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主席的“朋友圈”'
毛澤東主席曾說：“待朋友，做事以事論，私交以私交論，做事論理論法，私交論情。”
毛澤東主席曾說：“待朋友，做事以事論，私交以私交論，做事論理論法，私交論情。”
青年時期的“三個半”朋友
毛澤東在湖南第一師範讀書時，化名“二十八畫生”，向長沙各校發出徵友啟事，這個廣告得到三個半人響應，一個是羅章龍，另外還有兩個青年。為什麼會有半個呢？因為有一個雖然響應但沒有明確表態，此人叫李隆郅（即李立三）。
後來，毛澤東逐漸結識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主要有蔡和森、陳書農、何叔衡、蕭子升、陳昌、陶毅、向警予、楊開慧等十來個人。毛澤東和這些有志青年成立了新民學會，隨即加入的會員有何叔衡、熊瑾玎、李維漢、陳昌等9人。新民學會的發起、成立和發展，毛澤東得到朋友們的大力支持，滲透著他為改造中國社會而尋求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奮鬥的思想，也使他看到群體的力量。這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後來有不少人成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史上的有名人物。
與“綠林好漢”交朋友
“八七”會議後，中央機關從武漢遷到大上海時，瞿秋白力邀毛澤東到上海中央機關工作。就在那時，毛澤東很乾脆地說：“我要上山下湖，到山林裡去跟綠林好漢交朋友。”
1927年10月27日，毛澤東上了井岡山，開始與井岡山的綠林首領袁文才、王佐交朋友。袁文才和王佐都是井岡山人，袁文才上過中學，有一定文化，曾加入過共產黨；王佐出身裁縫，是袁文才的拜把兄弟。毛澤東到達茨坪，就高度重視對農民武裝袁文才、王佐的團結工作，他對袁、王有一個熟悉教育的過程，袁、王對毛澤東也有一個認識、信服的過程，這一過程就是在朋友式的談話、瞭解和熟悉中逐步完成的。
1928年初，中共前敵委決定，將袁文才、王佐部隊改編為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1師第2團，袁文才為團長兼第1營營長，王佐為副團長兼第2營營長，並派出一批幹部任團參謀長和營、連黨代表。不久，王佐加入了共產黨。1928年4月，紅四軍成立，袁文才和王佐分別任紅四軍第11師第32團團長和副團長。他們率領部隊先後參加了寧岡新城戰鬥、龍源口戰鬥和著名的黃洋界保衛戰等戰鬥，屢立戰功。袁、王參加了創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和建立紅軍隊伍的艱苦鬥爭，為中國革命做出了重要貢獻。
與黨外民主人士交朋友
毛澤東與宋慶齡相識，是在1926年的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反擊國民黨右派進攻之時。隨著革命勝利的即將到來，1949年1月19日，毛澤東發電報邀請宋慶齡參加新政協會議。上海剛解放，毛澤東特派鄧穎超懷揣他的親筆信赴上海迎接宋慶齡來北京參加新政協。毛澤東在信中提出“建設大計，亟待商籌”。友情之真摯，態度之誠懇，行文之謙恭，躍然紙上，宋慶齡閱後深為感動。
毛澤東曾說：“待朋友，做事以事論，私交以私交論，做事論理論法，私交論情。”於法於情，毛澤東涇渭分明，對朋友講義氣，對一些著名的民主人士是很尊重的。建國初期，毛澤東集黨務政務於一身，日理萬機，儘管工作很忙，他還是抽出時間，在周總理的陪同下，登門拜訪張瀾、李濟深、沈鈞儒、陳叔通等年長朋友。對他們的來訪，毛澤東深諳中國傳統禮儀，來迎去送，執禮甚恭，親自攙扶他們上下車，上下臺階，與他們攜手搭肩漫步。
放眼世界與外國人交朋友
在毛澤東的一生中，也有一些外國朋友，比如馬海德、愛潑斯坦、李敦白、史沫特萊等等。尤其與埃德加·斯諾、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人關係更為密切，友誼長達幾十年。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美國的進步作家，1946年，已經61歲的斯特朗第五次來華，並在宋慶齡的幫助下來到延安。8月6日，她在楊家嶺毛澤東的住所進行了訪問。在這次訪問中，毛澤東提出了“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著名論斷。談論結束時已是子夜，毛澤東親自打燈籠照明，把這位外國朋友送下山坡。斯特朗在延安一住就是8個月，其間她多次面見毛澤東，或一道聚餐、看京戲或跳舞。1958年，斯特朗來到中國定居，此後又多次會見毛澤東。
毛澤東從來沒有忘記那些關心、支援過中國革命的外國朋友，他不僅對一切向中國表示友好的外國人士坦率、真誠、念念不忘，而且對有著共同信念、理想的兄弟黨的領導人更是熱情親切和不拘形式。
新中國成立之初的一個夏天，越南勞動黨主席胡志明遠道來到中南海，在毛澤東家裡做客，他坐在書房裡，那時沒有冷氣設備，胡志明汗流滿面，毛澤東立即遞給他一條毛巾擦汗。毛澤東一邊給胡志明搖著扇子，一邊談話。胡志明有些不好意思。毛澤東說：“別客氣了，在這裡就像在家裡一樣嘛！”胡志明見毛澤東如此親切隨和，乾脆脫去了汗衫，與毛澤東開懷暢談起來。
像這樣同毛澤東一見如故的外國領導人、將領還有很多。如美國前總統尼克松、英國前首相希恩、柬埔寨國王西哈努克、英國元帥蒙哥馬利等等。（《中國組織人事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