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故宮博物院文物安全問題日益嚴峻。故宮文物南遷迫在眉睫，準備工作千頭萬緒。幾百萬件文物不可能全部運走，也不可能細細篩選，結果有些精品未被收入，次品卻整箱帶走。這些被選中的文物包括書畫、銅器、瓷器、象牙、琺琅、善本等，共分5批，計19690箱62萬件。
由當時的故宮博物院院長易培基負責，開始做文物遷運前的篩選打包工作，為此他們還專門聘請了極富這方面經驗的文物古董商指導。打包文物採用的方法是，根據文物的形狀用稻草做襯，以棉花貼緊，外面包上優質棉紙，這種專業的文物打包方式經得起長途跋涉和劇烈顛簸。幾十萬件文物在上萬裡的運輸過程中竟一件未損。
1933年2月5日晚間，北平全城戒嚴。13491箱文物從神武門廣場出發，由幾十輛板車輪流運往火車站，軍隊全程護送，沿途軍警林立。不到120天的時間裡，五批文物循序運往上海，後又輾轉至南京朝天宮。
但隨著戰事不斷深入，南京也不是安全之地，文物繼續分三路西遷，因為沒有交通工具，最後剩3000多箱滯留南京。“這次西遷歷時8年，行程萬餘里，運送文物的車輛、人員艱難行走於四川蜀道。沿路敵機轟炸，遭遇匪類，不斷臨時更改行走路線和臨時存放地點。最後以微小的損失完成了這場歷時長久、數量巨大的文物遷徙之路，被國內外人士稱為奇蹟。”
1942年2月，故宮同仁攜家眷於重慶南溫泉
故宮大批文物南遷後，總務處長張庭濟奉命留守。日偽政權下的故宮博物院艱難維持，盡力周旋。1937 年 11 月，淪陷初期張庭濟曾代表北平留守職工向國民政府行政院彙報現狀，尋求保護。目睹當時情況的美國漢學家珍妮特、沈大偉說：“日軍在 1937 年 9 月佔領北平的時候，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已帶了部分珍寶西遷，……以後馬衡不在的日子裡，負責故宮工作的是總務處處長張庭濟。日本方面妄圖派日本人擔任故宮的院長或顧問，但由於遭到故宮工作人員的堅決抵制而未果。日本人也不得隨意進入故宮，除非帶有介紹信，否則會被留守的工作人員拒之門外。”在這淪陷的八年中，“留守人員雖然不像隨文物南遷的人員那樣辛苦奔波、風餐露宿，但在日偽統治下也非常難得，不卑不亢，可以說是不辱使命。”由於大量文物珍品外遷，加上日偽的干擾、破壞，只能勉強維持分路開放，但遊人寥寥，門庭冷落。
1938年6月，憲警兩次闖進故宮博物院太廟圖書館搬走撕毀大批圖書資料，書籍242種，340冊，雜誌369種，10682冊。書籍中有反日抗日、談及日偽政權和滿洲的一律銷燬，包括大量印有國民黨青天白日標誌的圖書，另外含有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等內容的絕對銷燬；有關司法、教育、財政等的書籍雜誌也必須銷燬。這次查沒銷燬對故宮文獻資料庫藏是一個巨大打擊，日本希望藉助這種方式推行奴化教育。
文物運送途中
不久的獻銅運動再次把故宮博物院拖入泥潭。1945年3月，侵華日軍北京陸軍聯絡部致函偽北京特別市市長，要求“北京特別市官民”，“獻納（供出）各自存有之一切銅類，以資直接增強戰力，藉以實現大東亞共榮圈之確立。”各家各戶和單位被強行徵收銅鐵，作為日軍造炮彈和子彈使用。“這個運動波及到千家萬戶，故宮這樣的文化機關也沒有幸免。”
儘管多次抵制，最終為確保故宮整體安全起見，不得不將一些散落於各院落無號的銅缸銅炮等1095斤交了出去。但金品獻納委員會和日軍對此量均不滿意，要求故宮必須捐獻更多，因為僅北京一市日本軍部下的銅鐵徵集任務就高達40萬公斤。日偽華北政務委員會最終命令將不能斷明年代的銅缸 54 件以及 2 尊銅炮運走檢送。
在此之前的1944 年 6 月 22 日，日軍已經從故宮劫走銅燈亭 91 個，銅炮一尊。這批文物剛運到天津，還未及轉運到日本，日軍即宣告投降。張庭濟等會同教育部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平津區助理代表王世襄，前往天津接收運回這批文物，看到的情形是“有的已殘破、毀壞，共重 4460 公斤，較劫走時少了 971 公斤，而此前被劫走的 54 個銅缸也不見蹤影。”根據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的統計，“本院（淪陷期間）被徵用之銅品2095市斤外，計銅缸66口，銅炮一尊，銅燈亭91件。”
八年抗戰中，北平故宮文物被日本掠奪了銅器149件，太廟圖書館大批圖書雜誌遭破壞，文獻館的張鼓峰輿圖被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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