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玲瓏澄澈，繽紛東西：中國考古發現的國產玻璃和進口玻璃'
中國國產玻璃的產生和發展與東西文明的交流和碰撞相關聯。雖然在古代，玻璃沒有發展為中國主要的手工業，但中國玻璃具有很強的傳統文化印記，產品清新獨特，是世界玻璃史上的一枝奇葩。
玲瓏澄澈，繽紛東西：中國考古發現的國產玻璃和進口玻璃
撰文丨安家瑤（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國內外最早開展中國古代玻璃研究的學者之一）
中國國產玻璃的產生和發展與東西文明的交流和碰撞相關聯。雖然在古代，玻璃沒有發展為中國主要的手工業，但中國玻璃具有很強的傳統文化印記，產品清新獨特，是世界玻璃史上的一枝奇葩。
玲瓏澄澈，繽紛東西：中國考古發現的國產玻璃和進口玻璃
撰文丨安家瑤（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國內外最早開展中國古代玻璃研究的學者之一）
■ 唐宋海上絲綢之路航線圖。從考古出土的玻璃器可以看出，中國古玻璃一直存在著兩個系統：進口玻璃和國產玻璃。進口玻璃多通過陸路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而來。
蜻蜓眼與仿玉玻璃：中國早期玻璃的生產
中國歷史上有多種重要發明，如制瓷、造紙、指南針、火藥、印刷術等，對世界文明的進程貢獻巨大。然而，玻璃這種人工材料卻不是我們最早發明的。根據考古發現，世界最早的玻璃誕生在公元前2300年的美索不達米亞，即今天的伊拉克和敘利亞地區。玻璃誕生後，經過上千年的磨鍊，才從製作小件的玻璃飾品，發展到製作玻璃容器。
與西亞玻璃相比，中國玻璃出現得較晚。春秋末戰國初，西亞的玻璃珠飾經過中亞遊牧民族的中介，作為貿易品進口到中國的中原地區，最為典型的是西亞的玻璃蜻蜓眼。春秋末期的河南固始侯古堆1號墓、洛陽中州路西工段M2719出土的玻璃蜻蜓眼和戰國早期的湖北隨縣曾侯乙墓出土的玻璃蜻蜓眼，很可能是西亞的舶來品。到戰國中晚期，中國已經能夠製造外觀上與西亞玻璃相似，而成分又完全不同的玻璃蜻蜓眼和管飾。西方的玻璃多用蘇打做助熔劑，稱之鈉鈣玻璃，中國可能由於缺少蘇打資源，最早生產的是鉛鋇玻璃。中國戰國時期的玻璃蜻蜓眼和管紋飾色彩豔麗，尺寸較大，幾何圖案豐富多變，是世界上最漂亮的玻璃珠管。在湖南、湖北、河南等地的考古發掘中，都有大量的發現。
中國國產玻璃的產生和發展與東西文明的交流和碰撞相關聯。雖然在古代，玻璃沒有發展為中國主要的手工業，但中國玻璃具有很強的傳統文化印記，產品清新獨特，是世界玻璃史上的一枝奇葩。
玲瓏澄澈，繽紛東西：中國考古發現的國產玻璃和進口玻璃
撰文丨安家瑤（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國內外最早開展中國古代玻璃研究的學者之一）
■ 唐宋海上絲綢之路航線圖。從考古出土的玻璃器可以看出，中國古玻璃一直存在著兩個系統：進口玻璃和國產玻璃。進口玻璃多通過陸路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而來。
蜻蜓眼與仿玉玻璃：中國早期玻璃的生產
中國歷史上有多種重要發明，如制瓷、造紙、指南針、火藥、印刷術等，對世界文明的進程貢獻巨大。然而，玻璃這種人工材料卻不是我們最早發明的。根據考古發現，世界最早的玻璃誕生在公元前2300年的美索不達米亞，即今天的伊拉克和敘利亞地區。玻璃誕生後，經過上千年的磨鍊，才從製作小件的玻璃飾品，發展到製作玻璃容器。
與西亞玻璃相比，中國玻璃出現得較晚。春秋末戰國初，西亞的玻璃珠飾經過中亞遊牧民族的中介，作為貿易品進口到中國的中原地區，最為典型的是西亞的玻璃蜻蜓眼。春秋末期的河南固始侯古堆1號墓、洛陽中州路西工段M2719出土的玻璃蜻蜓眼和戰國早期的湖北隨縣曾侯乙墓出土的玻璃蜻蜓眼，很可能是西亞的舶來品。到戰國中晚期，中國已經能夠製造外觀上與西亞玻璃相似，而成分又完全不同的玻璃蜻蜓眼和管飾。西方的玻璃多用蘇打做助熔劑，稱之鈉鈣玻璃，中國可能由於缺少蘇打資源，最早生產的是鉛鋇玻璃。中國戰國時期的玻璃蜻蜓眼和管紋飾色彩豔麗，尺寸較大，幾何圖案豐富多變，是世界上最漂亮的玻璃珠管。在湖南、湖北、河南等地的考古發掘中，都有大量的發現。
■ 蜻蜓眼琉璃珠，戰國，1990年淅川徐家嶺10號墓出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戰國中晚期，中國已經能夠製造外觀上與西亞玻璃相似，而成分又完全不同的玻璃蜻蜓眼和管飾。
中國玻璃的誕生可能受西亞影響，但是新建立起來的玻璃業很快就與中國的文化傳統相融合，生產玉的仿製品。中國人對玉這種天然材料，有一種極濃厚的偏愛。古代人相信玉可以使屍體不朽，因此有些玉器是專門為保存遺體而製造的，稱為“葬玉”。葬玉在漢代玉器中佔很大比例，主要有玉衣、九竅塞、玉和握玉等。作為玉的代用品，玻璃衣、玻璃九竅塞、玻璃和玻璃“握玉”也都出現了。玻璃璧是玉璧的代用品，自戰國中期在湖南地區就廣泛地用於喪葬。玻璃璧在西漢時期還繼續使用。陝西興平茂陵附近出土的一塊西漢玻璃璧，直徑達23.4釐米，重達1.9公斤，可稱為玻璃璧之王了。
中國國產玻璃的產生和發展與東西文明的交流和碰撞相關聯。雖然在古代，玻璃沒有發展為中國主要的手工業，但中國玻璃具有很強的傳統文化印記，產品清新獨特，是世界玻璃史上的一枝奇葩。
玲瓏澄澈，繽紛東西：中國考古發現的國產玻璃和進口玻璃
撰文丨安家瑤（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國內外最早開展中國古代玻璃研究的學者之一）
■ 唐宋海上絲綢之路航線圖。從考古出土的玻璃器可以看出，中國古玻璃一直存在著兩個系統：進口玻璃和國產玻璃。進口玻璃多通過陸路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而來。
蜻蜓眼與仿玉玻璃：中國早期玻璃的生產
中國歷史上有多種重要發明，如制瓷、造紙、指南針、火藥、印刷術等，對世界文明的進程貢獻巨大。然而，玻璃這種人工材料卻不是我們最早發明的。根據考古發現，世界最早的玻璃誕生在公元前2300年的美索不達米亞，即今天的伊拉克和敘利亞地區。玻璃誕生後，經過上千年的磨鍊，才從製作小件的玻璃飾品，發展到製作玻璃容器。
與西亞玻璃相比，中國玻璃出現得較晚。春秋末戰國初，西亞的玻璃珠飾經過中亞遊牧民族的中介，作為貿易品進口到中國的中原地區，最為典型的是西亞的玻璃蜻蜓眼。春秋末期的河南固始侯古堆1號墓、洛陽中州路西工段M2719出土的玻璃蜻蜓眼和戰國早期的湖北隨縣曾侯乙墓出土的玻璃蜻蜓眼，很可能是西亞的舶來品。到戰國中晚期，中國已經能夠製造外觀上與西亞玻璃相似，而成分又完全不同的玻璃蜻蜓眼和管飾。西方的玻璃多用蘇打做助熔劑，稱之鈉鈣玻璃，中國可能由於缺少蘇打資源，最早生產的是鉛鋇玻璃。中國戰國時期的玻璃蜻蜓眼和管紋飾色彩豔麗，尺寸較大，幾何圖案豐富多變，是世界上最漂亮的玻璃珠管。在湖南、湖北、河南等地的考古發掘中，都有大量的發現。
■ 蜻蜓眼琉璃珠，戰國，1990年淅川徐家嶺10號墓出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戰國中晚期，中國已經能夠製造外觀上與西亞玻璃相似，而成分又完全不同的玻璃蜻蜓眼和管飾。
中國玻璃的誕生可能受西亞影響，但是新建立起來的玻璃業很快就與中國的文化傳統相融合，生產玉的仿製品。中國人對玉這種天然材料，有一種極濃厚的偏愛。古代人相信玉可以使屍體不朽，因此有些玉器是專門為保存遺體而製造的，稱為“葬玉”。葬玉在漢代玉器中佔很大比例，主要有玉衣、九竅塞、玉和握玉等。作為玉的代用品，玻璃衣、玻璃九竅塞、玻璃和玻璃“握玉”也都出現了。玻璃璧是玉璧的代用品，自戰國中期在湖南地區就廣泛地用於喪葬。玻璃璧在西漢時期還繼續使用。陝西興平茂陵附近出土的一塊西漢玻璃璧，直徑達23.4釐米，重達1.9公斤，可稱為玻璃璧之王了。
■ 山西大同市南郊北魏時期墓葬M107出土玻璃碗，典型的薩珊玻璃，透出玻璃變幻莫測之美。
中國國產玻璃的產生和發展與東西文明的交流和碰撞相關聯。雖然在古代，玻璃沒有發展為中國主要的手工業，但中國玻璃具有很強的傳統文化印記，產品清新獨特，是世界玻璃史上的一枝奇葩。
玲瓏澄澈，繽紛東西：中國考古發現的國產玻璃和進口玻璃
撰文丨安家瑤（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國內外最早開展中國古代玻璃研究的學者之一）
■ 唐宋海上絲綢之路航線圖。從考古出土的玻璃器可以看出，中國古玻璃一直存在著兩個系統：進口玻璃和國產玻璃。進口玻璃多通過陸路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而來。
蜻蜓眼與仿玉玻璃：中國早期玻璃的生產
中國歷史上有多種重要發明，如制瓷、造紙、指南針、火藥、印刷術等，對世界文明的進程貢獻巨大。然而，玻璃這種人工材料卻不是我們最早發明的。根據考古發現，世界最早的玻璃誕生在公元前2300年的美索不達米亞，即今天的伊拉克和敘利亞地區。玻璃誕生後，經過上千年的磨鍊，才從製作小件的玻璃飾品，發展到製作玻璃容器。
與西亞玻璃相比，中國玻璃出現得較晚。春秋末戰國初，西亞的玻璃珠飾經過中亞遊牧民族的中介，作為貿易品進口到中國的中原地區，最為典型的是西亞的玻璃蜻蜓眼。春秋末期的河南固始侯古堆1號墓、洛陽中州路西工段M2719出土的玻璃蜻蜓眼和戰國早期的湖北隨縣曾侯乙墓出土的玻璃蜻蜓眼，很可能是西亞的舶來品。到戰國中晚期，中國已經能夠製造外觀上與西亞玻璃相似，而成分又完全不同的玻璃蜻蜓眼和管飾。西方的玻璃多用蘇打做助熔劑，稱之鈉鈣玻璃，中國可能由於缺少蘇打資源，最早生產的是鉛鋇玻璃。中國戰國時期的玻璃蜻蜓眼和管紋飾色彩豔麗，尺寸較大，幾何圖案豐富多變，是世界上最漂亮的玻璃珠管。在湖南、湖北、河南等地的考古發掘中，都有大量的發現。
■ 蜻蜓眼琉璃珠，戰國，1990年淅川徐家嶺10號墓出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戰國中晚期，中國已經能夠製造外觀上與西亞玻璃相似，而成分又完全不同的玻璃蜻蜓眼和管飾。
中國玻璃的誕生可能受西亞影響，但是新建立起來的玻璃業很快就與中國的文化傳統相融合，生產玉的仿製品。中國人對玉這種天然材料，有一種極濃厚的偏愛。古代人相信玉可以使屍體不朽，因此有些玉器是專門為保存遺體而製造的，稱為“葬玉”。葬玉在漢代玉器中佔很大比例，主要有玉衣、九竅塞、玉和握玉等。作為玉的代用品，玻璃衣、玻璃九竅塞、玻璃和玻璃“握玉”也都出現了。玻璃璧是玉璧的代用品，自戰國中期在湖南地區就廣泛地用於喪葬。玻璃璧在西漢時期還繼續使用。陝西興平茂陵附近出土的一塊西漢玻璃璧，直徑達23.4釐米，重達1.9公斤，可稱為玻璃璧之王了。
■ 山西大同市南郊北魏時期墓葬M107出土玻璃碗，典型的薩珊玻璃，透出玻璃變幻莫測之美。
■ 湖南長沙戰國墓出土的玻璃璧。玻璃璧是玉璧的代用品，自戰國中期在湖南地區就廣泛用於喪葬。
漢代的玻璃容器也已開始生產。徐州北洞山西漢楚王墓（公元前128年）出土了一批玻璃杯，共16件，其中兩件比較完整。杯身呈直筒形，平沿、直壁、平底。玻璃呈淡綠色不透明，內含小氣泡，鑄造成型。玻璃杯淡綠色半透明的質地，與天然玉很相像，因此在原發掘簡報中被誤稱為“玉杯”，可見漢代玻璃仿玉已達到了以假亂真的程度。河北滿城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及其妻竇綰墓出土了3件玻璃容器，工藝相當精美，其中兩件為玻璃耳杯，一件為玻璃盤。耳杯和盤的玻璃質料相同，都為翠綠色，微有光澤，呈半透明。2009～2011年，江蘇盱眙大雲山漢墓的考古發掘中出土了22件玻璃磬，其尺寸與石磬相仿。漢代就能夠製造這樣大型的玻璃器，令我們對當時玻璃製造業的規模和技術刮目相看。
漢代的文獻中已有玻璃製造的明確記載。東漢王充的《論衡·率性篇》：“道人消爍五石，作五色之玉，比之真玉，光不殊別。”“五色之玉”，就是指漢代的仿玉玻璃。作為玉的仿製品，其價值自然低於玉，也不為上層社會所重視。這種觀念受到了從羅馬進口到中國的玻璃的挑戰。
中國國產玻璃的產生和發展與東西文明的交流和碰撞相關聯。雖然在古代，玻璃沒有發展為中國主要的手工業，但中國玻璃具有很強的傳統文化印記，產品清新獨特，是世界玻璃史上的一枝奇葩。
玲瓏澄澈，繽紛東西：中國考古發現的國產玻璃和進口玻璃
撰文丨安家瑤（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國內外最早開展中國古代玻璃研究的學者之一）
■ 唐宋海上絲綢之路航線圖。從考古出土的玻璃器可以看出，中國古玻璃一直存在著兩個系統：進口玻璃和國產玻璃。進口玻璃多通過陸路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而來。
蜻蜓眼與仿玉玻璃：中國早期玻璃的生產
中國歷史上有多種重要發明，如制瓷、造紙、指南針、火藥、印刷術等，對世界文明的進程貢獻巨大。然而，玻璃這種人工材料卻不是我們最早發明的。根據考古發現，世界最早的玻璃誕生在公元前2300年的美索不達米亞，即今天的伊拉克和敘利亞地區。玻璃誕生後，經過上千年的磨鍊，才從製作小件的玻璃飾品，發展到製作玻璃容器。
與西亞玻璃相比，中國玻璃出現得較晚。春秋末戰國初，西亞的玻璃珠飾經過中亞遊牧民族的中介，作為貿易品進口到中國的中原地區，最為典型的是西亞的玻璃蜻蜓眼。春秋末期的河南固始侯古堆1號墓、洛陽中州路西工段M2719出土的玻璃蜻蜓眼和戰國早期的湖北隨縣曾侯乙墓出土的玻璃蜻蜓眼，很可能是西亞的舶來品。到戰國中晚期，中國已經能夠製造外觀上與西亞玻璃相似，而成分又完全不同的玻璃蜻蜓眼和管飾。西方的玻璃多用蘇打做助熔劑，稱之鈉鈣玻璃，中國可能由於缺少蘇打資源，最早生產的是鉛鋇玻璃。中國戰國時期的玻璃蜻蜓眼和管紋飾色彩豔麗，尺寸較大，幾何圖案豐富多變，是世界上最漂亮的玻璃珠管。在湖南、湖北、河南等地的考古發掘中，都有大量的發現。
■ 蜻蜓眼琉璃珠，戰國，1990年淅川徐家嶺10號墓出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戰國中晚期，中國已經能夠製造外觀上與西亞玻璃相似，而成分又完全不同的玻璃蜻蜓眼和管飾。
中國玻璃的誕生可能受西亞影響，但是新建立起來的玻璃業很快就與中國的文化傳統相融合，生產玉的仿製品。中國人對玉這種天然材料，有一種極濃厚的偏愛。古代人相信玉可以使屍體不朽，因此有些玉器是專門為保存遺體而製造的，稱為“葬玉”。葬玉在漢代玉器中佔很大比例，主要有玉衣、九竅塞、玉和握玉等。作為玉的代用品，玻璃衣、玻璃九竅塞、玻璃和玻璃“握玉”也都出現了。玻璃璧是玉璧的代用品，自戰國中期在湖南地區就廣泛地用於喪葬。玻璃璧在西漢時期還繼續使用。陝西興平茂陵附近出土的一塊西漢玻璃璧，直徑達23.4釐米，重達1.9公斤，可稱為玻璃璧之王了。
■ 山西大同市南郊北魏時期墓葬M107出土玻璃碗，典型的薩珊玻璃，透出玻璃變幻莫測之美。
■ 湖南長沙戰國墓出土的玻璃璧。玻璃璧是玉璧的代用品，自戰國中期在湖南地區就廣泛用於喪葬。
漢代的玻璃容器也已開始生產。徐州北洞山西漢楚王墓（公元前128年）出土了一批玻璃杯，共16件，其中兩件比較完整。杯身呈直筒形，平沿、直壁、平底。玻璃呈淡綠色不透明，內含小氣泡，鑄造成型。玻璃杯淡綠色半透明的質地，與天然玉很相像，因此在原發掘簡報中被誤稱為“玉杯”，可見漢代玻璃仿玉已達到了以假亂真的程度。河北滿城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及其妻竇綰墓出土了3件玻璃容器，工藝相當精美，其中兩件為玻璃耳杯，一件為玻璃盤。耳杯和盤的玻璃質料相同，都為翠綠色，微有光澤，呈半透明。2009～2011年，江蘇盱眙大雲山漢墓的考古發掘中出土了22件玻璃磬，其尺寸與石磬相仿。漢代就能夠製造這樣大型的玻璃器，令我們對當時玻璃製造業的規模和技術刮目相看。
漢代的文獻中已有玻璃製造的明確記載。東漢王充的《論衡·率性篇》：“道人消爍五石，作五色之玉，比之真玉，光不殊別。”“五色之玉”，就是指漢代的仿玉玻璃。作為玉的仿製品，其價值自然低於玉，也不為上層社會所重視。這種觀念受到了從羅馬進口到中國的玻璃的挑戰。
■ 內蒙古奈曼旗遼代陳國公主墓出土帶柄乳丁玻璃瓶，具有伊斯蘭風格。
羅馬玻璃隨絲綢之路：輸入漢代中國
公元前1世紀末，羅馬成為版圖囊括地中海沿岸的大帝國（公元前27～公元496年）。玻璃業是羅馬帝國的主要手工業之一。在羅馬帝國統治的500年裡，玻璃器數量之大，品種之多，質量之精，在世界玻璃史上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羅馬玻璃輸入中國的年代可能早到西漢中期。廣州市橫枝崗的西漢中期墓曾出土了3件玻璃碗，這3件玻璃碗的器形、顏色完全相同，都是深藍紫色，半透明，平底直口；模製成型，外壁經過打磨，口沿下刻有一道陰弦紋，內壁光滑無痕。1981年，江蘇邗江甘泉2號漢墓（公元67年）出土了3塊玻璃容器的殘片，為紫紅色和乳白色相間的馬賽克(Mosaic)玻璃，外壁有模印的輻射形豎凸稜作為裝飾，將遺存的這3塊玻璃殘片復原的器形是缽。這種帶豎凸稜條裝飾的缽的器形在我國很罕見，而在公元前後１世紀的地中海沿岸非常流行。
中國國產玻璃的產生和發展與東西文明的交流和碰撞相關聯。雖然在古代，玻璃沒有發展為中國主要的手工業，但中國玻璃具有很強的傳統文化印記，產品清新獨特，是世界玻璃史上的一枝奇葩。
玲瓏澄澈，繽紛東西：中國考古發現的國產玻璃和進口玻璃
撰文丨安家瑤（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國內外最早開展中國古代玻璃研究的學者之一）
■ 唐宋海上絲綢之路航線圖。從考古出土的玻璃器可以看出，中國古玻璃一直存在著兩個系統：進口玻璃和國產玻璃。進口玻璃多通過陸路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而來。
蜻蜓眼與仿玉玻璃：中國早期玻璃的生產
中國歷史上有多種重要發明，如制瓷、造紙、指南針、火藥、印刷術等，對世界文明的進程貢獻巨大。然而，玻璃這種人工材料卻不是我們最早發明的。根據考古發現，世界最早的玻璃誕生在公元前2300年的美索不達米亞，即今天的伊拉克和敘利亞地區。玻璃誕生後，經過上千年的磨鍊，才從製作小件的玻璃飾品，發展到製作玻璃容器。
與西亞玻璃相比，中國玻璃出現得較晚。春秋末戰國初，西亞的玻璃珠飾經過中亞遊牧民族的中介，作為貿易品進口到中國的中原地區，最為典型的是西亞的玻璃蜻蜓眼。春秋末期的河南固始侯古堆1號墓、洛陽中州路西工段M2719出土的玻璃蜻蜓眼和戰國早期的湖北隨縣曾侯乙墓出土的玻璃蜻蜓眼，很可能是西亞的舶來品。到戰國中晚期，中國已經能夠製造外觀上與西亞玻璃相似，而成分又完全不同的玻璃蜻蜓眼和管飾。西方的玻璃多用蘇打做助熔劑，稱之鈉鈣玻璃，中國可能由於缺少蘇打資源，最早生產的是鉛鋇玻璃。中國戰國時期的玻璃蜻蜓眼和管紋飾色彩豔麗，尺寸較大，幾何圖案豐富多變，是世界上最漂亮的玻璃珠管。在湖南、湖北、河南等地的考古發掘中，都有大量的發現。
■ 蜻蜓眼琉璃珠，戰國，1990年淅川徐家嶺10號墓出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戰國中晚期，中國已經能夠製造外觀上與西亞玻璃相似，而成分又完全不同的玻璃蜻蜓眼和管飾。
中國玻璃的誕生可能受西亞影響，但是新建立起來的玻璃業很快就與中國的文化傳統相融合，生產玉的仿製品。中國人對玉這種天然材料，有一種極濃厚的偏愛。古代人相信玉可以使屍體不朽，因此有些玉器是專門為保存遺體而製造的，稱為“葬玉”。葬玉在漢代玉器中佔很大比例，主要有玉衣、九竅塞、玉和握玉等。作為玉的代用品，玻璃衣、玻璃九竅塞、玻璃和玻璃“握玉”也都出現了。玻璃璧是玉璧的代用品，自戰國中期在湖南地區就廣泛地用於喪葬。玻璃璧在西漢時期還繼續使用。陝西興平茂陵附近出土的一塊西漢玻璃璧，直徑達23.4釐米，重達1.9公斤，可稱為玻璃璧之王了。
■ 山西大同市南郊北魏時期墓葬M107出土玻璃碗，典型的薩珊玻璃，透出玻璃變幻莫測之美。
■ 湖南長沙戰國墓出土的玻璃璧。玻璃璧是玉璧的代用品，自戰國中期在湖南地區就廣泛用於喪葬。
漢代的玻璃容器也已開始生產。徐州北洞山西漢楚王墓（公元前128年）出土了一批玻璃杯，共16件，其中兩件比較完整。杯身呈直筒形，平沿、直壁、平底。玻璃呈淡綠色不透明，內含小氣泡，鑄造成型。玻璃杯淡綠色半透明的質地，與天然玉很相像，因此在原發掘簡報中被誤稱為“玉杯”，可見漢代玻璃仿玉已達到了以假亂真的程度。河北滿城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及其妻竇綰墓出土了3件玻璃容器，工藝相當精美，其中兩件為玻璃耳杯，一件為玻璃盤。耳杯和盤的玻璃質料相同，都為翠綠色，微有光澤，呈半透明。2009～2011年，江蘇盱眙大雲山漢墓的考古發掘中出土了22件玻璃磬，其尺寸與石磬相仿。漢代就能夠製造這樣大型的玻璃器，令我們對當時玻璃製造業的規模和技術刮目相看。
漢代的文獻中已有玻璃製造的明確記載。東漢王充的《論衡·率性篇》：“道人消爍五石，作五色之玉，比之真玉，光不殊別。”“五色之玉”，就是指漢代的仿玉玻璃。作為玉的仿製品，其價值自然低於玉，也不為上層社會所重視。這種觀念受到了從羅馬進口到中國的玻璃的挑戰。
■ 內蒙古奈曼旗遼代陳國公主墓出土帶柄乳丁玻璃瓶，具有伊斯蘭風格。
羅馬玻璃隨絲綢之路：輸入漢代中國
公元前1世紀末，羅馬成為版圖囊括地中海沿岸的大帝國（公元前27～公元496年）。玻璃業是羅馬帝國的主要手工業之一。在羅馬帝國統治的500年裡，玻璃器數量之大，品種之多，質量之精，在世界玻璃史上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羅馬玻璃輸入中國的年代可能早到西漢中期。廣州市橫枝崗的西漢中期墓曾出土了3件玻璃碗，這3件玻璃碗的器形、顏色完全相同，都是深藍紫色，半透明，平底直口；模製成型，外壁經過打磨，口沿下刻有一道陰弦紋，內壁光滑無痕。1981年，江蘇邗江甘泉2號漢墓（公元67年）出土了3塊玻璃容器的殘片，為紫紅色和乳白色相間的馬賽克(Mosaic)玻璃，外壁有模印的輻射形豎凸稜作為裝飾，將遺存的這3塊玻璃殘片復原的器形是缽。這種帶豎凸稜條裝飾的缽的器形在我國很罕見，而在公元前後１世紀的地中海沿岸非常流行。
■ 手持玻璃容器和花環的埃及人肖像，公元220年羅馬時期。公元前27〜公元496年，羅馬成為版圖囊括地中海沿岸的大帝國。玻璃業是羅馬帝國的主要手工業之一。羅馬玻璃輸入中國的年代可能早到西漢中期。
廣州和江蘇邗江的羅馬玻璃可能是通過海路輸入的。公元前１世紀的一位希臘人周航紅海、波斯灣、印度半島東西兩岸，寫下《愛利脫利亞海周航記》。書中記載了中國的位置和物產，也記載了地中海沿岸的玻璃器東運的情況。在東西海路交通的重要港口——印度半島的本地治裡出土了公元１世紀的羅馬玻璃殘片，文獻和出土實物都說明最遲在漢代，東西兩大文明間即存在著海路交通。
1987年洛陽一座東漢墓出土的一件纏絲玻璃瓶，圓錐形瓶身，長頸，口沿外展後內折成平脣。這種玻璃瓶最早出現於公元1世紀30年代，持續到公元1世紀末或公元2世紀初，來自羅馬帝國的地中海沿岸。這種玻璃瓶不僅在器形上與中國傳統器形不同，而且使用了與中國漢代玻璃器截然不同的成型方法——吹製法。玻璃吹製成型法是充分利用液態玻璃在溫度下降時逐漸變硬直至固態的特殊性質而發明的一種成型方法。在玻璃吹製成型法發明前，任何其他材料都沒有采用過這種方法。吹製法最早出現在公元前１世紀中葉的地中海東岸，是羅馬玻璃對世界玻璃發展史的最重要的貢獻之一。
中國國產玻璃的產生和發展與東西文明的交流和碰撞相關聯。雖然在古代，玻璃沒有發展為中國主要的手工業，但中國玻璃具有很強的傳統文化印記，產品清新獨特，是世界玻璃史上的一枝奇葩。
玲瓏澄澈，繽紛東西：中國考古發現的國產玻璃和進口玻璃
撰文丨安家瑤（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國內外最早開展中國古代玻璃研究的學者之一）
■ 唐宋海上絲綢之路航線圖。從考古出土的玻璃器可以看出，中國古玻璃一直存在著兩個系統：進口玻璃和國產玻璃。進口玻璃多通過陸路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而來。
蜻蜓眼與仿玉玻璃：中國早期玻璃的生產
中國歷史上有多種重要發明，如制瓷、造紙、指南針、火藥、印刷術等，對世界文明的進程貢獻巨大。然而，玻璃這種人工材料卻不是我們最早發明的。根據考古發現，世界最早的玻璃誕生在公元前2300年的美索不達米亞，即今天的伊拉克和敘利亞地區。玻璃誕生後，經過上千年的磨鍊，才從製作小件的玻璃飾品，發展到製作玻璃容器。
與西亞玻璃相比，中國玻璃出現得較晚。春秋末戰國初，西亞的玻璃珠飾經過中亞遊牧民族的中介，作為貿易品進口到中國的中原地區，最為典型的是西亞的玻璃蜻蜓眼。春秋末期的河南固始侯古堆1號墓、洛陽中州路西工段M2719出土的玻璃蜻蜓眼和戰國早期的湖北隨縣曾侯乙墓出土的玻璃蜻蜓眼，很可能是西亞的舶來品。到戰國中晚期，中國已經能夠製造外觀上與西亞玻璃相似，而成分又完全不同的玻璃蜻蜓眼和管飾。西方的玻璃多用蘇打做助熔劑，稱之鈉鈣玻璃，中國可能由於缺少蘇打資源，最早生產的是鉛鋇玻璃。中國戰國時期的玻璃蜻蜓眼和管紋飾色彩豔麗，尺寸較大，幾何圖案豐富多變，是世界上最漂亮的玻璃珠管。在湖南、湖北、河南等地的考古發掘中，都有大量的發現。
■ 蜻蜓眼琉璃珠，戰國，1990年淅川徐家嶺10號墓出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戰國中晚期，中國已經能夠製造外觀上與西亞玻璃相似，而成分又完全不同的玻璃蜻蜓眼和管飾。
中國玻璃的誕生可能受西亞影響，但是新建立起來的玻璃業很快就與中國的文化傳統相融合，生產玉的仿製品。中國人對玉這種天然材料，有一種極濃厚的偏愛。古代人相信玉可以使屍體不朽，因此有些玉器是專門為保存遺體而製造的，稱為“葬玉”。葬玉在漢代玉器中佔很大比例，主要有玉衣、九竅塞、玉和握玉等。作為玉的代用品，玻璃衣、玻璃九竅塞、玻璃和玻璃“握玉”也都出現了。玻璃璧是玉璧的代用品，自戰國中期在湖南地區就廣泛地用於喪葬。玻璃璧在西漢時期還繼續使用。陝西興平茂陵附近出土的一塊西漢玻璃璧，直徑達23.4釐米，重達1.9公斤，可稱為玻璃璧之王了。
■ 山西大同市南郊北魏時期墓葬M107出土玻璃碗，典型的薩珊玻璃，透出玻璃變幻莫測之美。
■ 湖南長沙戰國墓出土的玻璃璧。玻璃璧是玉璧的代用品，自戰國中期在湖南地區就廣泛用於喪葬。
漢代的玻璃容器也已開始生產。徐州北洞山西漢楚王墓（公元前128年）出土了一批玻璃杯，共16件，其中兩件比較完整。杯身呈直筒形，平沿、直壁、平底。玻璃呈淡綠色不透明，內含小氣泡，鑄造成型。玻璃杯淡綠色半透明的質地，與天然玉很相像，因此在原發掘簡報中被誤稱為“玉杯”，可見漢代玻璃仿玉已達到了以假亂真的程度。河北滿城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及其妻竇綰墓出土了3件玻璃容器，工藝相當精美，其中兩件為玻璃耳杯，一件為玻璃盤。耳杯和盤的玻璃質料相同，都為翠綠色，微有光澤，呈半透明。2009～2011年，江蘇盱眙大雲山漢墓的考古發掘中出土了22件玻璃磬，其尺寸與石磬相仿。漢代就能夠製造這樣大型的玻璃器，令我們對當時玻璃製造業的規模和技術刮目相看。
漢代的文獻中已有玻璃製造的明確記載。東漢王充的《論衡·率性篇》：“道人消爍五石，作五色之玉，比之真玉，光不殊別。”“五色之玉”，就是指漢代的仿玉玻璃。作為玉的仿製品，其價值自然低於玉，也不為上層社會所重視。這種觀念受到了從羅馬進口到中國的玻璃的挑戰。
■ 內蒙古奈曼旗遼代陳國公主墓出土帶柄乳丁玻璃瓶，具有伊斯蘭風格。
羅馬玻璃隨絲綢之路：輸入漢代中國
公元前1世紀末，羅馬成為版圖囊括地中海沿岸的大帝國（公元前27～公元496年）。玻璃業是羅馬帝國的主要手工業之一。在羅馬帝國統治的500年裡，玻璃器數量之大，品種之多，質量之精，在世界玻璃史上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羅馬玻璃輸入中國的年代可能早到西漢中期。廣州市橫枝崗的西漢中期墓曾出土了3件玻璃碗，這3件玻璃碗的器形、顏色完全相同，都是深藍紫色，半透明，平底直口；模製成型，外壁經過打磨，口沿下刻有一道陰弦紋，內壁光滑無痕。1981年，江蘇邗江甘泉2號漢墓（公元67年）出土了3塊玻璃容器的殘片，為紫紅色和乳白色相間的馬賽克(Mosaic)玻璃，外壁有模印的輻射形豎凸稜作為裝飾，將遺存的這3塊玻璃殘片復原的器形是缽。這種帶豎凸稜條裝飾的缽的器形在我國很罕見，而在公元前後１世紀的地中海沿岸非常流行。
■ 手持玻璃容器和花環的埃及人肖像，公元220年羅馬時期。公元前27〜公元496年，羅馬成為版圖囊括地中海沿岸的大帝國。玻璃業是羅馬帝國的主要手工業之一。羅馬玻璃輸入中國的年代可能早到西漢中期。
廣州和江蘇邗江的羅馬玻璃可能是通過海路輸入的。公元前１世紀的一位希臘人周航紅海、波斯灣、印度半島東西兩岸，寫下《愛利脫利亞海周航記》。書中記載了中國的位置和物產，也記載了地中海沿岸的玻璃器東運的情況。在東西海路交通的重要港口——印度半島的本地治裡出土了公元１世紀的羅馬玻璃殘片，文獻和出土實物都說明最遲在漢代，東西兩大文明間即存在著海路交通。
1987年洛陽一座東漢墓出土的一件纏絲玻璃瓶，圓錐形瓶身，長頸，口沿外展後內折成平脣。這種玻璃瓶最早出現於公元1世紀30年代，持續到公元1世紀末或公元2世紀初，來自羅馬帝國的地中海沿岸。這種玻璃瓶不僅在器形上與中國傳統器形不同，而且使用了與中國漢代玻璃器截然不同的成型方法——吹製法。玻璃吹製成型法是充分利用液態玻璃在溫度下降時逐漸變硬直至固態的特殊性質而發明的一種成型方法。在玻璃吹製成型法發明前，任何其他材料都沒有采用過這種方法。吹製法最早出現在公元前１世紀中葉的地中海東岸，是羅馬玻璃對世界玻璃發展史的最重要的貢獻之一。
■ 廣東廣州市橫枝崗西漢中期墓出土的羅馬玻璃碗。
羅馬玻璃瓶出土於洛陽東漢墓並不偶然。洛陽是東漢的首都，東漢時期，很多中亞人在洛陽定居。著名的佛經翻譯家支讖就是中亞的月支人，安志高則是來自伊朗高原的安息人，他們都在洛陽從事了多年的翻譯佛經工作。1979年，前蘇聯考察隊在古代大夏境內發現一處埋藏有黃金藝術品的貴族墓地。墓地位於阿富汗北境席巴爾甘東北5公里處，墓中出土的黃金藝術品多達兩萬餘件，還隨葬了古代羅馬、安息、天竺、斯基泰和西漢的大批藝術品。其中有兩件玻璃瓶，與洛陽出土的羅馬玻璃瓶很相似。由此看來，洛陽發現的羅馬玻璃瓶很有可能是通過絲綢之路輸入的。
中國國產玻璃的產生和發展與東西文明的交流和碰撞相關聯。雖然在古代，玻璃沒有發展為中國主要的手工業，但中國玻璃具有很強的傳統文化印記，產品清新獨特，是世界玻璃史上的一枝奇葩。
玲瓏澄澈，繽紛東西：中國考古發現的國產玻璃和進口玻璃
撰文丨安家瑤（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國內外最早開展中國古代玻璃研究的學者之一）
■ 唐宋海上絲綢之路航線圖。從考古出土的玻璃器可以看出，中國古玻璃一直存在著兩個系統：進口玻璃和國產玻璃。進口玻璃多通過陸路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而來。
蜻蜓眼與仿玉玻璃：中國早期玻璃的生產
中國歷史上有多種重要發明，如制瓷、造紙、指南針、火藥、印刷術等，對世界文明的進程貢獻巨大。然而，玻璃這種人工材料卻不是我們最早發明的。根據考古發現，世界最早的玻璃誕生在公元前2300年的美索不達米亞，即今天的伊拉克和敘利亞地區。玻璃誕生後，經過上千年的磨鍊，才從製作小件的玻璃飾品，發展到製作玻璃容器。
與西亞玻璃相比，中國玻璃出現得較晚。春秋末戰國初，西亞的玻璃珠飾經過中亞遊牧民族的中介，作為貿易品進口到中國的中原地區，最為典型的是西亞的玻璃蜻蜓眼。春秋末期的河南固始侯古堆1號墓、洛陽中州路西工段M2719出土的玻璃蜻蜓眼和戰國早期的湖北隨縣曾侯乙墓出土的玻璃蜻蜓眼，很可能是西亞的舶來品。到戰國中晚期，中國已經能夠製造外觀上與西亞玻璃相似，而成分又完全不同的玻璃蜻蜓眼和管飾。西方的玻璃多用蘇打做助熔劑，稱之鈉鈣玻璃，中國可能由於缺少蘇打資源，最早生產的是鉛鋇玻璃。中國戰國時期的玻璃蜻蜓眼和管紋飾色彩豔麗，尺寸較大，幾何圖案豐富多變，是世界上最漂亮的玻璃珠管。在湖南、湖北、河南等地的考古發掘中，都有大量的發現。
■ 蜻蜓眼琉璃珠，戰國，1990年淅川徐家嶺10號墓出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戰國中晚期，中國已經能夠製造外觀上與西亞玻璃相似，而成分又完全不同的玻璃蜻蜓眼和管飾。
中國玻璃的誕生可能受西亞影響，但是新建立起來的玻璃業很快就與中國的文化傳統相融合，生產玉的仿製品。中國人對玉這種天然材料，有一種極濃厚的偏愛。古代人相信玉可以使屍體不朽，因此有些玉器是專門為保存遺體而製造的，稱為“葬玉”。葬玉在漢代玉器中佔很大比例，主要有玉衣、九竅塞、玉和握玉等。作為玉的代用品，玻璃衣、玻璃九竅塞、玻璃和玻璃“握玉”也都出現了。玻璃璧是玉璧的代用品，自戰國中期在湖南地區就廣泛地用於喪葬。玻璃璧在西漢時期還繼續使用。陝西興平茂陵附近出土的一塊西漢玻璃璧，直徑達23.4釐米，重達1.9公斤，可稱為玻璃璧之王了。
■ 山西大同市南郊北魏時期墓葬M107出土玻璃碗，典型的薩珊玻璃，透出玻璃變幻莫測之美。
■ 湖南長沙戰國墓出土的玻璃璧。玻璃璧是玉璧的代用品，自戰國中期在湖南地區就廣泛用於喪葬。
漢代的玻璃容器也已開始生產。徐州北洞山西漢楚王墓（公元前128年）出土了一批玻璃杯，共16件，其中兩件比較完整。杯身呈直筒形，平沿、直壁、平底。玻璃呈淡綠色不透明，內含小氣泡，鑄造成型。玻璃杯淡綠色半透明的質地，與天然玉很相像，因此在原發掘簡報中被誤稱為“玉杯”，可見漢代玻璃仿玉已達到了以假亂真的程度。河北滿城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及其妻竇綰墓出土了3件玻璃容器，工藝相當精美，其中兩件為玻璃耳杯，一件為玻璃盤。耳杯和盤的玻璃質料相同，都為翠綠色，微有光澤，呈半透明。2009～2011年，江蘇盱眙大雲山漢墓的考古發掘中出土了22件玻璃磬，其尺寸與石磬相仿。漢代就能夠製造這樣大型的玻璃器，令我們對當時玻璃製造業的規模和技術刮目相看。
漢代的文獻中已有玻璃製造的明確記載。東漢王充的《論衡·率性篇》：“道人消爍五石，作五色之玉，比之真玉，光不殊別。”“五色之玉”，就是指漢代的仿玉玻璃。作為玉的仿製品，其價值自然低於玉，也不為上層社會所重視。這種觀念受到了從羅馬進口到中國的玻璃的挑戰。
■ 內蒙古奈曼旗遼代陳國公主墓出土帶柄乳丁玻璃瓶，具有伊斯蘭風格。
羅馬玻璃隨絲綢之路：輸入漢代中國
公元前1世紀末，羅馬成為版圖囊括地中海沿岸的大帝國（公元前27～公元496年）。玻璃業是羅馬帝國的主要手工業之一。在羅馬帝國統治的500年裡，玻璃器數量之大，品種之多，質量之精，在世界玻璃史上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羅馬玻璃輸入中國的年代可能早到西漢中期。廣州市橫枝崗的西漢中期墓曾出土了3件玻璃碗，這3件玻璃碗的器形、顏色完全相同，都是深藍紫色，半透明，平底直口；模製成型，外壁經過打磨，口沿下刻有一道陰弦紋，內壁光滑無痕。1981年，江蘇邗江甘泉2號漢墓（公元67年）出土了3塊玻璃容器的殘片，為紫紅色和乳白色相間的馬賽克(Mosaic)玻璃，外壁有模印的輻射形豎凸稜作為裝飾，將遺存的這3塊玻璃殘片復原的器形是缽。這種帶豎凸稜條裝飾的缽的器形在我國很罕見，而在公元前後１世紀的地中海沿岸非常流行。
■ 手持玻璃容器和花環的埃及人肖像，公元220年羅馬時期。公元前27〜公元496年，羅馬成為版圖囊括地中海沿岸的大帝國。玻璃業是羅馬帝國的主要手工業之一。羅馬玻璃輸入中國的年代可能早到西漢中期。
廣州和江蘇邗江的羅馬玻璃可能是通過海路輸入的。公元前１世紀的一位希臘人周航紅海、波斯灣、印度半島東西兩岸，寫下《愛利脫利亞海周航記》。書中記載了中國的位置和物產，也記載了地中海沿岸的玻璃器東運的情況。在東西海路交通的重要港口——印度半島的本地治裡出土了公元１世紀的羅馬玻璃殘片，文獻和出土實物都說明最遲在漢代，東西兩大文明間即存在著海路交通。
1987年洛陽一座東漢墓出土的一件纏絲玻璃瓶，圓錐形瓶身，長頸，口沿外展後內折成平脣。這種玻璃瓶最早出現於公元1世紀30年代，持續到公元1世紀末或公元2世紀初，來自羅馬帝國的地中海沿岸。這種玻璃瓶不僅在器形上與中國傳統器形不同，而且使用了與中國漢代玻璃器截然不同的成型方法——吹製法。玻璃吹製成型法是充分利用液態玻璃在溫度下降時逐漸變硬直至固態的特殊性質而發明的一種成型方法。在玻璃吹製成型法發明前，任何其他材料都沒有采用過這種方法。吹製法最早出現在公元前１世紀中葉的地中海東岸，是羅馬玻璃對世界玻璃發展史的最重要的貢獻之一。
■ 廣東廣州市橫枝崗西漢中期墓出土的羅馬玻璃碗。
羅馬玻璃瓶出土於洛陽東漢墓並不偶然。洛陽是東漢的首都，東漢時期，很多中亞人在洛陽定居。著名的佛經翻譯家支讖就是中亞的月支人，安志高則是來自伊朗高原的安息人，他們都在洛陽從事了多年的翻譯佛經工作。1979年，前蘇聯考察隊在古代大夏境內發現一處埋藏有黃金藝術品的貴族墓地。墓地位於阿富汗北境席巴爾甘東北5公里處，墓中出土的黃金藝術品多達兩萬餘件，還隨葬了古代羅馬、安息、天竺、斯基泰和西漢的大批藝術品。其中有兩件玻璃瓶，與洛陽出土的羅馬玻璃瓶很相似。由此看來，洛陽發現的羅馬玻璃瓶很有可能是通過絲綢之路輸入的。
■ 河南洛陽的一座東漢墓出土的纏絲玻璃瓶。這種玻璃瓶不僅器形與中國傳統器形不同，其成型方法也和中國漢代玻璃器截然不同，它是採用吹製法製作成形的。
玻璃是魏晉南北朝貴族鬥富之寶
羅馬玻璃壁薄質輕、晶瑩透明，是國產仿玉玻璃無法相比的。羅馬玻璃的出現，對國產仿玉玻璃產生了致命的衝擊，這種來自異域的玻璃器成為上層社會的時髦追求。
魏晉南北朝時期，雖戰火紛飛，民不聊生，但世家大族佔有大量的土地和財富，奢侈成風，互相鬥富。在“鬥富”中要向對方陳列出自己的寶物，以顯示自己的地位和財富，西方進口的玻璃器便是寶物中的一項。北魏的文獻《洛陽伽藍記》記載：“而河間王琛最為豪首”，“琛常會宗室，陳諸寶器……自餘酒器，有水晶碗、瑪瑙琉璃碗、赤玉卮，數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無，皆從西域而來”。這裡清楚地記載了從西方進口的玻璃碗，是北魏王琛顯示其豪富的寶器之一。
中國國產玻璃的產生和發展與東西文明的交流和碰撞相關聯。雖然在古代，玻璃沒有發展為中國主要的手工業，但中國玻璃具有很強的傳統文化印記，產品清新獨特，是世界玻璃史上的一枝奇葩。
玲瓏澄澈，繽紛東西：中國考古發現的國產玻璃和進口玻璃
撰文丨安家瑤（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國內外最早開展中國古代玻璃研究的學者之一）
■ 唐宋海上絲綢之路航線圖。從考古出土的玻璃器可以看出，中國古玻璃一直存在著兩個系統：進口玻璃和國產玻璃。進口玻璃多通過陸路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而來。
蜻蜓眼與仿玉玻璃：中國早期玻璃的生產
中國歷史上有多種重要發明，如制瓷、造紙、指南針、火藥、印刷術等，對世界文明的進程貢獻巨大。然而，玻璃這種人工材料卻不是我們最早發明的。根據考古發現，世界最早的玻璃誕生在公元前2300年的美索不達米亞，即今天的伊拉克和敘利亞地區。玻璃誕生後，經過上千年的磨鍊，才從製作小件的玻璃飾品，發展到製作玻璃容器。
與西亞玻璃相比，中國玻璃出現得較晚。春秋末戰國初，西亞的玻璃珠飾經過中亞遊牧民族的中介，作為貿易品進口到中國的中原地區，最為典型的是西亞的玻璃蜻蜓眼。春秋末期的河南固始侯古堆1號墓、洛陽中州路西工段M2719出土的玻璃蜻蜓眼和戰國早期的湖北隨縣曾侯乙墓出土的玻璃蜻蜓眼，很可能是西亞的舶來品。到戰國中晚期，中國已經能夠製造外觀上與西亞玻璃相似，而成分又完全不同的玻璃蜻蜓眼和管飾。西方的玻璃多用蘇打做助熔劑，稱之鈉鈣玻璃，中國可能由於缺少蘇打資源，最早生產的是鉛鋇玻璃。中國戰國時期的玻璃蜻蜓眼和管紋飾色彩豔麗，尺寸較大，幾何圖案豐富多變，是世界上最漂亮的玻璃珠管。在湖南、湖北、河南等地的考古發掘中，都有大量的發現。
■ 蜻蜓眼琉璃珠，戰國，1990年淅川徐家嶺10號墓出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戰國中晚期，中國已經能夠製造外觀上與西亞玻璃相似，而成分又完全不同的玻璃蜻蜓眼和管飾。
中國玻璃的誕生可能受西亞影響，但是新建立起來的玻璃業很快就與中國的文化傳統相融合，生產玉的仿製品。中國人對玉這種天然材料，有一種極濃厚的偏愛。古代人相信玉可以使屍體不朽，因此有些玉器是專門為保存遺體而製造的，稱為“葬玉”。葬玉在漢代玉器中佔很大比例，主要有玉衣、九竅塞、玉和握玉等。作為玉的代用品，玻璃衣、玻璃九竅塞、玻璃和玻璃“握玉”也都出現了。玻璃璧是玉璧的代用品，自戰國中期在湖南地區就廣泛地用於喪葬。玻璃璧在西漢時期還繼續使用。陝西興平茂陵附近出土的一塊西漢玻璃璧，直徑達23.4釐米，重達1.9公斤，可稱為玻璃璧之王了。
■ 山西大同市南郊北魏時期墓葬M107出土玻璃碗，典型的薩珊玻璃，透出玻璃變幻莫測之美。
■ 湖南長沙戰國墓出土的玻璃璧。玻璃璧是玉璧的代用品，自戰國中期在湖南地區就廣泛用於喪葬。
漢代的玻璃容器也已開始生產。徐州北洞山西漢楚王墓（公元前128年）出土了一批玻璃杯，共16件，其中兩件比較完整。杯身呈直筒形，平沿、直壁、平底。玻璃呈淡綠色不透明，內含小氣泡，鑄造成型。玻璃杯淡綠色半透明的質地，與天然玉很相像，因此在原發掘簡報中被誤稱為“玉杯”，可見漢代玻璃仿玉已達到了以假亂真的程度。河北滿城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及其妻竇綰墓出土了3件玻璃容器，工藝相當精美，其中兩件為玻璃耳杯，一件為玻璃盤。耳杯和盤的玻璃質料相同，都為翠綠色，微有光澤，呈半透明。2009～2011年，江蘇盱眙大雲山漢墓的考古發掘中出土了22件玻璃磬，其尺寸與石磬相仿。漢代就能夠製造這樣大型的玻璃器，令我們對當時玻璃製造業的規模和技術刮目相看。
漢代的文獻中已有玻璃製造的明確記載。東漢王充的《論衡·率性篇》：“道人消爍五石，作五色之玉，比之真玉，光不殊別。”“五色之玉”，就是指漢代的仿玉玻璃。作為玉的仿製品，其價值自然低於玉，也不為上層社會所重視。這種觀念受到了從羅馬進口到中國的玻璃的挑戰。
■ 內蒙古奈曼旗遼代陳國公主墓出土帶柄乳丁玻璃瓶，具有伊斯蘭風格。
羅馬玻璃隨絲綢之路：輸入漢代中國
公元前1世紀末，羅馬成為版圖囊括地中海沿岸的大帝國（公元前27～公元496年）。玻璃業是羅馬帝國的主要手工業之一。在羅馬帝國統治的500年裡，玻璃器數量之大，品種之多，質量之精，在世界玻璃史上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羅馬玻璃輸入中國的年代可能早到西漢中期。廣州市橫枝崗的西漢中期墓曾出土了3件玻璃碗，這3件玻璃碗的器形、顏色完全相同，都是深藍紫色，半透明，平底直口；模製成型，外壁經過打磨，口沿下刻有一道陰弦紋，內壁光滑無痕。1981年，江蘇邗江甘泉2號漢墓（公元67年）出土了3塊玻璃容器的殘片，為紫紅色和乳白色相間的馬賽克(Mosaic)玻璃，外壁有模印的輻射形豎凸稜作為裝飾，將遺存的這3塊玻璃殘片復原的器形是缽。這種帶豎凸稜條裝飾的缽的器形在我國很罕見，而在公元前後１世紀的地中海沿岸非常流行。
■ 手持玻璃容器和花環的埃及人肖像，公元220年羅馬時期。公元前27〜公元496年，羅馬成為版圖囊括地中海沿岸的大帝國。玻璃業是羅馬帝國的主要手工業之一。羅馬玻璃輸入中國的年代可能早到西漢中期。
廣州和江蘇邗江的羅馬玻璃可能是通過海路輸入的。公元前１世紀的一位希臘人周航紅海、波斯灣、印度半島東西兩岸，寫下《愛利脫利亞海周航記》。書中記載了中國的位置和物產，也記載了地中海沿岸的玻璃器東運的情況。在東西海路交通的重要港口——印度半島的本地治裡出土了公元１世紀的羅馬玻璃殘片，文獻和出土實物都說明最遲在漢代，東西兩大文明間即存在著海路交通。
1987年洛陽一座東漢墓出土的一件纏絲玻璃瓶，圓錐形瓶身，長頸，口沿外展後內折成平脣。這種玻璃瓶最早出現於公元1世紀30年代，持續到公元1世紀末或公元2世紀初，來自羅馬帝國的地中海沿岸。這種玻璃瓶不僅在器形上與中國傳統器形不同，而且使用了與中國漢代玻璃器截然不同的成型方法——吹製法。玻璃吹製成型法是充分利用液態玻璃在溫度下降時逐漸變硬直至固態的特殊性質而發明的一種成型方法。在玻璃吹製成型法發明前，任何其他材料都沒有采用過這種方法。吹製法最早出現在公元前１世紀中葉的地中海東岸，是羅馬玻璃對世界玻璃發展史的最重要的貢獻之一。
■ 廣東廣州市橫枝崗西漢中期墓出土的羅馬玻璃碗。
羅馬玻璃瓶出土於洛陽東漢墓並不偶然。洛陽是東漢的首都，東漢時期，很多中亞人在洛陽定居。著名的佛經翻譯家支讖就是中亞的月支人，安志高則是來自伊朗高原的安息人，他們都在洛陽從事了多年的翻譯佛經工作。1979年，前蘇聯考察隊在古代大夏境內發現一處埋藏有黃金藝術品的貴族墓地。墓地位於阿富汗北境席巴爾甘東北5公里處，墓中出土的黃金藝術品多達兩萬餘件，還隨葬了古代羅馬、安息、天竺、斯基泰和西漢的大批藝術品。其中有兩件玻璃瓶，與洛陽出土的羅馬玻璃瓶很相似。由此看來，洛陽發現的羅馬玻璃瓶很有可能是通過絲綢之路輸入的。
■ 河南洛陽的一座東漢墓出土的纏絲玻璃瓶。這種玻璃瓶不僅器形與中國傳統器形不同，其成型方法也和中國漢代玻璃器截然不同，它是採用吹製法製作成形的。
玻璃是魏晉南北朝貴族鬥富之寶
羅馬玻璃壁薄質輕、晶瑩透明，是國產仿玉玻璃無法相比的。羅馬玻璃的出現，對國產仿玉玻璃產生了致命的衝擊，這種來自異域的玻璃器成為上層社會的時髦追求。
魏晉南北朝時期，雖戰火紛飛，民不聊生，但世家大族佔有大量的土地和財富，奢侈成風，互相鬥富。在“鬥富”中要向對方陳列出自己的寶物，以顯示自己的地位和財富，西方進口的玻璃器便是寶物中的一項。北魏的文獻《洛陽伽藍記》記載：“而河間王琛最為豪首”，“琛常會宗室，陳諸寶器……自餘酒器，有水晶碗、瑪瑙琉璃碗、赤玉卮，數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無，皆從西域而來”。這裡清楚地記載了從西方進口的玻璃碗，是北魏王琛顯示其豪富的寶器之一。
■ 遼寧北票北燕馮素弗墓出土玻璃鴨形器，一件造型極為別緻的羅馬玻璃器。
魏晉南北朝時玻璃容器被視為寶物，可能是由於那時人們已經充分認識到西方玻璃的藝術價值，特別是晶瑩透明的性質，是其他材料都難以比擬的。這個時期有不少詩文讚揚玻璃器的美麗，其中最著名的是西晉詩人潘尼的《琉璃碗賦》。這首賦中寫道：“光映日耀，圓成月盈。纖瑕罔麗，飛塵靡停。灼爍旁燭，表裡相形。凝霜不足方其潔，澄水不能喻其清。剛堅金石，勁勵瓊玉……”充分地讚美了玻璃碗作工精良、透明度很強的特性。《世說新語》也曾記載：“王公與朝士共飲酒，舉琉璃碗，謂周伯仁曰：此碗腹殊空，謂之寶器，何耶？答曰：此碗英英，誠為清澈，所以為貴耳。”
中國國產玻璃的產生和發展與東西文明的交流和碰撞相關聯。雖然在古代，玻璃沒有發展為中國主要的手工業，但中國玻璃具有很強的傳統文化印記，產品清新獨特，是世界玻璃史上的一枝奇葩。
玲瓏澄澈，繽紛東西：中國考古發現的國產玻璃和進口玻璃
撰文丨安家瑤（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國內外最早開展中國古代玻璃研究的學者之一）
■ 唐宋海上絲綢之路航線圖。從考古出土的玻璃器可以看出，中國古玻璃一直存在著兩個系統：進口玻璃和國產玻璃。進口玻璃多通過陸路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而來。
蜻蜓眼與仿玉玻璃：中國早期玻璃的生產
中國歷史上有多種重要發明，如制瓷、造紙、指南針、火藥、印刷術等，對世界文明的進程貢獻巨大。然而，玻璃這種人工材料卻不是我們最早發明的。根據考古發現，世界最早的玻璃誕生在公元前2300年的美索不達米亞，即今天的伊拉克和敘利亞地區。玻璃誕生後，經過上千年的磨鍊，才從製作小件的玻璃飾品，發展到製作玻璃容器。
與西亞玻璃相比，中國玻璃出現得較晚。春秋末戰國初，西亞的玻璃珠飾經過中亞遊牧民族的中介，作為貿易品進口到中國的中原地區，最為典型的是西亞的玻璃蜻蜓眼。春秋末期的河南固始侯古堆1號墓、洛陽中州路西工段M2719出土的玻璃蜻蜓眼和戰國早期的湖北隨縣曾侯乙墓出土的玻璃蜻蜓眼，很可能是西亞的舶來品。到戰國中晚期，中國已經能夠製造外觀上與西亞玻璃相似，而成分又完全不同的玻璃蜻蜓眼和管飾。西方的玻璃多用蘇打做助熔劑，稱之鈉鈣玻璃，中國可能由於缺少蘇打資源，最早生產的是鉛鋇玻璃。中國戰國時期的玻璃蜻蜓眼和管紋飾色彩豔麗，尺寸較大，幾何圖案豐富多變，是世界上最漂亮的玻璃珠管。在湖南、湖北、河南等地的考古發掘中，都有大量的發現。
■ 蜻蜓眼琉璃珠，戰國，1990年淅川徐家嶺10號墓出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戰國中晚期，中國已經能夠製造外觀上與西亞玻璃相似，而成分又完全不同的玻璃蜻蜓眼和管飾。
中國玻璃的誕生可能受西亞影響，但是新建立起來的玻璃業很快就與中國的文化傳統相融合，生產玉的仿製品。中國人對玉這種天然材料，有一種極濃厚的偏愛。古代人相信玉可以使屍體不朽，因此有些玉器是專門為保存遺體而製造的，稱為“葬玉”。葬玉在漢代玉器中佔很大比例，主要有玉衣、九竅塞、玉和握玉等。作為玉的代用品，玻璃衣、玻璃九竅塞、玻璃和玻璃“握玉”也都出現了。玻璃璧是玉璧的代用品，自戰國中期在湖南地區就廣泛地用於喪葬。玻璃璧在西漢時期還繼續使用。陝西興平茂陵附近出土的一塊西漢玻璃璧，直徑達23.4釐米，重達1.9公斤，可稱為玻璃璧之王了。
■ 山西大同市南郊北魏時期墓葬M107出土玻璃碗，典型的薩珊玻璃，透出玻璃變幻莫測之美。
■ 湖南長沙戰國墓出土的玻璃璧。玻璃璧是玉璧的代用品，自戰國中期在湖南地區就廣泛用於喪葬。
漢代的玻璃容器也已開始生產。徐州北洞山西漢楚王墓（公元前128年）出土了一批玻璃杯，共16件，其中兩件比較完整。杯身呈直筒形，平沿、直壁、平底。玻璃呈淡綠色不透明，內含小氣泡，鑄造成型。玻璃杯淡綠色半透明的質地，與天然玉很相像，因此在原發掘簡報中被誤稱為“玉杯”，可見漢代玻璃仿玉已達到了以假亂真的程度。河北滿城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及其妻竇綰墓出土了3件玻璃容器，工藝相當精美，其中兩件為玻璃耳杯，一件為玻璃盤。耳杯和盤的玻璃質料相同，都為翠綠色，微有光澤，呈半透明。2009～2011年，江蘇盱眙大雲山漢墓的考古發掘中出土了22件玻璃磬，其尺寸與石磬相仿。漢代就能夠製造這樣大型的玻璃器，令我們對當時玻璃製造業的規模和技術刮目相看。
漢代的文獻中已有玻璃製造的明確記載。東漢王充的《論衡·率性篇》：“道人消爍五石，作五色之玉，比之真玉，光不殊別。”“五色之玉”，就是指漢代的仿玉玻璃。作為玉的仿製品，其價值自然低於玉，也不為上層社會所重視。這種觀念受到了從羅馬進口到中國的玻璃的挑戰。
■ 內蒙古奈曼旗遼代陳國公主墓出土帶柄乳丁玻璃瓶，具有伊斯蘭風格。
羅馬玻璃隨絲綢之路：輸入漢代中國
公元前1世紀末，羅馬成為版圖囊括地中海沿岸的大帝國（公元前27～公元496年）。玻璃業是羅馬帝國的主要手工業之一。在羅馬帝國統治的500年裡，玻璃器數量之大，品種之多，質量之精，在世界玻璃史上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羅馬玻璃輸入中國的年代可能早到西漢中期。廣州市橫枝崗的西漢中期墓曾出土了3件玻璃碗，這3件玻璃碗的器形、顏色完全相同，都是深藍紫色，半透明，平底直口；模製成型，外壁經過打磨，口沿下刻有一道陰弦紋，內壁光滑無痕。1981年，江蘇邗江甘泉2號漢墓（公元67年）出土了3塊玻璃容器的殘片，為紫紅色和乳白色相間的馬賽克(Mosaic)玻璃，外壁有模印的輻射形豎凸稜作為裝飾，將遺存的這3塊玻璃殘片復原的器形是缽。這種帶豎凸稜條裝飾的缽的器形在我國很罕見，而在公元前後１世紀的地中海沿岸非常流行。
■ 手持玻璃容器和花環的埃及人肖像，公元220年羅馬時期。公元前27〜公元496年，羅馬成為版圖囊括地中海沿岸的大帝國。玻璃業是羅馬帝國的主要手工業之一。羅馬玻璃輸入中國的年代可能早到西漢中期。
廣州和江蘇邗江的羅馬玻璃可能是通過海路輸入的。公元前１世紀的一位希臘人周航紅海、波斯灣、印度半島東西兩岸，寫下《愛利脫利亞海周航記》。書中記載了中國的位置和物產，也記載了地中海沿岸的玻璃器東運的情況。在東西海路交通的重要港口——印度半島的本地治裡出土了公元１世紀的羅馬玻璃殘片，文獻和出土實物都說明最遲在漢代，東西兩大文明間即存在著海路交通。
1987年洛陽一座東漢墓出土的一件纏絲玻璃瓶，圓錐形瓶身，長頸，口沿外展後內折成平脣。這種玻璃瓶最早出現於公元1世紀30年代，持續到公元1世紀末或公元2世紀初，來自羅馬帝國的地中海沿岸。這種玻璃瓶不僅在器形上與中國傳統器形不同，而且使用了與中國漢代玻璃器截然不同的成型方法——吹製法。玻璃吹製成型法是充分利用液態玻璃在溫度下降時逐漸變硬直至固態的特殊性質而發明的一種成型方法。在玻璃吹製成型法發明前，任何其他材料都沒有采用過這種方法。吹製法最早出現在公元前１世紀中葉的地中海東岸，是羅馬玻璃對世界玻璃發展史的最重要的貢獻之一。
■ 廣東廣州市橫枝崗西漢中期墓出土的羅馬玻璃碗。
羅馬玻璃瓶出土於洛陽東漢墓並不偶然。洛陽是東漢的首都，東漢時期，很多中亞人在洛陽定居。著名的佛經翻譯家支讖就是中亞的月支人，安志高則是來自伊朗高原的安息人，他們都在洛陽從事了多年的翻譯佛經工作。1979年，前蘇聯考察隊在古代大夏境內發現一處埋藏有黃金藝術品的貴族墓地。墓地位於阿富汗北境席巴爾甘東北5公里處，墓中出土的黃金藝術品多達兩萬餘件，還隨葬了古代羅馬、安息、天竺、斯基泰和西漢的大批藝術品。其中有兩件玻璃瓶，與洛陽出土的羅馬玻璃瓶很相似。由此看來，洛陽發現的羅馬玻璃瓶很有可能是通過絲綢之路輸入的。
■ 河南洛陽的一座東漢墓出土的纏絲玻璃瓶。這種玻璃瓶不僅器形與中國傳統器形不同，其成型方法也和中國漢代玻璃器截然不同，它是採用吹製法製作成形的。
玻璃是魏晉南北朝貴族鬥富之寶
羅馬玻璃壁薄質輕、晶瑩透明，是國產仿玉玻璃無法相比的。羅馬玻璃的出現，對國產仿玉玻璃產生了致命的衝擊，這種來自異域的玻璃器成為上層社會的時髦追求。
魏晉南北朝時期，雖戰火紛飛，民不聊生，但世家大族佔有大量的土地和財富，奢侈成風，互相鬥富。在“鬥富”中要向對方陳列出自己的寶物，以顯示自己的地位和財富，西方進口的玻璃器便是寶物中的一項。北魏的文獻《洛陽伽藍記》記載：“而河間王琛最為豪首”，“琛常會宗室，陳諸寶器……自餘酒器，有水晶碗、瑪瑙琉璃碗、赤玉卮，數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無，皆從西域而來”。這裡清楚地記載了從西方進口的玻璃碗，是北魏王琛顯示其豪富的寶器之一。
■ 遼寧北票北燕馮素弗墓出土玻璃鴨形器，一件造型極為別緻的羅馬玻璃器。
魏晉南北朝時玻璃容器被視為寶物，可能是由於那時人們已經充分認識到西方玻璃的藝術價值，特別是晶瑩透明的性質，是其他材料都難以比擬的。這個時期有不少詩文讚揚玻璃器的美麗，其中最著名的是西晉詩人潘尼的《琉璃碗賦》。這首賦中寫道：“光映日耀，圓成月盈。纖瑕罔麗，飛塵靡停。灼爍旁燭，表裡相形。凝霜不足方其潔，澄水不能喻其清。剛堅金石，勁勵瓊玉……”充分地讚美了玻璃碗作工精良、透明度很強的特性。《世說新語》也曾記載：“王公與朝士共飲酒，舉琉璃碗，謂周伯仁曰：此碗腹殊空，謂之寶器，何耶？答曰：此碗英英，誠為清澈，所以為貴耳。”
■ 江蘇南京象山7號墓出土玻璃磨花筒形杯。魏晉南北朝時期，羅馬玻璃輸入到中國的品種和數量都有增加。在南朝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南京附近，比較集中地出土了進口的羅馬玻璃。
西晉魚豢的《魏略》記有：“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縹、紺、紅、紫十種流離。”大秦就是當時文獻中對羅馬帝國的稱呼。魏晉南北朝時期，羅馬玻璃輸入中國的品種和數量都有增加。在南朝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南京附近，比較集中地出土了進口的羅馬玻璃。南京象山7號墓出土兩件玻璃磨花筒形杯。玻璃杯外壁附著一層白色風化層，玻璃無色透明，泛黃綠色，氣泡較少、較小；口緣下及底部磨有橢圓形花瓣紋，腹部有七個大縱橢圓形紋。另一件玻璃杯已壓碎，但器形、質料均與上件相似，只是顏色稍深，呈淺黃褐色。象山7號墓位於東晉門閥豪族琅琊王氏家族墓地內，推測是東晉初年王廙的墓葬。如果推斷無誤，這兩件玻璃杯的年代可定為公元322年之前。此外，南京石門坎六朝早期墓出土的多塊玻璃殘片，南京大學北園東晉墓出土的玻璃片和南京北郊東晉墓出土的淺黃綠玻璃片等都採用了羅馬工匠熟練掌握的磨花技法。
中國北方也發現了羅馬玻璃。最引人注意的是遼寧北票北燕馮素弗墓（公元415年）出土5件玻璃器，有鴨形器、碗、杯、缽和1件殘器。其中最為精美的是玻璃鴨形器，基本完好無損，僅尾部稍殘，玻璃為淡綠色透明，內含小氣泡。在河北景縣北魏封氏墓群中出土了4件玻璃碗，現存兩件，其中淡綠色波紋碗出土於祖氏墓。與祖氏墓波紋碗裝飾技法相似的玻璃器，國外發現較多，如黑海北岸5世紀的羅馬遺址出土過許多波紋、網紋玻璃殘片，俄國南部還出土過一件完整的波文高足杯。
薩珊玻璃輸入魏晉南北朝
魏晉南北朝時期，進口到我國的玻璃器中有相當一部分來自伊朗高原。伊朗高原的玻璃製造業歷史悠久，公元前一千紀前後，在兩河流域的影響下已開始生產玻璃珠飾等。公元1世紀開始生產吹制玻璃器皿。公元3～7世紀是伊朗高原玻璃業最為興旺發達的時期，除了生產大量玻璃珠飾、紡輪外，還製造精美的高級玻璃器皿，供上層社會享用和出口。由於這個時期主要是薩珊王朝統治，一般將它們簡稱為薩珊玻璃。薩珊玻璃器皿造型渾樸，喜歡用連續的圓形作為裝飾，與薩珊時期流行的聯珠紋相似。薩珊玻璃工藝繼承了羅馬玻璃工藝的特點，特別是發展了冷加工的磨琢工藝，在玻璃碗上磨琢出凹球面或突起的凹球面，形成一個個小凹透鏡。透過碗前壁的凹球面裝飾，可以看到後壁的數個小圓形裝飾，充分表現出玻璃變幻莫測之美。
中國國產玻璃的產生和發展與東西文明的交流和碰撞相關聯。雖然在古代，玻璃沒有發展為中國主要的手工業，但中國玻璃具有很強的傳統文化印記，產品清新獨特，是世界玻璃史上的一枝奇葩。
玲瓏澄澈，繽紛東西：中國考古發現的國產玻璃和進口玻璃
撰文丨安家瑤（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國內外最早開展中國古代玻璃研究的學者之一）
■ 唐宋海上絲綢之路航線圖。從考古出土的玻璃器可以看出，中國古玻璃一直存在著兩個系統：進口玻璃和國產玻璃。進口玻璃多通過陸路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而來。
蜻蜓眼與仿玉玻璃：中國早期玻璃的生產
中國歷史上有多種重要發明，如制瓷、造紙、指南針、火藥、印刷術等，對世界文明的進程貢獻巨大。然而，玻璃這種人工材料卻不是我們最早發明的。根據考古發現，世界最早的玻璃誕生在公元前2300年的美索不達米亞，即今天的伊拉克和敘利亞地區。玻璃誕生後，經過上千年的磨鍊，才從製作小件的玻璃飾品，發展到製作玻璃容器。
與西亞玻璃相比，中國玻璃出現得較晚。春秋末戰國初，西亞的玻璃珠飾經過中亞遊牧民族的中介，作為貿易品進口到中國的中原地區，最為典型的是西亞的玻璃蜻蜓眼。春秋末期的河南固始侯古堆1號墓、洛陽中州路西工段M2719出土的玻璃蜻蜓眼和戰國早期的湖北隨縣曾侯乙墓出土的玻璃蜻蜓眼，很可能是西亞的舶來品。到戰國中晚期，中國已經能夠製造外觀上與西亞玻璃相似，而成分又完全不同的玻璃蜻蜓眼和管飾。西方的玻璃多用蘇打做助熔劑，稱之鈉鈣玻璃，中國可能由於缺少蘇打資源，最早生產的是鉛鋇玻璃。中國戰國時期的玻璃蜻蜓眼和管紋飾色彩豔麗，尺寸較大，幾何圖案豐富多變，是世界上最漂亮的玻璃珠管。在湖南、湖北、河南等地的考古發掘中，都有大量的發現。
■ 蜻蜓眼琉璃珠，戰國，1990年淅川徐家嶺10號墓出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戰國中晚期，中國已經能夠製造外觀上與西亞玻璃相似，而成分又完全不同的玻璃蜻蜓眼和管飾。
中國玻璃的誕生可能受西亞影響，但是新建立起來的玻璃業很快就與中國的文化傳統相融合，生產玉的仿製品。中國人對玉這種天然材料，有一種極濃厚的偏愛。古代人相信玉可以使屍體不朽，因此有些玉器是專門為保存遺體而製造的，稱為“葬玉”。葬玉在漢代玉器中佔很大比例，主要有玉衣、九竅塞、玉和握玉等。作為玉的代用品，玻璃衣、玻璃九竅塞、玻璃和玻璃“握玉”也都出現了。玻璃璧是玉璧的代用品，自戰國中期在湖南地區就廣泛地用於喪葬。玻璃璧在西漢時期還繼續使用。陝西興平茂陵附近出土的一塊西漢玻璃璧，直徑達23.4釐米，重達1.9公斤，可稱為玻璃璧之王了。
■ 山西大同市南郊北魏時期墓葬M107出土玻璃碗，典型的薩珊玻璃，透出玻璃變幻莫測之美。
■ 湖南長沙戰國墓出土的玻璃璧。玻璃璧是玉璧的代用品，自戰國中期在湖南地區就廣泛用於喪葬。
漢代的玻璃容器也已開始生產。徐州北洞山西漢楚王墓（公元前128年）出土了一批玻璃杯，共16件，其中兩件比較完整。杯身呈直筒形，平沿、直壁、平底。玻璃呈淡綠色不透明，內含小氣泡，鑄造成型。玻璃杯淡綠色半透明的質地，與天然玉很相像，因此在原發掘簡報中被誤稱為“玉杯”，可見漢代玻璃仿玉已達到了以假亂真的程度。河北滿城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及其妻竇綰墓出土了3件玻璃容器，工藝相當精美，其中兩件為玻璃耳杯，一件為玻璃盤。耳杯和盤的玻璃質料相同，都為翠綠色，微有光澤，呈半透明。2009～2011年，江蘇盱眙大雲山漢墓的考古發掘中出土了22件玻璃磬，其尺寸與石磬相仿。漢代就能夠製造這樣大型的玻璃器，令我們對當時玻璃製造業的規模和技術刮目相看。
漢代的文獻中已有玻璃製造的明確記載。東漢王充的《論衡·率性篇》：“道人消爍五石，作五色之玉，比之真玉，光不殊別。”“五色之玉”，就是指漢代的仿玉玻璃。作為玉的仿製品，其價值自然低於玉，也不為上層社會所重視。這種觀念受到了從羅馬進口到中國的玻璃的挑戰。
■ 內蒙古奈曼旗遼代陳國公主墓出土帶柄乳丁玻璃瓶，具有伊斯蘭風格。
羅馬玻璃隨絲綢之路：輸入漢代中國
公元前1世紀末，羅馬成為版圖囊括地中海沿岸的大帝國（公元前27～公元496年）。玻璃業是羅馬帝國的主要手工業之一。在羅馬帝國統治的500年裡，玻璃器數量之大，品種之多，質量之精，在世界玻璃史上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羅馬玻璃輸入中國的年代可能早到西漢中期。廣州市橫枝崗的西漢中期墓曾出土了3件玻璃碗，這3件玻璃碗的器形、顏色完全相同，都是深藍紫色，半透明，平底直口；模製成型，外壁經過打磨，口沿下刻有一道陰弦紋，內壁光滑無痕。1981年，江蘇邗江甘泉2號漢墓（公元67年）出土了3塊玻璃容器的殘片，為紫紅色和乳白色相間的馬賽克(Mosaic)玻璃，外壁有模印的輻射形豎凸稜作為裝飾，將遺存的這3塊玻璃殘片復原的器形是缽。這種帶豎凸稜條裝飾的缽的器形在我國很罕見，而在公元前後１世紀的地中海沿岸非常流行。
■ 手持玻璃容器和花環的埃及人肖像，公元220年羅馬時期。公元前27〜公元496年，羅馬成為版圖囊括地中海沿岸的大帝國。玻璃業是羅馬帝國的主要手工業之一。羅馬玻璃輸入中國的年代可能早到西漢中期。
廣州和江蘇邗江的羅馬玻璃可能是通過海路輸入的。公元前１世紀的一位希臘人周航紅海、波斯灣、印度半島東西兩岸，寫下《愛利脫利亞海周航記》。書中記載了中國的位置和物產，也記載了地中海沿岸的玻璃器東運的情況。在東西海路交通的重要港口——印度半島的本地治裡出土了公元１世紀的羅馬玻璃殘片，文獻和出土實物都說明最遲在漢代，東西兩大文明間即存在著海路交通。
1987年洛陽一座東漢墓出土的一件纏絲玻璃瓶，圓錐形瓶身，長頸，口沿外展後內折成平脣。這種玻璃瓶最早出現於公元1世紀30年代，持續到公元1世紀末或公元2世紀初，來自羅馬帝國的地中海沿岸。這種玻璃瓶不僅在器形上與中國傳統器形不同，而且使用了與中國漢代玻璃器截然不同的成型方法——吹製法。玻璃吹製成型法是充分利用液態玻璃在溫度下降時逐漸變硬直至固態的特殊性質而發明的一種成型方法。在玻璃吹製成型法發明前，任何其他材料都沒有采用過這種方法。吹製法最早出現在公元前１世紀中葉的地中海東岸，是羅馬玻璃對世界玻璃發展史的最重要的貢獻之一。
■ 廣東廣州市橫枝崗西漢中期墓出土的羅馬玻璃碗。
羅馬玻璃瓶出土於洛陽東漢墓並不偶然。洛陽是東漢的首都，東漢時期，很多中亞人在洛陽定居。著名的佛經翻譯家支讖就是中亞的月支人，安志高則是來自伊朗高原的安息人，他們都在洛陽從事了多年的翻譯佛經工作。1979年，前蘇聯考察隊在古代大夏境內發現一處埋藏有黃金藝術品的貴族墓地。墓地位於阿富汗北境席巴爾甘東北5公里處，墓中出土的黃金藝術品多達兩萬餘件，還隨葬了古代羅馬、安息、天竺、斯基泰和西漢的大批藝術品。其中有兩件玻璃瓶，與洛陽出土的羅馬玻璃瓶很相似。由此看來，洛陽發現的羅馬玻璃瓶很有可能是通過絲綢之路輸入的。
■ 河南洛陽的一座東漢墓出土的纏絲玻璃瓶。這種玻璃瓶不僅器形與中國傳統器形不同，其成型方法也和中國漢代玻璃器截然不同，它是採用吹製法製作成形的。
玻璃是魏晉南北朝貴族鬥富之寶
羅馬玻璃壁薄質輕、晶瑩透明，是國產仿玉玻璃無法相比的。羅馬玻璃的出現，對國產仿玉玻璃產生了致命的衝擊，這種來自異域的玻璃器成為上層社會的時髦追求。
魏晉南北朝時期，雖戰火紛飛，民不聊生，但世家大族佔有大量的土地和財富，奢侈成風，互相鬥富。在“鬥富”中要向對方陳列出自己的寶物，以顯示自己的地位和財富，西方進口的玻璃器便是寶物中的一項。北魏的文獻《洛陽伽藍記》記載：“而河間王琛最為豪首”，“琛常會宗室，陳諸寶器……自餘酒器，有水晶碗、瑪瑙琉璃碗、赤玉卮，數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無，皆從西域而來”。這裡清楚地記載了從西方進口的玻璃碗，是北魏王琛顯示其豪富的寶器之一。
■ 遼寧北票北燕馮素弗墓出土玻璃鴨形器，一件造型極為別緻的羅馬玻璃器。
魏晉南北朝時玻璃容器被視為寶物，可能是由於那時人們已經充分認識到西方玻璃的藝術價值，特別是晶瑩透明的性質，是其他材料都難以比擬的。這個時期有不少詩文讚揚玻璃器的美麗，其中最著名的是西晉詩人潘尼的《琉璃碗賦》。這首賦中寫道：“光映日耀，圓成月盈。纖瑕罔麗，飛塵靡停。灼爍旁燭，表裡相形。凝霜不足方其潔，澄水不能喻其清。剛堅金石，勁勵瓊玉……”充分地讚美了玻璃碗作工精良、透明度很強的特性。《世說新語》也曾記載：“王公與朝士共飲酒，舉琉璃碗，謂周伯仁曰：此碗腹殊空，謂之寶器，何耶？答曰：此碗英英，誠為清澈，所以為貴耳。”
■ 江蘇南京象山7號墓出土玻璃磨花筒形杯。魏晉南北朝時期，羅馬玻璃輸入到中國的品種和數量都有增加。在南朝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南京附近，比較集中地出土了進口的羅馬玻璃。
西晉魚豢的《魏略》記有：“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縹、紺、紅、紫十種流離。”大秦就是當時文獻中對羅馬帝國的稱呼。魏晉南北朝時期，羅馬玻璃輸入中國的品種和數量都有增加。在南朝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南京附近，比較集中地出土了進口的羅馬玻璃。南京象山7號墓出土兩件玻璃磨花筒形杯。玻璃杯外壁附著一層白色風化層，玻璃無色透明，泛黃綠色，氣泡較少、較小；口緣下及底部磨有橢圓形花瓣紋，腹部有七個大縱橢圓形紋。另一件玻璃杯已壓碎，但器形、質料均與上件相似，只是顏色稍深，呈淺黃褐色。象山7號墓位於東晉門閥豪族琅琊王氏家族墓地內，推測是東晉初年王廙的墓葬。如果推斷無誤，這兩件玻璃杯的年代可定為公元322年之前。此外，南京石門坎六朝早期墓出土的多塊玻璃殘片，南京大學北園東晉墓出土的玻璃片和南京北郊東晉墓出土的淺黃綠玻璃片等都採用了羅馬工匠熟練掌握的磨花技法。
中國北方也發現了羅馬玻璃。最引人注意的是遼寧北票北燕馮素弗墓（公元415年）出土5件玻璃器，有鴨形器、碗、杯、缽和1件殘器。其中最為精美的是玻璃鴨形器，基本完好無損，僅尾部稍殘，玻璃為淡綠色透明，內含小氣泡。在河北景縣北魏封氏墓群中出土了4件玻璃碗，現存兩件，其中淡綠色波紋碗出土於祖氏墓。與祖氏墓波紋碗裝飾技法相似的玻璃器，國外發現較多，如黑海北岸5世紀的羅馬遺址出土過許多波紋、網紋玻璃殘片，俄國南部還出土過一件完整的波文高足杯。
薩珊玻璃輸入魏晉南北朝
魏晉南北朝時期，進口到我國的玻璃器中有相當一部分來自伊朗高原。伊朗高原的玻璃製造業歷史悠久，公元前一千紀前後，在兩河流域的影響下已開始生產玻璃珠飾等。公元1世紀開始生產吹制玻璃器皿。公元3～7世紀是伊朗高原玻璃業最為興旺發達的時期，除了生產大量玻璃珠飾、紡輪外，還製造精美的高級玻璃器皿，供上層社會享用和出口。由於這個時期主要是薩珊王朝統治，一般將它們簡稱為薩珊玻璃。薩珊玻璃器皿造型渾樸，喜歡用連續的圓形作為裝飾，與薩珊時期流行的聯珠紋相似。薩珊玻璃工藝繼承了羅馬玻璃工藝的特點，特別是發展了冷加工的磨琢工藝，在玻璃碗上磨琢出凹球面或突起的凹球面，形成一個個小凹透鏡。透過碗前壁的凹球面裝飾，可以看到後壁的數個小圓形裝飾，充分表現出玻璃變幻莫測之美。
■ 位於波斯波利斯大流士宮殿上的浮雕，描繪了一場祭祀活動，波斯薩珊文明，伊朗公元5世紀。
北京西晉華芳墓出土的乳突玻璃碗應來自伊朗高原。這件碗圜底、球腹、頸部微收、侈口。腹部有10個橢圓形乳釘作為裝飾，乳釘列為一排；乳釘不很規整，一般高出碗外壁5毫米；底部有7對突起的刺排成橢圓形，刺高兩毫米，這些刺既是裝飾又是足，能使圜底著地平穩。墓主人華芳是西晉幽州都督王浚的夫人，葬於永嘉元年（公元307年）。當時的幽州都督統管著河北北部和遼寧，華芳作為都督夫人，才有可能獲得來自伊朗高原的玻璃器。
湖北鄂城五里墩121號墓出土了一件玻璃碗。這件圜底玻璃碗腹部有四排磨花，磨花為橢圓形稍內凹的小平面，底部也有一圓形內凹的磨花。鄂城121號墓是西晉（公元265～316年）墓葬，其年代不會晚於4世紀初，因此這件玻璃碗是最早輸入東方的薩珊玻璃之一。
最漂亮的一件磨花玻璃碗出土於江蘇句容春城劉宋時期一座墓葬，墓主人為劉宗，埋藏的年代為元嘉十六年（公元439年）。這件碗的器形為侈口、頸微收、球腹、圜底，口徑8.5釐米、腹徑9.1釐米、高6.3釐米。腹部有六排小凹球面作裝飾，由於六排小凹球面有規律地相互錯疊，所以從正面看不是成排的聯珠紋，而是由小六邊形構成的龜甲紋。碗的底部也有一個外緣呈五邊形的凹球面。這件玻璃碗無色透明，幾乎不含任何色調，內含氣泡少而小，像水晶一樣潔淨晶瑩，說明玻璃原料經過精選，熔制溫度比較高。碗壁較薄，器型規整，可能是有模吹製法成型的。碗的腹部和底部的紋飾都是採用冷加工工藝，磨琢拋光而成的。其器形與湖北鄂城五里墩121號墓出土的玻璃碗一樣，腹部的紋飾則與日本奈良正倉院藏的白琉璃碗相仿，都是小凹球面互相錯疊，構成六邊形的龜甲紋，是伊朗高原薩珊王朝的典型產品。
中國國產玻璃的產生和發展與東西文明的交流和碰撞相關聯。雖然在古代，玻璃沒有發展為中國主要的手工業，但中國玻璃具有很強的傳統文化印記，產品清新獨特，是世界玻璃史上的一枝奇葩。
玲瓏澄澈，繽紛東西：中國考古發現的國產玻璃和進口玻璃
撰文丨安家瑤（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國內外最早開展中國古代玻璃研究的學者之一）
■ 唐宋海上絲綢之路航線圖。從考古出土的玻璃器可以看出，中國古玻璃一直存在著兩個系統：進口玻璃和國產玻璃。進口玻璃多通過陸路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而來。
蜻蜓眼與仿玉玻璃：中國早期玻璃的生產
中國歷史上有多種重要發明，如制瓷、造紙、指南針、火藥、印刷術等，對世界文明的進程貢獻巨大。然而，玻璃這種人工材料卻不是我們最早發明的。根據考古發現，世界最早的玻璃誕生在公元前2300年的美索不達米亞，即今天的伊拉克和敘利亞地區。玻璃誕生後，經過上千年的磨鍊，才從製作小件的玻璃飾品，發展到製作玻璃容器。
與西亞玻璃相比，中國玻璃出現得較晚。春秋末戰國初，西亞的玻璃珠飾經過中亞遊牧民族的中介，作為貿易品進口到中國的中原地區，最為典型的是西亞的玻璃蜻蜓眼。春秋末期的河南固始侯古堆1號墓、洛陽中州路西工段M2719出土的玻璃蜻蜓眼和戰國早期的湖北隨縣曾侯乙墓出土的玻璃蜻蜓眼，很可能是西亞的舶來品。到戰國中晚期，中國已經能夠製造外觀上與西亞玻璃相似，而成分又完全不同的玻璃蜻蜓眼和管飾。西方的玻璃多用蘇打做助熔劑，稱之鈉鈣玻璃，中國可能由於缺少蘇打資源，最早生產的是鉛鋇玻璃。中國戰國時期的玻璃蜻蜓眼和管紋飾色彩豔麗，尺寸較大，幾何圖案豐富多變，是世界上最漂亮的玻璃珠管。在湖南、湖北、河南等地的考古發掘中，都有大量的發現。
■ 蜻蜓眼琉璃珠，戰國，1990年淅川徐家嶺10號墓出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戰國中晚期，中國已經能夠製造外觀上與西亞玻璃相似，而成分又完全不同的玻璃蜻蜓眼和管飾。
中國玻璃的誕生可能受西亞影響，但是新建立起來的玻璃業很快就與中國的文化傳統相融合，生產玉的仿製品。中國人對玉這種天然材料，有一種極濃厚的偏愛。古代人相信玉可以使屍體不朽，因此有些玉器是專門為保存遺體而製造的，稱為“葬玉”。葬玉在漢代玉器中佔很大比例，主要有玉衣、九竅塞、玉和握玉等。作為玉的代用品，玻璃衣、玻璃九竅塞、玻璃和玻璃“握玉”也都出現了。玻璃璧是玉璧的代用品，自戰國中期在湖南地區就廣泛地用於喪葬。玻璃璧在西漢時期還繼續使用。陝西興平茂陵附近出土的一塊西漢玻璃璧，直徑達23.4釐米，重達1.9公斤，可稱為玻璃璧之王了。
■ 山西大同市南郊北魏時期墓葬M107出土玻璃碗，典型的薩珊玻璃，透出玻璃變幻莫測之美。
■ 湖南長沙戰國墓出土的玻璃璧。玻璃璧是玉璧的代用品，自戰國中期在湖南地區就廣泛用於喪葬。
漢代的玻璃容器也已開始生產。徐州北洞山西漢楚王墓（公元前128年）出土了一批玻璃杯，共16件，其中兩件比較完整。杯身呈直筒形，平沿、直壁、平底。玻璃呈淡綠色不透明，內含小氣泡，鑄造成型。玻璃杯淡綠色半透明的質地，與天然玉很相像，因此在原發掘簡報中被誤稱為“玉杯”，可見漢代玻璃仿玉已達到了以假亂真的程度。河北滿城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及其妻竇綰墓出土了3件玻璃容器，工藝相當精美，其中兩件為玻璃耳杯，一件為玻璃盤。耳杯和盤的玻璃質料相同，都為翠綠色，微有光澤，呈半透明。2009～2011年，江蘇盱眙大雲山漢墓的考古發掘中出土了22件玻璃磬，其尺寸與石磬相仿。漢代就能夠製造這樣大型的玻璃器，令我們對當時玻璃製造業的規模和技術刮目相看。
漢代的文獻中已有玻璃製造的明確記載。東漢王充的《論衡·率性篇》：“道人消爍五石，作五色之玉，比之真玉，光不殊別。”“五色之玉”，就是指漢代的仿玉玻璃。作為玉的仿製品，其價值自然低於玉，也不為上層社會所重視。這種觀念受到了從羅馬進口到中國的玻璃的挑戰。
■ 內蒙古奈曼旗遼代陳國公主墓出土帶柄乳丁玻璃瓶，具有伊斯蘭風格。
羅馬玻璃隨絲綢之路：輸入漢代中國
公元前1世紀末，羅馬成為版圖囊括地中海沿岸的大帝國（公元前27～公元496年）。玻璃業是羅馬帝國的主要手工業之一。在羅馬帝國統治的500年裡，玻璃器數量之大，品種之多，質量之精，在世界玻璃史上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羅馬玻璃輸入中國的年代可能早到西漢中期。廣州市橫枝崗的西漢中期墓曾出土了3件玻璃碗，這3件玻璃碗的器形、顏色完全相同，都是深藍紫色，半透明，平底直口；模製成型，外壁經過打磨，口沿下刻有一道陰弦紋，內壁光滑無痕。1981年，江蘇邗江甘泉2號漢墓（公元67年）出土了3塊玻璃容器的殘片，為紫紅色和乳白色相間的馬賽克(Mosaic)玻璃，外壁有模印的輻射形豎凸稜作為裝飾，將遺存的這3塊玻璃殘片復原的器形是缽。這種帶豎凸稜條裝飾的缽的器形在我國很罕見，而在公元前後１世紀的地中海沿岸非常流行。
■ 手持玻璃容器和花環的埃及人肖像，公元220年羅馬時期。公元前27〜公元496年，羅馬成為版圖囊括地中海沿岸的大帝國。玻璃業是羅馬帝國的主要手工業之一。羅馬玻璃輸入中國的年代可能早到西漢中期。
廣州和江蘇邗江的羅馬玻璃可能是通過海路輸入的。公元前１世紀的一位希臘人周航紅海、波斯灣、印度半島東西兩岸，寫下《愛利脫利亞海周航記》。書中記載了中國的位置和物產，也記載了地中海沿岸的玻璃器東運的情況。在東西海路交通的重要港口——印度半島的本地治裡出土了公元１世紀的羅馬玻璃殘片，文獻和出土實物都說明最遲在漢代，東西兩大文明間即存在著海路交通。
1987年洛陽一座東漢墓出土的一件纏絲玻璃瓶，圓錐形瓶身，長頸，口沿外展後內折成平脣。這種玻璃瓶最早出現於公元1世紀30年代，持續到公元1世紀末或公元2世紀初，來自羅馬帝國的地中海沿岸。這種玻璃瓶不僅在器形上與中國傳統器形不同，而且使用了與中國漢代玻璃器截然不同的成型方法——吹製法。玻璃吹製成型法是充分利用液態玻璃在溫度下降時逐漸變硬直至固態的特殊性質而發明的一種成型方法。在玻璃吹製成型法發明前，任何其他材料都沒有采用過這種方法。吹製法最早出現在公元前１世紀中葉的地中海東岸，是羅馬玻璃對世界玻璃發展史的最重要的貢獻之一。
■ 廣東廣州市橫枝崗西漢中期墓出土的羅馬玻璃碗。
羅馬玻璃瓶出土於洛陽東漢墓並不偶然。洛陽是東漢的首都，東漢時期，很多中亞人在洛陽定居。著名的佛經翻譯家支讖就是中亞的月支人，安志高則是來自伊朗高原的安息人，他們都在洛陽從事了多年的翻譯佛經工作。1979年，前蘇聯考察隊在古代大夏境內發現一處埋藏有黃金藝術品的貴族墓地。墓地位於阿富汗北境席巴爾甘東北5公里處，墓中出土的黃金藝術品多達兩萬餘件，還隨葬了古代羅馬、安息、天竺、斯基泰和西漢的大批藝術品。其中有兩件玻璃瓶，與洛陽出土的羅馬玻璃瓶很相似。由此看來，洛陽發現的羅馬玻璃瓶很有可能是通過絲綢之路輸入的。
■ 河南洛陽的一座東漢墓出土的纏絲玻璃瓶。這種玻璃瓶不僅器形與中國傳統器形不同，其成型方法也和中國漢代玻璃器截然不同，它是採用吹製法製作成形的。
玻璃是魏晉南北朝貴族鬥富之寶
羅馬玻璃壁薄質輕、晶瑩透明，是國產仿玉玻璃無法相比的。羅馬玻璃的出現，對國產仿玉玻璃產生了致命的衝擊，這種來自異域的玻璃器成為上層社會的時髦追求。
魏晉南北朝時期，雖戰火紛飛，民不聊生，但世家大族佔有大量的土地和財富，奢侈成風，互相鬥富。在“鬥富”中要向對方陳列出自己的寶物，以顯示自己的地位和財富，西方進口的玻璃器便是寶物中的一項。北魏的文獻《洛陽伽藍記》記載：“而河間王琛最為豪首”，“琛常會宗室，陳諸寶器……自餘酒器，有水晶碗、瑪瑙琉璃碗、赤玉卮，數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無，皆從西域而來”。這裡清楚地記載了從西方進口的玻璃碗，是北魏王琛顯示其豪富的寶器之一。
■ 遼寧北票北燕馮素弗墓出土玻璃鴨形器，一件造型極為別緻的羅馬玻璃器。
魏晉南北朝時玻璃容器被視為寶物，可能是由於那時人們已經充分認識到西方玻璃的藝術價值，特別是晶瑩透明的性質，是其他材料都難以比擬的。這個時期有不少詩文讚揚玻璃器的美麗，其中最著名的是西晉詩人潘尼的《琉璃碗賦》。這首賦中寫道：“光映日耀，圓成月盈。纖瑕罔麗，飛塵靡停。灼爍旁燭，表裡相形。凝霜不足方其潔，澄水不能喻其清。剛堅金石，勁勵瓊玉……”充分地讚美了玻璃碗作工精良、透明度很強的特性。《世說新語》也曾記載：“王公與朝士共飲酒，舉琉璃碗，謂周伯仁曰：此碗腹殊空，謂之寶器，何耶？答曰：此碗英英，誠為清澈，所以為貴耳。”
■ 江蘇南京象山7號墓出土玻璃磨花筒形杯。魏晉南北朝時期，羅馬玻璃輸入到中國的品種和數量都有增加。在南朝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南京附近，比較集中地出土了進口的羅馬玻璃。
西晉魚豢的《魏略》記有：“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縹、紺、紅、紫十種流離。”大秦就是當時文獻中對羅馬帝國的稱呼。魏晉南北朝時期，羅馬玻璃輸入中國的品種和數量都有增加。在南朝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南京附近，比較集中地出土了進口的羅馬玻璃。南京象山7號墓出土兩件玻璃磨花筒形杯。玻璃杯外壁附著一層白色風化層，玻璃無色透明，泛黃綠色，氣泡較少、較小；口緣下及底部磨有橢圓形花瓣紋，腹部有七個大縱橢圓形紋。另一件玻璃杯已壓碎，但器形、質料均與上件相似，只是顏色稍深，呈淺黃褐色。象山7號墓位於東晉門閥豪族琅琊王氏家族墓地內，推測是東晉初年王廙的墓葬。如果推斷無誤，這兩件玻璃杯的年代可定為公元322年之前。此外，南京石門坎六朝早期墓出土的多塊玻璃殘片，南京大學北園東晉墓出土的玻璃片和南京北郊東晉墓出土的淺黃綠玻璃片等都採用了羅馬工匠熟練掌握的磨花技法。
中國北方也發現了羅馬玻璃。最引人注意的是遼寧北票北燕馮素弗墓（公元415年）出土5件玻璃器，有鴨形器、碗、杯、缽和1件殘器。其中最為精美的是玻璃鴨形器，基本完好無損，僅尾部稍殘，玻璃為淡綠色透明，內含小氣泡。在河北景縣北魏封氏墓群中出土了4件玻璃碗，現存兩件，其中淡綠色波紋碗出土於祖氏墓。與祖氏墓波紋碗裝飾技法相似的玻璃器，國外發現較多，如黑海北岸5世紀的羅馬遺址出土過許多波紋、網紋玻璃殘片，俄國南部還出土過一件完整的波文高足杯。
薩珊玻璃輸入魏晉南北朝
魏晉南北朝時期，進口到我國的玻璃器中有相當一部分來自伊朗高原。伊朗高原的玻璃製造業歷史悠久，公元前一千紀前後，在兩河流域的影響下已開始生產玻璃珠飾等。公元1世紀開始生產吹制玻璃器皿。公元3～7世紀是伊朗高原玻璃業最為興旺發達的時期，除了生產大量玻璃珠飾、紡輪外，還製造精美的高級玻璃器皿，供上層社會享用和出口。由於這個時期主要是薩珊王朝統治，一般將它們簡稱為薩珊玻璃。薩珊玻璃器皿造型渾樸，喜歡用連續的圓形作為裝飾，與薩珊時期流行的聯珠紋相似。薩珊玻璃工藝繼承了羅馬玻璃工藝的特點，特別是發展了冷加工的磨琢工藝，在玻璃碗上磨琢出凹球面或突起的凹球面，形成一個個小凹透鏡。透過碗前壁的凹球面裝飾，可以看到後壁的數個小圓形裝飾，充分表現出玻璃變幻莫測之美。
■ 位於波斯波利斯大流士宮殿上的浮雕，描繪了一場祭祀活動，波斯薩珊文明，伊朗公元5世紀。
北京西晉華芳墓出土的乳突玻璃碗應來自伊朗高原。這件碗圜底、球腹、頸部微收、侈口。腹部有10個橢圓形乳釘作為裝飾，乳釘列為一排；乳釘不很規整，一般高出碗外壁5毫米；底部有7對突起的刺排成橢圓形，刺高兩毫米，這些刺既是裝飾又是足，能使圜底著地平穩。墓主人華芳是西晉幽州都督王浚的夫人，葬於永嘉元年（公元307年）。當時的幽州都督統管著河北北部和遼寧，華芳作為都督夫人，才有可能獲得來自伊朗高原的玻璃器。
湖北鄂城五里墩121號墓出土了一件玻璃碗。這件圜底玻璃碗腹部有四排磨花，磨花為橢圓形稍內凹的小平面，底部也有一圓形內凹的磨花。鄂城121號墓是西晉（公元265～316年）墓葬，其年代不會晚於4世紀初，因此這件玻璃碗是最早輸入東方的薩珊玻璃之一。
最漂亮的一件磨花玻璃碗出土於江蘇句容春城劉宋時期一座墓葬，墓主人為劉宗，埋藏的年代為元嘉十六年（公元439年）。這件碗的器形為侈口、頸微收、球腹、圜底，口徑8.5釐米、腹徑9.1釐米、高6.3釐米。腹部有六排小凹球面作裝飾，由於六排小凹球面有規律地相互錯疊，所以從正面看不是成排的聯珠紋，而是由小六邊形構成的龜甲紋。碗的底部也有一個外緣呈五邊形的凹球面。這件玻璃碗無色透明，幾乎不含任何色調，內含氣泡少而小，像水晶一樣潔淨晶瑩，說明玻璃原料經過精選，熔制溫度比較高。碗壁較薄，器型規整，可能是有模吹製法成型的。碗的腹部和底部的紋飾都是採用冷加工工藝，磨琢拋光而成的。其器形與湖北鄂城五里墩121號墓出土的玻璃碗一樣，腹部的紋飾則與日本奈良正倉院藏的白琉璃碗相仿，都是小凹球面互相錯疊，構成六邊形的龜甲紋，是伊朗高原薩珊王朝的典型產品。
■ 寧夏固原縣北周李賢墓出土的玻璃碗，這件高浮雕玻璃碗是薩珊玻璃中的精品。
山西大同市南郊北魏時期墓葬M107中出土的玻璃碗也是典型的薩珊玻璃。由拓跋鮮卑建立的北魏，統一北方各國，成為第一個可以和南方漢族政權對峙的少數民族政權。山西大同是北魏前期的首都平城的所在地，北魏政權在平城近百年的經營中，大力學習漢族文化，並佔領控制了河西地區，使絲綢之路向東延伸到平城。依據出土的陶器和墓葬形式，M107的年代應早於孝文帝執政，即不晚於公元5世紀中葉。在大同北魏時期的貴族墓葬中出土薩珊玻璃說明北魏與西亞關係相當密切。
薩珊玻璃精品中還有一種是高浮雕的玻璃。這種高浮雕的玻璃精品也有在中國發現。1983年秋，寧夏固原縣北周天和四年（569年）李賢夫婦墓出土了一批珍貴文物，其中包括一件完整的高浮雕玻璃碗。這件玻璃碗與同墓出土的鎏金銀胡瓶為東西貿易史的研究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西方玻璃技術的採用
與進口的羅馬玻璃和薩珊玻璃相比，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國產玻璃器發現的不多。看來，漢代建立起來的較大規模的以鑄造成型為主的鉛鋇仿玉玻璃業在社會大動盪中已經衰亡。北魏時期，出現了一批採用吹製成型的國產玻璃容器，這一新的玻璃成型工藝的採用，與東西文化技術交流的大環境是分不開的。
河北定縣北魏塔基石函（公元481年）出土了7件玻璃器皿，從這一批器皿的玻璃質量和製作工藝來看，可能屬於同一個來源。其中玻璃缽的製作工藝水平最高。其中一件為天青色透明，氣泡較多，表面附白色風化層，斂口圓脣，鼓腹，圜底。另兩件玻璃瓶也為天青色透明，器壁特別薄，約0.1釐米，有密聚的氣泡，器壁附白色風化層，小口圓脣，短頸，鼓腹圜底，其中一個有圈足。葫蘆形小玻璃瓶3件，淺藍色透明，腹作球形，上有長頸，頸口捏彎成短勾狀。殘器一件，天青色透明，氣泡多，平底，器壁內斂，可能是盂類。
中國國產玻璃的產生和發展與東西文明的交流和碰撞相關聯。雖然在古代，玻璃沒有發展為中國主要的手工業，但中國玻璃具有很強的傳統文化印記，產品清新獨特，是世界玻璃史上的一枝奇葩。
玲瓏澄澈，繽紛東西：中國考古發現的國產玻璃和進口玻璃
撰文丨安家瑤（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國內外最早開展中國古代玻璃研究的學者之一）
■ 唐宋海上絲綢之路航線圖。從考古出土的玻璃器可以看出，中國古玻璃一直存在著兩個系統：進口玻璃和國產玻璃。進口玻璃多通過陸路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而來。
蜻蜓眼與仿玉玻璃：中國早期玻璃的生產
中國歷史上有多種重要發明，如制瓷、造紙、指南針、火藥、印刷術等，對世界文明的進程貢獻巨大。然而，玻璃這種人工材料卻不是我們最早發明的。根據考古發現，世界最早的玻璃誕生在公元前2300年的美索不達米亞，即今天的伊拉克和敘利亞地區。玻璃誕生後，經過上千年的磨鍊，才從製作小件的玻璃飾品，發展到製作玻璃容器。
與西亞玻璃相比，中國玻璃出現得較晚。春秋末戰國初，西亞的玻璃珠飾經過中亞遊牧民族的中介，作為貿易品進口到中國的中原地區，最為典型的是西亞的玻璃蜻蜓眼。春秋末期的河南固始侯古堆1號墓、洛陽中州路西工段M2719出土的玻璃蜻蜓眼和戰國早期的湖北隨縣曾侯乙墓出土的玻璃蜻蜓眼，很可能是西亞的舶來品。到戰國中晚期，中國已經能夠製造外觀上與西亞玻璃相似，而成分又完全不同的玻璃蜻蜓眼和管飾。西方的玻璃多用蘇打做助熔劑，稱之鈉鈣玻璃，中國可能由於缺少蘇打資源，最早生產的是鉛鋇玻璃。中國戰國時期的玻璃蜻蜓眼和管紋飾色彩豔麗，尺寸較大，幾何圖案豐富多變，是世界上最漂亮的玻璃珠管。在湖南、湖北、河南等地的考古發掘中，都有大量的發現。
■ 蜻蜓眼琉璃珠，戰國，1990年淅川徐家嶺10號墓出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戰國中晚期，中國已經能夠製造外觀上與西亞玻璃相似，而成分又完全不同的玻璃蜻蜓眼和管飾。
中國玻璃的誕生可能受西亞影響，但是新建立起來的玻璃業很快就與中國的文化傳統相融合，生產玉的仿製品。中國人對玉這種天然材料，有一種極濃厚的偏愛。古代人相信玉可以使屍體不朽，因此有些玉器是專門為保存遺體而製造的，稱為“葬玉”。葬玉在漢代玉器中佔很大比例，主要有玉衣、九竅塞、玉和握玉等。作為玉的代用品，玻璃衣、玻璃九竅塞、玻璃和玻璃“握玉”也都出現了。玻璃璧是玉璧的代用品，自戰國中期在湖南地區就廣泛地用於喪葬。玻璃璧在西漢時期還繼續使用。陝西興平茂陵附近出土的一塊西漢玻璃璧，直徑達23.4釐米，重達1.9公斤，可稱為玻璃璧之王了。
■ 山西大同市南郊北魏時期墓葬M107出土玻璃碗，典型的薩珊玻璃，透出玻璃變幻莫測之美。
■ 湖南長沙戰國墓出土的玻璃璧。玻璃璧是玉璧的代用品，自戰國中期在湖南地區就廣泛用於喪葬。
漢代的玻璃容器也已開始生產。徐州北洞山西漢楚王墓（公元前128年）出土了一批玻璃杯，共16件，其中兩件比較完整。杯身呈直筒形，平沿、直壁、平底。玻璃呈淡綠色不透明，內含小氣泡，鑄造成型。玻璃杯淡綠色半透明的質地，與天然玉很相像，因此在原發掘簡報中被誤稱為“玉杯”，可見漢代玻璃仿玉已達到了以假亂真的程度。河北滿城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及其妻竇綰墓出土了3件玻璃容器，工藝相當精美，其中兩件為玻璃耳杯，一件為玻璃盤。耳杯和盤的玻璃質料相同，都為翠綠色，微有光澤，呈半透明。2009～2011年，江蘇盱眙大雲山漢墓的考古發掘中出土了22件玻璃磬，其尺寸與石磬相仿。漢代就能夠製造這樣大型的玻璃器，令我們對當時玻璃製造業的規模和技術刮目相看。
漢代的文獻中已有玻璃製造的明確記載。東漢王充的《論衡·率性篇》：“道人消爍五石，作五色之玉，比之真玉，光不殊別。”“五色之玉”，就是指漢代的仿玉玻璃。作為玉的仿製品，其價值自然低於玉，也不為上層社會所重視。這種觀念受到了從羅馬進口到中國的玻璃的挑戰。
■ 內蒙古奈曼旗遼代陳國公主墓出土帶柄乳丁玻璃瓶，具有伊斯蘭風格。
羅馬玻璃隨絲綢之路：輸入漢代中國
公元前1世紀末，羅馬成為版圖囊括地中海沿岸的大帝國（公元前27～公元496年）。玻璃業是羅馬帝國的主要手工業之一。在羅馬帝國統治的500年裡，玻璃器數量之大，品種之多，質量之精，在世界玻璃史上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羅馬玻璃輸入中國的年代可能早到西漢中期。廣州市橫枝崗的西漢中期墓曾出土了3件玻璃碗，這3件玻璃碗的器形、顏色完全相同，都是深藍紫色，半透明，平底直口；模製成型，外壁經過打磨，口沿下刻有一道陰弦紋，內壁光滑無痕。1981年，江蘇邗江甘泉2號漢墓（公元67年）出土了3塊玻璃容器的殘片，為紫紅色和乳白色相間的馬賽克(Mosaic)玻璃，外壁有模印的輻射形豎凸稜作為裝飾，將遺存的這3塊玻璃殘片復原的器形是缽。這種帶豎凸稜條裝飾的缽的器形在我國很罕見，而在公元前後１世紀的地中海沿岸非常流行。
■ 手持玻璃容器和花環的埃及人肖像，公元220年羅馬時期。公元前27〜公元496年，羅馬成為版圖囊括地中海沿岸的大帝國。玻璃業是羅馬帝國的主要手工業之一。羅馬玻璃輸入中國的年代可能早到西漢中期。
廣州和江蘇邗江的羅馬玻璃可能是通過海路輸入的。公元前１世紀的一位希臘人周航紅海、波斯灣、印度半島東西兩岸，寫下《愛利脫利亞海周航記》。書中記載了中國的位置和物產，也記載了地中海沿岸的玻璃器東運的情況。在東西海路交通的重要港口——印度半島的本地治裡出土了公元１世紀的羅馬玻璃殘片，文獻和出土實物都說明最遲在漢代，東西兩大文明間即存在著海路交通。
1987年洛陽一座東漢墓出土的一件纏絲玻璃瓶，圓錐形瓶身，長頸，口沿外展後內折成平脣。這種玻璃瓶最早出現於公元1世紀30年代，持續到公元1世紀末或公元2世紀初，來自羅馬帝國的地中海沿岸。這種玻璃瓶不僅在器形上與中國傳統器形不同，而且使用了與中國漢代玻璃器截然不同的成型方法——吹製法。玻璃吹製成型法是充分利用液態玻璃在溫度下降時逐漸變硬直至固態的特殊性質而發明的一種成型方法。在玻璃吹製成型法發明前，任何其他材料都沒有采用過這種方法。吹製法最早出現在公元前１世紀中葉的地中海東岸，是羅馬玻璃對世界玻璃發展史的最重要的貢獻之一。
■ 廣東廣州市橫枝崗西漢中期墓出土的羅馬玻璃碗。
羅馬玻璃瓶出土於洛陽東漢墓並不偶然。洛陽是東漢的首都，東漢時期，很多中亞人在洛陽定居。著名的佛經翻譯家支讖就是中亞的月支人，安志高則是來自伊朗高原的安息人，他們都在洛陽從事了多年的翻譯佛經工作。1979年，前蘇聯考察隊在古代大夏境內發現一處埋藏有黃金藝術品的貴族墓地。墓地位於阿富汗北境席巴爾甘東北5公里處，墓中出土的黃金藝術品多達兩萬餘件，還隨葬了古代羅馬、安息、天竺、斯基泰和西漢的大批藝術品。其中有兩件玻璃瓶，與洛陽出土的羅馬玻璃瓶很相似。由此看來，洛陽發現的羅馬玻璃瓶很有可能是通過絲綢之路輸入的。
■ 河南洛陽的一座東漢墓出土的纏絲玻璃瓶。這種玻璃瓶不僅器形與中國傳統器形不同，其成型方法也和中國漢代玻璃器截然不同，它是採用吹製法製作成形的。
玻璃是魏晉南北朝貴族鬥富之寶
羅馬玻璃壁薄質輕、晶瑩透明，是國產仿玉玻璃無法相比的。羅馬玻璃的出現，對國產仿玉玻璃產生了致命的衝擊，這種來自異域的玻璃器成為上層社會的時髦追求。
魏晉南北朝時期，雖戰火紛飛，民不聊生，但世家大族佔有大量的土地和財富，奢侈成風，互相鬥富。在“鬥富”中要向對方陳列出自己的寶物，以顯示自己的地位和財富，西方進口的玻璃器便是寶物中的一項。北魏的文獻《洛陽伽藍記》記載：“而河間王琛最為豪首”，“琛常會宗室，陳諸寶器……自餘酒器，有水晶碗、瑪瑙琉璃碗、赤玉卮，數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無，皆從西域而來”。這裡清楚地記載了從西方進口的玻璃碗，是北魏王琛顯示其豪富的寶器之一。
■ 遼寧北票北燕馮素弗墓出土玻璃鴨形器，一件造型極為別緻的羅馬玻璃器。
魏晉南北朝時玻璃容器被視為寶物，可能是由於那時人們已經充分認識到西方玻璃的藝術價值，特別是晶瑩透明的性質，是其他材料都難以比擬的。這個時期有不少詩文讚揚玻璃器的美麗，其中最著名的是西晉詩人潘尼的《琉璃碗賦》。這首賦中寫道：“光映日耀，圓成月盈。纖瑕罔麗，飛塵靡停。灼爍旁燭，表裡相形。凝霜不足方其潔，澄水不能喻其清。剛堅金石，勁勵瓊玉……”充分地讚美了玻璃碗作工精良、透明度很強的特性。《世說新語》也曾記載：“王公與朝士共飲酒，舉琉璃碗，謂周伯仁曰：此碗腹殊空，謂之寶器，何耶？答曰：此碗英英，誠為清澈，所以為貴耳。”
■ 江蘇南京象山7號墓出土玻璃磨花筒形杯。魏晉南北朝時期，羅馬玻璃輸入到中國的品種和數量都有增加。在南朝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南京附近，比較集中地出土了進口的羅馬玻璃。
西晉魚豢的《魏略》記有：“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縹、紺、紅、紫十種流離。”大秦就是當時文獻中對羅馬帝國的稱呼。魏晉南北朝時期，羅馬玻璃輸入中國的品種和數量都有增加。在南朝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南京附近，比較集中地出土了進口的羅馬玻璃。南京象山7號墓出土兩件玻璃磨花筒形杯。玻璃杯外壁附著一層白色風化層，玻璃無色透明，泛黃綠色，氣泡較少、較小；口緣下及底部磨有橢圓形花瓣紋，腹部有七個大縱橢圓形紋。另一件玻璃杯已壓碎，但器形、質料均與上件相似，只是顏色稍深，呈淺黃褐色。象山7號墓位於東晉門閥豪族琅琊王氏家族墓地內，推測是東晉初年王廙的墓葬。如果推斷無誤，這兩件玻璃杯的年代可定為公元322年之前。此外，南京石門坎六朝早期墓出土的多塊玻璃殘片，南京大學北園東晉墓出土的玻璃片和南京北郊東晉墓出土的淺黃綠玻璃片等都採用了羅馬工匠熟練掌握的磨花技法。
中國北方也發現了羅馬玻璃。最引人注意的是遼寧北票北燕馮素弗墓（公元415年）出土5件玻璃器，有鴨形器、碗、杯、缽和1件殘器。其中最為精美的是玻璃鴨形器，基本完好無損，僅尾部稍殘，玻璃為淡綠色透明，內含小氣泡。在河北景縣北魏封氏墓群中出土了4件玻璃碗，現存兩件，其中淡綠色波紋碗出土於祖氏墓。與祖氏墓波紋碗裝飾技法相似的玻璃器，國外發現較多，如黑海北岸5世紀的羅馬遺址出土過許多波紋、網紋玻璃殘片，俄國南部還出土過一件完整的波文高足杯。
薩珊玻璃輸入魏晉南北朝
魏晉南北朝時期，進口到我國的玻璃器中有相當一部分來自伊朗高原。伊朗高原的玻璃製造業歷史悠久，公元前一千紀前後，在兩河流域的影響下已開始生產玻璃珠飾等。公元1世紀開始生產吹制玻璃器皿。公元3～7世紀是伊朗高原玻璃業最為興旺發達的時期，除了生產大量玻璃珠飾、紡輪外，還製造精美的高級玻璃器皿，供上層社會享用和出口。由於這個時期主要是薩珊王朝統治，一般將它們簡稱為薩珊玻璃。薩珊玻璃器皿造型渾樸，喜歡用連續的圓形作為裝飾，與薩珊時期流行的聯珠紋相似。薩珊玻璃工藝繼承了羅馬玻璃工藝的特點，特別是發展了冷加工的磨琢工藝，在玻璃碗上磨琢出凹球面或突起的凹球面，形成一個個小凹透鏡。透過碗前壁的凹球面裝飾，可以看到後壁的數個小圓形裝飾，充分表現出玻璃變幻莫測之美。
■ 位於波斯波利斯大流士宮殿上的浮雕，描繪了一場祭祀活動，波斯薩珊文明，伊朗公元5世紀。
北京西晉華芳墓出土的乳突玻璃碗應來自伊朗高原。這件碗圜底、球腹、頸部微收、侈口。腹部有10個橢圓形乳釘作為裝飾，乳釘列為一排；乳釘不很規整，一般高出碗外壁5毫米；底部有7對突起的刺排成橢圓形，刺高兩毫米，這些刺既是裝飾又是足，能使圜底著地平穩。墓主人華芳是西晉幽州都督王浚的夫人，葬於永嘉元年（公元307年）。當時的幽州都督統管著河北北部和遼寧，華芳作為都督夫人，才有可能獲得來自伊朗高原的玻璃器。
湖北鄂城五里墩121號墓出土了一件玻璃碗。這件圜底玻璃碗腹部有四排磨花，磨花為橢圓形稍內凹的小平面，底部也有一圓形內凹的磨花。鄂城121號墓是西晉（公元265～316年）墓葬，其年代不會晚於4世紀初，因此這件玻璃碗是最早輸入東方的薩珊玻璃之一。
最漂亮的一件磨花玻璃碗出土於江蘇句容春城劉宋時期一座墓葬，墓主人為劉宗，埋藏的年代為元嘉十六年（公元439年）。這件碗的器形為侈口、頸微收、球腹、圜底，口徑8.5釐米、腹徑9.1釐米、高6.3釐米。腹部有六排小凹球面作裝飾，由於六排小凹球面有規律地相互錯疊，所以從正面看不是成排的聯珠紋，而是由小六邊形構成的龜甲紋。碗的底部也有一個外緣呈五邊形的凹球面。這件玻璃碗無色透明，幾乎不含任何色調，內含氣泡少而小，像水晶一樣潔淨晶瑩，說明玻璃原料經過精選，熔制溫度比較高。碗壁較薄，器型規整，可能是有模吹製法成型的。碗的腹部和底部的紋飾都是採用冷加工工藝，磨琢拋光而成的。其器形與湖北鄂城五里墩121號墓出土的玻璃碗一樣，腹部的紋飾則與日本奈良正倉院藏的白琉璃碗相仿，都是小凹球面互相錯疊，構成六邊形的龜甲紋，是伊朗高原薩珊王朝的典型產品。
■ 寧夏固原縣北周李賢墓出土的玻璃碗，這件高浮雕玻璃碗是薩珊玻璃中的精品。
山西大同市南郊北魏時期墓葬M107中出土的玻璃碗也是典型的薩珊玻璃。由拓跋鮮卑建立的北魏，統一北方各國，成為第一個可以和南方漢族政權對峙的少數民族政權。山西大同是北魏前期的首都平城的所在地，北魏政權在平城近百年的經營中，大力學習漢族文化，並佔領控制了河西地區，使絲綢之路向東延伸到平城。依據出土的陶器和墓葬形式，M107的年代應早於孝文帝執政，即不晚於公元5世紀中葉。在大同北魏時期的貴族墓葬中出土薩珊玻璃說明北魏與西亞關係相當密切。
薩珊玻璃精品中還有一種是高浮雕的玻璃。這種高浮雕的玻璃精品也有在中國發現。1983年秋，寧夏固原縣北周天和四年（569年）李賢夫婦墓出土了一批珍貴文物，其中包括一件完整的高浮雕玻璃碗。這件玻璃碗與同墓出土的鎏金銀胡瓶為東西貿易史的研究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西方玻璃技術的採用
與進口的羅馬玻璃和薩珊玻璃相比，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國產玻璃器發現的不多。看來，漢代建立起來的較大規模的以鑄造成型為主的鉛鋇仿玉玻璃業在社會大動盪中已經衰亡。北魏時期，出現了一批採用吹製成型的國產玻璃容器，這一新的玻璃成型工藝的採用，與東西文化技術交流的大環境是分不開的。
河北定縣北魏塔基石函（公元481年）出土了7件玻璃器皿，從這一批器皿的玻璃質量和製作工藝來看，可能屬於同一個來源。其中玻璃缽的製作工藝水平最高。其中一件為天青色透明，氣泡較多，表面附白色風化層，斂口圓脣，鼓腹，圜底。另兩件玻璃瓶也為天青色透明，器壁特別薄，約0.1釐米，有密聚的氣泡，器壁附白色風化層，小口圓脣，短頸，鼓腹圜底，其中一個有圈足。葫蘆形小玻璃瓶3件，淺藍色透明，腹作球形，上有長頸，頸口捏彎成短勾狀。殘器一件，天青色透明，氣泡多，平底，器壁內斂，可能是盂類。
■ 河北定州靜志寺塔基出土的伊斯蘭刻花玻璃瓶。
這幾件玻璃器都採用吹製成型法，缽的口沿採用了燒口技術，瓶子的口沿似內捲成圓脣，纏貼玻璃條為圈足，這些玻璃技術都是羅馬玻璃和薩珊玻璃的傳統技術，我國北魏以前出土的玻璃器上從未採用過這些技術，但北魏以後卻一直沿用下來。這幾件器物雖採用了西亞的玻璃工藝，但掌握得並不純熟。7件器物中6件是小型器，器形簡單，也不很規整，玻璃含密聚的氣泡，與西亞的玻璃產品有較大差距。從器形上看，缽、瓶和葫蘆瓶都是我國傳統器形。這7件玻璃容器採用的吹製成型法，可以看作是羅馬玻璃技術向東傳播的結果。
《北史·西域傳》中的一段記載非常引人注目：“（魏）太武時，其國（月氏）人商販京師，自雲能鑄石為五色琉璃。於是採礦于山中，即京師鑄之，既成，光澤乃美於西方來者。乃詔為行殿，容百餘人，光色映徹，觀者見之，莫不驚駭，以為神明所作。自此，國中琉璃遂賤，人不復珍之。”關於這一段記載，有不同的理解。有的人認為是指中亞的月氏人到北魏首都平城（現在的山西大同市），製造帶釉的磚瓦，即琉璃磚瓦，因為魏世祖“詔為行殿”，應是一種建築材料。筆者認為這裡所說的琉璃，可能是指玻璃器物。近年，在大同的北魏墓葬考古發掘中，又多次發現吹製成形的國產玻璃器，為中亞人在大同製造玻璃提供了證據。
伊斯蘭玻璃在中國的發現
伊斯蘭玻璃在世界玻璃歷史上起了承前啟後的重要作用。當羅馬帝國衰亡、歐洲進入中世紀的“黑暗時代”，伊斯蘭阿拉伯於公元７世紀統治了地中海東岸，繼承了已經衰敗的玻璃業，使羅馬玻璃的精湛技術免於失傳。在以後的800年中，伊斯蘭玻璃始終持續發展，並於14世紀將玻璃製造技術反傳回意大利的威尼斯。眾所周知，現代玻璃是從威尼斯玻璃發展而來的。伊斯蘭玻璃除了繼承羅馬玻璃的技術外，在玻璃裝飾技術上也有所突破。金屬光澤彩繪和釉料彩繪是伊斯蘭玻璃的創新。此外，伊斯蘭玻璃在馬賽克、刻花、刻紋、熱塑、模吹、鍍金等工藝上都有所發展。
中國國產玻璃的產生和發展與東西文明的交流和碰撞相關聯。雖然在古代，玻璃沒有發展為中國主要的手工業，但中國玻璃具有很強的傳統文化印記，產品清新獨特，是世界玻璃史上的一枝奇葩。
玲瓏澄澈，繽紛東西：中國考古發現的國產玻璃和進口玻璃
撰文丨安家瑤（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國內外最早開展中國古代玻璃研究的學者之一）
■ 唐宋海上絲綢之路航線圖。從考古出土的玻璃器可以看出，中國古玻璃一直存在著兩個系統：進口玻璃和國產玻璃。進口玻璃多通過陸路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而來。
蜻蜓眼與仿玉玻璃：中國早期玻璃的生產
中國歷史上有多種重要發明，如制瓷、造紙、指南針、火藥、印刷術等，對世界文明的進程貢獻巨大。然而，玻璃這種人工材料卻不是我們最早發明的。根據考古發現，世界最早的玻璃誕生在公元前2300年的美索不達米亞，即今天的伊拉克和敘利亞地區。玻璃誕生後，經過上千年的磨鍊，才從製作小件的玻璃飾品，發展到製作玻璃容器。
與西亞玻璃相比，中國玻璃出現得較晚。春秋末戰國初，西亞的玻璃珠飾經過中亞遊牧民族的中介，作為貿易品進口到中國的中原地區，最為典型的是西亞的玻璃蜻蜓眼。春秋末期的河南固始侯古堆1號墓、洛陽中州路西工段M2719出土的玻璃蜻蜓眼和戰國早期的湖北隨縣曾侯乙墓出土的玻璃蜻蜓眼，很可能是西亞的舶來品。到戰國中晚期，中國已經能夠製造外觀上與西亞玻璃相似，而成分又完全不同的玻璃蜻蜓眼和管飾。西方的玻璃多用蘇打做助熔劑，稱之鈉鈣玻璃，中國可能由於缺少蘇打資源，最早生產的是鉛鋇玻璃。中國戰國時期的玻璃蜻蜓眼和管紋飾色彩豔麗，尺寸較大，幾何圖案豐富多變，是世界上最漂亮的玻璃珠管。在湖南、湖北、河南等地的考古發掘中，都有大量的發現。
■ 蜻蜓眼琉璃珠，戰國，1990年淅川徐家嶺10號墓出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戰國中晚期，中國已經能夠製造外觀上與西亞玻璃相似，而成分又完全不同的玻璃蜻蜓眼和管飾。
中國玻璃的誕生可能受西亞影響，但是新建立起來的玻璃業很快就與中國的文化傳統相融合，生產玉的仿製品。中國人對玉這種天然材料，有一種極濃厚的偏愛。古代人相信玉可以使屍體不朽，因此有些玉器是專門為保存遺體而製造的，稱為“葬玉”。葬玉在漢代玉器中佔很大比例，主要有玉衣、九竅塞、玉和握玉等。作為玉的代用品，玻璃衣、玻璃九竅塞、玻璃和玻璃“握玉”也都出現了。玻璃璧是玉璧的代用品，自戰國中期在湖南地區就廣泛地用於喪葬。玻璃璧在西漢時期還繼續使用。陝西興平茂陵附近出土的一塊西漢玻璃璧，直徑達23.4釐米，重達1.9公斤，可稱為玻璃璧之王了。
■ 山西大同市南郊北魏時期墓葬M107出土玻璃碗，典型的薩珊玻璃，透出玻璃變幻莫測之美。
■ 湖南長沙戰國墓出土的玻璃璧。玻璃璧是玉璧的代用品，自戰國中期在湖南地區就廣泛用於喪葬。
漢代的玻璃容器也已開始生產。徐州北洞山西漢楚王墓（公元前128年）出土了一批玻璃杯，共16件，其中兩件比較完整。杯身呈直筒形，平沿、直壁、平底。玻璃呈淡綠色不透明，內含小氣泡，鑄造成型。玻璃杯淡綠色半透明的質地，與天然玉很相像，因此在原發掘簡報中被誤稱為“玉杯”，可見漢代玻璃仿玉已達到了以假亂真的程度。河北滿城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及其妻竇綰墓出土了3件玻璃容器，工藝相當精美，其中兩件為玻璃耳杯，一件為玻璃盤。耳杯和盤的玻璃質料相同，都為翠綠色，微有光澤，呈半透明。2009～2011年，江蘇盱眙大雲山漢墓的考古發掘中出土了22件玻璃磬，其尺寸與石磬相仿。漢代就能夠製造這樣大型的玻璃器，令我們對當時玻璃製造業的規模和技術刮目相看。
漢代的文獻中已有玻璃製造的明確記載。東漢王充的《論衡·率性篇》：“道人消爍五石，作五色之玉，比之真玉，光不殊別。”“五色之玉”，就是指漢代的仿玉玻璃。作為玉的仿製品，其價值自然低於玉，也不為上層社會所重視。這種觀念受到了從羅馬進口到中國的玻璃的挑戰。
■ 內蒙古奈曼旗遼代陳國公主墓出土帶柄乳丁玻璃瓶，具有伊斯蘭風格。
羅馬玻璃隨絲綢之路：輸入漢代中國
公元前1世紀末，羅馬成為版圖囊括地中海沿岸的大帝國（公元前27～公元496年）。玻璃業是羅馬帝國的主要手工業之一。在羅馬帝國統治的500年裡，玻璃器數量之大，品種之多，質量之精，在世界玻璃史上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羅馬玻璃輸入中國的年代可能早到西漢中期。廣州市橫枝崗的西漢中期墓曾出土了3件玻璃碗，這3件玻璃碗的器形、顏色完全相同，都是深藍紫色，半透明，平底直口；模製成型，外壁經過打磨，口沿下刻有一道陰弦紋，內壁光滑無痕。1981年，江蘇邗江甘泉2號漢墓（公元67年）出土了3塊玻璃容器的殘片，為紫紅色和乳白色相間的馬賽克(Mosaic)玻璃，外壁有模印的輻射形豎凸稜作為裝飾，將遺存的這3塊玻璃殘片復原的器形是缽。這種帶豎凸稜條裝飾的缽的器形在我國很罕見，而在公元前後１世紀的地中海沿岸非常流行。
■ 手持玻璃容器和花環的埃及人肖像，公元220年羅馬時期。公元前27〜公元496年，羅馬成為版圖囊括地中海沿岸的大帝國。玻璃業是羅馬帝國的主要手工業之一。羅馬玻璃輸入中國的年代可能早到西漢中期。
廣州和江蘇邗江的羅馬玻璃可能是通過海路輸入的。公元前１世紀的一位希臘人周航紅海、波斯灣、印度半島東西兩岸，寫下《愛利脫利亞海周航記》。書中記載了中國的位置和物產，也記載了地中海沿岸的玻璃器東運的情況。在東西海路交通的重要港口——印度半島的本地治裡出土了公元１世紀的羅馬玻璃殘片，文獻和出土實物都說明最遲在漢代，東西兩大文明間即存在著海路交通。
1987年洛陽一座東漢墓出土的一件纏絲玻璃瓶，圓錐形瓶身，長頸，口沿外展後內折成平脣。這種玻璃瓶最早出現於公元1世紀30年代，持續到公元1世紀末或公元2世紀初，來自羅馬帝國的地中海沿岸。這種玻璃瓶不僅在器形上與中國傳統器形不同，而且使用了與中國漢代玻璃器截然不同的成型方法——吹製法。玻璃吹製成型法是充分利用液態玻璃在溫度下降時逐漸變硬直至固態的特殊性質而發明的一種成型方法。在玻璃吹製成型法發明前，任何其他材料都沒有采用過這種方法。吹製法最早出現在公元前１世紀中葉的地中海東岸，是羅馬玻璃對世界玻璃發展史的最重要的貢獻之一。
■ 廣東廣州市橫枝崗西漢中期墓出土的羅馬玻璃碗。
羅馬玻璃瓶出土於洛陽東漢墓並不偶然。洛陽是東漢的首都，東漢時期，很多中亞人在洛陽定居。著名的佛經翻譯家支讖就是中亞的月支人，安志高則是來自伊朗高原的安息人，他們都在洛陽從事了多年的翻譯佛經工作。1979年，前蘇聯考察隊在古代大夏境內發現一處埋藏有黃金藝術品的貴族墓地。墓地位於阿富汗北境席巴爾甘東北5公里處，墓中出土的黃金藝術品多達兩萬餘件，還隨葬了古代羅馬、安息、天竺、斯基泰和西漢的大批藝術品。其中有兩件玻璃瓶，與洛陽出土的羅馬玻璃瓶很相似。由此看來，洛陽發現的羅馬玻璃瓶很有可能是通過絲綢之路輸入的。
■ 河南洛陽的一座東漢墓出土的纏絲玻璃瓶。這種玻璃瓶不僅器形與中國傳統器形不同，其成型方法也和中國漢代玻璃器截然不同，它是採用吹製法製作成形的。
玻璃是魏晉南北朝貴族鬥富之寶
羅馬玻璃壁薄質輕、晶瑩透明，是國產仿玉玻璃無法相比的。羅馬玻璃的出現，對國產仿玉玻璃產生了致命的衝擊，這種來自異域的玻璃器成為上層社會的時髦追求。
魏晉南北朝時期，雖戰火紛飛，民不聊生，但世家大族佔有大量的土地和財富，奢侈成風，互相鬥富。在“鬥富”中要向對方陳列出自己的寶物，以顯示自己的地位和財富，西方進口的玻璃器便是寶物中的一項。北魏的文獻《洛陽伽藍記》記載：“而河間王琛最為豪首”，“琛常會宗室，陳諸寶器……自餘酒器，有水晶碗、瑪瑙琉璃碗、赤玉卮，數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無，皆從西域而來”。這裡清楚地記載了從西方進口的玻璃碗，是北魏王琛顯示其豪富的寶器之一。
■ 遼寧北票北燕馮素弗墓出土玻璃鴨形器，一件造型極為別緻的羅馬玻璃器。
魏晉南北朝時玻璃容器被視為寶物，可能是由於那時人們已經充分認識到西方玻璃的藝術價值，特別是晶瑩透明的性質，是其他材料都難以比擬的。這個時期有不少詩文讚揚玻璃器的美麗，其中最著名的是西晉詩人潘尼的《琉璃碗賦》。這首賦中寫道：“光映日耀，圓成月盈。纖瑕罔麗，飛塵靡停。灼爍旁燭，表裡相形。凝霜不足方其潔，澄水不能喻其清。剛堅金石，勁勵瓊玉……”充分地讚美了玻璃碗作工精良、透明度很強的特性。《世說新語》也曾記載：“王公與朝士共飲酒，舉琉璃碗，謂周伯仁曰：此碗腹殊空，謂之寶器，何耶？答曰：此碗英英，誠為清澈，所以為貴耳。”
■ 江蘇南京象山7號墓出土玻璃磨花筒形杯。魏晉南北朝時期，羅馬玻璃輸入到中國的品種和數量都有增加。在南朝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南京附近，比較集中地出土了進口的羅馬玻璃。
西晉魚豢的《魏略》記有：“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縹、紺、紅、紫十種流離。”大秦就是當時文獻中對羅馬帝國的稱呼。魏晉南北朝時期，羅馬玻璃輸入中國的品種和數量都有增加。在南朝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南京附近，比較集中地出土了進口的羅馬玻璃。南京象山7號墓出土兩件玻璃磨花筒形杯。玻璃杯外壁附著一層白色風化層，玻璃無色透明，泛黃綠色，氣泡較少、較小；口緣下及底部磨有橢圓形花瓣紋，腹部有七個大縱橢圓形紋。另一件玻璃杯已壓碎，但器形、質料均與上件相似，只是顏色稍深，呈淺黃褐色。象山7號墓位於東晉門閥豪族琅琊王氏家族墓地內，推測是東晉初年王廙的墓葬。如果推斷無誤，這兩件玻璃杯的年代可定為公元322年之前。此外，南京石門坎六朝早期墓出土的多塊玻璃殘片，南京大學北園東晉墓出土的玻璃片和南京北郊東晉墓出土的淺黃綠玻璃片等都採用了羅馬工匠熟練掌握的磨花技法。
中國北方也發現了羅馬玻璃。最引人注意的是遼寧北票北燕馮素弗墓（公元415年）出土5件玻璃器，有鴨形器、碗、杯、缽和1件殘器。其中最為精美的是玻璃鴨形器，基本完好無損，僅尾部稍殘，玻璃為淡綠色透明，內含小氣泡。在河北景縣北魏封氏墓群中出土了4件玻璃碗，現存兩件，其中淡綠色波紋碗出土於祖氏墓。與祖氏墓波紋碗裝飾技法相似的玻璃器，國外發現較多，如黑海北岸5世紀的羅馬遺址出土過許多波紋、網紋玻璃殘片，俄國南部還出土過一件完整的波文高足杯。
薩珊玻璃輸入魏晉南北朝
魏晉南北朝時期，進口到我國的玻璃器中有相當一部分來自伊朗高原。伊朗高原的玻璃製造業歷史悠久，公元前一千紀前後，在兩河流域的影響下已開始生產玻璃珠飾等。公元1世紀開始生產吹制玻璃器皿。公元3～7世紀是伊朗高原玻璃業最為興旺發達的時期，除了生產大量玻璃珠飾、紡輪外，還製造精美的高級玻璃器皿，供上層社會享用和出口。由於這個時期主要是薩珊王朝統治，一般將它們簡稱為薩珊玻璃。薩珊玻璃器皿造型渾樸，喜歡用連續的圓形作為裝飾，與薩珊時期流行的聯珠紋相似。薩珊玻璃工藝繼承了羅馬玻璃工藝的特點，特別是發展了冷加工的磨琢工藝，在玻璃碗上磨琢出凹球面或突起的凹球面，形成一個個小凹透鏡。透過碗前壁的凹球面裝飾，可以看到後壁的數個小圓形裝飾，充分表現出玻璃變幻莫測之美。
■ 位於波斯波利斯大流士宮殿上的浮雕，描繪了一場祭祀活動，波斯薩珊文明，伊朗公元5世紀。
北京西晉華芳墓出土的乳突玻璃碗應來自伊朗高原。這件碗圜底、球腹、頸部微收、侈口。腹部有10個橢圓形乳釘作為裝飾，乳釘列為一排；乳釘不很規整，一般高出碗外壁5毫米；底部有7對突起的刺排成橢圓形，刺高兩毫米，這些刺既是裝飾又是足，能使圜底著地平穩。墓主人華芳是西晉幽州都督王浚的夫人，葬於永嘉元年（公元307年）。當時的幽州都督統管著河北北部和遼寧，華芳作為都督夫人，才有可能獲得來自伊朗高原的玻璃器。
湖北鄂城五里墩121號墓出土了一件玻璃碗。這件圜底玻璃碗腹部有四排磨花，磨花為橢圓形稍內凹的小平面，底部也有一圓形內凹的磨花。鄂城121號墓是西晉（公元265～316年）墓葬，其年代不會晚於4世紀初，因此這件玻璃碗是最早輸入東方的薩珊玻璃之一。
最漂亮的一件磨花玻璃碗出土於江蘇句容春城劉宋時期一座墓葬，墓主人為劉宗，埋藏的年代為元嘉十六年（公元439年）。這件碗的器形為侈口、頸微收、球腹、圜底，口徑8.5釐米、腹徑9.1釐米、高6.3釐米。腹部有六排小凹球面作裝飾，由於六排小凹球面有規律地相互錯疊，所以從正面看不是成排的聯珠紋，而是由小六邊形構成的龜甲紋。碗的底部也有一個外緣呈五邊形的凹球面。這件玻璃碗無色透明，幾乎不含任何色調，內含氣泡少而小，像水晶一樣潔淨晶瑩，說明玻璃原料經過精選，熔制溫度比較高。碗壁較薄，器型規整，可能是有模吹製法成型的。碗的腹部和底部的紋飾都是採用冷加工工藝，磨琢拋光而成的。其器形與湖北鄂城五里墩121號墓出土的玻璃碗一樣，腹部的紋飾則與日本奈良正倉院藏的白琉璃碗相仿，都是小凹球面互相錯疊，構成六邊形的龜甲紋，是伊朗高原薩珊王朝的典型產品。
■ 寧夏固原縣北周李賢墓出土的玻璃碗，這件高浮雕玻璃碗是薩珊玻璃中的精品。
山西大同市南郊北魏時期墓葬M107中出土的玻璃碗也是典型的薩珊玻璃。由拓跋鮮卑建立的北魏，統一北方各國，成為第一個可以和南方漢族政權對峙的少數民族政權。山西大同是北魏前期的首都平城的所在地，北魏政權在平城近百年的經營中，大力學習漢族文化，並佔領控制了河西地區，使絲綢之路向東延伸到平城。依據出土的陶器和墓葬形式，M107的年代應早於孝文帝執政，即不晚於公元5世紀中葉。在大同北魏時期的貴族墓葬中出土薩珊玻璃說明北魏與西亞關係相當密切。
薩珊玻璃精品中還有一種是高浮雕的玻璃。這種高浮雕的玻璃精品也有在中國發現。1983年秋，寧夏固原縣北周天和四年（569年）李賢夫婦墓出土了一批珍貴文物，其中包括一件完整的高浮雕玻璃碗。這件玻璃碗與同墓出土的鎏金銀胡瓶為東西貿易史的研究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西方玻璃技術的採用
與進口的羅馬玻璃和薩珊玻璃相比，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國產玻璃器發現的不多。看來，漢代建立起來的較大規模的以鑄造成型為主的鉛鋇仿玉玻璃業在社會大動盪中已經衰亡。北魏時期，出現了一批採用吹製成型的國產玻璃容器，這一新的玻璃成型工藝的採用，與東西文化技術交流的大環境是分不開的。
河北定縣北魏塔基石函（公元481年）出土了7件玻璃器皿，從這一批器皿的玻璃質量和製作工藝來看，可能屬於同一個來源。其中玻璃缽的製作工藝水平最高。其中一件為天青色透明，氣泡較多，表面附白色風化層，斂口圓脣，鼓腹，圜底。另兩件玻璃瓶也為天青色透明，器壁特別薄，約0.1釐米，有密聚的氣泡，器壁附白色風化層，小口圓脣，短頸，鼓腹圜底，其中一個有圈足。葫蘆形小玻璃瓶3件，淺藍色透明，腹作球形，上有長頸，頸口捏彎成短勾狀。殘器一件，天青色透明，氣泡多，平底，器壁內斂，可能是盂類。
■ 河北定州靜志寺塔基出土的伊斯蘭刻花玻璃瓶。
這幾件玻璃器都採用吹製成型法，缽的口沿採用了燒口技術，瓶子的口沿似內捲成圓脣，纏貼玻璃條為圈足，這些玻璃技術都是羅馬玻璃和薩珊玻璃的傳統技術，我國北魏以前出土的玻璃器上從未採用過這些技術，但北魏以後卻一直沿用下來。這幾件器物雖採用了西亞的玻璃工藝，但掌握得並不純熟。7件器物中6件是小型器，器形簡單，也不很規整，玻璃含密聚的氣泡，與西亞的玻璃產品有較大差距。從器形上看，缽、瓶和葫蘆瓶都是我國傳統器形。這7件玻璃容器採用的吹製成型法，可以看作是羅馬玻璃技術向東傳播的結果。
《北史·西域傳》中的一段記載非常引人注目：“（魏）太武時，其國（月氏）人商販京師，自雲能鑄石為五色琉璃。於是採礦于山中，即京師鑄之，既成，光澤乃美於西方來者。乃詔為行殿，容百餘人，光色映徹，觀者見之，莫不驚駭，以為神明所作。自此，國中琉璃遂賤，人不復珍之。”關於這一段記載，有不同的理解。有的人認為是指中亞的月氏人到北魏首都平城（現在的山西大同市），製造帶釉的磚瓦，即琉璃磚瓦，因為魏世祖“詔為行殿”，應是一種建築材料。筆者認為這裡所說的琉璃，可能是指玻璃器物。近年，在大同的北魏墓葬考古發掘中，又多次發現吹製成形的國產玻璃器，為中亞人在大同製造玻璃提供了證據。
伊斯蘭玻璃在中國的發現
伊斯蘭玻璃在世界玻璃歷史上起了承前啟後的重要作用。當羅馬帝國衰亡、歐洲進入中世紀的“黑暗時代”，伊斯蘭阿拉伯於公元７世紀統治了地中海東岸，繼承了已經衰敗的玻璃業，使羅馬玻璃的精湛技術免於失傳。在以後的800年中，伊斯蘭玻璃始終持續發展，並於14世紀將玻璃製造技術反傳回意大利的威尼斯。眾所周知，現代玻璃是從威尼斯玻璃發展而來的。伊斯蘭玻璃除了繼承羅馬玻璃的技術外，在玻璃裝飾技術上也有所突破。金屬光澤彩繪和釉料彩繪是伊斯蘭玻璃的創新。此外，伊斯蘭玻璃在馬賽克、刻花、刻紋、熱塑、模吹、鍍金等工藝上都有所發展。
■ 遼寧朝陽北塔出土的玻璃瓶中瓶，一件罕見的伊斯蘭玻璃器。
近幾十年在中國考古發掘中出土的伊斯蘭玻璃給世界伊斯蘭藝術史的學者們以極大的驚喜。1980年之前中國就有河北定縣靜志寺塔基（977年）、浙江瑞安慧光塔（1034年）和安徽無為舍利塔（1036年）出土過伊斯蘭刻花玻璃瓶。20世紀80年代是我國伊斯蘭玻璃發現最為豐碩的年代。1987年，陝西扶風法門寺地宮出土了18件精美的伊斯蘭玻璃容器，下限為公元974年；1986年內蒙古奈曼旗遼代陳國公主墓（1018年）出土7件伊斯蘭玻璃器；1983年天津薊縣獨樂寺白塔塔身（1058年）發現伊斯蘭刻花瓶。1990年揚州城考古隊發掘了一處唐代中晚期住宅遺址，出土了一批伊斯蘭玻璃殘片。20世紀末21世紀初，伊斯蘭玻璃器在中國不斷有所發現。遼寧朝陽北塔在修塔過程中發現了伊斯蘭玻璃中罕見的瓶中瓶。2003年，內蒙古通遼市科爾沁左翼後旗吐爾基山遼代墓的發掘，發現了一件完整高柄玻璃杯。2007年，對內蒙古巴林左旗遼代祖陵1號陪葬墓的發掘中，出土了一批玻璃殘片，其中一件藍色玻璃碗可以修復，為進口的伊斯蘭玻璃。遼塔遼墓出土的伊斯蘭玻璃器為遼代早期與西亞的交通提供了考古學的證據，也就是說為10世紀初絲綢之路草原線路的重啟提供了證據。
中國國產玻璃的產生和發展與東西文明的交流和碰撞相關聯。雖然在古代，玻璃沒有發展為中國主要的手工業，但中國玻璃具有很強的傳統文化印記，產品清新獨特，是世界玻璃史上的一枝奇葩。
玲瓏澄澈，繽紛東西：中國考古發現的國產玻璃和進口玻璃
撰文丨安家瑤（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國內外最早開展中國古代玻璃研究的學者之一）
■ 唐宋海上絲綢之路航線圖。從考古出土的玻璃器可以看出，中國古玻璃一直存在著兩個系統：進口玻璃和國產玻璃。進口玻璃多通過陸路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而來。
蜻蜓眼與仿玉玻璃：中國早期玻璃的生產
中國歷史上有多種重要發明，如制瓷、造紙、指南針、火藥、印刷術等，對世界文明的進程貢獻巨大。然而，玻璃這種人工材料卻不是我們最早發明的。根據考古發現，世界最早的玻璃誕生在公元前2300年的美索不達米亞，即今天的伊拉克和敘利亞地區。玻璃誕生後，經過上千年的磨鍊，才從製作小件的玻璃飾品，發展到製作玻璃容器。
與西亞玻璃相比，中國玻璃出現得較晚。春秋末戰國初，西亞的玻璃珠飾經過中亞遊牧民族的中介，作為貿易品進口到中國的中原地區，最為典型的是西亞的玻璃蜻蜓眼。春秋末期的河南固始侯古堆1號墓、洛陽中州路西工段M2719出土的玻璃蜻蜓眼和戰國早期的湖北隨縣曾侯乙墓出土的玻璃蜻蜓眼，很可能是西亞的舶來品。到戰國中晚期，中國已經能夠製造外觀上與西亞玻璃相似，而成分又完全不同的玻璃蜻蜓眼和管飾。西方的玻璃多用蘇打做助熔劑，稱之鈉鈣玻璃，中國可能由於缺少蘇打資源，最早生產的是鉛鋇玻璃。中國戰國時期的玻璃蜻蜓眼和管紋飾色彩豔麗，尺寸較大，幾何圖案豐富多變，是世界上最漂亮的玻璃珠管。在湖南、湖北、河南等地的考古發掘中，都有大量的發現。
■ 蜻蜓眼琉璃珠，戰國，1990年淅川徐家嶺10號墓出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戰國中晚期，中國已經能夠製造外觀上與西亞玻璃相似，而成分又完全不同的玻璃蜻蜓眼和管飾。
中國玻璃的誕生可能受西亞影響，但是新建立起來的玻璃業很快就與中國的文化傳統相融合，生產玉的仿製品。中國人對玉這種天然材料，有一種極濃厚的偏愛。古代人相信玉可以使屍體不朽，因此有些玉器是專門為保存遺體而製造的，稱為“葬玉”。葬玉在漢代玉器中佔很大比例，主要有玉衣、九竅塞、玉和握玉等。作為玉的代用品，玻璃衣、玻璃九竅塞、玻璃和玻璃“握玉”也都出現了。玻璃璧是玉璧的代用品，自戰國中期在湖南地區就廣泛地用於喪葬。玻璃璧在西漢時期還繼續使用。陝西興平茂陵附近出土的一塊西漢玻璃璧，直徑達23.4釐米，重達1.9公斤，可稱為玻璃璧之王了。
■ 山西大同市南郊北魏時期墓葬M107出土玻璃碗，典型的薩珊玻璃，透出玻璃變幻莫測之美。
■ 湖南長沙戰國墓出土的玻璃璧。玻璃璧是玉璧的代用品，自戰國中期在湖南地區就廣泛用於喪葬。
漢代的玻璃容器也已開始生產。徐州北洞山西漢楚王墓（公元前128年）出土了一批玻璃杯，共16件，其中兩件比較完整。杯身呈直筒形，平沿、直壁、平底。玻璃呈淡綠色不透明，內含小氣泡，鑄造成型。玻璃杯淡綠色半透明的質地，與天然玉很相像，因此在原發掘簡報中被誤稱為“玉杯”，可見漢代玻璃仿玉已達到了以假亂真的程度。河北滿城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及其妻竇綰墓出土了3件玻璃容器，工藝相當精美，其中兩件為玻璃耳杯，一件為玻璃盤。耳杯和盤的玻璃質料相同，都為翠綠色，微有光澤，呈半透明。2009～2011年，江蘇盱眙大雲山漢墓的考古發掘中出土了22件玻璃磬，其尺寸與石磬相仿。漢代就能夠製造這樣大型的玻璃器，令我們對當時玻璃製造業的規模和技術刮目相看。
漢代的文獻中已有玻璃製造的明確記載。東漢王充的《論衡·率性篇》：“道人消爍五石，作五色之玉，比之真玉，光不殊別。”“五色之玉”，就是指漢代的仿玉玻璃。作為玉的仿製品，其價值自然低於玉，也不為上層社會所重視。這種觀念受到了從羅馬進口到中國的玻璃的挑戰。
■ 內蒙古奈曼旗遼代陳國公主墓出土帶柄乳丁玻璃瓶，具有伊斯蘭風格。
羅馬玻璃隨絲綢之路：輸入漢代中國
公元前1世紀末，羅馬成為版圖囊括地中海沿岸的大帝國（公元前27～公元496年）。玻璃業是羅馬帝國的主要手工業之一。在羅馬帝國統治的500年裡，玻璃器數量之大，品種之多，質量之精，在世界玻璃史上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羅馬玻璃輸入中國的年代可能早到西漢中期。廣州市橫枝崗的西漢中期墓曾出土了3件玻璃碗，這3件玻璃碗的器形、顏色完全相同，都是深藍紫色，半透明，平底直口；模製成型，外壁經過打磨，口沿下刻有一道陰弦紋，內壁光滑無痕。1981年，江蘇邗江甘泉2號漢墓（公元67年）出土了3塊玻璃容器的殘片，為紫紅色和乳白色相間的馬賽克(Mosaic)玻璃，外壁有模印的輻射形豎凸稜作為裝飾，將遺存的這3塊玻璃殘片復原的器形是缽。這種帶豎凸稜條裝飾的缽的器形在我國很罕見，而在公元前後１世紀的地中海沿岸非常流行。
■ 手持玻璃容器和花環的埃及人肖像，公元220年羅馬時期。公元前27〜公元496年，羅馬成為版圖囊括地中海沿岸的大帝國。玻璃業是羅馬帝國的主要手工業之一。羅馬玻璃輸入中國的年代可能早到西漢中期。
廣州和江蘇邗江的羅馬玻璃可能是通過海路輸入的。公元前１世紀的一位希臘人周航紅海、波斯灣、印度半島東西兩岸，寫下《愛利脫利亞海周航記》。書中記載了中國的位置和物產，也記載了地中海沿岸的玻璃器東運的情況。在東西海路交通的重要港口——印度半島的本地治裡出土了公元１世紀的羅馬玻璃殘片，文獻和出土實物都說明最遲在漢代，東西兩大文明間即存在著海路交通。
1987年洛陽一座東漢墓出土的一件纏絲玻璃瓶，圓錐形瓶身，長頸，口沿外展後內折成平脣。這種玻璃瓶最早出現於公元1世紀30年代，持續到公元1世紀末或公元2世紀初，來自羅馬帝國的地中海沿岸。這種玻璃瓶不僅在器形上與中國傳統器形不同，而且使用了與中國漢代玻璃器截然不同的成型方法——吹製法。玻璃吹製成型法是充分利用液態玻璃在溫度下降時逐漸變硬直至固態的特殊性質而發明的一種成型方法。在玻璃吹製成型法發明前，任何其他材料都沒有采用過這種方法。吹製法最早出現在公元前１世紀中葉的地中海東岸，是羅馬玻璃對世界玻璃發展史的最重要的貢獻之一。
■ 廣東廣州市橫枝崗西漢中期墓出土的羅馬玻璃碗。
羅馬玻璃瓶出土於洛陽東漢墓並不偶然。洛陽是東漢的首都，東漢時期，很多中亞人在洛陽定居。著名的佛經翻譯家支讖就是中亞的月支人，安志高則是來自伊朗高原的安息人，他們都在洛陽從事了多年的翻譯佛經工作。1979年，前蘇聯考察隊在古代大夏境內發現一處埋藏有黃金藝術品的貴族墓地。墓地位於阿富汗北境席巴爾甘東北5公里處，墓中出土的黃金藝術品多達兩萬餘件，還隨葬了古代羅馬、安息、天竺、斯基泰和西漢的大批藝術品。其中有兩件玻璃瓶，與洛陽出土的羅馬玻璃瓶很相似。由此看來，洛陽發現的羅馬玻璃瓶很有可能是通過絲綢之路輸入的。
■ 河南洛陽的一座東漢墓出土的纏絲玻璃瓶。這種玻璃瓶不僅器形與中國傳統器形不同，其成型方法也和中國漢代玻璃器截然不同，它是採用吹製法製作成形的。
玻璃是魏晉南北朝貴族鬥富之寶
羅馬玻璃壁薄質輕、晶瑩透明，是國產仿玉玻璃無法相比的。羅馬玻璃的出現，對國產仿玉玻璃產生了致命的衝擊，這種來自異域的玻璃器成為上層社會的時髦追求。
魏晉南北朝時期，雖戰火紛飛，民不聊生，但世家大族佔有大量的土地和財富，奢侈成風，互相鬥富。在“鬥富”中要向對方陳列出自己的寶物，以顯示自己的地位和財富，西方進口的玻璃器便是寶物中的一項。北魏的文獻《洛陽伽藍記》記載：“而河間王琛最為豪首”，“琛常會宗室，陳諸寶器……自餘酒器，有水晶碗、瑪瑙琉璃碗、赤玉卮，數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無，皆從西域而來”。這裡清楚地記載了從西方進口的玻璃碗，是北魏王琛顯示其豪富的寶器之一。
■ 遼寧北票北燕馮素弗墓出土玻璃鴨形器，一件造型極為別緻的羅馬玻璃器。
魏晉南北朝時玻璃容器被視為寶物，可能是由於那時人們已經充分認識到西方玻璃的藝術價值，特別是晶瑩透明的性質，是其他材料都難以比擬的。這個時期有不少詩文讚揚玻璃器的美麗，其中最著名的是西晉詩人潘尼的《琉璃碗賦》。這首賦中寫道：“光映日耀，圓成月盈。纖瑕罔麗，飛塵靡停。灼爍旁燭，表裡相形。凝霜不足方其潔，澄水不能喻其清。剛堅金石，勁勵瓊玉……”充分地讚美了玻璃碗作工精良、透明度很強的特性。《世說新語》也曾記載：“王公與朝士共飲酒，舉琉璃碗，謂周伯仁曰：此碗腹殊空，謂之寶器，何耶？答曰：此碗英英，誠為清澈，所以為貴耳。”
■ 江蘇南京象山7號墓出土玻璃磨花筒形杯。魏晉南北朝時期，羅馬玻璃輸入到中國的品種和數量都有增加。在南朝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南京附近，比較集中地出土了進口的羅馬玻璃。
西晉魚豢的《魏略》記有：“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縹、紺、紅、紫十種流離。”大秦就是當時文獻中對羅馬帝國的稱呼。魏晉南北朝時期，羅馬玻璃輸入中國的品種和數量都有增加。在南朝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南京附近，比較集中地出土了進口的羅馬玻璃。南京象山7號墓出土兩件玻璃磨花筒形杯。玻璃杯外壁附著一層白色風化層，玻璃無色透明，泛黃綠色，氣泡較少、較小；口緣下及底部磨有橢圓形花瓣紋，腹部有七個大縱橢圓形紋。另一件玻璃杯已壓碎，但器形、質料均與上件相似，只是顏色稍深，呈淺黃褐色。象山7號墓位於東晉門閥豪族琅琊王氏家族墓地內，推測是東晉初年王廙的墓葬。如果推斷無誤，這兩件玻璃杯的年代可定為公元322年之前。此外，南京石門坎六朝早期墓出土的多塊玻璃殘片，南京大學北園東晉墓出土的玻璃片和南京北郊東晉墓出土的淺黃綠玻璃片等都採用了羅馬工匠熟練掌握的磨花技法。
中國北方也發現了羅馬玻璃。最引人注意的是遼寧北票北燕馮素弗墓（公元415年）出土5件玻璃器，有鴨形器、碗、杯、缽和1件殘器。其中最為精美的是玻璃鴨形器，基本完好無損，僅尾部稍殘，玻璃為淡綠色透明，內含小氣泡。在河北景縣北魏封氏墓群中出土了4件玻璃碗，現存兩件，其中淡綠色波紋碗出土於祖氏墓。與祖氏墓波紋碗裝飾技法相似的玻璃器，國外發現較多，如黑海北岸5世紀的羅馬遺址出土過許多波紋、網紋玻璃殘片，俄國南部還出土過一件完整的波文高足杯。
薩珊玻璃輸入魏晉南北朝
魏晉南北朝時期，進口到我國的玻璃器中有相當一部分來自伊朗高原。伊朗高原的玻璃製造業歷史悠久，公元前一千紀前後，在兩河流域的影響下已開始生產玻璃珠飾等。公元1世紀開始生產吹制玻璃器皿。公元3～7世紀是伊朗高原玻璃業最為興旺發達的時期，除了生產大量玻璃珠飾、紡輪外，還製造精美的高級玻璃器皿，供上層社會享用和出口。由於這個時期主要是薩珊王朝統治，一般將它們簡稱為薩珊玻璃。薩珊玻璃器皿造型渾樸，喜歡用連續的圓形作為裝飾，與薩珊時期流行的聯珠紋相似。薩珊玻璃工藝繼承了羅馬玻璃工藝的特點，特別是發展了冷加工的磨琢工藝，在玻璃碗上磨琢出凹球面或突起的凹球面，形成一個個小凹透鏡。透過碗前壁的凹球面裝飾，可以看到後壁的數個小圓形裝飾，充分表現出玻璃變幻莫測之美。
■ 位於波斯波利斯大流士宮殿上的浮雕，描繪了一場祭祀活動，波斯薩珊文明，伊朗公元5世紀。
北京西晉華芳墓出土的乳突玻璃碗應來自伊朗高原。這件碗圜底、球腹、頸部微收、侈口。腹部有10個橢圓形乳釘作為裝飾，乳釘列為一排；乳釘不很規整，一般高出碗外壁5毫米；底部有7對突起的刺排成橢圓形，刺高兩毫米，這些刺既是裝飾又是足，能使圜底著地平穩。墓主人華芳是西晉幽州都督王浚的夫人，葬於永嘉元年（公元307年）。當時的幽州都督統管著河北北部和遼寧，華芳作為都督夫人，才有可能獲得來自伊朗高原的玻璃器。
湖北鄂城五里墩121號墓出土了一件玻璃碗。這件圜底玻璃碗腹部有四排磨花，磨花為橢圓形稍內凹的小平面，底部也有一圓形內凹的磨花。鄂城121號墓是西晉（公元265～316年）墓葬，其年代不會晚於4世紀初，因此這件玻璃碗是最早輸入東方的薩珊玻璃之一。
最漂亮的一件磨花玻璃碗出土於江蘇句容春城劉宋時期一座墓葬，墓主人為劉宗，埋藏的年代為元嘉十六年（公元439年）。這件碗的器形為侈口、頸微收、球腹、圜底，口徑8.5釐米、腹徑9.1釐米、高6.3釐米。腹部有六排小凹球面作裝飾，由於六排小凹球面有規律地相互錯疊，所以從正面看不是成排的聯珠紋，而是由小六邊形構成的龜甲紋。碗的底部也有一個外緣呈五邊形的凹球面。這件玻璃碗無色透明，幾乎不含任何色調，內含氣泡少而小，像水晶一樣潔淨晶瑩，說明玻璃原料經過精選，熔制溫度比較高。碗壁較薄，器型規整，可能是有模吹製法成型的。碗的腹部和底部的紋飾都是採用冷加工工藝，磨琢拋光而成的。其器形與湖北鄂城五里墩121號墓出土的玻璃碗一樣，腹部的紋飾則與日本奈良正倉院藏的白琉璃碗相仿，都是小凹球面互相錯疊，構成六邊形的龜甲紋，是伊朗高原薩珊王朝的典型產品。
■ 寧夏固原縣北周李賢墓出土的玻璃碗，這件高浮雕玻璃碗是薩珊玻璃中的精品。
山西大同市南郊北魏時期墓葬M107中出土的玻璃碗也是典型的薩珊玻璃。由拓跋鮮卑建立的北魏，統一北方各國，成為第一個可以和南方漢族政權對峙的少數民族政權。山西大同是北魏前期的首都平城的所在地，北魏政權在平城近百年的經營中，大力學習漢族文化，並佔領控制了河西地區，使絲綢之路向東延伸到平城。依據出土的陶器和墓葬形式，M107的年代應早於孝文帝執政，即不晚於公元5世紀中葉。在大同北魏時期的貴族墓葬中出土薩珊玻璃說明北魏與西亞關係相當密切。
薩珊玻璃精品中還有一種是高浮雕的玻璃。這種高浮雕的玻璃精品也有在中國發現。1983年秋，寧夏固原縣北周天和四年（569年）李賢夫婦墓出土了一批珍貴文物，其中包括一件完整的高浮雕玻璃碗。這件玻璃碗與同墓出土的鎏金銀胡瓶為東西貿易史的研究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西方玻璃技術的採用
與進口的羅馬玻璃和薩珊玻璃相比，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國產玻璃器發現的不多。看來，漢代建立起來的較大規模的以鑄造成型為主的鉛鋇仿玉玻璃業在社會大動盪中已經衰亡。北魏時期，出現了一批採用吹製成型的國產玻璃容器，這一新的玻璃成型工藝的採用，與東西文化技術交流的大環境是分不開的。
河北定縣北魏塔基石函（公元481年）出土了7件玻璃器皿，從這一批器皿的玻璃質量和製作工藝來看，可能屬於同一個來源。其中玻璃缽的製作工藝水平最高。其中一件為天青色透明，氣泡較多，表面附白色風化層，斂口圓脣，鼓腹，圜底。另兩件玻璃瓶也為天青色透明，器壁特別薄，約0.1釐米，有密聚的氣泡，器壁附白色風化層，小口圓脣，短頸，鼓腹圜底，其中一個有圈足。葫蘆形小玻璃瓶3件，淺藍色透明，腹作球形，上有長頸，頸口捏彎成短勾狀。殘器一件，天青色透明，氣泡多，平底，器壁內斂，可能是盂類。
■ 河北定州靜志寺塔基出土的伊斯蘭刻花玻璃瓶。
這幾件玻璃器都採用吹製成型法，缽的口沿採用了燒口技術，瓶子的口沿似內捲成圓脣，纏貼玻璃條為圈足，這些玻璃技術都是羅馬玻璃和薩珊玻璃的傳統技術，我國北魏以前出土的玻璃器上從未採用過這些技術，但北魏以後卻一直沿用下來。這幾件器物雖採用了西亞的玻璃工藝，但掌握得並不純熟。7件器物中6件是小型器，器形簡單，也不很規整，玻璃含密聚的氣泡，與西亞的玻璃產品有較大差距。從器形上看，缽、瓶和葫蘆瓶都是我國傳統器形。這7件玻璃容器採用的吹製成型法，可以看作是羅馬玻璃技術向東傳播的結果。
《北史·西域傳》中的一段記載非常引人注目：“（魏）太武時，其國（月氏）人商販京師，自雲能鑄石為五色琉璃。於是採礦于山中，即京師鑄之，既成，光澤乃美於西方來者。乃詔為行殿，容百餘人，光色映徹，觀者見之，莫不驚駭，以為神明所作。自此，國中琉璃遂賤，人不復珍之。”關於這一段記載，有不同的理解。有的人認為是指中亞的月氏人到北魏首都平城（現在的山西大同市），製造帶釉的磚瓦，即琉璃磚瓦，因為魏世祖“詔為行殿”，應是一種建築材料。筆者認為這裡所說的琉璃，可能是指玻璃器物。近年，在大同的北魏墓葬考古發掘中，又多次發現吹製成形的國產玻璃器，為中亞人在大同製造玻璃提供了證據。
伊斯蘭玻璃在中國的發現
伊斯蘭玻璃在世界玻璃歷史上起了承前啟後的重要作用。當羅馬帝國衰亡、歐洲進入中世紀的“黑暗時代”，伊斯蘭阿拉伯於公元７世紀統治了地中海東岸，繼承了已經衰敗的玻璃業，使羅馬玻璃的精湛技術免於失傳。在以後的800年中，伊斯蘭玻璃始終持續發展，並於14世紀將玻璃製造技術反傳回意大利的威尼斯。眾所周知，現代玻璃是從威尼斯玻璃發展而來的。伊斯蘭玻璃除了繼承羅馬玻璃的技術外，在玻璃裝飾技術上也有所突破。金屬光澤彩繪和釉料彩繪是伊斯蘭玻璃的創新。此外，伊斯蘭玻璃在馬賽克、刻花、刻紋、熱塑、模吹、鍍金等工藝上都有所發展。
■ 遼寧朝陽北塔出土的玻璃瓶中瓶，一件罕見的伊斯蘭玻璃器。
近幾十年在中國考古發掘中出土的伊斯蘭玻璃給世界伊斯蘭藝術史的學者們以極大的驚喜。1980年之前中國就有河北定縣靜志寺塔基（977年）、浙江瑞安慧光塔（1034年）和安徽無為舍利塔（1036年）出土過伊斯蘭刻花玻璃瓶。20世紀80年代是我國伊斯蘭玻璃發現最為豐碩的年代。1987年，陝西扶風法門寺地宮出土了18件精美的伊斯蘭玻璃容器，下限為公元974年；1986年內蒙古奈曼旗遼代陳國公主墓（1018年）出土7件伊斯蘭玻璃器；1983年天津薊縣獨樂寺白塔塔身（1058年）發現伊斯蘭刻花瓶。1990年揚州城考古隊發掘了一處唐代中晚期住宅遺址，出土了一批伊斯蘭玻璃殘片。20世紀末21世紀初，伊斯蘭玻璃器在中國不斷有所發現。遼寧朝陽北塔在修塔過程中發現了伊斯蘭玻璃中罕見的瓶中瓶。2003年，內蒙古通遼市科爾沁左翼後旗吐爾基山遼代墓的發掘，發現了一件完整高柄玻璃杯。2007年，對內蒙古巴林左旗遼代祖陵1號陪葬墓的發掘中，出土了一批玻璃殘片，其中一件藍色玻璃碗可以修復，為進口的伊斯蘭玻璃。遼塔遼墓出土的伊斯蘭玻璃器為遼代早期與西亞的交通提供了考古學的證據，也就是說為10世紀初絲綢之路草原線路的重啟提供了證據。
■ 廣州南漢康陵出土的綠色玻璃瓶。在中國已知的考古發掘和博物館收藏中，還沒有見到與此完全一樣的玻璃器，但在伊斯蘭玻璃中可見相似的器形和相同裝飾。
2003年在廣州市東南15公里的小谷圍島發掘了南漢王朝的兩座帝陵。其中一座可以確認是南漢開國皇帝劉巖的陵墓——康陵。該墓出土了玻璃殘片一百餘件。這批玻璃殘片僅有一件修復復原，為綠色玻璃瓶。高12釐米，口徑5.2釐米；綠色透明，玻璃內含較多氣泡；侈口、圓脣、短頸、折肩、收腹；腹部到頸部裝飾有11個豎稜條。在已知的考古發掘和博物館收藏中，還沒有見到與此完全一樣的玻璃器，但是伊斯蘭玻璃中卻有相似的器形和相同的裝飾。康陵出土的直口鼓腹玻璃瓶和侈口長頸鼓腹玻璃瓶也是伊斯蘭玻璃器的常見器形。分析這批玻璃殘片的製作工藝和化學成分，可以得出康陵玻璃是伊斯蘭玻璃的結論。
南漢康陵出土的伊斯蘭玻璃是對歷史文獻很好的印證。廣州自先秦時代便是海上交通的重要港口。自漢至唐，廣州在中國海上交通和貿易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唐代宗視琉璃盤為珍寶的故事也發生在廣州。代宗大曆八年（773年），路嗣恭前往廣州平叛哥舒晃叛亂。廣州平定後，路嗣恭貢獻給唐代宗一個玻璃盤，直徑九寸，代宗以為這麼大的玻璃盤是天下至寶了。不久，宰相元載獲罪，代宗派人查抄了元載的家，抄出一個直徑達一尺的玻璃盤，這個玻璃盤也是路嗣恭平定嶺南後送給元載的。代宗發現路嗣恭把最大的玻璃盤沒有貢獻給自己而獻給了宰相，心中非常不快。路嗣恭在廣州得到的玻璃盤，應是從阿拉伯帝國運來的西方玻璃，正因這種玻璃盤在中國很難得到，所以代宗“以為至寶”。
中國國產玻璃的產生和發展與東西文明的交流和碰撞相關聯。雖然在古代，玻璃沒有發展為中國主要的手工業，但中國玻璃具有很強的傳統文化印記，產品清新獨特，是世界玻璃史上的一枝奇葩。
玲瓏澄澈，繽紛東西：中國考古發現的國產玻璃和進口玻璃
撰文丨安家瑤（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國內外最早開展中國古代玻璃研究的學者之一）
■ 唐宋海上絲綢之路航線圖。從考古出土的玻璃器可以看出，中國古玻璃一直存在著兩個系統：進口玻璃和國產玻璃。進口玻璃多通過陸路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而來。
蜻蜓眼與仿玉玻璃：中國早期玻璃的生產
中國歷史上有多種重要發明，如制瓷、造紙、指南針、火藥、印刷術等，對世界文明的進程貢獻巨大。然而，玻璃這種人工材料卻不是我們最早發明的。根據考古發現，世界最早的玻璃誕生在公元前2300年的美索不達米亞，即今天的伊拉克和敘利亞地區。玻璃誕生後，經過上千年的磨鍊，才從製作小件的玻璃飾品，發展到製作玻璃容器。
與西亞玻璃相比，中國玻璃出現得較晚。春秋末戰國初，西亞的玻璃珠飾經過中亞遊牧民族的中介，作為貿易品進口到中國的中原地區，最為典型的是西亞的玻璃蜻蜓眼。春秋末期的河南固始侯古堆1號墓、洛陽中州路西工段M2719出土的玻璃蜻蜓眼和戰國早期的湖北隨縣曾侯乙墓出土的玻璃蜻蜓眼，很可能是西亞的舶來品。到戰國中晚期，中國已經能夠製造外觀上與西亞玻璃相似，而成分又完全不同的玻璃蜻蜓眼和管飾。西方的玻璃多用蘇打做助熔劑，稱之鈉鈣玻璃，中國可能由於缺少蘇打資源，最早生產的是鉛鋇玻璃。中國戰國時期的玻璃蜻蜓眼和管紋飾色彩豔麗，尺寸較大，幾何圖案豐富多變，是世界上最漂亮的玻璃珠管。在湖南、湖北、河南等地的考古發掘中，都有大量的發現。
■ 蜻蜓眼琉璃珠，戰國，1990年淅川徐家嶺10號墓出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戰國中晚期，中國已經能夠製造外觀上與西亞玻璃相似，而成分又完全不同的玻璃蜻蜓眼和管飾。
中國玻璃的誕生可能受西亞影響，但是新建立起來的玻璃業很快就與中國的文化傳統相融合，生產玉的仿製品。中國人對玉這種天然材料，有一種極濃厚的偏愛。古代人相信玉可以使屍體不朽，因此有些玉器是專門為保存遺體而製造的，稱為“葬玉”。葬玉在漢代玉器中佔很大比例，主要有玉衣、九竅塞、玉和握玉等。作為玉的代用品，玻璃衣、玻璃九竅塞、玻璃和玻璃“握玉”也都出現了。玻璃璧是玉璧的代用品，自戰國中期在湖南地區就廣泛地用於喪葬。玻璃璧在西漢時期還繼續使用。陝西興平茂陵附近出土的一塊西漢玻璃璧，直徑達23.4釐米，重達1.9公斤，可稱為玻璃璧之王了。
■ 山西大同市南郊北魏時期墓葬M107出土玻璃碗，典型的薩珊玻璃，透出玻璃變幻莫測之美。
■ 湖南長沙戰國墓出土的玻璃璧。玻璃璧是玉璧的代用品，自戰國中期在湖南地區就廣泛用於喪葬。
漢代的玻璃容器也已開始生產。徐州北洞山西漢楚王墓（公元前128年）出土了一批玻璃杯，共16件，其中兩件比較完整。杯身呈直筒形，平沿、直壁、平底。玻璃呈淡綠色不透明，內含小氣泡，鑄造成型。玻璃杯淡綠色半透明的質地，與天然玉很相像，因此在原發掘簡報中被誤稱為“玉杯”，可見漢代玻璃仿玉已達到了以假亂真的程度。河北滿城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及其妻竇綰墓出土了3件玻璃容器，工藝相當精美，其中兩件為玻璃耳杯，一件為玻璃盤。耳杯和盤的玻璃質料相同，都為翠綠色，微有光澤，呈半透明。2009～2011年，江蘇盱眙大雲山漢墓的考古發掘中出土了22件玻璃磬，其尺寸與石磬相仿。漢代就能夠製造這樣大型的玻璃器，令我們對當時玻璃製造業的規模和技術刮目相看。
漢代的文獻中已有玻璃製造的明確記載。東漢王充的《論衡·率性篇》：“道人消爍五石，作五色之玉，比之真玉，光不殊別。”“五色之玉”，就是指漢代的仿玉玻璃。作為玉的仿製品，其價值自然低於玉，也不為上層社會所重視。這種觀念受到了從羅馬進口到中國的玻璃的挑戰。
■ 內蒙古奈曼旗遼代陳國公主墓出土帶柄乳丁玻璃瓶，具有伊斯蘭風格。
羅馬玻璃隨絲綢之路：輸入漢代中國
公元前1世紀末，羅馬成為版圖囊括地中海沿岸的大帝國（公元前27～公元496年）。玻璃業是羅馬帝國的主要手工業之一。在羅馬帝國統治的500年裡，玻璃器數量之大，品種之多，質量之精，在世界玻璃史上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羅馬玻璃輸入中國的年代可能早到西漢中期。廣州市橫枝崗的西漢中期墓曾出土了3件玻璃碗，這3件玻璃碗的器形、顏色完全相同，都是深藍紫色，半透明，平底直口；模製成型，外壁經過打磨，口沿下刻有一道陰弦紋，內壁光滑無痕。1981年，江蘇邗江甘泉2號漢墓（公元67年）出土了3塊玻璃容器的殘片，為紫紅色和乳白色相間的馬賽克(Mosaic)玻璃，外壁有模印的輻射形豎凸稜作為裝飾，將遺存的這3塊玻璃殘片復原的器形是缽。這種帶豎凸稜條裝飾的缽的器形在我國很罕見，而在公元前後１世紀的地中海沿岸非常流行。
■ 手持玻璃容器和花環的埃及人肖像，公元220年羅馬時期。公元前27〜公元496年，羅馬成為版圖囊括地中海沿岸的大帝國。玻璃業是羅馬帝國的主要手工業之一。羅馬玻璃輸入中國的年代可能早到西漢中期。
廣州和江蘇邗江的羅馬玻璃可能是通過海路輸入的。公元前１世紀的一位希臘人周航紅海、波斯灣、印度半島東西兩岸，寫下《愛利脫利亞海周航記》。書中記載了中國的位置和物產，也記載了地中海沿岸的玻璃器東運的情況。在東西海路交通的重要港口——印度半島的本地治裡出土了公元１世紀的羅馬玻璃殘片，文獻和出土實物都說明最遲在漢代，東西兩大文明間即存在著海路交通。
1987年洛陽一座東漢墓出土的一件纏絲玻璃瓶，圓錐形瓶身，長頸，口沿外展後內折成平脣。這種玻璃瓶最早出現於公元1世紀30年代，持續到公元1世紀末或公元2世紀初，來自羅馬帝國的地中海沿岸。這種玻璃瓶不僅在器形上與中國傳統器形不同，而且使用了與中國漢代玻璃器截然不同的成型方法——吹製法。玻璃吹製成型法是充分利用液態玻璃在溫度下降時逐漸變硬直至固態的特殊性質而發明的一種成型方法。在玻璃吹製成型法發明前，任何其他材料都沒有采用過這種方法。吹製法最早出現在公元前１世紀中葉的地中海東岸，是羅馬玻璃對世界玻璃發展史的最重要的貢獻之一。
■ 廣東廣州市橫枝崗西漢中期墓出土的羅馬玻璃碗。
羅馬玻璃瓶出土於洛陽東漢墓並不偶然。洛陽是東漢的首都，東漢時期，很多中亞人在洛陽定居。著名的佛經翻譯家支讖就是中亞的月支人，安志高則是來自伊朗高原的安息人，他們都在洛陽從事了多年的翻譯佛經工作。1979年，前蘇聯考察隊在古代大夏境內發現一處埋藏有黃金藝術品的貴族墓地。墓地位於阿富汗北境席巴爾甘東北5公里處，墓中出土的黃金藝術品多達兩萬餘件，還隨葬了古代羅馬、安息、天竺、斯基泰和西漢的大批藝術品。其中有兩件玻璃瓶，與洛陽出土的羅馬玻璃瓶很相似。由此看來，洛陽發現的羅馬玻璃瓶很有可能是通過絲綢之路輸入的。
■ 河南洛陽的一座東漢墓出土的纏絲玻璃瓶。這種玻璃瓶不僅器形與中國傳統器形不同，其成型方法也和中國漢代玻璃器截然不同，它是採用吹製法製作成形的。
玻璃是魏晉南北朝貴族鬥富之寶
羅馬玻璃壁薄質輕、晶瑩透明，是國產仿玉玻璃無法相比的。羅馬玻璃的出現，對國產仿玉玻璃產生了致命的衝擊，這種來自異域的玻璃器成為上層社會的時髦追求。
魏晉南北朝時期，雖戰火紛飛，民不聊生，但世家大族佔有大量的土地和財富，奢侈成風，互相鬥富。在“鬥富”中要向對方陳列出自己的寶物，以顯示自己的地位和財富，西方進口的玻璃器便是寶物中的一項。北魏的文獻《洛陽伽藍記》記載：“而河間王琛最為豪首”，“琛常會宗室，陳諸寶器……自餘酒器，有水晶碗、瑪瑙琉璃碗、赤玉卮，數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無，皆從西域而來”。這裡清楚地記載了從西方進口的玻璃碗，是北魏王琛顯示其豪富的寶器之一。
■ 遼寧北票北燕馮素弗墓出土玻璃鴨形器，一件造型極為別緻的羅馬玻璃器。
魏晉南北朝時玻璃容器被視為寶物，可能是由於那時人們已經充分認識到西方玻璃的藝術價值，特別是晶瑩透明的性質，是其他材料都難以比擬的。這個時期有不少詩文讚揚玻璃器的美麗，其中最著名的是西晉詩人潘尼的《琉璃碗賦》。這首賦中寫道：“光映日耀，圓成月盈。纖瑕罔麗，飛塵靡停。灼爍旁燭，表裡相形。凝霜不足方其潔，澄水不能喻其清。剛堅金石，勁勵瓊玉……”充分地讚美了玻璃碗作工精良、透明度很強的特性。《世說新語》也曾記載：“王公與朝士共飲酒，舉琉璃碗，謂周伯仁曰：此碗腹殊空，謂之寶器，何耶？答曰：此碗英英，誠為清澈，所以為貴耳。”
■ 江蘇南京象山7號墓出土玻璃磨花筒形杯。魏晉南北朝時期，羅馬玻璃輸入到中國的品種和數量都有增加。在南朝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南京附近，比較集中地出土了進口的羅馬玻璃。
西晉魚豢的《魏略》記有：“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縹、紺、紅、紫十種流離。”大秦就是當時文獻中對羅馬帝國的稱呼。魏晉南北朝時期，羅馬玻璃輸入中國的品種和數量都有增加。在南朝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南京附近，比較集中地出土了進口的羅馬玻璃。南京象山7號墓出土兩件玻璃磨花筒形杯。玻璃杯外壁附著一層白色風化層，玻璃無色透明，泛黃綠色，氣泡較少、較小；口緣下及底部磨有橢圓形花瓣紋，腹部有七個大縱橢圓形紋。另一件玻璃杯已壓碎，但器形、質料均與上件相似，只是顏色稍深，呈淺黃褐色。象山7號墓位於東晉門閥豪族琅琊王氏家族墓地內，推測是東晉初年王廙的墓葬。如果推斷無誤，這兩件玻璃杯的年代可定為公元322年之前。此外，南京石門坎六朝早期墓出土的多塊玻璃殘片，南京大學北園東晉墓出土的玻璃片和南京北郊東晉墓出土的淺黃綠玻璃片等都採用了羅馬工匠熟練掌握的磨花技法。
中國北方也發現了羅馬玻璃。最引人注意的是遼寧北票北燕馮素弗墓（公元415年）出土5件玻璃器，有鴨形器、碗、杯、缽和1件殘器。其中最為精美的是玻璃鴨形器，基本完好無損，僅尾部稍殘，玻璃為淡綠色透明，內含小氣泡。在河北景縣北魏封氏墓群中出土了4件玻璃碗，現存兩件，其中淡綠色波紋碗出土於祖氏墓。與祖氏墓波紋碗裝飾技法相似的玻璃器，國外發現較多，如黑海北岸5世紀的羅馬遺址出土過許多波紋、網紋玻璃殘片，俄國南部還出土過一件完整的波文高足杯。
薩珊玻璃輸入魏晉南北朝
魏晉南北朝時期，進口到我國的玻璃器中有相當一部分來自伊朗高原。伊朗高原的玻璃製造業歷史悠久，公元前一千紀前後，在兩河流域的影響下已開始生產玻璃珠飾等。公元1世紀開始生產吹制玻璃器皿。公元3～7世紀是伊朗高原玻璃業最為興旺發達的時期，除了生產大量玻璃珠飾、紡輪外，還製造精美的高級玻璃器皿，供上層社會享用和出口。由於這個時期主要是薩珊王朝統治，一般將它們簡稱為薩珊玻璃。薩珊玻璃器皿造型渾樸，喜歡用連續的圓形作為裝飾，與薩珊時期流行的聯珠紋相似。薩珊玻璃工藝繼承了羅馬玻璃工藝的特點，特別是發展了冷加工的磨琢工藝，在玻璃碗上磨琢出凹球面或突起的凹球面，形成一個個小凹透鏡。透過碗前壁的凹球面裝飾，可以看到後壁的數個小圓形裝飾，充分表現出玻璃變幻莫測之美。
■ 位於波斯波利斯大流士宮殿上的浮雕，描繪了一場祭祀活動，波斯薩珊文明，伊朗公元5世紀。
北京西晉華芳墓出土的乳突玻璃碗應來自伊朗高原。這件碗圜底、球腹、頸部微收、侈口。腹部有10個橢圓形乳釘作為裝飾，乳釘列為一排；乳釘不很規整，一般高出碗外壁5毫米；底部有7對突起的刺排成橢圓形，刺高兩毫米，這些刺既是裝飾又是足，能使圜底著地平穩。墓主人華芳是西晉幽州都督王浚的夫人，葬於永嘉元年（公元307年）。當時的幽州都督統管著河北北部和遼寧，華芳作為都督夫人，才有可能獲得來自伊朗高原的玻璃器。
湖北鄂城五里墩121號墓出土了一件玻璃碗。這件圜底玻璃碗腹部有四排磨花，磨花為橢圓形稍內凹的小平面，底部也有一圓形內凹的磨花。鄂城121號墓是西晉（公元265～316年）墓葬，其年代不會晚於4世紀初，因此這件玻璃碗是最早輸入東方的薩珊玻璃之一。
最漂亮的一件磨花玻璃碗出土於江蘇句容春城劉宋時期一座墓葬，墓主人為劉宗，埋藏的年代為元嘉十六年（公元439年）。這件碗的器形為侈口、頸微收、球腹、圜底，口徑8.5釐米、腹徑9.1釐米、高6.3釐米。腹部有六排小凹球面作裝飾，由於六排小凹球面有規律地相互錯疊，所以從正面看不是成排的聯珠紋，而是由小六邊形構成的龜甲紋。碗的底部也有一個外緣呈五邊形的凹球面。這件玻璃碗無色透明，幾乎不含任何色調，內含氣泡少而小，像水晶一樣潔淨晶瑩，說明玻璃原料經過精選，熔制溫度比較高。碗壁較薄，器型規整，可能是有模吹製法成型的。碗的腹部和底部的紋飾都是採用冷加工工藝，磨琢拋光而成的。其器形與湖北鄂城五里墩121號墓出土的玻璃碗一樣，腹部的紋飾則與日本奈良正倉院藏的白琉璃碗相仿，都是小凹球面互相錯疊，構成六邊形的龜甲紋，是伊朗高原薩珊王朝的典型產品。
■ 寧夏固原縣北周李賢墓出土的玻璃碗，這件高浮雕玻璃碗是薩珊玻璃中的精品。
山西大同市南郊北魏時期墓葬M107中出土的玻璃碗也是典型的薩珊玻璃。由拓跋鮮卑建立的北魏，統一北方各國，成為第一個可以和南方漢族政權對峙的少數民族政權。山西大同是北魏前期的首都平城的所在地，北魏政權在平城近百年的經營中，大力學習漢族文化，並佔領控制了河西地區，使絲綢之路向東延伸到平城。依據出土的陶器和墓葬形式，M107的年代應早於孝文帝執政，即不晚於公元5世紀中葉。在大同北魏時期的貴族墓葬中出土薩珊玻璃說明北魏與西亞關係相當密切。
薩珊玻璃精品中還有一種是高浮雕的玻璃。這種高浮雕的玻璃精品也有在中國發現。1983年秋，寧夏固原縣北周天和四年（569年）李賢夫婦墓出土了一批珍貴文物，其中包括一件完整的高浮雕玻璃碗。這件玻璃碗與同墓出土的鎏金銀胡瓶為東西貿易史的研究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西方玻璃技術的採用
與進口的羅馬玻璃和薩珊玻璃相比，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國產玻璃器發現的不多。看來，漢代建立起來的較大規模的以鑄造成型為主的鉛鋇仿玉玻璃業在社會大動盪中已經衰亡。北魏時期，出現了一批採用吹製成型的國產玻璃容器，這一新的玻璃成型工藝的採用，與東西文化技術交流的大環境是分不開的。
河北定縣北魏塔基石函（公元481年）出土了7件玻璃器皿，從這一批器皿的玻璃質量和製作工藝來看，可能屬於同一個來源。其中玻璃缽的製作工藝水平最高。其中一件為天青色透明，氣泡較多，表面附白色風化層，斂口圓脣，鼓腹，圜底。另兩件玻璃瓶也為天青色透明，器壁特別薄，約0.1釐米，有密聚的氣泡，器壁附白色風化層，小口圓脣，短頸，鼓腹圜底，其中一個有圈足。葫蘆形小玻璃瓶3件，淺藍色透明，腹作球形，上有長頸，頸口捏彎成短勾狀。殘器一件，天青色透明，氣泡多，平底，器壁內斂，可能是盂類。
■ 河北定州靜志寺塔基出土的伊斯蘭刻花玻璃瓶。
這幾件玻璃器都採用吹製成型法，缽的口沿採用了燒口技術，瓶子的口沿似內捲成圓脣，纏貼玻璃條為圈足，這些玻璃技術都是羅馬玻璃和薩珊玻璃的傳統技術，我國北魏以前出土的玻璃器上從未採用過這些技術，但北魏以後卻一直沿用下來。這幾件器物雖採用了西亞的玻璃工藝，但掌握得並不純熟。7件器物中6件是小型器，器形簡單，也不很規整，玻璃含密聚的氣泡，與西亞的玻璃產品有較大差距。從器形上看，缽、瓶和葫蘆瓶都是我國傳統器形。這7件玻璃容器採用的吹製成型法，可以看作是羅馬玻璃技術向東傳播的結果。
《北史·西域傳》中的一段記載非常引人注目：“（魏）太武時，其國（月氏）人商販京師，自雲能鑄石為五色琉璃。於是採礦于山中，即京師鑄之，既成，光澤乃美於西方來者。乃詔為行殿，容百餘人，光色映徹，觀者見之，莫不驚駭，以為神明所作。自此，國中琉璃遂賤，人不復珍之。”關於這一段記載，有不同的理解。有的人認為是指中亞的月氏人到北魏首都平城（現在的山西大同市），製造帶釉的磚瓦，即琉璃磚瓦，因為魏世祖“詔為行殿”，應是一種建築材料。筆者認為這裡所說的琉璃，可能是指玻璃器物。近年，在大同的北魏墓葬考古發掘中，又多次發現吹製成形的國產玻璃器，為中亞人在大同製造玻璃提供了證據。
伊斯蘭玻璃在中國的發現
伊斯蘭玻璃在世界玻璃歷史上起了承前啟後的重要作用。當羅馬帝國衰亡、歐洲進入中世紀的“黑暗時代”，伊斯蘭阿拉伯於公元７世紀統治了地中海東岸，繼承了已經衰敗的玻璃業，使羅馬玻璃的精湛技術免於失傳。在以後的800年中，伊斯蘭玻璃始終持續發展，並於14世紀將玻璃製造技術反傳回意大利的威尼斯。眾所周知，現代玻璃是從威尼斯玻璃發展而來的。伊斯蘭玻璃除了繼承羅馬玻璃的技術外，在玻璃裝飾技術上也有所突破。金屬光澤彩繪和釉料彩繪是伊斯蘭玻璃的創新。此外，伊斯蘭玻璃在馬賽克、刻花、刻紋、熱塑、模吹、鍍金等工藝上都有所發展。
■ 遼寧朝陽北塔出土的玻璃瓶中瓶，一件罕見的伊斯蘭玻璃器。
近幾十年在中國考古發掘中出土的伊斯蘭玻璃給世界伊斯蘭藝術史的學者們以極大的驚喜。1980年之前中國就有河北定縣靜志寺塔基（977年）、浙江瑞安慧光塔（1034年）和安徽無為舍利塔（1036年）出土過伊斯蘭刻花玻璃瓶。20世紀80年代是我國伊斯蘭玻璃發現最為豐碩的年代。1987年，陝西扶風法門寺地宮出土了18件精美的伊斯蘭玻璃容器，下限為公元974年；1986年內蒙古奈曼旗遼代陳國公主墓（1018年）出土7件伊斯蘭玻璃器；1983年天津薊縣獨樂寺白塔塔身（1058年）發現伊斯蘭刻花瓶。1990年揚州城考古隊發掘了一處唐代中晚期住宅遺址，出土了一批伊斯蘭玻璃殘片。20世紀末21世紀初，伊斯蘭玻璃器在中國不斷有所發現。遼寧朝陽北塔在修塔過程中發現了伊斯蘭玻璃中罕見的瓶中瓶。2003年，內蒙古通遼市科爾沁左翼後旗吐爾基山遼代墓的發掘，發現了一件完整高柄玻璃杯。2007年，對內蒙古巴林左旗遼代祖陵1號陪葬墓的發掘中，出土了一批玻璃殘片，其中一件藍色玻璃碗可以修復，為進口的伊斯蘭玻璃。遼塔遼墓出土的伊斯蘭玻璃器為遼代早期與西亞的交通提供了考古學的證據，也就是說為10世紀初絲綢之路草原線路的重啟提供了證據。
■ 廣州南漢康陵出土的綠色玻璃瓶。在中國已知的考古發掘和博物館收藏中，還沒有見到與此完全一樣的玻璃器，但在伊斯蘭玻璃中可見相似的器形和相同裝飾。
2003年在廣州市東南15公里的小谷圍島發掘了南漢王朝的兩座帝陵。其中一座可以確認是南漢開國皇帝劉巖的陵墓——康陵。該墓出土了玻璃殘片一百餘件。這批玻璃殘片僅有一件修復復原，為綠色玻璃瓶。高12釐米，口徑5.2釐米；綠色透明，玻璃內含較多氣泡；侈口、圓脣、短頸、折肩、收腹；腹部到頸部裝飾有11個豎稜條。在已知的考古發掘和博物館收藏中，還沒有見到與此完全一樣的玻璃器，但是伊斯蘭玻璃中卻有相似的器形和相同的裝飾。康陵出土的直口鼓腹玻璃瓶和侈口長頸鼓腹玻璃瓶也是伊斯蘭玻璃器的常見器形。分析這批玻璃殘片的製作工藝和化學成分，可以得出康陵玻璃是伊斯蘭玻璃的結論。
南漢康陵出土的伊斯蘭玻璃是對歷史文獻很好的印證。廣州自先秦時代便是海上交通的重要港口。自漢至唐，廣州在中國海上交通和貿易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唐代宗視琉璃盤為珍寶的故事也發生在廣州。代宗大曆八年（773年），路嗣恭前往廣州平叛哥舒晃叛亂。廣州平定後，路嗣恭貢獻給唐代宗一個玻璃盤，直徑九寸，代宗以為這麼大的玻璃盤是天下至寶了。不久，宰相元載獲罪，代宗派人查抄了元載的家，抄出一個直徑達一尺的玻璃盤，這個玻璃盤也是路嗣恭平定嶺南後送給元載的。代宗發現路嗣恭把最大的玻璃盤沒有貢獻給自己而獻給了宰相，心中非常不快。路嗣恭在廣州得到的玻璃盤，應是從阿拉伯帝國運來的西方玻璃，正因這種玻璃盤在中國很難得到，所以代宗“以為至寶”。
■ 伊斯蘭的玻璃在宮廷中被廣泛使用。
由於在中國發現的伊斯蘭玻璃器數量很多，有可靠的年代和出土地點，多是精品，我國已經成為產地之外的最重要的伊斯蘭玻璃發現地之一。
從考古出土的玻璃器可以看出，中國古玻璃一直存在著兩個系統：進口玻璃和國產玻璃。這兩個系統的玻璃不僅存在於隋唐之前，也存在於隋唐之後。通過陸路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從西方進口的玻璃器一直是中國上層社會競相追逐的時尚奢侈品。中國國產玻璃的產生和發展與東西文明的交流和碰撞相關聯。雖然玻璃在古代沒有發展為中國主要的手工業，但是中國玻璃具有很強的傳統文化印記，產品清新獨特，是世界玻璃史上的一枝奇葩。
中國國產玻璃的產生和發展與東西文明的交流和碰撞相關聯。雖然在古代，玻璃沒有發展為中國主要的手工業，但中國玻璃具有很強的傳統文化印記，產品清新獨特，是世界玻璃史上的一枝奇葩。
玲瓏澄澈，繽紛東西：中國考古發現的國產玻璃和進口玻璃
撰文丨安家瑤（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國內外最早開展中國古代玻璃研究的學者之一）
■ 唐宋海上絲綢之路航線圖。從考古出土的玻璃器可以看出，中國古玻璃一直存在著兩個系統：進口玻璃和國產玻璃。進口玻璃多通過陸路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而來。
蜻蜓眼與仿玉玻璃：中國早期玻璃的生產
中國歷史上有多種重要發明，如制瓷、造紙、指南針、火藥、印刷術等，對世界文明的進程貢獻巨大。然而，玻璃這種人工材料卻不是我們最早發明的。根據考古發現，世界最早的玻璃誕生在公元前2300年的美索不達米亞，即今天的伊拉克和敘利亞地區。玻璃誕生後，經過上千年的磨鍊，才從製作小件的玻璃飾品，發展到製作玻璃容器。
與西亞玻璃相比，中國玻璃出現得較晚。春秋末戰國初，西亞的玻璃珠飾經過中亞遊牧民族的中介，作為貿易品進口到中國的中原地區，最為典型的是西亞的玻璃蜻蜓眼。春秋末期的河南固始侯古堆1號墓、洛陽中州路西工段M2719出土的玻璃蜻蜓眼和戰國早期的湖北隨縣曾侯乙墓出土的玻璃蜻蜓眼，很可能是西亞的舶來品。到戰國中晚期，中國已經能夠製造外觀上與西亞玻璃相似，而成分又完全不同的玻璃蜻蜓眼和管飾。西方的玻璃多用蘇打做助熔劑，稱之鈉鈣玻璃，中國可能由於缺少蘇打資源，最早生產的是鉛鋇玻璃。中國戰國時期的玻璃蜻蜓眼和管紋飾色彩豔麗，尺寸較大，幾何圖案豐富多變，是世界上最漂亮的玻璃珠管。在湖南、湖北、河南等地的考古發掘中，都有大量的發現。
■ 蜻蜓眼琉璃珠，戰國，1990年淅川徐家嶺10號墓出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戰國中晚期，中國已經能夠製造外觀上與西亞玻璃相似，而成分又完全不同的玻璃蜻蜓眼和管飾。
中國玻璃的誕生可能受西亞影響，但是新建立起來的玻璃業很快就與中國的文化傳統相融合，生產玉的仿製品。中國人對玉這種天然材料，有一種極濃厚的偏愛。古代人相信玉可以使屍體不朽，因此有些玉器是專門為保存遺體而製造的，稱為“葬玉”。葬玉在漢代玉器中佔很大比例，主要有玉衣、九竅塞、玉和握玉等。作為玉的代用品，玻璃衣、玻璃九竅塞、玻璃和玻璃“握玉”也都出現了。玻璃璧是玉璧的代用品，自戰國中期在湖南地區就廣泛地用於喪葬。玻璃璧在西漢時期還繼續使用。陝西興平茂陵附近出土的一塊西漢玻璃璧，直徑達23.4釐米，重達1.9公斤，可稱為玻璃璧之王了。
■ 山西大同市南郊北魏時期墓葬M107出土玻璃碗，典型的薩珊玻璃，透出玻璃變幻莫測之美。
■ 湖南長沙戰國墓出土的玻璃璧。玻璃璧是玉璧的代用品，自戰國中期在湖南地區就廣泛用於喪葬。
漢代的玻璃容器也已開始生產。徐州北洞山西漢楚王墓（公元前128年）出土了一批玻璃杯，共16件，其中兩件比較完整。杯身呈直筒形，平沿、直壁、平底。玻璃呈淡綠色不透明，內含小氣泡，鑄造成型。玻璃杯淡綠色半透明的質地，與天然玉很相像，因此在原發掘簡報中被誤稱為“玉杯”，可見漢代玻璃仿玉已達到了以假亂真的程度。河北滿城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及其妻竇綰墓出土了3件玻璃容器，工藝相當精美，其中兩件為玻璃耳杯，一件為玻璃盤。耳杯和盤的玻璃質料相同，都為翠綠色，微有光澤，呈半透明。2009～2011年，江蘇盱眙大雲山漢墓的考古發掘中出土了22件玻璃磬，其尺寸與石磬相仿。漢代就能夠製造這樣大型的玻璃器，令我們對當時玻璃製造業的規模和技術刮目相看。
漢代的文獻中已有玻璃製造的明確記載。東漢王充的《論衡·率性篇》：“道人消爍五石，作五色之玉，比之真玉，光不殊別。”“五色之玉”，就是指漢代的仿玉玻璃。作為玉的仿製品，其價值自然低於玉，也不為上層社會所重視。這種觀念受到了從羅馬進口到中國的玻璃的挑戰。
■ 內蒙古奈曼旗遼代陳國公主墓出土帶柄乳丁玻璃瓶，具有伊斯蘭風格。
羅馬玻璃隨絲綢之路：輸入漢代中國
公元前1世紀末，羅馬成為版圖囊括地中海沿岸的大帝國（公元前27～公元496年）。玻璃業是羅馬帝國的主要手工業之一。在羅馬帝國統治的500年裡，玻璃器數量之大，品種之多，質量之精，在世界玻璃史上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羅馬玻璃輸入中國的年代可能早到西漢中期。廣州市橫枝崗的西漢中期墓曾出土了3件玻璃碗，這3件玻璃碗的器形、顏色完全相同，都是深藍紫色，半透明，平底直口；模製成型，外壁經過打磨，口沿下刻有一道陰弦紋，內壁光滑無痕。1981年，江蘇邗江甘泉2號漢墓（公元67年）出土了3塊玻璃容器的殘片，為紫紅色和乳白色相間的馬賽克(Mosaic)玻璃，外壁有模印的輻射形豎凸稜作為裝飾，將遺存的這3塊玻璃殘片復原的器形是缽。這種帶豎凸稜條裝飾的缽的器形在我國很罕見，而在公元前後１世紀的地中海沿岸非常流行。
■ 手持玻璃容器和花環的埃及人肖像，公元220年羅馬時期。公元前27〜公元496年，羅馬成為版圖囊括地中海沿岸的大帝國。玻璃業是羅馬帝國的主要手工業之一。羅馬玻璃輸入中國的年代可能早到西漢中期。
廣州和江蘇邗江的羅馬玻璃可能是通過海路輸入的。公元前１世紀的一位希臘人周航紅海、波斯灣、印度半島東西兩岸，寫下《愛利脫利亞海周航記》。書中記載了中國的位置和物產，也記載了地中海沿岸的玻璃器東運的情況。在東西海路交通的重要港口——印度半島的本地治裡出土了公元１世紀的羅馬玻璃殘片，文獻和出土實物都說明最遲在漢代，東西兩大文明間即存在著海路交通。
1987年洛陽一座東漢墓出土的一件纏絲玻璃瓶，圓錐形瓶身，長頸，口沿外展後內折成平脣。這種玻璃瓶最早出現於公元1世紀30年代，持續到公元1世紀末或公元2世紀初，來自羅馬帝國的地中海沿岸。這種玻璃瓶不僅在器形上與中國傳統器形不同，而且使用了與中國漢代玻璃器截然不同的成型方法——吹製法。玻璃吹製成型法是充分利用液態玻璃在溫度下降時逐漸變硬直至固態的特殊性質而發明的一種成型方法。在玻璃吹製成型法發明前，任何其他材料都沒有采用過這種方法。吹製法最早出現在公元前１世紀中葉的地中海東岸，是羅馬玻璃對世界玻璃發展史的最重要的貢獻之一。
■ 廣東廣州市橫枝崗西漢中期墓出土的羅馬玻璃碗。
羅馬玻璃瓶出土於洛陽東漢墓並不偶然。洛陽是東漢的首都，東漢時期，很多中亞人在洛陽定居。著名的佛經翻譯家支讖就是中亞的月支人，安志高則是來自伊朗高原的安息人，他們都在洛陽從事了多年的翻譯佛經工作。1979年，前蘇聯考察隊在古代大夏境內發現一處埋藏有黃金藝術品的貴族墓地。墓地位於阿富汗北境席巴爾甘東北5公里處，墓中出土的黃金藝術品多達兩萬餘件，還隨葬了古代羅馬、安息、天竺、斯基泰和西漢的大批藝術品。其中有兩件玻璃瓶，與洛陽出土的羅馬玻璃瓶很相似。由此看來，洛陽發現的羅馬玻璃瓶很有可能是通過絲綢之路輸入的。
■ 河南洛陽的一座東漢墓出土的纏絲玻璃瓶。這種玻璃瓶不僅器形與中國傳統器形不同，其成型方法也和中國漢代玻璃器截然不同，它是採用吹製法製作成形的。
玻璃是魏晉南北朝貴族鬥富之寶
羅馬玻璃壁薄質輕、晶瑩透明，是國產仿玉玻璃無法相比的。羅馬玻璃的出現，對國產仿玉玻璃產生了致命的衝擊，這種來自異域的玻璃器成為上層社會的時髦追求。
魏晉南北朝時期，雖戰火紛飛，民不聊生，但世家大族佔有大量的土地和財富，奢侈成風，互相鬥富。在“鬥富”中要向對方陳列出自己的寶物，以顯示自己的地位和財富，西方進口的玻璃器便是寶物中的一項。北魏的文獻《洛陽伽藍記》記載：“而河間王琛最為豪首”，“琛常會宗室，陳諸寶器……自餘酒器，有水晶碗、瑪瑙琉璃碗、赤玉卮，數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無，皆從西域而來”。這裡清楚地記載了從西方進口的玻璃碗，是北魏王琛顯示其豪富的寶器之一。
■ 遼寧北票北燕馮素弗墓出土玻璃鴨形器，一件造型極為別緻的羅馬玻璃器。
魏晉南北朝時玻璃容器被視為寶物，可能是由於那時人們已經充分認識到西方玻璃的藝術價值，特別是晶瑩透明的性質，是其他材料都難以比擬的。這個時期有不少詩文讚揚玻璃器的美麗，其中最著名的是西晉詩人潘尼的《琉璃碗賦》。這首賦中寫道：“光映日耀，圓成月盈。纖瑕罔麗，飛塵靡停。灼爍旁燭，表裡相形。凝霜不足方其潔，澄水不能喻其清。剛堅金石，勁勵瓊玉……”充分地讚美了玻璃碗作工精良、透明度很強的特性。《世說新語》也曾記載：“王公與朝士共飲酒，舉琉璃碗，謂周伯仁曰：此碗腹殊空，謂之寶器，何耶？答曰：此碗英英，誠為清澈，所以為貴耳。”
■ 江蘇南京象山7號墓出土玻璃磨花筒形杯。魏晉南北朝時期，羅馬玻璃輸入到中國的品種和數量都有增加。在南朝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南京附近，比較集中地出土了進口的羅馬玻璃。
西晉魚豢的《魏略》記有：“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縹、紺、紅、紫十種流離。”大秦就是當時文獻中對羅馬帝國的稱呼。魏晉南北朝時期，羅馬玻璃輸入中國的品種和數量都有增加。在南朝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南京附近，比較集中地出土了進口的羅馬玻璃。南京象山7號墓出土兩件玻璃磨花筒形杯。玻璃杯外壁附著一層白色風化層，玻璃無色透明，泛黃綠色，氣泡較少、較小；口緣下及底部磨有橢圓形花瓣紋，腹部有七個大縱橢圓形紋。另一件玻璃杯已壓碎，但器形、質料均與上件相似，只是顏色稍深，呈淺黃褐色。象山7號墓位於東晉門閥豪族琅琊王氏家族墓地內，推測是東晉初年王廙的墓葬。如果推斷無誤，這兩件玻璃杯的年代可定為公元322年之前。此外，南京石門坎六朝早期墓出土的多塊玻璃殘片，南京大學北園東晉墓出土的玻璃片和南京北郊東晉墓出土的淺黃綠玻璃片等都採用了羅馬工匠熟練掌握的磨花技法。
中國北方也發現了羅馬玻璃。最引人注意的是遼寧北票北燕馮素弗墓（公元415年）出土5件玻璃器，有鴨形器、碗、杯、缽和1件殘器。其中最為精美的是玻璃鴨形器，基本完好無損，僅尾部稍殘，玻璃為淡綠色透明，內含小氣泡。在河北景縣北魏封氏墓群中出土了4件玻璃碗，現存兩件，其中淡綠色波紋碗出土於祖氏墓。與祖氏墓波紋碗裝飾技法相似的玻璃器，國外發現較多，如黑海北岸5世紀的羅馬遺址出土過許多波紋、網紋玻璃殘片，俄國南部還出土過一件完整的波文高足杯。
薩珊玻璃輸入魏晉南北朝
魏晉南北朝時期，進口到我國的玻璃器中有相當一部分來自伊朗高原。伊朗高原的玻璃製造業歷史悠久，公元前一千紀前後，在兩河流域的影響下已開始生產玻璃珠飾等。公元1世紀開始生產吹制玻璃器皿。公元3～7世紀是伊朗高原玻璃業最為興旺發達的時期，除了生產大量玻璃珠飾、紡輪外，還製造精美的高級玻璃器皿，供上層社會享用和出口。由於這個時期主要是薩珊王朝統治，一般將它們簡稱為薩珊玻璃。薩珊玻璃器皿造型渾樸，喜歡用連續的圓形作為裝飾，與薩珊時期流行的聯珠紋相似。薩珊玻璃工藝繼承了羅馬玻璃工藝的特點，特別是發展了冷加工的磨琢工藝，在玻璃碗上磨琢出凹球面或突起的凹球面，形成一個個小凹透鏡。透過碗前壁的凹球面裝飾，可以看到後壁的數個小圓形裝飾，充分表現出玻璃變幻莫測之美。
■ 位於波斯波利斯大流士宮殿上的浮雕，描繪了一場祭祀活動，波斯薩珊文明，伊朗公元5世紀。
北京西晉華芳墓出土的乳突玻璃碗應來自伊朗高原。這件碗圜底、球腹、頸部微收、侈口。腹部有10個橢圓形乳釘作為裝飾，乳釘列為一排；乳釘不很規整，一般高出碗外壁5毫米；底部有7對突起的刺排成橢圓形，刺高兩毫米，這些刺既是裝飾又是足，能使圜底著地平穩。墓主人華芳是西晉幽州都督王浚的夫人，葬於永嘉元年（公元307年）。當時的幽州都督統管著河北北部和遼寧，華芳作為都督夫人，才有可能獲得來自伊朗高原的玻璃器。
湖北鄂城五里墩121號墓出土了一件玻璃碗。這件圜底玻璃碗腹部有四排磨花，磨花為橢圓形稍內凹的小平面，底部也有一圓形內凹的磨花。鄂城121號墓是西晉（公元265～316年）墓葬，其年代不會晚於4世紀初，因此這件玻璃碗是最早輸入東方的薩珊玻璃之一。
最漂亮的一件磨花玻璃碗出土於江蘇句容春城劉宋時期一座墓葬，墓主人為劉宗，埋藏的年代為元嘉十六年（公元439年）。這件碗的器形為侈口、頸微收、球腹、圜底，口徑8.5釐米、腹徑9.1釐米、高6.3釐米。腹部有六排小凹球面作裝飾，由於六排小凹球面有規律地相互錯疊，所以從正面看不是成排的聯珠紋，而是由小六邊形構成的龜甲紋。碗的底部也有一個外緣呈五邊形的凹球面。這件玻璃碗無色透明，幾乎不含任何色調，內含氣泡少而小，像水晶一樣潔淨晶瑩，說明玻璃原料經過精選，熔制溫度比較高。碗壁較薄，器型規整，可能是有模吹製法成型的。碗的腹部和底部的紋飾都是採用冷加工工藝，磨琢拋光而成的。其器形與湖北鄂城五里墩121號墓出土的玻璃碗一樣，腹部的紋飾則與日本奈良正倉院藏的白琉璃碗相仿，都是小凹球面互相錯疊，構成六邊形的龜甲紋，是伊朗高原薩珊王朝的典型產品。
■ 寧夏固原縣北周李賢墓出土的玻璃碗，這件高浮雕玻璃碗是薩珊玻璃中的精品。
山西大同市南郊北魏時期墓葬M107中出土的玻璃碗也是典型的薩珊玻璃。由拓跋鮮卑建立的北魏，統一北方各國，成為第一個可以和南方漢族政權對峙的少數民族政權。山西大同是北魏前期的首都平城的所在地，北魏政權在平城近百年的經營中，大力學習漢族文化，並佔領控制了河西地區，使絲綢之路向東延伸到平城。依據出土的陶器和墓葬形式，M107的年代應早於孝文帝執政，即不晚於公元5世紀中葉。在大同北魏時期的貴族墓葬中出土薩珊玻璃說明北魏與西亞關係相當密切。
薩珊玻璃精品中還有一種是高浮雕的玻璃。這種高浮雕的玻璃精品也有在中國發現。1983年秋，寧夏固原縣北周天和四年（569年）李賢夫婦墓出土了一批珍貴文物，其中包括一件完整的高浮雕玻璃碗。這件玻璃碗與同墓出土的鎏金銀胡瓶為東西貿易史的研究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西方玻璃技術的採用
與進口的羅馬玻璃和薩珊玻璃相比，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國產玻璃器發現的不多。看來，漢代建立起來的較大規模的以鑄造成型為主的鉛鋇仿玉玻璃業在社會大動盪中已經衰亡。北魏時期，出現了一批採用吹製成型的國產玻璃容器，這一新的玻璃成型工藝的採用，與東西文化技術交流的大環境是分不開的。
河北定縣北魏塔基石函（公元481年）出土了7件玻璃器皿，從這一批器皿的玻璃質量和製作工藝來看，可能屬於同一個來源。其中玻璃缽的製作工藝水平最高。其中一件為天青色透明，氣泡較多，表面附白色風化層，斂口圓脣，鼓腹，圜底。另兩件玻璃瓶也為天青色透明，器壁特別薄，約0.1釐米，有密聚的氣泡，器壁附白色風化層，小口圓脣，短頸，鼓腹圜底，其中一個有圈足。葫蘆形小玻璃瓶3件，淺藍色透明，腹作球形，上有長頸，頸口捏彎成短勾狀。殘器一件，天青色透明，氣泡多，平底，器壁內斂，可能是盂類。
■ 河北定州靜志寺塔基出土的伊斯蘭刻花玻璃瓶。
這幾件玻璃器都採用吹製成型法，缽的口沿採用了燒口技術，瓶子的口沿似內捲成圓脣，纏貼玻璃條為圈足，這些玻璃技術都是羅馬玻璃和薩珊玻璃的傳統技術，我國北魏以前出土的玻璃器上從未採用過這些技術，但北魏以後卻一直沿用下來。這幾件器物雖採用了西亞的玻璃工藝，但掌握得並不純熟。7件器物中6件是小型器，器形簡單，也不很規整，玻璃含密聚的氣泡，與西亞的玻璃產品有較大差距。從器形上看，缽、瓶和葫蘆瓶都是我國傳統器形。這7件玻璃容器採用的吹製成型法，可以看作是羅馬玻璃技術向東傳播的結果。
《北史·西域傳》中的一段記載非常引人注目：“（魏）太武時，其國（月氏）人商販京師，自雲能鑄石為五色琉璃。於是採礦于山中，即京師鑄之，既成，光澤乃美於西方來者。乃詔為行殿，容百餘人，光色映徹，觀者見之，莫不驚駭，以為神明所作。自此，國中琉璃遂賤，人不復珍之。”關於這一段記載，有不同的理解。有的人認為是指中亞的月氏人到北魏首都平城（現在的山西大同市），製造帶釉的磚瓦，即琉璃磚瓦，因為魏世祖“詔為行殿”，應是一種建築材料。筆者認為這裡所說的琉璃，可能是指玻璃器物。近年，在大同的北魏墓葬考古發掘中，又多次發現吹製成形的國產玻璃器，為中亞人在大同製造玻璃提供了證據。
伊斯蘭玻璃在中國的發現
伊斯蘭玻璃在世界玻璃歷史上起了承前啟後的重要作用。當羅馬帝國衰亡、歐洲進入中世紀的“黑暗時代”，伊斯蘭阿拉伯於公元７世紀統治了地中海東岸，繼承了已經衰敗的玻璃業，使羅馬玻璃的精湛技術免於失傳。在以後的800年中，伊斯蘭玻璃始終持續發展，並於14世紀將玻璃製造技術反傳回意大利的威尼斯。眾所周知，現代玻璃是從威尼斯玻璃發展而來的。伊斯蘭玻璃除了繼承羅馬玻璃的技術外，在玻璃裝飾技術上也有所突破。金屬光澤彩繪和釉料彩繪是伊斯蘭玻璃的創新。此外，伊斯蘭玻璃在馬賽克、刻花、刻紋、熱塑、模吹、鍍金等工藝上都有所發展。
■ 遼寧朝陽北塔出土的玻璃瓶中瓶，一件罕見的伊斯蘭玻璃器。
近幾十年在中國考古發掘中出土的伊斯蘭玻璃給世界伊斯蘭藝術史的學者們以極大的驚喜。1980年之前中國就有河北定縣靜志寺塔基（977年）、浙江瑞安慧光塔（1034年）和安徽無為舍利塔（1036年）出土過伊斯蘭刻花玻璃瓶。20世紀80年代是我國伊斯蘭玻璃發現最為豐碩的年代。1987年，陝西扶風法門寺地宮出土了18件精美的伊斯蘭玻璃容器，下限為公元974年；1986年內蒙古奈曼旗遼代陳國公主墓（1018年）出土7件伊斯蘭玻璃器；1983年天津薊縣獨樂寺白塔塔身（1058年）發現伊斯蘭刻花瓶。1990年揚州城考古隊發掘了一處唐代中晚期住宅遺址，出土了一批伊斯蘭玻璃殘片。20世紀末21世紀初，伊斯蘭玻璃器在中國不斷有所發現。遼寧朝陽北塔在修塔過程中發現了伊斯蘭玻璃中罕見的瓶中瓶。2003年，內蒙古通遼市科爾沁左翼後旗吐爾基山遼代墓的發掘，發現了一件完整高柄玻璃杯。2007年，對內蒙古巴林左旗遼代祖陵1號陪葬墓的發掘中，出土了一批玻璃殘片，其中一件藍色玻璃碗可以修復，為進口的伊斯蘭玻璃。遼塔遼墓出土的伊斯蘭玻璃器為遼代早期與西亞的交通提供了考古學的證據，也就是說為10世紀初絲綢之路草原線路的重啟提供了證據。
■ 廣州南漢康陵出土的綠色玻璃瓶。在中國已知的考古發掘和博物館收藏中，還沒有見到與此完全一樣的玻璃器，但在伊斯蘭玻璃中可見相似的器形和相同裝飾。
2003年在廣州市東南15公里的小谷圍島發掘了南漢王朝的兩座帝陵。其中一座可以確認是南漢開國皇帝劉巖的陵墓——康陵。該墓出土了玻璃殘片一百餘件。這批玻璃殘片僅有一件修復復原，為綠色玻璃瓶。高12釐米，口徑5.2釐米；綠色透明，玻璃內含較多氣泡；侈口、圓脣、短頸、折肩、收腹；腹部到頸部裝飾有11個豎稜條。在已知的考古發掘和博物館收藏中，還沒有見到與此完全一樣的玻璃器，但是伊斯蘭玻璃中卻有相似的器形和相同的裝飾。康陵出土的直口鼓腹玻璃瓶和侈口長頸鼓腹玻璃瓶也是伊斯蘭玻璃器的常見器形。分析這批玻璃殘片的製作工藝和化學成分，可以得出康陵玻璃是伊斯蘭玻璃的結論。
南漢康陵出土的伊斯蘭玻璃是對歷史文獻很好的印證。廣州自先秦時代便是海上交通的重要港口。自漢至唐，廣州在中國海上交通和貿易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唐代宗視琉璃盤為珍寶的故事也發生在廣州。代宗大曆八年（773年），路嗣恭前往廣州平叛哥舒晃叛亂。廣州平定後，路嗣恭貢獻給唐代宗一個玻璃盤，直徑九寸，代宗以為這麼大的玻璃盤是天下至寶了。不久，宰相元載獲罪，代宗派人查抄了元載的家，抄出一個直徑達一尺的玻璃盤，這個玻璃盤也是路嗣恭平定嶺南後送給元載的。代宗發現路嗣恭把最大的玻璃盤沒有貢獻給自己而獻給了宰相，心中非常不快。路嗣恭在廣州得到的玻璃盤，應是從阿拉伯帝國運來的西方玻璃，正因這種玻璃盤在中國很難得到，所以代宗“以為至寶”。
■ 伊斯蘭的玻璃在宮廷中被廣泛使用。
由於在中國發現的伊斯蘭玻璃器數量很多，有可靠的年代和出土地點，多是精品，我國已經成為產地之外的最重要的伊斯蘭玻璃發現地之一。
從考古出土的玻璃器可以看出，中國古玻璃一直存在著兩個系統：進口玻璃和國產玻璃。這兩個系統的玻璃不僅存在於隋唐之前，也存在於隋唐之後。通過陸路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從西方進口的玻璃器一直是中國上層社會競相追逐的時尚奢侈品。中國國產玻璃的產生和發展與東西文明的交流和碰撞相關聯。雖然玻璃在古代沒有發展為中國主要的手工業，但是中國玻璃具有很強的傳統文化印記，產品清新獨特，是世界玻璃史上的一枝奇葩。
本文原刊載於《文明》雜誌2014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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