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與本文無關。

1）

劉強東性侵案公寓視頻今日曝光。據此，有人說，這證實了劉強東的確被“仙人跳”了。對此，筆者不敢妄加評判，一切有待於真相進一步水落石出。

視頻內容包括酒桌上以及女生公寓走廊、電梯等場合的監控場景，畫面中出現有女生挽疑似劉強東的胳膊等舉動。劉強東代理律師稱，經當事人確認，該視頻內容屬實。這些畫面和公眾之前所感知的現場，確實有了些細節出入。

筆者自始至終都表達這樣的觀點：第一，希望當事人之一的劉強東能夠勇敢地站出來，坦誠的說明一切；第二，無論最終真相以及判決如何，都不妨礙這樣的事實：劉強東的確婚內“出軌了”，和原告發生了性關係；第三，不管怎樣，企業家的身上要流淌著道德的血液，在扮演好經濟人的角色的同時，也需要做好社會人的角色——因為，在這個時代，企業家群體和知識分子等，一起構成了推動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如果企業家群體和知識分子喪失“德行”，沒有一種“公共的善”，社會之墮落可想而知。

筆者堅持這樣的觀點，並非代表就對劉強東做了“有罪推定”——畢竟有罪與否都是司法審判之鑑，但這也並不意味著筆者不能對劉強東性侵案進行背後的深度思考：經濟世界中，是否還需要“良知”？！

更為重要的是：如果女方不自願，而男方硬是“霸王硬上弓”的話，也是強的；不管此前女方到底做了什麼。即使夫妻之間，如果妻子不自願與丈夫發生性關係，而丈夫使用強制或暴力等手段強行之，也是屬於違反了婦女自願的意志導致強人所難，涉嫌違法。

讓我們看看新曝光的視頻，到底說明了啥？在筆者看來，至少說明了幾點：一個是劉強東的確進入了原告的住處；二個是原告和被告的確是在一起。

劉強東案的最終真相無非是這樣幾個：一個的確是被“仙人跳”了，但劉強東也的確是婚內出軌了。二個是女方的確對劉強東表示出了親密和友善，但並不代表著人家就願意和劉強東上床發生性關係，可劉強東最後的確用強了，婚內也的確出軌了。三個是男女雙方半推半就之間發生了性關係，但事後沒有談妥…儘管如此，劉強東也的確出軌了。

不管如何猜測，在美國法庭尚未對女方陳述進行確認之前，這仍然是一方的說辭，還不能說是全案的真相。還要等待美國法庭開庭，看陪審團的意見，才能有較權威的定性。

2）

另一位企業家李國慶很為劉強東“打抱不平”：“老劉的備受爭議，我覺得是他的私德這次受到了巨大的挑戰，這個是他的不幸啊，但是我不認為我們該用道德楷模來綁架企業家。”如果只是婚外情而不是性侵，李國慶認為大家應該原諒作為企業家的劉強東。李國慶說，自己真怕京東倒了，讓馬雲的阿里巴巴一家獨大，當然希望市場三駕馬車、五駕馬車了。而在談到劉強東事，李國慶稱，自己跟劉強東有英雄惜英雄的感覺。“在百貨的競爭中至今還在虧損，我甘拜下風，而劉強東能夠呼風喚雨，要錢有錢，打下今天的天下，那我是佩服的。”李國慶表示，可以說至少過去的劉強東是有賭徒的心態或者叫雄心啊，這個敢冒風險這些都是值得自己學習的。

企業家的“私德”真的是無關他人嗎？也就是說，企業家可以沒有“德行”嗎？李國慶等言辭，讓筆者再次領略到企業家的“醜陋”和“自大”，就像之前的俞敏洪的子宮決定論一樣。

這讓筆者想到了曾看過的一本書《當良知沉睡》。這本書裡說，這個社會上有相當多數的人都是良知沉睡者，即反社會人格者：

1、無社會責任感

2、無道德觀念

3、無恐懼心理

4、無罪惡感

5、無自控自制的心理能力

6、無真實無真正感情

7、無悔改之心

而且，最要命的是:居然每25人中，就有一個是這樣的人——無良症者，又叫反社會型人格障礙者——這是一種無法矯正的性格缺陷。

患無良症的人群被稱為反社會人格者，即使做了壞事被抓到，他們也只是受到表面的懲罰，但其內心絲毫感覺不到傷害別人而所受的煎熬。但反社會人格障礙（無情人格障礙），是對社會危害最為嚴重的類型，他的特徵是高攻擊型，缺乏羞慚感，不能從經驗中吸取教訓，行為受偶然動機驅使，社會適應不良等。而且，他們在影響著人們的價值觀和行為方式。

最近時常有企業家冒出驚人之語，而且在劉強東案上類似持有李國慶觀點的人並非少數，大有人在，認為“男人搞個女人算什麼事兒啊”、“被構陷了”，等等，筆者認為並非偶然。根據《當良知沉睡》這本書的說法是，反社會人格者極其喜歡用破壞性的行為尋找刺激，而且樂在其中，常是人們口中所說的神經病。但恰恰特他們其實思維百分之百正常，甚至十分受人喜歡，還特別自愛。

想一想，有多少中國的企業家真的是既招人追捧又特別自愛，同時還極其奇葩，時不時地用某些言行來尋求刺激並樂此不彼......

所以，筆者記得正和島的創辦人劉東華曾在一個公開演講中呼籲道：中國企業家亟需以良知為新的靈魂，打造新的企業家精神——按照筆者的理解是，如果傳統的企業家精神是以經濟人角色為唯一訴求的話，新的企業家精神必須同時兼顧社會人的角色，即要有德行和操守。

圖片與本文無關。

3）

即使如經濟學鼻祖的亞當斯密，也認為需要有種道德。

大家都知道，亞當·斯密有兩本著名著作，影響巨大，一本是《道德情操論》，一本是《國富論》。這是世界經濟思想發展中的一道分水嶺。《道德情操論》中的“道德情操”在斯密的時代，是用來說明人（被設想為本能上是自私的動物）的令人難以理解的能力，即作出判斷剋制私利的能力。亞當·斯密通過該書闡明具有利己主義本性的個人怎樣控制感情或行為，尤其是自私的感情或行為，以及怎樣建立一個有確立行為準則必要的社會。而《國富論》主要闡釋自私的好處，同時，自利行為客觀上也會產生“利他”的效果。實際上，《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是交替創作、修訂的，亞當·斯密的學術思想體系本質上是一致的，只是前者側重倫理道德問題，後者注重經濟發展問題。

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認為人們過於看重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所論述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重視經濟人的謀利心理和自利行為，卻忽略了其在《道德情操論》中所倡導的社會人的倫理、心理、法律和道德情操。阿瑪蒂亞·森對亞當·斯密的評判代表了眾多經濟學家的觀點，也逐步為大眾所接受。

至於管理學大師，德魯克也一直堅持管理中“人”的觀點——這背後其實都是要把人當人的道德哲學。而在西方的倫理學中，大家一致認為開創者是亞里士多德，他依照其美德倫理學，把道德看作支配人們選擇某種理想的品質；休謨依據其道德情感論把道德視作源自人性中的自然原則，即“同情心”的某種“約定”，認為人格價值完全取決於是否具有對自己或對他人有用或使之愉快的精神品質…即使自由主義者，也從未否認過道德的重要性。

說到中國的德行文化，更是源遠流長，博大精深了。談及德行，也並非意味著所謂的道德綁架——市場經濟和自由世界，並不代表著就可以為所欲為，也是需要遵循良知精神和良序規則的。

筆者認為，中國的企業家們需要謹慎言行，他們的一言一行都在影響著社會——一個社會是醜還是美，企業家和知識分子們的作為，至關重要——因為，他們本就是代表著這個社會；這個社會除了經濟財富至上之外，還需要一種公共的善和良知。

本文為劉強東案背後深思考系列原創文章之一。頭條號首發，未經許可，嚴禁一切形式的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