緒。
其次，熊廷弼的“三方佈置策”，將鎮江地區作為重要的戰略根據地，其一位將在協同行動中給予後金以牽制作用，然而此時的鎮江及遼東沿海地區在經歷此劫難後，不僅是人跡罕至，設施全無，更是讓後金增加了防禦力量，增加了奇襲與牽制的難度。
再次，毛文龍先勝後敗，嚴重打擊了遼東地區漢族百姓以及漢族起義軍的鬥志，剛剛燃起的鬥爭火種也就此被撲滅了下去。
然而，“鎮江大捷”所產生的後續影響遠沒有結束，而他所產生的最大的負面作用便是徹底激化了熊廷弼和王化貞之間的矛盾，進而使得“經撫不和”開始公開化。
（圖片來源於網絡）
“經撫不和”，致使廣寧慘敗，關外盡失。
原本不懂軍事的王化貞，卻因為毛文龍的一場“鎮江大捷”而名聲鵲起，與此同時，朝中的首輔葉向高和兵部尚書張鶴鳴，更是開始有恃無恐的支持王化貞，掣肘熊廷弼。在他們看來，遼東並不是只有熊廷弼一人懂軍事，王化貞指揮打仗也是一把好手，要不怎麼會有“鎮江大捷”呢。
在此情形下，熊廷弼則徹底成為了“光桿司令”，朝廷在遼東的十四萬大軍，全部在王化貞手下，熊廷弼除了從關內帶來的五千兵馬，在遼東地區的一兵一卒都無法調動，空有經略頭銜。
不僅如此，熊廷弼既要面對的是王化貞對他的針鋒相對，又要面對張鶴鳴的排擠和掣肘，總而言之就是王化貞的奏請全部批准，熊廷弼的請求和建議全部駁回。無奈之下的熊廷弼只能哀嘆：
“臣以東西南北所欲殺之人，而適遘事機難處之會。諸臣能為封疆容則容之，不能為門戶容則去之，何必內借閣部，外借撫道以相困？”
“經、撫不和，恃有言官；言官交攻，恃有樞部；樞部佐鬥，恃有閣臣。臣今無望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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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臣今無望矣”，道出的是熊廷弼內心無盡的心酸，而此時的王化貞卻是春風得意的提出了自己的“一舉蕩平”之策：
“願請兵六萬，一舉蕩平。臣不敢貪天功，但厚賚從徵將士，遼民賜復十年，海內得免加派，臣願足矣。即有不稱，亦必殺傷相當，敵不復振，保不為河西憂。”
此時的朝堂之上，眾位朝臣依舊停留在“鎮江大捷”的喜悅之中，畢竟佟養正剛剛被凌遲處死，對於王化貞的這份慷慨激昂再一次給予了充分的肯定，於是關於罷免熊廷弼、啟用王化貞經略遼東言論開始成為朝堂爭論的主旋律。然而，努爾哈赤卻沒有給明朝朝廷緩衝的時間，廣寧之戰就此打響，王化貞吹起的一個個泡沫，也被努爾哈赤無情的全部打破。
明天啟元年（1621年），遊擊將軍毛文龍僅僅率領一支200人左右的奇兵，在內應陳良策的幫助下，趁機攻克了守備空虛的鎮江，俘獲後金將領佟養正父子，史稱“鎮江大捷”。
消息傳到北京，可謂是舉朝震動。自明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努爾哈赤以“七大恨”起兵伐明以來，後金軍隊是奪撫順、下清河，激戰薩爾滸，接連攻克開元、鐵嶺，之後更是奪取了明朝在遼東的統治中心遼陽和瀋陽，可以說大小戰事未嘗一敗。而明朝這面不僅是損兵折將，更是喪失了遼河以東的大片土地和人口，明朝在關外的統治也已經是岌岌可危。
而正是這樣一次令人驚喜的“鎮江大捷”，成為了明軍在遼東戰場對於後金軍隊的首勝，打破了後金軍隊不可戰勝的神話，極大的提振了遼東軍隊的士氣，也讓毛文龍成為了朝廷官員口中的“英雄”。當時明朝的首輔葉向高就稱讚毛文龍：
“毛文龍收復鎮江，人情踴躍，而或恐其寡弱難支，輕舉取敗，此亦老長考慮。但用兵之道，貴在出奇，班超以三十六人定西域，耿恭以百人守疏勒，皆奇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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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鎮江大捷”只是一場戰鬥的勝利，但卻是戰略上的一次重大“失敗”，因為它伴隨而來的是熊廷弼與王化貞的“經撫不和”達到了頂點，遼東政局就此陷入混亂。而在此之後遼東戰場遭遇的一系列劇變更是證明了這場意外的“鎮江大捷”，最終成為了讓大明王朝深受其累的“鎮江大劫”。
（圖片來源於網絡）
所謂的“鎮江大捷”，發起的原因卻是一場徹頭徹尾的“奪權大戰”。
明天啟元年（1621年），努爾哈赤率領後金軍隊大舉進攻，先克瀋陽，後佔遼陽，在佔領明朝在遼東政治統治中心的同時，徹底將明朝的勢力驅逐出了遼河以東。
由於前任遼東經略袁應泰在遼陽城破時自縊殉國，新任遼東經略薛國用此時又是告病在家，這就使得被提拔到遼東巡撫位置上的王化貞得到了施展的機會。
王化貞，,明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二甲第四名進士出身，而與王化貞同榜的狀元就是後來大名鼎鼎的崇禎朝時期的首輔周延儒。然而儘管取得了非常不錯的科舉名次，王化貞卻並沒有進入翰林院，在明朝的政治體制下，這就意味著王化貞基本失去了升任六部堂官進而升入內閣的資格，對他來說最好的歸宿只能是在地方任上有所作為。
剛剛接手遼東巡撫職務的王化貞可以用盡職盡責來形容。一方面，他進駐廣寧，收容難民，安撫百姓，恢復生產，迅速穩定了遼瀋之戰後混亂的遼東局勢；另一方面，他西撫蒙古部落，東御後金軍隊，暫時性的維持了戰局的平衡。
也正是因為王化貞突出的表現，當時朝中不少大臣向天啟皇帝進諫直接讓王化貞擔任遼東經略，全面主持遼東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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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閣臣劉一燝卻不這樣認為，作為堅定的“挺熊派”，他再一次力諫熊廷弼出任遼東經略：
“使廷弼在遼，當不至此。”
在劉一燝鼎力支持下，當初彈劾熊廷弼的言官此時也紛紛站出來支持熊廷弼。最終，天啟皇帝聽從了劉一燝等人的建議，重新啟用了熊廷弼經略遼東。
而熊廷弼在面見天啟皇帝的時候，也提出了自己的“三方佈置策”：
“廣寧用馬步列壘河上，以形勢格之，綴敵全力；天津、登、萊各置舟師，乘虛入南衛，動搖其人心，敵必內顧，而遼陽可復。於是登、萊議設巡撫如天津，以陶朗先為之；而山海特設經略，節制三方，一事權。”
按照熊廷弼的規劃，遼東戰場的明軍應繼續“主守”，並且做到三方協同：其一，重兵鎮守廣寧，與後金對峙；其二，在登、萊設巡撫，並從海上襲擾後金進行前置，使其收尾不能相顧；其三，經略坐鎮山海關統籌全局。三方力量相互配合，並在準備工作完成後，出擊合圍，必能取得勝利。
熊廷弼的“三方佈置策”可以說是“對症下藥”，這是基於當時遼東戰局形勢以及明朝和後金之間軍事力量對比的正確判斷，是非常切合實際的。
然而，熊廷弼的“三方佈置策”自始至終都沒有得到貫徹和實施，原因就在於王化貞的反對和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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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熊廷弼還沒有到任遼東，兩人之前的爭鬥就已經開始了。
王化貞主張將明軍分佈在遼河西岸，沿河設防，抵禦後金。然而熊廷弼卻認為遼河不比長江、黃河，根本夠不上“天險”，應該堅決貫徹“三方佈置策”，固守廣寧。
“河窄難恃，堡小難容，今日但宜固守廣寧。若駐兵河上，兵分則力弱，敵輕騎潛渡，直攻一營，力必不支。一營潰，則諸營俱潰，西平諸戍亦不能守。河上止宜置遊徼兵，更番出入，示敵不測，不宜屯聚一處，為敵所乘。自河抵廣寧，止宜多置烽堠；西平諸處止宜稍置戍兵，為傳烽哨探之用。而大兵悉聚廣寧，相度城外形勢，掎角立營，深壘高柵以俟。蓋遼陽去廣寧三百六十里，非敵騎一日能到，有聲息，我必預知。斷不宜分兵防河，先為自弱之計也。”
朝廷最終採用的是熊廷弼的方略，然而這卻極大的刺激了王化貞，畢竟此時的熊廷弼還未正式上任就開始對自己指手畫腳，心中本就非常憤恨，更重要的是王化貞的戰略方案被駁回使其在朝中的顏面盡失。而兩人之間的矛盾也就此產生。
之後，熊廷弼和王化貞又因為明朝“四方援軍”的名字問題，展開了爭論。王化貞將其命名為“平遼”軍隊，而熊廷弼則認為：
“遼人未叛，乞改為‘平東’或‘徵東’，以慰其心。”
這樣的隔空“嘴仗”，從熊廷弼被尚未到達遼東開始，就在持續進行，並且是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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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化貞，當時的職務是遼東巡撫，兼右僉都御史，是朝廷正四品的官員；而熊廷弼，是遼東經略，掛兵部尚書銜，兼右副都御史，官居正二品，是明朝在遼東地區的最高行政和軍事長官，同時也是王化貞的上司。然而王化貞卻敢與熊廷弼針鋒相對，最為重要的原因還是在於朝中有人支持，而他的支持者便是王化貞當年的科舉的主考官、朝中首輔葉向高，以及與熊廷弼素來關係不和的兵部尚書張鶴鳴。
正是在這二人的支持下，王化貞才敢肆無忌憚的挑戰熊廷弼的權威，與此同時，王化貞也迫切的需要一場戰鬥的勝利來進一步鞏固自己在遼東的地位，進而限制熊廷弼對於遼東軍隊的控制力和影響力。於是王化貞趁著熊廷弼尚未到任山海關，在並未告知其的情況下，派毛文龍冒險出兵，只是誰也沒有想到，毛文龍真的會“陰錯陽差”的取得“鎮江大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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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江之戰，一場戰鬥的“大捷”，卻是遼東戰局的“大劫”。
努爾哈赤佔領遼河以東，實施了非常殘酷的民族壓迫政策，遼東地區漢族百姓不堪其辱因而紛紛揭竿而起，反抗後金的統治。而在鎮壓漢族百姓的起義過程中，表現最為活躍的並不是當時的滿洲人，而是以李永芳、佟養正等漢人將領，因而他們也招致了遼東地區漢族百姓甚至是漢族官員們的強烈不滿。於是王化貞打著配合、接應起義軍的名義，派遣毛文龍出兵，尋求戰果。
明天啟元年（1621年），毛文龍率領一支由毛承祿、尤景和、王輔、陳忠等一百九十七人組成的奇兵，沿海岸線低調前行，一路上先收復了豬島、海洋島、長山島、廣鹿島等二千餘里沿海島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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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此時，毛文龍接到了兩個天大的好消息：其一，鎮江目前守備空虛，城中大部分兵力已經外出去鎮壓起義，屠戮不願歸降的漢族百姓，城中僅有守將佟養正及1000多兵馬守衛；其二，此時的鎮江中軍陳良策願意作為內應，引毛文龍入城。於是毛文龍當機立斷，決定偷襲鎮江。
毛文龍的行動非常順利，面對突如其來的進攻，後金軍隊完全沒有任何準備，守將佟養正被當場生擒，毛文龍順利佔領了鎮江。而這也給當時在後金腹地的漢族百姓及起義軍以極大鼓舞，包括寬奠、湯站、險山在內的鎮江周圍數個城堡相繼歸降毛文龍，一時間“數百里之內，望風歸附”，“歸順之民，繩繩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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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要特別說明一下，佟養正這個人可是真的不一般，毛文龍這一舉險些改變了清朝此後近百年的歷史。
佟養正父子被俘後，押送回京被處以極刑，然而佟養正最重要的一個兒子佟圖賴成為了“漏網之魚”。佟圖賴是漢軍八旗的主要領導，為清軍入關、定鼎中原立下了汗馬功勞。而他的子女們則是更加的不簡單，他的女兒嫁給了順治皇帝，生下了康熙皇帝；兩個兒子佟國綱和佟國維，以及他們的孩子鄂倫岱、法海、隆科多等，均是康雍兩朝的重臣；而佟國維的兩個女兒先後嫁給了康熙皇帝，其中孝懿仁皇后佟佳氏是雍正的養母，愨惠皇貴妃佟佳氏撫養過乾隆皇帝。可以說如果佟圖賴也在此戰中死去，那麼清朝之後的歷史也就將徹底改寫。當然，這些都是後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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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江大捷”消息傳到北京，隨之而來的就是如開頭中所描述的滿朝歡騰，與此同時，朝廷還命天津以及登、萊等地發水師二萬以接應文龍，並命令王化貞和熊廷弼對後金展開“反攻”。
然而熊廷弼沒有輕舉妄動，從天津以及登、萊出發的水師更是選擇了觀望，這些有著多年戰鬥經驗的將領非常清楚，毛文龍的動作太大了，而他的實力又太弱了，努爾哈赤的報復性行動必然會馬上展開。果然，毛文龍在鎮江立足未穩，阿敏和皇太極就率領著三萬八旗軍拍馬趕到，毛文龍根本無力招架，只得退過鴨綠江，逃到朝鮮境內。
毛文龍拍拍屁股走了，而他也僅僅是帶走了約為兩三萬人的難民和百姓，更多的遼東漢民卻儼然進入了人間地獄，包括鎮江在內的所有歸順毛文龍的城鎮、堡壘，無一例外的被後金軍隊屠城，僅鎮江一地被屠戮的百姓就有三萬人之多。之後，努爾哈赤更是下令，將所有沿海地區的漢族百姓全部遷到內陸地區，一時間，遼東沿海地區的百姓是哭聲震天、哀嚎遍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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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的熊廷弼對於所謂的“鎮江大捷”沒有表現出任何的喜悅，不僅僅是處於對遼東百姓的同情，更多的還是對於自己“三方佈置策”被徹底破壞的一種惱怒與無奈。
“三方兵力未集，文龍發之太早，致敵恨遼人，屠戮四衛軍民殆盡，灰東山之心，寒朝鮮之膽，奪河西之氣，亂三方並進之謀，誤屬國聯絡之算，目為奇功，乃奇禍耳！”
在熊廷弼看來，王化貞和毛文龍的擅自行動，儘管取得了戰術上勝利，但卻是戰略上的重大失敗。
首先，熊廷弼的一直主張對於朝鮮進行拉攏，使其與明軍共同對抗後金，而此時後金在鎮江的報復性的屠戮行為，極大的刺激了朝鮮，並且此時的戰火已經延伸到了鴨綠江邊，給予了朝鮮以極大的震撼力與軍事威懾力，也使得朝鮮在出兵協助明朝進攻後金上產生了嚴重的消極情緒。
其次，熊廷弼的“三方佈置策”，將鎮江地區作為重要的戰略根據地，其一位將在協同行動中給予後金以牽制作用，然而此時的鎮江及遼東沿海地區在經歷此劫難後，不僅是人跡罕至，設施全無，更是讓後金增加了防禦力量，增加了奇襲與牽制的難度。
再次，毛文龍先勝後敗，嚴重打擊了遼東地區漢族百姓以及漢族起義軍的鬥志，剛剛燃起的鬥爭火種也就此被撲滅了下去。
然而，“鎮江大捷”所產生的後續影響遠沒有結束，而他所產生的最大的負面作用便是徹底激化了熊廷弼和王化貞之間的矛盾，進而使得“經撫不和”開始公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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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撫不和”，致使廣寧慘敗，關外盡失。
原本不懂軍事的王化貞，卻因為毛文龍的一場“鎮江大捷”而名聲鵲起，與此同時，朝中的首輔葉向高和兵部尚書張鶴鳴，更是開始有恃無恐的支持王化貞，掣肘熊廷弼。在他們看來，遼東並不是只有熊廷弼一人懂軍事，王化貞指揮打仗也是一把好手，要不怎麼會有“鎮江大捷”呢。
在此情形下，熊廷弼則徹底成為了“光桿司令”，朝廷在遼東的十四萬大軍，全部在王化貞手下，熊廷弼除了從關內帶來的五千兵馬，在遼東地區的一兵一卒都無法調動，空有經略頭銜。
不僅如此，熊廷弼既要面對的是王化貞對他的針鋒相對，又要面對張鶴鳴的排擠和掣肘，總而言之就是王化貞的奏請全部批准，熊廷弼的請求和建議全部駁回。無奈之下的熊廷弼只能哀嘆：
“臣以東西南北所欲殺之人，而適遘事機難處之會。諸臣能為封疆容則容之，不能為門戶容則去之，何必內借閣部，外借撫道以相困？”
“經、撫不和，恃有言官；言官交攻，恃有樞部；樞部佐鬥，恃有閣臣。臣今無望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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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臣今無望矣”，道出的是熊廷弼內心無盡的心酸，而此時的王化貞卻是春風得意的提出了自己的“一舉蕩平”之策：
“願請兵六萬，一舉蕩平。臣不敢貪天功，但厚賚從徵將士，遼民賜復十年，海內得免加派，臣願足矣。即有不稱，亦必殺傷相當，敵不復振，保不為河西憂。”
此時的朝堂之上，眾位朝臣依舊停留在“鎮江大捷”的喜悅之中，畢竟佟養正剛剛被凌遲處死，對於王化貞的這份慷慨激昂再一次給予了充分的肯定，於是關於罷免熊廷弼、啟用王化貞經略遼東言論開始成為朝堂爭論的主旋律。然而，努爾哈赤卻沒有給明朝朝廷緩衝的時間，廣寧之戰就此打響，王化貞吹起的一個個泡沫，也被努爾哈赤無情的全部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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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化貞花費上百萬錢拉攏的所謂“四十萬蒙古援軍”，自始至終沒有出現在戰場。而他派心腹愛將孫德功去勸降李永芳，不料卻被李永芳反勸降，進而投降了後金，並在陣前反叛，直接控制了廣寧，聲稱要活捉王化貞獻給努爾哈赤，王化貞倉皇逃出廣寧。
然而在他逃跑的路上，遇到了熊廷弼，見到此時的王化貞已經是神氣全無，惶惶如喪家之犬，熊廷弼心中積蓄已久的怨氣全部發洩了出來：
“六萬眾一舉蕩平，竟何如？”
於是，已經被憤怒徹底衝昏頭腦的熊廷弼做出了他一生之中最為錯誤的一個決定，放棄關內所有的堡壘和據點，軍民全部遷入關內。此舉讓明朝經營多年的遼東地區可以用毀於一旦來形容，而被迫南遷的軍民也在沿途不斷遭受後金和蒙古軍隊的劫掠，遭受了滅頂之災。
至此，遼東的形勢徹底陷入危機，儘管這一切的原因要歸咎於熊廷弼與王化貞的“經撫不和”，然而，毛文龍的 “東江大捷”卻在這份不和的產生與不斷髮展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波助瀾的作用，直接激化了兩人的矛盾，產生了惡劣的後果。
明天啟元年（1621年），遊擊將軍毛文龍僅僅率領一支200人左右的奇兵，在內應陳良策的幫助下，趁機攻克了守備空虛的鎮江，俘獲後金將領佟養正父子，史稱“鎮江大捷”。
消息傳到北京，可謂是舉朝震動。自明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努爾哈赤以“七大恨”起兵伐明以來，後金軍隊是奪撫順、下清河，激戰薩爾滸，接連攻克開元、鐵嶺，之後更是奪取了明朝在遼東的統治中心遼陽和瀋陽，可以說大小戰事未嘗一敗。而明朝這面不僅是損兵折將，更是喪失了遼河以東的大片土地和人口，明朝在關外的統治也已經是岌岌可危。
而正是這樣一次令人驚喜的“鎮江大捷”，成為了明軍在遼東戰場對於後金軍隊的首勝，打破了後金軍隊不可戰勝的神話，極大的提振了遼東軍隊的士氣，也讓毛文龍成為了朝廷官員口中的“英雄”。當時明朝的首輔葉向高就稱讚毛文龍：
“毛文龍收復鎮江，人情踴躍，而或恐其寡弱難支，輕舉取敗，此亦老長考慮。但用兵之道，貴在出奇，班超以三十六人定西域，耿恭以百人守疏勒，皆奇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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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鎮江大捷”只是一場戰鬥的勝利，但卻是戰略上的一次重大“失敗”，因為它伴隨而來的是熊廷弼與王化貞的“經撫不和”達到了頂點，遼東政局就此陷入混亂。而在此之後遼東戰場遭遇的一系列劇變更是證明了這場意外的“鎮江大捷”，最終成為了讓大明王朝深受其累的“鎮江大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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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鎮江大捷”，發起的原因卻是一場徹頭徹尾的“奪權大戰”。
明天啟元年（1621年），努爾哈赤率領後金軍隊大舉進攻，先克瀋陽，後佔遼陽，在佔領明朝在遼東政治統治中心的同時，徹底將明朝的勢力驅逐出了遼河以東。
由於前任遼東經略袁應泰在遼陽城破時自縊殉國，新任遼東經略薛國用此時又是告病在家，這就使得被提拔到遼東巡撫位置上的王化貞得到了施展的機會。
王化貞，,明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二甲第四名進士出身，而與王化貞同榜的狀元就是後來大名鼎鼎的崇禎朝時期的首輔周延儒。然而儘管取得了非常不錯的科舉名次，王化貞卻並沒有進入翰林院，在明朝的政治體制下，這就意味著王化貞基本失去了升任六部堂官進而升入內閣的資格，對他來說最好的歸宿只能是在地方任上有所作為。
剛剛接手遼東巡撫職務的王化貞可以用盡職盡責來形容。一方面，他進駐廣寧，收容難民，安撫百姓，恢復生產，迅速穩定了遼瀋之戰後混亂的遼東局勢；另一方面，他西撫蒙古部落，東御後金軍隊，暫時性的維持了戰局的平衡。
也正是因為王化貞突出的表現，當時朝中不少大臣向天啟皇帝進諫直接讓王化貞擔任遼東經略，全面主持遼東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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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閣臣劉一燝卻不這樣認為，作為堅定的“挺熊派”，他再一次力諫熊廷弼出任遼東經略：
“使廷弼在遼，當不至此。”
在劉一燝鼎力支持下，當初彈劾熊廷弼的言官此時也紛紛站出來支持熊廷弼。最終，天啟皇帝聽從了劉一燝等人的建議，重新啟用了熊廷弼經略遼東。
而熊廷弼在面見天啟皇帝的時候，也提出了自己的“三方佈置策”：
“廣寧用馬步列壘河上，以形勢格之，綴敵全力；天津、登、萊各置舟師，乘虛入南衛，動搖其人心，敵必內顧，而遼陽可復。於是登、萊議設巡撫如天津，以陶朗先為之；而山海特設經略，節制三方，一事權。”
按照熊廷弼的規劃，遼東戰場的明軍應繼續“主守”，並且做到三方協同：其一，重兵鎮守廣寧，與後金對峙；其二，在登、萊設巡撫，並從海上襲擾後金進行前置，使其收尾不能相顧；其三，經略坐鎮山海關統籌全局。三方力量相互配合，並在準備工作完成後，出擊合圍，必能取得勝利。
熊廷弼的“三方佈置策”可以說是“對症下藥”，這是基於當時遼東戰局形勢以及明朝和後金之間軍事力量對比的正確判斷，是非常切合實際的。
然而，熊廷弼的“三方佈置策”自始至終都沒有得到貫徹和實施，原因就在於王化貞的反對和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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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熊廷弼還沒有到任遼東，兩人之前的爭鬥就已經開始了。
王化貞主張將明軍分佈在遼河西岸，沿河設防，抵禦後金。然而熊廷弼卻認為遼河不比長江、黃河，根本夠不上“天險”，應該堅決貫徹“三方佈置策”，固守廣寧。
“河窄難恃，堡小難容，今日但宜固守廣寧。若駐兵河上，兵分則力弱，敵輕騎潛渡，直攻一營，力必不支。一營潰，則諸營俱潰，西平諸戍亦不能守。河上止宜置遊徼兵，更番出入，示敵不測，不宜屯聚一處，為敵所乘。自河抵廣寧，止宜多置烽堠；西平諸處止宜稍置戍兵，為傳烽哨探之用。而大兵悉聚廣寧，相度城外形勢，掎角立營，深壘高柵以俟。蓋遼陽去廣寧三百六十里，非敵騎一日能到，有聲息，我必預知。斷不宜分兵防河，先為自弱之計也。”
朝廷最終採用的是熊廷弼的方略，然而這卻極大的刺激了王化貞，畢竟此時的熊廷弼還未正式上任就開始對自己指手畫腳，心中本就非常憤恨，更重要的是王化貞的戰略方案被駁回使其在朝中的顏面盡失。而兩人之間的矛盾也就此產生。
之後，熊廷弼和王化貞又因為明朝“四方援軍”的名字問題，展開了爭論。王化貞將其命名為“平遼”軍隊，而熊廷弼則認為：
“遼人未叛，乞改為‘平東’或‘徵東’，以慰其心。”
這樣的隔空“嘴仗”，從熊廷弼被尚未到達遼東開始，就在持續進行，並且是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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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化貞，當時的職務是遼東巡撫，兼右僉都御史，是朝廷正四品的官員；而熊廷弼，是遼東經略，掛兵部尚書銜，兼右副都御史，官居正二品，是明朝在遼東地區的最高行政和軍事長官，同時也是王化貞的上司。然而王化貞卻敢與熊廷弼針鋒相對，最為重要的原因還是在於朝中有人支持，而他的支持者便是王化貞當年的科舉的主考官、朝中首輔葉向高，以及與熊廷弼素來關係不和的兵部尚書張鶴鳴。
正是在這二人的支持下，王化貞才敢肆無忌憚的挑戰熊廷弼的權威，與此同時，王化貞也迫切的需要一場戰鬥的勝利來進一步鞏固自己在遼東的地位，進而限制熊廷弼對於遼東軍隊的控制力和影響力。於是王化貞趁著熊廷弼尚未到任山海關，在並未告知其的情況下，派毛文龍冒險出兵，只是誰也沒有想到，毛文龍真的會“陰錯陽差”的取得“鎮江大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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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江之戰，一場戰鬥的“大捷”，卻是遼東戰局的“大劫”。
努爾哈赤佔領遼河以東，實施了非常殘酷的民族壓迫政策，遼東地區漢族百姓不堪其辱因而紛紛揭竿而起，反抗後金的統治。而在鎮壓漢族百姓的起義過程中，表現最為活躍的並不是當時的滿洲人，而是以李永芳、佟養正等漢人將領，因而他們也招致了遼東地區漢族百姓甚至是漢族官員們的強烈不滿。於是王化貞打著配合、接應起義軍的名義，派遣毛文龍出兵，尋求戰果。
明天啟元年（1621年），毛文龍率領一支由毛承祿、尤景和、王輔、陳忠等一百九十七人組成的奇兵，沿海岸線低調前行，一路上先收復了豬島、海洋島、長山島、廣鹿島等二千餘里沿海島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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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此時，毛文龍接到了兩個天大的好消息：其一，鎮江目前守備空虛，城中大部分兵力已經外出去鎮壓起義，屠戮不願歸降的漢族百姓，城中僅有守將佟養正及1000多兵馬守衛；其二，此時的鎮江中軍陳良策願意作為內應，引毛文龍入城。於是毛文龍當機立斷，決定偷襲鎮江。
毛文龍的行動非常順利，面對突如其來的進攻，後金軍隊完全沒有任何準備，守將佟養正被當場生擒，毛文龍順利佔領了鎮江。而這也給當時在後金腹地的漢族百姓及起義軍以極大鼓舞，包括寬奠、湯站、險山在內的鎮江周圍數個城堡相繼歸降毛文龍，一時間“數百里之內，望風歸附”，“歸順之民，繩繩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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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要特別說明一下，佟養正這個人可是真的不一般，毛文龍這一舉險些改變了清朝此後近百年的歷史。
佟養正父子被俘後，押送回京被處以極刑，然而佟養正最重要的一個兒子佟圖賴成為了“漏網之魚”。佟圖賴是漢軍八旗的主要領導，為清軍入關、定鼎中原立下了汗馬功勞。而他的子女們則是更加的不簡單，他的女兒嫁給了順治皇帝，生下了康熙皇帝；兩個兒子佟國綱和佟國維，以及他們的孩子鄂倫岱、法海、隆科多等，均是康雍兩朝的重臣；而佟國維的兩個女兒先後嫁給了康熙皇帝，其中孝懿仁皇后佟佳氏是雍正的養母，愨惠皇貴妃佟佳氏撫養過乾隆皇帝。可以說如果佟圖賴也在此戰中死去，那麼清朝之後的歷史也就將徹底改寫。當然，這些都是後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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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江大捷”消息傳到北京，隨之而來的就是如開頭中所描述的滿朝歡騰，與此同時，朝廷還命天津以及登、萊等地發水師二萬以接應文龍，並命令王化貞和熊廷弼對後金展開“反攻”。
然而熊廷弼沒有輕舉妄動，從天津以及登、萊出發的水師更是選擇了觀望，這些有著多年戰鬥經驗的將領非常清楚，毛文龍的動作太大了，而他的實力又太弱了，努爾哈赤的報復性行動必然會馬上展開。果然，毛文龍在鎮江立足未穩，阿敏和皇太極就率領著三萬八旗軍拍馬趕到，毛文龍根本無力招架，只得退過鴨綠江，逃到朝鮮境內。
毛文龍拍拍屁股走了，而他也僅僅是帶走了約為兩三萬人的難民和百姓，更多的遼東漢民卻儼然進入了人間地獄，包括鎮江在內的所有歸順毛文龍的城鎮、堡壘，無一例外的被後金軍隊屠城，僅鎮江一地被屠戮的百姓就有三萬人之多。之後，努爾哈赤更是下令，將所有沿海地區的漢族百姓全部遷到內陸地區，一時間，遼東沿海地區的百姓是哭聲震天、哀嚎遍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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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的熊廷弼對於所謂的“鎮江大捷”沒有表現出任何的喜悅，不僅僅是處於對遼東百姓的同情，更多的還是對於自己“三方佈置策”被徹底破壞的一種惱怒與無奈。
“三方兵力未集，文龍發之太早，致敵恨遼人，屠戮四衛軍民殆盡，灰東山之心，寒朝鮮之膽，奪河西之氣，亂三方並進之謀，誤屬國聯絡之算，目為奇功，乃奇禍耳！”
在熊廷弼看來，王化貞和毛文龍的擅自行動，儘管取得了戰術上勝利，但卻是戰略上的重大失敗。
首先，熊廷弼的一直主張對於朝鮮進行拉攏，使其與明軍共同對抗後金，而此時後金在鎮江的報復性的屠戮行為，極大的刺激了朝鮮，並且此時的戰火已經延伸到了鴨綠江邊，給予了朝鮮以極大的震撼力與軍事威懾力，也使得朝鮮在出兵協助明朝進攻後金上產生了嚴重的消極情緒。
其次，熊廷弼的“三方佈置策”，將鎮江地區作為重要的戰略根據地，其一位將在協同行動中給予後金以牽制作用，然而此時的鎮江及遼東沿海地區在經歷此劫難後，不僅是人跡罕至，設施全無，更是讓後金增加了防禦力量，增加了奇襲與牽制的難度。
再次，毛文龍先勝後敗，嚴重打擊了遼東地區漢族百姓以及漢族起義軍的鬥志，剛剛燃起的鬥爭火種也就此被撲滅了下去。
然而，“鎮江大捷”所產生的後續影響遠沒有結束，而他所產生的最大的負面作用便是徹底激化了熊廷弼和王化貞之間的矛盾，進而使得“經撫不和”開始公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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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撫不和”，致使廣寧慘敗，關外盡失。
原本不懂軍事的王化貞，卻因為毛文龍的一場“鎮江大捷”而名聲鵲起，與此同時，朝中的首輔葉向高和兵部尚書張鶴鳴，更是開始有恃無恐的支持王化貞，掣肘熊廷弼。在他們看來，遼東並不是只有熊廷弼一人懂軍事，王化貞指揮打仗也是一把好手，要不怎麼會有“鎮江大捷”呢。
在此情形下，熊廷弼則徹底成為了“光桿司令”，朝廷在遼東的十四萬大軍，全部在王化貞手下，熊廷弼除了從關內帶來的五千兵馬，在遼東地區的一兵一卒都無法調動，空有經略頭銜。
不僅如此，熊廷弼既要面對的是王化貞對他的針鋒相對，又要面對張鶴鳴的排擠和掣肘，總而言之就是王化貞的奏請全部批准，熊廷弼的請求和建議全部駁回。無奈之下的熊廷弼只能哀嘆：
“臣以東西南北所欲殺之人，而適遘事機難處之會。諸臣能為封疆容則容之，不能為門戶容則去之，何必內借閣部，外借撫道以相困？”
“經、撫不和，恃有言官；言官交攻，恃有樞部；樞部佐鬥，恃有閣臣。臣今無望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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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臣今無望矣”，道出的是熊廷弼內心無盡的心酸，而此時的王化貞卻是春風得意的提出了自己的“一舉蕩平”之策：
“願請兵六萬，一舉蕩平。臣不敢貪天功，但厚賚從徵將士，遼民賜復十年，海內得免加派，臣願足矣。即有不稱，亦必殺傷相當，敵不復振，保不為河西憂。”
此時的朝堂之上，眾位朝臣依舊停留在“鎮江大捷”的喜悅之中，畢竟佟養正剛剛被凌遲處死，對於王化貞的這份慷慨激昂再一次給予了充分的肯定，於是關於罷免熊廷弼、啟用王化貞經略遼東言論開始成為朝堂爭論的主旋律。然而，努爾哈赤卻沒有給明朝朝廷緩衝的時間，廣寧之戰就此打響，王化貞吹起的一個個泡沫，也被努爾哈赤無情的全部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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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化貞花費上百萬錢拉攏的所謂“四十萬蒙古援軍”，自始至終沒有出現在戰場。而他派心腹愛將孫德功去勸降李永芳，不料卻被李永芳反勸降，進而投降了後金，並在陣前反叛，直接控制了廣寧，聲稱要活捉王化貞獻給努爾哈赤，王化貞倉皇逃出廣寧。
然而在他逃跑的路上，遇到了熊廷弼，見到此時的王化貞已經是神氣全無，惶惶如喪家之犬，熊廷弼心中積蓄已久的怨氣全部發洩了出來：
“六萬眾一舉蕩平，竟何如？”
於是，已經被憤怒徹底衝昏頭腦的熊廷弼做出了他一生之中最為錯誤的一個決定，放棄關內所有的堡壘和據點，軍民全部遷入關內。此舉讓明朝經營多年的遼東地區可以用毀於一旦來形容，而被迫南遷的軍民也在沿途不斷遭受後金和蒙古軍隊的劫掠，遭受了滅頂之災。
至此，遼東的形勢徹底陷入危機，儘管這一切的原因要歸咎於熊廷弼與王化貞的“經撫不和”，然而，毛文龍的 “東江大捷”卻在這份不和的產生與不斷髮展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波助瀾的作用，直接激化了兩人的矛盾，產生了惡劣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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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江大捷”，是明朝遼東戰場的一個重要轉折點。一方面，他是明軍在與清軍對抗中的首勝，起到了重要的激勵作用；另一方面，毛文龍在此戰中聲名鵲起，官至副總兵，明朝也就此開設東江鎮，成為了插在後金軍隊後背上的一把尖刀，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牽制的效果。
然而，“鎮江大捷”註定是一場在特殊形勢下所取得的特殊“勝利”，所產生的消極影響同樣深遠。
明天啟元年（1621年），遊擊將軍毛文龍僅僅率領一支200人左右的奇兵，在內應陳良策的幫助下，趁機攻克了守備空虛的鎮江，俘獲後金將領佟養正父子，史稱“鎮江大捷”。
消息傳到北京，可謂是舉朝震動。自明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努爾哈赤以“七大恨”起兵伐明以來，後金軍隊是奪撫順、下清河，激戰薩爾滸，接連攻克開元、鐵嶺，之後更是奪取了明朝在遼東的統治中心遼陽和瀋陽，可以說大小戰事未嘗一敗。而明朝這面不僅是損兵折將，更是喪失了遼河以東的大片土地和人口，明朝在關外的統治也已經是岌岌可危。
而正是這樣一次令人驚喜的“鎮江大捷”，成為了明軍在遼東戰場對於後金軍隊的首勝，打破了後金軍隊不可戰勝的神話，極大的提振了遼東軍隊的士氣，也讓毛文龍成為了朝廷官員口中的“英雄”。當時明朝的首輔葉向高就稱讚毛文龍：
“毛文龍收復鎮江，人情踴躍，而或恐其寡弱難支，輕舉取敗，此亦老長考慮。但用兵之道，貴在出奇，班超以三十六人定西域，耿恭以百人守疏勒，皆奇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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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鎮江大捷”只是一場戰鬥的勝利，但卻是戰略上的一次重大“失敗”，因為它伴隨而來的是熊廷弼與王化貞的“經撫不和”達到了頂點，遼東政局就此陷入混亂。而在此之後遼東戰場遭遇的一系列劇變更是證明了這場意外的“鎮江大捷”，最終成為了讓大明王朝深受其累的“鎮江大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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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鎮江大捷”，發起的原因卻是一場徹頭徹尾的“奪權大戰”。
明天啟元年（1621年），努爾哈赤率領後金軍隊大舉進攻，先克瀋陽，後佔遼陽，在佔領明朝在遼東政治統治中心的同時，徹底將明朝的勢力驅逐出了遼河以東。
由於前任遼東經略袁應泰在遼陽城破時自縊殉國，新任遼東經略薛國用此時又是告病在家，這就使得被提拔到遼東巡撫位置上的王化貞得到了施展的機會。
王化貞，,明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二甲第四名進士出身，而與王化貞同榜的狀元就是後來大名鼎鼎的崇禎朝時期的首輔周延儒。然而儘管取得了非常不錯的科舉名次，王化貞卻並沒有進入翰林院，在明朝的政治體制下，這就意味著王化貞基本失去了升任六部堂官進而升入內閣的資格，對他來說最好的歸宿只能是在地方任上有所作為。
剛剛接手遼東巡撫職務的王化貞可以用盡職盡責來形容。一方面，他進駐廣寧，收容難民，安撫百姓，恢復生產，迅速穩定了遼瀋之戰後混亂的遼東局勢；另一方面，他西撫蒙古部落，東御後金軍隊，暫時性的維持了戰局的平衡。
也正是因為王化貞突出的表現，當時朝中不少大臣向天啟皇帝進諫直接讓王化貞擔任遼東經略，全面主持遼東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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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閣臣劉一燝卻不這樣認為，作為堅定的“挺熊派”，他再一次力諫熊廷弼出任遼東經略：
“使廷弼在遼，當不至此。”
在劉一燝鼎力支持下，當初彈劾熊廷弼的言官此時也紛紛站出來支持熊廷弼。最終，天啟皇帝聽從了劉一燝等人的建議，重新啟用了熊廷弼經略遼東。
而熊廷弼在面見天啟皇帝的時候，也提出了自己的“三方佈置策”：
“廣寧用馬步列壘河上，以形勢格之，綴敵全力；天津、登、萊各置舟師，乘虛入南衛，動搖其人心，敵必內顧，而遼陽可復。於是登、萊議設巡撫如天津，以陶朗先為之；而山海特設經略，節制三方，一事權。”
按照熊廷弼的規劃，遼東戰場的明軍應繼續“主守”，並且做到三方協同：其一，重兵鎮守廣寧，與後金對峙；其二，在登、萊設巡撫，並從海上襲擾後金進行前置，使其收尾不能相顧；其三，經略坐鎮山海關統籌全局。三方力量相互配合，並在準備工作完成後，出擊合圍，必能取得勝利。
熊廷弼的“三方佈置策”可以說是“對症下藥”，這是基於當時遼東戰局形勢以及明朝和後金之間軍事力量對比的正確判斷，是非常切合實際的。
然而，熊廷弼的“三方佈置策”自始至終都沒有得到貫徹和實施，原因就在於王化貞的反對和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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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熊廷弼還沒有到任遼東，兩人之前的爭鬥就已經開始了。
王化貞主張將明軍分佈在遼河西岸，沿河設防，抵禦後金。然而熊廷弼卻認為遼河不比長江、黃河，根本夠不上“天險”，應該堅決貫徹“三方佈置策”，固守廣寧。
“河窄難恃，堡小難容，今日但宜固守廣寧。若駐兵河上，兵分則力弱，敵輕騎潛渡，直攻一營，力必不支。一營潰，則諸營俱潰，西平諸戍亦不能守。河上止宜置遊徼兵，更番出入，示敵不測，不宜屯聚一處，為敵所乘。自河抵廣寧，止宜多置烽堠；西平諸處止宜稍置戍兵，為傳烽哨探之用。而大兵悉聚廣寧，相度城外形勢，掎角立營，深壘高柵以俟。蓋遼陽去廣寧三百六十里，非敵騎一日能到，有聲息，我必預知。斷不宜分兵防河，先為自弱之計也。”
朝廷最終採用的是熊廷弼的方略，然而這卻極大的刺激了王化貞，畢竟此時的熊廷弼還未正式上任就開始對自己指手畫腳，心中本就非常憤恨，更重要的是王化貞的戰略方案被駁回使其在朝中的顏面盡失。而兩人之間的矛盾也就此產生。
之後，熊廷弼和王化貞又因為明朝“四方援軍”的名字問題，展開了爭論。王化貞將其命名為“平遼”軍隊，而熊廷弼則認為：
“遼人未叛，乞改為‘平東’或‘徵東’，以慰其心。”
這樣的隔空“嘴仗”，從熊廷弼被尚未到達遼東開始，就在持續進行，並且是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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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化貞，當時的職務是遼東巡撫，兼右僉都御史，是朝廷正四品的官員；而熊廷弼，是遼東經略，掛兵部尚書銜，兼右副都御史，官居正二品，是明朝在遼東地區的最高行政和軍事長官，同時也是王化貞的上司。然而王化貞卻敢與熊廷弼針鋒相對，最為重要的原因還是在於朝中有人支持，而他的支持者便是王化貞當年的科舉的主考官、朝中首輔葉向高，以及與熊廷弼素來關係不和的兵部尚書張鶴鳴。
正是在這二人的支持下，王化貞才敢肆無忌憚的挑戰熊廷弼的權威，與此同時，王化貞也迫切的需要一場戰鬥的勝利來進一步鞏固自己在遼東的地位，進而限制熊廷弼對於遼東軍隊的控制力和影響力。於是王化貞趁著熊廷弼尚未到任山海關，在並未告知其的情況下，派毛文龍冒險出兵，只是誰也沒有想到，毛文龍真的會“陰錯陽差”的取得“鎮江大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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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江之戰，一場戰鬥的“大捷”，卻是遼東戰局的“大劫”。
努爾哈赤佔領遼河以東，實施了非常殘酷的民族壓迫政策，遼東地區漢族百姓不堪其辱因而紛紛揭竿而起，反抗後金的統治。而在鎮壓漢族百姓的起義過程中，表現最為活躍的並不是當時的滿洲人，而是以李永芳、佟養正等漢人將領，因而他們也招致了遼東地區漢族百姓甚至是漢族官員們的強烈不滿。於是王化貞打著配合、接應起義軍的名義，派遣毛文龍出兵，尋求戰果。
明天啟元年（1621年），毛文龍率領一支由毛承祿、尤景和、王輔、陳忠等一百九十七人組成的奇兵，沿海岸線低調前行，一路上先收復了豬島、海洋島、長山島、廣鹿島等二千餘里沿海島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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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此時，毛文龍接到了兩個天大的好消息：其一，鎮江目前守備空虛，城中大部分兵力已經外出去鎮壓起義，屠戮不願歸降的漢族百姓，城中僅有守將佟養正及1000多兵馬守衛；其二，此時的鎮江中軍陳良策願意作為內應，引毛文龍入城。於是毛文龍當機立斷，決定偷襲鎮江。
毛文龍的行動非常順利，面對突如其來的進攻，後金軍隊完全沒有任何準備，守將佟養正被當場生擒，毛文龍順利佔領了鎮江。而這也給當時在後金腹地的漢族百姓及起義軍以極大鼓舞，包括寬奠、湯站、險山在內的鎮江周圍數個城堡相繼歸降毛文龍，一時間“數百里之內，望風歸附”，“歸順之民，繩繩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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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要特別說明一下，佟養正這個人可是真的不一般，毛文龍這一舉險些改變了清朝此後近百年的歷史。
佟養正父子被俘後，押送回京被處以極刑，然而佟養正最重要的一個兒子佟圖賴成為了“漏網之魚”。佟圖賴是漢軍八旗的主要領導，為清軍入關、定鼎中原立下了汗馬功勞。而他的子女們則是更加的不簡單，他的女兒嫁給了順治皇帝，生下了康熙皇帝；兩個兒子佟國綱和佟國維，以及他們的孩子鄂倫岱、法海、隆科多等，均是康雍兩朝的重臣；而佟國維的兩個女兒先後嫁給了康熙皇帝，其中孝懿仁皇后佟佳氏是雍正的養母，愨惠皇貴妃佟佳氏撫養過乾隆皇帝。可以說如果佟圖賴也在此戰中死去，那麼清朝之後的歷史也就將徹底改寫。當然，這些都是後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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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江大捷”消息傳到北京，隨之而來的就是如開頭中所描述的滿朝歡騰，與此同時，朝廷還命天津以及登、萊等地發水師二萬以接應文龍，並命令王化貞和熊廷弼對後金展開“反攻”。
然而熊廷弼沒有輕舉妄動，從天津以及登、萊出發的水師更是選擇了觀望，這些有著多年戰鬥經驗的將領非常清楚，毛文龍的動作太大了，而他的實力又太弱了，努爾哈赤的報復性行動必然會馬上展開。果然，毛文龍在鎮江立足未穩，阿敏和皇太極就率領著三萬八旗軍拍馬趕到，毛文龍根本無力招架，只得退過鴨綠江，逃到朝鮮境內。
毛文龍拍拍屁股走了，而他也僅僅是帶走了約為兩三萬人的難民和百姓，更多的遼東漢民卻儼然進入了人間地獄，包括鎮江在內的所有歸順毛文龍的城鎮、堡壘，無一例外的被後金軍隊屠城，僅鎮江一地被屠戮的百姓就有三萬人之多。之後，努爾哈赤更是下令，將所有沿海地區的漢族百姓全部遷到內陸地區，一時間，遼東沿海地區的百姓是哭聲震天、哀嚎遍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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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的熊廷弼對於所謂的“鎮江大捷”沒有表現出任何的喜悅，不僅僅是處於對遼東百姓的同情，更多的還是對於自己“三方佈置策”被徹底破壞的一種惱怒與無奈。
“三方兵力未集，文龍發之太早，致敵恨遼人，屠戮四衛軍民殆盡，灰東山之心，寒朝鮮之膽，奪河西之氣，亂三方並進之謀，誤屬國聯絡之算，目為奇功，乃奇禍耳！”
在熊廷弼看來，王化貞和毛文龍的擅自行動，儘管取得了戰術上勝利，但卻是戰略上的重大失敗。
首先，熊廷弼的一直主張對於朝鮮進行拉攏，使其與明軍共同對抗後金，而此時後金在鎮江的報復性的屠戮行為，極大的刺激了朝鮮，並且此時的戰火已經延伸到了鴨綠江邊，給予了朝鮮以極大的震撼力與軍事威懾力，也使得朝鮮在出兵協助明朝進攻後金上產生了嚴重的消極情緒。
其次，熊廷弼的“三方佈置策”，將鎮江地區作為重要的戰略根據地，其一位將在協同行動中給予後金以牽制作用，然而此時的鎮江及遼東沿海地區在經歷此劫難後，不僅是人跡罕至，設施全無，更是讓後金增加了防禦力量，增加了奇襲與牽制的難度。
再次，毛文龍先勝後敗，嚴重打擊了遼東地區漢族百姓以及漢族起義軍的鬥志，剛剛燃起的鬥爭火種也就此被撲滅了下去。
然而，“鎮江大捷”所產生的後續影響遠沒有結束，而他所產生的最大的負面作用便是徹底激化了熊廷弼和王化貞之間的矛盾，進而使得“經撫不和”開始公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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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撫不和”，致使廣寧慘敗，關外盡失。
原本不懂軍事的王化貞，卻因為毛文龍的一場“鎮江大捷”而名聲鵲起，與此同時，朝中的首輔葉向高和兵部尚書張鶴鳴，更是開始有恃無恐的支持王化貞，掣肘熊廷弼。在他們看來，遼東並不是只有熊廷弼一人懂軍事，王化貞指揮打仗也是一把好手，要不怎麼會有“鎮江大捷”呢。
在此情形下，熊廷弼則徹底成為了“光桿司令”，朝廷在遼東的十四萬大軍，全部在王化貞手下，熊廷弼除了從關內帶來的五千兵馬，在遼東地區的一兵一卒都無法調動，空有經略頭銜。
不僅如此，熊廷弼既要面對的是王化貞對他的針鋒相對，又要面對張鶴鳴的排擠和掣肘，總而言之就是王化貞的奏請全部批准，熊廷弼的請求和建議全部駁回。無奈之下的熊廷弼只能哀嘆：
“臣以東西南北所欲殺之人，而適遘事機難處之會。諸臣能為封疆容則容之，不能為門戶容則去之，何必內借閣部，外借撫道以相困？”
“經、撫不和，恃有言官；言官交攻，恃有樞部；樞部佐鬥，恃有閣臣。臣今無望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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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臣今無望矣”，道出的是熊廷弼內心無盡的心酸，而此時的王化貞卻是春風得意的提出了自己的“一舉蕩平”之策：
“願請兵六萬，一舉蕩平。臣不敢貪天功，但厚賚從徵將士，遼民賜復十年，海內得免加派，臣願足矣。即有不稱，亦必殺傷相當，敵不復振，保不為河西憂。”
此時的朝堂之上，眾位朝臣依舊停留在“鎮江大捷”的喜悅之中，畢竟佟養正剛剛被凌遲處死，對於王化貞的這份慷慨激昂再一次給予了充分的肯定，於是關於罷免熊廷弼、啟用王化貞經略遼東言論開始成為朝堂爭論的主旋律。然而，努爾哈赤卻沒有給明朝朝廷緩衝的時間，廣寧之戰就此打響，王化貞吹起的一個個泡沫，也被努爾哈赤無情的全部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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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化貞花費上百萬錢拉攏的所謂“四十萬蒙古援軍”，自始至終沒有出現在戰場。而他派心腹愛將孫德功去勸降李永芳，不料卻被李永芳反勸降，進而投降了後金，並在陣前反叛，直接控制了廣寧，聲稱要活捉王化貞獻給努爾哈赤，王化貞倉皇逃出廣寧。
然而在他逃跑的路上，遇到了熊廷弼，見到此時的王化貞已經是神氣全無，惶惶如喪家之犬，熊廷弼心中積蓄已久的怨氣全部發洩了出來：
“六萬眾一舉蕩平，竟何如？”
於是，已經被憤怒徹底衝昏頭腦的熊廷弼做出了他一生之中最為錯誤的一個決定，放棄關內所有的堡壘和據點，軍民全部遷入關內。此舉讓明朝經營多年的遼東地區可以用毀於一旦來形容，而被迫南遷的軍民也在沿途不斷遭受後金和蒙古軍隊的劫掠，遭受了滅頂之災。
至此，遼東的形勢徹底陷入危機，儘管這一切的原因要歸咎於熊廷弼與王化貞的“經撫不和”，然而，毛文龍的 “東江大捷”卻在這份不和的產生與不斷髮展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波助瀾的作用，直接激化了兩人的矛盾，產生了惡劣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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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江大捷”，是明朝遼東戰場的一個重要轉折點。一方面，他是明軍在與清軍對抗中的首勝，起到了重要的激勵作用；另一方面，毛文龍在此戰中聲名鵲起，官至副總兵，明朝也就此開設東江鎮，成為了插在後金軍隊後背上的一把尖刀，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牽制的效果。
然而，“鎮江大捷”註定是一場在特殊形勢下所取得的特殊“勝利”，所產生的消極影響同樣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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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朝堂上的東林黨勢力不斷做大，王化貞成為了東林黨接手遼東的先鋒官，儘管後來的事實一再證明他只是志大才疏、好高騖遠之人，但是卻得到了朝中東林黨人的一致支持。況且，選擇身為楚黨的熊廷弼經略遼東本就是權宜之計，加上此時的東林黨與楚黨決裂，劉一燝等人被排擠，熊廷弼更加處於孤立無援的境地。伴隨著“鎮江大捷”的取得，無疑又給王化貞在遼東地位的穩固，增加了一顆極為重要的砝碼，更是為王化貞乃至整個東林黨集團營造了一幅自我感覺良好的假象。這份假象掩蓋的是遼東百姓遭遇的報復與不幸，掩蓋的是王化貞盲目的自信與自身軍事能力的不足，更掩蓋的是遼東整體戰略態勢的惡化。
明天啟元年（1621年），遊擊將軍毛文龍僅僅率領一支200人左右的奇兵，在內應陳良策的幫助下，趁機攻克了守備空虛的鎮江，俘獲後金將領佟養正父子，史稱“鎮江大捷”。
消息傳到北京，可謂是舉朝震動。自明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努爾哈赤以“七大恨”起兵伐明以來，後金軍隊是奪撫順、下清河，激戰薩爾滸，接連攻克開元、鐵嶺，之後更是奪取了明朝在遼東的統治中心遼陽和瀋陽，可以說大小戰事未嘗一敗。而明朝這面不僅是損兵折將，更是喪失了遼河以東的大片土地和人口，明朝在關外的統治也已經是岌岌可危。
而正是這樣一次令人驚喜的“鎮江大捷”，成為了明軍在遼東戰場對於後金軍隊的首勝，打破了後金軍隊不可戰勝的神話，極大的提振了遼東軍隊的士氣，也讓毛文龍成為了朝廷官員口中的“英雄”。當時明朝的首輔葉向高就稱讚毛文龍：
“毛文龍收復鎮江，人情踴躍，而或恐其寡弱難支，輕舉取敗，此亦老長考慮。但用兵之道，貴在出奇，班超以三十六人定西域，耿恭以百人守疏勒，皆奇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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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鎮江大捷”只是一場戰鬥的勝利，但卻是戰略上的一次重大“失敗”，因為它伴隨而來的是熊廷弼與王化貞的“經撫不和”達到了頂點，遼東政局就此陷入混亂。而在此之後遼東戰場遭遇的一系列劇變更是證明了這場意外的“鎮江大捷”，最終成為了讓大明王朝深受其累的“鎮江大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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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鎮江大捷”，發起的原因卻是一場徹頭徹尾的“奪權大戰”。
明天啟元年（1621年），努爾哈赤率領後金軍隊大舉進攻，先克瀋陽，後佔遼陽，在佔領明朝在遼東政治統治中心的同時，徹底將明朝的勢力驅逐出了遼河以東。
由於前任遼東經略袁應泰在遼陽城破時自縊殉國，新任遼東經略薛國用此時又是告病在家，這就使得被提拔到遼東巡撫位置上的王化貞得到了施展的機會。
王化貞，,明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二甲第四名進士出身，而與王化貞同榜的狀元就是後來大名鼎鼎的崇禎朝時期的首輔周延儒。然而儘管取得了非常不錯的科舉名次，王化貞卻並沒有進入翰林院，在明朝的政治體制下，這就意味著王化貞基本失去了升任六部堂官進而升入內閣的資格，對他來說最好的歸宿只能是在地方任上有所作為。
剛剛接手遼東巡撫職務的王化貞可以用盡職盡責來形容。一方面，他進駐廣寧，收容難民，安撫百姓，恢復生產，迅速穩定了遼瀋之戰後混亂的遼東局勢；另一方面，他西撫蒙古部落，東御後金軍隊，暫時性的維持了戰局的平衡。
也正是因為王化貞突出的表現，當時朝中不少大臣向天啟皇帝進諫直接讓王化貞擔任遼東經略，全面主持遼東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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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閣臣劉一燝卻不這樣認為，作為堅定的“挺熊派”，他再一次力諫熊廷弼出任遼東經略：
“使廷弼在遼，當不至此。”
在劉一燝鼎力支持下，當初彈劾熊廷弼的言官此時也紛紛站出來支持熊廷弼。最終，天啟皇帝聽從了劉一燝等人的建議，重新啟用了熊廷弼經略遼東。
而熊廷弼在面見天啟皇帝的時候，也提出了自己的“三方佈置策”：
“廣寧用馬步列壘河上，以形勢格之，綴敵全力；天津、登、萊各置舟師，乘虛入南衛，動搖其人心，敵必內顧，而遼陽可復。於是登、萊議設巡撫如天津，以陶朗先為之；而山海特設經略，節制三方，一事權。”
按照熊廷弼的規劃，遼東戰場的明軍應繼續“主守”，並且做到三方協同：其一，重兵鎮守廣寧，與後金對峙；其二，在登、萊設巡撫，並從海上襲擾後金進行前置，使其收尾不能相顧；其三，經略坐鎮山海關統籌全局。三方力量相互配合，並在準備工作完成後，出擊合圍，必能取得勝利。
熊廷弼的“三方佈置策”可以說是“對症下藥”，這是基於當時遼東戰局形勢以及明朝和後金之間軍事力量對比的正確判斷，是非常切合實際的。
然而，熊廷弼的“三方佈置策”自始至終都沒有得到貫徹和實施，原因就在於王化貞的反對和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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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熊廷弼還沒有到任遼東，兩人之前的爭鬥就已經開始了。
王化貞主張將明軍分佈在遼河西岸，沿河設防，抵禦後金。然而熊廷弼卻認為遼河不比長江、黃河，根本夠不上“天險”，應該堅決貫徹“三方佈置策”，固守廣寧。
“河窄難恃，堡小難容，今日但宜固守廣寧。若駐兵河上，兵分則力弱，敵輕騎潛渡，直攻一營，力必不支。一營潰，則諸營俱潰，西平諸戍亦不能守。河上止宜置遊徼兵，更番出入，示敵不測，不宜屯聚一處，為敵所乘。自河抵廣寧，止宜多置烽堠；西平諸處止宜稍置戍兵，為傳烽哨探之用。而大兵悉聚廣寧，相度城外形勢，掎角立營，深壘高柵以俟。蓋遼陽去廣寧三百六十里，非敵騎一日能到，有聲息，我必預知。斷不宜分兵防河，先為自弱之計也。”
朝廷最終採用的是熊廷弼的方略，然而這卻極大的刺激了王化貞，畢竟此時的熊廷弼還未正式上任就開始對自己指手畫腳，心中本就非常憤恨，更重要的是王化貞的戰略方案被駁回使其在朝中的顏面盡失。而兩人之間的矛盾也就此產生。
之後，熊廷弼和王化貞又因為明朝“四方援軍”的名字問題，展開了爭論。王化貞將其命名為“平遼”軍隊，而熊廷弼則認為：
“遼人未叛，乞改為‘平東’或‘徵東’，以慰其心。”
這樣的隔空“嘴仗”，從熊廷弼被尚未到達遼東開始，就在持續進行，並且是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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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化貞，當時的職務是遼東巡撫，兼右僉都御史，是朝廷正四品的官員；而熊廷弼，是遼東經略，掛兵部尚書銜，兼右副都御史，官居正二品，是明朝在遼東地區的最高行政和軍事長官，同時也是王化貞的上司。然而王化貞卻敢與熊廷弼針鋒相對，最為重要的原因還是在於朝中有人支持，而他的支持者便是王化貞當年的科舉的主考官、朝中首輔葉向高，以及與熊廷弼素來關係不和的兵部尚書張鶴鳴。
正是在這二人的支持下，王化貞才敢肆無忌憚的挑戰熊廷弼的權威，與此同時，王化貞也迫切的需要一場戰鬥的勝利來進一步鞏固自己在遼東的地位，進而限制熊廷弼對於遼東軍隊的控制力和影響力。於是王化貞趁著熊廷弼尚未到任山海關，在並未告知其的情況下，派毛文龍冒險出兵，只是誰也沒有想到，毛文龍真的會“陰錯陽差”的取得“鎮江大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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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江之戰，一場戰鬥的“大捷”，卻是遼東戰局的“大劫”。
努爾哈赤佔領遼河以東，實施了非常殘酷的民族壓迫政策，遼東地區漢族百姓不堪其辱因而紛紛揭竿而起，反抗後金的統治。而在鎮壓漢族百姓的起義過程中，表現最為活躍的並不是當時的滿洲人，而是以李永芳、佟養正等漢人將領，因而他們也招致了遼東地區漢族百姓甚至是漢族官員們的強烈不滿。於是王化貞打著配合、接應起義軍的名義，派遣毛文龍出兵，尋求戰果。
明天啟元年（1621年），毛文龍率領一支由毛承祿、尤景和、王輔、陳忠等一百九十七人組成的奇兵，沿海岸線低調前行，一路上先收復了豬島、海洋島、長山島、廣鹿島等二千餘里沿海島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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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此時，毛文龍接到了兩個天大的好消息：其一，鎮江目前守備空虛，城中大部分兵力已經外出去鎮壓起義，屠戮不願歸降的漢族百姓，城中僅有守將佟養正及1000多兵馬守衛；其二，此時的鎮江中軍陳良策願意作為內應，引毛文龍入城。於是毛文龍當機立斷，決定偷襲鎮江。
毛文龍的行動非常順利，面對突如其來的進攻，後金軍隊完全沒有任何準備，守將佟養正被當場生擒，毛文龍順利佔領了鎮江。而這也給當時在後金腹地的漢族百姓及起義軍以極大鼓舞，包括寬奠、湯站、險山在內的鎮江周圍數個城堡相繼歸降毛文龍，一時間“數百里之內，望風歸附”，“歸順之民，繩繩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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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要特別說明一下，佟養正這個人可是真的不一般，毛文龍這一舉險些改變了清朝此後近百年的歷史。
佟養正父子被俘後，押送回京被處以極刑，然而佟養正最重要的一個兒子佟圖賴成為了“漏網之魚”。佟圖賴是漢軍八旗的主要領導，為清軍入關、定鼎中原立下了汗馬功勞。而他的子女們則是更加的不簡單，他的女兒嫁給了順治皇帝，生下了康熙皇帝；兩個兒子佟國綱和佟國維，以及他們的孩子鄂倫岱、法海、隆科多等，均是康雍兩朝的重臣；而佟國維的兩個女兒先後嫁給了康熙皇帝，其中孝懿仁皇后佟佳氏是雍正的養母，愨惠皇貴妃佟佳氏撫養過乾隆皇帝。可以說如果佟圖賴也在此戰中死去，那麼清朝之後的歷史也就將徹底改寫。當然，這些都是後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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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江大捷”消息傳到北京，隨之而來的就是如開頭中所描述的滿朝歡騰，與此同時，朝廷還命天津以及登、萊等地發水師二萬以接應文龍，並命令王化貞和熊廷弼對後金展開“反攻”。
然而熊廷弼沒有輕舉妄動，從天津以及登、萊出發的水師更是選擇了觀望，這些有著多年戰鬥經驗的將領非常清楚，毛文龍的動作太大了，而他的實力又太弱了，努爾哈赤的報復性行動必然會馬上展開。果然，毛文龍在鎮江立足未穩，阿敏和皇太極就率領著三萬八旗軍拍馬趕到，毛文龍根本無力招架，只得退過鴨綠江，逃到朝鮮境內。
毛文龍拍拍屁股走了，而他也僅僅是帶走了約為兩三萬人的難民和百姓，更多的遼東漢民卻儼然進入了人間地獄，包括鎮江在內的所有歸順毛文龍的城鎮、堡壘，無一例外的被後金軍隊屠城，僅鎮江一地被屠戮的百姓就有三萬人之多。之後，努爾哈赤更是下令，將所有沿海地區的漢族百姓全部遷到內陸地區，一時間，遼東沿海地區的百姓是哭聲震天、哀嚎遍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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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的熊廷弼對於所謂的“鎮江大捷”沒有表現出任何的喜悅，不僅僅是處於對遼東百姓的同情，更多的還是對於自己“三方佈置策”被徹底破壞的一種惱怒與無奈。
“三方兵力未集，文龍發之太早，致敵恨遼人，屠戮四衛軍民殆盡，灰東山之心，寒朝鮮之膽，奪河西之氣，亂三方並進之謀，誤屬國聯絡之算，目為奇功，乃奇禍耳！”
在熊廷弼看來，王化貞和毛文龍的擅自行動，儘管取得了戰術上勝利，但卻是戰略上的重大失敗。
首先，熊廷弼的一直主張對於朝鮮進行拉攏，使其與明軍共同對抗後金，而此時後金在鎮江的報復性的屠戮行為，極大的刺激了朝鮮，並且此時的戰火已經延伸到了鴨綠江邊，給予了朝鮮以極大的震撼力與軍事威懾力，也使得朝鮮在出兵協助明朝進攻後金上產生了嚴重的消極情緒。
其次，熊廷弼的“三方佈置策”，將鎮江地區作為重要的戰略根據地，其一位將在協同行動中給予後金以牽制作用，然而此時的鎮江及遼東沿海地區在經歷此劫難後，不僅是人跡罕至，設施全無，更是讓後金增加了防禦力量，增加了奇襲與牽制的難度。
再次，毛文龍先勝後敗，嚴重打擊了遼東地區漢族百姓以及漢族起義軍的鬥志，剛剛燃起的鬥爭火種也就此被撲滅了下去。
然而，“鎮江大捷”所產生的後續影響遠沒有結束，而他所產生的最大的負面作用便是徹底激化了熊廷弼和王化貞之間的矛盾，進而使得“經撫不和”開始公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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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撫不和”，致使廣寧慘敗，關外盡失。
原本不懂軍事的王化貞，卻因為毛文龍的一場“鎮江大捷”而名聲鵲起，與此同時，朝中的首輔葉向高和兵部尚書張鶴鳴，更是開始有恃無恐的支持王化貞，掣肘熊廷弼。在他們看來，遼東並不是只有熊廷弼一人懂軍事，王化貞指揮打仗也是一把好手，要不怎麼會有“鎮江大捷”呢。
在此情形下，熊廷弼則徹底成為了“光桿司令”，朝廷在遼東的十四萬大軍，全部在王化貞手下，熊廷弼除了從關內帶來的五千兵馬，在遼東地區的一兵一卒都無法調動，空有經略頭銜。
不僅如此，熊廷弼既要面對的是王化貞對他的針鋒相對，又要面對張鶴鳴的排擠和掣肘，總而言之就是王化貞的奏請全部批准，熊廷弼的請求和建議全部駁回。無奈之下的熊廷弼只能哀嘆：
“臣以東西南北所欲殺之人，而適遘事機難處之會。諸臣能為封疆容則容之，不能為門戶容則去之，何必內借閣部，外借撫道以相困？”
“經、撫不和，恃有言官；言官交攻，恃有樞部；樞部佐鬥，恃有閣臣。臣今無望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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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臣今無望矣”，道出的是熊廷弼內心無盡的心酸，而此時的王化貞卻是春風得意的提出了自己的“一舉蕩平”之策：
“願請兵六萬，一舉蕩平。臣不敢貪天功，但厚賚從徵將士，遼民賜復十年，海內得免加派，臣願足矣。即有不稱，亦必殺傷相當，敵不復振，保不為河西憂。”
此時的朝堂之上，眾位朝臣依舊停留在“鎮江大捷”的喜悅之中，畢竟佟養正剛剛被凌遲處死，對於王化貞的這份慷慨激昂再一次給予了充分的肯定，於是關於罷免熊廷弼、啟用王化貞經略遼東言論開始成為朝堂爭論的主旋律。然而，努爾哈赤卻沒有給明朝朝廷緩衝的時間，廣寧之戰就此打響，王化貞吹起的一個個泡沫，也被努爾哈赤無情的全部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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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化貞花費上百萬錢拉攏的所謂“四十萬蒙古援軍”，自始至終沒有出現在戰場。而他派心腹愛將孫德功去勸降李永芳，不料卻被李永芳反勸降，進而投降了後金，並在陣前反叛，直接控制了廣寧，聲稱要活捉王化貞獻給努爾哈赤，王化貞倉皇逃出廣寧。
然而在他逃跑的路上，遇到了熊廷弼，見到此時的王化貞已經是神氣全無，惶惶如喪家之犬，熊廷弼心中積蓄已久的怨氣全部發洩了出來：
“六萬眾一舉蕩平，竟何如？”
於是，已經被憤怒徹底衝昏頭腦的熊廷弼做出了他一生之中最為錯誤的一個決定，放棄關內所有的堡壘和據點，軍民全部遷入關內。此舉讓明朝經營多年的遼東地區可以用毀於一旦來形容，而被迫南遷的軍民也在沿途不斷遭受後金和蒙古軍隊的劫掠，遭受了滅頂之災。
至此，遼東的形勢徹底陷入危機，儘管這一切的原因要歸咎於熊廷弼與王化貞的“經撫不和”，然而，毛文龍的 “東江大捷”卻在這份不和的產生與不斷髮展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波助瀾的作用，直接激化了兩人的矛盾，產生了惡劣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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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江大捷”，是明朝遼東戰場的一個重要轉折點。一方面，他是明軍在與清軍對抗中的首勝，起到了重要的激勵作用；另一方面，毛文龍在此戰中聲名鵲起，官至副總兵，明朝也就此開設東江鎮，成為了插在後金軍隊後背上的一把尖刀，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牽制的效果。
然而，“鎮江大捷”註定是一場在特殊形勢下所取得的特殊“勝利”，所產生的消極影響同樣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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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朝堂上的東林黨勢力不斷做大，王化貞成為了東林黨接手遼東的先鋒官，儘管後來的事實一再證明他只是志大才疏、好高騖遠之人，但是卻得到了朝中東林黨人的一致支持。況且，選擇身為楚黨的熊廷弼經略遼東本就是權宜之計，加上此時的東林黨與楚黨決裂，劉一燝等人被排擠，熊廷弼更加處於孤立無援的境地。伴隨著“鎮江大捷”的取得，無疑又給王化貞在遼東地位的穩固，增加了一顆極為重要的砝碼，更是為王化貞乃至整個東林黨集團營造了一幅自我感覺良好的假象。這份假象掩蓋的是遼東百姓遭遇的報復與不幸，掩蓋的是王化貞盲目的自信與自身軍事能力的不足，更掩蓋的是遼東整體戰略態勢的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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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樣，“經撫不和”愈演愈烈，遼東的戰局最終陷入了不可逆轉的困境，大明王朝以及遼東百姓則是成為了最終的受害者。
而這場看似輝煌，並且在當時不斷被吹捧的“鎮江大捷”，就此成為了讓大明王朝深受其累的“鎮江大劫”。
明天啟元年（1621年），遊擊將軍毛文龍僅僅率領一支200人左右的奇兵，在內應陳良策的幫助下，趁機攻克了守備空虛的鎮江，俘獲後金將領佟養正父子，史稱“鎮江大捷”。
消息傳到北京，可謂是舉朝震動。自明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努爾哈赤以“七大恨”起兵伐明以來，後金軍隊是奪撫順、下清河，激戰薩爾滸，接連攻克開元、鐵嶺，之後更是奪取了明朝在遼東的統治中心遼陽和瀋陽，可以說大小戰事未嘗一敗。而明朝這面不僅是損兵折將，更是喪失了遼河以東的大片土地和人口，明朝在關外的統治也已經是岌岌可危。
而正是這樣一次令人驚喜的“鎮江大捷”，成為了明軍在遼東戰場對於後金軍隊的首勝，打破了後金軍隊不可戰勝的神話，極大的提振了遼東軍隊的士氣，也讓毛文龍成為了朝廷官員口中的“英雄”。當時明朝的首輔葉向高就稱讚毛文龍：
“毛文龍收復鎮江，人情踴躍，而或恐其寡弱難支，輕舉取敗，此亦老長考慮。但用兵之道，貴在出奇，班超以三十六人定西域，耿恭以百人守疏勒，皆奇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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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鎮江大捷”只是一場戰鬥的勝利，但卻是戰略上的一次重大“失敗”，因為它伴隨而來的是熊廷弼與王化貞的“經撫不和”達到了頂點，遼東政局就此陷入混亂。而在此之後遼東戰場遭遇的一系列劇變更是證明了這場意外的“鎮江大捷”，最終成為了讓大明王朝深受其累的“鎮江大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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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鎮江大捷”，發起的原因卻是一場徹頭徹尾的“奪權大戰”。
明天啟元年（1621年），努爾哈赤率領後金軍隊大舉進攻，先克瀋陽，後佔遼陽，在佔領明朝在遼東政治統治中心的同時，徹底將明朝的勢力驅逐出了遼河以東。
由於前任遼東經略袁應泰在遼陽城破時自縊殉國，新任遼東經略薛國用此時又是告病在家，這就使得被提拔到遼東巡撫位置上的王化貞得到了施展的機會。
王化貞，,明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二甲第四名進士出身，而與王化貞同榜的狀元就是後來大名鼎鼎的崇禎朝時期的首輔周延儒。然而儘管取得了非常不錯的科舉名次，王化貞卻並沒有進入翰林院，在明朝的政治體制下，這就意味著王化貞基本失去了升任六部堂官進而升入內閣的資格，對他來說最好的歸宿只能是在地方任上有所作為。
剛剛接手遼東巡撫職務的王化貞可以用盡職盡責來形容。一方面，他進駐廣寧，收容難民，安撫百姓，恢復生產，迅速穩定了遼瀋之戰後混亂的遼東局勢；另一方面，他西撫蒙古部落，東御後金軍隊，暫時性的維持了戰局的平衡。
也正是因為王化貞突出的表現，當時朝中不少大臣向天啟皇帝進諫直接讓王化貞擔任遼東經略，全面主持遼東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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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閣臣劉一燝卻不這樣認為，作為堅定的“挺熊派”，他再一次力諫熊廷弼出任遼東經略：
“使廷弼在遼，當不至此。”
在劉一燝鼎力支持下，當初彈劾熊廷弼的言官此時也紛紛站出來支持熊廷弼。最終，天啟皇帝聽從了劉一燝等人的建議，重新啟用了熊廷弼經略遼東。
而熊廷弼在面見天啟皇帝的時候，也提出了自己的“三方佈置策”：
“廣寧用馬步列壘河上，以形勢格之，綴敵全力；天津、登、萊各置舟師，乘虛入南衛，動搖其人心，敵必內顧，而遼陽可復。於是登、萊議設巡撫如天津，以陶朗先為之；而山海特設經略，節制三方，一事權。”
按照熊廷弼的規劃，遼東戰場的明軍應繼續“主守”，並且做到三方協同：其一，重兵鎮守廣寧，與後金對峙；其二，在登、萊設巡撫，並從海上襲擾後金進行前置，使其收尾不能相顧；其三，經略坐鎮山海關統籌全局。三方力量相互配合，並在準備工作完成後，出擊合圍，必能取得勝利。
熊廷弼的“三方佈置策”可以說是“對症下藥”，這是基於當時遼東戰局形勢以及明朝和後金之間軍事力量對比的正確判斷，是非常切合實際的。
然而，熊廷弼的“三方佈置策”自始至終都沒有得到貫徹和實施，原因就在於王化貞的反對和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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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熊廷弼還沒有到任遼東，兩人之前的爭鬥就已經開始了。
王化貞主張將明軍分佈在遼河西岸，沿河設防，抵禦後金。然而熊廷弼卻認為遼河不比長江、黃河，根本夠不上“天險”，應該堅決貫徹“三方佈置策”，固守廣寧。
“河窄難恃，堡小難容，今日但宜固守廣寧。若駐兵河上，兵分則力弱，敵輕騎潛渡，直攻一營，力必不支。一營潰，則諸營俱潰，西平諸戍亦不能守。河上止宜置遊徼兵，更番出入，示敵不測，不宜屯聚一處，為敵所乘。自河抵廣寧，止宜多置烽堠；西平諸處止宜稍置戍兵，為傳烽哨探之用。而大兵悉聚廣寧，相度城外形勢，掎角立營，深壘高柵以俟。蓋遼陽去廣寧三百六十里，非敵騎一日能到，有聲息，我必預知。斷不宜分兵防河，先為自弱之計也。”
朝廷最終採用的是熊廷弼的方略，然而這卻極大的刺激了王化貞，畢竟此時的熊廷弼還未正式上任就開始對自己指手畫腳，心中本就非常憤恨，更重要的是王化貞的戰略方案被駁回使其在朝中的顏面盡失。而兩人之間的矛盾也就此產生。
之後，熊廷弼和王化貞又因為明朝“四方援軍”的名字問題，展開了爭論。王化貞將其命名為“平遼”軍隊，而熊廷弼則認為：
“遼人未叛，乞改為‘平東’或‘徵東’，以慰其心。”
這樣的隔空“嘴仗”，從熊廷弼被尚未到達遼東開始，就在持續進行，並且是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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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化貞，當時的職務是遼東巡撫，兼右僉都御史，是朝廷正四品的官員；而熊廷弼，是遼東經略，掛兵部尚書銜，兼右副都御史，官居正二品，是明朝在遼東地區的最高行政和軍事長官，同時也是王化貞的上司。然而王化貞卻敢與熊廷弼針鋒相對，最為重要的原因還是在於朝中有人支持，而他的支持者便是王化貞當年的科舉的主考官、朝中首輔葉向高，以及與熊廷弼素來關係不和的兵部尚書張鶴鳴。
正是在這二人的支持下，王化貞才敢肆無忌憚的挑戰熊廷弼的權威，與此同時，王化貞也迫切的需要一場戰鬥的勝利來進一步鞏固自己在遼東的地位，進而限制熊廷弼對於遼東軍隊的控制力和影響力。於是王化貞趁著熊廷弼尚未到任山海關，在並未告知其的情況下，派毛文龍冒險出兵，只是誰也沒有想到，毛文龍真的會“陰錯陽差”的取得“鎮江大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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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江之戰，一場戰鬥的“大捷”，卻是遼東戰局的“大劫”。
努爾哈赤佔領遼河以東，實施了非常殘酷的民族壓迫政策，遼東地區漢族百姓不堪其辱因而紛紛揭竿而起，反抗後金的統治。而在鎮壓漢族百姓的起義過程中，表現最為活躍的並不是當時的滿洲人，而是以李永芳、佟養正等漢人將領，因而他們也招致了遼東地區漢族百姓甚至是漢族官員們的強烈不滿。於是王化貞打著配合、接應起義軍的名義，派遣毛文龍出兵，尋求戰果。
明天啟元年（1621年），毛文龍率領一支由毛承祿、尤景和、王輔、陳忠等一百九十七人組成的奇兵，沿海岸線低調前行，一路上先收復了豬島、海洋島、長山島、廣鹿島等二千餘里沿海島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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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此時，毛文龍接到了兩個天大的好消息：其一，鎮江目前守備空虛，城中大部分兵力已經外出去鎮壓起義，屠戮不願歸降的漢族百姓，城中僅有守將佟養正及1000多兵馬守衛；其二，此時的鎮江中軍陳良策願意作為內應，引毛文龍入城。於是毛文龍當機立斷，決定偷襲鎮江。
毛文龍的行動非常順利，面對突如其來的進攻，後金軍隊完全沒有任何準備，守將佟養正被當場生擒，毛文龍順利佔領了鎮江。而這也給當時在後金腹地的漢族百姓及起義軍以極大鼓舞，包括寬奠、湯站、險山在內的鎮江周圍數個城堡相繼歸降毛文龍，一時間“數百里之內，望風歸附”，“歸順之民，繩繩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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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要特別說明一下，佟養正這個人可是真的不一般，毛文龍這一舉險些改變了清朝此後近百年的歷史。
佟養正父子被俘後，押送回京被處以極刑，然而佟養正最重要的一個兒子佟圖賴成為了“漏網之魚”。佟圖賴是漢軍八旗的主要領導，為清軍入關、定鼎中原立下了汗馬功勞。而他的子女們則是更加的不簡單，他的女兒嫁給了順治皇帝，生下了康熙皇帝；兩個兒子佟國綱和佟國維，以及他們的孩子鄂倫岱、法海、隆科多等，均是康雍兩朝的重臣；而佟國維的兩個女兒先後嫁給了康熙皇帝，其中孝懿仁皇后佟佳氏是雍正的養母，愨惠皇貴妃佟佳氏撫養過乾隆皇帝。可以說如果佟圖賴也在此戰中死去，那麼清朝之後的歷史也就將徹底改寫。當然，這些都是後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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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江大捷”消息傳到北京，隨之而來的就是如開頭中所描述的滿朝歡騰，與此同時，朝廷還命天津以及登、萊等地發水師二萬以接應文龍，並命令王化貞和熊廷弼對後金展開“反攻”。
然而熊廷弼沒有輕舉妄動，從天津以及登、萊出發的水師更是選擇了觀望，這些有著多年戰鬥經驗的將領非常清楚，毛文龍的動作太大了，而他的實力又太弱了，努爾哈赤的報復性行動必然會馬上展開。果然，毛文龍在鎮江立足未穩，阿敏和皇太極就率領著三萬八旗軍拍馬趕到，毛文龍根本無力招架，只得退過鴨綠江，逃到朝鮮境內。
毛文龍拍拍屁股走了，而他也僅僅是帶走了約為兩三萬人的難民和百姓，更多的遼東漢民卻儼然進入了人間地獄，包括鎮江在內的所有歸順毛文龍的城鎮、堡壘，無一例外的被後金軍隊屠城，僅鎮江一地被屠戮的百姓就有三萬人之多。之後，努爾哈赤更是下令，將所有沿海地區的漢族百姓全部遷到內陸地區，一時間，遼東沿海地區的百姓是哭聲震天、哀嚎遍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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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的熊廷弼對於所謂的“鎮江大捷”沒有表現出任何的喜悅，不僅僅是處於對遼東百姓的同情，更多的還是對於自己“三方佈置策”被徹底破壞的一種惱怒與無奈。
“三方兵力未集，文龍發之太早，致敵恨遼人，屠戮四衛軍民殆盡，灰東山之心，寒朝鮮之膽，奪河西之氣，亂三方並進之謀，誤屬國聯絡之算，目為奇功，乃奇禍耳！”
在熊廷弼看來，王化貞和毛文龍的擅自行動，儘管取得了戰術上勝利，但卻是戰略上的重大失敗。
首先，熊廷弼的一直主張對於朝鮮進行拉攏，使其與明軍共同對抗後金，而此時後金在鎮江的報復性的屠戮行為，極大的刺激了朝鮮，並且此時的戰火已經延伸到了鴨綠江邊，給予了朝鮮以極大的震撼力與軍事威懾力，也使得朝鮮在出兵協助明朝進攻後金上產生了嚴重的消極情緒。
其次，熊廷弼的“三方佈置策”，將鎮江地區作為重要的戰略根據地，其一位將在協同行動中給予後金以牽制作用，然而此時的鎮江及遼東沿海地區在經歷此劫難後，不僅是人跡罕至，設施全無，更是讓後金增加了防禦力量，增加了奇襲與牽制的難度。
再次，毛文龍先勝後敗，嚴重打擊了遼東地區漢族百姓以及漢族起義軍的鬥志，剛剛燃起的鬥爭火種也就此被撲滅了下去。
然而，“鎮江大捷”所產生的後續影響遠沒有結束，而他所產生的最大的負面作用便是徹底激化了熊廷弼和王化貞之間的矛盾，進而使得“經撫不和”開始公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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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撫不和”，致使廣寧慘敗，關外盡失。
原本不懂軍事的王化貞，卻因為毛文龍的一場“鎮江大捷”而名聲鵲起，與此同時，朝中的首輔葉向高和兵部尚書張鶴鳴，更是開始有恃無恐的支持王化貞，掣肘熊廷弼。在他們看來，遼東並不是只有熊廷弼一人懂軍事，王化貞指揮打仗也是一把好手，要不怎麼會有“鎮江大捷”呢。
在此情形下，熊廷弼則徹底成為了“光桿司令”，朝廷在遼東的十四萬大軍，全部在王化貞手下，熊廷弼除了從關內帶來的五千兵馬，在遼東地區的一兵一卒都無法調動，空有經略頭銜。
不僅如此，熊廷弼既要面對的是王化貞對他的針鋒相對，又要面對張鶴鳴的排擠和掣肘，總而言之就是王化貞的奏請全部批准，熊廷弼的請求和建議全部駁回。無奈之下的熊廷弼只能哀嘆：
“臣以東西南北所欲殺之人，而適遘事機難處之會。諸臣能為封疆容則容之，不能為門戶容則去之，何必內借閣部，外借撫道以相困？”
“經、撫不和，恃有言官；言官交攻，恃有樞部；樞部佐鬥，恃有閣臣。臣今無望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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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臣今無望矣”，道出的是熊廷弼內心無盡的心酸，而此時的王化貞卻是春風得意的提出了自己的“一舉蕩平”之策：
“願請兵六萬，一舉蕩平。臣不敢貪天功，但厚賚從徵將士，遼民賜復十年，海內得免加派，臣願足矣。即有不稱，亦必殺傷相當，敵不復振，保不為河西憂。”
此時的朝堂之上，眾位朝臣依舊停留在“鎮江大捷”的喜悅之中，畢竟佟養正剛剛被凌遲處死，對於王化貞的這份慷慨激昂再一次給予了充分的肯定，於是關於罷免熊廷弼、啟用王化貞經略遼東言論開始成為朝堂爭論的主旋律。然而，努爾哈赤卻沒有給明朝朝廷緩衝的時間，廣寧之戰就此打響，王化貞吹起的一個個泡沫，也被努爾哈赤無情的全部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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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化貞花費上百萬錢拉攏的所謂“四十萬蒙古援軍”，自始至終沒有出現在戰場。而他派心腹愛將孫德功去勸降李永芳，不料卻被李永芳反勸降，進而投降了後金，並在陣前反叛，直接控制了廣寧，聲稱要活捉王化貞獻給努爾哈赤，王化貞倉皇逃出廣寧。
然而在他逃跑的路上，遇到了熊廷弼，見到此時的王化貞已經是神氣全無，惶惶如喪家之犬，熊廷弼心中積蓄已久的怨氣全部發洩了出來：
“六萬眾一舉蕩平，竟何如？”
於是，已經被憤怒徹底衝昏頭腦的熊廷弼做出了他一生之中最為錯誤的一個決定，放棄關內所有的堡壘和據點，軍民全部遷入關內。此舉讓明朝經營多年的遼東地區可以用毀於一旦來形容，而被迫南遷的軍民也在沿途不斷遭受後金和蒙古軍隊的劫掠，遭受了滅頂之災。
至此，遼東的形勢徹底陷入危機，儘管這一切的原因要歸咎於熊廷弼與王化貞的“經撫不和”，然而，毛文龍的 “東江大捷”卻在這份不和的產生與不斷髮展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波助瀾的作用，直接激化了兩人的矛盾，產生了惡劣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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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江大捷”，是明朝遼東戰場的一個重要轉折點。一方面，他是明軍在與清軍對抗中的首勝，起到了重要的激勵作用；另一方面，毛文龍在此戰中聲名鵲起，官至副總兵，明朝也就此開設東江鎮，成為了插在後金軍隊後背上的一把尖刀，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牽制的效果。
然而，“鎮江大捷”註定是一場在特殊形勢下所取得的特殊“勝利”，所產生的消極影響同樣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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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朝堂上的東林黨勢力不斷做大，王化貞成為了東林黨接手遼東的先鋒官，儘管後來的事實一再證明他只是志大才疏、好高騖遠之人，但是卻得到了朝中東林黨人的一致支持。況且，選擇身為楚黨的熊廷弼經略遼東本就是權宜之計，加上此時的東林黨與楚黨決裂，劉一燝等人被排擠，熊廷弼更加處於孤立無援的境地。伴隨著“鎮江大捷”的取得，無疑又給王化貞在遼東地位的穩固，增加了一顆極為重要的砝碼，更是為王化貞乃至整個東林黨集團營造了一幅自我感覺良好的假象。這份假象掩蓋的是遼東百姓遭遇的報復與不幸，掩蓋的是王化貞盲目的自信與自身軍事能力的不足，更掩蓋的是遼東整體戰略態勢的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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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樣，“經撫不和”愈演愈烈，遼東的戰局最終陷入了不可逆轉的困境，大明王朝以及遼東百姓則是成為了最終的受害者。
而這場看似輝煌，並且在當時不斷被吹捧的“鎮江大捷”，就此成為了讓大明王朝深受其累的“鎮江大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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