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九原:包頭的歷史,與趙武靈王和蒙恬有著怎樣的關聯?


山河九原:包頭的歷史,與趙武靈王和蒙恬有著怎樣的關聯?

(一)

車子即將出城,一座城門倏忽閃現,名曰“麻池古城”。老賈說:“呂布的老家,不去拍張照片麼?”我瞅一眼那低矮的“古建築”和門前奉先比例失調的雕像,表示沒興趣。老賈不置可否,轉身把車開上了出城的道路。

城外,包頭的春天尚遠,原野仍是一片荒涼,遠處廠區高大的煙囪冒出滾滾濃煙,巨人般俯瞰著農人的田園。

我們此行的目的是探訪燕家樑遺址。在包頭市博物館,這處遺址被鉅細靡遺地復原出來,佔據了很大的空間,各種出土文物、建築構件乃至瓷器殘片得以細緻展陳,被精心設計的光線照射得光怪陸離。燕家樑遺址的發現和考古發掘,被視為“內蒙古乃至我國繼集寧路古城遺址發掘後元代考古的又一次重大發現”,“為研究我國蒙元時期村鎮、驛站的建置佈局、經濟形態及居民的生產、生活情況提供了翔實可靠的實物資料,其巨大的歷史價值、文化價值和旅遊價值不可估量”。可惜,當我們在老賈的率領下費盡周折終於找到這處遺址時,它早已回填多時,看上去與周圍田地無異。

山河九原:包頭的歷史,與趙武靈王和蒙恬有著怎樣的關聯?

燕家樑遺址


比元代更早的很多年前,三國第一猛將呂布就出生在這一帶。《三國志·魏志·呂布傳》說:“呂布,字奉先,五原郡九原人也。”五原郡設立於漢時,九原為其下轄一縣,而再往前上溯數百年,這裡乃至周圍被山面河的更為廣闊的土地,俱在九原郡治下。

五原,九原,看似簡單的數字轉換,追究起來,卻是一段波瀾壯闊的歷史。


(二)

九原的由來,與趙武靈王關係密切。

昔年,這驕傲的君王不顧國人反對,“胡服騎射”,令趙國軍事實力陡升;而後趙國士兵縱橫馳騁,滅中山,敗林胡、樓煩,使趙國一舉擺脫“四戰之國”的被動局面,成為戰國時代數一數二的強者;國勢既增,趙雍有心併吞天下,於是上演喬裝入秦、假扮使者打探秦國虛實的好戲;為防禦北方草原上的遊牧民族,趙雍又“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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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闕塞


趙雍築長城所防禦的無疑是匈奴。在《史記·匈奴列傳》中,司馬遷提及:“當是之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這三個國家即是秦、趙、燕,它們自西向東一字排開,北部邊界連接起來綿延不下千里,竟然都與匈奴的勢力範圍相接,足見彼時匈奴勢力之盛。中原北方的列國應對匈奴威脅的唯一辦法,就是修長城——

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而置雲中、雁門、代郡。其後……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

《史記·匈奴列傳》的這段文字,只說趙雍在陰山以南設置了雲中、雁門、代三郡,並未提及九原。但歷史地理學家史念海先生認為,在趙雍之時,“九原”已經以一郡之名出現在了趙國的版圖上。在《論秦九原郡始置的年代》一文中,史念海先生指出:“趙國於雲中置郡,固在北防匈奴,其西南渡河,又可以防禦林胡。九原在雲中之西,其北隔著陰山就是匈奴。是九原郡正與趙國其他諸郡相同,皆是為了防禦匈奴。可見雲中、九原本應相鄰,設之為郡,固各有取意,不盡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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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山上殘存的烽火臺


趙國的九原,無疑是一片廣袤的土地,趙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如此漫長的距離足以為之證明。這無疑也是一片肥沃的土地,陰山阻其北,黃河行其南,山水相夾處正是河套平原東部的沃野。築長城之後,趙國守住這片肥美之地,使其免遭匈奴劫掠;又從趙都邯鄲城遷來許多百姓,遂使九原成為北方重鎮。此後數十年直至趙將李牧守北陲時,大多數時間裡,匈奴皆不敢入趙邊,只在後來趙國被秦國所滅,而秦始皇命“蒙恬將數十萬之眾北擊胡”之前,匈奴才有機會乘隙南侵,時有劫掠。

事實上,趙雍苦心經營九原郡,在防禦匈奴的同時,也有從此南下襲秦之企圖。當年他假扮使者冒險入秦,應該就是自九原南下,考察行軍線路。以當日趙國實力,擊敗秦國以致吞併天下並非沒有可能。只可惜,趙雍英武絕倫、聰明一世,最後卻因提前讓位和分權問題導致二子反目,他本人也落得個被小兒子趙何圍困軟禁,終至餓死沙丘宮(在今河北省邢臺市廣宗縣)的悽慘命運。

趙國的長城,後來成為秦帝國長城的一部分,其保存較好的段落,在包頭市至石柺公路十公里處,長約0.5公里,殘高一米多,已是風燭殘年,破敗不堪。當年全盛時,趙長城蜿蜒於陰山南麓,氣勢想必非凡。尤其西端至高闕一段,陰山險峻,群峰交錯如犬牙,真可謂絕地。2012年秋天,我在烏拉特後旗以北的陰山上見到了高闕塞,兩千多年了,雖然它早已頹敗,遍佈荒草,但石頭壘砌的牆體仍然頑固站立,保持著一座城堡廢墟的模樣;其時狂風勁吹,砂礫飛揚,旁邊的石碑上刻寫著締造它的主人一生建立的豐功偉業,我一邊看,一邊不可遏止地想著一句話——“生的偉大,死的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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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拉特後旗的秦長城遺址


(三)

鎮守趙國北境的李牧於公元前229年被趙王遷所殺,其後不過三月,秦滅趙。又八年,秦統一天下。

公元前215年,秦始皇嬴政命蒙恬率大軍三十萬北征,將匈奴逐出河南地,迫其北逃數百里。而後,在這片人民稀少的廣闊土地上,秦帝國“臨河設四十四縣,置九原郡”。

秦承趙規,其九原郡治即九原城當與趙國九原郡治同處一地,也就是今日包頭市九原區的麻池古城一帶,至於轄地,恐怕要廣闊許多。考古勘探表明,九原城遺址由北向南錯層分佈,大體分為南北兩城,可知其並非一次建成,而是經歷了多次擴建。根據考古發掘及《水經注》等古書之記載,麻池古城的南城建造時間較早,當即戰國時趙國九原城與秦帝國的九原城之所在,而北城則屬漢代建造。

秦置九原郡與趙國一樣,都有經略北方、防範匈奴的目的。匈奴雖然被逐出河南地,逃至陰山以北,但他們隨時都有可能回來。是以蒙恬在奪回河南地之後,即提大軍渡河北上,又徵發民夫數十萬,在陰山上修築長城嚴加防範。蒙恬將戰國時秦、趙、燕三國長城連接起來,又加增修,築成了一條西起臨洮、東至遼東的“萬里長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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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山秦長城遺址


在今日中國的版圖上,蒙恬主持修築的這道長城,整體呈西南至東北走向,它從甘肅臨洮出發,經寧夏而北上,穿越烏蘭布和沙漠之後,攀上東西綿延一千多公里的陰山;此後長城便大體沿著陰山向東延伸,與趙長城相連;最後,長城又北過烏蘭察布市,自興和縣北部進入河北省,與燕長城連接起來。

秦長城蜿蜒於內蒙的部分,至今仍保留許多段落,包頭所轄固陽縣色爾騰山上的秦長城遺址,據說是保存最好的一段,長達120公里。探訪燕家樑遺址後第二天,我們攀上陰山,見到了這段基本完整的長城。前夜一場飛雪,陰山盡白頭,在陽光照射下耀眼奪目;山體背陰處,原本以青灰色山石壘砌的牆體,如今呈現出厚重的黑褐色,如蒼龍般爬過山頂與山坡,居高臨下,俯瞰著北部的群山和溝谷。這一段秦長城,外側高約四五米,內側高不過兩米,所有石塊均從四周山體中切割出來,不假任何泥灰,純粹幹砌而成。修築這樣的長城,絕非易事,不僅耗費巨大國力,更以無數鮮活生命為代價,累累白骨背後,是不盡的人間悲劇。孟姜女哭倒長城雖系傳說,卻反映出民間對修築長城的反抗與詛咒。後世的明朝特意將自己所修的長城改稱“邊牆”以區別秦朝,就是為了平息民怨,避免被指為暴政。

但是從秦帝國國防的角度而言,秦長城的確有其必要。漢代賈誼的《過秦論》雖然是一篇指責秦政過失的史論,提及長城時,卻不吝讚美之詞:“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抱怨。

白雪覆蓋的半山坡上,佇立著蒙恬的塑像,一身典型的秦人裝扮,手扶長劍,注視著北方海浪般起伏洶湧的群山。蒙恬的一生,榮也九原,辱也九原。自從與九原這片土地有了關聯,他便迅疾登上人生巔峰,風光一時無兩;而他跌入人生谷底和命運深淵的速度,也快得令人驚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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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恬塑像


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命蒙恬主持修築秦直道。這是蒙恬在築長城之外,為秦國所做的另一個重大貢獻。秦直道南起於雲陽林光宮,北至九原郡,穿越十餘縣,長達七百多公里;路面均寬不下三十米,最寬處約有六十米,有人將其譽為秦代的“高速公路”。關於修築直道的目的,《史記·蒙恬列傳》雲:“始皇欲遊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塹山堙谷,千八百里。”司馬遷在此處是因事論事,不及其餘。秦直道所起作用當然並非僅限於交通,事實上,它還有著重要的軍事戰略地位,在防禦匈奴以及將北方諸郡聯結為一個防禦網絡方面極其重要。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第五次東巡途中病死於沙丘——即當年趙武靈王遭困餓死之地。在趙高的陰謀策劃之下,秦二世胡亥祕不發喪,為遮人耳目,又繞道自上郡返回咸陽,所走的正是秦直道。

嬴政一死,蒙恬也走到了人生盡頭。胡亥陰謀篡位,蒙恬被逼自殺,秦帝國陷入諸侯叛亂的泥潭,匈奴立刻抓住時機,重返陰山之南。此後僅僅十幾年時光,匈奴在冒頓單于帶領下,縱馬征討,所向披靡,不僅獨佔陰山以北的整個草原,還在陰山以南奪回河南地,更把觸角繼續南伸,侵入陝西、山西、河北北部。

司馬遷在評價蒙恬時說:“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築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瘳,而恬為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眾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

蒙恬有知,當作何想?

(四)

包頭地區的古代遺存,漢代尤多,墓葬至少百餘處,主要分佈於南部。資料顯示,這些漢代墓葬上起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下至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墓葬形制和出土文物演變系列完整,且集中於西漢後期和東漢後期。出土文物中,多有陶器,其中不少文物直接反映了某些重大歷史事件,比如召灣出土的“單于天降”和“單于和親”瓦當,顯然是西漢前期漢匈關係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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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于天降”瓦當,包頭市博物館藏


西漢初,國勢未穩,匈奴數度南侵,令新興的漢朝苦不堪言。公元前200年冬,匈奴冒頓單于更是把漢高祖劉邦圍困於今日大同市西北的白登山,可謂漢朝的奇恥大辱。劉邦死後數十年內,漢朝無奈匈奴侵擾,只能以和親及“饋贈”絲緞穀物的方式,求得表面和平,“單于天降”“單于和親”之類的瓦當,當即此間產物。

然而,即便如此,匈奴騎兵依然不時南下。事實上,在西漢前期的數十年間,從漢高祖、惠帝、文帝直至景帝,匈奴始終不曾放棄侵擾之策。通過持續不斷的劫掠、敲詐,匈奴從漢朝獲取了無數利益,而漢朝一直未能擺脫內部危機,只能對匈奴忍氣吞聲,僅有的幾次反擊也頗為不利。

這種屈辱的狀況,終於在漢武帝劉徹的時代有了根本改觀。

元朔二年,即公元前127年,漢將衛青率軍出雲中,過九原,一路橫行,直至隴西,斬殺匈奴數千人,俘獲牛羊百餘萬。衛青一舉收復河南地,陰山以南的大片區域再度回到中原王朝手中。藉此時機,漢武帝劉徹遂以秦代九原郡故地“置朔方、五原郡”,也就是說,原來的九原郡被分作朔方、五原二郡,其中五原領十六縣,而郡治在九原縣,即麻池古城南北二城之北城。整個五原郡的轄區,相當於今日內蒙古包頭市區、固陽縣、烏拉特前旗、達拉特旗以及準格爾旗東北部。在地圖上看,正是黃河“幾”字形大彎轉最頂部一線。

衛青收復河套之後,又徵發民夫,修整蒙恬所築長城關隘,在朔方、五原北部的陰山上形成了一道堅實壁壘。

公元前124年春,漢武帝劉徹以衛青為大將軍,率十萬大軍出朔方,沿高闕北上,往擊匈奴。此次出兵,漢軍神速,深入草原六七百里之後,在夜色中包圍了匈奴右賢王。雖然右賢王僥倖逃脫,但損失慘重,部屬一萬五千人及帳下小王十餘人,皆為漢軍所俘,此後右賢王再無能力侵擾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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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山西段的狼山


應該說,公元前124年的這次戰爭在漢匈交戰史上並不具備決定性影響,但其象徵性很強,它意味著漢軍已經有能力在草原深處取得勝利,這是匈奴最為擔憂的一件事,所以戰後不久,匈奴即調整策略,主動後撤,以誘使漢軍深入。但是漢軍已然今非昔比,三年後,驃騎將軍霍去病率軍西進,大獲全勝,整個河西走廊盡入漢朝懷抱,匈奴至此大勢已去。

從宏觀角度而言,九原的歷史進程相當於中國北部邊疆歷史進程的縮影,而這段歷史也即農耕與遊牧兩大文明之間的衝突與交流,在秦漢兩代實際上已經演示了幾乎全部的可能性。當呂布出生於“五原郡九原縣”之時,最為典型的九原歷史已近尾聲。

(五)

人們談及內蒙古地區,常把它稱為一個“過渡帶”。過渡帶本是一個自然地理學概念和範疇,李孝聰先生在《中國區域歷史地理》中說:“(過渡帶)是指兩種自然環境不同地區的交界處、兼具兩種地區自然環境特徵的地帶。由於自然環境的變化是漸進的,所以會導致過渡帶的產生。”在自然環境中,過渡帶必然是生態敏感區域,外界或許只是風吹草動,這裡已然風雨交加。

山河九原:包頭的歷史,與趙武靈王和蒙恬有著怎樣的關聯?

陰山中段,山北秋日景觀


從文化的角度而言,內蒙古則是一個農業文化與遊牧文化的過渡帶。這裡兼具兩種文化的因素,只不過兩種文化彼此牽制,此消彼長,往來拉鋸。秦漢時期漢朝與匈奴之間的關係,為這種文化過渡帶的“生態”做出了註解。

陰山以南地區的農業開發以及郡縣制度的設置,體現的無疑是草原文化向陰山以北的逐步退卻。一旦草原民族退走,中原政權便在這過渡帶上實行移民屯墾戍邊之策,以防範草原民族南下。秦漢兩代的歷史顯示,中原政權對草原民族防範的核心區域就在河套一帶,這也正是設置九原郡、五原郡的現實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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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河包頭段


歷史是複雜的,也是簡單的,就像戰爭雖然充滿謀略與殺伐,但終究是為了爭奪利益。在任何時代,戰爭都是一種殘酷的事物,只不過時移世易,後世的人們會在想象中為其加上一絲彷彿看穿一切的喟嘆。尤其在包頭,在九原,文明的衝突與交流,因為發生在黃河與陰山夾峙的巨大舞臺之上,這一絲喟嘆顯得更加意味深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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