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中教堂

百年孤獨

文/大狗熊 圖/未署名者均為大狗熊攝

茨中教堂 李旭/攝

地理大發現以後，西方傳教士作為一個群體，他們固執地要把基督的福音傳播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傳教士們或慘淡經營，或用洋槍洋炮來開路，甚至把他們的生命拋灑在遙遠的異國土地上。無論是如何地交通不便、條件艱苦，都不能阻止他們獻身宗教的步伐。但在進軍西藏的征途中，他們遇到了無與倫比的抵抗，經過幾百年的努力，只在雪域高原的邊緣留下幾座百年孤獨的教堂，還在講述著過去的故事。

從德欽縣城出發，沿著瀾滄江向南而去。雄偉的卡格博峰和他的愛妻緬姿姆峰一直就在我的右方，滾滾江水九曲十八彎地盤旋於他們的腳下，公路也隨之彎曲於群山之間。我為峽谷中的教堂而來。那是一座百年曆史的教堂，人們都說，它就是詹姆斯·希爾頓的《消逝的地平線》裡所描寫的那座教堂。

寬闊的瀾滄江上出現了一座吊橋，茨中村到了。那是江對面的一片臺地，開闊平緩，緊靠著峽谷邊陡峭的山峰。太陽已經越過了5000米的海拔，照耀著美麗的小村，金黃色的麥田，翠綠色的樹叢，掩映著參差錯落的屋脊，構成瀾滄江峽谷中似乎隨處可見又非常獨特的景緻。隔江遠遠望去，茨中村低矮的木屋上方卻佇立著一座灰白色的鐘樓，中國式的樓頂，西式的樓身，金色琉璃瓦的最高處豎立著黑色的十字架。在雪山、峽谷、大江邊，在嘛呢堆、風馬旗、喇嘛寺的金頂旁，它就這樣佇立著，顯得是那樣的孤獨與不和諧。對那片景緻來說，它的存在，就像一個侵入的異類，從過去到現在，都算得上是一個意外。

17世紀初，葡萄牙傳教士安德拉德走進了西藏，他從群山的西面來到古老的古格王國，開始了基督教企圖征服雪域高原的歷史。作為藏傳佛教的聖地，佛的思想根植於藏族人民的骨髓當中，對於想在這裡傳播福音的西方傳教士來說，沒有比這更為悲哀的。宗教的衝突，導致了古格的亡國，第一次的傳教也隨之煙消雲散。

古格遺址

100多年過去了，19世紀中期，鍥而不捨的傳教士們又來到群山的東面，他們要把山高皇帝遠的德欽作為向雪域佛土傳教的橋頭堡，一定要讓上帝的光輝照耀在世界屋脊上。1866年，法國傳教士古德爾在離此不遠的茨姑村建起了第一座教堂，開辦學校、治病行醫、傳播福音，一步步向目標推進。

但是，反抗是如此的強烈，既有宗教的，也有逐步覺醒的中國人民反侵略的鬥爭。１９０４年，英國對拉薩的入侵，激起了藏區僧俗民眾無比的仇恨，傳教士和教堂首先成為發洩民族仇恨的犧牲品。１９０５年，憤怒的僧侶和百姓把茨姑教堂付之一炬，並殺死了兩名法國傳教士，這就是著名的"阿墩子教案"。但這時的傳教士同１７世紀已不一樣，他們背後是洋槍洋炮，腐朽無能的清政府鎮壓了反抗運動，向天主教會賠款五萬兩白銀重修教堂。１９１０年，建起了茨中教堂，併成為天主教"雲南教區"的主教坐堂，一直到解放，這裡都常年居住著外國傳教士。

夢終究會破碎。１９５１年，最後兩名外國神父---法國人古純仁和瑞士人沙伯雷，被遣送回國，黯然神傷地離開了他們苦心經營了百年的教區，最終也沒有踏上西藏一步。

在一位老人的帶領下，我走向教堂。教堂的牆外，有一座用刻滿六字真言的嘛呢石堆砌的石堆，上面還豎著經幡。我問老人，"現在還有人信天主教嗎？"他說："茨中有三分之二的人信天主教，三分之一的人信喇嘛教，教徒們和平共處，相安無事。"我好奇地又問，"您老信什麼教呢？"他回答我："我們全家都是信天主教的。解放前，外國神父治好了我父親的病，然後我們就入教了"。

一座飛簷翹角的中國式大門，上書"茨中省立第一完小"，顯然是解放後這裡做了學校。教堂的前方和左右兩面還建有三幢相連的木結構二層樓房，與教堂一起構成獨立的四合院。主體建築由磚石結構的經堂和鐘樓組成，整體風格上遵循巴斯利卡式教堂的特徵，又兼有羅馬教堂的特色，還有點中國式的東方色彩。

局部/攝

走進巨大的經堂，地上一排排的座位，大概可以容納四五百人同時做彌撒。方形石磚砌成的廊柱呈圓弧形，構成空闊的穹頂，上面畫著各式各樣的宗教畫。正前方的聖臺上供奉著耶穌像、聖母像和聖子像，有趣的是，這些像上面，被教民們掛上潔白的哈達，也算是藏區的特色吧。

爬上鐘樓，上面沒有鍾，銅鐘已在特殊歲月毀去了，鐘聲成了遙遠的記憶。當年，正是從這裡傳出的鐘聲，朝朝暮暮，在瀾滄江峽谷中悠悠迴盪。極目遠眺，視線十分寬闊，茨中村隨著臺地的地勢起伏不定，藏漢風格的土木結構建築時隱時現於蒼翠的林中；環繞全村的是連成一片的青稞田，正是收穫的季節，成為貧瘠的山樑上一道閃亮的風景；江面上騰昇的霧氣，掩映群山，給峽谷蒙上一層迷離；遠處的雪峰在陽光下銀光刺眼，使人不能逼視，顯得是那樣的高不可攀。

教堂裡有個地下室，老人說：原先這裡有上萬冊的藏書，全部是英文、法文和拉丁文的，他小的時候，就在這裡讀書，不僅學會了漢語，還學了拉丁文。正是因為受到良好的教育，老人一解放就成了幹部，到外面去工作，直到退休才回到家鄉。我問他："那些書呢？"他笑笑說："還用問嗎！難道在那個年代可能留下嗎？"我無言以對，連一口銅鐘都不能保存下來，何況書呢！

茨中教堂的果園，荒草萋萋，幾株由傳教士種下的葡萄，在院子裡悽清地佇立，無聲地訴說著往昔。緊靠圍牆的荒草叢中，有兩座墳塋，沒有墓碑，只知道是兩個傳教士埋在這裡。從遙遠的法蘭西來到中國最為偏僻的角落，生於何地，死於何時，歷史沒有為我們留下任何記載，老人對我說：在他童年的時候，這兩座墳就已經存在了。

現在茨中教堂的神父

李旭/攝

不管他們背後有何種動機，傳教士的精神還是令我感動的。今天，我能來到這個小村，依然是歷盡艱辛。那麼100多年前呢？可能要徒步跋涉半年、一年，從法蘭西到茨中，相隔何止萬里。還要在這裡長期堅持下去，他們獻身宗教的境界不可謂不高，他們付出的艱辛不可謂不大，但現實給與他們的仍然是一種孤獨。

曾有一本書中這樣寫到："房子裡沒有什麼貴重的東西，簡單的書架上有幾本他從法國帶來的書，除三把椅子外，屋子裡沒有桌子，什麼都沒有……這裡只有他一個人，沒有家，連朋友也沒有。最近的歐洲人也離這兒有一天的山路要走，再找另外的歐洲人恐怕要走上好幾十天。他拿出一本有插圖的導遊小冊子給我們看他在法國的家，十年來法國教堂他一直沒有機會回家。我們注意到，他不敢往那個小冊子上的圖畫哪怕是看上一眼......"

踏著滿園荒草，我的思緒是紛亂的。雖然是神父，但不是神，身居異國的窮鄉僻壤，交通閉塞，遠離故土，究竟靠了什麼，支撐他們熬過那漫漫時光？

21世紀初，1951年回國的瑞士神父沙伯雷的兒子來到茨中，看了看這個峽谷中的教堂，了卻他去世的父親的心願。我很想去問問他，50多年過去了，他父親未了的遺願是什麼呢？我想，1951年，沙伯雷在離開茨中教堂時，他一定深情地凝望過它，那座已在風雨中走過了半個世紀的教堂。充滿了傷感與悲愴的告別，結局卻無可改變，當大門在身後吱呀一聲關上時，他的心死了。

夜暮，我離開了茨中，繼續向南而去。峽谷中的煙雲愈來愈濃，茨中也愈來愈遠，最後只剩下黑色的十字架還孤獨地浮在那裡。忽然，我聽到悠遠地傳來清晰的鐘聲，在梅里雪山和白茫雪山之間迴盪。心裡突然湧起無與抗拒的孤獨，百年孤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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