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希特勒在進攻蘇聯前，曾得到德國情報部門的保證：“蘇聯絕不會有比我們更先進的坦克。”然而當納粹侵略軍一踏上蘇聯的國土，就遇到蘇聯鐵騎的頑強抵抗。在立陶宛前線，一個德國師被1輛聞所未聞的蘇聯重型坦克整整阻擊了2天，更有甚者，那些坦克有時乾脆用龐大的身軀碾壓德軍戰車，令德軍聞風喪膽。不久之後，德軍情報部門才知道，這些坦克叫作KV重型坦克，設計者是科京，他研製的KV、IS重型坦克系列是德軍的惡夢。

元帥的乘龍快婿

約瑟夫·雅科夫列維奇·科京，1908年生於保羅格勒，他從小就對機械產生濃厚興趣，從列寧格勒捷爾任斯基汽車軍事技術學院畢業後，就留在紅軍摩托化和裝甲車輛局工作。在基層工作期間，科京大力倡導蘇聯坦克發展應走“柴油機化路線”。科京的思路剛好與高層的思路合拍，因此，頗受領導賞識，後經引薦，蘇聯陸海軍人民委員、蘇聯早期五大元帥之一伏羅希洛夫也對這個眉青目秀、思路敏捷的青年才俊大加讚賞，並將自己的女兒嫁給了他。

做了元帥的乘龍快婿，科京不僅升遷很快，而且還躲過了一場政治浩劫。1937年初，“肅反風暴”席捲整個蘇聯，猜疑和不信任充斥整個社會，揭發與告密成為人們自保的手段，負責生產先進T-28多炮塔中型坦克的列寧格勒基洛夫工廠出了大事，廠長科馬切夫因一次將發動機溢出的汽油潑到下水道里，而落得個“惡意浪費社會主義國家資源罪”被逮捕。為了保持生產，1937年5月23日，莫斯科派二級軍事工程師科京來主持工作，當時他才29歲!

科京立刻展現出驚人的才華，他不僅有天才般的領導能力，而且還善於籠絡民心。上任之後，他任命具有豐富坦克設計經驗的哈爾基奧波夫負責T-28坦克的性能改進和生產統籌工作，從而使久拖不決的T-28坦克生產進度恢復正常。從此以後，基洛夫工廠上下對這位“元帥紅人”心悅誠服，廠裡甚至出現了“科京幫”。

善於揣摩斯大林的心思

20世紀30年代，已完成兩個“五年計劃”的蘇聯一躍成為歐洲頭號工業國，蘇聯領導人一度認為向西方展示社會主義優越性的最好辦法是大力開發舉世矚目的大型工程，這其中就包括堪稱“陸地巡洋艦”的多炮塔重型坦克。

1937年11月7日，由基洛夫工廠製造的重達55噸的T-35超級坦克出現在莫斯科紅場閱兵式上。這輛坦克有11名乘員分工操作，5座炮塔分成雙層排列，車高達到3米，看上去異常威武，斯大林在觀禮臺上多次向站在旁邊的伏羅希洛夫表揚其女婿科京的才能及其領導的基洛夫工廠，不過令人琢磨不透的斯大林末了卻扔出這樣一句話：“瞧!我們的坦克多像一家‘移動百貨商店’，這麼多炮塔裝在一輛坦克上，會不會有問題?”這番話很快傳到科京的耳朵裡，儘管蘇聯紅軍內部喜歡多炮塔坦克的勢力佔統治地位，高層還未傳出更多影響多炮塔坦克發展的信息，但科京心裡已經有數了。

為儘快生產出更多更新的重型坦克，1938年4月，蘇聯摩托化和裝甲車輛局發動基洛夫工廠和博洛索夫工廠展開設計競賽，開發一種“帶5座炮塔，能在1200米外抵禦76.2毫米炮彈直接打擊的重型坦克”。

科京憑藉敏銳的技術直覺，感到要在自己的SMK重型坦克方案中同時滿足安裝五座炮塔和保持高水準裝甲防護的目的簡直是天方夜譚，於是果斷地修改設計思路，改用主副兩座炮塔的結構，主炮塔在車體中央，安裝L-11型76.2毫米火炮和3挺機槍，副炮塔位於主炮塔與駕駛艙之間，安裝1門45毫米火炮和並列機槍，整車火力並不亞於五炮塔坦克。

值得一提的是，科京的SMK方案中還暗藏著設計單炮塔坦克的“子方案”，SMK坦克上的所謂“副炮塔”完全是應景之作，只要上面一有新意向，副炮塔可以輕易地取消掉，科京做到進退自如。

反觀博洛索夫工廠負責的T-100重型坦克，卻完全被上級的要求所左右，不顧具體情況地蠻搞，結果在五炮塔坦克方案上花費了太多時間，最後不得不也改走雙炮塔之路。可這種“泥多了摻水，水多了摻泥”的T-l00坦克方案不僅在戰鬥全重上大大超標(達58噸，而SMK方案只有55噸)，還使車體長度達到驚人的8.495米，導致坦克轉向困難。

1938年8月7日，蘇聯國防委員會下發第198號決議案，要求兩家工廠在1939年各生產出1輛樣車。1939年10月20日，SMK和T-100坦克在庫賓卡接受了蘇聯政府官員和社會賢達的檢閱，當時前去參觀的不僅有斯大林、伏羅希洛夫、蘇共政治局第一祕書日丹諾夫，還有著名生物學家巴甫洛夫等。

事情發展正如科京所料，多炮塔坦克在跨越障礙、轉移火力等測試項目方面顯得笨拙遲緩，紅軍最高統帥斯大林勃然大怒，在試驗總結會上批評道：“同志們，你們想讓我們的坦克變成敵人的靶子嗎?”這席話等於將多炮塔坦克打入冷宮，頗有先見之明的科京設計組迅速使出“撒手鐗”，馬上拿出基於SMK坦克的單炮塔方案，為了更好地籠絡上層關係，科京特意以岳丈泰山伏羅希洛夫的大名來命名新坦克，這就是後來的“一代名車”KV坦克。

遏制“重型坦克無用論”

1939年12月19日，KV樣車被批准為蘇軍制式裝備，定型時命名為KV-1重型坦克。1940年2月，KV1重型坦克開始批量生產。後來科京又以KV-1坦克底盤為基礎開發出裝152毫米榴彈炮的KV-2型坦克。到1941年6月22日蘇德戰爭爆發前，KV系列坦克已生產出636輛。

在蘇德開戰的頭一年裡，KV系列坦克使所有德國坦克都自愧不如，德國坦克在1942年前對KV坦克的威脅幾乎可以忽略不計。戰爭爆發3天后，德軍北方集團軍群就遭遇一隊KV-1坦克，德軍坦克根本無法阻攔KV的衝擊，數十輛坦克被擊毀，其中幾輛38(t)坦克直接被KV－1壓扁了。戰爭初期，德軍必須靠高水平的戰術配合以及“斯圖卡”俯衝轟炸機才能略微壓制住KV坦克的進攻。

但一兩件先進武器並不能扭轉蘇軍在戰爭初期的頹勢，到1941年9月，德軍先頭部隊已直抵列寧格勒城下。為了安全起見，斯大林下達死命令，動員全國一半左右的鐵路車皮，在短時間內把蘇聯僅有的兩個坦克生產廠――哈爾科夫共產國際工廠和列寧格勒基洛夫工廠連人帶設備轉送到烏拉爾山東面車里雅賓斯克州的下塔吉爾，新廠址還是斯大林親自用比例尺在地圖上丈量出來的，那裡正好處於德國遠程轟炸機的飛行半徑之外。

原本只有牧民和牛羊的下塔吉爾幾乎在一夜之間成了規模宏大的“坦克城”，搬遷來的工廠每天有10條生產線同時運轉，平均每5分鐘就有1輛坦克下線。

共產國際工廠和基洛夫工廠的原設計隊伍在下塔吉爾仍保持競爭關係，前者以莫羅佐夫工程師為首成立了烏拉爾機械車輛廠第1特別設計局(SKB-1)。而後者組成了車里雅賓斯克第2特別設計局(SKB-2)，依然由科京領導，他還兼任戰時工業人民委員。

在前線，儘管KV重型坦克表現神勇，但與SKB-1設計局研製的T-34中型坦克相比卻遜色三分，紅軍戰士經常抱怨KV坦克重量過大，機械性能不穩定，蘇聯英雄、坦克兵少將卡圖科夫向斯大林彙報稱：“KV重型坦克只適合防禦戰，它只要參與機動作戰，就會因自身重量而壓壞沿線的重要橋樑道路，而且它的行駛速度根本趕不上其他友鄰坦克。……可以坦率的說，我寧可要T-34，也不要KV。”

面臨洶湧的輿情，科京一面用“行政手段”予以還擊，他依靠職務之便，蒐集到許多數據來證明“KV坦克生產線轉產無助於T-34坦克的生產”；一面通過伏羅希洛夫元帥陳情，向斯大林推銷一種集中型坦克和重型坦克優點於一身的“通用型坦克”方案，並獲得批准。

1942年，科京以百倍熱情投入到KV-1s通用型坦克的研製中，他通過安插在SKB-1的“技術奸細”，瞭解到莫羅佐夫團隊的設計思路，並迅速借鑑到通用坦克的研發上，新坦克一改KV-1／2坦克“平頭正臉”的形象，採用鑄造成型的車體以獲得更優異的外觀，連底盤部分也充分考慮到輕量化的要求，把原來6對負重輪減為5對，並換裝改進的變速箱。KV-1S通用型坦克於1942年9月投入批量生產，共生產了1370輛，雖然還無法與T-34坦克相媲美，但至少遏制住了“重型坦克無用論”，使SKB-2設計局擺脫了困境。

化解“虎式危機”

1943年7月，庫爾斯克突出部的德軍毫無先兆地向東線戰場投放了大量“虎”式重型坦克，該坦克搭載高初速的88毫米Kwk36加農炮，能在2000米外輕易擊穿蘇聯任何坦克的裝甲板，它的出現宣告蘇軍一度保持的坦克質量優勢發生逆轉，蘇軍前線強烈要求“儘快提供搭載大威力坦克炮的坦克”。為此，蘇聯大本營召開緊急會議，商量如何化解“虎式危機”。

會上，莫羅佐夫提出以T-34為基礎開發T-43通用型坦克，戰鬥全重保持在35噸以下，搭載1門85毫米火炮，試圖“以快制慢”，抵消“虎”式坦克在火力方面的優勢。

但科京摸透了斯大林對重型坦克的迷戀，堅持以KV系列坦克為基礎，開發46噸級重型坦克，搭載口徑在85毫米以上的高初速火炮，他還祭出屢試不爽的“命名獻禮”套路，將這種坦克以斯大林名字的起始字母來命名――這就是後來鼎鼎大名的IS系列重型坦克。

果然，斯大林還是同意了SKB-2設計局的方案。科京團隊再接再厲，只用半個多月的時間就趕製出第1輛IS-85坦克樣車，並接受斯大林的檢閱。當看到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坦克的威力後，斯大林喜出望外地宣佈：“我們要用這種坦克結束戰爭。”9月4日，斯大林簽署第4043號最高統帥令，嘉獎科京領導的SKB-2設計局。

科京毫不放鬆IS系列坦克的後續改進工作，當他得知在庫爾斯克戰場上，蘇聯團級炮兵使用的A-19型122毫米加農炮對付“虎”式坦克更有效後，他立即委託第9炮兵ZU以A-19加農炮為基礎，改造出供IS坦克使用的D-25坦克炮。不久，安裝122毫米加農炮的IS-2重型坦克在庫賓卡試驗場進行了實彈射擊試驗，試驗結果顯示重25千克的122毫米穿甲彈在700米處可以擊穿“虎”式坦克的正面裝甲，在2000外能擊穿“虎”式坦克的側裝甲。

1944年開始，越來越多的蘇聯近衛坦克連開始裝備IS-2坦克，他們渴望以IS-2坦克好好教訓一下不可一世的德國鬼子。當年8月，蘇軍進入羅馬尼亞境內作戰，一個IS-2重型坦克連向德軍“色德蘭”裝甲擲彈兵師的“虎”式坦克連發起攻擊，它的122毫米主炮在3000米距離上擊中“虎”式坦克，著實讓德軍大吃一驚。“虎”式坦克匆忙還擊，但是它的炮彈並不能打破IS-2坦克的堅固裝甲。之後，IS-2重型坦克屢屢擔當蘇軍衝鋒陷陣的“攻城錘”的重任，它們一直打到柏林的勃蘭登堡門下。

既生瑜，何生亮

在戰爭最後階段，科京團隊又相繼實施了IS-3、4、5、6、7型坦克研製項目，但除了IS一3坦克少量投產外，其他項目均以製造出樣車而告終。1948年，科京隨SKB-2設計局科研人員回遷到列寧格勒，而基洛夫工廠則東遷到西伯利亞的鄂木斯克安家，競爭對手莫羅佐夫的SKB―l設計局也回到哈爾科夫，而原來的共產國際工廠則留在了下塔吉爾。西方經常稱蘇聯有列寧格勒、哈爾科夫、下塔吉爾和鄂木斯克“四大坦克研製基地”，其實歸根到底就是由科京和莫羅佐夫分別領導的兩個超級複合體，即SKB一2集團與SKB-1集團。

也許是應了“盛極必衰”的規律，戰後的科京團隊一直被莫羅佐夫團隊壓得喘不過氣來。1947年，蘇聯國防委員會拋棄了科京團隊的方案，決定採納莫羅佐夫團隊的T-54坦克作為蘇軍戰後第一代坦克，幾年後，蘇聯陸軍決定停止裝備重型坦克，轉而集中發展主戰坦克。科京在精神上受到沉重打擊，他開始酗酒，並經常為一些瑣碎的小事而大發雷霆，設計局內部出現人人自危的情況，這在設計局歷史上還是頭一回，因為當國家發生“肅反”、“非斯大林化”運動時，科京總能使設計局的小環境保持安寧。

但科京畢竟是一個具有極強自控能力的人，他沒有一味沉溺於“既生瑜，何生亮”的自怨自艾中。回到列寧格勒後，科京開始有意識地將研製工作逐步轉交給同事，像後來的蘇聯坦克設計大師沙什穆林、巴雷科夫和沃羅比耶夫等人就是在這一階段成長起來的。

在冷戰期間，SKB-2設計局走出與SKB-1設計局不同的設計道路，它著重於開發具有重大技術優勢的超時代坦克，如著名的T-80坦克，它只裝備蘇聯陸軍。而SKB-1設計局則沿襲T-34坦克遺傳下來的特色，積極發展可靠性高、易於生產的通用型坦克，他們開發的T-54、T-55、T－62、T-72坦克幾乎賣到世界的每個角落。

儘管兩大集團的坦克產量不可同日而語，但這並不能否定SKB-2集團的業績，從開拓性方面看，科京團隊對蘇聯坦克工業發展的貢獻顯然更大些。

1968年，已屆花甲的科京在從蘇共中央委員會和蘇聯部長會議爭取到“219工程”的研製項目後，心滿意足地將設計局一把手擔子交給了年富力強的尼古拉·波波夫，臨別前，科京深情地親吻了自己的辦公桌，並向波波夫贈言：“我們的特色就是我們的勝利，好好幹，同志!”

波波夫不負眾望，經過艱苦努力，1976年“219工程”被定型為T-80主戰坦克，並於1976年7月6日裝備蘇軍，到蘇聯解體前，這種坦克僅裝備最精銳的駐近衛坦克師，其神祕性一直保持到蘇聯解體。1979年10月21日，偉大的“蘇聯重型坦克之父”科京在睡夢中安詳地離開了人世，離開了他畢生鍾愛的“紅色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