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隊的夏天》風靡，曾經不“混”娛樂圈名利場的樂隊們，大眾綜藝是它們唯一的出口？'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32期，原文標題《“走起來”的夏天》
一切的圈子都只是感覺。
記者/孫若茜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32期，原文標題《“走起來”的夏天》
一切的圈子都只是感覺。
記者/孫若茜
海龜先生樂隊的現場演出（從左至右依次 鼓手Hayato、貝斯手蔣晗、主唱李紅旗、吉他手黃巍）
Click#15為Adidas拍的一段廣告正在我的朋友圈瘋轉。“發達了！”“賺錢了！”評論中透露的那種歡欣鼓舞的勁頭兒讓52秒的短片看起來就像是一支簡短的禮花彈，在這個所謂“樂隊的夏天”上空炸開，似乎有點兒奇異，又好像理所當然。
參加《樂隊的夏天》之前，Click#15還是一支年收入不足以支撐排練開銷的樂隊。他們的演出很少，從2017年的下半年開始，甚至都沒再有過排練。去年，Ricky在“阿那亞”找了份餐廳“音樂總監”的工作，以滿足生活的開銷。他並不想放棄樂隊，可是又沒有辦法全心全意地坐下來玩兒。
Click#15那時的狀態代表了很多樂隊。據說一半以上國內的樂隊成員都有自己的工作，樂隊只是一份兼職。很少有人能只靠玩兒樂隊就把日子過得不錯。樂隊們嘗試各種各樣的方式想要自己“走起來”，比如去國外參加音樂節，和大牌樂隊一起巡演，再回國求得本來就應有的認可——刺蝟樂隊就曾經有過這樣的想法，所謂“出口轉內銷”。但這些辦法到最後其實都行不通。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32期，原文標題《“走起來”的夏天》
一切的圈子都只是感覺。
記者/孫若茜
海龜先生樂隊的現場演出（從左至右依次 鼓手Hayato、貝斯手蔣晗、主唱李紅旗、吉他手黃巍）
Click#15為Adidas拍的一段廣告正在我的朋友圈瘋轉。“發達了！”“賺錢了！”評論中透露的那種歡欣鼓舞的勁頭兒讓52秒的短片看起來就像是一支簡短的禮花彈，在這個所謂“樂隊的夏天”上空炸開，似乎有點兒奇異，又好像理所當然。
參加《樂隊的夏天》之前，Click#15還是一支年收入不足以支撐排練開銷的樂隊。他們的演出很少，從2017年的下半年開始，甚至都沒再有過排練。去年，Ricky在“阿那亞”找了份餐廳“音樂總監”的工作，以滿足生活的開銷。他並不想放棄樂隊，可是又沒有辦法全心全意地坐下來玩兒。
Click#15那時的狀態代表了很多樂隊。據說一半以上國內的樂隊成員都有自己的工作，樂隊只是一份兼職。很少有人能只靠玩兒樂隊就把日子過得不錯。樂隊們嘗試各種各樣的方式想要自己“走起來”，比如去國外參加音樂節，和大牌樂隊一起巡演，再回國求得本來就應有的認可——刺蝟樂隊就曾經有過這樣的想法，所謂“出口轉內銷”。但這些辦法到最後其實都行不通。
Click#15樂隊主唱Ricky（上）鍵盤手楊策（左）鼓手崔駿（ 右）
大多數的樂隊可能都沒想到，最終是一檔綜藝節目讓他們在這個夏天“走起來”的。那些檔期表格上密密麻麻的演出、合作、代言，一擁而上的媒體和拍攝，都源自一場大眾舞臺上的競技，一種被新褲子樂隊主唱彭磊形容為有“練習生”氣氛的賽制。
比賽從來都不是樂隊們熟悉和擅長的，至少不會是他們喜歡的。《樂隊的夏天》總製片人牟頔在和樂隊的接觸中，發現了一個絕大多數樂隊都有的共同點——任何讓他們覺得糾結、矛盾、焦慮的事兒他們都不想碰。他們的生活狀態在她看來都差不多，無非是火一點兒的樂隊多參加幾場音樂節，不火的樂隊就少做幾場巡演，被一小撮歌迷跟著，隔三五年才發行一張唱片，從來就不在娛樂圈的名利場裡。
“所謂的獨立音樂人，當大家都被邊緣的時候，其實無所謂，可怕的是這裡頭有人出圈了，不跟你一塊兒玩兒了。”牟頔指的是“嘻哈”。《中國有嘻哈》對Hip-hop在國內的帶動是一個很好的範本，如果沒有它，樂隊可能很難想象自己走出圈之外能獲得什麼，更沒有足夠大的慾望可以支撐他們去圈外看看。
選擇走出圈，就意味著要做出妥協。節目的邊界難免會使參與者感到受限，比如演出的時候需要遮蓋紋身，牟頔說，僅僅這一條，就會過濾掉很多不願意配合的樂隊。最後選擇參加的，都是願意為了自己其他方面的追求而接受一些條條框框的人。他們的慾望是已經被點燃的。
破圈還是離開這“破圈”？
但是，樂隊之間怎麼比較？不同的音樂風格之間怎麼PK？這多少還是讓樂隊心存顧慮。“海龜先生”的主唱李紅旗始終認為音樂是絕對有好壞之分的，自然也是可以拿來比較的。他在接受本刊專訪時說，他判斷音樂的三個標準：第一是價值觀，第二是真誠，第三是技巧。
旅行團樂隊把這場帶有競技性的綜藝比喻成奧運會，31支樂隊的不同就像是競技項目之間的差異，手槍、標槍、游泳、110米欄……你說，標槍和跨欄怎麼比？體育項目最可貴的是背後的體育精神，音樂也是這個道理，樂隊們只是在用不同的方式表達自己。音樂的優劣和聽眾的好惡也許不容易比較，這個舞臺上，樂隊最終比拼的其實是各自的現場表現力，誰更嗨，誰更獨特。
風格的差異會讓一些樂隊佔據天然的優勢，而使另一些樂隊顯得有點兒吃虧。全球的音樂選秀或是競技類節目都有類似的規律——飆高音才最能在現場籠絡人心。觀眾在現場往往憑藉被“刺激”的程度做出最直接的反應，那幾乎是一種生理的本能，來不及思考，沒有必要思考，或者說幾乎是在用身體思考。
節目第四期，痛仰樂隊改編了《我願意》，平鋪直敘的方式被認為“不痛不癢”，所以在當時止步於8強。坐在“專業樂迷”席位裡的丁太升在現場說，（樂隊裡的）很多人沒有太考慮如何去比賽，他們更多的是想如何更好地展現自己的氣質和風格。他旁邊的鄧柯說，樂隊的綜藝太少了，樂隊們都不知道該怎麼去比賽，歌手的節目就很多，很多歌手已經習慣了，知道如何比賽。
音樂市場的資源配置不平衡，使樂隊幾乎從未參加過類似的綜藝節目，這的確是一個問題。但另一個問題是，即便如此，樂隊就真的不知道該怎麼比賽嗎？樂隊一定要在比賽中按常理出牌嗎？節目第七期“女神合作賽”，旅行團樂隊和周潔瓊合唱《週末玩具》，以256票在8支樂隊中墊底，手握40票的專業樂迷，只投了16票。接下來的“理想主題賽”，他們用《BYE BYE》得到413票，從倒數第一一躍成為第一，專業樂迷給出了38票，近乎滿分。
鍵盤手韋偉說，他們非常清楚唱什麼樣的歌，臺下的人會投票。有的樂隊習慣用一把刀一砍到底，但他們想展示很多把刀。《週末玩具》就是在冒險，在挑戰節目的玩兒法和某種底線，《BYE BYE》的成績則剛好印證了他們的判斷。整個過程就像是樂隊在做一場實驗。實驗的結論是，簡單直接的表達在現場永遠更受歡迎，這個他們在其他演出現場也可以得到的答案，在大眾綜藝節目的平臺裡被一再放大。
同時，《樂隊的夏天》的現場，那些經過遴選的觀眾大多是擁有自己完整審美體系的人，他們需要直接、刺激，但又不滿足於淺白。
同樣是“女神合作賽”，海龜先生和薛凱琪合唱的《咿呀呀》，也只有301票，專業樂迷只投了16票。從第二現場中樂隊一片唏噓的反應來看，專業樂迷的判斷是不被其他樂隊認同的。樂隊是否應該“破圈”由此引起了一場激烈的爭論。一些專業樂迷，似乎既希望樂隊懂得如何比賽，又希望樂隊保持自我，但問題是，他們所指的“自我”，是樂隊真正的自我，還是他們作為聽者的某種預設？海龜先生的貝司手蔣晗說：“只要是我們幾個人做自己的音樂，就不會損失自己的表達。”實際上，無論“女神合作賽”還是改編賽，都需要樂隊對賽制的配合，甚至於一定程度上的迎合。主唱李紅旗覺得這是商業的一種必要的惡。如果完全不為流量考慮，也就吸引不到這麼多樂隊來參加。
對旅行團樂隊來說，現在的問題不是“破圈”，是離開這“破圈”。他們認為，如今所謂“滾圈”的狹隘化，使它不再具有搖滾樂最初帶來的那種對自由、平等、真理的追求，它好像只是在自嗨，極其懶惰，又有失寬容，好像只要樂隊努力，就是功利的。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32期，原文標題《“走起來”的夏天》
一切的圈子都只是感覺。
記者/孫若茜
海龜先生樂隊的現場演出（從左至右依次 鼓手Hayato、貝斯手蔣晗、主唱李紅旗、吉他手黃巍）
Click#15為Adidas拍的一段廣告正在我的朋友圈瘋轉。“發達了！”“賺錢了！”評論中透露的那種歡欣鼓舞的勁頭兒讓52秒的短片看起來就像是一支簡短的禮花彈，在這個所謂“樂隊的夏天”上空炸開，似乎有點兒奇異，又好像理所當然。
參加《樂隊的夏天》之前，Click#15還是一支年收入不足以支撐排練開銷的樂隊。他們的演出很少，從2017年的下半年開始，甚至都沒再有過排練。去年，Ricky在“阿那亞”找了份餐廳“音樂總監”的工作，以滿足生活的開銷。他並不想放棄樂隊，可是又沒有辦法全心全意地坐下來玩兒。
Click#15那時的狀態代表了很多樂隊。據說一半以上國內的樂隊成員都有自己的工作，樂隊只是一份兼職。很少有人能只靠玩兒樂隊就把日子過得不錯。樂隊們嘗試各種各樣的方式想要自己“走起來”，比如去國外參加音樂節，和大牌樂隊一起巡演，再回國求得本來就應有的認可——刺蝟樂隊就曾經有過這樣的想法，所謂“出口轉內銷”。但這些辦法到最後其實都行不通。
Click#15樂隊主唱Ricky（上）鍵盤手楊策（左）鼓手崔駿（ 右）
大多數的樂隊可能都沒想到，最終是一檔綜藝節目讓他們在這個夏天“走起來”的。那些檔期表格上密密麻麻的演出、合作、代言，一擁而上的媒體和拍攝，都源自一場大眾舞臺上的競技，一種被新褲子樂隊主唱彭磊形容為有“練習生”氣氛的賽制。
比賽從來都不是樂隊們熟悉和擅長的，至少不會是他們喜歡的。《樂隊的夏天》總製片人牟頔在和樂隊的接觸中，發現了一個絕大多數樂隊都有的共同點——任何讓他們覺得糾結、矛盾、焦慮的事兒他們都不想碰。他們的生活狀態在她看來都差不多，無非是火一點兒的樂隊多參加幾場音樂節，不火的樂隊就少做幾場巡演，被一小撮歌迷跟著，隔三五年才發行一張唱片，從來就不在娛樂圈的名利場裡。
“所謂的獨立音樂人，當大家都被邊緣的時候，其實無所謂，可怕的是這裡頭有人出圈了，不跟你一塊兒玩兒了。”牟頔指的是“嘻哈”。《中國有嘻哈》對Hip-hop在國內的帶動是一個很好的範本，如果沒有它，樂隊可能很難想象自己走出圈之外能獲得什麼，更沒有足夠大的慾望可以支撐他們去圈外看看。
選擇走出圈，就意味著要做出妥協。節目的邊界難免會使參與者感到受限，比如演出的時候需要遮蓋紋身，牟頔說，僅僅這一條，就會過濾掉很多不願意配合的樂隊。最後選擇參加的，都是願意為了自己其他方面的追求而接受一些條條框框的人。他們的慾望是已經被點燃的。
破圈還是離開這“破圈”？
但是，樂隊之間怎麼比較？不同的音樂風格之間怎麼PK？這多少還是讓樂隊心存顧慮。“海龜先生”的主唱李紅旗始終認為音樂是絕對有好壞之分的，自然也是可以拿來比較的。他在接受本刊專訪時說，他判斷音樂的三個標準：第一是價值觀，第二是真誠，第三是技巧。
旅行團樂隊把這場帶有競技性的綜藝比喻成奧運會，31支樂隊的不同就像是競技項目之間的差異，手槍、標槍、游泳、110米欄……你說，標槍和跨欄怎麼比？體育項目最可貴的是背後的體育精神，音樂也是這個道理，樂隊們只是在用不同的方式表達自己。音樂的優劣和聽眾的好惡也許不容易比較，這個舞臺上，樂隊最終比拼的其實是各自的現場表現力，誰更嗨，誰更獨特。
風格的差異會讓一些樂隊佔據天然的優勢，而使另一些樂隊顯得有點兒吃虧。全球的音樂選秀或是競技類節目都有類似的規律——飆高音才最能在現場籠絡人心。觀眾在現場往往憑藉被“刺激”的程度做出最直接的反應，那幾乎是一種生理的本能，來不及思考，沒有必要思考，或者說幾乎是在用身體思考。
節目第四期，痛仰樂隊改編了《我願意》，平鋪直敘的方式被認為“不痛不癢”，所以在當時止步於8強。坐在“專業樂迷”席位裡的丁太升在現場說，（樂隊裡的）很多人沒有太考慮如何去比賽，他們更多的是想如何更好地展現自己的氣質和風格。他旁邊的鄧柯說，樂隊的綜藝太少了，樂隊們都不知道該怎麼去比賽，歌手的節目就很多，很多歌手已經習慣了，知道如何比賽。
音樂市場的資源配置不平衡，使樂隊幾乎從未參加過類似的綜藝節目，這的確是一個問題。但另一個問題是，即便如此，樂隊就真的不知道該怎麼比賽嗎？樂隊一定要在比賽中按常理出牌嗎？節目第七期“女神合作賽”，旅行團樂隊和周潔瓊合唱《週末玩具》，以256票在8支樂隊中墊底，手握40票的專業樂迷，只投了16票。接下來的“理想主題賽”，他們用《BYE BYE》得到413票，從倒數第一一躍成為第一，專業樂迷給出了38票，近乎滿分。
鍵盤手韋偉說，他們非常清楚唱什麼樣的歌，臺下的人會投票。有的樂隊習慣用一把刀一砍到底，但他們想展示很多把刀。《週末玩具》就是在冒險，在挑戰節目的玩兒法和某種底線，《BYE BYE》的成績則剛好印證了他們的判斷。整個過程就像是樂隊在做一場實驗。實驗的結論是，簡單直接的表達在現場永遠更受歡迎，這個他們在其他演出現場也可以得到的答案，在大眾綜藝節目的平臺裡被一再放大。
同時，《樂隊的夏天》的現場，那些經過遴選的觀眾大多是擁有自己完整審美體系的人，他們需要直接、刺激，但又不滿足於淺白。
同樣是“女神合作賽”，海龜先生和薛凱琪合唱的《咿呀呀》，也只有301票，專業樂迷只投了16票。從第二現場中樂隊一片唏噓的反應來看，專業樂迷的判斷是不被其他樂隊認同的。樂隊是否應該“破圈”由此引起了一場激烈的爭論。一些專業樂迷，似乎既希望樂隊懂得如何比賽，又希望樂隊保持自我，但問題是，他們所指的“自我”，是樂隊真正的自我，還是他們作為聽者的某種預設？海龜先生的貝司手蔣晗說：“只要是我們幾個人做自己的音樂，就不會損失自己的表達。”實際上，無論“女神合作賽”還是改編賽，都需要樂隊對賽制的配合，甚至於一定程度上的迎合。主唱李紅旗覺得這是商業的一種必要的惡。如果完全不為流量考慮，也就吸引不到這麼多樂隊來參加。
對旅行團樂隊來說，現在的問題不是“破圈”，是離開這“破圈”。他們認為，如今所謂“滾圈”的狹隘化，使它不再具有搖滾樂最初帶來的那種對自由、平等、真理的追求，它好像只是在自嗨，極其懶惰，又有失寬容，好像只要樂隊努力，就是功利的。
新褲子樂隊的其中兩位成員，貝斯手趙夢（左） 主唱彭磊 （右）
大眾綜藝是唯一的出口？
《樂隊的夏天》播出之後，樂隊們的生活開始發生改變，至少前8強如此。旅行團樂隊告訴我，現在的狀態正是他們多年以來夢寐以求的——特別忙。作為少有的全職樂隊，剛剛成立的時候他們就在想，以後有一天忙起來會是什麼樣？今年，是樂隊的第14年，他們每天的睡眠時間終於被工作安排壓縮到只剩下四五個鐘頭。
上週，我試著聯繫Click#15，以他們現有的工作密度，在一週之內安插一個電話採訪都非常困難。直到和Ricky通話前的5分鐘，經紀人才最終和我確定下采訪時間——一個在演出前的化妝期間疊加出的時段，已經實屬不易。
Ricky很開心，對他來說，自己的時間變少了，但是樂隊三個人在一起的時間越來越多。對於一個剛剛成立三年，但幾乎有一年半時間都曾消失在人們視野的樂隊來說，這是他們急需的凝聚和磨合，他們所積累的技術終於找到了可以表達的出口。他覺得做音樂本來就不應該是一種“受苦”的狀態，“貧窮”讓人的腦洞無法打開。尤其Funk，這種音樂類型原本就是在心情愉悅中發動的。
Ricky不止一次強調過自己並不缺錢，楊策也一樣，他所說的“貧窮”，是過去依靠做音樂所得到的回報，一定不只是物質上的。當我和Click#15以及刺蝟樂隊所屬的獨立音樂廠牌赤瞳音樂的主理人李青和海豐聊起樂隊的生存狀態時，他們告訴我，在國內缺少相對成熟的音樂產業的環境之下，很多真正在做原創音樂的人，長期都沒有得到過正向的激勵。物質上的回報大都是可以通過其他方式平衡的，換句話說，誰都可以找到辦法活下去。但是得到認可和迴應，對一個想要表達自己的人來說卻意義非凡。
幾乎沒有人可以在毫無激勵的狀況下持續地保持創作熱情。因此在很多人的眼中，甚至在樂隊自己的眼中，中國的樂隊都是懶的。在海豐看來，這種懶既有主觀的因素，也有客觀的無奈。
《樂隊的夏天》集中地向樂隊提供了他們所需的“正向激勵”。在我的採訪中，不僅沒有人對此抱有異議，並且幾乎所有人都認為，在當下的語境中，只有這樣的大眾綜藝類節目才可以給樂隊的生態帶來改變。李青和海豐提醒我，如今已經沒有專門的音樂節目或者各種各樣的排行榜了，現在想找個地方播video都非常不易。音樂的出口變了。互聯網改變語言，反噬人的思維，不僅樂隊懶，聽眾也懶，大家都在碎片化地讀取內容。
在我們的時間尚未被打碎之前，人們也許還會努力尋找自己所聽到的某段音樂的根源，建立自己的審美系統。但是現在，人們更願意接受的是喂到嘴邊的東西。沒有潮流的更迭，大眾主流媒介所推崇的音樂才是人們會去聽的，小眾音樂永遠停留在小眾的圈子裡。原生文化和創造力的自然生長斷掉了。而綜藝節目正是主流的傳播渠道，它背後的資本支持給節目帶來的平臺優勢，是任何一家唱片公司，甚至所有唱片加在一起也沒法做到的。他們說，Click#15火了，這非常像傳統唱片行業的一個經典案例，它當然也是無法複製的，但前提一定是有足夠多的受眾作為支撐。
在接受本刊採訪時，新褲子的主唱彭磊說，熱度幾個月就會過去的，不用太擔心。熱度曾經是他們非常想要的東西，但他們已漸漸感覺，流量全部是假的，只是在某一分鐘達到的高點，過去就什麼都沒有了。只有自己所做的音樂過了一個月、兩個月，一年、兩年甚至更長時間後還能有人聽，那才是有意義的。熱度，馬上就會過去的。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32期，原文標題《“走起來”的夏天》
一切的圈子都只是感覺。
記者/孫若茜
海龜先生樂隊的現場演出（從左至右依次 鼓手Hayato、貝斯手蔣晗、主唱李紅旗、吉他手黃巍）
Click#15為Adidas拍的一段廣告正在我的朋友圈瘋轉。“發達了！”“賺錢了！”評論中透露的那種歡欣鼓舞的勁頭兒讓52秒的短片看起來就像是一支簡短的禮花彈，在這個所謂“樂隊的夏天”上空炸開，似乎有點兒奇異，又好像理所當然。
參加《樂隊的夏天》之前，Click#15還是一支年收入不足以支撐排練開銷的樂隊。他們的演出很少，從2017年的下半年開始，甚至都沒再有過排練。去年，Ricky在“阿那亞”找了份餐廳“音樂總監”的工作，以滿足生活的開銷。他並不想放棄樂隊，可是又沒有辦法全心全意地坐下來玩兒。
Click#15那時的狀態代表了很多樂隊。據說一半以上國內的樂隊成員都有自己的工作，樂隊只是一份兼職。很少有人能只靠玩兒樂隊就把日子過得不錯。樂隊們嘗試各種各樣的方式想要自己“走起來”，比如去國外參加音樂節，和大牌樂隊一起巡演，再回國求得本來就應有的認可——刺蝟樂隊就曾經有過這樣的想法，所謂“出口轉內銷”。但這些辦法到最後其實都行不通。
Click#15樂隊主唱Ricky（上）鍵盤手楊策（左）鼓手崔駿（ 右）
大多數的樂隊可能都沒想到，最終是一檔綜藝節目讓他們在這個夏天“走起來”的。那些檔期表格上密密麻麻的演出、合作、代言，一擁而上的媒體和拍攝，都源自一場大眾舞臺上的競技，一種被新褲子樂隊主唱彭磊形容為有“練習生”氣氛的賽制。
比賽從來都不是樂隊們熟悉和擅長的，至少不會是他們喜歡的。《樂隊的夏天》總製片人牟頔在和樂隊的接觸中，發現了一個絕大多數樂隊都有的共同點——任何讓他們覺得糾結、矛盾、焦慮的事兒他們都不想碰。他們的生活狀態在她看來都差不多，無非是火一點兒的樂隊多參加幾場音樂節，不火的樂隊就少做幾場巡演，被一小撮歌迷跟著，隔三五年才發行一張唱片，從來就不在娛樂圈的名利場裡。
“所謂的獨立音樂人，當大家都被邊緣的時候，其實無所謂，可怕的是這裡頭有人出圈了，不跟你一塊兒玩兒了。”牟頔指的是“嘻哈”。《中國有嘻哈》對Hip-hop在國內的帶動是一個很好的範本，如果沒有它，樂隊可能很難想象自己走出圈之外能獲得什麼，更沒有足夠大的慾望可以支撐他們去圈外看看。
選擇走出圈，就意味著要做出妥協。節目的邊界難免會使參與者感到受限，比如演出的時候需要遮蓋紋身，牟頔說，僅僅這一條，就會過濾掉很多不願意配合的樂隊。最後選擇參加的，都是願意為了自己其他方面的追求而接受一些條條框框的人。他們的慾望是已經被點燃的。
破圈還是離開這“破圈”？
但是，樂隊之間怎麼比較？不同的音樂風格之間怎麼PK？這多少還是讓樂隊心存顧慮。“海龜先生”的主唱李紅旗始終認為音樂是絕對有好壞之分的，自然也是可以拿來比較的。他在接受本刊專訪時說，他判斷音樂的三個標準：第一是價值觀，第二是真誠，第三是技巧。
旅行團樂隊把這場帶有競技性的綜藝比喻成奧運會，31支樂隊的不同就像是競技項目之間的差異，手槍、標槍、游泳、110米欄……你說，標槍和跨欄怎麼比？體育項目最可貴的是背後的體育精神，音樂也是這個道理，樂隊們只是在用不同的方式表達自己。音樂的優劣和聽眾的好惡也許不容易比較，這個舞臺上，樂隊最終比拼的其實是各自的現場表現力，誰更嗨，誰更獨特。
風格的差異會讓一些樂隊佔據天然的優勢，而使另一些樂隊顯得有點兒吃虧。全球的音樂選秀或是競技類節目都有類似的規律——飆高音才最能在現場籠絡人心。觀眾在現場往往憑藉被“刺激”的程度做出最直接的反應，那幾乎是一種生理的本能，來不及思考，沒有必要思考，或者說幾乎是在用身體思考。
節目第四期，痛仰樂隊改編了《我願意》，平鋪直敘的方式被認為“不痛不癢”，所以在當時止步於8強。坐在“專業樂迷”席位裡的丁太升在現場說，（樂隊裡的）很多人沒有太考慮如何去比賽，他們更多的是想如何更好地展現自己的氣質和風格。他旁邊的鄧柯說，樂隊的綜藝太少了，樂隊們都不知道該怎麼去比賽，歌手的節目就很多，很多歌手已經習慣了，知道如何比賽。
音樂市場的資源配置不平衡，使樂隊幾乎從未參加過類似的綜藝節目，這的確是一個問題。但另一個問題是，即便如此，樂隊就真的不知道該怎麼比賽嗎？樂隊一定要在比賽中按常理出牌嗎？節目第七期“女神合作賽”，旅行團樂隊和周潔瓊合唱《週末玩具》，以256票在8支樂隊中墊底，手握40票的專業樂迷，只投了16票。接下來的“理想主題賽”，他們用《BYE BYE》得到413票，從倒數第一一躍成為第一，專業樂迷給出了38票，近乎滿分。
鍵盤手韋偉說，他們非常清楚唱什麼樣的歌，臺下的人會投票。有的樂隊習慣用一把刀一砍到底，但他們想展示很多把刀。《週末玩具》就是在冒險，在挑戰節目的玩兒法和某種底線，《BYE BYE》的成績則剛好印證了他們的判斷。整個過程就像是樂隊在做一場實驗。實驗的結論是，簡單直接的表達在現場永遠更受歡迎，這個他們在其他演出現場也可以得到的答案，在大眾綜藝節目的平臺裡被一再放大。
同時，《樂隊的夏天》的現場，那些經過遴選的觀眾大多是擁有自己完整審美體系的人，他們需要直接、刺激，但又不滿足於淺白。
同樣是“女神合作賽”，海龜先生和薛凱琪合唱的《咿呀呀》，也只有301票，專業樂迷只投了16票。從第二現場中樂隊一片唏噓的反應來看，專業樂迷的判斷是不被其他樂隊認同的。樂隊是否應該“破圈”由此引起了一場激烈的爭論。一些專業樂迷，似乎既希望樂隊懂得如何比賽，又希望樂隊保持自我，但問題是，他們所指的“自我”，是樂隊真正的自我，還是他們作為聽者的某種預設？海龜先生的貝司手蔣晗說：“只要是我們幾個人做自己的音樂，就不會損失自己的表達。”實際上，無論“女神合作賽”還是改編賽，都需要樂隊對賽制的配合，甚至於一定程度上的迎合。主唱李紅旗覺得這是商業的一種必要的惡。如果完全不為流量考慮，也就吸引不到這麼多樂隊來參加。
對旅行團樂隊來說，現在的問題不是“破圈”，是離開這“破圈”。他們認為，如今所謂“滾圈”的狹隘化，使它不再具有搖滾樂最初帶來的那種對自由、平等、真理的追求，它好像只是在自嗨，極其懶惰，又有失寬容，好像只要樂隊努力，就是功利的。
新褲子樂隊的其中兩位成員，貝斯手趙夢（左） 主唱彭磊 （右）
大眾綜藝是唯一的出口？
《樂隊的夏天》播出之後，樂隊們的生活開始發生改變，至少前8強如此。旅行團樂隊告訴我，現在的狀態正是他們多年以來夢寐以求的——特別忙。作為少有的全職樂隊，剛剛成立的時候他們就在想，以後有一天忙起來會是什麼樣？今年，是樂隊的第14年，他們每天的睡眠時間終於被工作安排壓縮到只剩下四五個鐘頭。
上週，我試著聯繫Click#15，以他們現有的工作密度，在一週之內安插一個電話採訪都非常困難。直到和Ricky通話前的5分鐘，經紀人才最終和我確定下采訪時間——一個在演出前的化妝期間疊加出的時段，已經實屬不易。
Ricky很開心，對他來說，自己的時間變少了，但是樂隊三個人在一起的時間越來越多。對於一個剛剛成立三年，但幾乎有一年半時間都曾消失在人們視野的樂隊來說，這是他們急需的凝聚和磨合，他們所積累的技術終於找到了可以表達的出口。他覺得做音樂本來就不應該是一種“受苦”的狀態，“貧窮”讓人的腦洞無法打開。尤其Funk，這種音樂類型原本就是在心情愉悅中發動的。
Ricky不止一次強調過自己並不缺錢，楊策也一樣，他所說的“貧窮”，是過去依靠做音樂所得到的回報，一定不只是物質上的。當我和Click#15以及刺蝟樂隊所屬的獨立音樂廠牌赤瞳音樂的主理人李青和海豐聊起樂隊的生存狀態時，他們告訴我，在國內缺少相對成熟的音樂產業的環境之下，很多真正在做原創音樂的人，長期都沒有得到過正向的激勵。物質上的回報大都是可以通過其他方式平衡的，換句話說，誰都可以找到辦法活下去。但是得到認可和迴應，對一個想要表達自己的人來說卻意義非凡。
幾乎沒有人可以在毫無激勵的狀況下持續地保持創作熱情。因此在很多人的眼中，甚至在樂隊自己的眼中，中國的樂隊都是懶的。在海豐看來，這種懶既有主觀的因素，也有客觀的無奈。
《樂隊的夏天》集中地向樂隊提供了他們所需的“正向激勵”。在我的採訪中，不僅沒有人對此抱有異議，並且幾乎所有人都認為，在當下的語境中，只有這樣的大眾綜藝類節目才可以給樂隊的生態帶來改變。李青和海豐提醒我，如今已經沒有專門的音樂節目或者各種各樣的排行榜了，現在想找個地方播video都非常不易。音樂的出口變了。互聯網改變語言，反噬人的思維，不僅樂隊懶，聽眾也懶，大家都在碎片化地讀取內容。
在我們的時間尚未被打碎之前，人們也許還會努力尋找自己所聽到的某段音樂的根源，建立自己的審美系統。但是現在，人們更願意接受的是喂到嘴邊的東西。沒有潮流的更迭，大眾主流媒介所推崇的音樂才是人們會去聽的，小眾音樂永遠停留在小眾的圈子裡。原生文化和創造力的自然生長斷掉了。而綜藝節目正是主流的傳播渠道，它背後的資本支持給節目帶來的平臺優勢，是任何一家唱片公司，甚至所有唱片加在一起也沒法做到的。他們說，Click#15火了，這非常像傳統唱片行業的一個經典案例，它當然也是無法複製的，但前提一定是有足夠多的受眾作為支撐。
在接受本刊採訪時，新褲子的主唱彭磊說，熱度幾個月就會過去的，不用太擔心。熱度曾經是他們非常想要的東西，但他們已漸漸感覺，流量全部是假的，只是在某一分鐘達到的高點，過去就什麼都沒有了。只有自己所做的音樂過了一個月、兩個月，一年、兩年甚至更長時間後還能有人聽，那才是有意義的。熱度，馬上就會過去的。
音樂製作人張亞東（蔡小川 攝）
所有能“破圈”的事都遠離初衷
——專訪張亞東
自始至終坐在《樂隊的夏天》舞臺下的“超級樂迷”張亞東，被形容為節目的“定海神針”。
三聯生活週刊：我們始終存疑，樂隊到底可不可以比賽？
張亞東：當然可以，就算不參加《樂隊的夏天》，比賽在生活裡都是所有樂隊不可迴避的問題。唱功、颱風、技巧都是可見的，而關乎情感、表達方面的問題則比較沒有準則，但一樣有感染力程度的不同。
三聯生活週刊：《樂隊的夏天》之後，很多樂隊的生存狀況都有了一些改變，增加了不少演出和商業活動。很多人認為目前只有綜藝娛樂節目可以帶來這種改變，你認同嗎？為什麼？
張亞東：因為多數人能被更宏大的話題，更熱點的事件吸引，會忽視小眾、獨特和低調的事物。
三聯生活週刊：依靠節目所帶來的這種改變能持續多久，沒有人能肯定，有的說三個月，有的說半年，根本的問題是什麼？
張亞東：節目已經做好了它能做到的事，最根本的問題還是在於樂隊是不是有持續做出好作品的能力。
三聯生活週刊：如今獲取信息的便利應該使我們有可能聽到更多的音樂，但結果是很多人反倒不知道該從哪兒獲取好的音樂了，這是為什麼？
張亞東：如果只把音樂當成是一種消遣，面對如此多的歌曲，真的不好選擇。如果音樂是你的精神需求，那麼，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你一定能夠找到更細微、更準確地點燃你的希望的音樂。
三聯生活週刊：你在節目裡說現在的唱片公司都只關注流量，樂隊所獲得的資源配置不公平。在過去的傳統唱片行業裡，唱片公司存在的意義是什麼，如今它們依然是必須存在的嗎？
張亞東：簡單地說，過去的唱片公司是以A&R、製作人，以及商業經理人的理念運作的，其中涉及很多藝術考量。而且做好一張唱片及藝人宣發需要昂貴的投入，門檻很高，也是藝人出道的必經之路。
在眼下這種科技進步，人人可以上傳歌曲的時代，唱片公司確實可有可無，如果唱片公司只是負責集結更多的平庸之作壯大自己的商業力量，那它確實已經失去了存在的意義。
三聯生活週刊：《樂隊的夏天》並不是“搖滾的夏天”，但最終觀眾的關注度幾乎都集中在了搖滾樂上，這是為什麼？
張亞東：可能大家都有著未了的搖滾夢。
三聯生活週刊：我看過一段你去探班新褲子排練的視頻，印象特別深，他們說時髦的東西聽眾接受起來很困難，所以最近出的專輯又回到了90年代初的那種搖滾風格，主歌夠低夠苦，副歌夠高夠嚷嚷，他們現在並不喜歡那種東西，但是聽眾喜歡。做自己喜歡的音樂和滿足商業上的需求是非常難以平衡的嗎？聽眾的音樂品位是怎麼形成的？應該被迎合還是被改變？
張亞東：人人都有想要迎合的對象，畢竟創作不是孤立發生的。音樂品位離不開時代的塑造，改變是個漫長的自發過程，個人力量雖微不足道，卻最該堅守。
三聯生活週刊：你曾在節目裡說所有樂隊的表現都沒什麼驚喜，這種缺少創新和樂隊目前的生存狀況有多少關聯，除此之外的原因是什麼？
張亞東：創新是一種內在需求，和生存狀況並無關聯，音樂不是生活的垃圾桶，它一直是我的八音盒。
三聯生活週刊：在Mr.WooHoo的某場表演之後，你說自己的標準又變了，也不一定非要創新，傳承也是好事兒。標準為什麼會變？
張亞東：創新不是憑空臆想，創造力必須站在對音樂發展歷史足夠了解的基礎上。瞭解音樂曾經到達的高度，可以清楚自己的位置。我個人相信天賦、靈感只會眷顧努力的人。
三聯生活週刊：節目最初，你更多地以一種相對理性的態度點評和分析，但越往後，你的評判就越趨向感性，最後一期的時候調侃自己已經“喪失理智了”。
張亞東：確實是，節目播出後，我看到我的朋友們對不同樂隊、不同作品的見解，很多觀點雖然我不認同，但確實是理解作品的不同角度，我會思考，尊重不同的意見。這提醒我話不要太多，我不想在公共平臺上公然打擾大家的情緒感受。
三聯生活週刊：節目裡對於樂隊是否該“破圈”的問題有過爭論，你怎麼看？
張亞東：所有能破圈的事兒，都由專業變成了一種社會性話題，熱熱鬧鬧但遠離初衷。
（實習記者黃晏浩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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