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政治裹挾的厄齊爾，下一站在哪裡？'
作為一個德國出生的土耳其人，厄齊爾一直在尋找被接受的機會。
作為一個德國出生的土耳其人，厄齊爾一直在尋找被接受的機會。
土耳其黑海地區深處的Devrek小鎮，有一條叫梅蘇特厄齊爾大道的路，是的，就是以足球運動員厄齊爾命名的。這裡是厄齊爾家族的祖籍，厄齊爾的祖父母和父母都在這裡出生，直到上世紀60年代去到德國。
梅蘇特厄齊爾大道上有一塊很顯眼的廣告牌，不久前上面是厄齊爾身穿德國國家隊隊服的照片，雙臂交叉，表情嚴肅；如今換成了另一張照片，左邊是厄齊爾，手拿阿森納球衣，咧嘴大笑，右邊是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
這張照片攝於2018年5月的一個週日晚上，在倫敦四季酒店。對於厄齊爾來說，那是一切混亂和變化的起點。
作為一個德國出生的土耳其人，厄齊爾一直在尋找被接受的機會。
土耳其黑海地區深處的Devrek小鎮，有一條叫梅蘇特厄齊爾大道的路，是的，就是以足球運動員厄齊爾命名的。這裡是厄齊爾家族的祖籍，厄齊爾的祖父母和父母都在這裡出生，直到上世紀60年代去到德國。
梅蘇特厄齊爾大道上有一塊很顯眼的廣告牌，不久前上面是厄齊爾身穿德國國家隊隊服的照片，雙臂交叉，表情嚴肅；如今換成了另一張照片，左邊是厄齊爾，手拿阿森納球衣，咧嘴大笑，右邊是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
這張照片攝於2018年5月的一個週日晚上，在倫敦四季酒店。對於厄齊爾來說，那是一切混亂和變化的起點。
厄齊爾是“第三代”土耳其裔德國人。他的祖父母在上世紀60年代來到德國，成為務工移民浪潮中的一員。他的父親出生在土耳其，但在德國生活了快50年。
厄齊爾和他的兄弟姐妹都在德國出生，但這不意味著他們就是德國公民，德國的法律按他們的血統，視他們為土耳其人。
在德國，厄齊爾從小視自己為外國人，4歲前他只說土耳其語。他曾說，在學校裡大聲朗讀德語，對他是一種“純粹的折磨”。10歲到12歲期間，他四次去沙爾克04青年隊試訓，四次被拒絕，因為能力之外的原因。
厄齊爾在自傳中寫道，“那些叫馬蒂亞斯（Matthias）、馬庫斯（Markus）或米歇爾（Michael）的，總是更被青睞，雖然他們並不比我強。”
這種情況，加之強烈的民族自豪感，使得厄齊爾之前的許多在德國出生的土耳其球員，最終選擇為土耳其國家隊效力，比如巴斯圖爾克。巴斯圖爾克比厄齊爾年長10歲，出生在蓋爾森基興以東7英里的地方。他從未猶豫過代表德國或者土耳其，“退回10到15年前，擁有別國血統的球員進入德國國家隊是不可想象的。現在一切都變了，多文化開始融合，這樣的改變是必需的，因為越來越多的第三代土耳其裔德國人，更認同自己是一名德國人，而不是土耳其人。”
德國新國籍法的頒佈改變了這一切，上世紀90年代德國展開了一場關於移民問題的激烈討論，那時的德國擺脫了以重視日耳曼純正血統為主的“狹隘民族觀”，1999年，德國新國籍法頒佈，為數百萬移民獲得德國國籍掃清了障礙。
作為一個德國出生的土耳其人，厄齊爾一直在尋找被接受的機會。
土耳其黑海地區深處的Devrek小鎮，有一條叫梅蘇特厄齊爾大道的路，是的，就是以足球運動員厄齊爾命名的。這裡是厄齊爾家族的祖籍，厄齊爾的祖父母和父母都在這裡出生，直到上世紀60年代去到德國。
梅蘇特厄齊爾大道上有一塊很顯眼的廣告牌，不久前上面是厄齊爾身穿德國國家隊隊服的照片，雙臂交叉，表情嚴肅；如今換成了另一張照片，左邊是厄齊爾，手拿阿森納球衣，咧嘴大笑，右邊是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
這張照片攝於2018年5月的一個週日晚上，在倫敦四季酒店。對於厄齊爾來說，那是一切混亂和變化的起點。
厄齊爾是“第三代”土耳其裔德國人。他的祖父母在上世紀60年代來到德國，成為務工移民浪潮中的一員。他的父親出生在土耳其，但在德國生活了快50年。
厄齊爾和他的兄弟姐妹都在德國出生，但這不意味著他們就是德國公民，德國的法律按他們的血統，視他們為土耳其人。
在德國，厄齊爾從小視自己為外國人，4歲前他只說土耳其語。他曾說，在學校裡大聲朗讀德語，對他是一種“純粹的折磨”。10歲到12歲期間，他四次去沙爾克04青年隊試訓，四次被拒絕，因為能力之外的原因。
厄齊爾在自傳中寫道，“那些叫馬蒂亞斯（Matthias）、馬庫斯（Markus）或米歇爾（Michael）的，總是更被青睞，雖然他們並不比我強。”
這種情況，加之強烈的民族自豪感，使得厄齊爾之前的許多在德國出生的土耳其球員，最終選擇為土耳其國家隊效力，比如巴斯圖爾克。巴斯圖爾克比厄齊爾年長10歲，出生在蓋爾森基興以東7英里的地方。他從未猶豫過代表德國或者土耳其，“退回10到15年前，擁有別國血統的球員進入德國國家隊是不可想象的。現在一切都變了，多文化開始融合，這樣的改變是必需的，因為越來越多的第三代土耳其裔德國人，更認同自己是一名德國人，而不是土耳其人。”
德國新國籍法的頒佈改變了這一切，上世紀90年代德國展開了一場關於移民問題的激烈討論，那時的德國擺脫了以重視日耳曼純正血統為主的“狹隘民族觀”，1999年，德國新國籍法頒佈，為數百萬移民獲得德國國籍掃清了障礙。
如果說厄齊爾小時候面臨的是土耳其身份和德國環境衝突的話，那在厄齊爾的父親穆斯塔法加入德國籍後，他要面臨新的衝突：土耳其國內的指責。
當他必須決定代表土耳其還是德國參賽時，他還是個十幾歲的孩子。當他選擇德國時，厄齊爾得去土耳其領事館交出了土耳其護照。英國《電訊報》的報道稱，那裡的官員先是拒絕幫助他，然後譴責他是叛國者，要離開祖國。
土耳其國內將這種選擇德國國籍的土耳其人稱為Almanci，一個帶有些微貶義意味的標籤。厄齊爾父親穆斯塔法的堂兄Memduh Sarac說：“當土耳其人去德國時，他們被視為二等公民。當他們回來，他們是'Almanci'。”
2010年底，德國隊在歐洲盃預選賽對陣土耳其，這場比賽在柏林進行，但現場湧進了大量在德國居住的土耳其人，厄齊爾的每一次觸球都會遭到巨大的噓聲。
賽後，德國總理默克爾走進德國更衣室，和厄齊爾合影。厄齊爾的成功是他成為德國融合的“多元文化”的代言人。默克爾後來被指控利用厄齊爾來謀取政治利益。
不管怎樣，厄齊爾引領了土耳其裔加入德國隊的浪潮，比如後來的京多安、埃姆雷·詹。厄齊爾曾說：“現代足球就是多文化的融合，我們很驕傲德國現在是一個多文化的國家，這是國家隊現在如此成功的原因之一。”
2010年，厄齊爾被授予德國移民融合獎。
這並不代表厄齊爾融入了德國社會，也不代表德國社會接受了他，他只是政治人物的工具。
2018年5月，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造訪英國期間和厄齊爾及京多安合影，由於京多安所持球衣上用土耳其語寫著“向我的總統致以敬意”，以及時值土耳其大選前夕，厄齊爾和京多安遭到德國政界和媒體撻伐。
德國隊在俄羅斯世界盃小組賽出局後，這種批評達到了巔峰，厄齊爾也終於發聲，他說：“我有兩顆心，一顆德國心，一顆土耳其心。”
“我的朋友波多爾斯基和克洛澤從未被指稱為波蘭裔德國人，那麼，我為什麼就是個土耳其裔德國人？這是因為土耳其嗎？因為我是個穆斯林嗎？”
作為一個德國出生的土耳其人，厄齊爾一直在尋找被接受的機會。
土耳其黑海地區深處的Devrek小鎮，有一條叫梅蘇特厄齊爾大道的路，是的，就是以足球運動員厄齊爾命名的。這裡是厄齊爾家族的祖籍，厄齊爾的祖父母和父母都在這裡出生，直到上世紀60年代去到德國。
梅蘇特厄齊爾大道上有一塊很顯眼的廣告牌，不久前上面是厄齊爾身穿德國國家隊隊服的照片，雙臂交叉，表情嚴肅；如今換成了另一張照片，左邊是厄齊爾，手拿阿森納球衣，咧嘴大笑，右邊是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
這張照片攝於2018年5月的一個週日晚上，在倫敦四季酒店。對於厄齊爾來說，那是一切混亂和變化的起點。
厄齊爾是“第三代”土耳其裔德國人。他的祖父母在上世紀60年代來到德國，成為務工移民浪潮中的一員。他的父親出生在土耳其，但在德國生活了快50年。
厄齊爾和他的兄弟姐妹都在德國出生，但這不意味著他們就是德國公民，德國的法律按他們的血統，視他們為土耳其人。
在德國，厄齊爾從小視自己為外國人，4歲前他只說土耳其語。他曾說，在學校裡大聲朗讀德語，對他是一種“純粹的折磨”。10歲到12歲期間，他四次去沙爾克04青年隊試訓，四次被拒絕，因為能力之外的原因。
厄齊爾在自傳中寫道，“那些叫馬蒂亞斯（Matthias）、馬庫斯（Markus）或米歇爾（Michael）的，總是更被青睞，雖然他們並不比我強。”
這種情況，加之強烈的民族自豪感，使得厄齊爾之前的許多在德國出生的土耳其球員，最終選擇為土耳其國家隊效力，比如巴斯圖爾克。巴斯圖爾克比厄齊爾年長10歲，出生在蓋爾森基興以東7英里的地方。他從未猶豫過代表德國或者土耳其，“退回10到15年前，擁有別國血統的球員進入德國國家隊是不可想象的。現在一切都變了，多文化開始融合，這樣的改變是必需的，因為越來越多的第三代土耳其裔德國人，更認同自己是一名德國人，而不是土耳其人。”
德國新國籍法的頒佈改變了這一切，上世紀90年代德國展開了一場關於移民問題的激烈討論，那時的德國擺脫了以重視日耳曼純正血統為主的“狹隘民族觀”，1999年，德國新國籍法頒佈，為數百萬移民獲得德國國籍掃清了障礙。
如果說厄齊爾小時候面臨的是土耳其身份和德國環境衝突的話，那在厄齊爾的父親穆斯塔法加入德國籍後，他要面臨新的衝突：土耳其國內的指責。
當他必須決定代表土耳其還是德國參賽時，他還是個十幾歲的孩子。當他選擇德國時，厄齊爾得去土耳其領事館交出了土耳其護照。英國《電訊報》的報道稱，那裡的官員先是拒絕幫助他，然後譴責他是叛國者，要離開祖國。
土耳其國內將這種選擇德國國籍的土耳其人稱為Almanci，一個帶有些微貶義意味的標籤。厄齊爾父親穆斯塔法的堂兄Memduh Sarac說：“當土耳其人去德國時，他們被視為二等公民。當他們回來，他們是'Almanci'。”
2010年底，德國隊在歐洲盃預選賽對陣土耳其，這場比賽在柏林進行，但現場湧進了大量在德國居住的土耳其人，厄齊爾的每一次觸球都會遭到巨大的噓聲。
賽後，德國總理默克爾走進德國更衣室，和厄齊爾合影。厄齊爾的成功是他成為德國融合的“多元文化”的代言人。默克爾後來被指控利用厄齊爾來謀取政治利益。
不管怎樣，厄齊爾引領了土耳其裔加入德國隊的浪潮，比如後來的京多安、埃姆雷·詹。厄齊爾曾說：“現代足球就是多文化的融合，我們很驕傲德國現在是一個多文化的國家，這是國家隊現在如此成功的原因之一。”
2010年，厄齊爾被授予德國移民融合獎。
這並不代表厄齊爾融入了德國社會，也不代表德國社會接受了他，他只是政治人物的工具。
2018年5月，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造訪英國期間和厄齊爾及京多安合影，由於京多安所持球衣上用土耳其語寫著“向我的總統致以敬意”，以及時值土耳其大選前夕，厄齊爾和京多安遭到德國政界和媒體撻伐。
德國隊在俄羅斯世界盃小組賽出局後，這種批評達到了巔峰，厄齊爾也終於發聲，他說：“我有兩顆心，一顆德國心，一顆土耳其心。”
“我的朋友波多爾斯基和克洛澤從未被指稱為波蘭裔德國人，那麼，我為什麼就是個土耳其裔德國人？這是因為土耳其嗎？因為我是個穆斯林嗎？”
厄齊爾對於政治的態度太天真了，他甚至說道：“我的生活就是足球，在足球世界裡沒有國家和民族的界限，在那裡我的祖先是哪裡人也並不重要，人們只會通過我的表現和品格來評判我這個人。如果在人生中也是如此那就太好了。”
最終，為德國隊效力了9年、出場92次、進球23個、助攻40次、5次當選德國最佳球員後，“因為種族歧視和不尊重的存在”，厄齊爾選擇退出國家隊。
當德國球迷給厄齊爾貼上“土耳其豬”的標籤，當得知他的名字甚至變得如此敏感，以至於他資助的母校取消了他的訪問計劃時，可以想見厄齊爾的內心作何感受。
今年夏天，厄齊爾和土耳其小姐古爾賽舉行婚禮，證婚人是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婚禮的節點，恰是德國與土耳其就敘利亞難民問題密切合作、但又就土耳其與歐盟的關係大吵大鬧之際。
作為一個德國出生的土耳其人，厄齊爾一直在尋找被接受的機會。
土耳其黑海地區深處的Devrek小鎮，有一條叫梅蘇特厄齊爾大道的路，是的，就是以足球運動員厄齊爾命名的。這裡是厄齊爾家族的祖籍，厄齊爾的祖父母和父母都在這裡出生，直到上世紀60年代去到德國。
梅蘇特厄齊爾大道上有一塊很顯眼的廣告牌，不久前上面是厄齊爾身穿德國國家隊隊服的照片，雙臂交叉，表情嚴肅；如今換成了另一張照片，左邊是厄齊爾，手拿阿森納球衣，咧嘴大笑，右邊是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
這張照片攝於2018年5月的一個週日晚上，在倫敦四季酒店。對於厄齊爾來說，那是一切混亂和變化的起點。
厄齊爾是“第三代”土耳其裔德國人。他的祖父母在上世紀60年代來到德國，成為務工移民浪潮中的一員。他的父親出生在土耳其，但在德國生活了快50年。
厄齊爾和他的兄弟姐妹都在德國出生，但這不意味著他們就是德國公民，德國的法律按他們的血統，視他們為土耳其人。
在德國，厄齊爾從小視自己為外國人，4歲前他只說土耳其語。他曾說，在學校裡大聲朗讀德語，對他是一種“純粹的折磨”。10歲到12歲期間，他四次去沙爾克04青年隊試訓，四次被拒絕，因為能力之外的原因。
厄齊爾在自傳中寫道，“那些叫馬蒂亞斯（Matthias）、馬庫斯（Markus）或米歇爾（Michael）的，總是更被青睞，雖然他們並不比我強。”
這種情況，加之強烈的民族自豪感，使得厄齊爾之前的許多在德國出生的土耳其球員，最終選擇為土耳其國家隊效力，比如巴斯圖爾克。巴斯圖爾克比厄齊爾年長10歲，出生在蓋爾森基興以東7英里的地方。他從未猶豫過代表德國或者土耳其，“退回10到15年前，擁有別國血統的球員進入德國國家隊是不可想象的。現在一切都變了，多文化開始融合，這樣的改變是必需的，因為越來越多的第三代土耳其裔德國人，更認同自己是一名德國人，而不是土耳其人。”
德國新國籍法的頒佈改變了這一切，上世紀90年代德國展開了一場關於移民問題的激烈討論，那時的德國擺脫了以重視日耳曼純正血統為主的“狹隘民族觀”，1999年，德國新國籍法頒佈，為數百萬移民獲得德國國籍掃清了障礙。
如果說厄齊爾小時候面臨的是土耳其身份和德國環境衝突的話，那在厄齊爾的父親穆斯塔法加入德國籍後，他要面臨新的衝突：土耳其國內的指責。
當他必須決定代表土耳其還是德國參賽時，他還是個十幾歲的孩子。當他選擇德國時，厄齊爾得去土耳其領事館交出了土耳其護照。英國《電訊報》的報道稱，那裡的官員先是拒絕幫助他，然後譴責他是叛國者，要離開祖國。
土耳其國內將這種選擇德國國籍的土耳其人稱為Almanci，一個帶有些微貶義意味的標籤。厄齊爾父親穆斯塔法的堂兄Memduh Sarac說：“當土耳其人去德國時，他們被視為二等公民。當他們回來，他們是'Almanci'。”
2010年底，德國隊在歐洲盃預選賽對陣土耳其，這場比賽在柏林進行，但現場湧進了大量在德國居住的土耳其人，厄齊爾的每一次觸球都會遭到巨大的噓聲。
賽後，德國總理默克爾走進德國更衣室，和厄齊爾合影。厄齊爾的成功是他成為德國融合的“多元文化”的代言人。默克爾後來被指控利用厄齊爾來謀取政治利益。
不管怎樣，厄齊爾引領了土耳其裔加入德國隊的浪潮，比如後來的京多安、埃姆雷·詹。厄齊爾曾說：“現代足球就是多文化的融合，我們很驕傲德國現在是一個多文化的國家，這是國家隊現在如此成功的原因之一。”
2010年，厄齊爾被授予德國移民融合獎。
這並不代表厄齊爾融入了德國社會，也不代表德國社會接受了他，他只是政治人物的工具。
2018年5月，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造訪英國期間和厄齊爾及京多安合影，由於京多安所持球衣上用土耳其語寫著“向我的總統致以敬意”，以及時值土耳其大選前夕，厄齊爾和京多安遭到德國政界和媒體撻伐。
德國隊在俄羅斯世界盃小組賽出局後，這種批評達到了巔峰，厄齊爾也終於發聲，他說：“我有兩顆心，一顆德國心，一顆土耳其心。”
“我的朋友波多爾斯基和克洛澤從未被指稱為波蘭裔德國人，那麼，我為什麼就是個土耳其裔德國人？這是因為土耳其嗎？因為我是個穆斯林嗎？”
厄齊爾對於政治的態度太天真了，他甚至說道：“我的生活就是足球，在足球世界裡沒有國家和民族的界限，在那裡我的祖先是哪裡人也並不重要，人們只會通過我的表現和品格來評判我這個人。如果在人生中也是如此那就太好了。”
最終，為德國隊效力了9年、出場92次、進球23個、助攻40次、5次當選德國最佳球員後，“因為種族歧視和不尊重的存在”，厄齊爾選擇退出國家隊。
當德國球迷給厄齊爾貼上“土耳其豬”的標籤，當得知他的名字甚至變得如此敏感，以至於他資助的母校取消了他的訪問計劃時，可以想見厄齊爾的內心作何感受。
今年夏天，厄齊爾和土耳其小姐古爾賽舉行婚禮，證婚人是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婚禮的節點，恰是德國與土耳其就敘利亞難民問題密切合作、但又就土耳其與歐盟的關係大吵大鬧之際。
《電訊報》的長篇報道說，如果那之前厄齊爾有一顆德國心、一顆土耳其心的話，那在那之後，那顆土耳其的心跳得更加強烈了；如果說在2018年5月之前，厄齊爾只是一個害羞的足球運動員，是融合、多元文化和身份認同的問題被強加在他身上的話，那麼現在，事情戲劇性地轉向了憤怒和對抗。
原本倫敦是厄齊爾在德國和土耳其之外逃避政治的地方，這裡本該是他的避風港。但今年7月底，厄齊爾和隊友科拉希納茨遭遇歹徒持刀搶劫，隨後又收到黑幫的死亡威脅，一度連續5天不敢出門，也沒有隨隊出征客場對陣紐卡斯爾聯隊的比賽。
球場內，厄齊爾逐漸失去了在阿森納的位置，球場外危機此起彼伏。被政治裹挾的厄齊爾，下一站在哪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