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帶你看廣西（三）這些考古專家的發現驚動世界：百色手斧出世

八十萬年前廣西百色地區原始人類製作的手斧曾經登上過世界最著名的學術雜誌之一美國《科學》雜誌的封面，轟動了東西方的學術界。對百色手斧的發現已經有幾十年的歷史，我們可以簡單地回顧一下這一發現的過程。

黃啟善主編的《百色舊石器》（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曾談到百色舊石器時期遺址的發現過程。1973年10月，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和廣西石油地質部門聯合組成的考察組， 在百色盆地進行第三紀地質調查時，首先在百色市上宋村發現11件石製品，其中有石錘、尖 狀砍砸器、刮削器、砍砸器等。1975年，李炎賢、尤玉柱發表《廣西百色發現的舊石器》，使百色舊石器研究第一次出現在世人面前。

《百色舊石器》封面，文物出版社

不過當時這些文章並沒有引起太大反響，直到偶然地，一個“小人物”出現了。

曾祥旺的故事

每一件重大發現背後，都有一個默默無聞、堅持不懈的人。在談到百色舊石器的時候，我們也情不自禁地要提到一個“小人物”， 他為百色舊石器研究加了一把火，把它推向了廣西考古工作的前臺。他就是曾祥旺。

關於曾祥旺的故事，見諸於彭書琳發表於《大眾考古》2014年第5期《百色考古：揭開廣西最早的輝煌》。1965年，曾祥旺從中山大學歷史系古代史專業，甫一畢業，就遇到了“文革”。這是國家之大劫，也是他個人的不幸。他在田東勞動鍛鍊一年後，被分配到了新州煤礦工作——一個研究中國古代史的人，懵懵懂懂地到了一個和本專業完全不搭界的地方，一做就是許多年。

不過曾祥旺並沒有拋棄自己的專業素養，大學期間受到的良好教育使他受益終身。他曾經聽過考古學家樑釗韜教授的考古通論課，樑教授是中國鼎鼎大名的人類學家，經樑教授的力爭，中山大學才在1981年開全國之先，恢復了停辦三十年之久的人類學系。經過樑教授“考古啟蒙”的曾祥旺，在到達田東縣新州煤礦長蛇嶺分礦工作後，很快發現了一個特別的情況。

樑釗韜教授

曾祥旺的住房背後有一座幾乎與右江平行的、叫做長蛇嶺的土山，這座分礦即由此得名。由於表土流失嚴重，磚紅壤完全裸露，隨處可以撿到打製石器。這些舊石器時代的打製石器外觀其實與普通石塊沒有多大差別，只有專業人員才能判斷出來。而曾祥旺，恰恰就是一個專業人員。

曾祥旺從70年代中期開始就對附近山坡上的石器進行探索研究。對他而言，這是一個不為人知的考古寶庫。1979 年 3 月，他給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和廣西博物館分別寫信，報告他的發現。

兩個月後，樑釗韜教授的得意門生、廣西文物工作隊隊長王克榮帶著蔣廷瑜驅車到田東長蛇嶺考察，他們看到了曾祥旺積累的兩大木箱、30 多件石器。曾祥旺帶著王克榮、蔣廷瑜在長蛇嶺上轉了一圈，隨手又撿回十幾件石器。

1979年6月，廣西文物工作隊覃聖敏、覃彩鑾、樑旭達被派前往田東新州，在曾祥旺的協助下，對長蛇嶺遺址進行了發掘。他們經過科學發掘獲得一批有地層根據的石器，並結合採集的 130 多件石器，撰寫了《廣西新州打製石器地點的調查》。1982年夏、秋，廣西文物工作隊會同百色地區文化部門組織文物普查，沿右江兩岸進行拉網式的搜索。曾祥旺也參加了這次普查，並於1983與1986年分別發表了《廣西百色地區新發現的舊石器》與《廣西百色市百穀屯發現的舊石器》兩篇論文，這些論文成為研究中國史前文化的重要參考資料。

對曾祥旺而言，他的人生因此發生了轉折，或者說，終於回到了一位六十年代中山大學歷史系畢業生所應有的軌道。他離開了新州煤礦，進入百色右江民族博物館（按彭書琳文），從此以後，他就成為一個專業的考古研究人員，走回了學術道路。數年之後，曾祥旺赴廣州市黃埔區的南海神廟文物保護管理所任職，但他對於石器的熱愛始終未改，到穗之後參與了廣州番禺飄峰山和深圳龍崗荔枝園村等舊石器遺存的試掘。廣州電臺曾特意編播了《石頭情痴曾祥旺》，稱曾祥旺為“對考古事業痴迷忘我死而後已,併為我省（廣東省）史前人類考古事業作出重要貢獻的人物”，節目獲得了中國廣播獎三等獎。

曾祥旺採集到的手斧

如今曾祥旺已故多年，在網絡上甚至無法獲得他的一張照片。他作為百色舊石器時代遺存的發現者和先導，對廣西考古事業功德無量。但是他把所採集到的手斧認為是寬身大尖狀器、似手斧尖狀器、厚刃尖狀器，而未能將其確認為手斧。這一認定工作最終由黃慰文教授完成。

黃慰文教授的故事

黃慰文，1937年11月生，廣東人。1958年畢業於中山大學歷史系，與曾祥旺可稱之為同門師兄弟。在中國的古人類研究上，黃慰文堪稱棟樑級的人物。他曾擔任1964年藍田盆地新生代綜合考察公王嶺小隊隊長 (距今約115萬年的藍田人頭骨化石即出自此次發掘)，1974至19791年周口店北京人遺址學術負責人，1986年廣西百色盆地、1993年貴州盤縣大洞中外多學科考察工作主持人。然而這樣一位頂尖的科學家，竟然沒有建立起百度百科詞條。

對百色盆地舊石器的研究，在1986年出現了一個轉折——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黃慰文、中山大學人類學系張鎮洪和廣西文物工作隊謝光茂等在廣西博物館文物簡易庫觀察從百色盆地採集回來的石器標本時，彷彿靈光一現，由其中的一些石器想到西方阿舍利手斧。這些石器分明符合莫維斯理論中認為在亞洲並不存在的手斧的特徵！

從此之後，黃慰文教授就與百色舊石器聯繫在一起。百色手斧成為中國舊石器時代的一個“象徵”，黃慰文教授功不可沒。

1987年，黃慰文在論文《中國的手斧》（《人類學學報》，1987年1期）中首次指出百色舊石器中含有手斧，他提出，中國並不缺乏手斧，這些含手斧的石器工業分佈相對集中於三個區域，即黃河中游的“汾渭地塹”、長江中游的漢水谷地和珠江水系的百色盆地。

1988年，黃慰文開始在百色盆地進行考古發掘。根據本次發掘的地貌、地層、岩石特性等方面分析，他判斷百色舊石器為中更新世時期、至少相當於北京人時代早期的人類遺存，是亞洲最早的石器文化，這就意味著其年代大約為距今70萬年前。

他通過這些關於手斧的論文駁斥莫維斯線，也激起了一片反對的聲音。中國的手斧屬於舊石器時代早期類型手斧，如果按照粗糙原料、中等原料和優質原料來區分，百色手斧所用的質地堅硬的石英岩、砂岩屬於粗糙原料，歐洲的阿舍利手斧多用優質原料燧石，非洲則多用中等原料玄武岩。粗糙原料一般只能使用硬錘技術，而優質原料可以使用軟錘技術減薄。因此百色手斧在形式上與加工精緻、器形規範的晚期阿舍利手斧有較大差異，更加簡單粗糙。有學者認為，黃慰文所提出的“手斧”一部分為石鎬，而百色手斧應為石核斧。

崇左壯族博物館展出的手斧

此外，百色舊石器絕大多數是從地表上或半裸露於地表的地層中獲得，當時據以判斷百色手斧都不是發掘所得，原生地層並不明確。1991年，謝光茂在《百色手斧研究》一文中介紹了1986年採集於壇洛、公蛇蛉磚紅壤階地的兩件手斧，但是這種紅土壤對於斷代非常不利。黃啟善在《百色舊石器》中說：

遺址分佈在磚紅壤地帶，具有強烈酸性的紅土不易保存古生物或古人類遺骸，而古生物斷代方法是中國舊石器考古學最為重要的常規手段。遺址由於雨水沖刷嚴重，至今未發現有較厚的文化層或人居遺址，大多數石器散佈於地表，缺乏相應的地層支持力。由於百色盆地受青藏高原間歇性抬升的影響，構造較活躍，含舊石器的階地常因此而被錯斷，造成階地劃分的複雜性。對周圍有可能為解決年代問題而提供依據的古生物調查不夠。

之後，黃慰文多次來到百色進行發掘和調查工作。伴隨著研究的逐漸深入，百色手斧的年代逐漸清晰。事實證明，黃慰文當年作出的判斷是準確的，他的學術觸覺是敏銳的，學術造詣是精深的，沒有他，就沒有百色手斧對莫維斯理論的突破。他是百色手斧研究的領軍人。

百色手斧的斷代與確認

對百色手斧通過科學手段進行斷代，藉助於一種特殊的物質——玻璃隕石。1993年，黃慰文、侯亞梅等又來到百色，在百穀遺址的發掘中發現磚紅壤中有玻璃隕石和石器共存，這就為明確解決百色手斧的斷代問題取得了關鍵性的證據。這種隕石就是文章中開頭所提到的由於彗星撞擊地球、飛濺的熔岩冷卻後所形成的，因此在亞洲南部和澳洲多有發現。

在中國古代，這種黑色的玻璃曾被稱為雷公墨。唐朝大和（827—835年）年間，河南人房千里初登進士第後遊歷嶺南地區，他在《投荒雜錄》中描述：“雷州……時有雷火發於野中，每雨霽，得黑石，或圓或方，號雷公墨。凡訟者投牒，必以雷墨雜常墨書之為利。”這是有文獻記載的第一個稱玻璃隕石為“雷公墨”的學者。

位於網紋紅土中的這些“雷公墨”成了為百色手斧斷代的關鍵證據

1996年，郭士倫教授運用裂變徑跡法測定這些玻璃隕石的年代為距今73萬年，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黃慰文教授的觀點。

2000年，美國加利福尼亞伯克利地質年代中心的地質年代學家阿倫·丹尼用“氬—氬法”測定了與石製品共存的玻璃隕石，將年代斷為距今80.3萬年前。

2000 年3月，由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侯亞梅等9位中外科學家共同撰寫的《中國南方百色盆地中更新世類阿舍利石器技術》發表於美國《科學》雜誌第287卷1622期，不但確認了百色手斧的存在，而且正式公佈了伯克利地質年代中心的測量結果。

侯亞梅，現任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曾獲全國優秀博士學位論文(2003)

即使在《科學》雜誌發表論文之後，學術界對於百色手斧的斷代仍然存在疑問。他們認為玻璃隕石的年代與百色手斧未必一致。

一方面，有人認為玻璃隕石可能被人類或其他原因挪動過，“玻璃隕石很少發現於原生土層，而通常發現在比它們實際年代要晚的堆積。原始人用隕石作工具或者用作護 身符，在澳大利亞，隕石還被土著人搬運。”(Koeberl et al，2000)黃慰文教授則肯定了玻璃隕石是原地埋藏，並與石器共存於原生地層，而且沒有被流水或人工搬運的跡象，因此玻璃隕石的年代即是石器的年代。（引自《百色舊石器》）

另一方面，林聖龍等學者則提出，百色手斧均為採集而非發掘出的，“既然在所有發掘遺址中都沒有出土手斧，那麼玻璃隕石的年代是與手斧不相干的， 即距今80萬年的年代不能代表百色手斧的年代”。這一懷疑直到2005年1月才解決，當時，考古人員在網紋紅土地層中首次發掘出4件手斧，並有玻璃隕石伴隨出土。

由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廣西自然博物館、右江民族博物館和田東博物館專家共同組成的研究小組，對楓樹島遺址進行發掘。在距地表50釐米的深槽原生網紋紅土中，他們發現了1件手斧和1件玻璃隕石；在探方中發現4件手斧和11件玻璃隕石以及近百件手鎬、石核、石片等石製品。整個文化層厚約1米，玻璃隕石位於文化層中部。出土的玻璃隕石表面鋒利，沒有搬運磨蝕的跡象。5件手斧均為兩面加工，原料為砂石和火山岩，上面保留網紋紅土留下的印記，與百色盆地其他遺址發現的手斧相似。（引自龐革平、馮飛勇《廣西百色出土手斧 挑戰美國人莫氏線理論》）

玻璃隕石與手斧的年代關係終於塵埃落定。

尾聲

百色手斧是廣西科學史上最重要的發現之一。但對百色舊石器遺址的探索，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首先是保護問題。王幼平教授曾說，百色盆地的早期石器工業“多為舌狀的尖刃，適合挖掘土壤中的植物根莖”，因為當地有豐富的可供食用的植物根莖類。百色盆地的氣候溫暖溼潤，適合植物生長，為了發展經濟，當地政府曾經在上個世紀90年代“大規模發展以芒果為龍頭的水果種植業，多數以前保存非常好的遺址，現在都種上了芒果。”（莫進尤：《世紀的跨越》，中國文化報，2001年3月15日）即使到了如今，遺址保護問題仍然需要加以重視。

其實是調查研究問題。由於資金缺乏等問題，百色盆地的舊石器遺址分佈面積800平方公里，發掘面積僅為數千平方米，也難以開展多學科研究工作。對百色舊石器這座古人類學的“富礦”，還有許多研究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