瀋陽人的群體畫像中，絕不可少了那些深沉地愛著這片土地，並賦予其以希望的年輕人。不像父輩經歷了瀋陽早期的輝煌以及迅速破敗後的蕭條，他們成長的時日，瀋陽正從低谷中掙扎而起。
並不遙遠的鐵西
漫步在瀋陽街頭，我羨慕那形形色色的老人，他們都是有故事的人，記憶裡裝著一個老瀋陽，那些我無法親身去感知的歷史細節，都已融進他們的血肉，成為身體裡不可分離的一部分。
歷史從未這麼快過，瀋陽最懂這其中的滋味。
年輕人沒有歷史感，他們所見的城市已在迅速的變化中完全改觀。新起的商場、拓寬的街道、時尚的穿著，按如今的標準，瀋陽是座挺時髦的城市。但若是能坐著時光穿梭機，去經歷共和國初生時期的瀋陽，他們定更能體會什麼是“大瀋陽”，據說，那時只有兩座城市能享有“大”的冠禮，另一座是上海。
瀋陽市遼寧賓館原名大和旅館，建於一九二七年，使用於一九二九年。建國初期作為瀋陽市政務接待國賓館，接待過毛澤東、周恩來等國家領導人以及西哈努克親王等外國元首與知名人士
瀋陽確曾是權力中心，沿街商鋪上“皇城”或“皇家”的名號透露著它的歷史。自四百年前努爾哈赤突然決定遷都於此以來，這座邊城開始作為“盛京”和“奉天”進入歷史前排。
至於“瀋陽格勒”，則是出自大象公會黃章晉的筆下，以形容瀋陽後來的蘇聯化程度之高。建國初期，在蘇聯的直接援助下，包括瀋陽第一機床廠、瀋陽第二機床廠、瀋陽風動工具廠、瀋陽電纜廠、瀋陽航空工業學院、瀋陽飛機制造公司（原名112廠）在內的一批項目得以建立。
新中國成立後確定了18家國有骨幹企業，即所謂的“十八羅漢”，代表了當時我國裝備製造業乃至整個工業發展“母機”最高水平（瀋陽第一機床廠、瀋陽第二機床廠、瀋陽第三機床廠都在此列）瀋陽第一機床廠的前身始建於1935年，1949年製造了新中國第一臺車床--六尺皮帶車床。1950年新中國國徽頒佈後，掛上天安門城樓的新中國第一枚金屬國徽就是由瀋陽第一機床廠的鑄造車間承製的。《人民日報》譽之為“我國第一座新型的工作母機制造廠”（2007年9月20日，瀋陽第一機床廠位於鐵西區興華北街與北二路的交叉點東廠區辦公樓爆破拆除。）
當然，“瀋陽格勒”的含義還遠不止於此，其時，全社會圍繞重工業被組織成一套高效的生產機器，所建立起的現代計劃經濟體制代表了當時中國工業文明與理性主義的最高程度，很難想象全中國還有哪比這裡更接近蘇聯的社會形態。
如果說這套體制下的“瀋陽格勒”是東北乃至全國經濟的火車頭，那麼重工業集中的鐵西就是車頭裡的發動機。在它的牽引下，經濟最輝煌時，遼寧的稅收上繳水平位於全國第二，僅次於上海。
時移物換，如今，代表計劃時代“老鐵西”已經很難覓得，只有“啟工”、“重工”、“肇工”這些與工人親近的街道地名還記錄著並不遙遠的歷史。
“那時候，大家一起在單位裡上班，生活都差不多，穿的衣服也一樣。下班時候，工友們一起騎著自行車回家，在路口等綠燈。燈亮，一齊登車出發，嘩啦啦的一片。”六七十年代的鐵西樣貌，我只能通過當年在那裡生活過的老人的描述，去努力想象。
影像記錄或許能給人更直觀的感受。在王兵的紀錄片裡，90年代的鐵西，破敗而空曠的廠房、赤身裸體或衣著骯髒的工人，脾氣暴躁地謾罵和一言一語地閒聊，蕭條與窘迫交織，那樣了無生氣。
90年代末期，工人站在一間欲待拆除的鋼鐵工廠前。（攝影師：王宇文）
而現在，我置身於鐵西，滿眼所見，是雨後春筍般長出來的新建樓盤。兩根孤零零的煙囪、六藥的老廠房，還有工人村裡蘇聯援建的三層高紅磚筒子樓 ，幾乎是僅存的計劃時代的遺蹟了，但它們如今已經被掛上銅牌，劃入了文物保護的範疇，作為3A級旅遊景區，接待年輕一代去參觀。
這些筒子樓是那個時代的象徵，它們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由蘇聯專家援建，共179棟。筒子樓裡，一間二十平左右的屋子，就是一個五六口之家的全部居所。能住進去的幹部和工人在這裡自豪地過著集體生活，哪怕兩三家共用一間廚房和衛生間。在大多數家庭還在點爐子的時代，他們已經用上了煤氣。
即使沒能住進工人村，但只要進入了工人階級的行列，那也意味著揚眉吐氣的人生。那時候的工人，其身份，農民比不了，其工資甚至能比廠長多。大而全的單位對於工人來講不僅僅是一份工作，還提供著生老病死的照管。吃飯就在單位食堂，病了上醫院免費拿藥，雖然也沒啥好藥，孩子到了上學年紀，自然有幼兒園和學校。
鐵西區工人村裡僅剩的紅磚筒子樓，在當年是優越的象徵，現在已是國家3A級旅遊景區。工人村筒子樓內保留了當年的傢俱陳設。
由於瀋陽工業化率和城鎮化率最高,對於大部分瀋陽人來說，單位就囊括了生活的全部。但包管一切的單位，在為工人提供庇護的同時，也慢慢給經濟發展戴上了鐐銬。當有一天，經濟改革的大幕緩緩拉開，東北和東北人的命運也就此開始改變。
東北的下崗潮發生於1998年—2003年，稍晚於全國，規模也遠甚於全國。無數曾經顯赫的大型重工業企業成為了受到改革波及最嚴重的對象。據《中國勞動統計年鑑》，全國國企職工總人數從1998年開始暴跌，從1997年的10766萬人，到2002年的6924萬人，短短的幾年間，國有單位職工減少了3000多萬人。而其中，東北地區下崗職工佔到四分之一以上，遼寧的數目，接近280萬。
也正是從這個時期開始，東北的人口進入負增長的轉折。大量的人開始逃離老家，湧向全國。與此同時，遼寧人口的自然增長率陷入低迷，甚至從2011開始進入負值。現在的瀋陽，每四個人中就有一個老人，難以遏制的人口老齡化已成為新的東北之痛。
公園裡的大講堂
那些被體制甩出的人，構成了如今瀋陽公園生態圈裡的主力。
萬泉公園，李春文的“小河沿大講堂”人氣頗旺。李春文曾是70年代時的工農兵學員，後來是瀋陽燃料集團的中層幹部，改制大潮捲來時，因為也快到了退休年紀，他便索性退休，專門為公園裡的老人們“傳播正能量”。幾百號老人正圍成四五排直徑十幾米的圓圈，坐在自帶的小馬紮上。麥克風裡傳來“正是通過改革開放…我們開啟了新的壯闊征程”的高亢嗓音。
那天的主題是中美貿易戰，以及新時代的中國機遇，言談間李春文引用了不少數據，論證國家的強大，和堅持改革開放的必要性。“作為中國人的一員好處我們都佔到了，在國家遇到困難的時候我們就要團結起來”，他的聲音很有力，在場的人都聽得入神，間或有人轉向我，笑呵呵地誇讚道：“正能量，我們都愛聽。”
公園講堂並不稀奇，老人們的虔誠令人感動。作為計劃體制的遺民，儘管他們的人生遭遇挫折，但依然對這個國家充滿信心。他們只是深信，國家的任何決策都一定有它應然的道理。
幾個老人圍著說道開來，“改革開放最大的功勞就是能者多得，有能力你就上！” “現在十個人裡能找到正式工作的也就兩三個。” “什麼算正式工作？”“公務員，大型國企”，幾個老人幾乎同時脫口而出，“你只要不犯錯誤就能一直待著，”有人補充。看似矛盾的談論中，許多人仍念念不忘的是過去那個時代“公家的好”。
60年代的鐵西工廠，一位女工正在車間加班加點幹活（攝影師：王宇文）
在改制大潮中，閆成老人的老廠子被一個幹部收購了。閆成已七十多歲，不過仍精神矍鑠，當談到當年的變化時，他嘆口氣：“這些人，一旦搖身一變成資本家之後，對工人的態度截然不同。”
不過他並沒有在改革中經受大的變故，也真心認可慢慢變好的物質生活，只是他又嚮往過去的社會風氣，會不時感嘆雷鋒的時代已經遠去。他年輕時看到路上有人推糞車時摔倒了，就跑上去把人家扶起來，還幫著推到目的地，回去的半道上，本來心裡美滋滋，但走著走著突然一驚：“我該不會扶了一個地主吧。”說起往事，他大笑起來。
上圖：中街商業區裡的瀋陽春天商場外牆，風格按照計劃時代做舊。下：鐵西區中國工業博物館內的鑄造館，由瀋陽鑄造廠生產車間改造而成，還原建國初期瀋陽工人的工作場景
也有一位老人，際遇就不像閆成老人那般好了。那老人1945年出生，“參加革命”後，在鐵路上工作，後來自然也經歷了改制的歷史。在他的記憶裡，改制剛開始時，對他們不按下崗處理，而是找了理由，都算病退，因為那樣吃國家財政，不吃企業。但有一批人嫌病退買斷金太少，又去爭取，後來才給他們定了是內退。經過那一番折騰，他的工資還是降了一半，不過好在仍有一份收入。不似他那般好運，也有工人三十多歲就遭逢下崗失業，找不到事做，日子極艱難。
當年的下崗者命運各異，那些既非流水線工人，又非普通工種的技術工，在下崗之後依然能夠以新身份留在老單位，即使工資被壓了下來。有些運氣好的，還能在新的合資企業謀得一份新工作，工資比原來高出幾倍。還有那些曾經是管理階層的人，在時代變遷中迅速抓住新的機會。
每個時代都有其不幸者，這裡見證了太多的命運變幻。
2009年，工人們告別了他們在瀋陽北方重工業集團公司的工廠（攝影師：王宇文）
打拼的年輕人
一切的命運，都被時代卷裹，人，房子，街道。
五愛街是在瀋陽老去之後的廢墟上，一點點掙扎起來的。廢墟的起點是1983年，從一塊一塊的地攤，到慢慢搭起的棚子，棚子一點點變大，棚子沒了，高樓蓋起來了。區區二十幾戶商家增加到了上萬家，當年小小的五愛市場，現如今已經是全國五大集貿市場之一了。
這是希望的一角，相比於急速衰敗的世紀之初，瀋陽的經濟在恢復穩定之後，慢慢上行了。
當年小小的五愛市場，如今已是全國五大集貿市場之一，也是中國最著名的批發市場之一
在振興的背景下，瀋陽城迅速擴展，新區沈北和渾南，已經把瀋陽拉成了橢圓形。瀋陽人記憶裡的平房沒有了，院子的鍋爐房拆掉了，鍋爐房門口的煤堆早不見了。城市裡的人多了，不論是不是高峰，熱門的飯店老在等位，繁華的街區總是堵車。瀋陽站的坦克碑搬走了，市府廣場的太陽鳥換成了噴泉。
商場擠走了工廠，糧票換成了紙幣，工人村裡能燒煤氣的居住條件，在五六十年代人人羨慕，現在誰還稀罕，都用上電了。
看看公園裡跳著廣場舞的老人們，誰又不感嘆，物質生活是在變好了呢。
不過，還是有很多憂慮並沒有消除。經濟結構、營商環境、就業市場、人文生態，這些更深層的問題似乎還很難在短期內解決。
瀋陽市主幹道——青年大街
嶄新鐵西里的勞動公園，描摹出了仍留在瀋陽的年輕人的典型畫像。這畫像內的面孔，是聚集在那裡的快手青年。
8月的一天，勞動公園東門處勞動模範閻德義雕塑的背後，不少年紀二三十上下的男女，穿著相同的白底黑袖衣服，背後印著相同的“快手28780591，瀋陽毛哥慶典”，在聚集的人群間演奏、唱跳，甚至自拍，旁邊的人用手機錄下直播，並不時吆喝：“再使勁點點，準備開戰了，小禮物不要停。”
這樣的場景在公園內隨處可見，在“為你守候”的旋律中，不幾步就一堆圍成圈的老少，圓心位置一般有一兩個表演者，旁邊亦有幾人駕著手機拍攝下他們扭動的軀體。
路人圍觀，不明覺厲。其實，他們這是在賺錢呢。在直播中，接受看客贈送的小禮物是一種賺錢之道，因為小禮物需要靠金幣兌換，而金幣是用錢充來的。一場直播若能做得火熱，主播能掙得上千，乃至上萬。這是快手青年們的夢想。
這些快手青年，既無法進入體制，又難以於本就狹窄的就業市場中找到令他們滿意的工作。但更願意闖蕩的年輕人，不少選擇了離開。
康迪就是那已然離開遼寧老家，選擇在外打拼的年輕人。作為一個已在廣東紮根的遼寧人，他對瀋陽的感情熱烈而矛盾，既明瞭舊體制和人情社會的種種弊病，又無法割斷與老家的情感聯繫。他關心家鄉，每次看到相關的負面新聞，都無比難受和無奈：“東北人活該麼？”但他也覺得，既然東北經濟下滑已不可避免，那就不必硬扛，給她一些緩衝的時間。
瀋陽南湖公園的“萬人相親大會”，當地老人為在外工作的兒孫尋找伴侶，將他們的信息製作成簡歷貼掛起來。
他的經歷和情感很有代表性，對於所有那些被老家的社會環境與文化生態所排斥出去的年輕人來說，我愛我的家鄉，但真的沒法回去了。
瀋陽在高歌猛進的年代裡，就是最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在計劃時代迎來了它的機遇期，也因此攀升到了歷史的巔峰，潮起潮落，退潮也屬正常，只不過，這變化還是來得太過於劇烈。落差之大，超過了很多人的想象。
但因為現實也並沒有那麼悲涼。失意者從不缺席，但絕非全貌，出逃者亦只是版圖之一塊，作為東北經濟中心，三省域內人口淨流入地的瀋陽，依然是不少年輕人的庇護與希望之所。
樂觀的判斷得到了感性經驗的證明。在與更多還在上學，或是正在瀋陽工作的年輕一代接觸後，你會發現，瀋陽年輕人的群體畫像中，絕不可少了那些深沉地愛著這片土地，並賦予其以希望的人們。在他們眼裡，瀋陽既是自己熱愛的家鄉，也是幸福感不低的宜居之城。
不像父輩經歷了瀋陽早期的輝煌以及迅速破敗後的蕭條，他們成長的時日，瀋陽正從低谷中掙扎而起。
