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琴南，福建閩縣人士，本名林紓，原名群玉，字琴南，號畏廬，別署冷紅生，晚稱蠡叟、補柳翁、踐卓翁、長安賣畫翁。有狂生的稱號。可以認為他是晚清文壇上最為舉足輕重的人物之一。他一生推崇桐城古文，甚至完成了用桐城古文來翻譯外國小說的偉業，他的小說有很多先進思想，他的存在勾連了古典文學與近代文學和甚至啟發到了當代文學的一部分巨匠。但是在晚年時期又蛻變成一個極端的保守派，這是一個令人進行扼腕的轉變。在這個期間的標誌可以用他的兩本小說來概括——從《茶花女遺事》到《荊生》。
一、 具有原始儒家氣質的林紓
林紓的早年家境貧寒，但是他博聞強識，他是桐城派的一條餘脈，做著最忠實的儒家文化的信徒，在1882年已三十的林紓考中舉人，聲名遠播。
這裡如果想要知道在清朝從一個秀才到舉人的身份轉變的差異，可以看看《範中進舉》裡的描寫，無論是對於中舉的本人還是家人相鄰或者其他鄉紳名士的態度轉變就可以看出來。
此時的清朝科考制度仍是沿襲八股取士的政策，因此有人說八股取士取出來的"士"大部分都是書呆子，甚至有些地方的方言就會用"死八板"來形容讀書人，可見一斑，但是很顯然林紓並不在這個範圍之內。林紓像過去幾千年的那些寒門學子一樣夜以繼日的研讀四書五經，但除此之外他並不拘泥於"官方必考書目"他廣泛閱讀，對於儒家的經典元典進行深入的研讀，在對儒家學說為代表的古典文學有著更加深入的理解的同時，也逐漸形成了屬於自己的思想。
除此之外，林紓從一開始就接受清朝第一古文派——桐城派的影響，在他所處的這個時期，桐城派近乎完成了自身理論的體系化完整化，再保持著"三祖"的靈魂的同時又走向了多元化的時期，所以林紓一開始就練習的"桐城古文"就是比較完備的體系，很顯然天資聰穎的林紓將桐城派的文論理解得很深刻，這一點可從當時桐城大師對他的推崇，以及林紓自身採用桐城古文"意譯"外國名著這兩點就可以看出來。
因此，哪怕不去看林紓的學術思想，也可以看出林紓絕非那些只會做八股文的"死八板"，他自身上有著深厚的古典文學功底，這樣深厚的功底也就支撐了林紓在學術思想上的成就。一方面他沉迷程朱理學認為裡面盡是天下之理，但是也可以指出來"宋儒嗜兩廡之冷肉，凝拘攣曲局其身，盡日作禮容，雖心中私念美女顏色，亦不敢少動。"；另一方面雖然林紓一生都在推崇"桐城古文"但是他所處於桐城派的分類當中絕對是開拓創新的那一類，"守法度，有高出法度外之眼光；循法度，有超出法度外之道力"，這也是我反覆所說的林紓採用桐城古文來翻譯外國小說的一個重要原因。
但是雖然林紓翻譯的書卷裡盡是《茶花女》《茵夢湖》《湯姆叔叔的小屋》這一類的看起來與封建正統思想截然相反的書目，雖然可以認為林紓具有先進的思想但這絕不是能證明林紓就是什麼反封建的所謂的"先進人士"，相反，林紓是一個極重禮教秩序的人，他大肆痛斥那些"欲廢黜三綱，夷君臣，平父子，廣其自由之途轍"的年輕人，同樣也不能因此說林紓虛偽，這樣的差異恰恰能說明林紓是一位真正的具有人本主義色彩的儒家知識分子，是具有了孔孟時期的原始儒家學者的氣質的一位舊派知識分子應該具備的思想。他們可以運時而動但是一切的行為都是為了維護正統。
林紓這樣的思想決定了他會做出不辭辛苦七考進士，為搖搖欲墜的國家前途奔波，也讓他可以看破浮誇，著書立說，甚至自己出資供讀那些貧寒的學子的仁人志士之行為，但是也為他晚年激進的思想轉變埋下伏筆。
林琴南，福建閩縣人士，本名林紓，原名群玉，字琴南，號畏廬，別署冷紅生，晚稱蠡叟、補柳翁、踐卓翁、長安賣畫翁。有狂生的稱號。可以認為他是晚清文壇上最為舉足輕重的人物之一。他一生推崇桐城古文，甚至完成了用桐城古文來翻譯外國小說的偉業，他的小說有很多先進思想，他的存在勾連了古典文學與近代文學和甚至啟發到了當代文學的一部分巨匠。但是在晚年時期又蛻變成一個極端的保守派，這是一個令人進行扼腕的轉變。在這個期間的標誌可以用他的兩本小說來概括——從《茶花女遺事》到《荊生》。
一、 具有原始儒家氣質的林紓
林紓的早年家境貧寒，但是他博聞強識，他是桐城派的一條餘脈，做著最忠實的儒家文化的信徒，在1882年已三十的林紓考中舉人，聲名遠播。
這裡如果想要知道在清朝從一個秀才到舉人的身份轉變的差異，可以看看《範中進舉》裡的描寫，無論是對於中舉的本人還是家人相鄰或者其他鄉紳名士的態度轉變就可以看出來。
此時的清朝科考制度仍是沿襲八股取士的政策，因此有人說八股取士取出來的"士"大部分都是書呆子，甚至有些地方的方言就會用"死八板"來形容讀書人，可見一斑，但是很顯然林紓並不在這個範圍之內。林紓像過去幾千年的那些寒門學子一樣夜以繼日的研讀四書五經，但除此之外他並不拘泥於"官方必考書目"他廣泛閱讀，對於儒家的經典元典進行深入的研讀，在對儒家學說為代表的古典文學有著更加深入的理解的同時，也逐漸形成了屬於自己的思想。
除此之外，林紓從一開始就接受清朝第一古文派——桐城派的影響，在他所處的這個時期，桐城派近乎完成了自身理論的體系化完整化，再保持著"三祖"的靈魂的同時又走向了多元化的時期，所以林紓一開始就練習的"桐城古文"就是比較完備的體系，很顯然天資聰穎的林紓將桐城派的文論理解得很深刻，這一點可從當時桐城大師對他的推崇，以及林紓自身採用桐城古文"意譯"外國名著這兩點就可以看出來。
因此，哪怕不去看林紓的學術思想，也可以看出林紓絕非那些只會做八股文的"死八板"，他自身上有著深厚的古典文學功底，這樣深厚的功底也就支撐了林紓在學術思想上的成就。一方面他沉迷程朱理學認為裡面盡是天下之理，但是也可以指出來"宋儒嗜兩廡之冷肉，凝拘攣曲局其身，盡日作禮容，雖心中私念美女顏色，亦不敢少動。"；另一方面雖然林紓一生都在推崇"桐城古文"但是他所處於桐城派的分類當中絕對是開拓創新的那一類，"守法度，有高出法度外之眼光；循法度，有超出法度外之道力"，這也是我反覆所說的林紓採用桐城古文來翻譯外國小說的一個重要原因。
但是雖然林紓翻譯的書卷裡盡是《茶花女》《茵夢湖》《湯姆叔叔的小屋》這一類的看起來與封建正統思想截然相反的書目，雖然可以認為林紓具有先進的思想但這絕不是能證明林紓就是什麼反封建的所謂的"先進人士"，相反，林紓是一個極重禮教秩序的人，他大肆痛斥那些"欲廢黜三綱，夷君臣，平父子，廣其自由之途轍"的年輕人，同樣也不能因此說林紓虛偽，這樣的差異恰恰能說明林紓是一位真正的具有人本主義色彩的儒家知識分子，是具有了孔孟時期的原始儒家學者的氣質的一位舊派知識分子應該具備的思想。他們可以運時而動但是一切的行為都是為了維護正統。
林紓這樣的思想決定了他會做出不辭辛苦七考進士，為搖搖欲墜的國家前途奔波，也讓他可以看破浮誇，著書立說，甚至自己出資供讀那些貧寒的學子的仁人志士之行為，但是也為他晚年激進的思想轉變埋下伏筆。
二、 從《茶花女遺事》到《荊生》的轉變
迴歸到寫這篇文章的初衷，從我的角度談論一下林紓的晚年轉變，我會選擇他的兩篇作品來形容——從《茶花女遺事》到《荊生》。
《茶花女遺事》是林紓桐城古文翻譯的代表作，只要但凡對中國文學史有點了解的人應該都知道這部作品。雖然林紓是看不懂外文，但是他通過別人的"直譯"來了解故事的來龍去脈，在融匯自己的思想感情來實現"意譯"，雖然很多人對這種"二次創作"抱有很多的質疑，但是這個確實是比較文學的範圍中一個很高文學標準。一部作品尤其是不同文化系統的文學作品想要到完全不一樣的文化語境生存下來並能得到廣泛傳播，除了自身永恆的無國界的藝術魅力之外，意譯成符合本國讀者閱讀習慣的翻譯也是極為重要的。因此林紓的翻譯小說的意義很大的程度上並非傳播了所謂的西方先進思想，而是做了窗戶的作用，給中國的讀書人們打開了另一扇屬於不同文化體系的文化絢爛的世界，吸引他們，引起興趣，僅此而已。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說，一味指責林紓思想的退化是沒有道理得到，我認為林紓對於西方文化的態度更多的情況就類似於魏晉南北朝時期那些儒家知識分子面對嶄新的佛教文化的吸收容和的態度。
就像我在第一部分敘述的那樣林紓是一個具有原始儒家文化氣質的一箇舊派知識分子，他的行為出發點就是維護他的"正統"。
《荊生》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是十分的陌生的。確實，《荊生》是林紓原創的一篇文言小說，作於1919年的文言小說，很顯然劃分到古代文學當中是不合適的，同樣劃分到中國新文學上也是不合適的，如果非要做一個歸類那是可以歸類到現在讓處於冷門的近代文學。所以在各類文學史都很難看到他的蹤跡，但是翻開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任意一部著作就可以看到他的身影，詳細的可以翻一翻周策縱的《五四運動史》的評論，而在王彬彬的《多元視野中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中也有詳盡的分析，我在這裡就不在班門弄斧，貽笑大方。
我只簡述我所認可的觀點：《荊生》的創作是代表徐樹錚這一安福派系的軍閥統治者對於新文化的態度。絕非所謂因為"林紓性急，急匆匆寫下《荊生》，《妖夢》來諷刺新文化人士"這之類荒謬的理由，從外部原因可以參考王彬彬的《多元視野中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中的闡述，從林紓本人的性格來看也完全是無稽之談。但是不可以辯駁的是林紓在《荊生》中體現出來的思想早也不是翻譯《茶花女遺事》那種只是站在人的角度表達同情與唏噓的林紓，而是綁架在政治階層上的文學的立場對決的林紓。這種選擇讓我們現在來看是讓人嘆息扼腕的，但是卻也是能反映出林紓從來沒有變過的最根本的思想立場——維護正統，所以與其說是林紓思想轉變，還不如說是他尋求維護正統的方式的改變。
林琴南，福建閩縣人士，本名林紓，原名群玉，字琴南，號畏廬，別署冷紅生，晚稱蠡叟、補柳翁、踐卓翁、長安賣畫翁。有狂生的稱號。可以認為他是晚清文壇上最為舉足輕重的人物之一。他一生推崇桐城古文，甚至完成了用桐城古文來翻譯外國小說的偉業，他的小說有很多先進思想，他的存在勾連了古典文學與近代文學和甚至啟發到了當代文學的一部分巨匠。但是在晚年時期又蛻變成一個極端的保守派，這是一個令人進行扼腕的轉變。在這個期間的標誌可以用他的兩本小說來概括——從《茶花女遺事》到《荊生》。
一、 具有原始儒家氣質的林紓
林紓的早年家境貧寒，但是他博聞強識，他是桐城派的一條餘脈，做著最忠實的儒家文化的信徒，在1882年已三十的林紓考中舉人，聲名遠播。
這裡如果想要知道在清朝從一個秀才到舉人的身份轉變的差異，可以看看《範中進舉》裡的描寫，無論是對於中舉的本人還是家人相鄰或者其他鄉紳名士的態度轉變就可以看出來。
此時的清朝科考制度仍是沿襲八股取士的政策，因此有人說八股取士取出來的"士"大部分都是書呆子，甚至有些地方的方言就會用"死八板"來形容讀書人，可見一斑，但是很顯然林紓並不在這個範圍之內。林紓像過去幾千年的那些寒門學子一樣夜以繼日的研讀四書五經，但除此之外他並不拘泥於"官方必考書目"他廣泛閱讀，對於儒家的經典元典進行深入的研讀，在對儒家學說為代表的古典文學有著更加深入的理解的同時，也逐漸形成了屬於自己的思想。
除此之外，林紓從一開始就接受清朝第一古文派——桐城派的影響，在他所處的這個時期，桐城派近乎完成了自身理論的體系化完整化，再保持著"三祖"的靈魂的同時又走向了多元化的時期，所以林紓一開始就練習的"桐城古文"就是比較完備的體系，很顯然天資聰穎的林紓將桐城派的文論理解得很深刻，這一點可從當時桐城大師對他的推崇，以及林紓自身採用桐城古文"意譯"外國名著這兩點就可以看出來。
因此，哪怕不去看林紓的學術思想，也可以看出林紓絕非那些只會做八股文的"死八板"，他自身上有著深厚的古典文學功底，這樣深厚的功底也就支撐了林紓在學術思想上的成就。一方面他沉迷程朱理學認為裡面盡是天下之理，但是也可以指出來"宋儒嗜兩廡之冷肉，凝拘攣曲局其身，盡日作禮容，雖心中私念美女顏色，亦不敢少動。"；另一方面雖然林紓一生都在推崇"桐城古文"但是他所處於桐城派的分類當中絕對是開拓創新的那一類，"守法度，有高出法度外之眼光；循法度，有超出法度外之道力"，這也是我反覆所說的林紓採用桐城古文來翻譯外國小說的一個重要原因。
但是雖然林紓翻譯的書卷裡盡是《茶花女》《茵夢湖》《湯姆叔叔的小屋》這一類的看起來與封建正統思想截然相反的書目，雖然可以認為林紓具有先進的思想但這絕不是能證明林紓就是什麼反封建的所謂的"先進人士"，相反，林紓是一個極重禮教秩序的人，他大肆痛斥那些"欲廢黜三綱，夷君臣，平父子，廣其自由之途轍"的年輕人，同樣也不能因此說林紓虛偽，這樣的差異恰恰能說明林紓是一位真正的具有人本主義色彩的儒家知識分子，是具有了孔孟時期的原始儒家學者的氣質的一位舊派知識分子應該具備的思想。他們可以運時而動但是一切的行為都是為了維護正統。
林紓這樣的思想決定了他會做出不辭辛苦七考進士，為搖搖欲墜的國家前途奔波，也讓他可以看破浮誇，著書立說，甚至自己出資供讀那些貧寒的學子的仁人志士之行為，但是也為他晚年激進的思想轉變埋下伏筆。
二、 從《茶花女遺事》到《荊生》的轉變
迴歸到寫這篇文章的初衷，從我的角度談論一下林紓的晚年轉變，我會選擇他的兩篇作品來形容——從《茶花女遺事》到《荊生》。
《茶花女遺事》是林紓桐城古文翻譯的代表作，只要但凡對中國文學史有點了解的人應該都知道這部作品。雖然林紓是看不懂外文，但是他通過別人的"直譯"來了解故事的來龍去脈，在融匯自己的思想感情來實現"意譯"，雖然很多人對這種"二次創作"抱有很多的質疑，但是這個確實是比較文學的範圍中一個很高文學標準。一部作品尤其是不同文化系統的文學作品想要到完全不一樣的文化語境生存下來並能得到廣泛傳播，除了自身永恆的無國界的藝術魅力之外，意譯成符合本國讀者閱讀習慣的翻譯也是極為重要的。因此林紓的翻譯小說的意義很大的程度上並非傳播了所謂的西方先進思想，而是做了窗戶的作用，給中國的讀書人們打開了另一扇屬於不同文化體系的文化絢爛的世界，吸引他們，引起興趣，僅此而已。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說，一味指責林紓思想的退化是沒有道理得到，我認為林紓對於西方文化的態度更多的情況就類似於魏晉南北朝時期那些儒家知識分子面對嶄新的佛教文化的吸收容和的態度。
就像我在第一部分敘述的那樣林紓是一個具有原始儒家文化氣質的一箇舊派知識分子，他的行為出發點就是維護他的"正統"。
《荊生》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是十分的陌生的。確實，《荊生》是林紓原創的一篇文言小說，作於1919年的文言小說，很顯然劃分到古代文學當中是不合適的，同樣劃分到中國新文學上也是不合適的，如果非要做一個歸類那是可以歸類到現在讓處於冷門的近代文學。所以在各類文學史都很難看到他的蹤跡，但是翻開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任意一部著作就可以看到他的身影，詳細的可以翻一翻周策縱的《五四運動史》的評論，而在王彬彬的《多元視野中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中也有詳盡的分析，我在這裡就不在班門弄斧，貽笑大方。
我只簡述我所認可的觀點：《荊生》的創作是代表徐樹錚這一安福派系的軍閥統治者對於新文化的態度。絕非所謂因為"林紓性急，急匆匆寫下《荊生》，《妖夢》來諷刺新文化人士"這之類荒謬的理由，從外部原因可以參考王彬彬的《多元視野中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中的闡述，從林紓本人的性格來看也完全是無稽之談。但是不可以辯駁的是林紓在《荊生》中體現出來的思想早也不是翻譯《茶花女遺事》那種只是站在人的角度表達同情與唏噓的林紓，而是綁架在政治階層上的文學的立場對決的林紓。這種選擇讓我們現在來看是讓人嘆息扼腕的，但是卻也是能反映出林紓從來沒有變過的最根本的思想立場——維護正統，所以與其說是林紓思想轉變，還不如說是他尋求維護正統的方式的改變。
三．淺論林紓晚晚年方式的轉變的原因
我所任何認可的一種史觀就是把歷史上的人與事思想與行為都放到原來的時代背景來進行討論。任何脫離時代背景站在後世文明來批判早前文明的行為都是極其不負責的。所以對於林紓的轉變後人可以嘆息扼腕，但絕對不可以痛罵甚至無理指責。
前兩部分我一直在力圖證明林紓是一個具有原始儒家文化氣質的知識分子，他終其一生都在維護的就是他所認可的正統。那麼什麼是這個正統呢？思想文化上就是那些具有原始儒家文化靈魂的文化思想，並以此為根基產生的一切，包括倫理關係也包括各種制度等。
這就不難解釋為什麼林紓所作所為，原始儒家文化具有很多特質，包括從'仁'到"人本思想"為體系的具有中國特色的人道主義，因此會有對茶花女的同情。也是因為這個原因，他會和維新變法的人士有著共同的追求，因為光緒帝給了他重回他心目中的那個"正統"的希望，這也是為什麼他會認可徐樹錚這個軍閥勢力，同時這也可以揭示為什麼他會對於破壞"正統"的陳獨秀，胡適，錢玄同等新文化人士那樣的仇視。
實際上，林紓狀況和王國維一樣，是舊派知識分子面對自己一生的熔鑄到靈魂骨髓，與自己血肉同為一體的古典文化消逝的恐懼，只不過王國維選擇自殺，以身殉他的文化，而林紓不斷嘗試著拯救，但是由於從原始儒家時期就埋下的缺陷——無法脫離政治獨立生存具備力量——使得他不斷的將求助的目光一次又一次投降那些給予他希望的人的身上。
可悲可嘆林琴南，嘆息在這樣的大師的悲劇性的自救行為，悲哀在歷史發展規律面前一個人的無能為力，但是絕不可以嘲笑他是蚍蜉撼樹，夏蟲語冰。
林琴南，福建閩縣人士，本名林紓，原名群玉，字琴南，號畏廬，別署冷紅生，晚稱蠡叟、補柳翁、踐卓翁、長安賣畫翁。有狂生的稱號。可以認為他是晚清文壇上最為舉足輕重的人物之一。他一生推崇桐城古文，甚至完成了用桐城古文來翻譯外國小說的偉業，他的小說有很多先進思想，他的存在勾連了古典文學與近代文學和甚至啟發到了當代文學的一部分巨匠。但是在晚年時期又蛻變成一個極端的保守派，這是一個令人進行扼腕的轉變。在這個期間的標誌可以用他的兩本小說來概括——從《茶花女遺事》到《荊生》。
一、 具有原始儒家氣質的林紓
林紓的早年家境貧寒，但是他博聞強識，他是桐城派的一條餘脈，做著最忠實的儒家文化的信徒，在1882年已三十的林紓考中舉人，聲名遠播。
這裡如果想要知道在清朝從一個秀才到舉人的身份轉變的差異，可以看看《範中進舉》裡的描寫，無論是對於中舉的本人還是家人相鄰或者其他鄉紳名士的態度轉變就可以看出來。
此時的清朝科考制度仍是沿襲八股取士的政策，因此有人說八股取士取出來的"士"大部分都是書呆子，甚至有些地方的方言就會用"死八板"來形容讀書人，可見一斑，但是很顯然林紓並不在這個範圍之內。林紓像過去幾千年的那些寒門學子一樣夜以繼日的研讀四書五經，但除此之外他並不拘泥於"官方必考書目"他廣泛閱讀，對於儒家的經典元典進行深入的研讀，在對儒家學說為代表的古典文學有著更加深入的理解的同時，也逐漸形成了屬於自己的思想。
除此之外，林紓從一開始就接受清朝第一古文派——桐城派的影響，在他所處的這個時期，桐城派近乎完成了自身理論的體系化完整化，再保持著"三祖"的靈魂的同時又走向了多元化的時期，所以林紓一開始就練習的"桐城古文"就是比較完備的體系，很顯然天資聰穎的林紓將桐城派的文論理解得很深刻，這一點可從當時桐城大師對他的推崇，以及林紓自身採用桐城古文"意譯"外國名著這兩點就可以看出來。
因此，哪怕不去看林紓的學術思想，也可以看出林紓絕非那些只會做八股文的"死八板"，他自身上有著深厚的古典文學功底，這樣深厚的功底也就支撐了林紓在學術思想上的成就。一方面他沉迷程朱理學認為裡面盡是天下之理，但是也可以指出來"宋儒嗜兩廡之冷肉，凝拘攣曲局其身，盡日作禮容，雖心中私念美女顏色，亦不敢少動。"；另一方面雖然林紓一生都在推崇"桐城古文"但是他所處於桐城派的分類當中絕對是開拓創新的那一類，"守法度，有高出法度外之眼光；循法度，有超出法度外之道力"，這也是我反覆所說的林紓採用桐城古文來翻譯外國小說的一個重要原因。
但是雖然林紓翻譯的書卷裡盡是《茶花女》《茵夢湖》《湯姆叔叔的小屋》這一類的看起來與封建正統思想截然相反的書目，雖然可以認為林紓具有先進的思想但這絕不是能證明林紓就是什麼反封建的所謂的"先進人士"，相反，林紓是一個極重禮教秩序的人，他大肆痛斥那些"欲廢黜三綱，夷君臣，平父子，廣其自由之途轍"的年輕人，同樣也不能因此說林紓虛偽，這樣的差異恰恰能說明林紓是一位真正的具有人本主義色彩的儒家知識分子，是具有了孔孟時期的原始儒家學者的氣質的一位舊派知識分子應該具備的思想。他們可以運時而動但是一切的行為都是為了維護正統。
林紓這樣的思想決定了他會做出不辭辛苦七考進士，為搖搖欲墜的國家前途奔波，也讓他可以看破浮誇，著書立說，甚至自己出資供讀那些貧寒的學子的仁人志士之行為，但是也為他晚年激進的思想轉變埋下伏筆。
二、 從《茶花女遺事》到《荊生》的轉變
迴歸到寫這篇文章的初衷，從我的角度談論一下林紓的晚年轉變，我會選擇他的兩篇作品來形容——從《茶花女遺事》到《荊生》。
《茶花女遺事》是林紓桐城古文翻譯的代表作，只要但凡對中國文學史有點了解的人應該都知道這部作品。雖然林紓是看不懂外文，但是他通過別人的"直譯"來了解故事的來龍去脈，在融匯自己的思想感情來實現"意譯"，雖然很多人對這種"二次創作"抱有很多的質疑，但是這個確實是比較文學的範圍中一個很高文學標準。一部作品尤其是不同文化系統的文學作品想要到完全不一樣的文化語境生存下來並能得到廣泛傳播，除了自身永恆的無國界的藝術魅力之外，意譯成符合本國讀者閱讀習慣的翻譯也是極為重要的。因此林紓的翻譯小說的意義很大的程度上並非傳播了所謂的西方先進思想，而是做了窗戶的作用，給中國的讀書人們打開了另一扇屬於不同文化體系的文化絢爛的世界，吸引他們，引起興趣，僅此而已。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說，一味指責林紓思想的退化是沒有道理得到，我認為林紓對於西方文化的態度更多的情況就類似於魏晉南北朝時期那些儒家知識分子面對嶄新的佛教文化的吸收容和的態度。
就像我在第一部分敘述的那樣林紓是一個具有原始儒家文化氣質的一箇舊派知識分子，他的行為出發點就是維護他的"正統"。
《荊生》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是十分的陌生的。確實，《荊生》是林紓原創的一篇文言小說，作於1919年的文言小說，很顯然劃分到古代文學當中是不合適的，同樣劃分到中國新文學上也是不合適的，如果非要做一個歸類那是可以歸類到現在讓處於冷門的近代文學。所以在各類文學史都很難看到他的蹤跡，但是翻開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任意一部著作就可以看到他的身影，詳細的可以翻一翻周策縱的《五四運動史》的評論，而在王彬彬的《多元視野中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中也有詳盡的分析，我在這裡就不在班門弄斧，貽笑大方。
我只簡述我所認可的觀點：《荊生》的創作是代表徐樹錚這一安福派系的軍閥統治者對於新文化的態度。絕非所謂因為"林紓性急，急匆匆寫下《荊生》，《妖夢》來諷刺新文化人士"這之類荒謬的理由，從外部原因可以參考王彬彬的《多元視野中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中的闡述，從林紓本人的性格來看也完全是無稽之談。但是不可以辯駁的是林紓在《荊生》中體現出來的思想早也不是翻譯《茶花女遺事》那種只是站在人的角度表達同情與唏噓的林紓，而是綁架在政治階層上的文學的立場對決的林紓。這種選擇讓我們現在來看是讓人嘆息扼腕的，但是卻也是能反映出林紓從來沒有變過的最根本的思想立場——維護正統，所以與其說是林紓思想轉變，還不如說是他尋求維護正統的方式的改變。
三．淺論林紓晚晚年方式的轉變的原因
我所任何認可的一種史觀就是把歷史上的人與事思想與行為都放到原來的時代背景來進行討論。任何脫離時代背景站在後世文明來批判早前文明的行為都是極其不負責的。所以對於林紓的轉變後人可以嘆息扼腕，但絕對不可以痛罵甚至無理指責。
前兩部分我一直在力圖證明林紓是一個具有原始儒家文化氣質的知識分子，他終其一生都在維護的就是他所認可的正統。那麼什麼是這個正統呢？思想文化上就是那些具有原始儒家文化靈魂的文化思想，並以此為根基產生的一切，包括倫理關係也包括各種制度等。
這就不難解釋為什麼林紓所作所為，原始儒家文化具有很多特質，包括從'仁'到"人本思想"為體系的具有中國特色的人道主義，因此會有對茶花女的同情。也是因為這個原因，他會和維新變法的人士有著共同的追求，因為光緒帝給了他重回他心目中的那個"正統"的希望，這也是為什麼他會認可徐樹錚這個軍閥勢力，同時這也可以揭示為什麼他會對於破壞"正統"的陳獨秀，胡適，錢玄同等新文化人士那樣的仇視。
實際上，林紓狀況和王國維一樣，是舊派知識分子面對自己一生的熔鑄到靈魂骨髓，與自己血肉同為一體的古典文化消逝的恐懼，只不過王國維選擇自殺，以身殉他的文化，而林紓不斷嘗試著拯救，但是由於從原始儒家時期就埋下的缺陷——無法脫離政治獨立生存具備力量——使得他不斷的將求助的目光一次又一次投降那些給予他希望的人的身上。
可悲可嘆林琴南，嘆息在這樣的大師的悲劇性的自救行為，悲哀在歷史發展規律面前一個人的無能為力，但是絕不可以嘲笑他是蚍蜉撼樹，夏蟲語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