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42年2月1日，毛澤東在延安中共中央黨校的開學典禮上作《整頓黨的作風》的演講，談到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學習時曾諄諄告誡：“我們黨校的同志不應當把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當成死的教條。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要能夠精通它、應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於應用。如果你能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說明一個兩個實際問題，那就要受到稱讚，就算有了幾分成績。被你說明的東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績就越大。”
“精通的目的全在於運用”，這是毛澤東倡導的學習馬克思主義的根本方法，也是他本人身體力行、一貫遵循的研讀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要義。毛澤東讀的第一本馬列著作是《共產黨宣言》，時間在1920年。儘管這時尚未接觸更多的馬列專著，但他從《共產黨宣言》等幾本理論書中，認識了人類有史以來就有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貫穿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根本動力。從此，毛澤東不僅樹立了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且開始紮實地關注和研究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社會的階級鬥爭問題。
大革命時期，由於馬列著作翻譯到中國來的還很少，毛澤東只讀到過列寧的《國家與革命》的部分內容。非常可貴的是，活學活用的毛澤東用該書的理論來說明中國的革命問題。他於1926年春夏在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講授中國農民問題時便引述了該書內容，並闡發說：“重新建設一切的中國現在的國民政府，若奪了政權，必定改革一切的，重新建設的。國家是一個階級拿了壓迫別一個階級的工具。”當毛澤東以高度的洞察力預感到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潮流中正湧動著一股不可遏制的反革命逆流時，在1927年3月撰寫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第一次對中國革命作出了經典描述：“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這一思想不能不說受到《國家與革命》理論的影響。而正是在此基礎上，毛澤東在1927年的八七會議上提出了“政權是由槍桿子取得的”著名論斷。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戰事頻仍，形勢險惡，身處被蔣介石反動集團封鎖包圍的革命根據地內，要讀馬列書籍是十分困難的。尤其在“左”傾教條主義錯誤佔統治地位時，毛澤東一度受到排擠，他的正確主張往往得不到貫徹實行，而教條主義領導人卻動輒“引經據典”，說馬克思、列寧是如何說的。為了堅持自己的主張，並說服黨內其他同志，毛澤東發憤多讀馬列著作，為此想方設法蒐集此類書籍。1932年4月，紅軍打下當時福建的第二大城市漳州，沒收了一批軍事、政治、科技方面的書送到總政治部，其中包括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列寧的《兩個策略》和《“左派”幼稚病》。毛澤東如獲至寶，開始如飢似渴地閱讀。即使後來紅軍踏上長征路，他躺在擔架上或騎在馬背上也還不停地閱讀。據張聞天夫人劉英回憶：“毛主席在長征路上讀馬列書很起勁。看書的時候，別人不能打擾他，他不說話，專心閱讀，還不停地在書上打槓槓。有時通宵地讀。紅軍到了毛兒蓋，沒有東西吃，肚子餓，但他讀馬列書仍不間斷，有《兩個策略》、《“左派”幼稚病》、《國家與革命》等。”
毛澤東閱讀這些理論書籍的同時，始終在思考著現實的革命問題：為什麼如火如荼的大革命形勢突然之間急轉直下？為什麼紅軍千辛萬苦開創的革命根據地轉眼之間便喪失殆盡？據彭德懷回憶：1933年，接到毛主席寄給我的一本《兩個策略》，上面用鉛筆寫著：此書要在大革命時讀，就不會犯錯誤。之後不久，他又寄給我一本《“左派”幼稚病》,他又在書上面寫著：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書，叫做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會知道“左”和右同樣有危害性。由此可見，通過閱讀這兩本書，毛澤東對中國革命有了更深刻的認識：一方面，從理論上認識到大革命失敗的原因，就主觀方面說，是陳獨秀犯了放棄無產階級對民主革命領導權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另一方面，也認識到王明“左”傾路線對革命的嚴重危害性，“左”傾同右傾一樣地危害革命事業。
延安時期是毛澤東研讀馬列書籍的一個高峰期。為了系統總結中國革命的經驗，指導中國革命繼續前進，並從理論上清理王明“左”傾路線的錯誤，他以異乎尋常的熱情和精力廣泛收集並閱讀各類馬列著作。在延安窯洞中，毛澤東結合豐富的革命實踐，通過真學真用，創造性地撰寫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著作，諸如《矛盾論》、《實踐論》、《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等。正是這些理論推進，使毛澤東完成了從軍事領袖到政治領袖、從政治領袖到理論權威的兩大歷史性跨越。陳雲1941年在中央書記處工作會上說：“過去我認為毛澤東在軍事上很行。毛澤東寫出《論持久戰》以後，我瞭解到毛澤東在政治上也是很行的。”任弼時1943年在中央高級學習組上說，1931年他到中央蘇區，認為毛澤東“有獨特見解、有才幹”，但“在思想上‘存在著狹隘經驗論，沒有馬列主義理論’”，“讀了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和《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認識到他的一貫正確是由於堅定的立場和正確的思想方法。”
延安時期的毛澤東，不僅自身在學習、研究和運用馬克思主義方面取得了豐碩成果，同時帶領和指導全黨學習馬克思主義，且尤注重在思想方法上予以指導。1938年11月，黨的六屆六中全會發出開展學習運動的號召，全會通過的決議開宗明義指出：“為了保證共產黨員能在抗戰建國大業中起其應有的作用，為了使共產黨擴大發展成為能擔當抗戰建國大業中一部分光榮任務的巨大力量”，“必須加緊認真地提高全黨理論水平，自上而下一致地努力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學會靈活地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及國際經驗應用到中國每個實際鬥爭中來” 。正是基於增強黨的各級幹部駕馭複雜局面的能力，使黨能夠在民族解放戰爭中發揮中流砥柱作用的戰略考慮，黨中央領導開展了建黨以來第一次深入持久的學習運動。究竟怎樣把理論學習與具體實際相結合，毛澤東於1941年、1942年發表的《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等著作成為膾炙人口的經典代表作，其中嚴厲批評了脫離實際的教條主義者，他描繪的一張畫像：“牆上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山間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形象生動。這次學習運動，在黨的歷史上首次確立了馬列主義普遍真理必須和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原則，實現了全黨思想上的高度一致，為奪取抗日戰爭和人民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奠定了思想基礎，為黨的建設積累了極為豐富的經驗。
新中國成立後，黨由局部執政領導革命的黨轉變為在全國執政領導建設的黨。如何領導建設一個新民主主義國家，怎樣進行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面對全新的歷史課題，毛澤東在1954年再次閱讀《資本論》，並多次研讀《政治經濟學批判》、《列寧有關政治經濟學論文十三篇》等經濟學經典著作。值得一提的是，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雖然是毛澤東發動的，但在逐步察覺並努力糾“左”的過程中，毛澤東對社會主義建設的諸多問題進行了理論思考。如他通過深入研讀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首次闡述了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商品生產的必要性，嚴肅批評了有些人宣揚社會主義可以廢除商品生產的“左”的觀念。據曾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逄先知回憶，關於這本小冊子，毛澤東讀了很多遍，經他批註的至少有4個版本。為了澄清很多幹部在什麼是社會主義的認識問題上出現的一些混亂思想，從1958年11月到1961年6月，毛澤東在全黨範圍內先後4次提倡各級領導幹部學政治經濟學，包括《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以及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關於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毛澤東在1959年底還專門組織讀書小組到杭州進行了為期兩個月的研讀，邊讀邊議。
其中，把社會主義分為不發達的社會主義和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兩個歷史階段，就是毛澤東在這次研讀中提出來的一個重要思想，而這就成為後來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源頭。在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方面，對社會主義建設的諸多理論問題進行的大膽探索和深入思考依然有著重要的歷史價值和貢獻。
毛澤東不論是在戎馬倥傯的革命戰爭年代，還是在上下求索的和平建設時期，都始終孜孜不倦、持之以恆地研讀馬克思主義理論著作，提高自身理論素養，指導教育黨員幹部，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其根本目的就是為了解決中國革命或建設中的具體實際問題，即“精通的目的全在於應用”。在新中國走過60年的今天，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建設馬克思主義學習型政黨”的戰略任務，強調黨員領導幹部要“著力提高理論素養和解決實際問題能力”，這不僅是對黨的優良歷史傳統的繼承和弘揚，也是在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為指導、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的時代要求下，我黨清醒的歷史方位意識和深刻的執政憂患意識的高度體現。
作者：王香平 來源：中直黨建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