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肅涇川國開村鎮銀行55.56%股權、北京通州國開村鎮銀行75%股權、宜城國開村鎮銀行52.28%股權、大冶國開村鎮銀行51%股權⋯⋯”3月20日，北京金融資產交易所（下稱“北金所”）網站顯示多則村鎮銀行股權轉讓的掛牌公告，清一色帶有“國開字樣”，累計掛牌價格接近11億元。
這幾家村鎮銀行與國開行有何關係？記者查詢發現，被掛牌的15家村鎮銀行全部都由國家開發銀行發起成立，大多分佈在中國中西部地區。其中，國開行控股13家，持股比例均超過51%，另外兩家持股比例分別是45%和30%。
而根據國開行2015年年報，截至2015年底，國開行共計控股13家村鎮銀行，參股2家，這份名單與掛牌公告相吻合。這也意味著，國開行此次“拋售”了手中所有的村鎮銀行股份，這是一場“清倉”行動。
剝離非主業
對於集中“甩賣”的原因，國開行內部人士對媒體解釋稱，村鎮銀行業務板塊不能與國開行的主業定位有很好的呼應，同時運營成本、管理成本較高，與市場需求不能較好對接。“國開行作為開發性金融機構，戰略是主業找藍海，非主業培育機制、建立模式後退出。村鎮銀行業務屬於非主業，加之零售業務也不是國開行的擅長領域，國開行是以批發業務為主”。
上海財經大學商學院教授戴國強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採訪時分析，國開行是政策性銀行，當初投資村鎮銀行這一行為是間接或直接加入到普惠金融，而此時退出，在時間上是比較微妙的。
在戴國強看來，國開行此舉表明將集中精力做好政策性業務。比如，參與到“一帶一路”的建設當中，國開行將承擔更多的責任。“一帶一路”從戰略變倡議，取得了一定進展，但目前阻撓較多。
據外媒報道，印度曾公開表示不支持“一帶一路”。印度外交祕書蘇傑生在今年2月舉行的印中戰略對話期間說：“中巴經濟走廊是這一特定倡議（即‘一帶一路’）的一部分。該走廊侵犯了印度主權，因為它要穿過巴控克什米爾地區。”
市場化退出
在公開掛牌轉讓村鎮銀行的同時，國開行也披露了旗下村鎮銀行的業績狀況。
2015年，這15家村鎮銀行業績可觀，除深圳龍崗國安村鎮銀行虧損834萬元以外，其餘14家村鎮銀行全部實現盈利，其中淨利潤最高的是天津西青國開村鎮銀行，達到2326萬元。
然而，2016年業績並不樂觀。去年上半年，虧損的有8家，其中最嚴重的是宜城國開村鎮銀行，虧損達到7061萬元。
有專家分析，村鎮銀行進入分化發展的態勢，有些村鎮銀行地處地廣人稀的地區，業務開展困難較大，再加上經濟大環境不景氣，盈利能力下降，壞賬高於往年。同時，受外部宏觀經濟、各類機構爭先佈局農村金融等影響，面臨行業競爭、信貸資金安全、服務輻射面窄等挑戰。
不過，該人士業指出，也有村鎮銀行探索出了可持續的、適合自身的發展模式，在資產規模和利潤水平上，已不輸於當地的銀行分支機構，甚至是當地農商行。
戴國強認為，國開行此舉也意在迴歸政策性銀行宗旨。“國開行商業化運作後，積極設立村鎮銀行亦是拓展業務輻射垂直範圍，與商業銀行競爭，彌補網點不足的短板。但實行商業化管理實際上是走了條彎路，現在退出村鎮銀行體現了迴歸政策性銀行的趨勢。另一方面，村鎮銀行有一定風險，資產質量較弱，會分散國開行很多精力。迴歸政策性銀行初衷，可能是當局管理部門的戰略性佈局”。
2015年4月，國務院正式批准國開行改革方案，明確要求堅持開發性金融機構定位，這意味著其定位向政策性銀行的定位迴歸。
招商銀行某分析師則對《國際金融報》記者指出，從國開行持股的村鎮銀行盈利表現來看，適時進行市場化退出無疑是目前最好的選擇。
誰來接盤股權
在戴國強看來，對於接盤者的要求使得轉讓結果在可控範圍內。交易條款對於受讓方的條件限制，也不會對村鎮銀行造成太大的影響。
對於誰可能接盤的問題，上海對外經貿大學教授李愛喜告訴《國際金融報》記者，考慮到風險控制等問題，根據政策規定，村鎮銀行的發起人必須是現有的金融機構，國開行此次拋售，應該還是會由某些現有的金融機構來接盤。
《國際金融報》記者瞭解到，在交易條款中，除了要一次性付清價款外，對受讓方的資格條件也做出了要求：
截至2016年6月30日，境內意向受讓方作為主發起人設立並持續持股的村鎮銀行不少於20家且該境內意向受讓方合併口徑下經審計總資產不少於5萬億元。
而滿足這一條款的，只有五大行以及一些大型股份制商業銀行。
此外，交易條款還標明：
含有境外公司的聯合體作為意向受讓方時，境內意向受讓方受讓村鎮銀行的股權比例須超過本標的股權的50%。
也就是說，境外金融機構沒有全盤接手的可能，村鎮銀行仍會保持國有控股。
戴國強表示，上述條款表明，接盤機構已經被限定在國有大行和較大的幾家商業銀行之內。此外，也有可能是郵政儲蓄銀行，但相比之下資產業務經營上經驗會相對弱一點。
（國際金融報見習記者 菅超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