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東生：父親親歷的那段長春歷史
單師玉
我的父親名叫單師玉，字芷眉，生在江蘇省江都縣（今屬揚州市區），長在南京，從小熟讀四書五經，在鄉試中取得過名次，寫一手好毛筆字。
父親生於何時是一個“謎”。清末民初，他在第一任妻子病逝後來到吉林省工作，在南京還留有二子二女（故宮博物院原院長單霽翔便是我同父異母的二哥之子）。當時，父親在長春擔任中學教員，經人介紹認識了剛從師範學校畢業擔任小學教員的母親。父親和母親的年齡差距很大，便隱瞞了自己的年齡，母親也不過問。其實，通過三條線索可以大致推算出父親的生年。一是父親1945年冬病逝前曾與一位前來探望的老友嘮起年歲，說自己70歲，是清同治年間生的。二是我父親曾在清光緒帝維新變法時被派往日本留學。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清政府頒佈《明定國是》詔書，開始變法，六月諭令從同文館和各省學堂選派學生“出洋留學”。七月，命各省督撫從各學堂中挑選“聰穎學生，有志上進”者赴日本留學。父親正是在此期間從南京前往日本留學，學習法律。父親當年是青年學子，從這個時間推算，他應生於同治末年。三是以我們兄弟姐妹中年齡最大的大姐生日推算，父親也應生於同治末年。
父親留學不久，“百日維新”夭折。接著，八國聯軍進攻北京，清朝統治搖搖欲墜，父親歸國。後來，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成功，中華民國成立。父親被派往東北，在長春道立中學（應為“吉長道立中學”——編者注）任教員，不久後擔任伊通縣繳運局（或為“伊通縣榷運分局”——編者注）局長。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侵佔東北，扶植偽滿洲國進行殖民統治。父親決意不為日本人辦事，辭官為民。他和母親用多年積蓄購置房產，靠出租房屋的收入養活全家。當時，我同父異母的兩位姐姐和二哥在南京、上海由親屬撫養直到上大學、參加工作。大哥單更生則由父親接來撫養，送到瀋陽（當時稱奉天）南滿中學讀書，後考入今上海交通大學，畢業後回到長春。大哥熱愛文學，成為東北淪陷時期長春（當時稱新京）以古丁為核心的“藝文志”派作家群的一員，筆名“外文”。
除大哥外，我們同父同母的兄弟姐妹7人共同生活在長春。在那個年代，我們家屬於中產階級，比較富裕，家中藏書很多，父親平日裡博覽群書，特別是文言古典歷史、小說，還經常練習書法。當時，從江蘇到東北工作的人成立了“江蘇會館”（同鄉會性質的群眾組織），父親常同江蘇老鄉相聚，談天說地。他們還時常聽收音機的短波“敵臺”，瞭解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況和中國抗戰的消息。那時只能偷聽，如果被日本人抓到，會以“政治犯”的名義逮捕。當時的長春交通銀行行長和一些職員都是父親的江蘇老鄉和好友，他們常在銀行後院行長的寬敞住宅中相聚。那時，我家租住在西三道街離交通銀行很近的一座有著五間正房、一間倉房，並有足球場大小庭院的住宅中。母親在院內種植大麗花和江南的一種莧菜，這是父親非常愛吃的蔬菜。這樣一個大家庭很難靠母親一人操持家務，為此家中僱請了一位廚師，我們稱他為“大師傅”，這位“大師傅”稱我們兄弟姐妹為“小姐”“少爺”，讓我感到很不舒服。
說到這裡，我要回憶一下父親在偽滿洲國14年統治下是怎樣走過來的，他的言行對我有何重要影響和教益。
我出生在1930年12月，正是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前夕。1945年抗戰勝利時，我已是中學二年級學生。我和父母、兄弟姐妹都親歷了那段難忘的亡國奴歲月。當時長春百姓過的是怎樣的生活呢？本來東北三省正如《松花江上》中唱的那樣：“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那裡有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但是日本帝國主義侵佔東北後，為了擴大侵略戰爭，建立所謂“大東亞共榮圈”，大量掠奪東北的糧食作為戰爭資源。他們榨乾了農民的糧倉，並對城內居民實行定量供應，每戶居民憑“通帳”（一種供應糧食和日用品的小冊子）領取糧食和日用品。供應量不僅不足以讓人吃飽，而且只有粗加工的高粱米和“雜合面”（包米麵摻合著豆餅面和橡子麵），過新年、春節時才會供應一點點大米、白麵。平時吃大米飯如果被警察發現，要打成“經濟犯”捱打受罰，甚至被拘留審訊。
父親為了讓我們兄弟姐妹吃得飽，還能多吃一些細糧，便託親友從農村偷偷地買來麵粉。當時有些農民私自種少許小麥,秋收後偷偷用石碾磨成麵粉，稱為“本地面”，類似現在的全麥粉。就是這種麵粉，也只能偷偷地磨，偷偷地運到城裡賣。記得當年農民秋收後，都會趕著馬、騾拉的大鐵軲轆車運秫秸（那個年代家家戶戶用秫秸燒火做飯、燒炕），有的農民便把“本地面”裝進袋子，埋到秫秸垛子裡運進城。買這種麵粉要像做賊一樣暗中交易，價錢要比麵粉廠生產的只供日本人食用的白麵（當時稱“洋白麵”）貴得多。
我家當時靠收房租生活，雖然比較富裕，但是要供我們兄弟姐妹上學，生活費用也很緊張，要精打細算，節衣縮食。我讀小學和中學時每天帶飯盒，星期天和寒暑假期間，家裡一天只吃兩頓飯。記得有一年春節，父親寫了一副春聯貼在大門上，上聯是“既生六男又生五女，”下聯是“但求兩飽不求三餐”。由此可見父親樂觀的生活態度，也反映出當時長春百姓的生活狀況——我家尚且如此，可以想象一般市民和貧困群眾會是怎樣的生活水平。在那個年代，時常有破衣爛衫、手提飯筒的乞丐登門乞討。他們是名副其實的“要飯的”，挨戶乞討的目的就是為了獲得一些殘羹剩飯填飽肚子。每逢此時，父親總是讓我們將家中剩下的飯菜取出來送給他們。父親的態度，在我們心中種下了同情、幫助弱者的種子。
父親一生常做善事。他有一個專門治療痢疾的祖傳祕方，很是靈驗。舊社會許多貧窮的鄉親吃不飽、吃不好，衛生條件極差，一些人患痢疾無錢醫治，十分痛苦。父親就用這祕方配成中藥，送給病人，幫助很多人解除了病痛。另外，父親的書法遠近聞名，每年春節前,鄰居、親友請他寫春聯，他都欣然命筆。有的親友、鄰居不識字，求父親代寫書信，父親也都樂於幫忙。
在偽滿統治14年中，被奴役的中國人不但在政治上沒有任何民主和自由，甚至連行動和說話的自由都沒有。居民出門常常遇到警察檢查“良民證”，如果拿不出來，就會被抓“浮浪”（日本人稱流浪者為“浮浪”），送到礦山當勞工。居民還要“十家連坐”，如有反滿抗日言行要互相監督、檢舉，連親友、鄰里、同學之間都不能說反滿抗日的話，也不許說自己是中國人，否則就會以“思想犯”“政治犯”問罪。我上中學是在“新京中央國民高等學校”，當時的語文教科書有兩冊，一冊是《國語（滿語）》（即漢語）、一冊是《國語（日語）》。在這種情況下，父親教導我們要努力學好漢語，要知道中國的歷史。父親有許多藏書，其中有文言文的線裝書，也有白話文的歷史書和古典小說，他鼓勵我們兄弟姐妹多讀書。上小學時，我就閱讀了《三字經》《千字文》，後來還閱讀過《水滸傳》《西遊記》和巴金的《家》《春》《秋》等文學名著，讓我瞭解了祖國悠久的歷史和博大精深的文化。
父親除了鼓勵我們多看書學習外，還給我們講一些歷史故事和歷史事件，包括鴉片戰爭、辛亥革命等等，教導我們不要忘記自己是中國人，不要忘記帝國主義侵略的歷史，要奮發圖強。父親對我們的教導在當時奴化教育的背景下具有特殊的意義。
從小學到中學，全體師生每天都要在操場上舉行“朝會”。第一項是“升國旗”“向天皇遙拜”，要面向東方行90度鞠躬禮，然後轉向北方行鞠躬禮，向傀儡皇帝溥儀遙拜。第二項是默禱，向侵華戰爭和二戰中死去的日本軍人默哀。第三項是“唱國歌”。
偽滿統治期間，每年3月1日是“建國節”。這天“朝會”上，校長要身穿日滿“協和服”，系黃禮帶，戴白手套，鞠躬45度，“請送”並宣讀《迴鑾訓民詔書》。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溥儀頒發了《時局昭書》。在學校每月8日的“朝會”上都要宣讀該詔書。我在“中央國高”學習時，學生們都要用漢語和日語背誦這一詔書，背不下來就要捱打受罰。另外還要背誦《國民訓》，第一條就是“崇敬天照大神，忠誠於皇帝陛下”。學校還組織學生們列隊參拜日本神社和“忠靈塔”（當時建在今三角廣場附近，長春光復後被拆除）。“忠靈塔”是偽滿時期日本人建設的一座塔型建築，裡面供奉著在侵華戰爭中死去的日本官兵的牌位。這一系列的奴化教育，就是想讓青少年忘記自己是中華民族的後代，忘記自己是中國人。
上中學時，我極為反感卻敢怒不敢言的是“階級服從”的教育制度。日本帝國主義奉行“階級服從”，學校配有日本軍事教官，我們學校的教官是日本中佐（相當於中校），在軍事訓練中用木製“三八”步槍教學生練習刺殺。同時，他指揮學校的一切行動，大權在握，連校長和教師也得對他唯命是從。教師可以任意打罰學生，高年級學生也可以打罵低年級學生，我曾多次捱過這種打罵。
每當我遭受奴化教育、被侮辱打罵不堪忍受，回家向父母傾訴時，父親總是親切而又耐心地給予我安慰，讓我學會忍耐，並且給我講國際、國內戰爭的形勢和日本侵略戰爭必將失敗的論斷。那時，父親常常到交通銀行，和江蘇老鄉們一起在夜裡偷偷收聽“敵臺”，瞭解抗日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進展，及時向我們兄弟姐妹傳達勝利的消息。1945年5月，父親歡欣鼓舞地向我們宣佈，德國已經戰敗投降，日本帝國主義也即將滅亡。大家聽了都十分高興，心想：我們受奴化教育的時代終於要結束了，戴在頭上的“滿洲國民”的帽子也要摘掉了！不久後的8月15日，日本侵略者宣佈投降，大批長春市民擁上街頭，高呼：“我們是中國人了！”那種激情，那種喜悅，那種民族自豪感，我今生今世都不會忘記。
父親由於患胃潰瘍多年，久治不愈，到1945年冬天病情加重，多方診治無效，於當年12月病逝。母親和我們兄弟姐妹在無比悲痛之餘，也感覺到一絲安慰。當時人說“人活七十古來稀”，父親於古稀之年離世，是人們說的“喜喪”；而且，父親在抗戰勝利之後去世，已經如願看到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失敗和偽滿洲國的滅亡。在父親的葬禮上，四哥單寅生獻上的輓聯代表了我們兄弟姐妹的心聲。上聯是“雖逝，但其志已遂不做亡國鬼”，下聯是“悲泣，不如繼其遺志奮鬥到底”。父親的遺志是什麼？就是打敗侵略者，振興我中華。
信息來源：長春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