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建群：一個人孤零零地在地球上行走 我認識的路遙

1985年，路遙為寫作《平凡的世界》到黃陵店頭煤礦體驗生活。下井前，與礦主一家合了影。天很冷，路遙身上那件大衣是礦主的。左三是礦主陶家山，左四是路遙，左二是高建群，左一是縣委宣傳部劉過繼。（高建群供圖/圖）

一個天才的出現，對社會來說是大幸，對家人來說倒是未必。

路遙在去世前幾年，就已經生肝病了，肝硬化腹水。他找了個老中醫，偷偷吃藥，不讓社會知道他有病，不願示弱。1991年8月份吧，他把省作協的房子裝修好了以後，在地板上睡了一夜，第二天坐火車去延安。一下火車，人腿一軟就坐到地上起不來了。於是到延安地區醫院去住院。

醫院二樓的樓梯底下，有個不規則的小房子，大約有五平方米。路遙就住在那裡。我去看他，我說，你把自己折磨成什麼樣子了，有了病，怕人知道，這想法真可笑。路遙說他腦子已經亂了，失去判斷了，想等四弟猴蠻來給他出主意。我說你要相信科學，現在趕快回西安，去北京，請專家。

那天我和路遙談了很多話，主要是敘述過去的友情。他說了幾句重要的話，這話是說：疾病使我的人生觀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從此天下人都是朋友！我十分理解他這句話的含義。這句話有向過去他傷過的人道歉的意思，包括向我。這麼一個驕傲的人，強勢的人，這一刻說這話，叫我感動。路遙去世後，我在悼念文章《扶路遙上山》中將路遙這話說給所有的人。

後來在西安西京醫院住院期間，11月15日，我去看他。路遙在裡間，我在外間，醫生說路遙不能說話，讓我給寫條子，我於是在醫生給的處方簽上寫了一段話：路遙兄，你是一個堅強的人，你不會被疾病打倒，你一定能跨過這個門檻的！所有的朋友都為你祈禱！那次聽醫生說，他的病情已經好轉了，回頭了，誰知道兩天以後，1992年11月17日中午，路遙去世。

路遙去世10週年時陝師大舉行紀念會，15週年時北京現代文學館舉行紀念會，我都去參加了。我在發言中說，路遙是新時期一位重要的小說家，他的《人生》、他的《平凡的世界》已經成為經典，成為大學和軍營閱覽室借閱最多的小說。他的創作經歷、奮鬥經歷已經超越了文學本身，成為一個標誌，給後來的陝北兒女以感召。

路遙逝世20週年前夕，家鄉清澗縣在他老屋的門口建了一個紀念館，我去參加開館儀式，聚餐時，路遙的女兒喊著“高叔叔”過來給我敬酒，我對著孱弱的孩子在那一刻百感交集，流下了眼淚。我對孩子說，叔叔領著你，給那些幫助過你父親的人敬個酒。這樣領著孩子走了一圈。我還對明明說，路遙希望你長大後當一個女子足球運動員，他喜歡足球，他常說：一個城市的文明程度，與這個城市喜歡足球的人數成正比。他還說，如果他是個足球運動員的話，即便腿被踢斷了，那麼連球帶腿一塊往門裡踢。

夕陽淒涼地照耀著這一塊飢餓的高原

路遙個頭不高，大約1米66吧！圓臉，褐色的眼睛很小，經常眯著，後來給眼睛上架了個寬腿眼鏡。鼻孔、耳朵有毛髮長出，羅圈腿，是內羅圈，所以腳下那雙廉價的皮鞋老是底朝裡翻著。住旅社時，他用衛生紙蘸些水管裡的水擦一擦皮鞋。走起路來一個肩膀高，一個肩膀低，高的那個在前頭戳著，低的那個在後面拖著，後面的肩膀上，常挎著個大包。他寫完《人生》，大包裡裝著一大摞手稿，就這樣一閃一閃向朋友走來。

他的相貌是典型的匈奴人特徵。一位意大利傳教士，曾經到帳篷裡為阿提拉大帝治病。他在書中說，阿提拉短個子，褐色的圓臉，鼻樑有些塌，眼睛很小，好像怕光一樣的眯著。羅圈腿（因為騎馬太多的緣故）。當他站在地面上的時候，與我們普通人沒什麼兩樣。而當他一旦跨上馬背，與馬結為一個戰鬥單位以後，他雄踞多瑙河，眯起的眼，隨時準備把歐羅巴大陸鯨吞入腹，那情形令人恐懼。

所有的批評家們在分析路遙的作品，分析路遙人格的優點和缺點時，都沒有談到陝北地域文化對他的決定性影響。陝北是一個多民族長期混居的地方。路遙後來雖然來到西安，在這裡居住了十多年，但是一直沒有能融入這個四方城中去。他對我說，他總是擔心，擔心晚上睡著以後被人抬著扔出城去。

路遙有著苦難的童年，他的類似司湯達小說《紅與黑》中於連·索黑爾式的性格，他的代表作《人生》、《平凡的世界》中那種小人物不安於卑微和貧賤，渴望飛得更高的主題，都與苦難的童年有關。六歲或者七歲那年，他被父親帶著，從清澗老家討飯吃走了五十里，順秀延河走到伯父家。父親要走了，哄他說，你先在這待著，等秋莊稼收下後，我來接你。路遙那時候已經明白，他被過繼給伯父了，但是沒有把這說穿。路遙送父親，送了很遠。夕陽淒涼地照耀著這一塊飢餓的高原。路遙對我說，他一直看著父親佝僂的身影，消失在山路的彎腰處，被連綿的山頭擋住了，才號啕大哭起來，抹著淚往回走。

後來上小學時，一天晚自習前課外活動，操場裡滿是人。一位小幹部的子弟，他的書包裡總揣著一個白饃饃。那天他在操場上吃，路遙在旁邊眼饞地看著。“王衛國同學你想吃嗎？你趴在地上學一聲狗叫，我給你喂一塊！”那同學說。路遙於是趴在地上，學一聲狗叫，用嘴去接一塊饃。上晚自習的鈴聲響起，同學們都離開了操場去教室，只有路遙沒有離開，他餓著肚子，佝僂著腰望著夜空，因為他聽政治老師說，今天晚上有個叫加加林的蘇聯少校，要駕著飛船去登月球，他將從陝北高原的夜空中飛過。這個半大孩子，熱淚漣漣地望著夜空。許多年以後，他把他的一部名叫《人生》的作品的主人公叫做“高加林”。

他揹著一大包《人生》手稿，臉瘦了一圈

關於中篇小說《人生》的寫作情況，我是知道一些的。路遙的四弟叫猴蠻，在清澗老家，他出生以來還一直沒有見過路遙。他給路遙寫了封信，讓給找個工作。路遙給回了信，讓他到延安來等他。後來路遙回延安，先到報社找我（我那個時期在延安日報做文藝副刊編輯），我說猴蠻我見過，好像在東郊延安大橋頭農民工市場，披著爛棉襖躺在那裡等人叫，現在，聽說在給西溝一戶圈窯的人家往半山上背石頭。我是聽文聯的陳澤順說的，因為猴蠻有時晚上會到他家看一陣電視。於是路遙又到文聯找澤順，然後到西溝滿溝去找。

半山上有一戶人家，三口石窯已經快圈好了。一個穿紅背心的小夥子，顫巍巍地正往山上背石頭，路遙喊了一聲“猴蠻”，那後生停下來，從背上放下石頭，應了一聲。路遙瘋了一樣一撲躥上山去，抱住猴蠻，“我親愛的弟弟呀！”兩個從出生就沒有見過面的兄弟，抱頭痛哭。

後來在延安飯店五樓，開了個房間。猴蠻開始講他的苦難經歷。講了三天三夜，兄弟倆哭成一團。三天三夜後，路遙做出個決定，要將猴蠻的故事寫成小說。他還給弟弟取了個新名字，叫“王天樂”。然後，甘泉縣文化館的張弢來接他，他到甘泉縣賓館。記得走的時候，我把我的兩條煙給他帶上做乾糧，他說：“抽好煙，寫好小說！”

兩個月以後，他坐長途車從甘泉縣回到延安，一下車就來找我，如前所述，背上揹著一大包《人生》的手稿。他的臉整個的瘦了一圈，走起路來羅圈腿有點踉蹌。他說，“中國文壇有一件大事要發生了，路遙的《人生》寫出來了！”他還說，小說要拿去衝擊全國中篇小說獎，長篇的字數是13萬字以上，我本來還可以往長寫，不寫了，只寫十二萬八千字，這樣算是中篇，好用來評獎。

路遙揹著《人生》手稿，住進延安賓館，那天晚上，他徹夜未眠，像一個農民收穫了一料好莊稼一樣興奮。那天晚上延安城佈滿了月光，我和猴蠻陪著他，從北關走到南關，又從南關走到北關，走了好幾個來回。直到凌晨三點多才回到賓館。那天晚上他說了很多的話，說得最多的是他的初戀。

她是一個在延川插隊的北京女知青。路遙說《驚心動魄的一幕》獲獎後，在北京，一個女的把電話打到他的房間，路遙問你是誰，電話中說是你的一位陌生的老朋友，路遙說你再不說名字我就掛斷電話了，電話中說你站到窗臺邊上往下看，馬路對面有一個穿紅風衣的女子，那就是我。路遙說他往下一看，登時腦子就爆炸了。他扔下電話向樓下跑去。後來他說他想不明白馬路上有那麼多的車，不知道為什麼沒有軋死他。

路遙給我說，那女的後來嫁給了一名海軍軍官。她曾經多次到西安來過，站在街道上望著路遙家那個五樓的陽臺。聽人說哪個陽臺上沒有花就是路遙家。——我至今還不明白，路遙這一晚上的話中，是臆想的成分多一點呢還是真實的成分多一些。

這裡順便說說路遙家庭的情況。這話不好說，但還是想在這裡說一說。我始終覺得路遙的妻子是一個好女人，路遙的作品幾次獲獎都離不開她的幫助。路遙去世後，很多媒體包括傳記作者採訪我，要我談談路遙的家庭，我很嚴肅地對他們說，你們不管怎麼抬高路遙我都沒有意見，但是不準傷害林達。一個天才的出現，對社會來說是大幸，對家人來說倒是未必。夫妻之間的事情外邊人很難說清。我還說這不光是我的意見，也是作協大院裡前輩作家們的意見。

順便再說一件事情，有個朋友要設立一個路遙獎，找過我幾次，我對他說，這事不是我們不支持，而是該獎沒有得到路遙女兒的認可，你叫我們見了孩子怎麼說？假如有一天孩子認可了，我們一定會全力支持。

《人生》出版後，路遙拿著中青社的版本來找我，吞吞吐吐地告訴我，一不小心用了你的詩，你該不會告我侵權吧？他翻到那一頁，是我的那首《秋日斷想》九節中的一節：“你是一隻生著翅膀的大雁，自由地去愛每一片藍天，哪一塊土地適宜你生存，你就把那裡當作家園。”路遙說我已經想好了，假如你要告我，我就說這是黃亞萍抄了著名詩人高建群的詩送給高加林的，和我路遙一點關係都沒有。我聽後笑了，我說我的幾句歪詩能上你的大作是榮幸啊，咱以後不說這事了。

《平凡的世界》裡用了許多王天樂的經歷和故事

路遙對“人生”這個名字不滿意，卻又苦於找不到一個更好的名字。《人生》中高加林這個名字，如前所述，得於前蘇聯航天員加加林少校。裡面的故事原型是他的弟弟猴蠻，“高加林”後來怎樣？路遙給他改名為王天樂。我父親要了一個銅川煤礦的招工指標給了王天樂，這樣他到了銅川煤礦挖煤。幾年以後路遙給我寫信想把天樂調到延安日報社（當時也給其他人寫過這樣的信），於是我領著天樂拿著路遙的信，求爺爺告奶奶跑了幾個月，才辦妥此事。當然主要是路遙的影響力，我只是個跑腿辦事的。後來路遙又求人把天樂調到陝西日報。天樂也已經去世了，同樣的病。這是一個天分極高的人，他去世前獲得中國新聞最高獎——長江韜奮獎。

《平凡的世界》裡邊用了許多王天樂的經歷和故事。天樂說你把我的故事都寫完了叫我將來寫什麼？路遙說你將來寫我的故事。

大約是1985年的正月十五，路遙約我說是要到黃陵的店頭煤礦為他的長篇收集素材，他還要把即將開筆的長篇給我講一遍。他說這有個好處，幫助他圓滿故事豐滿人物。講著講著真的就成了假的了假的就成了真的了連自己也分辨不清了，這樣就可以動筆了。於是我陪著他到店頭煤礦一個叫陶家山的礦主的窯裡，鑽了一天，然後又來到縣城的軒轅賓館，開了個房間，他講我聽，折騰了三天三夜。

開筆前，路遙來到黃帝陵廟裡，雙膝跪倒，上了一炷香說：老天爺憐憫我，讓我把長篇寫完，再倒下！

記得《平凡的世界》那時還不叫這名字，它分為三部，第一部叫《黃土》，第二部叫《黑金》，第三部叫《大時代》，總的書名叫《走向大時代》。據說是中青社的著名編輯家王維玲給改的，這真是一個從容、大氣的好書名。

《平凡的世界》寫作途中我看過他幾次，開筆是在吳起縣武裝部的一口窯洞裡，他的一個同學在那裡供職。我去看路遙，路遙愁苦地說，洗不成澡，不方便，看來得挪地方。他還在延安賓館的一個房間裡寫作過，晚上我去看他，路遙整個人面色浮腫，虛脫得不成樣子了。誰能替我多好呀！路遙噙著眼淚說。他每天寫5000字，完成任務後給賓館的牆上畫上一道，這樣他數牆上的道道就知道自己寫了多少了，過多少天了。他用的是方格紙，一頁320個字，每天5000字得寫將近二十頁。記得他的案頭上堆了厚厚一摞有半尺高。他對我說，他媽的不知道能不能出版，也許是一堆廢紙。

大約1983年吧，清查“文革”，路遙好像也受到了牽連。他到延安日報社來找我，面色鐵青，人沮喪到了極點，他對我說，這些天來他腦子裡來來回回迴旋著一句話，這句話是：“路遙啊，你的苦難是多麼的深重啊！”中午吃飯我說咱們到市場溝口去吃個羊肉泡吧，路遙哎了一聲說，人活低了就按低的來。我說誰也擋不住你創作，外面混不下去你就回延安吧。路遙聽了默默無語面無表情。一個禮拜之後的清晨六點，我騎了輛破自行車，後座上帶著路遙，把他送到東關汽車站。

在路遙的成長和創作過程中，省作協的前輩們給過他很多幫助。比如在“文革”這個問題上，時任作協黨組書記李若冰老師就給過很大的幫助。當年路遙回到農村，寫了個《優勝紅旗》的小小說，寄給《陝西文藝》（現在的《延河》），李若冰夫人賀抒玉、杜鵬程夫人張問彬專程去延川縣看他，給這個回鄉青年送稿紙。1980年春天調路遙的時候，是《延河》主編王丕祥、副主編賀抒玉來延安調的。當時教育局不放，說還從來沒有見過大學生從貧困山區向大城市分配的。後來王丕祥接通了省教育廳的電話，這邊的廳長恰好是王丕祥延安時期的老戰友，王老師說你狗日的難道想讓我提上個酒瓶瓶來送禮嗎？電話那頭的廳長笑了，他說你把電話給局長，讓他接電話辦手續。路遙就這樣從原來的大學生實習、借調辦了正式手續，進了省作協。這些可敬的前輩們那個時期只要哪裡有個人才，就想方設法去挖，那真是一個光榮與夢想的文學年代。在這裡我還想向被路遙稱為“文學教父”的柳青致敬，路遙一直視柳青為榜樣。

在《平凡的世界》熱播之際，我為此寫下以上的文字。文章有些長了，那麼最後就用我的《最後一個匈奴》中的一段對於陝北大文化的詮釋作為結束——

“在這個地球偏僻的一隅，生活著一群有些奇特的人們。他們固執，他們天真善良。他們心比天高命比紙薄。他們自命不凡以至目空天下。他們大約有些神經質。他們世世代代做著英雄夢想，並且用自身去創造傳說。他們是斯巴達克和唐·吉訶德性格的奇妙結合。他們把死亡叫做‘上山’，把出生叫做‘落草’，把生存過程本身叫做‘受苦’。”

我知道他太多的事，在這裡只是揀一些事來說的。

（原標題：《一個人孤零零地在地球上行走 我認識的路遙》，轉自：南方週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