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威之行-如果可以，請喚我涼州，或姑臧'

武威城門

我們下了火車後，依照慣例，我爸讓我站在站臺邊武威的站臺牌旁拍照留念，正午的陽光毒辣得很，我依舊不上照。

我轉頭瞥了一眼，站牌上“武威”兩字，清晰明瞭，可我卻不知道該地應該如何稱呼？是姑臧？是涼州？是夢幻之城？是或西夏輔都？抑或是武威？

我們出了火車站，直奔西夏曆史博物館，說是歷史博物館，有點名不符實，西夏，這個被成吉思汗的後代在公元1227年攻破國都，最終亡國。據實史料記載，因鐵木真成吉思汗在攻佔西夏城池時負傷薨逝，其去世前，留有口囑：“唐古特人（古時西夏人的稱呼）一個人都不留。”

所以說，西夏不僅是亡國，而且是滅族。因元大汗薨逝於對西夏的戰役中，所以元在佔領中原後，依後世為前史寫傳的傳統，修編有《宋史》，《遼史》，亦有《金史》，獨獨沒有《西夏史》。所以說西夏一國的歷史流轉連文字記載都沒零星數語。

西夏曆史還是近數百年間，被俄羅斯人在一個被中國當地人叫做黑水城的地方，偶然撞開一洞，西夏史實才得以洞然，這是後話的後話。

然雖說西夏曆史博物館，有名不符實之疑，但其有特有的靈魂所在，館內的鎮館之寶，重修護國寺感應塔碑，要說在中國眾多的文物中，碑的佔比絕不是少數，有具以劃分斷代之用，或作為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考據之用，或做為保留書法大家墨跡之用。

但獨獨重修護國寺感應塔碑，讓一種有別與漢字的文字，掠過千年的塵埃，清晰而擲地有聲告訴今人，其真實地存在過，而且在一定地域內廣泛地應用，它如漢文字一樣被用於載年紀事、傳道解惑，它就是西夏文字。

重修護國寺感應塔碑，（又稱西夏碑）由清末金石家張澍於公元1804年在大雲寺中發現，名謂碑塔，實則就是一塊通高2.6米的雙面碑刻，一面為西夏文，共一千多字。一面為漢文註釋。

通高2.6米的碑置於若高的平臺上，我踮起腳尖都看不真實，好在博物館把該碑的兩面的通篇拓片，置於左右兩側一人多高處，閱讀起來很是方便。

當置身於西夏文拓片前，我是無法置信，那通篇的碑文，是種文字，其單字的複雜程度比之漢字的繁體字都複雜甚多，我個人觀感是每個字都似正方形，不留心看每個字都相似。說其是“天書”也不為過也。

好在有通篇的中文註釋，我左右迂迴好幾次，總想能把西夏文字看出來什麼端倪來，但我還是放棄了西夏文，直徑去看漢文。站在漢文拓片前，通篇用字遣詞極為流暢自然，可以看出作為西夏王族的少數民族的党項人漢化水準之高。

站在西夏碑面前，看見一碑兩文的篆刻，會有種頓悟，歷史洪流中，每一國的開國之君，總有異於凡人的開創之力，也更兼有超越世俗侷限的包容力。西夏文創立於西夏建國之初，是西夏開國之君李元昊親自參與的，這位35歲稱帝的西夏王，僅僅數載就完成的創文字，立都城，定服制儀。這樣一位心有雄志的國君，卻並不被宋朝接受，屢屢兵戎相見。可在制西夏碑時，仍用漢文做了通篇的註釋。想來正是這份的包容力及對漢文化欽慕之遠見，讓西夏文字在亡國、滅族的一千多年後，依舊可以讓世人識別。

西夏碑中一行漢文註釋為“大夏開國，奄有西土，涼為輔郡。”

涼就是武威，在東晉末年及以後很長一段時期，武威地區被稱為涼州。基於地名之故，史學家把西晉末年，河西走廊範疇內地方政權，分別以前涼、後涼、西涼、南涼、北涼予以命名。

我與爸爸一行，於抵達武威第二天一早，去了武威文廟，可以說在以儒學為主的華夏大地之大，每地皆有文廟，可在西北一隅，居然藏匿全國第三的文廟，在眾多不同渠道對武威文廟介紹中，都提及了其是除山東曲阜和北京文廟以外的第三文廟，但究其原因是其營造年代早，還是因其規模之大，或因其影響輻射之廣？不得而之知。

我與爸爸踏入文廟後，就知道我們所來非時，文廟正要修繕，施工止步的提示比景點的指引牌還多，原有一定規制的文廟建築群，被修繕工程割成類似街角綠地大小，最能讓人震撼的文昌宮，也因修繕不得入內，我無緣得見那層層疊疊的帝王提匾，那所謂的蓬蓽生輝，我是無緣目睹了，但就算在還不如公園面積的方寸之間打轉，我對其就是有一種歡喜，是因為其位居探花之位，而不知所以然。是也，也非也。涼州一隅，於中原大擾攘之際，使中原之文化學術能不失墜，斯隋、唐之時回哺中原，文廟無疑是最為有力的標誌。

在不得觀之全貌的惆悵中作別了文廟，我們一行趕赴大雲寺，說是寺院，其實早已非也，僅有寺門和門匾告訴來往的世人，該地原是寺院，為何來此地，按我爸的解釋是此處為西夏碑的原出處，不該過門而不入，進入寺門，只見裡外空地上散佈著一排民宅似的平房，再無其他。原西夏碑在此處時，此寺原還有一石塔，後1927年古浪大地震，塔毀，寺沒。僅存一石鐘樓，存續至今。入寺即見，實無他物可觀，爸爸蠱惑我登鐘樓，登高之事，我實不擅長，但有爸爸在旁，還沒什麼顧忌，於是我倆開始登高，鐘樓也就數十米高，幾十來個臺階，但陡度較大，登高還是頗費力了，來至第一個平臺，只見一狹窄階梯直至樓頂，這一階梯似垂直般，窄至只容一人上下，好在此處，整個寺院僅有我與爸兩人，可以讓我狗爬式般爬上鐘樓。

至最高處，視眼不免開闊得很多，偌大的平臺上，只懸有一口孤鍾，連撞鐘柱都沒有，我只得徒手拍打銅鐘，那聲響低沉得只有我兩人聽得見，處於鐘樓頂端，是可以俯視武威一隅了，就這一隅觀之，武威貌似沒有高大建築物，都是四五層平房。我觀之良久，才記起陳寅恪關於姑臧（匈奴統治時，武威的舊稱）宮北市南的城邑規制的闡述，再定思俯看之，只能望城興嘆，那一反舊制的宮北市南，哪還得尋覓，宮闕早就不得蹤影，而市卻已是星羅密佈，散落在城市每條街巷。那關於姑臧城邑宮北市南的規制，由西涼王李氏後裔推及北魏之洛陽，乃至之後的大唐之長安的推論，現在看來，無法實地驗證之。

我的武威之行，以大雲寺為終點，但我筆下的武威還會存續，我應以武威為引子，去寫寫那以“風骨”傳世的魏晉，當然還有同一時期的涼州，一隅偏安，藉此蔽之中原文化學術，繼之開創隋、唐之盛世格局，在武威高懸“涼州”兩字，偌大的城牆邊，在武威灼熱的日頭下，我是如此設想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