養老金決策者須以更高的智慧來解決這一難題

在日益逼近的老齡化時代，養老金一旦處置不當，可能會成為壓垮改革駱駝的最後幾根稻草之一！

“退休年齡延遲到65歲”的方案，等於剝奪了辛勤勞作的中國人享受晚年幸福的基本權利，引發各地輿論譁然；清華女教授“15年義工論”，或置數千萬老年人於無法領取養老金的“財務真空”，一發聲便激起廣泛民怨；而政府制定出臺的“以房養老”意見，因面臨“70年產權”等難以逾越的“路障”，更是觸發民間反彈，以致民政部不得不反覆解釋，以平息公眾的怒氣。若此類“養老金論戰”長期蔓延下去，則持續折射著中國人對自身命運的嚴重焦慮。

社會保障體系建構不全，跟經濟總量的飆升形成諷刺性對比；國家公積金管理不善，卻拒絕民眾自主選擇優質基金管理機構；政府挪用和管理形成的失誤，其後果卻要由民眾自己埋單，這似乎正在成為政府的基本策略。但它的功效不是為政府解脫困厄，而是腐蝕“中國夢”的內核，令其淪為一個難以企及的幻影。

國民焦慮和社會恐懼，是21世紀中國的最大心理危機。中國人的晚年恐懼正在不斷加劇，究其原委，就是對朝令夕改的政策的深層疑慮，反映出日益嚴重的政府信用危機。有網民為30年來的政府口號梳理出一條漸變的線索——從30年前的“計劃生育好，國家來養老”、20年前的“計劃生育好，政府幫養老”、10年前的“養老不能靠政府”，最後成為當下的“65歲退休再說”，這種政策承諾的戲劇性演變，向我們驗證了行政誠信體系的凋謝。

醫保和養老制度與民眾日常生活正在面臨兩大錯位：重病高發、低額醫保與高價醫療之間的嚴重失調；通脹撬動的高昂消費指數與低微退休金之間的嚴重失調。這兩種失調，是中國人晚年恐懼的根源。

鑑於獨生子女政策的長期執行，中國社會正在迅速進入老齡化。老人將成為人口構成的主體，而他們的權利和訴求，仍未能得到應有的傾聽與尊重。中國目前有2億老人（60歲以上），其中至少1億人身患慢性病；而中國城市老人貧困率約為23%，農村高達近30%。他們的養老金和醫療保險，處於不斷動搖和消解的危機狀態。如果沒有足夠的積蓄，或孝順的兒女依託，現在又有哪個養老院或社會機構願意背這沉重的包袱？

其實，恐懼不是老年人獨佔的心理感受，不同年齡段的中國人，都要面對自身獨特的恐懼主題。1987年，一幀《我要讀書》的大眼睛女孩照片，引發了人們對鄉村兒童生存狀態的強烈關注。那雙好奇的眼睛裡，流露了難以言喻的疏隔、戒惕和不安。而現在，這種表情已經從兒童轉向老人，進而向各年齡層擴散。

幼年恐懼，導源應試教育體制的畸形。在貧困鄉村，人們擔憂的是教育缺失；在發達城市，人們擔憂的卻是教育過度膨脹、過度依賴標準答案、過度強調知識量和解題的順從性，完全無視想象力、創造性和批判性思維，無視正確的公共交往和表達方式、無視以普遍價值為基準的人類德行，由此引致“童年早謝”和“精神早衰”。有錢人可以把孩子送到國外作“教育避難”，而普羅大眾只能被迫跟這種體制長期周旋，甚至最終淪為痛苦的祭品。

青年恐懼，多緣於天文數字的新生活預算。大多平民出身的青年，尤其在非出生地謀職之後，被迫面對結婚、購房和生育的沉重經濟壓力。而這“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的直接後果，就是導致北京這樣的超級城市，出現了數十萬大齡未婚群體，因為終止婚姻計劃，是卸下生存重負的惟一方式。

中年恐懼，是基於對迅速增長的癌症發病率的驚駭。儘管衛生主管部門矢口否認，但許多網民在微博交流中都透露，在自己的個人生活圈裡，腫瘤患者在不可遏制地迅速增加。這癌症景觀是令人驚駭的，它不僅製造死亡，而且描繪著民族的悲劇性面容。

本文所陳列的景象，還不是所有現實恐懼中的全部。政府部門如果丟失誠信，則公民缺乏安全感，這是更大危機的危險先兆。在日益逼近的老齡化時代，養老金問題一旦處置不當，可能會成為壓垮改革駱駝的最後幾根稻草之一。決策者須以更高的智慧來解決這一難題，而非放任它對國家誠信的侵蝕。

所幸的是，恐懼感只是一種心理警報，坐擁11萬億元年度財政收入的富庶政府，必然具備足夠的社會保障能力，而它的惟一方式，就是放棄以延遲退休和提高繳納養老金額度來轉嫁危機的策略，履行“社會主義”的政治承諾，建立完善健康的社會福利體系，以修復政府誠信體系，讓恐懼從民眾的眼神裡徹底消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