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經常想，如果20世紀30年代那場災難深重的、幾乎亡國的日本侵華戰爭沒有發生，我會生活在哪個國家？

我的父親鍾非和母親魏林都是泰國歸僑。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年輕的他們懷著滿腔的愛國熱情義無反顧地回到水深火熱的祖國，踏上了救國救民的道路。他們一生跌宕起伏，為革命鞠躬盡瘁，卻甚少把自己的光輝事蹟掛在嘴邊。我們兄弟姐妹六人，對他們的過去只知道大概情況，還是在寫這篇紀念文章查找資料時，才對他們的經歷有了多一些的瞭解。

晚年的父親鍾非和母親魏林

豈容祖國慘遭踐踏，赤子奔赴抗日前線

父親鍾非，廣東揭陽人，1914年農曆八月十八在老家出生。少兒時，因家境貧困，父親跟隨祖父漂洋過海去了泰國。在異國他鄉，爺爺起早摸黑地幹活，而家裡的日子仍舊是過得緊緊巴巴，儘管如此，爺爺還是勒緊褲腰帶，把父親送進華人學校讀書。父親深知機會來之不易，學習相當刻苦，成績也很不錯。10多歲時，因家裡實在揭不開鍋，父親不得不去打工，但好學的他沒有因此放棄學業，而是一直堅持勤工儉學，終於學業有成，當上了曼谷一所華僑小學的校長。那時，他還不滿23歲。

母親魏林，祖籍廣東豐順留隍鎮，1916年11月22日出生在泰國曼谷一個富裕的華僑商人家裡。外祖父開明，為了繼承中華文化，他把母親送進華文學校讀書。畢業後，母親進了我父親擔任校長的那所華文小學當老師。在學校裡，他們兩人相識、相知並相愛了。

抗日戰爭爆發後，泰國華僑紛紛行動起來，聲討日寇侵華罪行，開展抗日募捐，動員愛國青年回國抗日。母親的恩師莊世平老前輩也置個人安危於不顧，奔走呼號於其中。我的父母深受莊老的影響，對蹂躪祖國的日寇義憤填膺，對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憂心忡忡，併產生了回國親身參與抗日鬥爭的強烈願望。

1937年7月7日，日軍挑起盧溝橋事變，中日戰爭全面爆發。“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我的父母血性方剛，認為華僑抵制日貨和捐資救國猶如遠水難解近渴，與其留在泰國聲援抗戰，還不如回國與日寇拼個你死我活。他們決心放棄在泰國穩定的職業和安逸的生活，準備遠渡重洋，回國奔赴延安。說起這段往事，母親告訴我們：當時，因為擔心你們的外祖父、外祖母阻撓，本來從不說謊的我唯有謊稱回國求學，你們的外祖父信以為真，還給了我盤纏，讓我到廣州後去他的商號拿學費。正所謂“忠孝難兩全”，父母親這一走，再也沒能見到我的祖父祖母和外祖父外祖母。這也成了父母心中永遠的痛，但他們從來沒有後悔，因為他們知道，自己與親人的離別，正是為了成就億萬同胞的團聚。

父母親於1937年底啟程回國，從海外奔赴延安的路途充滿了艱辛，他們一路走一路尋找中共辦事處，輾轉香港、廣州、武漢……歷時將近半年，才到達革命聖地延安。站在延水河旁，站在寶塔山下時，他們已經身無分文。我真不能想像，文質彬彬、書卷氣十足的父親和從小生活條件優越、嬌生慣養的母親是怎樣走過來的。

經歷戰爭生死考驗，堅定革命絕不動搖

1938年6月，父親被安排在陝北公學（中央抗日軍政大學分校）學習，母親被分配在延安魯迅藝術學院參加培訓。

1939這一年，我父母可謂雙喜臨門：一是他們雙雙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二是這對比翼齊飛的愛國青年喜結連理，有情人終成眷屬。1940年初，他們的第一個孩子在戰火中誕生。

父親從陝北公學畢業後，分配到新四軍工作。先後任第4支隊服務團組長、隊長，新四軍二師政治部宣傳文化中隊中隊長、文藝科副科長。後來轉到地方工作，在新四軍的蘇皖根據地任7師皖江區黨委工作團副團長、黨支部書記，巢無中心縣南蘇區委書記、區長，蘇皖邊區水利局祕書主任。解放戰爭後期，他先後在濟南擔任市委政策研究室組長，紡織廠管委會主任，在上海任市委黨校支部書記等職。

母親在延安魯迅藝術學院培訓結束後，被派往新四軍二師，一直做教師、民運、後方工廠的工作。解放戰爭後期，曾在山東、上海等多個城市參加組建政權、恢復生產、支援前線的工作。

戰爭年代，他們也曾命懸一線，也曾與死神擦肩而過。父母親在新四軍二師工作期間，駐地在淮南，那是國民黨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時期。1941年1月，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爆發，父母親所處環境危機四伏，在日軍兵力密佈的華中及國民黨頑固派繳共野心不死的境況下工作和戰鬥，他們隨時面臨生死的考驗。

母親曾經向我們憶起：有一次，部隊夜間急行軍，竟然與換防的國民黨軍隊擦肩而過。國民黨軍隊武器精良，我軍處於劣勢，一旦交火，後果不堪設想。當時你們的大哥還不滿3歲，我擔心他發出哭聲惹來大禍，情急之下捂住他的嘴巴，緊跟部隊快速前進，到達安全地帶時，才發現你們的大哥被我捂住嘴，憋得滿臉通紅，差點兒緩不過氣來。

抗日戰爭期間，母親生下了三個兒子，只有老大一直留在身邊，老二和老三一生下來就託付給當地的老百姓撫養，直至解放後才接回家。母親說，有一天，國民黨反動派大肆進攻我安徽抗日根據地，當時我正挺著大肚子，來不及撤退，老鄉讓我藏進柴草堆裡，我剛剛藏好，敵人就衝了進來，他們的刺刀就在我的身邊插來插去，我險些就被捅到，真是命懸一線啊！脫險後，母親上了山，並在山上自己接生，生下了老三。大概因為這個緣故，她為老三取名“山”。

俯首甘為孺子牛，鞠躬盡瘁立新功

抗戰勝利後，年僅30多歲的父母親本可以“打道回府”與家人團聚，重建自己的安樂窩，但他們卻毅然選擇留在千瘡百孔、百廢待興的祖國，決心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獻給祖國和人民。

1949年11月，父親隨軍南下到廣州。50年代先後擔任了市政府工務局軍代表，市公用事業局、交通運輸局、機電工業局局長；60年代任市經濟委員會、工交辦副主任；70年代任市革委會生產組副組長、市科研領導小組副組長、市科學技術委員會主任、市革委會副主任；80年代任廣州市副市長、中共廣州市顧問委員會副主任等職。

父親在廣州市幾個部門任職之初，這些部門的工作多是處於起步或者轉折階段，任務重，困難大。但他作風深入，團結同志，發揮幹部和科技人才的作用，做出了開拓性業績。

父親在任市公用事業局長期間，廣州市的公共汽車從數量有限的老式燒炭車，發展成相當規模的國營公共汽車公司；自來水廠也更新設備擴大生產，基本滿足了當時市區的公交和供水需求。他任交通運輸局長後，著力發展國營汽車運輸公司，逐步取代人力車；組建輪渡公司以“輪渡”取代“過江艇仔”；並發展了一批汽車維修廠。他擔任機電局長期間，廣州市的機電工業由數量不多的公私合營的機器廠、修理廠，迅速發展成能夠生產機床、拖拉機、電器、汽車、儀表等機械設備的有上百家國營工廠的工業系統，併成為廣州市經濟發展的骨幹力量。此後他任職於市經委、工交辦、革委會生產領導小組時，關注最多的還是機電工業。“文革”後，父親任職於市科研領導小組和市科委期間，一方面發展科研系統，不僅增加市屬科研所，還在市屬四縣、各個工業局、各大廠都設科研所（站），其中包括一批研究農業生產的科研所；另一方面他組織成立了各級科學技術協會，推動在企業職工中普及科技知識和勞動技能，促進了當時全市工農業的迅速發展。他任革委會副主任和副市長後，仍然主抓全市的科技工作。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各個歷史階段，父親都在他的崗位上盡職盡責，向人民交上一份份滿意的答卷。父親先後被選為第二屆中共廣州市委員會候補委員，第五次中共廣州市黨代會代表，第七、八、九屆廣州市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廣東省科學技術協會主席團副主席，第七、八、九屆廣州市僑聯名譽主席。1988年，74歲的父親離職休養。

父親鍾非

母親魏林1949年10月隨大軍南下廣州，先後擔任公共汽車公司經理，染織廠公方代表、絹麻廠廠長、書記，紡織研究所所長兼書記，紡織局（總公司）顧問等職。1986年，70歲的母親離休。

嚴於律己清正廉潔，彰顯共產黨員風采

父母親的一生雖然平凡，但處處都顯示他們是真正的共產黨人。“文革”中，父親被“打倒”時還教導親屬相信黨的領導。在退居二線和離休之後，他還經常下基層，宣傳推動改革開放。他嚴於律己，清正清廉，從不憑職務謀取私利。他的衣食住行都非常簡樸。他勤於學習，善於思考，政治、經濟、科技、古典文學等類書籍他都看，還聯繫實際進行思考。父親平時話語不多，從不炫耀自己在工作上取得的成績。他認為，再多的成績也是自己應該做的，無論職位還是名譽，都不是他炫耀的資本，更不是我們做子女的炫耀的資本。

母親身材嬌小，靠著一生對共產主義理想的不懈追求，既經受住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時期殘酷的戰爭考驗，也能坦然笑對解放後歷次政治運動和“文革”期間多次錯誤的整批。

1977年，我到了談婚論嫁的年齡，父母找我談心，和我一起探討配偶的條件。他們沒有提出對家庭地位、收入住房、工作單位、身材相貌方面的要求，卻一再強調家庭出身要清楚。什麼叫清楚？他們解釋說，可以是“紅五類”，也可以是“黑七類”，但絕對不能在政治上不可靠，又帶什麼“嫌”字。在他們看來，家庭出身不是個人可以選擇的，但人生道路卻可以自己作主，父輩的責任絕不應該由子女去承擔，但政治上不可靠就不同了，弄不好會帶來一輩子的麻煩。

父親1994年因病於廣州逝世，享年80歲。

母親魏林於2006年12月24日在廣州逝世，享年88歲。

父親和母親共同經歷了11年的戰爭考驗，共同參加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將近40年。一路走來，他們相親相愛，同甘共苦，不離不棄，白頭偕老。他們辛苦奮鬥了半個世紀，留給我們兄妹六人的物質遺產屈指可數。但留給我們的精神財富卻是取之不竭的，那是為國為民的做人信念，那是鞠躬盡瘁的奉獻精神，那是腳踏實地的做事風格，那是大愛無疆的寬闊胸懷……

父母親，永遠是我們的驕傲!

（本文作者系鍾非之女鍾聯）

本文系祖國網發佈的原創文章。轉載請註明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