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新浙派到新寫意——王濤的水墨人物畫之變

美術 國畫 藝術 書法 中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中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2017-08-26
從新浙派到新寫意——王濤的水墨人物畫之變

王濤,1943年生,安徽合肥人。原名王守信,號寄醉園主 , 字問溪亭茶客。1967年畢業於安徽師範大學藝術系美術專業班。1981 年畢業於中國美術學院國畫系研究生班。1985 年後出任安徽省書畫院院長,安徽省美術家協會副主席、中國美術家協會理事、中國美協中國畫藝委會委員、中央文史研究館書畫院藝委會委員,安徽省文史館館員。現任中國畫學會副會長,中國國家畫院研究員、安徽省書畫院名譽院長。國家一級美術師,享受國務院授予有特殊貢獻的政府津貼。

文/薛永年

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的水墨人物畫可分為寫實與寫意兩大形態,寫實形態興於近代,寫意形態古已有之。“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寫實人物畫是近現代的主流,寫意人物畫處於邊緣狀態。近些年來 ,隨著對傳統的重視,美術界頻繁呼喚寫意,中國畫領域尤為明顯。無論回顧寫實人物畫,還是研討寫意人物畫,王濤都是一個肯定要論及的代表性畫家。

從新浙派到新寫意——王濤的水墨人物畫之變

《醉八仙圖》

比我小兩歲的王濤,長期擔綱安徽美術界,在我心目中,他既是寫實的翹楚,又是較早衝出寫實藩籬的闖將。上世紀70年代末,王濤以水墨寫實人物畫穎脫而出,到八十年代中葉,他開始變法圖新,借洋興中,強化個性。從90年代末到新世紀初,不少人還在關注視覺張力,他已經走向了訴諸心靈的寫意,推出了寫意新面目。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王濤是由寫實復歸寫意的先覺者和先行者。 20世紀的水墨寫實人物畫,發端於“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是“引西潤中”的產物,以引進寫實主義的觀念,復興 “以形寫神”“形神兼備”的優良傳統,雖仍使用水墨媒材和技法,但通過素描、速寫,強化造型能力,融會中西,描繪新題材,豐富傳統的筆墨語言。在後半個世紀中,更積極面向生活,呼應時代主題,得到劃時代的發展,並在院校中培養了後繼者。 王濤即學院派出身,先後攻讀於安徽師大美術系本科和浙江美術學院中國畫系研究班。他早期的中國人物畫,傳承了學院派的水墨寫實風格,描繪領袖高風,謳歌改革開放,富於歷史深度,饒於生活氣息。參加建軍五十週年全國美展的《最後一晚炒麵》(1977)、其後的《迎春曲 》(1978)、研究生畢業創作《復甦的土地》(1980 )以及《淮北老漢》和《杜鵑啼血》(1984)等,都是這一時期的膾炙人口之作。

從新浙派到新寫意——王濤的水墨人物畫之變

《將進酒》

在王濤之前,水墨寫實人物畫已形成了三大流派。一派把人物畫白描與山水畫皴擦渲染相結合,嚴格刻畫對象的結構與體感,徐悲鴻、蔣兆和為領軍。另一派把複線速寫的生動性引入潑辣野性的水墨人物畫,水墨與重彩結合,黃胄為代表。這兩派不僅能深入刻畫,也長於描繪大場面。再一派把寫意花鳥畫中的“點厾”筆墨用於人物畫,極盡各種形態筆墨的變化,同時發揮筆墨韻味之美,以浙江的方增先、李震堅等為勁旅,被稱為新浙派。 王濤幼時生活于山明水秀的皖南蕪湖,年輕時隨家遷回出生地合肥,入讀浙江美院之前,曾工作於物質生活貧瘠而人們精神豪爽粗放的淮北阜陽。獨特的經歷,鑄造了他的性格,也影響了他的畫風。最早的畫風主要私淑黃胄,兼容新浙派因素,有靈動,更多質樸,有韻味,更多激情,有規矩,更多野性,少陰柔,更多陽剛。他成名之後,又到杭州讀研,在李震堅指導下深造,成為新浙派傳人,但他並不喜歡該派的陰柔之美。 研究生畢業後,王濤供職於安徽畫院,不久85美術思潮興起。85新潮以反傳統為旗幟,衝破“工具論”和寫實風,以西方現代藝術為參照尋找中國美術的現代之路。對此,有的畫家盲從西化,失去民族特色;有的彷徨歧路,無所適從。

從新浙派到新寫意——王濤的水墨人物畫之變

《桐城六尺巷逸事圖 》

王濤則像勇於開拓的中國畫前輩一樣,大膽衝破寫實的成規,勇敢擇取他山之石,也借鑑早已邊緣化的寫意, “尋找與自己性格、氣質、修養相適應的語言,嘗試著用自由的水墨形式抒發性靈,在造型上拋開自然形體的模仿┅┅。”①努力追求大氣勢、強力度、探索個人情感和現代意識的融合。 這一時期,王濤創作了一批有別於水墨寫實的作品。題材也很少再直接反映現實,或者神遊往古,或者馳思域外,畫法“介於東方和西方,傳統與現代之間”②視覺衝力充足,而東方韻味不減。作品有《臥薪嚐膽》(1983)《山鬼圖》(1986)、《莊周夢蝶》(1987)、《霸王魂》(1988),還有《關島系列》(1986)、《印度系列》(1984)、《聖壇前的迪斯科》(1986)、《張旭發書》(1988)和《范進中舉》(1990)等。 這些突破寫實的作品,面貌多樣,但共同的特點是:感情激越,筆墨豪放,大開大合。為強烈表達感情個性,他以西方現代主義解構寫實,在造型、構圖、筆墨和色彩上大膽嘗試,按點線面的關係重組筆墨,既吸收西方表現主義因素,也採納形式構成法則,不但採用象徵的手法,而且使用寫意的文化符號,甚至於打破書法與繪畫的界限,體現了熊秉明形容中國草書所謂的酒神精神,表現出個體生命獲得徹底解放的狂歡。 85新潮以後的美術界,思想活躍轉為學術的深化;歷史反思導致了傳統的迴歸。

從新浙派到新寫意——王濤的水墨人物畫之變

《大自在 》

從90年代後期到新世紀以來,中國畫發展進入了一個反思85新潮深入研討傳統的新時期。王濤主持美術工作的安徽,是古代新安派發祥地,直接孕育了自稱“黃山是我師,我是黃山友”的石濤。新安派的藝術,或稱黃山派藝術,既是寶貴的傳統資源,又是地區性的文化標誌。王濤在帶領同行研究新安派、振興黃山風的過程中,提升了對寫意傳統的領悟。 新安畫家表現的寫意精神,以皖南神秀的山水資源,注入畫家的浩然之氣與高潔品格,構建成清明雅健的精神家園,所謂 “不以形勝,而以氣勝,不以技勝,而以格勝。”③石濤的畫論,不僅有哲學高度,而且以寫意精神闡述主客關係: “山川脫胎於予也,予脫胎于山川也。搜盡奇峰打草稿也。山川與予神遇而跡化也。” “借筆墨寫天地萬物而陶泳乎我也。”④王濤對新安派的發揚,也主要在寫意精神層面,也即物慾的超越、精神的自由和和主觀的抒發。 中國的寫意畫,有兩個最突出的特點:尚“意”而重“寫”。 “意”指作者主觀內心的思想感情,可能是一種審美感情,一種精神品格,也包括藝術家的個性。寫即書寫性,也即像書法一樣地表達感情個性。寫意畫無需排除一切寫實因素,但不同於寫實繪畫之處,在於強化意的表達,不以再現性為標準,而以表現性為追求。為了表意的充分,不但“立象以盡意”,而且提倡超越可視形象的“象外象”,表達超越感性形象的“象外意”,不僅 “意足不求顏色似”,並且為意足而誇張變形。

從新浙派到新寫意——王濤的水墨人物畫之變

《王者之風》

從上世紀末到新世紀以來,王濤按照上述認識進一步迴歸寫意傳統。他力求擺脫寫實人物畫的主題性、情節性和塑造性,努力發揮寫意畫的抒情性與表現性,從而在藝術上取得了突破性的發展。對此,融合中西的新浙派重要代表李震堅評價說:“畫家王濤,一向鍾情於“象外之象”的神韻境界。其豁達的品性,伴隨著豪邁的風格,充盈其中,使其作品散發著雄渾奇縱、崢嶸壯闊的氣魄,富有蓬勃的時代精神和鮮明強勁的東方力度。”⑤北京的傳統派寫意畫家吳悅石也給予高度評價:“王濤之畫狂放恣肆,大氣磅薄。酣暢淋漓,勁健老辣。不拘繩墨,妙趣無窮。能將古往今來之精萃盡收筆底。化古為今,新風撲面。是匠思獨運,有闊大胸襟者。當今畫壇能將古法與新意完美結合,王濤可為楷模。” ⑥ 王濤迴歸寫意傳統的作品,也是對寫意的新探索,我們可以從選材內容和藝術表現來了解。題材集中於兩大方面。一是童心牧趣。表現的是生命狀態,凸顯的是生活情趣。《春酣》(2006)、《春雨》(2006)、《田園春牧》(2007)和《兩小無猜》(2008)等作品,或畫牛背歸牧,或畫溪邊臥讀,襯以春風綠柳,秋樹紅楓,鳥雀歡快低飛,花籃果籃陪伴,既富於生活情味,又體現了赤子之心,不但表達人與自然的和諧,而且寄託了田園牧歌的渴望。 二是古韻詩情。又包括四類:一古代人物,如《王者之風》(2007)、《竹林七賢》(2014)和《桐城六尺巷逸事圖》(2013);二詩意詞意。如《大江東去》(2008)、《明月幾時有》(2008)、《漁舟唱晚》(2008)、《將進酒》(2013)、《赤壁賦》(2014)和《滾滾長江東逝水》四屏(2011);三釋道禪境,如《大肚羅漢》(2007)、《風雪鐵柺李》(2007)、《醉八仙圖》(2008)和《醒世詠》(2014);四古韻高致,如描繪“聽琴”“品茗”“賞菊”“坐禪”的《古韻》。無論哪類,都通過古代的題材,利用歷史的記憶,文化的積澱,藝術的想象,綜合的修養,感悟高尚的人品,文化的精髓,歷史的智慧和審美的超越。

從新浙派到新寫意——王濤的水墨人物畫之變

《春牛》

在藝術表現上,王濤緊緊抓住了體現寫意精神的兩大要領:“以詩入畫”和“以書入畫”,營造“詩境”,發揮“書勢”,並且像以往寫意畫家一樣,實行詩書畫的跨界結合。這種結合,一方面把詩人“思接千載視通萬里”的情懷注入繪畫,講求意境創造,以拓展繪畫的想象空間,以少勝多,餘味無窮;也包括把書法家 “情動形言取會風騷之意,陽舒陰慘本能乎天地之心”的追求引入繪畫,打通“書為心畫”與“畫為心印”,提升藝術的境界,拓展筆法線條的抽象表現力。另一方面則在畫面上,以書法題詩,實現詩書畫在畫面上組合。 針對“以詩入畫”問題,王濤明確指出:“我們的寫意畫和詩是一樣的,通常描繪常見的景物,但是重心卻不在這些景物本身,而是借它們抒發自己內心的情感,把個人內心的情緒孕育在描繪的物象之中,使它們成為‘有我之境’,只有這樣才能成就‘象外之象’,我認為這才是寫意畫創作和欣賞的重心。我喜歡一個詩人,那一定是在這位詩人身上找到了和自己共鳴的情節。”⑦ 他所作“詩意詞意”類作品,無不以詩意陶鑄畫情,以詩情拓展畫境,在詩畫的結合中實現“象外之象”,以更好地發揮“象外意”,“借古人酒杯澆自己塊壘”。“歷史人物”類作品和“釋道禪境”類作品,同樣如此,也常常藉助所畫人物的詩歌或高僧大德的詩偈,昇華畫境,提升精神境界。比如《桐城六尺巷逸事圖》,描繪清代大學士張英在梅下散步,上題他告誡家人謙讓睦鄰的詩歌,體現了身居高位者的豁達心胸和仁者之風。王濤多次畫《李鐵柺》,讓貌似乞丐的仙人臥倒風雪中,上題 “甜鹹苦辣酸,和風拌雪餐。解透其中味,不須拜神仙”,表達了深切的生命感悟。 在詩畫的結合上,王濤還創造了一畫多題的新形式。如《古韻琴音》卷,畫水邊聽琴,畫內題金董解元《西廂記》詩。畫後拖尾共四題,分別是:唐王績《彈琴曲》,唐詩僧釋彪《寶琴》詩,清張樑五言詩,唐韋應物《擬古詩十二首》之一。又如《漁舟唱晚》卷,畫坡岸樹石、大江落日、蓬船漁舟,舟中垂釣者、仰臥者、飲酒者。畫上多處題分別為:唐司空曙《江村即事》,宋慧開禪師 《無門關》第十九則,楊慎詩《臨江仙·滾滾長江東逝水》。這種多題的方式,把古代不同時代的觀者題跋,變為了作者的旁徵博引,有助於在廣大時空範圍內傳承文脈感悟詩意。

從新浙派到新寫意——王濤的水墨人物畫之變

《逍遙遊》

這一時期的王濤作品,儘管都採取詩書畫結合的形式,但形成了兩種面貌和三大特點。兩種面貌之一為虛景,接近傳統,虛擬環境,利用空白。人物為主,基本不畫背景,或者以樹石、雲水暗示人物環境。另一種面貌為實景,畫人物,也畫環境,無論立幅(如《赤壁賦》、《赤壁賦詞意》)、橫幅(如《將進酒》、《大江東去》)、四屏(如《滾滾長江東逝水》),還是長卷(如《竹林七賢》、《漁舟唱晚》),不僅畫人物,而且畫環境,甚至景大人小,成為某種意義的人物山水畫。這種作品,常以環境的描寫烘托人物,強化意境的表達,同時融入寫實因素,表現當代人的視覺經驗,不妨稱之為新寫意。 上述的虛景與實景並用,正是三大特點之一。特點之二是誇張與形似結合。近代寫實人物畫,很少進行誇張,古代的人物畫,也以工筆者居多,但數量不多的寫意畫人物畫,卻在主客觀的結合中,不再一般地“以形寫神”,而是在寫意精神的主導下 “以神寫形”,誇張變形。宋代寫意人物畫大家梁楷,有兩種傳世作品,一種簡筆如《李白行吟圖》,神韻飄舉,發揮了筆線的高度表現力;另一種潑墨如《潑墨仙人圖》,造型誇張,發揮墨法,淋漓酣暢,強化了主觀感受。

從新浙派到新寫意——王濤的水墨人物畫之變

《梅妻鶴子》

王濤頗受梁楷的啟發,他指出:“梁楷的《潑墨仙人圖》,二平方尺的畫,猶似宏圖鉅製,此畫意深、性舒、筆靈,其造型的誇張猶似外星人。┅┅此乃真正的寫意之境界。” ⑧ “形象誇張,不是以形寫神,是畫形而上的東西。形象的誇張,在當代很有可借鑑的。”⑨王濤的寫意人物,在造型上,既保存了寫實畫法形似的準確性,但更洗練簡率,又運用了誇張手法,大膽而有分寸。《明月幾時有》中,蘇軾仰面舉杯的神態,以及那甩得很高的袖子,正好誇張了“把酒問青天”的豪情。 三是具象造型美與抽象筆墨美的結合。寫意畫與水墨寫實畫,同樣講求筆墨美,但寫實繪畫的筆墨用以狀物,服從於寫實觀念的應物象形。而寫意畫的筆墨,更講求在時間過程中展現書寫性,雖不排斥一定的狀物功能,但還要完成兩項任務:一是淋漓盡致地表達藝術家的個性,二是體現多樣統一的形式美法則。但在明清的寫意人物畫中,為了落實上述雙重任務,造型與筆墨的結合,往往藉助了定型化的程式,好像容易掌握了,但多數作品人物平扁,空間消失,千篇一律,束縛了創造才能。 王濤寫意人物畫的造型,以寫實與誇張的結合取代了程式化,也以草書般的豪縱筆勢和跳蕩活潑的墨法豐富了筆墨語言。筆法簡率恣縱,墨法淋漓酣暢,不乏梁楷的氣韻天成,更有傅抱石的含渾與精微。筆墨與對象“有即有離”,“即”在精到地提煉結構並適當交待光暗,“離”在以抽象筆勢運動強烈地表現畫家內心的感情韻律,體現獨特的藝術個性。值得注意的是,王濤的筆墨看似粗服亂頭,狂放恣肆,但在豪放不羈中暗藏著秩序。正像鄭板橋評價石濤所云:“石濤畫竹好野戰,略無紀律,而紀律自在其中。”⑩ 還應該提及,王濤在人物造型與空間處理上,善於準確地把握透視角度,筆墨奔放簡括卻結構不失精微,尤其善於畫水中正面而來的船隻,給觀者以古人沒有的空間縱深感。其墨法不僅繼承了寫意人物畫的潑墨,而且借鑑了寫意山水花鳥畫的破墨、漬墨和積墨,尤擅長以濃破淡。

從新浙派到新寫意——王濤的水墨人物畫之變

《對弈圖 》

近些年來,他在墨色的使用上,更注意體現 “筆與墨會,是為氤氳”的形而上意義。他還不滿足於古代寫意人物畫的用色法則,而是結合內容的需要,引入色調的表情力。《漁舟唱晚》夕陽紅的暖調,《竹林七賢》藍翠色的冷調,即是明顯例證。 從以上分析可見,王濤的新寫意人物畫對寫意的迴歸,首先是寫意精神的迴歸。一方面非常重視寫意的精神價值,重視解衣盤礴的自由精神,重視心手相形物我兩忘的藝術境界,重視筆墨的形而上意義,重視文化的積澱、修養的功夫,重視濡染文史哲、溝通儒道釋、結合詩書畫。另一方面也是融合中西的結果,特別是融匯了一定的寫實因素,也融匯了一定的表現因素與構成因素,表現了當代人的感覺經驗和觀看方式。很明顯,王濤對寫意的迴歸,並不是重複古人,而是古為今用,是對發展寫意人物畫的積極而有效的探索。 王濤新寫意人物畫,不與人同,獨樹一幟,成就有目共睹。但還可以百尺竿頭再進一步,比如是否在虛景與實景的融合上更加用心,使風格面貌更加純化。又比如在引用古代詩詞聯語時更加精心,使引文的選擇更為精審。不過,王濤由新浙派變為新寫意的藝術道路,他的新寫意人物畫在重視當代感覺經驗下對寫意傳統的迴歸,他在寫意精神與寫意筆墨主導下保留必要的寫實因素和有益的構成因素,都是具有積極意義與寶貴啟示的。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首先是民族文化的復興。中國寫意畫體現中國的文化精神及其詩意境象美與筆墨抽象美,也正是中國藝術的優秀傳統和民族特色,而中國藝術的傳統又是善於包容與消化的。王濤的寫意人物畫,恰恰繼承了優良傳統,在寫意畫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方面為我們展示了積極的探索和有益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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