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現金貸被推向了風口浪尖，承受重壓。4月10日，中國銀監會《關於銀行業風險防控工作的指導意見》劍指現金貸業務，使之成為眾矢之的。主流媒體和輿論一邊倒地對其批判，其主要理由集中在：現金貸利率過高，為變相高利貸。這種以利率高為否定現金貸的理由，細究下實則站不住腳。

利息才是關鍵，而不是利率

利率，通俗講，就是錢的價格。商品有價格，比如一斤蘋果10元。借錢也有價格，比如銀行借款年化利率6%。但利率只是計算借錢成本要素之一。真正的總借錢成本即利息支出，是由借款額度、借款週期和利率共同決定的。比如買2斤蘋果最後支出是20元的總成本。向銀行借2萬2年，利息支付總額是2400元（2萬x2年x6%）。

由於借款週期長短不一，不方便比較，因此金融行業約定俗成，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把不同時間單位利率轉化為年化利率，易於比較。

但是很多人忽略了年化利率轉換的前提條件，簡單粗暴地把市場上大多數現金貸的日綜合利率轉化為年化利率，給現金貸冠上“變相高利貸”而予以否定。然而，現金貸與其他普通貸款相比差別巨大，生搬硬套轉化為年化利率比較只能以偏概全，忽略了本質。

什麼才是本質？支出總成本才是本質，價格往往是表面現象。人們日常生活更加依賴總支出，比如鑽石和煤礦同樣是由碳元素組成，但是鑽石只用克拉計價，煤則用噸為單位。從來沒有人把鑽石價格轉化為以噸，算出天價和煤對比。因為小小鑽石足夠用，人們有能力支付以克拉計價的鑽石。

同樣的道理，利率是表象，利息支出才是消費者最關心的。現金貸額度小，週期短，因此借款用戶的真正總成本沒有想象中的高。據統計，現金貸平均借款額度在2000元，時間在7到30天，以年化利率100%計算，用戶借2000元在14天只需要支付57元的總利息成本（2000x14x100%/365 ），這差不多是從北京國際機場叫出租車回市區的費用，這比跟朋友借錢欠個人情以後還要請吃飯還划算。現金貸市場快速增長的事實證明，民眾對這樣小額短期，雖然利率高但利息不高的金融產品是很歡迎的。

現金貸的成本

因為現金貸被冠上“變相高利貸”的惡名，順理成章，現金貸被看成是暴利行業，理由貌似簡單：銀行6%的年化利率都能躺著賺錢，現金貸則幾十倍高於銀行年化利率肯定暴利。其實不然，銀行與現金貸在放貸對象和放貸規模不同，造成成本上差別極大。如下圖所示，現金貸的獲取每一個客戶完成每單交易的成本類別，主要由可變成本和固定成本組成。

可變成本包括資金成本和壞賬損失，兩類成本會根據借款金額和時間長度而變化。而獲客，徵信和運營成本屬於固定成本，為獲取和服務一個客戶，這些成本是固定支出，不會因為借款金額和時間變動。

通過對比可以看出，現金貸和銀行個人貸款在可變成本上差距很大。現金貸企業的資金成本和壞賬損失分別是銀行的5倍和12倍左右。資金成本較高源於現金貸不屬於正規金融機構，無法像銀行吸收存款，因此只能通過市場籌集資金，加上現金貸企業規模不大，因此資金成本相對比較高。現金貸壞賬成本畸高有兩大原因：一方面現金貸客戶的信用和收入不佳，造成壞賬率高。另一方面是現金貸的客戶多頭借貸造成。部分客戶利用現金貸無法信息互通也沒有接入統一徵信體系的漏洞，在多個平臺同時借貸，引起借款人還款負擔遠大於承受能力，造成較高壞賬率。

現金貸和銀行個人貸款在可變成本上的差距雖然大，但還不足解釋為何兩者整體貸款利率差別達數十倍。其根源在於固定成本的比重。如上圖的單筆交易案例計算顯示，雖然兩者固定成本絕對數額相差無幾（為了演示方便，假定兩者一筆交易總固定成本一致為140），但是因為現金貸額度低，週期短，固定成本在總成本比重凸顯，構成了每筆貸款的絕大部分成本來源（78%，對比銀行相應的10%）。

企業並不是慈善機構，而是要以盈利為目的。現金貸企業必須在這筆交易裡收取必要的利息來覆蓋成本，至少達到盈虧平衡。由此推算出來現金貸必須收取高達156%的年化利率，是案例中銀行收取年化利率的35倍(4.5%). 利息收入等於借貸金額、週期和利率相乘。借貸金額少，週期短，必然迫使利率高。

這個道理並不難懂，現實中也有眾多類似的場景。筆者曾經手機沒電又沒帶充電設備，這時候在路旁看到投幣收費手機充電站，一次20元。如果按照用電成本算，充電一次耗電費用1分錢不到，收取20元簡直就是千倍的暴利行為。然而，我卻覺得非常值得。它不僅救急，而且總成本也不貴，最重要的是，我偶爾才需要用它。況且，設充電站也需要投資設備和場地等固定成本，而用戶使用頻次低，收取20元完全是良心公平價。我真心感激有這樣的服務。

我們能容忍甚至感謝千倍暴利的手機充電樁，為什麼不能接受利率看起來高而利息卻不高的現金貸呢？

業者對策：“砍頭利息”和回頭客

由於輿論對高利率片面理解造成的反感一時難以改變，現金貸企業通常把固定成本從貸款額度中扣除，降低了名義上的利率，同時也造成給客戶的實際貸款數額和原申請額度不同。以同樣的案例如下圖所示，客戶甲借3000元，實際拿到手是扣去140固定成本後的2860元，而名義年化利率則從156%劇減為34%，但是綜合年化利率還是156%不變，只不過換了一種表述方式。

有專家以“砍頭利息”抨擊現金貸企業這種做法。筆者認為這需要區分對待，如果現金貸企業以虛假和片面的信息（比如只宣傳貸款利率34%）誘使客戶貸款，那是應該受到監管的處罰。如果現金貸企業對客戶公開透明，宣傳上不僅體現貸款利率也體現綜合利率，這種從貸款金額中扣除費用做法無可厚非。

筆者在北京多年，丟了不下5張市政交通一卡通卡（俗稱地鐵卡，用於各種市政交通）。每次辦新卡，充值50元，拿回來的卡里只有30元，因為地鐵窗口同志就先扣除20元新卡費。以我使用寥寥幾次就丟一張交通卡來計算，我坐地鐵的“綜合票價”高得出奇。但是我覺得收20元可以理解，不能叫“砍頭卡費”來反對。關鍵在信息透明公開，讓消費者或者借款者事先了解所收的費用和所造成的影響。

除了以費用的形式名義上降低貸款利率，現金貸企業還能通過增加回頭客的方式來實際上降低貸款利率。利率高的最主要原因是每單交易固定成本比重極大，如何降低固定成本是降低利率的關鍵。企業無法增大貸款額度或延長貸款週期，因為壞賬風險會急劇上升，同時也不符合現金貸額度小週期短的特性。但是企業可以通過增加客戶重複貸款的次數，來分攤固定成本。如下圖所示，通過對客戶乙兩次貸款，分攤了固定成本，能把收支平衡下的年化貸款利率，從156%降到95%。

在筆者調研中發現，很多現金貸企業由於市場競爭，監管和輿論原因，他們一般以低於單筆平衡年化利率（單筆成本）來設定貸款利率，因此借款人的首次現金貸往往是企業虧錢在做，只有借款人重複貸款到一定次數，他們才真正盈利。因此現金貸企業普遍把發展現有客戶作為重中之重。

民眾需要的金融才是普惠金融

誰沒有著急用錢一時半會兒籌不到的時候呢？特別是低收入者：農民要根據節氣播種的急需借錢買種子；剛畢業大學生借錢交租房押金；老百姓看病急需用錢。古今中外，低收入者的現金需求一直都普遍存在，甚至早於銀行。古有當鋪，今有國外的盛行的薪金貸（Payday Loan）.

而低收入者的金融需求，長期以來得不到正規金融體系的服務。現有的個人借貸市場中，銀行作為主體，服務的是高端優質客戶， P2P、小貸和消費貸服務的是中間客戶。清華五道口金融學院院長、中國人民銀行原副行長吳曉靈稱：“對於低收入人群來說，有融資的機會，遠比融資價格重要”。而低收入者無信用，沒有具體消費場景，在現金貸出現前，只能依靠利率畸高且沒有任何保障的民間借貸（或稱地下金融或高利貸）。

現金貸的出現，提供了一種不用抵押、不用擔保等繁雜手續，可以立刻到帳，靈活方便的金融服務。現金貸滿足了很多正規金融機構服務不到的、急需現金臨時週轉的廣大群眾的金融需求，同時讓地下金融陽光化，成為成熟金融體系必要和有益的補充。據統計，現金貸在短短3年內，規模已經發展到6千億左右。單單從交易過億的頻次上看，足以顯示出現金貸廣闊的市場需求。

普通老百姓需要的金融，才是普惠金融。現金貸有其現實存在的意義和價值，是普惠金融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如何監管？兩頭抓，中間幫

現金貸在短短几年高速發展，很多不良企業大舉進入該領域，造成一定的負面影響，出現了眾多不可忽視的問題，需要規範。筆者認為問題在於貸前和貸後：貸前信息不透明，用欺騙營銷誘導貸款者；貸後出現壞賬，激進式利滾利，竊取用戶個人隱私，非法甚至暴力催收，這些都亟待監管。

而對於貸款過程中的利率，監管不應該一刀切，更不應該限定最高利率，對高利率只能疏不能堵。由於行業特性風險高，產品特性成本高，現金貸的利率不得不高。很多專家並不同意，稱螞蟻金服和京東金融的現金貸產品利率只有在18-25%。筆者認為這是因為企業和服務對象不同，這些有電商基因的互聯網金融企業，自身規模大，服務的是平臺上有購買歷史的優質客戶，在資金、獲客、徵信、壞賬控制和運營方面能極大發揮自身特點從而降低成本。客戶不是傻瓜，如果能輕鬆借到利率20%的貸款，誰會去借100%利率的貸款呢？電商出生的互聯網公司和現金貸公司，本身實力差距巨大，服務的是截然不同的客戶群，無法作為參照。

各地監管目前傾向於設定36%年化綜合利率作為現金貸的利率上限，表面上是保護消費者，卻事與願違。即使在美國金融服務健全，資金成本較低的金融環境下，薪金貸都已經存在20年，而且年化利率都達到300%左右。這樣不考慮實際情況，強行行政干涉的後果，必然逼迫目前現金貸企業退出低收入客戶市場，或者進入中間客戶市場重新做回原來P2P，或者沉入地下成為民間高利貸，徹底消失在監管的雷達裡。而低收入者的金融需求依然還在，有需求的民眾不得不轉向民間高利貸。這以普惠金融背道而馳。

監管者對高利率並不是毫無辦法，相反監管能發揮主導作用幫助業者降低利率。業者最大的問題在於借款者多頭貸款，造成壞賬率居高不下，監管如能夠牽頭髮起行業協會，或者讓現金貸業者接入徵信機構，這樣就能防止多頭借貸，降低壞賬成本，同時能減少業者的徵信成本，雙管齊下降低借款利率。其次，監管應該鼓勵更多優質公司涉足現金貸，增加行業競爭。致力於推動普惠金融的國際扶貧協商組織CGAP(The Consultative Group to Assist the Poor)在2008年年報提出：“最有效的降低小微金融利率的機制是競爭… 在很多充分競爭的市場，隨著效率提升，小微金融利率隨之下降”. 競爭能使風控不佳，成本過高的企業，因為利率太高而逐漸被淘汰出市場。

如今金融監管整體趨嚴，但是加強監管和支持創新是可以共存。加強監管也不能成為普惠金融倒退的理由。設定利率上限一刀切的監管方式，雖然看似簡單直接。在監管者眼裡，高利率不存在了。但實際上群眾被迫把需求轉入地下，真正失去了正規金融服務的權益。

《人民的名義》裡達康書記在為金山縣修路，出了人命，他頂住壓力，堅持把路修完，造福了整縣，老百姓都感激他。區書記孫連城，懶政不作為，只求自己不出事，卻害苦了當地老百姓，被人痛罵。監管在出臺對現金貸相關規定的時候，應該多想想政策出臺所引發的真正後果，特別是應當多聽聽底層低收入人民的聲音，因為他們的聲音最微弱，且最不容易被聽到。

以高利率否定現金貸，最後的結局則是：民眾，現金貸和監管三方都是輸家，而高利貸者會破天荒的為監管這一舉措拍手叫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