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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1日，日本新天皇德仁即位，年號改為“令和”，日本正式進入令和時代。4月30日下午，85歲的明仁天皇在皇居宮殿交出繼承保管30年的劍璽，正式退位，成為日本皇室200年來首位“生前退位”的天皇。
對秉持“天皇神聖”觀念的傳統主義者和保守派而言，天皇退休顯然是一種巨大的衝擊；但對一般國民來說，這更近似一個鮮活的普通人形象。在未來，圍繞“女系天皇”問題產生的討論，還將使日本民眾對女性權益問題做出進一步的審視和理解。時代的趨勢，將使日本公眾越來越多地正視天皇作為普通人的訴求和喜怒哀樂，並像明仁所言：“讓象徵天皇之作用永不至於半途而廢，永遠安定地持續下去。”
今天上午10時40分（北京時間）左右，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正式宣佈，“令和”將成為“平成”之後的日本新年號，該年號將於5月1日新天皇即位時進行更換。
1945年8月14日深夜，當裕仁天皇困坐在東京宮城內的表御座所，以聲調古怪的“玉音”朗讀宣佈向中美英蘇四國無條件投降的聲明時，11歲的皇太子明仁正在櫪木縣西北部的日光湯元溫泉，由侍從和護兵嚴加保護。
根據1945年4月制訂的“決號作戰”計劃，一旦美軍在本州島登陸，近衛師團的“94式”輕裝甲車將護送皇太子前往長野縣鬆代町的後備大本營，與天皇夫婦、6個弟妹以及象徵皇室正統的鏡、玉、劍“三種神器”會合。而倘若裕仁執意要在東京負隅頑抗，一旦他的死訊確認，剛讀小學五年級的皇太子將在密佈著地下坑道的鬆代行踐佐禮，在陸海軍高層的挾持下，作為國家元首和最高統帥與8000萬國民一道“玉碎”。
8月15日的“玉音放送”最終改變了這一切。但對親身經歷過1945年那個漫長夏天的明仁來說，他從11歲起就必須和三項重大主題聯繫到一起——日本在歷史上的軍國主義行徑以及它在戰後擁有的自衛權利的邊界，憲政體制下政府與天皇之間的關係，乃至大眾政治下天皇這一角色本身的再定位。
1945年，11歲的明仁（圖 | wikicommon）
而他大半生的個人經歷和公共作為，正帶有強烈的革故鼎新色彩：1946～1950年，明仁成為日本歷史上第一位受美籍家庭教師薰陶的皇太子；1959年，他迎娶了皇家歷史上第一位非皇族或舊貴族家庭出身的太子妃；1975年，在造訪沖繩時遭遇左翼極端分子投擲燃燒瓶後，他公開表示：“戰爭給沖繩居民留下的傷痕，以及他們對和平未來的渴望，應該得到正視。”
而在1989年正式即位為天皇后，明仁更是在反省戰爭歷史、促進日中友好、謹慎對待安保權擴張等問題上表現出鮮明的和平主義色彩，從而與他那位角色複雜含混的父親拉開了距離。當天皇夫婦在2011年3月東日本大地震後親赴千葉縣災區慰問民眾，並以罕見的電視講話形式勉勵國民“不要放棄希望，互助互愛，堅強地生活下去”之後，日本民眾對天皇的尊敬率上升到了34%，為1945年之後的新高。
2019年4月30日下午，這位帶有改革家色彩的天皇正式退位，成為日本皇室200年來首位“生前退位”的天皇。三年前，明仁通過NHK向國民發表視頻講話，公開申明：“年齡增長讓我倍感體力低下，我因而開始思考，如果今後我難以履行以前那種重要職責，那麼我本人應當如何自處。”“一旦考慮到身體正在逐步走向衰弱，便擔心自己很難再像現在這樣，全心全意起到‘象徵天皇’的作用。”
明仁天皇在一次電視講話中透露出想要“提前退休”的意願
這段講話中流露出的“生前退位”的意向，對現行的《皇室典範》第4條關於“天皇駕崩時，皇嗣立即即位”的規定構成了挑戰，以致日本在2017年6月專門通過了天皇退位的特例法案，以法律形式規定了天皇退位的儀式流程。考慮到新任天皇德仁親王並無男性後嗣，對《皇室典範》中涉及退位和繼承權條款的修改，甚至可能使絕跡200多年的女性天皇在21世紀的日本再現，愈發引人關注。
不僅如此，鑑於現任首相安倍晉三正汲汲於推進對憲法第9條（關於自衛權問題）的修訂，天皇突然提出“生前退位”問題，勢必使短期內的修憲重點轉移到涉及天皇繼承和權能代行問題的第2、第4、第5條上來，從而給自民黨當局的政策佈局帶來變數。而親身經歷過兩部憲法、兩部《皇室典範》和上一次世界大戰的明仁在生命最後歲月做出的這次抉擇，將為1947年昭和憲法頒佈以來殊少變動的日本君主立憲傳統奠定新的方向。
複雜的“生前退位”
始於公元前660年（傳說中的神武天皇元年）的日本天皇制度，以其長達2000餘年的“萬世一系”、繼任者始終出自同一家族而著稱。但倘若考察每一天皇的在位情況，則前後125代天皇中竟有60餘人系在生前退位，成為隱於幕後的上皇（太上天皇）或法皇（出家為僧）。
早在645年，在“乙巳之變”中失勢的皇極女天皇（日本第二位女天皇）就被迫讓位於其弟孝德天皇，開天皇生前退位之先河；不過在孝德病逝後，60歲的皇極再度登基，以“齊明天皇”為號繼續執政6年多，又開創了天皇二度踐祚的歷史。1817年，46歲的光格天皇讓位於其子仁孝，退居京都的仙洞御所，成為明仁之前最後一位在生前退位的天皇。有觀察家認為，明仁之所以選在2016年提出生前退位意向，即有在光格天皇讓位200週年之際成為太皇的隱含意味。
天皇生前退位在近代以前的日本出現竟如此頻繁，與此際的政治現實大有關聯。古墳、飛鳥時期（約3世紀中葉至710年），天皇的政治與宗教權威每每遭遇氏族豪門的挑戰，被稱為“日本董卓”的蘇我氏甚至曾經暗殺崇峻天皇以及多位皇子，使天皇成為純粹的橡皮圖章。
進入平安時代（794～1185），大權又落入外戚藤原氏執掌的攝關（攝政關白）之手，天皇除宗教角色外可置喙現實政治的機會甚少。而平安時人習慣上認定“天皇崩御”乃是不祥之兆，故一旦現任天皇被確診命不久矣，往往會提前傳位給皇嗣，以上皇的身份死去。醍醐、一條、後朱雀三位天皇都是在病入膏肓之際宣佈退位，一週內即告死去；後一條天皇由於病亡過於倉促，甚至在死後還舉行了掩人耳目的讓位儀式，宣佈其子後冷泉天皇已經即位，隨後再以上皇名義發喪。
進入平安時代後期，天皇逐漸不滿於藤原氏的專橫，開始嘗試將執政權由外戚集團（皇族母系）收歸到皇族父系手中。此際日本的國家基本法典《大寶律令》對上皇的權責並無明確規定，退位為上皇者依然可以如在位時一般，從居住的御所（稱為“院”）發佈宣旨、組建政務機關（稱為“院廳”），且受外戚攝關的牽制較小。因此在生前早早退位、以上皇的身份行使“院政”對抗攝關集團，就成為天皇重回政治舞臺中心的一種手段。
年富力強的後三條天皇在即位僅僅4年多之後就宣佈退位，首開“院政”先河。其子白河天皇更是在退位後繼續行使“院政”長達42年之久，與藤原氏相抗衡，其間的三位在任天皇不過是政治擺設。白河上皇首開院廳、封設百官，建立獨立的武裝力量“北面武士”，甚至一度出家為法皇、借重神社和僧兵的力量對抗藤原氏，因此也被稱為“治天之君”。在他去世之後，其子鳥羽上皇與其孫後白河上皇繼續以“院政”的形式操控實權，延續至1192年鎌倉幕府正式建立。“生前退位”作為行使院政前提的模式，也在此際達到高潮。
鎌倉時代（1185～1333）中前期，上皇在幕後行使院政的模式為幕府所默許，兩者大體相安無事。但當後嵯峨上皇於1272年去世後，出現了後深草與龜山兩位上皇（均為後嵯峨上皇之子）爭奪“治天之君”地位與院政執掌者的風波，史稱“兩統之爭”。經幕府居間調停，兩統達成妥協：後深草（持明院統）與龜山（大覺寺統）兩系的子弟可輪流出任天皇與治天君，但須挑選另一皇統的子弟作為繼承人，有異議時則由幕府仲裁。如此，天皇與上皇之位進入了兩統“輪流坐莊”的模式，一直維持到1336年再度分裂。
此後日本進入長達56年的南北朝時代，院政的中心地位逐步被親政的年輕天皇所褫奪，最終又落入室町、江戶兩幕府的將軍之手。1615年德川幕府頒佈《禁中並公家諸法度》之後，天皇的日常工作被明確限定為“諸藝能之事”，天皇乃至上皇從暗處干預朝政的可能被一併取消。如此一來，再行“生前退位”、以退為進之計變得缺乏意義，故而在光格天皇於1817年退位、1840年去世之後，日本的院政傳統中斷已有近兩個世紀之久。
正是因為皇統繼承問題和上皇“院政”的存在在歷史上造成了大量混亂，當日本帝國在1889年2月頒佈第一部憲法和《皇室典範》（通稱舊《皇室典範》）時，乾脆從源頭上否定了上皇這一存在，規定“天皇崩逝之後，皇儲立即踐祚、繼承祖宗神器”。換言之，皇位更迭僅能在天皇去世時發生，天皇成為終身制職務，不允許生前退位。
不過考慮到天皇可能因年幼、健康等原因或意外不能視事，舊《皇室典範》也在第19條規定：“天皇未及成年之時，可設置攝政。若天皇經歷長時期故障、不能親行大政之時，可經皇族會議與樞密顧問會議而設置攝政。”第20和21條則規定：“攝政須由已經成年的皇太子或皇太孫擔任。”“若當時並無皇太子或皇太孫，或其年齡未及成年，則攝政擔當者的順位依次為：親王及王；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內親王及女王。”
除去概率極小的意外情況外，所謂“攝政”的實際意義，僅僅在於使已經成年的皇嗣在父皇無法視事時提前走上前臺。明仁之父裕仁（昭和天皇）便是在1921年11月25日，以攝政的身份代替因腦膜炎後遺症行為失常的父親大正天皇處理國務，直至1926年底後者因心臟病發作而去世。
舊《皇室典範》關於繼承和攝政問題的規定，在1947年頒行的新《皇室典範》以及《日本國憲法》中大體得到沿用。新《皇室典範》第4條規定：“天皇駕崩時，皇嗣立即即位。”關於攝政設置一事的章節則與舊《皇室典範》完全相同。
明仁天皇的“生前退位”意向，等於將1889年以來的慣例整個顛覆。無怪乎儘管今日天皇的作用早已不似舊帝國時代那般重大，但“提前退位”一事在政界和民間依舊造成不小的輿論激盪。
天皇與憲政：曲折的探索
明仁在1933年12月出生之時，日本尚處在舊《皇室典範》與舊憲法仍具備效力的年代。天皇除去身為神道教的“現人神”外，還擁有包括自行立法、締結條約、官職任免、統帥、戒嚴在內的一系列“天皇大權”，地位明顯高於典型的歐洲立憲君主。舊《皇室典範》的相關規定亦獨立於憲法典，不受議會鉗制。儘管基於明治以降的政治慣例，天皇直接干預行政機關決策的案例屈指可數，但在對外戰爭等重大決策中顯然無法輕易卸脫責任。
而明仁在童年時代的教育和成長經歷，也帶有和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日本一致的軍國化色彩：就讀由退役海軍大將山梨勝之進任校長的學習院初等科（裕仁本人當年的校長是日俄戰爭名將乃木希典），向內舍人信國鐵藏學習劍道，並在10歲時自動具有了陸海軍少尉軍銜。但這段經歷給他留下的記憶並不美好：1945年春天，學習院初等科的校舍在美軍空襲中被毀，他本人也被迫疏散到奧日光鄉間，東躲西藏。一定程度上，明仁的和平主義和反戰傾向在少年時代即已奠定，並直接影響到他在即位之後的政治態度。
意義更為重大的是1947年頒行的新《日本國憲法》，即通稱的戰後憲法。該憲法剝奪了天皇在舊體制下擁有的立法、行政干預、軍事統帥等絕對權力，僅規定其為“日本國之象徵，亦為日本國民統合之象徵，其地位系以主權所在的全體日本國民之意志為基礎”（憲法第1條）。
而新《皇室典範》的內容和修訂也不再獨立於憲法典，而是與憲法本身一樣須經國會審議與批准。出於與舊體制保持距離的考慮，戰後憲法甚至不曾明文規定天皇為日本的國家元首，僅僅使用了“象徵”這樣含混的字眼，從而使日本天皇成為當今世界權能最小的立憲君主之一。
但這種法理意義上的“象徵角色”，仍須由具體的個人來擔當，而明仁的父親裕仁顯然不是一個適宜的形象。新憲法的突出特色是與舊憲法所代表的軍國主義傳統和侵略擴張歷史做出切割，但昭和天皇本人恰恰是舊傳統、舊歷史的直接受益者和長期象徵物。儘管美國出於現實政治的考慮，並未廢黜裕仁，甚至使他成為戰後憲法的頒行者，但並不足以使裕仁從左右兩派的長期論戰和“二戰”勝利國民眾的情感記憶中解脫出來。
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教授卡蘿爾·格魯克（Carol Gluck）在其著作《日本的現代神話》中有一個形象的比喻：“僅僅把舊帝國的白軍服換成黑西裝和禮帽是不夠的，你不可能在一年之內把同一位天皇粉墨塗飾一番，就宣稱他已經變成新日本國和國民團結的象徵了。因為人還是那個人，他並不知曉如何做出不同的舉動。”
相比之下，1989年才即位的明仁揹負的歷史欠債比其父親要輕得多，這使得他可以真正行使起天皇作為象徵物和民意團結載體的角色，並完成由歷史向當下的過渡。他的平民化婚姻以及稱“我”而不稱“朕”的表態，都是對過去數百年日本皇室政治傳統的更新。
影響更大的則是明仁在歷史認知問題上一以貫之的態度——1990年，他親自前往長崎，聲援因發表“（昭和）天皇對戰爭負有責任”的言論而遭到右翼分子槍擊的市長本島等。1992年10月，天皇夫婦借中日邦交正常化20週年之機首度訪華，在與中國國家領導人的會談中公開表示：“在兩國交往的悠久歷史中，曾經有過一段我國給中國國民帶來深重苦難的不幸時期，我對此深感痛心。戰爭結束後，我國國民基於不再重演這種戰爭的深刻反省，下定決心，一定要走和平國家的道路。”“此次我們訪問貴國，如能作為一個契機，使兩國國民作為友好鄰居向著未來共同邁進，我將感到無比高興。”
隨後20多年中，天皇在歷史問題上始終保持了嚴肅誠懇的態度，特別是在2015年8月“二戰”結束將滿70週年之際，他本人在談話中使用了“在回顧過去、對先前戰爭深刻反省的基礎上，殷切期盼戰爭慘禍不再重演”的字眼，與首相安倍晉三8月14日那番不合時宜地宣揚“近代日本的崛起之於亞洲歷史的正面影響”的談話形成了鮮明對比。從這個角度說，天皇在一定程度上充當了日本政壇輿論導向右轉的對衝，難能可貴。
不僅如此，明仁本人一直試圖在積極意義上行使戰後憲法賦予他的“象徵天皇”職能。訪問沖繩“姬百合學徒隊”慰靈碑，頻繁探訪火災、地震和颱風災區，並在2013和2016年兩次採用對民眾發表電視講話的方式闡述個人觀點，都是前代天皇中鮮見的個案。作為對比，其父裕仁在位63年，僅僅在1945年戰敗之時發表過“玉音放送”。這類講話和慰問，在性質上已不同於舊憲法下居高臨下的“巡幸”，而帶有“皇室常與國民同在”，勉勵全體日本人繼往開來、共同面對現實問題的意味。
明仁天皇夫婦年事已高（ 圖 | 路透）
明仁“生前退位”的原因之一，便是由於自認為在兩度接受重大手術（2002年切除前列腺、2012年心臟冠狀動脈手術）之後，體力衰弱，已不足以負擔繁重的日常公務和禮儀角色，但天皇的象徵作用又相當關鍵——它負擔著“讓傳統重新綻放於現代，生動地內化於社會之中，持續滿足人們的期待”的三重角色，不容怠慢，故而只有請國民理解他的苦衷。
另一項多少不便說出口的考慮是，歷經了以個人努力鞏固和更新戰後日本政治傳統的30年，日本如今的政治和社會現狀，多少令明仁感到力不從心。人口結構老齡化的不可逆轉，經濟增長30年的停滯，以及在安全環境方面感受到的現實壓力，正在使整個日本社會陷入漸進的保守化和焦慮，這種趨勢是天皇無法以“象徵”的身份逆轉的。
同樣令他憂心忡忡但又無法遏止的，還有首相安倍晉三在“國家正常化”名義下追求伸張安保權利的佈局。天皇本人曾經接見過前往伊拉克參與重建任務的陸上自衛隊員，但對安倍大幅度修正憲法的企圖始終出言謹慎。一些分析人士認為，明仁在2016年“生前退位”講話中再度強調“象徵天皇”這一概念，直接用意便是否定右翼修憲人士將“天皇是日本的國家元首”這類復古表述重新納入憲法的企圖。
作為普通人的天皇
應當指出，在“國家象徵”“國民統合的象徵”等公共表述之外，天皇乃至皇室成員的個人情感、生活方式、興趣愛好等問題，往往受到限制和忽視。天皇沒有姓氏和戶籍，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不得自由遷徙，亦不得隨意卸脫憲法賦予的外事和禮儀職責。2013年4月，明仁前往長野縣的千曲市做了一次兩天一夜的短途出遊，居然成為相當轟動的新聞，原因是這是他即位23年以來第一次自行選定目的地的非公務寄宿旅行。
皇室成員在擇業、婚姻等問題上面臨的壓力，同樣非常人可想。故而在明仁“生前退位”講話發表後，足足有85.7%的民眾對天皇的苦衷表示理解，有89.5%的受訪者認為天皇公務負擔過重（據共同社民調）。但同樣有以右翼團體“日本會”為首的勢力認定這番講話是“破壞國體”之舉，輿論壓力之大可見一斑。
與退位問題具有直接關聯的，便是隨之產生的皇位繼承權問題。2019年5月1日，日本新天皇德仁即位，年號改為“令和”。德仁現年59歲，只有一個女兒，並無男性後嗣。鑑於現行的《皇室典範》第1條明文規定“皇位及皇統只能由天皇家族之男系男性成員繼承”，秋筱宮文仁親王（明仁次子）是唯一一位有男性後嗣的皇室男系成員。但受新《皇室典範》第9條的限制，德仁並不能收文仁之子幽仁作為養子、以之繼承皇位和皇統。
換言之，德仁在自身的繼承人問題上只有兩項選擇：或者恢復古代已有的先例，使女性繼承皇位的權利合法化，從而為自己的女兒愛子內親王成為近代日本第一位女天皇鋪平道路；或者採取某種方式，使文仁之子幽仁成為在他之後的第一順位男系男性天皇繼承者。但無論哪一種選擇，都必須對現有的新《皇室典範》進行大刀闊斧的修改，並忍受左右兩派公眾輿論的反覆檢驗和質疑。
德仁9歲生日照片，旁邊是他的父親明仁（圖 |毎日新聞社）
鑑於皇室家族在最近50多年裡總共只誕下了幽仁一名男嗣，即使德仁—文仁這一代的繼承問題可以通過修訂《皇室典範》的方式獲得解決，未來幾十年間，天皇家族仍有極大的可能出現男嗣斷絕的情況。因此，從2004年起，日本內閣就設置了“皇室典範有關規定諮詢委員會”（日文漢字寫作“有識者會議”），探索可能的對策。
呼聲較高的方案之一是將女性天皇的地位合法化，但面臨保守派和皇室內部的壓力；另一方案則是恢復皇室男系成員傳統的一夫多妻制，使親王側室所生的男嗣具備繼承權，但顯然與世界潮流背道而馳。火上澆油的是，德仁夫婦在日本民眾中的形象並不見佳——新皇后雅子因為罹患嚴重的適應障礙症，長期深居簡出，甚少參加公務活動和公眾祭祀，與明仁天皇夫婦親民、開朗的形象形成了鮮明對比，為相當一部分日本公眾所不喜。2013年初，老資格的宗教學者和評論家山折哲雄甚至在《新潮45》雜誌上撰文，公開呼籲德仁放棄繼承權、隱居到京都，以免破壞明仁天皇畢生致力維繫的國民與皇室之間的良好關係。由此可見，即使明仁的“生前退位”程序已圓滿完成，未來幾十年內日本皇室仍不免要為繼承權問題繼續困擾。
日本德仁天皇即位後發表首次講話 （圖 | NHK）
對秉持“天皇神聖”觀念的傳統主義者和保守派而言，天皇退休顯然是一種巨大的衝擊；但對一般國民來說，這更近似一個鮮活的普通人形象。在未來，圍繞“女系天皇”問題產生的討論，還將使日本民眾對女性權益問題做出進一步的審視和理解。時代的趨勢，將使日本公眾越來越多地正視天皇作為普通人的訴求和喜怒哀樂，並像明仁所言：“讓象徵天皇之作用永不至於半途而廢，永遠安定地持續下去。”
（感謝胥振鐸提供明仁講話全文翻譯稿。本文原載《三聯生活週刊》2016年第37期，有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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