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0日5時50分，國防大學軍事文化學院，嘹亮的起床號音響徹整個校園。第二期司號班學員迅速列隊後向操場奔去，軍號別在腰間，號嘴揣在上衣兜裡。三公里晨跑結束，隊伍集合在學院西北角的白樓前，學員們開始了一天的司號訓練。左手叉腰、右手持號，頭一仰，一串號音刺破晨霧，號管上的紅綢在微風中起舞。
一切從零開始
2018年9月，軍委訓練管理部發布消息，我軍司號制度恢復和完善工作全面展開，擬從2018年10月1日起全面恢復播放作息號；2019年8月1日起，全軍施行新的司號制度。國防大學軍事文化學院承接了開設司號員培訓班的任務。
在我軍通信兵序列中，司號員是個特殊的兵種。從1927年建軍開始，軍號就與人民軍隊聯繫在一起，在作戰和戰備訓練、工作、生活秩序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隨著戰爭形態的演進和我軍現代化建設發展，軍號的指揮通信功能逐步弱化，司號員編制在“百萬大裁軍”中被整編撤銷。
30多年的歷史斷檔，讓接受培訓任務的軍事文藝創演系犯了難。兩個月時間能培養出合格的司號員嗎？這一度成為創演系主任徐惠冬想得最多的問題：“沒有參照可循，沒有專職老師，一切都要從零開始。”
受領任務後，創演系立即成立專門課題組討論研究，到基層部隊、軍隊院校和軍樂團等單位進行調研，綜合意見建議後，對教學大綱和訓練教材進行初步擬定。大家都有一個共識，這是一場要打贏、也必須要打贏的戰鬥。
3月初，首期司號班正式開課，而大綱和教案也是邊教邊改。“課題組每週召開教研會，左剛、萬千裡、劉保國、王強等四位吹奏課教員根據教學實踐對大綱和教材提出修改意見。”據徐惠冬主任介紹，正式的教學大綱和訓練教案將在7月底付梓。
在此之前，一切都在摸索中。其中就包括對軍號號嘴的設計改動。
“培訓使用的軍號由軍委訓管部下發，是1985年封存起來的一批軍號。訓練中，教員普遍反映老式號嘴偏淺偏小，對號嘴進行合理改良能降低學員的學習難度。”創演系教研室主任樑召今介紹，在結合教員提議和學員意見後，學院立即聯繫地方廠家對號嘴進行改良。很快，一批新的號嘴配發到學員手中。
改變的不僅是號嘴，還有教室。
第一期培訓班開班之初，學員在臨近街邊的一棟紅樓裡進行吹奏練習。此起彼伏的練習聲在遭到“投訴”後，學員“不敢吹了”，吹奏積極性打消不少。瞭解情況後，創演系立即為司號班調整出十幾間專門的隔音教室。有了專屬教室，學員們的思想包袱沒了，號音也活躍了起來。
第一期培訓班結業時，教研室召集教員和學員代表開了一次通氣會。會上，大家暢所欲言。“主要是提問題，集智想辦法。”徐惠冬介紹。會後，學院根據學員提出的問題，對課程計劃進行調整。“第二期培訓方案將音樂基礎、司號史、思想政治等課程時間前移，在第一個月全部結束，為後期吹奏練習預留足夠時間。”
勇敢的“跨界行動”
坐在南京開往北京的高鐵上，無錫聯勤保障中心某部中士沈婉儀內心忐忑不安。“不懂音樂，從沒接觸過軍號，要在兩個月時間裡熟練吹奏21個號譜，可能嗎？”帶著疑問，沈婉儀開始了在北京的訓練生活。
新年剛過，沈婉儀和來自全軍的40名士官被選拔為全軍首批司號學員。他們有的是通信兵、駕駛員，還有的是導彈發射手。對於多數人來說，這將是一次勇敢的“跨界行動”。
“對學員的吹奏水平摸底後，我發現，雖說大家的水平參差不齊，有音樂基礎的學員也不多，但都是各單位按政治素質、軍事素質、文化素質、身體條件選出來的尖子，領悟能力強、學習能力強，這給我們打了一劑強心針。”樑召今對學員充滿信心。
“節奏感、音準感較好；肺活量好，嘴脣相對薄、無外傷，牙齒整齊，口腔無手術……”這是各單位選送司號學員的基本條件。採訪中，海軍航空大學某部上士張國強指著自己的嘴脣對記者說：“你看，我的嘴脣是班裡最厚的。”一句話，引得大家笑了起來。“但努力可以彌補短板。別人練一遍，我就練10遍，勤奮使我變得強大。”
陸軍某部四級軍士長韓軍傑擅長長笛演奏，“本以為長笛吹得好，小號學起來會很快。而這些都是我自己的‘以為’。”練習吹奏的第一天，韓軍傑在嘴形上“卡了殼”。
正確的吹奏嘴形是吹好軍號的第一步，但穩固正確嘴形並非易事。
採訪中，武警某部下士楊鵬一直在疊紙片，只見他將一張完整的A4紙裁成6釐米長、4釐米寬的小紙條，再將紙條折成2釐米長、0.5釐米寬、0.2釐米厚的紙片——這是吹奏練習的重要道具。將紙片放在脣間，用脣尖力量夾住紙片保持20~30分鐘（俗稱“叼紙片”）是快速固定嘴形、鍛鍊脣尖肌肉控制力的一個好辦法。
“30分鐘叼紙片練習後，嘴巴又酸又麻。有時吃飯時嘴還是抖的。”火箭軍某部下士樊斐笑著說。除了紙片，學員還被要求隨身攜帶一面小鏡子，隨時查看嘴形是否正確。“吹奏結束，如果嘴脣正中留下了一圈紅色印記，那就說明嘴形對了。”
剛接觸軍號時，學員們只有憋足了勁，才能吹響那麼一兩聲。幾天後，雖不那麼吃力，但因為氣短音高頂不上去，吹出來也難成調。
焦慮如烏雲罩頂，在重複“哆、咪、嗦”的過程中，學員們的嘴腫了消、消了腫，反反覆覆，人也晒黑了一圈，但每個人都在拼盡全力，讓“不可能”成為“可能”。這一點，武警某部下士侯猛飛感受最深。
午後的陽光透過樹葉的間隙打在他的臉上，油光細密。侯猛飛喜歡站在白樓前的大楊樹下吹號，“室外無混響，我能清晰地聽見自己的聲音，及時發現並改正錯誤。就是一點不好，天氣熱，嘴脣火辣辣地疼。”乾裂、皴皮，侯猛飛不停地抹著潤脣膏，兩個月用了5管。
沈婉儀是班裡唯一的女生，但司號員不分男女，來自男兵的壓力激勵著她不斷向前！向前！“自己動手寫練習曲輔助吹奏練習，這點很棒。”沈婉儀的努力得到了班主任楊磊的讚許。結業考試中，她拿到了樂理科第二名的好成績。“號音吹得比男兵更高、更亮。這就叫優秀。”
和沈婉儀一樣，大部分學員對軍號、軍號史知之甚少。為了讓學員對軍號有更多地瞭解，培訓班開設了軍樂與司號史的課程。學習歷史後，沈婉儀知道了1927年紅軍連的編制中就已經有了司號員的編制；瞭解到在朝鮮戰場上，我軍司號員鄭起創造了一把軍號嚇退聯軍一個營的傳奇故事。
火箭軍某基地下士劉奇的爺爺就曾是一名司號兵，上過戰場，吹過軍號。4月的一個夜晚，年近耄耋之年的老人聽說孫子要來北京學吹軍號，一高興，喝了半斤白酒。
“第一週吹響、第二週吹長、第三週吹變音……”為期兩個月的培訓生活，時間被精確切分、標記。培訓初期，看不懂的樂理、唱不會的樂譜，讓戰略支援部隊某部中士鄧偉覺得度日如年；等到了第二個月練習21個號譜時，他又感嘆時間過得太快完全不夠用。在這棟小白樓裡，“時間相對論”一直存在著。
作為解放軍軍樂團首席小號手，劉保國老師認為，學員要想將氣息掌控自如，將21個號譜吹奏得遊刃有餘，兩個月時間遠遠不夠。“‘樹大自植’，院校培養只是第一步，後續的自我練習更重要。”
眼下，處於“生長季”的學員正在不斷地給自己做“加減法”，努力讓自己變得更優秀。學習時間已經過半，劉奇還沒正經出去遊玩過，在他看來，週末是“彎道超車”的好機會。
記者簡單估算了下，平均一天下來，學員和軍號“親密接觸”的時間將近8個小時，除了吃飯，通常一練就是大半天。高強度的練習，嘴部痠疼是常有的事。休息時，有人選擇“沉默是金”，有人“打嘟”放鬆，劉奇喜歡含著一顆糖閉目養神，嘴尖的壓力迅速被舌苔上的甜所掩蓋。
向“領頭羊”進階
“全軍施行新的司號制度前，學院會開設4期培訓班，按照每班40~50人的培養計劃，想要滿足全軍司號員的需求還有很大缺口。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培養的學員不僅是司號員，還是教練員。他們將成為‘種子’，回到各軍兵種部隊組織司號教學。”樑召今說。這就意味著，在兩個月的時間內，學員不僅要學會吹，還得學會教學組訓。
4月30日，第一期學員全部順利畢業。年輕的學員回到部隊，一邊繼續吹奏練習，一邊當起了各自單位司號員培訓班的“領頭羊”。
5月9日，侯猛飛在部隊駐地山西太原開設司號員培訓班，成為同期第一個獨立開班的學員。從學員變身教員，侯猛飛這回面對的是80名學員，培訓時間為40天。電話採訪中，侯猛飛直呼“壓力山大”，熬夜備教案成了常態。5月27日，韓軍傑的司號班也開班了。開課不到半月，韓軍傑接連感嘆“難！頭疼得很。”眼下，他們遇到的教學難題和幾個月前教員們遇到的棘手問題是相似的。對於這一點，教員們早有準備。
五一假期第一天，劉保國編輯了一條近千字的授課心得發到學員群裡，幫助學員儘早適應教員角色。而更多的任前培訓早在開班時，就有了安排。
授課過程中，教員注重通過多種方式引導學員掌握一定的教學技能。班主任楊磊負責樂理課教學，在他的課堂上，他會預留半節課時間讓學員走上講臺授課。“學員在試講過程中，一面鞏固課堂知識，一面掌握授課技巧。”事實證明，楊磊的嘗試很奏效。
武警內蒙古總隊下士郭勝強曾是一名長號手。課堂上，郭勝強的積極性很高，喜歡舉手上臺，不論是答題還是試講。在同學眼中，他是一個膽大的漢子。“其實我也很緊張，但我得提前適應講臺上的氣氛，回到單位後得組織司號員集訓。”
第一期培訓結束，學院選拔了5名優秀學員留校，擔任第二期培訓班的小教員，輔助老師對後進學員進行吹奏指導。
啟用學員擔任助教，這在軍事文化學院尚屬首次，既鍛鍊學員的教學組訓能力，又充實師資隊伍。首期學員楊鵬和杜耿鬆位列其中。
“號嘴位置上下各佔一半，號嘴的支點在下脣……”劉保國講授吹奏要領時，楊鵬站在一邊仔細觀察記錄。紮實的任前準備工作從他桌上擺放的兩本厚厚筆記本可窺一斑。“老師教的、同學吹的、自己琢磨的，我都寫進了本子裡。”楊鵬說。閒暇時，他還將自己吹奏的21個號譜錄成音頻，發到第二期學員的手機上，幫助大家聽音練耳。武警某部戰士杜耿鬆買了一臺小型攝錄機，將上課畫面攝錄下來，課後再根據視頻進行整理。“課堂上老師指出的問題、產生的原因、解決的方法，這些在我今後的課堂上都能用上。”
為了戰鬥，前進
“這是一種銅製的樂器，能發出一種特別刺耳的聲音。在戰場上，只要它一響起，共產黨軍隊就像著了魔似的，全都不要命地撲向聯軍。每當這時，聯軍總被打得如潮水般潰敗……”這是美軍第八集團軍總司令李奇微在《朝鮮戰爭回憶錄》裡對軍號的描述。
原空政文工團樂隊隊長左剛，是30多年前的最後一批司號員，時隔多年，仍能清晰地吹奏出每一種號譜的音律，他深知吹響軍號對於一場戰爭的意義。
一串號音就是一道命令，號音吹得是否正確關係到戰役的成敗，有時還能夠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作戰目的。
課堂上，左剛的要求格外嚴格。“寧可不吹，也不要吹錯。”他時常重複著這句話。在他看來，學員們吹的還是當年的號音，為的還是同一個目的：“戰鬥”。
“531 555 531 555……”這是韓軍傑最喜歡吹的衝鋒號。一段9秒的衝鋒號，他反反覆覆能練上幾十遍。“衝鋒號一響，我軍將士勇氣倍增、殺聲震天；而敵人聽到了，便會膽戰心驚，潰不成軍。”
軍號重新“徵召入伍”，在徐惠冬看來，是精神的傳承，更是向戰爭的宣誓，它將喚醒蟄伏在軍人骨子裡的血性，“軍號承載著傳承紅色基因、強化號令意識、推進正規化建設、提振軍心士氣的作用。特別是在未來組織的戰備演練中，電子播放號將被取消，改為司號員吹奏。一旦我方受到無線電干擾和電磁壓制，軍號仍然能夠作為保底通信手段。”
劉伯承元帥曾說，沒有通信聯絡就說不上軍隊指揮。可以說，號令就是指揮員在戰鬥中的喉舌。在戰場上，司號員同指揮員一樣，都是敵人重點狙擊的目標，時刻處於運動中的司號員需及時躲避來自敵方的危險。正因如此，在司號員培訓計劃的制訂過程中，“立足實戰，聚焦備戰打仗”成為課題組規劃教學設計時的重要考量之一。
“培訓第七週，學院將安排模擬實戰環境的教學課程，學員將被送到陌生演訓場，在近似實戰的戰鬥環境中組織訓練，以提升他們在戰鬥中克服不利天氣、地形的影響，快速行進、尋找掩體、在安全地點發送號音的能力。”徐惠冬向記者介紹。
為了在戰場上吹出完美的號音，學員們就像是一塊晒了很久的海綿，拼了命地吸收知識，加快學習進度，誰都不想放鬆，誰也不敢放鬆。
行文即將結束時，韓軍傑給記者發來一條消息，“軍號是世界上最神奇的語言。一想到8月1日，部隊的作息號將從我和戰友們的號角里吹出，響徹祖國的每一座軍營，我就會由衷地生出一種自豪感，好似回到18歲參軍時的模樣……”
攝影：張增亮
製圖：扈 碩
歷史鏈接
1927年，參加八一南昌起義的國民革命軍中編有司號分隊和司號兵。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成立後，為保障各級首長調動和指揮部隊，在軍部副官處編司號班、設司號官，在團、營、連分設司號長、號目和司號員。
1931年11月，中革軍委總參謀部在瑞金召開紅軍司號會議，制定頒佈了《中國工農紅軍軍用號譜》，併發出《關於司號員問題的通令》，人民軍隊首次擁有了自己的號譜和司號制度規定。
1933年3月，中央在瑞金附近坪山崗設立紅軍通信學校，開設號兵班次，開始系統培訓司號骨幹。
新中國成立後，全軍部隊在連編設司號員，營編設司號班，團編設司號排，司號員成為我軍基層部隊傳統的“八大員”之一。
趣聞軼事
由於譜系複雜，一個司號員的養成很不容易，紅軍時期國共雙方的軍隊都有“交號不交號嘴”的規矩，即司號員調動、離隊，要把軍號交上去，而號嘴屬於個人物品，不必交。所以，號嘴就成了司號員的職業標誌，每次打完仗，雙方都很重視在俘虜身上搜查號嘴，一旦發現俘虜中有司號員，是要千方百計留下來的。
革命年代，司號員在軍中享有較高的待遇。除日常和指揮員一樣的生活待遇外，紅軍中的司號員每月有三塊大洋的雞蛋費，即便在艱苦的長征途中，也有一塊大洋。
在我軍司號員隊伍裡，走出不少開國將軍。據不完全統計，光是當過司號員的開國中將就有張國華、聶鳳智、王輝球、邱創成、李成芳、蔡順禮、劉西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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